书名：落纸如云烟:中国书法的传奇之旅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书写历史，笔走游龙。我们无法想象那如锥的笔锋究竟能幻化出多少令人嗟讶的美！

作者：宋开金,亓飞

出版社：北京日报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08-01

书籍编号：30669323

ISBN：978754772857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33780

版次：1

所属分类：艺术摄影-书法篆刻

序 言

汉字，有着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魅力，它虽然不是最古老的文字，却由涓流而为河海，形成了有着清晰演变脉络的文字体系。几千年前的汉字，我们尚能辨识它的含义，这是其他文字无法媲美的，也充分显示了汉字以及它所代表的文明强大的生命力与历史底蕴。古代学者特别是汉儒，出于解释经典的需要，对汉字的音、形、义作了大量研究，形成了音韵、文字、训诂的专门学问。古人对汉字字形的研究，使得汉字蕴含的美得到了系统的总结，进而从实用性之外衍生出艺术性的体系 — 书法。汉字的每一次演变，都带来了书法的革新，我们无法想象那如锥的笔锋究竟能幻化出多少令人嗟讶的美！

东坡诗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这当然只是句谦逊的话，事实上他既善书，又留下了许多独具创见的书论。）笔者却是既不“善书”，也谈不上“晓书”。但是，这些年来留意到的许多“书法”现象，引发了笔者一点思考：这真是书法应有的样子吗？在笔者的印象里，书法应该“妙有绝伦，动合神功”，应该“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应该“森森焉若武库矛戟”，应该“如忠臣义士，正色立朝，临大节而不可夺”，应该“如庄周之谈大方，不可端倪”……这恐怕不能简单地以米芾的“时代压之，不能高古”来解释了。司马迁言：“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笔者希望借这样一本读物，略述前贤行迹，寄托笔者对书法的憧憬与喜爱；也希望借这样一本读物，使更多的朋友认识书法，了解书法史的璀璨与斑斓。

本书大致按照时间顺序，选择了不同历史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书家加以介绍，以汉字的起源为开篇内容。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方式，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书法的发展史与汉字的发展史是密切相关的，汉字的变革必然带来书法的变革。汉字，是书法的载体；书法，是在汉字实用性基础之上衍生出的一门艺术。第二，书法的发展演变，集中体现在书家身上。在这里，我们并不是提倡一种精英史观，否定广大劳动人民对于书法的作用，而是希望通过对书家的叙述，有针对性地勾连书法史的不同画面。书家，首先是一位文字学家，他们往往能够对已有文字加以改革、整理，推动汉字、书法的进步，如史籀、李斯；又能通过自己的影响力，规范汉字的书写与传播，如蔡邕、颜真卿；更能以自己的学识与创造，延续古老文字的生命力，如李阳冰、吴昌硕……所以，书法的发展演变，集中体现在书家身上，他们是不同历史时期书写者的楷模。第三，在书法评价方面，对书家生平事迹的了解是评价其书法的重要前提。书法评价，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标准，道德标准是一个重要方面。虽然书法史上也有“不可因人而废书”的声音，但“观其书，想见其为人”是多数观书者都会产生的心理。书法与书家，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第四，在书法普及方面，以介绍不同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书家为切入点，对拉近读者与书法这门学问的距离也有一定帮助。本书选取的书家，多为大众所知，其生平事迹也广为流传。本书在此基础上，又做了进一步的拓展与延伸，以求能够将书家更加生动、丰满的一面展现给读者，进而使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书法史、书法家、书法知识。

以上是就本书编写初衷与内容所做的一点说明。由于笔者学殖不富，书中鲁鱼亥豕或有之，张冠李戴或有之，拾人牙慧或有之，秕言谬说或有之，恳请广大读者朋友不吝赐正。

是为序。

宋开金 亓飞
2018年11月

书从何来

汉字的起源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

—许慎《说文解字序》

汉字是书法的基础与载体。书法是汉字在发展演变过程中于实用性基础上逐渐形成的一门艺术。可以说，汉字之于书法，是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正是以浑厚博大、源远流长的汉字文化为根柢，书法才得以绽放出历久弥新、璀璨斑斓的艺术之光。“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为书法之源的汉字，它的起源附着在神秘邃远的上古传说之上，带给后人无尽的想象与遐思。

伏羲八卦

伏羲，也作庖牺、宓羲，风姓，是华夏族的人文始祖，传说中的“三皇”之一。据《帝王世纪》记载，伏羲的母亲是华胥氏，她无意中踩到了雷泽中的巨人足迹，因此怀孕，生下了伏羲。伏羲人首蛇身，有圣德，相传他统一了华夏族各部落，并取蟒蛇的身、鳄鱼的头、雄鹿的角、猛虎的眼、红鲤的鳞、巨蜥的腿、苍鹰的爪、白鲨的尾、长须鲸的须，创立了中华民族的图腾—龙。他教会人们织网的技术，以捕猎鱼鸟。他还制作了陶埙、琴瑟等乐器，使先民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此外，伏羲还创制了八卦，《易·系辞》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八卦正是伏羲观察天地之象而创制的。八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分别代表了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类自然景象。八卦的基础是阴阳二爻，二爻的组合变化充分体现了古人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与哲学思辨精神。而据陶宗仪《书史会要》记载，汉字的来源之一，正是神秘莫测的八卦：太昊伏羲氏，风姓，以木德王。龙马负图，出于荣河，帝则之以画八卦，而文字生焉。盖依类象形谓之文，形声相益谓之字，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以代结绳之政也。有龙瑞，以龙纪官，乃命飞龙朱襄氏造六书。六书，八卦之变也。卦以六位而成，书以六文而显。六书者，一曰象形，二曰指事，三曰谐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于是始有龙书。

▲ 伏羲像

这里关于八卦起源的记载与《易·系辞》有所不同，在伏羲传说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龙马负图的神话，使八卦的创制与文字的起源显得更加神圣、庄严，并将一个成熟、系统的“六书”体系附着其上，遂使汉字起源于八卦的传说更加丰满、生动。

结绳记事

文字的产生，代替了结绳记事的落后方式，“书者，以代结绳之政也”。实际上，结绳记事本身也是汉字的来源之一。上古时代，由于文字尚未诞生，人们传递信息的方式，主要依靠口耳相传，这一方式无疑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于是，先民试图突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更好地保存与传递信息。由此，借助实物帮助记忆成为一种很好的手段，在人类历史上存在了很长的时间。《易·系辞》言：“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序》言：“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结绳，顾名思义，就是给绳子打结，以此保存与传递信息。后世学者解释道：“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当然，从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看，目前仍有不少少数民族地区的结绳记事，并非古人解释得那么简单。绳结的大小固然代表不同的信息，而绳结的多少、疏密、色彩等，也同样带有不同的含义。

汉字中的数字有可能来源于结绳，但对于复杂的汉字体系而言，结绳的方式过于简单，它只是文字诞生之前先民保存与传递简单信息（主要是数字）的一种形式，而并非由它直接演变成汉字。

仓颉造字

仓（苍）颉造字是关于汉字起源最为普遍的传说。相传，仓颉是黄帝时的史官，又称史皇氏。他生来天赋异禀，双瞳四目。关于他创造文字的过程，许慎《说文解字序》记载道：“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

我们可以看到，与伏羲画八卦类似，仓颉创造文字，也是建立在对万物的观察基础之上的。仓颉不仅创造了文字，还整理了造字的基本方法—“六书”。六书是指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或借字方法。它们的含义，《说文解字序》中有详细的记载：“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可见，‘上’‘下’是也。”“上”“下”篆书作“丄”“丅”，甲骨文中作、，用点标明位置，即为指事。“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甲骨文中“日”“月”作、，按照日月之形而造字，即为象形。“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江”“河”以“氵”为形旁，“工”“可”为声旁，此类即为形声。“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㧑，‘武’‘信’是也。”“武”古字形为上戈下止，“止”通“趾”，“武”字本义为手持武器去战斗；“信”字由“人”“言”组成，本义为人的言论应该是诚实的，此类即为会意。“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考”“老”二字同为“耂”部，它们都带有“老”的意思，可以互相解释，此类即为转注。“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令”本义为号令，而“县令”的“令”，本来没有这个字，借用“号令”之“令”；“长”本义为头发长，指长度，后有引申为“长久”之“长”，指时间。严格来讲，“转注”与“假借”并非造字之法，它们并不能增加形成新的字形，但它们与其他四法共同构成了汉字的构造体系。

▲ 仓颉像

仓颉造字，是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大盛事，使先民在漫长的历史中累积的智慧得以有效传承，信息的保存与传播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极大地推动了原始文明的进步。这也成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淮南子》记载：“昔者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古人认为文字的产生使上天不能再隐藏它的秘密，鬼怪的恶行得以昭彰，因此才有了这些奇特的现象。

文字画

汉字无论是自八卦而产生，还是由仓颉所造，都带有传说色彩，并不能得到更多的印证。关于文字（不只是汉字）的起源，人们普遍的看法是来源于图画。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先生在他的《文字学概要》里说道：“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曾经用画图画和作图解的办法来记事或传递信息。通常把这种图画和图解称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按照‘文字’的狭义用法来看，图画文字这个名称是不恰当的，文字画这个名称则可以采用。”文字源于图画，得到考古学与人类学研究成果的验证。许多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都有文字画的存在。如距今六千余年的半坡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中，有许多类似文字的刻符，它们明显区别于一般的图画，被认为是原始的文字。距今四五千年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了刻有陶文的陶尊。这些都是汉字早期形式的代表。

▲ 半坡陶符

应该说，汉字起源于先民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在石器时代，人们的日常活动更加丰富，活动地域更加广阔，对天地万物的认识更加深刻，这迫切需要先民创造一种更加便捷、有效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保存与传递，汉字便应运而生。原始的文字应该是粗糙的、混乱的，有那么一位或者多位仓颉式的人物，将它们加以整理、规范，形成了早期文字。需要指出的是，汉字在诞生之初便带有美的意识，它们是建立在先民对天地自然的观察与理解之上的，是对自然万物的模仿与抽象，因此汉字在它的源头便带有美的因子，这些美的因子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不断积淀，为汉字在实用之外别开艺术一途做了充分的准备。后世的书法史，将那神秘邃远的文字起源时代作为源头，冠以圣王造字的神话色彩，虽不乏杜撰与演绎，却赋予汉字、书法神圣的光辉，使得后世书家无不持恭敬之心对待书法，对待我们的文字。

从甲骨到大篆

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非精于其技者绝不能为。技欲其精，则练之须熟，今世用笔墨者犹然，何况用刀骨邪？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郭沫若《殷契粹编·自序》

甲骨的发现

1899年，也就是清光绪二十五年的夏天，一位担任南书房行走、国子监祭酒的名叫王懿荣的人不幸患了伤寒，直到秋天还没有痊愈的迹象，他为此困扰，不断地寻医问药。一位大夫给他开了新药方，略通医术的王懿荣见方子里面有一味“龙骨”（即甲骨），他从未听说过有这样一种药，好奇心驱使他忍不住要找来看看。打开药包，里面的“龙骨”已被研成粉末，王懿荣仔细翻拣，找到了一小片碎骨，只见骨片上刻画着一道道线条。王懿荣是个爱好金石收藏的人，有着深厚的古文字功底。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几道线条绝非无意为之。他连忙叫来仆人询问从哪里抓来的这味药。仆人答复之后，王懿荣命他再去多抓一些“龙骨”回来。新的“龙骨”抓来后，王懿荣见仍是一包粉末，大失所望。第二天，他拖着病体，乘轿来到了药店中，再三叮嘱药店掌柜新进的“龙骨”一定不要捣碎，要把送“龙骨”的人带到他的府上。他留下一锭银子作为定金，又派人在京城各大药铺搜寻“龙骨”。

几个月后，一位名叫范维卿的古董商人被引荐到王懿荣府上。他带来了十二片完整的“龙骨”。王懿荣大喜，以每片二两银子的高价全部买了下来。要知道，这些“龙骨”卖入药店，每斤才六文钱！王懿荣给了范维卿许多银子继续收购甲骨，并只准卖给他一人。范维卿还特意来到甲骨的发现地—河南安阳小屯村收购，几乎“垄断”了甲骨市场。近代学者、藏书家罗振常在他的《洹洛访古游记》里这样写道：“后村人得骨，均以售范（维卿），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王懿荣，谥号文敏），他人无知者。”但是，王懿荣、范维卿二人的行为，无法逃过古董商敏锐的眼睛。不久之后，一位叫赵执斋的古董商人探得风声，收购了一批甲骨售与王懿荣，其他古董商也接踵而至，王懿荣收藏的甲骨达到了一千五百余片之多。

王懿荣手持放大镜仔细查看着甲骨上的线条。他隐约地感到，骨上刻画的，必是一种古老的文字，但是那方折纤细的笔画又与他熟知的金文的圆转迥然不同。熟稔典籍的他，想起《尚书·多士》里周公告诫殷商遗民的句子：“惟殷先人，有册有典。”但是，殷商的“册”与“典”后人未曾见过。莫非这较之周代金文更加天真古朴的线条，正是商人的文字？想到此处，王懿荣再也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终日沉浸其中，最先辨识出“雨”“日”“月”“山”“水”等几个与金文差别不大的文字。

▲ 甲骨上的文字

▲ 居延汉简

▲ 《金刚经》唐咸通九年刻本，出土于敦煌莫高窟

这便是甲骨文的发现—与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敦煌莫高窟经卷、居延汉简的发现并称为我国近现代四大考古学发现。甲骨文的发现，相对摆脱了殷商史研究“文献不足故也”的尴尬局面，开创了古史研究的新局面。同时，也使我们的汉字在金文之前又上溯出新的脉络—甲骨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汉字！

就在王懿荣发现甲骨文半年之后，也就是1900年（庚子年）的初夏，八国联军进犯北京。清廷任命王懿荣为京师团练大臣，训练兵勇。临国危而受命，本是为人臣者应尽之责，但王懿荣深知，这样的安排，是政治斗争的结果。王懿荣生性耿直，曾对朝廷花费巨额银两筹备慈禧太后六十寿辰表现出不满，加上其与光绪帝关系密切，因此遭到慈禧太后的嫉恨。此次督办团练事宜，兵勇皆为老弱病残，且兵器极缺，但在其位谋其政，王懿荣依然积极练兵。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王懿荣率兵拼死抵御。闻知慈禧携光绪、亲贵大臣西逃后，王懿荣写下了“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绝命词，投井自杀，以身殉国，终年五十六岁。三个月后，光绪帝追谥他“文敏”。

▲ 刘鹗

▲ 《铁云藏龟》书影

王懿荣殉国之后，家无余财，他的儿子将千余片甲骨卖给了同样醉心金石文字的刘鹗（字铁云）。刘鹗的收藏，引起了时贤极大的关注。日后在甲骨文字研究领域成就显著的罗振玉，以及日本最早研究甲骨的学者内藤湖南，都是见到了刘鹗的收藏之后，才对甲骨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刘鹗在罗振玉的鼓励下整理了这批甲骨，撰成《铁云藏龟》一书。这成为第一部著录甲骨文字的书籍。罗振玉也不遗余力地访求甲骨，收藏达两万多片。罗振玉又进而影响了王国维—将甲骨研究与史学研究相结合的第一人。在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不懈努力与推动下，甲骨收藏与研究成为当时学界与收藏界的热点，并在“甲骨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董作宾，字彦堂）的影响与带动下，成为一门至今仍长盛不衰的学问。

▲ 王懿荣书法

甲骨文的发现，不仅为古史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可靠史料，成为后人考证先秦史籍、重构殷商历史的依据，也为古文字研究、书法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甲骨文，一种契刻在龟腹甲或牛骨、鹿角上的文字，它的书写材料、书写方式，给用惯了笔墨纸砚的晚清士人以极大的新鲜感，那瘦劲、凌厉的笔道，庄严、朴素的书风，错落有致的章法，给纠结于碑学还是帖学的书家们以崭新的艺术营养与学书路径。而那些最早致力于甲骨文字研究的学者们，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探索甲骨书法的先驱。他们自身原有的书法功底与金石素养，使他们很快便融入了甲骨的世界，用笔墨重新诠释出甲骨书法的风采。

金文与大篆

金文，是铸造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中，鼎是礼器的代表，钟是乐器的代表，所以这类文字又叫作钟鼎文。金文与甲骨，必定有过一段共存的时期。从已出土的青铜器来看，殷商时代的青铜器上面，已经出现了文字，例如为大家所熟知的“后母戊鼎”，它的命名正是因为鼎上铸有“后母戊”三个字。但是，金文的鼎盛时期却是在西周，这与西周崇尚礼乐，青铜铸造的礼器、乐器极多有直接的关系。不同时期的金文，有着不同的风格。总体而言，西周前期的金文朴茂凝重、沉着雄浑，笔画遒劲挺拔；西周中期则典雅平和、肃穆端庄，用笔圆浑柔和；晚期则笔画相对统一，风格多样。西周时期铸有金文的青铜器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铭文有《大盂鼎》《散氏盘》《毛公鼎》等，为后世学金文书法者提供了多样的范本。

西周晚期的文字，一般叫作“大篆”，也叫作“籀文”，史载为西周晚期周宣王时的太史籀所创。大篆是金文规范化的体现，与之前金文笔画的粗细不均相比，大篆的笔画更加均匀简练，一些字的写法、结构也逐渐趋于固定，字形由错落变为整齐，图画的痕迹逐渐消失，从而奠定了方块字的基础。

▲ 《散氏盘》拓片

▲ 毛公鼎

▲ 大盂鼎

▲ 毛公鼎铭文

▲ 大盂鼎铭文

▲ 石鼓文

大篆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石鼓文》。《石鼓文》刻在十块鼓形石上，因此而得名。每块石鼓刻诗一首，记录了国君外出畋猎的场景，所以又被称为“猎碣”。《石鼓文》共计七百余字，于唐代初年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之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但因为时代久远，文字多有漫漶，至北宋时仅存四百六十余字。《石鼓文》的年代，史家争论不一，以先秦时期秦国作品说影响最大，而具体创作于哪位秦国国君在位之时，又有着不同的观点。但从文字上来看，《石鼓文》明显不同于秦统一后的小篆，其年代早于小篆是毫无疑问的。其整齐、规范的字形与笔画，又可谓开小篆之先声。《石鼓文》方正丰厚，古茂雄秀，用笔起止均为藏锋，圆融浑劲，结体促长伸短，匀称适中，自唐代初年被发现以来，得到历代书家的高度赞誉，例如唐代的文学家韩愈之《石鼓歌》：“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诗人韦应物之《石鼓歌》：“忽开满卷不可识，惊潜动蛰走云云。飞喘逶迤相纠错，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一书遗此天地间，精意长存世冥漠。”以及北宋的苏轼之《石鼓歌》：“古器纵横犹识鼎，众星错落仅名斗。模糊半已似瘢胝，诘屈犹能辨跟肘。娟娟缺月隐云雾，濯濯嘉禾秀稂莠。”许多书家也从《石鼓文》中汲取营养，形成自己的书写风格。如近代书画家吴昌硕先生，刻苦临习《石鼓文》，数十载未曾间断。他从《石鼓文》中所获得的艺术养分，不但对他的篆书大有裨益，其篆刻、行书乃至画作也于此获益良多，成为近世在《石鼓文》上造诣最深的大书家。他笔下的石鼓文，笔法沉厚浑朴，笔力雄健，线条粗细富于变化，既师原石之意，得其形，又别出机杼，独具风骨。

▲ 吴昌硕临石鼓文

▲ 《石鼓文》拓本

从甲骨文到大篆，是汉字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在这个阶段，汉字的图画色彩逐渐褪去，造字逐渐丰富、规范，其中蕴含的美的因子在一次次文字革新中沉淀、积累下来，为秦朝小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应该说，先秦时期的汉字是最天然朴素的，它好比一个尚未成年的人，拥有着无穷的活力与创造力。虽然先秦文字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它们所蕴含的文字记忆与艺术魅力，依然沾溉着它们之后的无数书家。

书同文字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许慎《说文解字序》

李斯的贡献

电影《英雄》里有这样一个情节：无名（李连杰饰）向秦王政（陈道明饰）讲述他所献“剑”字的来历时说到，“剑”字通常有十九种写法，他向残剑（梁朝伟饰）所求的，是十九种之外的第二十种写法。秦王政听后说道：“一个字，竟有十九种写法，又互不相认，极为不便。等寡人灭了六国之后，再灭其他诸国，必将这些杂七杂八的文字统统废掉，只留一种，岂不痛快！”电影的情节，本是出于杜撰。但秦王政的话，却道出了战国文字各成体系、互不统属的史实。太史籀虽作了努力，但是以籀文为代表的大篆，只盛行于王畿地区与秦国境内，战国文字也因此分成了秦国文字与六国文字两大系统，而六国文字又可以分为齐系、燕系、晋系、楚系等。文字存在的意义，在于记录与传播知识、信息，促进文化间的交流，文字的不同，无疑不利于不同地区间文化的传播与交流。

▲ 《峄山刻石》拓本

▲ 《泰山刻石》拓本

▲ 《会稽刻石》拓本

“书同文字”是秦灭六国之后一系列巩固统治的措施之一，它的直接推动者是李斯。李斯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对秦国，特别是秦统一天下之后政治制度的确立做出了杰出贡献。例如在秦朝实行分封制还是郡县制的问题上，他力排众议，认为应该吸取“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的教训，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在文字统一方面，李斯既是倡导者，又是书写规范的制订者与践行者。史载他提出“罢其不与秦文合”，在秦国文字的基础上整理出“小篆”，以此作为通行全国的规范文字。他又与赵高、胡毋敬二人一同书写了范字。史籍记载李斯所作为《仓颉篇》，赵高所作为《爰历篇》，胡毋敬所作为《博学篇》，三者合称“秦三仓”，共计二十章，是用于启蒙识字的读物。除了书写启蒙读物，李斯在秦始皇出巡天下时，用小篆刻石纪功，这为后世了解小篆的面目提供了最为直观的资料。例如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始皇东巡，“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于是有了《峄山刻石》。群臣又议封禅泰山事，始皇乃率登泰山，封泰山而禅梁父，刻石记事，共刻一百四十四字，是泰山最早的石刻。其后秦二世胡亥即位后的第一年（公元前209年），又刻七十八字。两块刻石被后世称作《泰山刻石》，也叫《封泰山碑》。刻石的四面皆有字，其中三面为始皇诏，一面为秦二世诏及诸臣名字。但因为时间久远，又屡遭迁移、火患，今仅存残石两块，共十字。从现存文字及残石拓本来看，《泰山刻石》书法严谨浑厚，平稳端宁；字形公正匀称，修长宛转；线条圆健似铁，愈圆愈方；结构左右对称，横平竖直，外拙内巧，疏密适宜，是小篆的典型代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 《会稽刻石》拓本

封泰山以后，始皇又登之（芝）罘，“立石颂秦德而去”，又登上琅琊，作琅琊台，刻石以纪其事。其后又有始皇二十九年的《之罘刻石》、三十二年的《碣石刻石》、三十七年的《会稽刻石》。这些刻石，据史籍记载皆为李斯所作，但因年代久远，多已磨灭、毁坏，有的坠落海浪之中。我们只能借助前贤的摹拓之功，来一睹大秦文字的风采。例如一些石刻曾被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推倒，后又遭焚毁。但唐人惜之，又将存世的拓本重新刻在枣木板上，经过摹拓后又重刻的文字必然会有所失真，所以才有杜甫“峄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失真”的批评，但借此窥见秦碑的大略，已是不幸中之大幸。又如《会稽刻石》，原石在唐代之前就已经亡佚，元代时据拓本重刻，后人又据元刻本一再翻刻，原碑的神韵早已不存，但依然是后世学习小篆的重要范本。

小篆的风格

“小篆”是相对于“大篆”而言的。秦灭六国、一统天下，使得利用行政权力规范文字成为可能。所以，较之于大篆，小篆更加整齐、规范，原来大篆中还比较明显的象形因素逐渐消失，文字作为符号的功能更加突出，更加易于辨认与使用。小篆有几个鲜明的特点：一是字形为长方形，改变了大篆以方为主、错落不一的构字形态。二是线条粗细均匀，横平竖直，改变了大篆笔画粗细不均、变化多端的特点。三是上紧下松。由于字形改为长方形，使得小篆文字的重心上移，整体呈现出上紧下松的特点，而大篆因字形较方整，重心相对居中。四是讲求均匀对称。在一些左右、上下笔画相同的字的处理上，大篆并不刻意追求对称的美，例如《石鼓文》中的“车”“兹”“来”“里”“其”“帛”等字，左右各具形态，而小篆则追求对称均匀、整齐一致，如《峄山刻石》里面的“皇”“帝”“立”“高”“登”“山”等字，极富对称、整齐之美。

小篆的笔法讲求“中锋用笔”。所谓“中锋”，就是“笔心常在点画中行”（蔡邕语），行笔时藏头护尾，不使笔锋外露。“中锋”是古代书家极为推崇的，无论是篆书、隶书，还是楷书、行书、草书，都离不开中锋用笔，特别是篆书、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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