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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导师（上）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萧枫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04-01

书籍编号：30039695

ISBN：97878071171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8314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财经人物

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导师（上）

萧枫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1623—1687年）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小毛纺织作坊主的家庭。由于生活所迫，从14岁就外出谋生，先后在英国、法国、荷兰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水手、家庭教师、医生和教授等。1644—1645年配第在荷兰莱顿大学学医，此后，到巴黎参加过穆尔塞尼学会（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学术组织，法国科学院的前身）的学术活动，在英国参加过伦敦哲学会的活动。1649配第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651年起任英国驻爱尔兰总督亨利·克伦威尔的侍从医生，后来又任爱尔兰土地分配总监。1658年被选为爱尔兰国会议员，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后，他又投靠了国王查理二世，并封为男爵，成为新贵族，担任爱尔兰测量总监，受赐大量土地。此后，配第曾经陆续创办过渔场、冶炼厂、铝矿等，还经营木材生意，晚年时他成了拥有27万英亩土地的大地主兼资本家。

配第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赋税论》（1662）、《献给英明人士》（1664年写成，1691年出版）、《政治算术》（1672年前后写成，1690年出版）、《爱尔兰的政治解剖》（1672年前后写成，1691年出版）、《货币略论》（1682年写成，1695年出版）。

配第以事实、感觉、经验为依据，着重对经济现象的数量进行分析，从而发现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配第在政治经济学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劳动决定的思想。在研究货币问题时，他为了探求交换的规律性，“区分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真正的市场价格’”。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的价值，他指出：“自然价格的高低，决定于生产自然必需品所需要人手的多少”；他所说的“政治价格”是指受供求影响的在市场上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即市场价格。同时他又把用货币表现的“政治价格”称为“真正的市场价格”。配第着重研究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并用实例说明生产商品时耗费的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值的基础。他还进一步分析了商品价值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指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与商品价值大小成反比。

尽管配第提出了劳动决定交换价值的重要思想，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其价值论存在着许多缺点和不足。首先，他在论述中把价值、交换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还没有抽象出科学的价值概念；其次，他没有把劳动价值论的观点贯彻始终，如在《赋税论》一书中，除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外，他还提出了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的观点。

除了劳动价值论之外，配第对分配问题也进行了一定的研究。配第的分配理论是建立在其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虽然在配第的研究中没有提出剩余价值和利润范畴，但他的地租理论实际上说明的是剩余价值问题。配第的分配理论是以地租论为中心，以工资论为前提，基本上反映了资本主义分配的特点。他认为工资是劳动的价格，但在具体研究中，他又把工资和维持工人生活必需的生活资料联系起来，认为工资是劳动者为了生活、为了劳动、为了繁殖所必需的物品决定的，并认为劳动者的工资只应等于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不懂得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别，但他认为决定工资的自然基础是维持工人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实际上他论述的是劳动力的价值。

在分配论中，配第还进一步论述了工资和地租的对立关系，认为地租的多少与工资的高低成反比例。他所说的地租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并说明了地租的来源和它的剥削性质。但他认为地租是全部剩余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配第主要从量上对地租进行分析，没有对地租所代表的生产关系作进一步的探讨，使其论述存在一些混乱。同时配第还对级差地租和土地价格进行了初步分析。

由于配第把地租看做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他把利息作为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从地租中引申出来。他对利息高低的说明也是从地租出发的，他还没有把利息率的高低和借贷资本的供求联系起来，更没有和利润与利润率联系起来，但他已认识到货币量与利率的关系。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

比埃尔·布阿吉尔贝尔（1646—171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出生于法国卢昂一个“长袍贵族”的家庭，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学业结束后，他曾从事文学创作，不久后又转而从事司法工作。1690年起担任卢昂地方议会的法官。当时法国处在封建王朝统治下，农民受着严酷的封建剥削，再加上政府推行重商主义政策，片面强调发展对外贸易和手工业，禁止谷物输出，压低农产品价格，使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农民生活十分困苦。布阿吉尔贝尔作为地方法官，目睹农村情况，满怀激情地揭露封建王朝和贵族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尖锐地抨击政府的赋税政策，坚决反对当时执行的重商主义政策，自称是农业的辩护人，强调发展农业的重要性。他称农业和畜牧业是国家的两个乳头，农业兴旺是一切其他部门繁荣的基础，复兴法国经济，首先要保证农业的发展。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方案，但是，他却因此而被流放外省，他的著作也被查禁。布阿吉尔贝尔晚年回到卢昂，直到去世。

主要经济著作包括：《法兰西详情》（1695或1697）、《法兰曲辩驳书》（1707）、《谷物论》、《论财富、货币和租税的性质》。

布阿吉尔贝尔经济学说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财富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对财富及其来源的看法，是同重商主义把财富等同于货币的观点以及认为财富来源于流通过程的观点相对立的。布阿吉尔贝尔是从物质即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理解财富的，他认为真正的财富不是金银，而是维持人的适当生活的各种物品。从生产门类来看，财富是农业产品与工业产品；从对人们使用的重要性来看，财富则是生活必需品、非必需品以及其他一切可以满足人们享用欲望的物品。他认为农业是财富的源泉，一切财富都源于土地耕种。他还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用于消费的物品不断增加，行业也在不断增多，财富是同今天文明和富足的国家的200多种行业联系在一起的。

在财富的理论中，布阿吉尔贝尔还分析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他指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农业是各行各业的基础，耕种者的繁荣昌盛是一切其他等级财富的必要基础，农业衰弱则一切行业凋零，各行业人民的生活也会发生困难。

对于如何增加财富，布阿吉尔贝尔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各个产业部门之间的平衡，从而又提出了经济协调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上各种职业都有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各产业部门之间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因为没有一种行业的失调能够不同时将它的不幸立刻或逐渐地反映到其他一切行业上去。为了维持经济协调和正确比例，他认为要听任大自然的安排，遵循自然规律。他所说的自然规律，指的是要使一切产品都按比例价格交换，而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是自然规律的要求。他认为自由竞争能够恰如其分地调节社会经济活动，使各行业保持平衡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从而增加社会财富。所以，他主张经济自由，反对国家干预。

价值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并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仅是提出了对价值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虽然重视商品的物质内容，不重视商品的交换价值，但他从实际生活中看到了交换的必要性，并在研究中涉及了交换的基础即商品的价值问题。

布阿吉尔贝尔指出，为了保持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各种商品必须坚持按一定比例的价格进行等价交换，否则就会引起经济紊乱、商业停顿，使各行业蒙受极大苦难。他认为，一定比例的价格或者说等价交换的基础就是商品生产上“必须的费用”，而“必须的费用”又是以劳动耗费为基础的。这样，他虽然不是自觉的，但事实上已把商品的交换归结为劳动时间。他认为，各行、世间的购买都是依一定比例进行的，各行业劳动者是以一定比例把自己的产品分开而相互购买的，实际上也就是把他们的劳动时间划分为一定比例来相互交换的。他进一步指出，各行业生产必须均衡发展劳动产品才有价值，否则劳动产品就会丧失价值。在这里，他实际上是从社会劳动按一定比例分工来考察价值的。

布阿吉尔贝尔没有提出完整的价值理论，同配第一样他也没有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不了解价值的本质，但是他在研究谷物价格和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关系时，不自觉地把商品的交换价值说成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特别是他关于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均衡生产理论，使他能够在宏观的高度把握商品的价值决定问题，把每一种商品的价值视为由社会总劳动时间按照一定比例分配在各个特殊部门来决定的。这在政治经济学说史上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创见，是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重要补充。他的这一思想，在西斯蒙第的劳动价值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货币理论

布阿吉尔贝尔轻视货币，贬低金银，甚至对货币持否定态度。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反对积累货币。他认为货币本身不是财富，一个国家的富足不在于它拥有的货币多少，而在于它拥有的物品的数量。货币既不能吃，也不能穿，只是交换手段。他指责货币的出现破坏了商品按比例交换，商人为了积累货币财富，既剥削买者，又剥削卖者。不等价交换是社会不平等和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如果商品交换没有困难，就可以不用货币，实行物物交换。布阿吉尔贝尔对货币的分析，批判了货币拜物教和资产阶级的拜金主义，揭露了追求金钱而带来的种种恶果。但是他的保存小商品生产而废除货币的主张，说明他不懂货币的本质和货币产生的必然性，并且把货币的职能和货币资本的性质混同起来。在经济政策方面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主张经济自由主义。

弗朗斯瓦·魁奈

弗朗斯瓦·魁奈（1694—1774年）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主要代表，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出身于地主家庭，早年在巴黎学医，后成为名医，曾写过医学和生理学论文。1749年出任国王路易十五的宫廷御医，1752年被封为贵族。约在1753年，魁奈将近60岁时开始研究经济问题。由于当时政府推行牺牲农业发展工商业的政策，使法国农业衰败、经济停滞、财政陷于困境。致使经济问题，特别是粮食和赋税问题成为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

魁奈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有：《租地农场主论》（1756）、《经济表》（1758）、《农业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1758）、《经济表分析》（1766）等。

魁奈以“自然秩序”的思想研究经济学，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着“自然秩序”，当人们认识了“自然秩序”并使制定的政策法令与其相符合时，经济才能正常发展。相反，如违背“自然秩序”，经济就会遇到破坏。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在于探寻经济运动的“自然秩序”。“纯产品”理论是魁奈理论体系中最为重要的理论。按照魁奈的解释，“纯产品”是指农业中生产出来的总产品扣除用来补偿消耗掉的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之后的剩余产品。从价值的观点看，“纯产品”就是指农产品的价值减去为生产这些农产品所耗费的价值的余额，实际上就是剩余价值。他认为，财富不是货币，而是物质资料，即使用价值；财富的来源不在流通领域，而在物质资料的生产领域。他认为，在充分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交换是按等价进行的，因此，流通领域不可能成为财富的源泉。只有能够使物质财富在数量上增加的部门才是生产部门，而这样的部门只能是农业部门。因为农业生产的结果，不仅会使生产中消耗掉的物质资料得到重新补偿，而且会带来一个增加额。由于他没有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而只是从使用价值来考察“纯产品”，因此，不理解资本主义工业也生产“纯产品”。但他完全从生产领域来研究“纯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是他的科学功绩。

魁奈以“纯产品”理论为依据，对社会成员进行了阶级划分。把国民划分为三个阶级，即生产阶级（即从事农业的阶级），土地所有者阶级，不生产阶级（即从事工商业的阶级）。生产阶级是耕种土地，并为土地所有者提供每年的收入。土地所有者阶级依靠收入，即“纯产品”来生活。不生产阶级，是由从事农业以外的其他工作和别种劳动的人组成，他们的支出，是从生产阶级和从生产阶级取得收入来源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取得的。魁奈试图从社会成员对“纯产品”的关系的角度来对全体社会成员实行阶级划分是有积极意义的。

魁奈对“资本”概念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由于只有农业才是真正的生产，农业才是“纯产品”的惟一源泉，因而只有投入在农业上的资本才是生产的资本，工商业资本不是生产的资本。魁奈把农业资本区分为“年预付”和“原预付”两部分。“年预付”就是每年要预付出去的那部分资本，如种子、肥料和工资等。“原预付”就是几年预付一次的那部分资本，如牲畜、农具、仓库、房屋等。在再生产过程中，“年预付”全部进入生产费用之内。“原预付”只部分进入生产费用之内，需要在若干年之内，才能完全得到补偿。魁奈对农业资本的这种分类，实际上就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分类。他所说的“原预付”即相当于固定资本，“年预付”即相当于流动资本。

魁奈阐述的“纯产品”、社会阶级结构和资本的理论为他进一步分析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准备了前提条件。他的这种分析，体现在他的著名的《经济表》中。魁奈的《经济表》有原表、略表。《经济表》的原表发表于1758年，但由于图解复杂，很难理解，所以流传不广。1760年魁奈为说明“原表”，写了题为《经济表分析》的论文，并把图解加以简化。经济表所分析的，实际上是当时法国社会总产品的流通和再生产问题。把资本运动表现为再生产过程，为科学地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开辟了道路。但由于该表没有正确的价值理论作基础，片面地把农业视为惟一的生产部门，没有把工业品列入社会总产品中，也没有把社会生产分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门，因此，不可能在理论上最终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

大卫·休谟

大卫·休谟（1711—1776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早期货币数量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出身于苏格兰贵族家庭。1723年入爱丁堡大学学习希腊语，后又学习法律，但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哲学。1735—1737年旅居法国。1746和1747年两度担任圣克莱尔将军的秘书，并随他出使维也纳和都灵。约在1750年间与斯密结识后成为密友。1752年出任爱丁堡律师协会图书馆馆长。1763年任英国驻法国大使馆秘书，后任参赞，与巴黎思想界著名人士和重农学派来往密切。1767年任英国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1769年休谟隐居于爱丁堡。

休谟的主要著作有：《人性论》（1739—1740）、《道德与政治论文集》（1741—1742）、《政治论丛》（1752）、《英格兰史》（1754—1762）、《经济学文集》（E·罗德温编，1955）。

休漠曾经对经济动机或者说“劳动的原因”进行过研究。这是他的经济分析最基本的层次。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经济思想和他在《人性论》中对人性的探讨之间的联系。休谟认为有四种“劳动的原因”：消费的欲望、行动的欲望、快乐的欲望及获得的欲望。消费的欲望得到经济学家普遍接受。行动的欲望主要指胜任挑战性工作的欲望，特别是商人的活动，以及更一般地说，“勤劳的职业”，符合这样的要求。快乐的欲望主要指一种积极的情感状态，但这不是劳动的一个完全独立的原因，但却是消费和有兴趣的活动的共同主要组成部分。劳动的最后原因是获得金钱的欲望，即积累在经济“赌博”中对获胜的欲望。休谟着重指出这些动机对促进经济增长的极端重要性。并且认为除了寻求快乐之外，人们还受许多“本能”驱使去干一些为干而干的事情，从而排除了财富和福利简单等同，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的肯定埋下伏笔。

休谟对政治经济学，或者说市场关系进行过研究。客观地讲，这一部分是其经济理论研究中价值相对较小的部分。休谟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他是18世纪货币数量论的著名代表。休谟与重商主义观点相对立，主张货币数量论，他否认货币具有内在的价值，在他看来货币不过是劳动和商品的代表，是决定价格的手段；商品价格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商品价格成比例地上涨。休谟这一观点是依据欧洲16—17世纪的情况提出的，由于当时发现了美洲新大陆，黄金大量流入欧洲，货币数量急剧增加，出现了物价上涨的情况。当然，由于他不懂得价值，不懂得货币本身也有价值，所以，没有看到商品价格不是由货币的数量决定的，而是由商品价值和货币价值的关系所决定的。休谟不知道在使用金属货币时，商品价格的提高是由于金银的价值和商品的价值相比发生了变化。当时物价上涨的原因不在于货币数量的增加，而是由于美洲开采黄金的费用低廉，输入欧洲的黄金价值下降了。不过后来货币数量论成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解释纸币管理的理论依据，至今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货币理论仍是沿着早期的货币数量论发展起来的。

（2）他运用古典的货币数量论的分析方法，成功地解决重商主义的贸易收支自动平衡趋势和利用外贸顺差积累金银政策主张之间的悖论。他的立场是，由于硬币流通对贸易国的物价影响，每个国家的货币数量会在进出口相等时趋于均衡。由此可见，能决定一国吸引并保持货币数量的是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或由其人口及其人民勤劳精神决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该国的贸易顺差。

（3）攻击了重商主义者关于利率是由货币供给量决定的观点，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他站在数量说的立场上指出，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只会简单地提高所有价格而必然抵消为开支融资而增加的对贷款需求，使利率不受影响。因此，决定利率的是真实资本供给。在这里休谟转向自然的历史研究方法。

（4）休谟还探讨了政府管制市场的消极后果，尤其认为自由贸易对于所有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应该有显著的有利影响，因此，任何伴随的代价（属于短期性质）都是值得承受的。

（5）休谟认为为了保持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必须有一个适度的税收规模。休谟一方面赞同重商主义学派关于“贫困的效用”理论，认为增加税收“会成比例增加人们的勤劳”；另一方面他强调，由于经济活动也受消费欲望的驱使，获得消费目标的困难增长超过一定水平会导致失望。从税收对勤劳刺激效果考察，应该存在最优税收水平。

在休谟的经济哲学中他曾站在最高的道德立场上，对商业的和工业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评价，休谟运用的道德判断标准是从功利主义的伦理学中提取的。休谟认为人类经济活动的前三种动机，即消费、有兴趣的行动和快乐的欲望，是个人幸福的主要目标。经济增长有助于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并且最终有助于人类福利的整体改进。此外，休谟认为，经济增长还有利于许多非经济目标的实现，如有助于自由主义的和机械论的艺术的知识的增长，以及培养人性和同情意识；提高一个民族的精神的和经济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并且，通过对知识和同情意识的增加的影响，推进对政治艺术与政治和谐的理解。

在分配理论方面，休谟作为18世纪的经济学家已不同于17世纪的经济学家，不再由地租引出对利息的说明，而是把利息和利润联系起来。他认为利息和利润存在相互影响，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但他没有明确指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他揭示了利息率发展趋势，认为利息率低是经济发达的标志。

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英国工场手工业鼎盛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1723年6月13日出生于苏格兰的柯卡尔迪。斯密从小勤奋好学，14岁进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深受苏格兰哲学家F·哈奇森的自由主义思想影响，1740年毕业时获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获斯内尔奖学金，就学于牛津大学的巴利澳尔学院，直到1746年毕业。1748—1751年在爱丁堡大学讲授修辞学、纯文学及法学，有一个时期还兼讲经济学。大约就在这个时候，他与著名的哲学家和经济学家D·休谟相识，并结为挚友。1751—1763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先后讲授逻辑学和道德哲学（包括神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政治学中又包括政治经济学），并曾一度兼任副校长等职。在此期间，还积极参加经济学、文学、哲学等各种社会学术活动，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759年发表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176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1764年2月辞去教授职务，转任年轻的巴克勒公爵的私人教师，陪同他去欧洲大陆旅行近三年。此间，在瑞士和巴黎见过F·M·伏尔泰、C·A·爱尔维修、J·R·达朗培尔、F·魁奈、A·R·J·杜尔哥等许多名流学者，同时开始着手他的政治经济学巨著的写作。1766年10月返回英国，1767年当选为伦敦皇家学会会员。他回国后，因从巴克勒公爵那里获得每年300英镑的养老金，得以在家乡闭门写作。经过10年的努力，1776年3月出版了自己的主要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集中体现了当时英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因而博得了资产阶级的普遍赞扬，斯密的名声也随之大振，以至英国政府首相小彼得都拜他为师，后来资产阶级学者也把他当做政治经济学之父来推崇。

1778年，斯密被任命为海关税务专员，定居于爱丁堡，并继续研究和写作。1787年11月和1788年11月又两次当选为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每次任期一年），1790年7月17日去世。

斯密一生写过十几种有关社会科学的著作，但生前只出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两部，其余书稿大都在他临终前由他一再敦促其挚友焚毁了。他去世后，由后人给他编辑或整理出版的著作有：《哲学论文集》（1795）、《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演讲》（1896）、《亚当·斯密论美国革命》（1933）、《1762—1763，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有关修辞学和文学演讲稿》（1963）、《亚当·斯密著作和通信集》（六卷本）（1975—1980）。

斯密的体系把人性论、法律与政治理论、独特形式的自然神学论与狭义的经济思考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其中，他的经济理论又牢固地置于伦理哲学与历史的框架之中。他在《道德情操论》中所阐述的人性观和社会秩序观，构成了其中经济学的社会哲学基础。

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由六种自然的动机所推动的：自发、同情、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这些动机经过各种社会机制的细致平衡，会使一个人的利益不至于其兵他人的出现强烈地对立，由此而产生的自利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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