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巨擘（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巨擘（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萧枫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04-01

书籍编号：30039708

ISBN：97878071171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9219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影响你一生的世界名人：最具影响力的外交巨擘（下）

萧枫 主编

辽海出版社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知识大课堂”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0册，包括《中国文学发展概论》、《中国文学大家》、《中国文学精品》、《世界古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古代文学大家》、《世界古代文学精品》、《世界近代文学发展概论》、《世界现代文学发展概论》、《西欧现代文学大家》、《南北欧现代文学大家》、《中欧现代文学大家》、《俄苏现代文学大家》、《美洲现代文学大家》、《亚非现代文学大家》、《西欧现代文学精品》、《东南欧现代文学精品》、《中北欧现代文学精品》、《俄苏现代文学精品》、《美洲现代文学精品》、《亚非现代文学精品》。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

本书由萧枫同志主编，参加编撰的还有宋涛、张林、李雪、胡元斌、窦俊平、廖海丽、聂丽、寻美琴、李娟、鹿清斌、王德雪、张立立等人，在此对他们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龚澎

新中国外交界最杰出的女性、外交部建部44年来任期最长的司长龚澎女士出身安徽名门望族。不过到了龚澎的父亲龚镇洲（原名龚振鹏）那一辈却很穷了。

龚镇洲是辛亥革命时期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龚镇洲被任命为陆军第35旅（即“铁血军”）旅长，统率江淮500子弟，转战在长江流域。“铁血大将军”的美名传遍江淮大地。

1913年“二次革命”时，安徽都督柏文蔚武力讨袁，出任讨袁军部司令。龚镇洲闻风响应，在芜湖发布《讨袁檄文》，痛陈袁世凯十大罪状，“愿与天下共弃之”。“二次革命”失败后，龚派“湖鹏”号鱼雷艇送柏文蔚去南京，自己因遭袁世凯明令通缉，乃于1914年初偕夫人徐文和刚满月的长女龚普生亡命日本。

1914年10月10日，龚澎在东京湾西岸、日本最大的海港横滨出生。因为出生在旧中国的国庆节，她最初起名“庆生”，后来改为“维航”，直到大学毕业。襁褓中的龚澎在母亲的怀抱里度过许多难忘的日日夜夜，那个时候的龚镇洲常常奔波于日本与南洋诸岛。

1928年，龚澎和比自己年长一岁的姐姐龚普生在同时进入上海圣玛利亚女中就读。

1933年夏，龚澎考取了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这对龚澎一生而言，也是极为重要的，她翻开了自己历史的崭新一页。

1938年9月，龚澎打起背包，扎好绑带，告别延安，跟着彭德怀将军在垣曲渡过黄河进入太行山区。本来她是去沁县后沟村华北《新华日报》社工作的。但是到了八路军前方总部驻地——屯留，龚澎就停留下来——她被留下了，分配到总司令部秘书处工作。

龚澎于1940年8月底奉党中央之命离开晋东南前往重庆，来到了被费正清幽默地称之为“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特务交错组成的三明治”——曾家岩50号“周公馆”，来到了周恩来身边。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她不无遗憾地告别这个世界，龚澎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30年！据费正清称：“党的领导原来打算派她出国，后因皖南事变发生而耽搁。”无疑，这样却使龚澎更加辉煌。在山城重庆，龚澎历任《新华日报》记者、中共驻重庆代表秘书等职。但是她的最主要、最有成就的工作就是“周恩来与外国记者招待所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龚澎还是周恩来的秘书和第二任英语译员。

1945年春，直到已故资深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重庆成为周恩来第三任英语译员时，龚澎方卸去此任。龚澎在重庆的工作驾轻就熟，卓有成效。她的外表形象和精湛一流的工作奠定了她作为“寰球新闻界最出类拔萃的妇女”和后来光彩照人的外交生涯的全部基础。

1941年“皖南事变”后，有的西方国家担心国民党的这破坏行为可能导致日本侵略者的大规模进攻。驻重庆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这是一位对中共颇为友好的外交官——对于国民党的这种做法颇不以为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卡尔大使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凑巧龚澎在场，立刻抓住这个有利时机，用大量事实揭露了事实真相和国民党的阴谋。结果，龚澎无形中成了这个记者招待会的中心人物，回答记者们一个接着一个的问题，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贯原则和立场，取得了极好的宣传效果。爱泼斯坦饶有感慨地说，龚澎“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来做工作，她往往实际上是在给舆论以正确的引导，但并不使你感到你是在被人引导。”这是炉火纯青的艺术！这就是龚澎的魅力！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饥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张彦先生在龚澎逝世12周年写的一段回忆，反映了龚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精神风貌：

抗战胜利以后，乔冠华、龚澎这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作为唯一的女性，龚澎和夫婿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络处处长）成为以周恩来挂帅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的四员大将。

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前外交部长、加拿大、联合国大使）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阵颂赞声沉寂下去以后，北平军调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龚澎在军调部散伙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南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在上海大法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的16开本的宣传刊物又是一家“夫妻老婆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该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在福州路一家饭店为乔冠会等人饯行，飨以有名的上海大闸蟹，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作陪。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3年后，夏衍、陈家康分任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视事时任代司长。席间，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后再见面了。”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乔冠华是章汉夫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人，待夏衍离港后，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还是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张彦先生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里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两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这一重要职务非她莫属。龚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龚普生出任国际司副司长）。

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她在情报司（后为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从此以后，龚澎一直与新闻发布为伴，这对她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老马识途。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龚澎继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夫人刘英之后，成为第二个女部长助理。本来，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理想人选，遗憾的是“文革”中龚澎惨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内人士无不扼腕叹息！

穆罕默德·萨达特

穆罕默德·萨达特1918年12月25日生于开罗和亚历山大港之间的米努夫亚省阿布尔科姆村的一簇泥砌的房舍里。他的父亲穆罕默德·伊尔·萨达特是政府职员，家中有13个孩子。他的母亲有苏丹人血统。这在他的皮肤上遗留着明显的痕迹，他比一般埃及人要更黑一些。

1925年，他的父亲被调往开罗，他的全家也搬到首都市郊的一幢小房里，离埃及国王的住处之一库巴宫不远。萨达特初步展示了他后半生一再展示的胆量，他常到皇家果园中偷杏吃。

为了未来在埃及发挥作用，萨达特决定当一名军官。尽管他的家庭没有社会地位，但他设法获准进入皇家军事学院。这所学校二度是贵族学校，但后来也开始接纳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的子弟。1938年萨达特毕业，被派往首都附近的通讯部队任职。如他后来所说，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为组建军官组织的活跃人物，他们要发动一次反对英国统治的武装起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萨达特上尉继续把英国视为主要的敌人。德国人曾经让他到伊拉克从事反对英国人的工作，他参与了把一个前参谋长秘密运出国外的计划。由于飞机坠毁，计划失败，萨达特被逮捕。但由于缺乏证据，他后来又被释放了。

未受挫折的萨达特上尉接触了两个纳粹特工，他们常常一同出现在开罗的一家夜总会里。他们挥金如土，因而受到监视，并被逮捕审问。他们暗示同萨达特有过接触。结果，一群英国和埃及侦探及情报军官搜查了萨达特的家。虽然他自制炸弹的地窖未被发现，但他却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利用充足的时间，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学会了德语。

1950年，他在军队中恢复了原职。由于反叛军官秘密组织自由军官团体的帮助，他不久获得了提升。这个组织在他的一位老朋友纳赛尔的领导下，其规模和权力都有了扩大。1952年7月22日，纳赛尔召集萨达特少校到开罗开会，说长期等待的起义不久就要开始，起义矛头指向法鲁克国王。有一天晚上，萨达特带领妻子去了影院。他们回家后，发现了纳赛尔留下的字条，说当晚行动已经开始，指示萨达特少校到革命者中去。

1973年，萨达特决定对以作战。他受到了学生和其他一些人，包括一个无能的领导人的批评。他认为打破由于势均力敌而造成的埃以僵局是必要的。“如果我们不掌握势态的主动权，那么情况就不会有什么进展，”萨达特在接受访问时说。“已经到了出击的时候了。战斗重新开始是不可避免的。”

在莫斯科赞同埃及人有限度地进攻西奈半岛以及更多的苏联军队到达以后，萨达特于10月6日下令发起进攻。

1974年1月协议签署以后，接着是基辛格几个月的“穿梭外交”。1975年9月，出现了第二个有限的埃以非正式协定。虽然1977年10月1日苏联和美国就中东问题召开日内瓦会议原则上达成一致意见，但是为取得一个更广泛的和平协议而作的努力没有获得任何结果。叙利亚继续反对召开这样的会议。

到1978年1月，双方陷入僵局，萨达特指责以色列人是顽固脑瓜。直到1978年9月在卡特召开的和谈会议上，萨达特同贝京和卡特会见，相持不下的局面才结束。经过两周的会谈，结果签署了被称为“和平框架”的协议。

在作了进一步努力之后，卡特飞往耶路撒冷，然后于1979年3月13日前往开罗，带着打破另一个僵局的和解建议。在机场会见时，萨达特当即赞同这些建议。在当月的晚些时候，萨达特和贝京签署了和平条约，结束了30年的埃以对抗。萨达特借用《以赛亚预言书》中的话说：“让我们共同合作，直到他们把刀剑打成犁刃，把长矛打成修剪树枝的钩刀的那一天来临。”

1980年初，萨达特同贝京在埃及的阿斯旺举行了非决定性的会谈。以色列军队从西奈半岛的更多地方撤了出去，半岛的三分之二已经撤空了。埃以边界宣布开放，两国互派了大使。1980年3月，被废黜的伊朗国王患病，移居开罗，接受了长期居留的邀请，萨达特为此再次受到国内和一些不友好阿拉伯国家的批评。

80年代开始以后，萨达特总统好像对他的政策很有信心，但是势态似乎发生了某些不利的转变。开罗在阿拉伯世界和第三世界一些地方的孤立状态令人难堪；粮食、武器几乎全部依赖于华盛顿的援助，这导致人们的忧虑。通货膨胀率一年达到30％；镇压现象增多了；以色列在西岸占领区增加移民的政策加重了人们的悲观情绪。

1980年4月，萨达特访问华盛顿，同卡特总统讨论以色列移民问题。在那里，他谴责以色列的政策是“没有根据的、不明智的和非法的”。

在萨达特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当他同以色列进行头绪纷繁的有时是很激烈的对话时，国内多次出现了反对他的情况。尽管他拥有广泛的声誉，尽管他继续用政府粮食补贴的手段去平息不满情绪，但是仍然有人在继续反对他。

1981年初，埃及极左的国家联盟进步党公开指责萨达特的对以政策。这个党的声明说：“所谓同以色列敌人的正常化是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的，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埃及人的反对。”

8月3日，埃以签署了一项协定，在西奈建立一支25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维护它们的和平条约。

1981年9月9日，萨达特在记者招待会上讥讽地提及到国内的暴力传统和他统治时期的反对者。他对一名提了一个粗鲁问题的外国记者说：“要是在别的时代，我会枪毙你，但在民主条件下，我确实要像忍受反对党一样忍受这一切。”

也是在9月，萨达特指控十几个前埃及官员同苏联“勾结”，阴谋推翻他的政府。他下令驱逐1000名苏联公民，包括苏联大使普列亚科夫。

埃及官方控制的新闻机构报道，埃及情报部门揭露一起由苏联特务和埃及宗教极端主义者、极左分子、纳赛尔分子、教师和记者以及其他人一起策划的反政府阴谋。

9月末，当时埃及、以色列和美国官员在开罗举行会谈寻求巴勒斯坦自治计划，萨达特政府采取进…步行动，镇压反对者，其中包括加强对大学校园的警戒，颁令对官官进行全面调查。

在一次讲话中，萨达特以一种过于自信的态度断言，国内无秩序状态已经结束了。他在两个小时的电视讲话中说：“各个方面或领域——街道、政府、大学、中学、工厂、国营部门、私营部门——缺乏秩序的状况全都结束了。”

但是在以色列，萨达特的一个长期观察家艾坦谈道，他的事业可能要结束了；这位以色列参谋长、陆军中将坦率地说；“埃及存在着一些问题，萨达特总统将会离去，一切事情都将结束。”

纳尔逊·曼德拉

1918年7月18日，纳尔逊·曼德拉出生在南非最大的一块黑人“保留地”特兰斯凯。他的家族是当地科萨人滕布部落王族中的一支，父亲是滕布人部落的一个酋长，并任滕布人大酋长的首席顾问，纳尔逊是老曼德拉唯一的儿子。12岁时他父亲病逝。此后，滕布人的大酋长达林戴波成为曼德拉的监护人。

曼德拉早年在教会小学和地区师范学校学习，1938年考入当时南非唯一招收黑人学生的大学——黑尔堡大学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1953年9月，曼德拉在他起草的著名报告———《自由之路无坦途》一文中指出要采取新的斗争方式，要以更高的水平来进行斗争。他提出的具体设想就是实施M计划。当时非国大执委会虽然通过了M计划，但曼德拉的主张并没有立即成为非国大指导思想的主流。非国大的领导人大多习惯于公开号召，对合法斗争抱有幻想，而对于把非国大建成一个中央集权的适合于从事地下斗争的组织很反感。加之非国大长期以来组织松散，权力分散，因此M计划的实行在50年代并不得力。

1962年8月5日，在由纳塔尔省驱车返回约翰内斯堡的路上，由于有人告密，转入地下17个月后的曼德拉被警察逮捕。

1963年10月9日，法庭正式开庭。

对曼德拉等领导人的审判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应。广大黑人群众行动起来，人们情绪激奋，不允许当局杀害自己的领导人。随着审判接近尾声，还出现了世界范围的抗议活动。1964年6月9日，即最终审判的前3天，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强烈要求南非停止审判，对被告实行赦免。

在国内群众反抗和国际舆论的巨大压力下，南非当局对处置这些黑人运动的领导人不得不有所顾忌。1964年6月12日，法庭最后宣判，被告所犯罪行实质上是重大叛国罪，但政府决定不以这种形式进行指控，不处极刑，而对所有被告处以终身监禁。

1964年6月，曼德拉被重新关进罗本岛监狱。此后，他在那里度过了漫长的18年。

1989年7月，曼德拉利用与前总统博塔会见的机会，正式提出了通过和平谈判，政治解决南非问题，实现多数人统治的思想。他提议“在非国大和南非政府之间举行会晤，通过谈判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并主张双方在自愿的基础上“作出让步”，以达成一致。这一主张随即为非国大采纳，并很快得到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和非统组织的认可。

1990年2月11日，打着改革旗号上台的德克勒克政府无条件地释放了曼德拉，曼德拉终于重新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经过27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曼德拉已年过古稀，明显地苍老了，但他却身形挺拔，反应敏捷，依然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尤其令世人惊叹的是，监狱的苦役和折磨并没有摧垮他的意志或使他充满仇恨，相反他态度温和、彬彬有礼，脸上总是带着慈祥的微笑。人们感到，他的身上蕴藏着令人钦佩的智慧。

曼德拉获释后立即来到设在赞比亚的非国大总部，并被推举为党的副主席，实际上代替坦博承担起领导非国大的任务。经过曼德拉的工作，党内领导层对谈判问题上的认识取得了统一，决定把工作转入国内，并选举了以曼德拉为首的代表团与白人政府进行谈判。

1990年5月，以曼德拉为首的非国大代表团与南非政府首次举行会晤，这是南非白人和黑人的政治代表有史以来第一次平等地坐在同一谈判桌前。南非政府同意消除谈判的障碍，释放政治犯，保护流亡的政治犯，与非国大共同努力结束城市的暴力活动。同年8月，非国大同意终止历时30年的武装斗争。1991年6月，南非议会废除了作为种族隔离制度支柱的《集团居住法》、《土地法》和《人口登记法》。

1991年以后相继与保守的黑人政党因卡塔自由党主席兼克瓦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布特莱齐、激进的黑人解放组织泛非主义者大会主席马奎图举行会谈，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在政治解决进程中以一个声音说话。这样做不仅大大有助于协调黑人内部的淡判立场，而且促成了1991年10月各主要民主力量的大联合——爱国统一战线的成立，其中包括绝大多数黑人政党和组织，白人民主党和有色人工党等，从而增强了民主力量的谈判地位。1991年12月20—21日，代表不同种族，部族利益的19个主要政党和南非政府召开“民主南非大会”，共同讨论南非的政治前途。这成为南非民主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993年6月，多党制宪谈判委员会运用“足够多数”的原则，正式确定1994年4月27日为南非历史上首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日。9月9日又取得重大突破，达成了关于在年内成立过渡执行委员会的协议。11月18日，经过2年多的艰苦谈判，多党谈判委员会终于就过渡时期临时宪法达成了协议，它标志着南非已从法律上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同时也宣告南非长达300多年的白人少数对黑人多数统治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南非和平进程进入了全民大选活动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曼德拉还不断密切与德克勒克的合作，相互配合，共同解决民主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充分展现了曼德拉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所具有的宽广胸怀与高超的斗争艺术，而德克勒克也显示了他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远见卓识。由于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在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促进种族和解斗争中的突出贡献，他们于1991年、1993年先后被授予联合国“博瓦尼争取和平奖”和诺贝尔和平奖。

1994年2月16日，非国大对极右势力做出重大让步，曼德拉表示，非国大已经同意考虑起草有关建立一个白人家园的宪法修正案，但仍反对建立在种族基础上。在大选前夕的4月19日，曼德拉和德克勒克又与因卡塔自由党领导人布特莱齐签署了《和解与和平协议备忘录》，因卡塔自由党宣布将参加大选，非国大和南非政府则承认祖鲁国王祖韦利蒂尼为祖鲁族纳塔尔地区的传统君主，并立即为此修改宪法。对右翼势力做出的重要妥协充分反映了曼德拉对于在南非实现最广泛的民族团结所具有的理想与信念。

1994年4月26—28日，所有种族参加的大选如期举行，曼德拉领导的非国大在史无前例的全民大选中获总有效票数的62．65％，以压倒优势赢得胜利。5月9日，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新大选产生的议会中当选新南非首位总统，他是南非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82年1月1日就任联合国秘书长。1986年10月10日，他当选连任，第二任期于1987年1月1日开始。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于1920年1月19日出生于秘鲁的利马。他于1940年进入秘鲁外交部工作，1944年开始担任外交工作，先后担任秘鲁驻法国、联合王国、玻利维亚和巴西大使馆秘书及驻巴西大使馆参赞、公使衔参赞。

德奎利亚尔于1961年返回利马，翌年升任大使，先后担任法律司司长、行政司司长、礼宾司司长和政治事务司司长。1966年，他被任命为外交部秘书长(副部长)。1981年，他担任外交部法律顾问。

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曾任秘鲁驻瑞士、苏联、波兰和委内瑞拉大使。他是秘鲁出席1946年大会第一届会议代表团成员，也是出席大会第二十五届至第三十届会议代表团成员。1971年，他被任命为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从那年起到1975年，率领秘鲁代表团出席大会各届会议。

1973年和1974年，他代表秘鲁出席安全理事会，于1974年7月塞浦路斯事件发生时担任安理会主席。1975年9月18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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