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最具传世性的思想巨人（5）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世界最具传世性的思想巨人（5）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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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阅读文库》编委会编

出版社：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11-01

书籍编号：30040052

ISBN：978790072298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8173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震撼心灵阅读之旅经典文库：世界最具传世性的思想巨人(5)

《阅读文库》编委会 编

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

孟德思鸠

青少年时代

就在法国大革命的号角奏响前一百年，即“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绝对专制下的1689年初，法国波尔多省附近的拉伯烈德庄园主色贡达先生的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了。此时，一位名叫夏尔·路易的乞丐前来乞讨，按照基督教的古老传统，这一穷汉为新生儿拿洗礼盘，莫名其妙地做了这个小孩的教父，这位婴儿的名字也因此称为夏尔·路易。他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思想家孟德斯鸠。

色贡达家族是个古老的、出过不少文官武将的“穿袍贵族”家庭。出身于这一家庭的孟德斯鸠对自己的门第引以为荣，认为自己的家庭是属于那种值得称道的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贫贱而创业者又从不炫耀的“较好家庭”。在这个家庭里，他的高祖父因得宠于女王，得到馈赠的孟德斯鸠领地而成就了家业。从此之后，这个家族的姓氏便与这块土地紧紧连在一起，并为这块不起眼的领地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殊荣。而与此同时，这一家族的母系所带来的丰厚嫁妆也增添了家族的实力。孟德斯鸠的祖父成功地赢得了波尔多高等法院院长女儿的芳心，并得到院长庇荫下所带来的实惠——购买了波尔多法院庭长之职，使得这个家族飞黄腾达。他的父亲从军入伍，虽相貌出众，才华横溢，通晓事理，但却一贫如洗。可喜的是他娶了一位血统高贵而又善良的贵族小姐为妻，这桩婚姻又为孟德斯鸠家族带来了拉布莱德庄园和大片葡萄园。但这位乐善好施、信仰虔诚的年轻母亲，在孟德斯鸠仅7岁时，便溘然而逝。

孩童时的孟德斯鸠一直在奶娘家的磨坊里过着简朴而艰苦的农民生活，这个操着一口方言，说话像唱歌似的“农民”孩子，在他11岁时，就只身前往巴黎圣母院附近的朱伊教会公学，从此开始了他五年的求学生涯。

在那里主要学习了拉丁文、地理、法国历史和数学。在这期间，他为不信仰宗教的思想家苏拉写了一篇辩护论文。学业结束，完成了论文答辩，并宴请同学之后，孟德斯鸠于1705年9月14日离开朱伊回波尔多。之后在波尔多大学攻读法律。

经过三年学习，于1708年7月29日孟德斯鸠取得法学毕业证书，于同年8月12日又获得了学士学位，同年同月14日在波尔多高等法院就任律师。但是，他的学业是在不良的条件下完成的。一位名叫拉普拉斯的先生在1709年10月5日写给财政总监的信中说道：“由于法律教师责任心不强，波尔多法学院已空无一人，特向阁下报告。”在孟德斯鸠求学期间，情况可能没什么区别。

1707年在拉布莱德住了一段时间后，朱伊公学的安德里欧教士着手为他的学生孟德斯鸠在巴黎寻找一位能接受他的律师。1708年6月6日，他写信告诉孟德斯鸠，莫朗神父已在为此奔波，并说：“他答应为我寻找一位能干的人，以便建立有益的联系。我自己也已同巴黎的一位著名的律师谈起此事，他的儿子曾在此念书。他答应物色一位合适的人，而且还表示，如果有一位能干的博士与他共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思想萌芽时期

人们不知道安德里欧教士物色的这位作为孟德斯鸠指导教师的律师的姓名，孟德斯鸠从1709到1713年就留在巴黎。初次在首都度过的这段日子，对于孟德斯鸠的司法职业培训和后来的法官生涯，肯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朱伊公学和波尔多大学法律系苦读多年之后，在巴黎的这些日子拓宽了他的视野，使他对生活的艺术有了一定的了解，为今后在法律方面取得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的性格，他那略带享乐主义色彩的爱好，促使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地享受巴黎社交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性。

何况，他才思敏捷，兴趣广泛，办事专注，善于思考，因而博得许多人的好感。孟德斯鸠留下了一部法律学习笔记，共6册，题名为《法律篇》。

这部笔记为我们提供了1709至1713年间孟德斯鸠在巴黎的一些情况。

从这部内容多样、册数很多的笔记中，我们看到了孟德斯鸠从青年时代起是怎样进行工作的。他向内行和专家请教，阅读他感兴趣的佳作，随手作些笔记，把听到的和读到的精彩内容都记下来。他总是不露声色地把与别人交谈中得到的有意义的内容记录下来，一生都这样，因而积累了许多笔记。

孟德斯鸠以青年人的激情，带着对西塞罗这位罗马大演说家和大政治家的敬仰，写就了《论西塞罗》，此后他从未修改或润色。这篇至今仍保持当年原貌的文章，语言规范、词句精炼，预示着《论法的精神》的风格。

1710年，弗朗索瓦一克萨维埃·邦·德·圣依莱尔出版了《论蜘蛛》，孟德斯鸠对这篇文章很感兴趣，37年后他在写给加斯科的信中说道：“请替我向邦院长致敬。他关于蛛蜘网的论述，是我读到的第一篇有关物理学的文章。我始终把他看作法国最有学问的人物之一。当我想到他把本专业的丰富知识与其他专业知识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时，总是极受鼓舞。”

然而，孟德斯鸠在此职业培训时期的写作活动还远不止这些。1711年写了一部书信体著作，旨在证明大多数不信教的人对偶像的崇拜不应受到永恒的惩罚。这部著作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充满着生动而富有启发性的想象。”其实，孟德斯鸠对异教徒的宗教始终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力图对之作出解析。《随想录》保存了“我论述异教神父的一篇文章的若干段落”。为孟德斯鸠来到巴黎创造条件的那几位朱伊公学的神父，可能曾帮助他与朱伊公学的校友建立了联系。

1713年11月，孟德斯鸠参加科学院的一次会议，听取丰特纳尔对植物学家皮埃尔·布隆丹所作的颂词，他还在《随笔》中记下了耶稣会士托马斯·古叶就这篇颂词对丰特纳尔说的话：“先生，布隆丹院士留给我们的唯一珍品，就是你为悼念他而写的颂词，我们简直不知道，此刻最使我们受到触动的是什么，是失去这位院土的悲痛呢，还是为拥有你而感到的喜悦。”在1716年4月4日写给德穆莱神父的信中，孟德斯鸠说出了他与这位奥拉托利修会的神父以及与尼古拉·弗莱雷的友谊。在朱伊公学孟德斯鸠与比他大一岁的弗莱雷相识。孟德斯鸠到巴黎后不久，他们三人之间的往来日益密切。在弗莱雷的影响下，孟德斯鸠开始对中国发生兴趣，中国的政制、中国人的习俗吸引着他去研究这个国家的文明的奥秘。

在弗莱雷眼里，从中国来法国求学的黄嘉略“温和而谦逊，显得颇有灵气，但对于科学和欧洲人的工作方法一窍不通”；他向孟德斯鸠引见了这位中国人。在盖内戈街的寓所黄嘉略接待了阵德斯鸠和德穆莱神父。《随笔》和《地理篇》记下了他们的谈话。《随笔》的开端记下了一则故事：“黄先生告诉我，他刚到法国时，曾有一次故意把帽子留在教堂里，因为以前有人对他说，欧洲的风气纯正优良，人人心地慈善，从未听说有偷窃和刑罚等事。所以，当他听说正在追捕一个杀人犯时，惊讶不已。”

为了尽可能多地把黄嘉略的谈话保存下来，1713年孟德斯鸠把与黄嘉略交谈中关于中国的一些看法向秘书进行了口述并记录了下来。向秘书口述了“黄先生谈话中有关中国的若干看法”。这份材料后面还附有他在阅读柏应理神父和基尔歇神父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著作时所作的笔记。1734至1738年间，他将这些笔记略作修改后，抄入地理篇。在这份材料的1713年抄本上，他写道：“为了说明汉语的结构，我将黄先生教我的一首歌记录在册。曲调很熟悉，在家乡的收获季节和采摘葡萄时，我曾听农妇们唱过。令人惊奇的是，中国人也在收获时唱这首歌，那就是每年五月姑娘们采花的季节。”

“若干看法”的第一个抄本所标明的1713年准确日期，真实地表明了孟德斯鸠的工作方法，他很快地把同中国人的谈话加以誊清，交给了王家图书馆。这些笔记和附在后面的读书摘要证明孟德斯鸠从1713年起就已关注中国。但是，这个时期他为了解中国所作的努力，并不限于与黄先生交谈。1713年，根据黄先生的建议，他还读了柏应理神父所著的两部书，即1686年出版的《中国纪年表》和1687年出版的《中国贤哲孔子》，浏览了柏应理神父的《中国图说》并做了读书笔记。

在评论柏应理关于中国人的丧仪记述时，孟德斯鸠写道，“这类言词和这种礼仪来自一种自然的情感，而这种情感在我们的儿童身上可以看到。他们把死看作远游，某人死了，他们说某人走了。从这种礼仪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任何严肃的看法都不可能建立在这种稚气十足的礼仪上。”稍后一些，他对柏应理神父的一个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在这个体系中，柏应理神父不恰当地把世界的演变归因于偶然和巧合……

况且，柏应理神父认为，肯定中国政制与世界的自然管理相似崎论点很有道理；所以他一再洋洋自得地加以重申。如果不是讨论问题，这种神气就不一定能得到原谅。然而；他的推理实在愚不可及，正如我将会使人们看到的那样……

在与黄嘉略的谈话中，盂德斯鸠向他提出了十余个方面的问题，诸如中国的各种宗教、汉语、中国人的性格、如何解释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政制作何想法、中国人是否真的懂得所有科学、中国的礼仪等等，谈话因而缺乏连贯性。每次谈话后，孟德斯鸠马上翻阅笔记，找出不清楚的问题，下次更深人地谈。在交谈的问题当中；关于汉语、中国历史和中国的政制的问题占中心地位，同时也谈到了中国的民俗问题。

论法的精神

1716年，孟德斯鸠继承了波尔多法院院长（他的祖父、伯父一直占有这个职务）职务，并获男爵封号。青年时代的孟德斯鸠对法院的诉讼业务兴趣甚少，对法院院长的职务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博学多才，对法学、史学、哲学和自然科学都有很深的造诣，曾经撰写过许多有关论文，热心于科学研究工作。由于经常出入波尔多和巴黎的各种上流社交场合，亲眼目睹上流社会的荒淫奢靡的生活和封建专治的种种丑恶现象，盂德斯鸠对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信心，积极探求一条本新的道路。

1721年孟德斯鸠化名“波尔·马多”发表了名著《波斯人信札》，获得巨大成功。这部书通过两个波斯人漫游法国的故事，从多种角度揭露和抨击了封建社会的罪恶，用讽刺的笔调，勾画出法国上流社会中形形色色人物的嘴脸，如荒淫无耻的教士、夸夸其谈的沙龙绅士、傲慢无知的名门权贵、在政治舞台上穿针引线的荡妇等。书中还表达了对路易十四的憎恨，说法国比东方更专制。该书问世后，立即成为巴黎最为畅销的书，孟德斯鸠从此声名大振，成为法国文坛上的瞩目人物。

为了使自己能专心从事研究，孟德斯鸠于1726年将世袭的波尔多法院院长职位高价出卖，获得一笔巨款，迁居巴黎，并于1728年进入法兰西科学院为院士。接着，他花了3年时间漫游了欧洲许多国家，对各国的政治法律、国家制度、民情风俗进行了深入地考察，获得了丰富的材料。孟德斯鸠特别在英国呆了两年多，考察了英国的政治制度，认真学习了早期启蒙思想家的著作，还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731年回到法国后，定居于老家拉布雷特庄园埋头整理资料，潜心著述。

1734年，他的《罗马盛衰原因论》问世，在这部历史名著中，孟德斯鸠首次提出了自己的社会理论，探索了历史上各种兴衰更替的基本原因，认为一个国家的兴盛与否主要是由政治制度和风俗习惯的优劣所决定。孟德斯鸠利用古罗马的历史资料来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轰动了欧洲学术界，给他带来很高的声誉。

但是，真正使孟德斯鸠成为举世闻名的资产阶级卓越思想家的，还是他在1748年发表的重要著作《论法的精神》。在这部划时代的巨著中，他全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哲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观点，不仅对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无情地揭露、批判，更加重要的是，他在这部著作中提出了他的君主立宪思想，完整地提出了资产阶级国家和法的理论，尤其是在这部书中他提出的“三权分立”的学说，即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分别由议会、君主、法院三家掌管，各自独立，相互牵制，彼此平衡，以维系国家的统一。他的三权分立的学说，成了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基本原则。他还提出了著名的地理环境决定社会形态的学说，成为资产阶级社会学中地理学派的创始人之一。

1750年，盂德斯鸠匿名发表《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与解释》，4年后，他又为《波斯人信札》增添了11封信。

1755年2月10日，孟德斯鸠在旅途中染病，在巴黎去世。

作为资产阶级国家学说和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的社会政治理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他的三权分立学说为许多资产阶级国家直接采用，成为资产阶级国家立国的基本宪政原则。后来，美国在独立战争胜利后，把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写入了美国的宪法。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也明显地体现了孟德斯鸠的思想。

伏尔泰

最初的岁月

法国首都巴黎，素有“花都”之称。早在17世纪路易十四执政的时代，它就成了西方世界的一个橱窗，雍容华贵，多彩多姿。清澈明媚的塞纳河蜿蜒穿过繁华的市区，巍峨壮美的哥特式建筑——巴黎圣母院矗立在城区的中央。举世闻名的法兰西学院、博物馆、图书馆、喜剧院鳞次栉比。许许多多才华横溢的作家、艺术家都是先在这里崭露头角，而后享誉全球。数不胜数的外省政治家、哲学家也纷纷慕名前来，假如时来运转的话，说不定那天就能得到贵胄名流的赏识，一举成名也许就在一夜之间。

伏尔泰得天独厚，他便诞生在这繁华的“花都”——处处都有成功机遇的巴黎。

1694年11月21日，在巴黎新桥附近的一个富裕的资产阶级家庭里，又添了一个小男婴。洗礼时，父母给他取名为弗朗索瓦·玛丽·阿鲁埃。

这个男婴是这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上了年纪的父母，并没有为这个男婴的出世而感到高兴。他们已深感暮年来临，精力不济。尤为令人焦虑的是这个孩子先天不足，出生时非常虚弱，甚至不能送到教堂接受洗礼，因而洗礼仪式只能在家里举行。每天早晨他的保姆下楼时告诉他母亲的话常常是：“这个孩子活不过一个小时了。”孩子的教父夏托纳夫神甫每天都来商量维持这个孩子生命的办法。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经过多方的努力，这个孩子不仅坚强地活下来了，而且还经历了84年的漫长人生旅程。这就是后来以笔名伏尔泰蜚声世界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泰斗——伏尔泰·玛丽·阿鲁埃。

伏尔泰的父亲伏尔泰·阿鲁埃当过皇家顾问，做过巴黎夏德莱区的法律公证人，后来担任审议院的司务。在贵族、僧侣主宰一切的封建社会里，他们不属于名门望族。伏尔泰有三兄一姐一妹，其中只有比他大10岁的哥哥阿尔芒和比他小5岁的妹妹玛利亚长大成人。

在他的教父夏多纽夫神父的教育下，他几乎一学会说话就在背诗，一学会写字就开始写韵文，而且尽是些攻击宗教的、不敬神的诗篇，这些伶俐的“废话”使为他操心未来生计的父亲深为失望，觉得他不堪大任。他的哥哥则是个虔诚狂热的詹森派信徒，要返回简朴的福音生活，甚至不惜殉道以实现道德救赎。

10岁时，伏尔泰进入路易大王中学。这是耶稣会办的一所贵族中学，也接受富有的中产阶级子弟，不过待遇各与其社会地位相当。贵族子弟的特权和骄傲遮不住地位比他们低的第三等级子弟伏尔泰逼人的灵气，耶稣会的教士们一开始就发现这个学生甚是古怪，卜莱神父曾说他“喜欢把欧洲重大的问题放在他的小秤上秤过”。

伏尔泰的一首诗被神父们拿给厄农夫人看，她曾是知名美人和才女，但此时已是力不从心的老妇，悲叹时光催人，痛恨造物主如果要给女人生皱纹的话为什么不长在脚掌上。80岁的老人在几岁的孩子身上看出了生面俱来的才气，于是在自己的遗嘱中特为小阿鲁埃留下2000法朗买书。这些书是伏尔泰早期教育的一个来源。

智力的优越使伏尔泰毫不在意世俗的标准，与贵族子弟还算融洽的接触更令他充满自信。广泛的阅读使他学到了怀疑论，教士们又训练他应用可以证明一切的辩证法，结果最后他什么教条都不相信了。日后在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伏尔泰严厉地批评耶稣会脱离实际、脱离法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教育内容和死板的教育方式。

到了该谋生的时候了，17岁的伏尔泰竟然向父亲提出要做文人，“想无益社会、拖累父母、打算饿死的人才会干这个”是父亲的答复；为了能够跻身上：流社会，中产阶级子弟不是进入宗教界，就是从法律界再入仕途，伏尔泰不愿意去当神父，就只好进了法律学校，或许将来能当个法官什么的。

和今天任何一个大城市相比，当时的巴黎只不过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村庄而已，小阿鲁埃很快就在这里建立了淘气聪明的名声，街头巷尾流传的俏皮话都归到了这个少年的头上。他的讽刺诗向全巴黎宣告了他名符其实的才华，不幸他说的触及了摄政王心爱的女儿。不久之后，他就必须到乡下去住上一段时间了。在呼吸了长达12个月的新鲜空气以后，他被允准回到巴黎，却再次东窗事发；一首讽刺诗把他干脆送进了巴黎市中心的巴土底狱。

一帆风顺地建立了自己的名声后，现在伏尔泰发现自己遭遇到了一次重大打击，阴郁的巴士底对一颗年轻活泼的心来说是太过严厉的惩罚。他在里面住了二年多，狱中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

大约就是在巴士底狱，他为自己起了伏尔泰这个笔名，决心要成为最伟大的诗人。整整一年，巴黎市中心的单人牢房里，伏尔泰挥舞着鹅毛笔，笔耕不辍，出狱时已经完成史诗《亨利亚特》和悲剧《俄狄浦斯》等作品。

摄政王似乎发现自己过于严厉地惩罚了这后生，放他出狱后还发给他一笔抚恤金。伏尔泰写信感谢他的好意，不过请求摄政王以后不必费心再关照他的起居。为了表示进一步的和解，伏尔泰还写了《巴士底狱》一诗，表现得毫无怨恨之情，为此，摄政王特地在自家宅邸中接见了他。

伏尔泰几乎是一出监狱，便登舞台，悲剧《俄狄浦斯》在巴黎接连上演了打破纪录的45个晚上。戏中的情节以希腊同名悲剧为蓝本，忒拜城新出生的小王子被阿波罗神预言将会轼父娶母，恐惧的父母将婴儿丢弃，恰为邻国的国王，所得，收为养子。长大后，神的预言使俄狄浦斯大为恐惧，于是他离开养父母，自以为就此逃避了可怕的命运，却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杀其生父娶其生母，并被拥戴为忒拜城新王。他聪明爱民，但仍然没有逃脱命运的捉弄，在得知真相后，他刺瞎双眼，永远离开了伤心地。

在伏尔泰笔下，俄狄浦斯的悲剧只是由于人们的轻信，他们不敢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万物，结果让神父们钻了空子，“祭司的力量，正是建筑在我们的愚昧无知上面”。神捉弄了虔诚的人，让他们在无知中造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过，还要受到严厉的惩处。这些大逆不道的语言竟然受到人们的喝彩，还为伏尔泰净赚了4000法朗。

斯宾诺莎尽可以在烟雾迷漫的小阁楼里安静地思考哲学，伏尔泰可不舍让自己成为一个贫穷而受人耻笑的酸文人，父亲那种生意人的敏锐开始在他身上体现，他用润笔费来投资，手段高超，效果显著。，有一次，他的一个数学家朋友谈起政府新发行的一种彩票，计划有漏洞，如果全部买下必赚无疑，伏尔泰飞奔而出，跑到银行借到一笔钱，买到彩票果然大赚一笔。政府不服气，伏尔泰就告到法院，终于拿到了高额奖项。投资所得加上父亲死后分得的遗产，伏尔泰不仅是个名噪一时的诗人，还是一个不可小瞧的富翁文人了。他在上流社会过了几年风流倜傥的好日子，结识各路英雄好汉，大家喜欢他，他也乐意遍洒智慧之光。

在巴黎，在舒里，在奥尔良，他有许多宠爱他的朋友，—起谈天说地，为美人们修改诗歌，真是好幸福。

他在这个时候有了第一个英国朋友波林布鲁克爵士，年轻时以狂傲闻名，后来进入下院，以辩才独步一时。在签订乌特勒支和约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政治风云的来变使他在担任下院议长两天后就被免职并放逐。他与一位法国女子结婚并住在奥尔良附近，得与伏尔泰结交。

伏尔泰还不曾限制过他那喷薄而出的才华、他潜心戏剧写作，可是下一部悲剧《阿米特尔》在观众嘘声一片中失败了，他连忙撕下了海报，敏感的心甚至羡慕起无知无党的畜生们，因为它们不知道别人会怎样嘲笑自己。在痛彻骨髓的挫折感中他又染上一身天花。1723年巴黎因天花大流行死了两万多人，伏尔泰能死里逃生全靠吞下一百多品脱的柠檬水和女友的照顾。

当他终于重返社交界时，他的《享利亚锄已为他赢得诗人的桂冠，他在宣捞民族英雄的同时向宗教狂热开战，上流社会热诚地欢迎这位欧洲文化年轻的大师，伏尔泰在巴黎的沙龙中俨然成为中心人物。

《享利亚特》这是一部长篇史诗。它歌颂法王亨利四世（1589~1610）颁布了允许信教自由的南特敕令，从而结束了长达30年之久的宗教战争。后来亨利四世被宗教狂热分子所刺杀。伏尔泰希望以此诗来填补法国民族史诗的空白，宣扬他启蒙思想的理性原则，颂扬亨利四世为消除宗教争执的献身精神。尽管这部史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还不够成熟，算不上是上乘之作，但由于这部长诗气势恢宏，题材独特，仍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诗人从此受到上层社会的推崇，巴黎的贵族命妇、文人学者竞相拜访他，千方百计地向他讨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也企图拉拢他为自己效力，于是用巨额的奖金、津贴和权位来引诱他，但均被他婉言谢绝。从自己的亲自经历中，伏尔泰已深深体会到宫廷的恩宠和权贵们的青睐是靠不住的，他强烈希望自己能独立生活，不必依赖他人。

1725年12月伏尔泰因被罗昂骑士妒忌而遭毒打。

1726年3月，伏尔泰提出要与罗昂骑土决斗。骑士虽是官街很高的军人，却不敢与伏尔泰决斗，他佯装应诺，暗地里却派家人向国王报告，申诉伏尔泰的暴烈行为威胁国家的安定，建议把他投入监狱。

巴黎当局早就对伏尔泰的行为不满；也想伺机制伏，刚巧接到罗昂家人的密告，于是立即下令拘捕了伏尔泰。3月28日，国王签署命令把他关进巴土底狱，伏尔泰再度成为了巴士底狱的囚徒。

他意识到自己无力对抗强大的敌人，辽阔的法兰西疆土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他向国务大臣莫勒伯申请出国去英格兰，他获得了释放，条件是不准进入巴黎50英里以内，不再向罗昂骑士挑衅。5月初，他被押送到加莱，几天后渡过加莱海峡前往英格兰。

哲学精神

1764年7月，伏尔泰在费尔内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哲学辞典》出版了。当时是以匿名刊印的，称为《袖珍辞典》。

老谋深算的伏尔泰当初对自己最为亲密的朋友也保守着秘密。他对达兰贝尔发誓说，这部讨厌的小辞典决不是他写的，而是撒旦的作品。他请求达兰贝尔使所有人相信他与这部辞典无关。其实，这部《袖珍辞典》确实出自伏尔泰的手笔，他之所以这样做也是用心良苦的，他担心，万一这部辞典受到指责的话，不怀好意的人肯定又会把矛头指向《百科全书》。他认为《百科全书》已经屡遭厄运，再也受不起无辜的株连了。伏尔泰认为物质是永恒存在的，广延和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但是他承认我们不知道物质是什么，他说：“物质是由虚幻构成，这是难以理解的。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但不要白认为可以说明它，哲学不可能对每一事物都予以说明。许多不可理解的东西，我们必须承认……”

在“观念”辞条中，伏尔泰指出观念是人大脑中的映象，“因为最抽象的思想都只不过是我们感知对象的结果。我说出一般的‘存在’，只是由于我曾知道具体的存在；我说出‘无限’这个词，只是由于我曾见过某些有限的东西，由于我在心中尽其所能把那些界限推得很远。我在大脑中有观念只是因为我曾反映”。伏尔泰同时还提出，我们对反映的性质和过程，对反映的能力与物质之间的关系一无所知；上帝没有把那些秘密告诉我们，我们不能理解怎样感觉，怎样思想。

在“灵魂”辞条中，伏尔泰认为灵魂意味着生命，是人与动物所共同拥有的，只不过人很骄傲，特意为自己设立了一种特有的实体形式，便称之为灵魂。1764年，当英国人鲍斯威尔访问费尔内时，曾与主人讨论什么是灵魂，伏尔泰主张，在争论它是否存在之前，必须首先了解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恰恰我们又对它一无所知。鲍斯威尔离开费尔内后，还试图进一步与伏尔泰讨论这个问题，伏尔泰觉得无聊透顶，在回信中他不无嘲讽地写道：“我明言，我对它一无所知。不知它是否存在，不知它是什么，也不知它将是什么。初出茅庐的学者和僧侣们完满地知道它的一切。而我仅仅是一个非常无知的人。”

在《哲学辞典》中，篇幅最大的内容是关于宗教问题，这大概与他“消灭败类”的宣传运动有关。在“褊狭或不宽容”辞条中，伏尔泰用一段褊狭者绘声绘色的白白嘲讽了他们丑恶的嘴脸和肮脏的灵魂。那个可卑的褊狭者把牛顿、洛克、弗里德里希、叶卡特琳娜、弥尔顿、丹麦君主、莎士比亚、瑞典国王、莱布尼兹、中国皇帝、英格兰议会、莫卧儿王朝的枢密院等分别斥之为异教徒、收税人、无赖或魔鬼。原因是他们都不相信他讲的神学。伏尔泰摘引了一段这位褊狭者冠冕堂皇的胡言乱语，“因为我是正确的，你们是错误的；我有恩惠，你们没有……我用鱼市的语言谩骂哲学家，而你们保护、模仿哲学家，或者就是哲学家……

因他，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被切掉右手，割掉舌头，严刑拷打，最后用文火烧死，因为上帝是仁慈的”。——伏尔泰辛辣地挖苦道，这就是褊狭者的箴言，是他们所有书的概要和主旨，与这样善良和蔼的人一起生活是多么快乐呀！

伏尔泰还详细系统地论述了无神论和自然神论的问题，他不同意霍尔巴赫主张彻底消灭宗教的思想，而认为宗教是人的生活信心的基础，就像在看不到岸的大海中游泳的人一样，假如有人突然告诉他：别费劲了，这个大海是绝对不存在岸的。那么这个游泳者就肯定不会再有继续游下去的勇气了。伏尔泰认为，社会的两极，即君主和百姓绝对需要宗教，“无神论在被统治的人中是最有害的怪物”，“宫廷的无神论者，无神论君主会给人类带来苦难”，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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