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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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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林之满,萧枫等编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2-01

书籍编号:30044758

ISBN:978754510067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财经人物

全书内容:

话说中国


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下)


林之满 萧枫 主编


辽海出版社

编写说明


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史、又充满着生机与活力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早就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前仆后继,绵延百代。著名科学史家贝尔纳曾说:“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曾创造了无数的文明奇迹。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生动的、博大精深的启迪心智的教科书。中国历史是独树一帜的东方文明史。承载中华文明的中国历史,在她形成发展的曲折而漫长的过程中,从未中断过。她虽然历经坎坷,备尝艰辛,却始终以昂首挺立的不屈姿态,耸立在亚洲的东方。即使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的对中华文明一个多世纪的强烈冲击和重重劫难,也没有使曾创造过辉煌的中华文明沉沦,反而更勃发了新的生机。


《话说中国》丛书将中华民族的辉煌与挫折、统一与分裂、前进与倒退、战争与和平、正义与邪恶,放在对立统一的辩证过程中,逐一展现。


《话说中国》丛书是一幅历史长卷,共分50卷10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第1卷文明开放的天朝大国(上、下册);


第2卷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上、下册);


第3卷分分合合的朝代更替(上、下册);


第4卷改变时局的历史事件(上、下册);


第5卷独掌乾坤的历代帝王(上、下册);


第6卷宠辱一身的历代皇后(上、下册);


第7卷治国安邦的历代名臣(上、下册);


第8卷一尘不染的历代廉吏(上、下册);


第9卷尔虞我诈的宫廷政治(上、下册);


第10卷源远流长的远古文明(上、下册);


第11卷稳步发展的社会经济(上、下册);


第12卷日趋活跃的商业贸易(上、下册);


第13卷刀耕火种的古代农业(上、下册);


第14卷穿越时空的天文历法(上、下册);


第15卷独领风骚的古代医学(上、下册);


第16卷独具一格的古代数学(上、下册);


第17卷日新月异的古代物理(上、下册);


第18卷领先世界的古代化学(上、下册);


第19卷独树一帜的中国地理(上、下册);


第20卷震惊世界的科技发明(上、下册);


第21卷光耀世界的科技名家(上、下册);


第22卷惊心动魄的经典战役(上、下册);


第23卷智虑谋深的军事名家(上、下册);


第24卷影响深远的军事思想(上、下册);


第25卷精华荟萃的中国兵书(上、下册);


第26卷严密精深的军事制度(上、下册);


第27卷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学(上、下册);


第28卷享誉世界的文学名著(上、下册);


第29卷天马行空的神话传说(上、下册);


第30卷绝唱天宇的中国诗歌(上、下册);


第31卷脍炙人口的中国词赋(上、下册);


第32卷千古流传的民间文学(上、下册);


第33卷龙飞凤舞的中国书法(上、下册);


第34卷绚丽多彩的中国绘画(上、下册);


第35卷凝固不朽的中国雕塑(上、下册);


第36卷蜚声中外的中国建筑(上、下册);


第37卷低徊狂放的中国音乐(上、下册);


第38卷摇曳多姿的中国舞蹈(上、下册);


第39卷异彩纷呈的民间艺术(上、下册);


第40卷美轮美奂的中国戏剧(上、下册);


第41卷妙趣横生的艺坛典故(上、下册);


第42卷彪炳史册的古代典籍(上、下册);


第43卷震聋发聩的思想文化(上、下册);


第44卷浑厚深沉的中国哲学(上、下册);


第45卷定格历史的史学名著(上、下册);


第46卷百花齐放的古代教育(上、下册);


第47卷风格迥异的古代民族(上、下册);


第48卷遐迩闻名的巨商名贾(上、下册);


第49卷传诵千古的历史掌故(上、下册);


第50卷扑朔迷离的千古奇案(上、下册)。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付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蕴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人的素质的基本内涵应该是人文素质。一个人的人文素质是由他所属的民族几千年文化创造的基因,积淀在他的血液和灵魂中形成的。人文教育以文史哲为主体,对人的素质提高具有特别的价值,而中国历史恰恰正是文史哲三位一体的糅合和载体。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才能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


《话说中国》丛书把传统的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注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由于丛书篇幅宏大,编写时间又较为仓促,书中难免存在各种疏虞之处,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话说中国》丛书编委会


2008年2月

三、近代名商


状元巨商张謇


游幕科考,经营乡里


清朝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日(1853年7月11日),张謇(1853~1926)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一个富裕农民兼小商人的家庭。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个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以后竟会中了状元。但他没有像历代高中的学子那样进入封建官僚机构去作官,终老于官场,而是视官爵如过眼烟云,另外开辟了一条新的人生道路,把全副精力用在创办新式实业与社会教育上,成为人人敬仰的状元商人。


张謇从小即入私塾读书,10岁时已经熟读四书、五经,13岁时居然能“制艺成篇”了。读书之余,也在家中干些农活和杂活,体验了稼穑之艰难,这一历练对他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不小的影响。


同治七年(1868),15岁的张謇开始进入科举考场。经过发愤准备,终考中秀才。此后家道中落,负债颇多,在窘困的境况中张謇仍读书不辍,学业有很大长进,并开始受到地方上层人士的注意。同治十三年(1874),21岁的张謇离家谋生,到南京给江宁发审局委员孙云锦当书记,从而开始了他的游幕生涯。在南京,由于公务不多,张謇有余暇遍访名流耆宿,领受教海,学问和社会经验都更上一层楼,为他后来的进一步上升打下了良好基础。光绪二年(1876),张謇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幕府,为吴办理公文。在此期间,他继续读书求学,与师友酬应唱和,并多次参加科试、会考和乡试,成绩虽很优异,但乡试仍未能获捷,迟迟中不了举人。


光绪八年(1882),朝鲜发生“壬午兵变”,日本趁机派军舰干涉朝鲜内政,朝鲜国王请求清政府出兵援朝,以抗日本。清政府遂派吴长庆率军入朝,张謇随同赴朝,帮助吴于军前筹划,参与了庆军历次重大决策。因办事干练,镇静应对,张謇多次受到朝鲜国王和吴长庆的赞誉。光绪十年(1884)四月,吴长庆奉调回国,不久病逝,张謇为之料理完后事后,离开庆军,回到家乡。


光绪十一年(1885),张謇再次进人科场,在京师参加了顺天乡试,结果以第二名录取,终于当上了举人。由于他是南方人中在“北榜”(指顺天会试)名次最靠前者,按习惯被称作“南元”,名声很是显赫,成为不少达官贵人着意延揽的对象。此后,张謇又陆续参加多次科考,但始终不顺,屡屡名落孙山。从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十八年(1892),总共25年间,他历经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20多次,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达120天之多。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自然使张謇灰心丧气,并且对空洞陈腐的八股制艺感到厌倦。


张謇在考场上虽然连年受挫,但这些年里他也不是毫无收获,与南派清流官僚的结合,便使他获取了另一处进取的机缘。作为曾人吴长庆幕的后起之秀,张謇很为南派清流们看重,认为他的品格与才识足以成大业,光绪帝的老师翁同和尤为赏识他。清流们利用手中有限的主试录取权力,曾数次欲暗中帮助张謇取中进士,但都没有成功。与清流们的相交,使张謇进一步卷入政治派系斗争的漩涡。


在应考的这些年里,张謇还“经营乡里”,为家乡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他先是下气力办理通海花布减捐事宜。通州、海门一带盛产棉花,手工棉纺织业与棉布商业已有相当发展,但封建政府对棉布所征的苛捐杂税却严重阻碍了工商业的正常发展。张謇由于家庭经商的原因,与家乡商人的关系比较密切,也深知过重厘捐对商人的危害,于是他联络各处棉布商人,请求政府减少厘金征收数额。不过,令张謇失望的是,频繁的减捐活动未能取得实际成效。此后他又开始提倡改良和发 展蚕桑事业。南通一带农家本无养蚕习惯,张謇就带头育蚕,并号召乡人也植桑育蚕,但民间反应极为冷淡。张謇于是又转而仿照西法集资兴办公司,以购桑育蚕。这个办法本来可行,但因缺乏资金,结果仅买来几千棵桑苗散卖给乡人种植。张謇前后花了四五年时间苦心提倡种桑养蚕,但都不见成效,原因是南通一带手工缫丝业很不发达,新茧上市很少有人收购,形成“丝不成市”的冷落局面。如果运到上海、苏州贩卖,沿途又要受到重重厘卡的盘剥,最终大都会蚀本。这样,农家自然是不愿种桑养蚕了。张謇认识到这又是厘捐造成的恶果,如果不是厘卡层层盘剥,发展蚕桑业是会给家乡带来富源的。于是他便在光绪十八年(1892)邀集一批人,吁请两江总督免除丝捐10年以兴蚕利。经过不少波折,总算达到了目的。随后他又劝说州县官就地招商开行收茧。生丝本来是当时出口货物之大宗,南通一带蚕茧业经免捐设行,争相收购,极大刺激了该业的发展,形成一股小小的兴办蚕桑热潮。不幸的是,正在蚕业大兴之际,封建官府又见利眼红,推翻了免捐成案,要丝商补交历年已免除的丝捐,丝商由此受到较大的损失,进而把捐失转嫁到蚕农身上,严重损伤了农民养蚕的积极性。这样,张謇发展蚕业以富家乡的实践又失败了,使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经济活动的失败,虽使张謇心灰意冷,但他也有意外收获,即通过这些活动,与当地花布商、典商、木商、烟商、纸商、洋药商和一些中小地主建立了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人成了他日后创办大生纱厂的主要支持者和社会基础。


除经济活动外,张謇仍未脱书生本色,在应考之余,曾先后主持过江苏赣榆选青书院和瀛州书院,并兼修县志,还致力于学术著述,先后写成《释书谱》、《说文或从体例错》、《蜀先主论》、《赣榆释》等。此时的张謇已有了更多的经世致用思想并把志趣集注于实际事务中,所以未从事非常系统的学术研究。


光绪二十年(1894),适逢慈禧太后60寿辰,特地举行了一次“恩科会试”。此时张謇已对科考得中毫无信心,但迫于父命只得进京赶考。他本来怀着无可无不可的心绪随意应付,却不料礼部会试竟然取中第六十名贡士,随后在礼部复试中又取中一等第十名,这就取得了参加殿试的资格。殿试之后,由于翁同和的大力推荐,张謇被取为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状元及第是科举士人最高的荣誉,张謇曾苦读多年求取不到,在不惑之年已无意于此,却偏偏高中状元,真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中状元后,张謇被循例授为翰林院修撰。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之际,清政府内部帝后两党矛盾激化。以翁同和为首的清流派拥戴光绪皇帝,大发主战议论,强烈抨击畏日如虎的李鸿章,借以冲击后党与主和派,想为徒有“亲政”虚名的光绪帝争取一些实权。名噪一时的新科状元张謇,早在家乡时即与清流派接近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时因政见相同就更结合紧密了。所以他很快成为清流派帝党中的佼佼者,并时常通过翁同和向皇帝转达自己的主张,实则已是清流氵辰的决策人之一。


正当清廷内部帝后两党主战主和之争极为激烈的时候,张謇突然接到父亲病逝的消息,只得循例离职回籍守制。他匆匆离开政争纷纭的北京,回到家乡。


“求活之法唯有实业”


张謇回到家乡,办理完父亲的丧事后,便投入举办抵御日本侵略的防务活动中。由于面临日本海军随时可能侵入长江的威胁,两江总督张之洞委派张謇在家乡办团练。张謇知局势不可为,但本着严谨细密的一贯作风,认真对待此事,做了一系列工作。不久,《马关条约》签订,中日战争结束,团练已无 用武之地,很快便遣散了。


《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面临着被瓜分乃至亡国的巨大灾难。面对此种结局,爱国志士不甘忍受,纷纷行动起来,掀起了一场爱国救亡和维新变法的浪潮,并强烈要求独立发展民族工业,以为国家自强之基础。在此潮流的影响下,张謇也被激发起来,开始思索新的救国之路,并逐渐形成“实业救国”的思想。


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他认为,《马关条约》准许外国资本在中国内部设厂,将使中国经济面临更深的危机,外国对中国经济侵略的重心将由商品输出转为资本输出,为此,中国应尽快讲求商务、工艺,各省应建立商务局、工政局,提倡招商设局、建立公司,抵制外国设厂和洋货倾销。民族危机的刺激,中外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使这个已踏上士大夫之途的状元,把注意力转向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上,提出了“中国须兴实业,其责须士大夫先之”的主张。在民族工业和民族商业的关系方面,张謇认为应该把工业放在首位。他说: “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要发展民族工商业,就必须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张謇对此有很深的认识。他主张各省应广设学堂,延聘外洋教师讲授西方各类有助于近代化的专门课程,并强调不仅要“培之于先”,更要注意“用之于后”,充分发挥培养出来的新式人才的作用。对教育与实业的关系,张謇也有自己的见解,认为:“夫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实业需要人才,人才出于学校。但兴办学校需要经费,这又不得不仰仗于实业,所以张謇觉得自己的救国宏图还是得从实业入手。正因为有了“实业救国”的思想和具体打算,已脱离封建士大夫窠臼的张謇便想把它付诸实践,于是他开始踏上创办实业的艰难历程,创造了状元办厂的奇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底,总理衙门奏请谕令各省设立商务局,其具体方案与张謇为张之洞起草的《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有关建议相近,即想以此“维护华商,渐收权利”。其原则是:“官为设局,一切仍听商办,以联其情”。首先奉命设立商务局的,正是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的张之洞。光绪二十二年(1898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在南通设立商务局,让张謇带头开家乡兴办近代工商业之风气。


张謇已有投资办企业的打算,历史又偏偏在这时候为他创造了契机,所以他乘设商务局之良机,办起了大生纱厂。张謇选择纱厂作为其实业建设的突破口,并非偶然,乃是因为南通地区的地理位置、土壤、温度、降雨量、霜期都很适宜种植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质地洁白并富于弹性,素以“沙花”著称。本地手工棉纺织业也很发达,“通州大布”历来都畅销于东北市场。随着棉纱织业的持续发展,对机纱的的需求量日益增长。这些条件都很有利于张謇创办纱厂。另外,张謇与当地花、布商人早就建立了比较密切的联系,兴办纱厂颇得地利人和之便。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还有一个促使张謇办纱厂的重要原因,这就是出于抵御外国经济侵略的考虑。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比以往更加疯狂,在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洋纱所占比重最大。棉纺织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工业部门之一,民族资本主义自然首先要在这个部门奋起同洋商竞争。具有一腔爱国热血的张謇当然也不甘人后,要在这个最具挑战性的部门一显身手,以实际行动抵制洋货的倾销。


大生纱厂最初定为“官招商办”。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起,张謇开始“招商”。经过两个多月的“招商”活动,他邀集了本 地花布商沈燮均、陈维镛、刘桂馨,上海绅商郭勋、樊芬、潘华茂等 6人认办,这便是大生纱厂初期的所谓“通沪六董”。他们反复磋商后,确定了大生纱厂为商办,预计招股60万两,先办纱机2万锭。股票仿照西法,以100两为一股,共计6000股。


纱厂筹建过程中,3位“通董”相当积极,反映出本地花布商人对创办纱厂持欢迎态度。但“沪董”却迟疑观望,唯恐事业失败会给自己带来很大损失,所以招股工作没有开展起来,上海方面应招集的40万两迟迟没有下文。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夏,张謇在上海召集董事会议,樊芬、陈维镛知难而退,辞去董事职务。张謇只好推荐增补本地两商人为董事,仍合成“六董”之数,并把眼光从上海转向家乡,希望以本地绅商作为集资的主要依托。但“通董”毕竟财力有限,一些有钱人又不相信张謇这样一个书生能办起大工厂,不具出钱入股,故股份始终未招上多少。纯粹商办的方案由此化为泡影,张謇不得不回过头来再向封建官府寻求援助。


恰巧,上海商务局此时要贱价出卖一批“官机”。这批“官机”原是湖北南纱局向外国洋行定购地四万余枚纱锭的纺织机,货到上海以后,南纱局又不要了,所以这些机器在杨树浦江边堆放了 3年。张謇得知上海商务局急于将这批机器出手,很想购买,却苦于无钱。于是他便与上海商务局协商,把“官机”折价50万两作为大生纱厂的股金。另招商股50万两,大生纱厂改为官商合办。双方很快达成了协议。这样一来,纱厂的机器有了着落,可商人们对官府办厂缺乏信任感不愿投资,50万两商股很难募齐。无奈张謇只好向这批“官机”的最初订购者、湖广总督张之洞求援,经过张之洞向两江总督刘坤一通融,将“官机”对半平分,由张謇和盛宣怀在南通、上海分办两个厂,大生纱厂因此可少筹股金25万两,同时把“官商合办”改为“绅领商办”,以有利于向商人筹集资金。


尽管“绅领商办”较易为一般商人所接受,但实际能够筹集到手的资金仍仍为有限。在此困境面前,又有两名董事辞职,集资重 担全落在张謇身上。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底,大生纱厂开始建造厂基,各种开支费用很大,张謇手头6万多两现银很快花得一干二净。他只好奔走于南京、上海、湖北等地央亲求友,筹集一些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加之得力助手沈燮均等苦苦撑持,才使建厂工程没有中途夭折。经历一系列坎坷之后,张謇终于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三月将机器全部装置完毕。二十九日,张謇先行祭礼,然后试机,一切运转正常。四月十四日,大生纱厂正式开车投产,张謇的苦心奋斗结出初步的果实。


投产以后,大生纱厂仍面临着很多困难。由于须不断购进棉花,资金越来越难周转。张謇再次求助于官僚、绅商,但毫无结果。请求另派殷富绅商接办,又未能得到刘坤一的许可。他还曾与上海商界巨子严信厚等接洽,打算将纱厂出租3年,但因对方所提条件过苛而未能达成协议。最后他只好决定背水一战,坚持生产,实在维持不下去就停车关厂。幸好这年夏秋之际棉纱行市一直看涨,华洋机纱已经在南通地区畅销,越来越多的织户放弃传统的土纱而改用机纱布。由于纱价一直看涨,大生纱厂卖纱所得增多,资金周转不再困难,原料供给问题也随之消失。从光绪二十一年到二十五年,大生纱厂历尽风险,总算初步站稳了脚跟。这5年里,张謇耗费心力,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毅力顽强坚持下来,成为家乡近代工业的开拓者。


大生纱厂立足已稳后,张謇努力在经营管理上下功夫,力图使该厂成为第一流的纺织企业。他很注意汲取其他新式纱厂的管理经验,结合本厂的实际情况,亲自拟订了《厂约》。《厂约》闸明了“实业救国”的办厂宗旨,规定总理(张謇)的职责是:“通官商之情,规便益之利,去妨得之弊,酌定章程,举错董事,稽察讲退,考核功过,等差赏罚。”其下分设进货出货、厂工(工程技术)、银钱账目、杂务4个部门,各有董事、执事的管理其事。在总办理处。《厂约》对各门部董、执事的职责也做了明确规定,要求负责进货出货 的董、执事住在行栈,负责厂工的董、执事住在工厂办公楼,负责银钱账目的董、执事住在总办事处。《厂约)对于执事的成绩考核和奖惩制度亦有具体叙述,还规定了当时的工资标准和利润分配原则,而且要求每位董事都要在每天下午2时集中于总办事处,具体研究工厂生产、经营、销售等各方面问题,并将讨论结果“编为厂要日记,以备存核”。从这些规定来看,张謇对大生纱厂的管理比较得法,制度比较健全,这是他能把工厂创办成功的重要因素。


由于张謇精于管理,也由于南通地区具有产棉旺、销纱多、运费省、工资廉等有利条件,大生纱厂的利润常比其他同类厂为高。赢利的不断增加,使进一步扩大生产成为可能。光绪三十年 (1904),张謇利用大生纱厂的盈余和续招新股,增加资本63万两,增加纱锭204万,使纱厂资本和纱锭数都比创办时翻一了番多。日俄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棉纱在中国市场一度减少,大生纱厂的销路因此更加畅通,利润也更加丰厚。光绪三十一年(1905),大生纱厂的纯利已达75万余两,占全部投入资本的一半以上。在生产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光绪三十三年(1907)三月,张謇在崇明久隆镇(今启东县)办起了大生二厂,资本100万两,纱锭26万枚。该工厂工程建设十分顺利,很快便开工生产,并产销两旺,赢利颇多。到1913年为止,大生一、二两厂共获净利约540万两,资本总额达200万两,纱锭达67万枚,成为纺织行业一个大厂,被誉为“欧战以前华资纱厂中惟一成功的厂”。四面出击大展宏图庚子之变过后,清政府为了取悦列强和欺骗人民,大肆宣传将要推行“新政”,这又激起东南地区一部分帝党和维新派分子新的幻想。张謇等人颇受这一所谓“新政”的鼓舞,聚集在刘坤一和 张之洞周围,真诚地为“新政”筹谋策划。张謇在应刘坤一之邀到达南京后,花了半个月时间写出《变法平议》,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变法平议》的内容看,它并没有提出比维新派更为新颖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两年后的老调重弹。它所拟定的整个进行步骤比较迂缓,显然是为了尽量减少守氵辰旅的阻力。但尽管如此,《变法平议》仍是张謇思想前进的一个标志,他终于公开站在了“新党”一边。然而,这样一个比较温和的《变法平议》,不仅没有被朝廷接受,也没有被大谈变法的东南督抚所采纳。这大出张謇意料,使他看到所谓的“新政”“无大指望”,所以又一下子消沉下来,政治热情转瞬即逝。


政治上既然已无可为,张謇便重新回到“实业救国”的老路上去,继续埋头发展实业。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二十九年(1901~1903),他的主要精力除用于巩固和发展大生纱厂外,便是投入到通海垦牧公司的创建上。


早在甲午战争期间张謇奉命办团练时,即已注意到通州、海门沿海有大片荒滩,产生开辟之念。后来他曾向官府建议设公司开垦,没能实现。光绪二十六年(1900)秋天,由于洋纱进口减少,大生纱厂产销两旺,促使张謇迫切需要采用企业方式来解决原料基地问题。于是他想到开垦海滩荒地,种植棉花,向纱厂提供原料。他主持勘测地界、起草章程、筹集股金,并定名为通海垦牧公司。次年7月,集股已达14万元,张謇立即部署筑堤建房。这一巨大工程耗时近10年,直到宣统二年(1910)才初告一段。这期间,张謇和公司遇到很多困难和波折。


垦牧公司所要开垦的海滩都是盐碱地,先要蓄淡,继要种草,逐渐减少盐碱含量,方可种植棉麦。还须筑堤拦阻海潮,不使海水淹没已垦土地。这些工作都是极其繁难的。此时没有公路,张謇乘一独轮小车来往于垦地,顶风雨,冒寒暑,规划水利,招徕佃农,费尽了心力。筑堤防海潮工作尤为不易,一遇大风暴,就有前功尽弃 的危险。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垦区的农民已陆续修成7条长堤和一部分河渠,并开垦了7000多亩土地。可是8月间突来一场大风暴,把刚刚建成的堤坝都冲毁了,牧场羊群几乎完全失散,落了个全军覆没。这场狂风巨潮把公司股东们继续投资的勇气冲掉了,他们不愿意再承担12万余两的修复费用。张謇的态度则是异常坚定,他四处奔走。积极筹划补救办法,筹款赈济垦区灾民。在他的动员和号召下,大批农民重新行动起来,陆续修复了已经毁掉的各条堤坝。又经过两三年的奋斗,堤防修复工程基本结束,一些堤内土地已招佃开垦,承佃者共1300多户、6500余人。到宣统二年(1910),垦区已初具规模,不少斥卤瘠土变成膏腴良田。垦牧公司所在的海复镇已成为重要集镇,再不是以往荒无人烟的草莽之地了。通海垦牧公司的成功,带动了其他商人,又有一些垦牧公司闻风而起,争相向荒原进军。


通海垦牧公司的建成,对张謇来说颇富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张謇的企业活动跨入一个新阶段,即从工业扩展到农业。


在建设通海垦牧公司的同时,张謇也极力扩大自己的经营范围,把触角伸向近代商业的很多方面。从光绪二十七年到三十三年(1901~1907),他先后创立了19个企业单位,除通海垦牧公司外,还有同仁泰盐业公司、广生油厂、大兴面厂、阜生蚕桑公司、翰墨林印书局、资生铁厂、资生冶厂、颐生罐诘(罐头)公司、颐生酿造公司、大达内河小轮公司、通州(天生港)大达轮步公司、外江三轮公司、泽生水利公司、大隆皂厂、懋生房地产公司、染织考工所、大中通运公司、船闸公司等。这些企业大都以大生纱厂为核心,直接或间接地为大纱厂服务,或凭借大生纱厂以获取利润。通海垦牧公司是大生纱厂的原料基地;广生油厂利用纱厂轧花的棉籽榨油自用;大隆皂厂又利用广生油厂的下脚料制造皂烛;大兴面厂利用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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