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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人物中国》编委会编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10-01

书籍编号：30056484

ISBN：978750007903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310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人物中国·现当代

作者：《人物中国》编委会

出版日期：2009-10-01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ISBN：9787500079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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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卷　【政治人物】

第1章　张　澜

凛然不屈的民主同盟领袖

张　澜

Zhang Lan（1872～1955）

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张　澜

张澜，字表方。四川南充人，生于1872年4月2日。清末秀才，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董事长、四川保路同志会副会长，曾领导四川保路运动。辛亥革命后，历任四川省省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成都大学校长等职。抗战期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主张，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41年3月任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主席。抗战胜利后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1949年9月，他代表民盟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墨子贵义》等。1955年2月9日在北京逝世。

凛然不屈的保路运动领袖

1903年，张澜入日本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他在政治上倾向君主立宪，提出了“西太后退朝，还政于光绪”主张，被清驻日公使押送回国。1911年8月4日，保路同志会召开群众大会，张澜上台致答辞，鼓励同心协力，为保路废约而斗争。次日开股东会成立大会，张澜被推举为副会长。9月7日，四川总督赵尔丰将保路同志会和股东会的首领蒲殿俊、张澜等人逮捕。张澜据理力争说：“既然准许四川人民出钱来修筑川汉铁路，断不能说路权不属于出了钱的四川人民”，“既然庶政公诸舆论，断不能说四川人民争取自己的路权是非法。要是出尔反尔的把路权从人民手中夺去出卖给外国，这简直是引狼入室，为害不浅！”赵尔丰无言以对，拍案大叫：“张澜，你太强横！”张澜凛然不屈。

倡导思想自由的大学校长

1925年12月，四川善后会议决定成立成都大学并任命张澜为校长。张澜就任校长后，提出“打开夔门，欢迎中外人士来川讲学”的方针，网罗有学识的专家来校讲课，外语、物理等系先后请有外籍教师二十余人。他以蔡元培办北大为榜样，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各党各派兼收并蓄。他创办了《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1927年后，四川各学校一律要进行“党化教育”，张澜不以为然，张贴布告说：“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众有，学生对于各种主义之学说，均可尽量研究，以求真理之所在。言论思想，固不禁人之自由，不得因某某研究某种主义之学说，而辄牵入政治问题，攻讦其不当，违反学府性质，损失学者态度。”

参加民主宪政运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被聘为国民参政员。他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与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接触较多，坚定了抗日救国的决心。他对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限制异党活动办法》极为不满，要求实现民主政治，切实保障民权。他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各抗日党派参政员掀起的宪政运动。1939年11月，他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要求在宪法颁布后立即实施宪政，成立宪政政府；主张凡遵守宪法之各党派，一律给以平等地位。张澜经常在公开场合指摘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措施，有的特务分子记录他的讲话后，要他签名，他毫无畏惧地说，我所讲的话，我绝对负责。

中国民盟的负责人

1941年3月，统一建国同志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张澜出任民盟主席。他在重庆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同盟“对外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对内坚持团结，反对分裂”。这一严正立场，受到人们的赞扬。1943年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被迫作出关于实施宪政的决议后，他发表《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影响深远。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为中国民主同盟，张澜被推选为主席。他在会上提出，民意必须自由反映，党争必须和平解决，关键是要民主。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张澜在会上提出争取民主团结、反对分裂内战的主张，主持通过了《中国民主同盟纲领》和《政治报告》。

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

1946年8月18日，张澜在民盟召开的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上愤怒斥责国民党特务的法西斯暴行，声泪俱下，遭到特务凶殴，头部被打伤。会后记者访问他时，他说：“为了反对发动内战，反对独裁专政，为争取国内和平民主团结而奋斗，个人流血算不了什么，我早已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11月中旬，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召开一手包办的伪国民大会，导致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张澜明确表示：“我们民盟必须在政协决议全部实现后，才能参加国大，否则就失去了民盟的政治立场。希望大家万分慎重。”民盟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12月，张澜由重庆抵上海，再次阐明了民盟不参加伪国民大会的理由，强调和平、团结，反对内战、独裁，并号召扩大和平民主运动。

走上新的民主道路

1948年冬，张澜因病住进上海虹桥疗养院。次年3月，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到疗养院劝诱张澜追随蒋介石，被严辞拒绝。国民党特务一度冲进疗养院，意欲挟持张澜逃往台湾。张澜假装病重不走，但从此被软禁在病房里，失去行动自由。上海解放前，经中共地下组织设法营救，张澜始脱险出院，赴北平（今北京）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2月20日，民盟一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张澜继续当选为主席。他领导中国民主同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协助人民政府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作出了贡献。

第2章　陈嘉庚

一呼百万应的华侨领袖

陈嘉庚

Chen Jiageng（1874～1961）

轻金钱，重义务，诚信果毅，嫉恶好善，爱乡爱国。——陈嘉庚

陈嘉庚，字科次。福建厦门市集美人，生于1874年10月21日。17岁时南渡新加坡，先是协助父亲经营米店，后经营罐头、橡胶业等，成为东南亚橡胶大王。他早年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抗日战争时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1949年9月，他应毛主席电邀，回国出席新政协会议，参加开国大典，并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主席，为团结广大侨胞、为祖国建设和统一大业做出了重大贡献。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教育家、爱国华侨领袖和华侨实业家。著有《南侨回忆录》、《陈嘉庚言论集》、《新中国感观集》、《住屋与卫生》等。1961年8月在北京病逝。

菠萝的谋略

陈嘉庚17岁赴新加坡协助其父经营米店。他发现欧美各国大量订购菠萝罐头，便下决心以菠萝罐头作为突破口，夜以继日地指挥建厂。为了出奇制胜，他了解供求方面的真实情况，发现一般厂商乐于承接的是欧美大量订购的条、块、片的“普通装”罐头，很少承接加工复杂的“杂装”罐头。杂装罐头生产麻烦，批量小，但每箱获利甚多。“人弃我取，人求我与”的白圭商论，使他决心生产多品种、小批量的杂装罐头。他带助手每天到各洋行探询需求信息，凡有杂装罐头需求时，他便立即承接，如约供货，实现产销一条龙，几乎所有的杂装罐头都被他承包了。为了确保菠萝罐头的质量，保证原料的供应及降低成本，他购买了大片荒地种植菠萝，实现了原料与加工、生产与销售一体化。成本的降低、质量的提高、规模的扩大，使陈嘉庚击败了所有的竞争对手，获得了丰厚的利润。

东南亚“橡胶大王”

菠萝生意红火后，陈嘉庚开始在新加坡引进橡胶种植。他廉价购买了18万粒橡胶种子，把自己的菠萝园改成橡胶园，不断扩大种植面积。橡胶的战略地位和市场优势时刻吸引着陈嘉庚，他集中最大财力收购荒地，发展橡胶业，使橡胶日产高达三万多担，橡胶园扩大到4.2万亩。同时，他投资兴建橡胶制品厂，聘请德国技师大规模地生产轮胎、胶鞋、日用品等橡胶制品。1924年，陈嘉庚已建成农（种植）、工（制造）、商（销售）橡胶托拉斯，即陈嘉庚公司，当年赢利170多万银元。1925年，他的公司拥有东南亚最大的橡胶园，开办了橡胶制品厂、生胶加工厂等三十多个工厂，在世界各地遍布有一百多家商店，被誉为东南亚“橡胶大王”。

兴学乃国民天职

陈嘉庚致富后首先想到的是兴学报国。他认为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乃国民天职，因此毕生致力于兴办教育事业。1913年，他在家乡集美创办高初两等小学，此后又相继创办女子小学，师范，中学，幼稚园，水产、商科、农林、国学专科学校，幼稚师范等，将昔日偏僻的渔村建设成举世闻名的集美学村。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七十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1年，陈嘉庚认捐开办费100万元、常年费共300万元，创办了厦门大学。学校设有文、理、法、商、教育5个学院17个系，于1921年4月6日开学。厦门大学是中国近代第一所由华侨独资创办的大学，陈嘉庚独力维持了16年之久。建校伊始，陈嘉庚定校训为：自强不息，止于至善。即使在经济不景气时，他仍坚定地表示“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变卖了三座大厦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陈嘉庚毕生用于办学费用达一亿美元以上。其办学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毅力之坚，为中国及世界所罕见。

振臂一呼百万应的华侨领袖

1910年，陈嘉庚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募集巨款赞助孙中山革命活动。1924年在新加坡创办《南洋商报》，高举反日斗争旗帜。1928年济南惨案发生后，他任新加坡山东惨祸筹赈会会长，募捐救济受难家属，并号召华侨反对日寇侵略暴行。抗战全面爆发后，陈嘉庚在新加坡召开侨民大会，组织“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他被选为总会主席，华侨领袖地位从此确立。他把不同历史背景、不同阶级、不同文化程度、不同方言、甚至不同政治态度的海外华侨团结在一起，共同抗日，这是前所未有的功绩。当时全世界华侨约为一千多万，陈嘉庚召集起来的就有七百万之多。“陈嘉庚”三个字成为响当当的金字招牌，他发起的倡议总是一呼百应。1939年至1940年，陈嘉庚通过南侨总会从新马等地招募“经验丰富、技术精良、胆量亦大”的机工3200人，并捐赠汽车310辆及其他物资。这些华侨机工，满怀爱国热情，离别南洋亲友，在异常崎岖艰险的千里运输线上，克服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为国内运送各种急需的战略物资，极大地支持了祖国的抗战事业。

带头捐款的抗日旗帜

作为南洋华侨众望所归的领袖，陈嘉庚领导南侨总会发动海外华人华侨同仇敌忾，募捐筹款，极大地支援了国内的抗战。仅从1937年至1943年通过银行途径的侨汇，就达55亿元，平均每年约8亿元，数额巨大。1940年3月，陈嘉庚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慰问，呼吁国共两党团结抗战。他顶着国民党的重重阻力和压力，来到延安与毛泽东会晤。他对抗日根据地干部廉洁奉公、军民团结抗战，热情称颂，断定“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回到南洋将归国见闻如实向华侨报告，鼓励他们继续出钱出力，多寄汇款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成立新加坡抗敌动员总会，动员华侨从各方面积极抗敌。他屡遭敌人迫害脱险后，各界人士在重庆举行“陈嘉庚安全庆祝大会”，毛泽东题赠“华侨旗帜，民族光辉”；周恩来及王若飞祝词称赞道：“为民族解放尽了最大努力，为团结抗战受尽无限苦辛，诽言不能伤，威武不能屈，庆安全健在，再为民请命。”

第3章　沈钧儒

左派的旗帜

沈钧儒

Shen Junru（1875～1963）

唯民主可以革专制之积威，唯法治可以纳庶政于轨物。——沈钧儒

沈钧儒，字秉甫，号衡山。浙江嘉兴人，生于1875年1月2日。清光绪进士。1905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回国后从事立宪救国运动，任浙江省咨议局副议长。辛亥革命后任浙江都督府警察局长，后任国会候补参议员、广东省军政府总检察厅检察长、浙江省临时政府秘书长等职。1928年出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5年12月与邹韬奋等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次年11月22日，他与其他救国会领袖邹韬奋、沙千里、李公朴、史良、章乃器、王造时等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即著名的“七君子事件”，直到“七七事变”后始被释放。1939年11月，他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在重庆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倡导民主宪政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任中国人民救国会主席，发起创办《民主生活》杂志，拒绝参加伪“国民大会”。1948年9月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主席。1963年11月11日在北京病逝。

与时俱进的革命派

沈钧儒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倾向实行君主立宪制。1905年入日本东京私立法政大学速成科学习政治，参加了宪政讲习会活动。为了推进立宪活动，促使朝廷实行真正的立宪，他撰写《论预备立宪要旨》奏折从事推动。1909年，他当选为浙江咨议局副议长并被选为资政院议员。次年初，他赴北京参加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的筹备工作，参与了三次全国性请愿活动，要求缩短召集国会期限，成为浙江立宪运动中有影响人物。武昌起义后，沈钧儒出任为浙江都督府临时警察局长，为稳定浙江光复后的局势立下汗马功劳。1912年5月，他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由立宪派转为革命派，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他参加了护国运动，出任浙江都督府机要秘书、北京政府司法部秘书。1918年6月，他赴广州参加非常国会，为护法军政府的军事行动奔走，一度出任总检察厅检察长。

差点被反动派杀害的进步人士

北伐战争开始后，沈钧儒和褚辅成、黄炎培等人发起组织苏浙皖三省联合会，谋求三省自治，反对盘踞东南的直系军阀孙传芳。1926年12月，孙传芳在报纸上刊载启事，对自治运动的发起者进行攻击和恫吓，并把沈钧儒等人列在通缉之列。北伐军进驻杭州后，沈钧儒出任浙江省临时政务委员会秘书长。浙江临时政府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机构，有共产党员宣中华、潘枫涂参加，沈钧儒和他们合作共事，亲密无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沈钧儒遭到扣押。当时，蒋介石已批令枪决，幸亏总司令部秘书处长马文车是沈的旧日学生，将命令暂时压下，并速告蒋介石昔日的老师庄崧甫。庄马上赶到南京见蒋介石，说沈乃浙江名宿，“如加杀害，何以见故乡父老？”蔡元培等也为之说情，蒋介石便佯称不知抓捕一事，假惺惺地“慰问”一番后予以释放。

怜贫济困的“政治律师”

1927年10月，沈钧儒获释后出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他坚持民主办校，关心学生的成长，培养出沙千里、林亨元等著名法学家和律师。1928年5月，江苏高等法院颁给他律师证书。沈钧儒按其名望本可有很高的收入，但他接案却有选择。对贫苦人或受难的革命者常免费辩护，还给予资助，人称“政治律师”。他在上海办案多年却囊中拮据，债主不断登门，有时连用水费也缴不出，只好将所作书画标定“润格”（价格）出售。1931年，他被上海律师公会选为执行委员，以敢于主持正义、不畏强豪而称誉于律师界。鉴于司法当局对冤狱赔偿置之不理，他发起组织冤狱赔偿运动委员会，并被选为主席，发起并推动全国冤狱赔偿运动。

闻名全国的救国会领袖

1935年12月27日，沈钧儒与章乃器、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936年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当选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成为抗日救国运动主要领袖之一。10月19日，鲁迅逝世，沈钧儒被推举为公祭主持人，不仅与蔡元培、宋庆龄等人组织治丧委员会，选定虹桥公墓的墓地，而且将自己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做成的大旗，盖在鲁迅遗体上。这一悲壮情景，感动了无数进步青年。在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日，他带头率几千人上街游行，遭军警用铁棍、刺刀凶殴。蒋介石托人警告说：“请衡山先生识相点，如果再胡闹下去，我要不客气了！”沈钧儒对此全然不理。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逮捕了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等人，成为轰动全国的“救国会七君子”事件。他们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正义斗争，震动国内外，直接促进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

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1938年7月，沈钧儒代表救国会在武汉受聘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39年11月，他与黄炎培、章伯钧等人发起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宣传和推进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左舜生、张君劢等人认为沈钧儒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没有让他参加。直到1942年他才参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称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1945年冬，全国各界救国会改名中国人民救国会，他仍任主席，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有人骂民盟是“共产党的尾巴”，他当即反驳道：“尾巴有何不好！”1948年1月，他与章伯钧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反蒋、反美的政治主张，声明与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周恩来赞誉沈钧儒是“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董必武称他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第4章　黄炎培

力主和平民主的著名教育家

黄炎培

Huang Yanpei（1878～1965）

事闲勿荒，事繁勿慌；有言必信，无欲则刚；

和若春风，肃若秋霜；取象于钱，外圆内方。——黄炎培

黄炎培，字任之，别号抱一。江苏松江府川沙（今属上海）人，生于1878年10月1日。早年参加同盟会，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议员、上海工巡捐局议董、江苏省地方自治筹备处参议。辛亥革命爆发后，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1917年，他在上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被推为办事部主任。1938年7月，当选为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1941年3月，与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人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同盟前身）。抗战胜利后，他拒绝国民党高官厚禄的诱惑，宁过鬻书卖字度日的清苦生活。1949年2月，他秘密离开了上海到北平（今北京），代表民主建国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并被推举为负责起草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小组副组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委、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副委员长，并先后任中国民主建国会总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1965年12月21日在北京逝世。

立志教育的革命党人

黄炎培父母早亡，生活艰难，少年发奋读书，博览群书。1901年秋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别班，深受总教习蔡元培的教诲。1903年，他在家乡创办川沙小学堂，经常举办公开讲演会，宣传中国被列强瓜分的危险，呼吁救亡图存。1909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黄炎培当选为江苏省谘议局常驻议员。辛亥革命爆发后，黄炎培任江苏都督府民政司总务科长兼教育科长，次年升任教育司长。他任江苏省教育司长的近三年时间内，在江苏全省创办9所师范学校、11所普通中学，还办了许多工校、农校、商校等职业学校。当时的江苏教育事业，名列全国之冠。

现代职业教育的开创者

黄炎培认为，改良中国教育之道在于发展职业教育。1916年，他在江苏建立职业教育研究会，次年在上海成立中国近代第一个研究、试验、推行职业教育的全国性团体——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了《教育与职业》杂志。1918年，他在上海南市创办了中华职业学校，设木工、铁工、珐琅、钮扣四科，并设附属工厂。后又增设土木、留法勤工俭学、染织、师范、商业等科，学生实行半工半读。他还为学徒订立了“劳工神圣”、“双手万能”、“手脑并用”的办学方针和“敬业乐群”的校训。他反复说明，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预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预备，为世界及国家增进生产能力之预备。

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者

1932年，淞沪抗战期间，黄炎培与上海工商金融界上层人士一起组织了上海地方协会，他担任秘书长兼总务主任，负责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和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他任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主席，被国民政府聘为国防参议会参议，致力于组织运输、支援前线、救护伤员、内迁工厂等工作。1938年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开幕，他被选为驻会委员。他联名反对汪精卫等人的妥协投降言论，提出“官吏谈和平者以汉奸论罪”的提案。同年12月29日，汪精卫出逃河内后发表“艳电”（因29日的韵目代目为“艳”而来），黄炎培立即起草斥汪宣言，与张澜等联名发表。

民主宪政运动的发起人

1939年9月，中共及其他抗日党派、无党派人士在国民参政会上掀起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行宪政的运动，提出了七个提案。黄炎培作为“内政提案审查组”主席，被指派为“宪政期成会”的三个召集人之一。1941年3月，他与张澜、左舜生、罗隆基等人在重庆秘密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主要致力于民主宪政运动和调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活动。他认为，中国需要的民主是“保育式的民主”，强调人民与政府合作、各省与中央合作、各党派彼此合作。1944年初，他创办《宪政月刊》，召集有文化界、实业界人士及参政员出席的宪政座谈会，发起了民主宪政运动。这种有数百人上千人参加的讲演会，成了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讲坛，表达了国统区文化、教育、工商界人士要求民主的呼声。

轰动大后方的《延安归来》

1945年7月，黄炎培与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6名参政员赴延安考察并与中共领导人会谈。延安街道整洁，物价平稳，群众富有朝气，生活安定，中共各项施政无一不为人民，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在他生平探索中终于找到了救国之道，成为他立场转变的转折点。回到重庆后，他把在延安的活动和所见所闻写成了《延安归来》一书，用事实的描述，揭穿了长期以来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歪曲宣传。该书由重庆《国讯》书店出版发行后，迅速成为轰动大后方的一部畅销书，发行达十万册之多。

国共合作的积极调和者

1945年12月，黄炎培团结工商界和文化界人士的力量，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力主和平、民主、统一。他被推为“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主席，强烈呼吁制止内战，并致函国共双方，呼吁“老百姓再不能流血了”。由于黄炎培坚决反对内战，要求民主，不断受到国民党的打击。但他不顾个人安危，仍积极参加反内战活动，为调停国共关系而奔波不息。10月11日，蒋介石悍然下令国民党单独召开国民大会，黄炎培推动民盟、民建等作出决议，拒绝参加国民大会。

列入国民党黑名单的民主人士

1947年10月，蒋介石加紧对民主势力进行镇压，以“勾结共匪，参加叛乱”罪名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明令“严加取缔”。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黄炎培在上海继续领导民主建国会转入地下斗争。他主持的《国讯》发表了许多反对内战、要求民主、揭露国民党政府贪污腐败的文章。黄炎培反对专制独裁、追求政治民主的言行为蒋介石所不容，被列入国民党黑名单上，随时有遭受迫害的危险。1949年2月，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安排，黄炎培避开了国民党特务的监视和跟踪，偕夫人秘密离开了上海，搭乘轮船抵达香港，又于3月14日离香港北上，经天津到达北平（今北京）。随后，他代表民主建国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筹备会议，并被推举为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的副组长，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首届全体会议。

第5章　陈独秀

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陈独秀

Chen Duxiu（1879～1942）

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陈独秀

陈独秀，原名庆同，字仲甫。安徽怀宁人，生于1879年10月9日。早年留学日本，参加辛亥革命，出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掀起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被毛泽东称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1921年7月，他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此后，在中共“二大”、“三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长，在“四大”、“五大”上当选为中央总书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领袖。在“八七会议”上被撤销总书记，1929年11月被开除出党。1942年5月在四川江津病逝。

性格刚毅的小秀才

陈独秀性格刚强、果敢、坚毅。他自幼丧父，母亲望子成龙心切，常忧伤地对他说：“你务必好好用心读书，将来书读好了，中个举人替你父亲争口气。”1896年，为不使母亲悲伤，他不抱希望地去参加县府考试，结果却出人意料，面对什么“鱼鳖不可胜食也，林木不可胜用”的截搭题，陈独秀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文选”上所有的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填满一篇皇皇大文，竟获得秀才第一名。喜讯传来，母亲喜上眉梢，他却对科举充满了厌恶，倾向维新变法，并在大庭广众下“为康先生辩护”，被指责为康党叛逆、孔教罪人。

激进的反清革命义士

1903年，陈独秀在日本参加“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战场。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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