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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启

文王问太公曰：“圣人何守？”

太公曰：“何忧何啬，万物皆得；何啬何忧，万物皆遒。政之所施，莫知其化；时之所在，莫知其移。圣人守此而万物化，何穷之有，终而复始。优而游之，展转求之；求而得之，不可不藏；既以藏之，不可不行；既以行之，勿复明之。夫天地不自明，救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古之圣人聚人而为家，聚家而为国，聚国而为天下；分封贤人以为万国，命之曰大纪。陈其政教，顺其民俗；群曲化直，变于形容；万国不通，各乐其所；人爱其上，命之曰大定。呜呼!圣人务静之，贤人务正之，愚人不能正，故与人争；上劳则刑繁，刑繁则民忧，民忧则流亡。上下不安其生，累世不休，命之曰大失。天下之人如不充水，障之则止。启之则行，静之则清。呜呼!神哉!圣人见其所始，则知其所终。”

文王曰：“静之奈何？”

太公曰：“天有常形，民有常生，与天下共其生而天下静矣。太上因之，其次化之。夫民化而从政，是以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与而自富，此圣人之德也。”

文王曰：“公言乃协予怀，夙夜念之不忘，以用为常。”

《左传》，《春秋左氏传》的简称，我国一部伟大历史名著，也是一部历史散文杰作。关于《左传》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有过许多争论，司马迁、班固均认为是春秋末年鲁国史官左丘明编写，至唐代则有人怀疑《左传》非左丘明作，有认为是“史佚、迟任之流”，有认为是吴起，或认为是楚人作，莫衷一是。现在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作者可能是战国初期人，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料编写成书，后经许多人增益。

《左传》是先秦时代内容最丰富、规模最宏大的历史著作。所记载历史年代大致与《春秋》相当，同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年比《春秋》晚28年，即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年)，全书共18万字。按鲁国隐公至哀公12个国君顺序，比较系统、客观地记述了春秋时代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事件，对王室衰微、诸侯争霸、统治阶级腐朽残暴、宗法制度崩溃，以及各种制度礼仪、社会风俗、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谚语等都有大量记叙。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历史面貌，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

介子推不言禄

晋侯赏从亡者。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推曰：“献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怀无亲，外内弃之。天未绝晋，将必有主。主晋祀者，非君而谁？天实置之，而二三子以为己力，不亦诬乎？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下义其罪，上赏其奸，上下相蒙，难以处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谁怼？”对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对曰：“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是求显也。”其母曰：“能如是乎？与女偕隐!”遂隐而死。

晋侯求之不获，以绵上为之田，曰：“以志吾过，且旌善人。”

《国语》是我国第一部按国别记事的国别史。它记载上自西周穆王二年(前990年)，下至东周定王十六年(前453年)，前后共538年的历史。全书二十一卷，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卷。《国语》以“国”分目，记“语”为主，故名《国语》。其作者问题，宋以前大都认为它和《左传》同出左丘明之手，故在汉唐时都把其称《春秋外传》。宋以后学者们认定其“必非出一人之手”，可能是战国初年一位熟悉各国历史掌故的人，根据春秋时代各国史官的原始记录，加工整理汇编而成。

《国语》反映了春秋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历史，勾勒出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阶段的时代轮廓，表现了许多重要人物的精神面貌。虽然其在史学价值和文学成就上不及《左传》，但仍有其独到之处。首先，它开创了国别史的体例；其次，由于作者是以变革发展的史学观念来看待历史，尽管大部分是从维护正统，甚至保守的立场记录的史事，但通过作者采撷的篇章、事件、言论，除客观保存了大量史料外，也反映出当时处于社会大动荡时期人们思想意识和一些进步观点。《国语》作为优秀的历史散文，在散文发展史上有其独特的成就，擅长于记载历史人物的语言和对话，语言古朴简洁，议论时旁征博引，对话幽默风趣，口吻毕肖，颇能表现出人物的个性与精神面貌。

王孙圉对简子

王孙圉聘于晋，定公飨之。赵简子鸣玉以相，问于王孙圉曰：“楚之白珩犹在乎？”对曰：“然。”简子曰：“其为宝也，几何矣？”曰：“未尝为宝。楚之所宝者曰观射父，能作训辞，以行事于诸侯，使无以寡君为口实。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训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献善败于寡君，使寡君无忘先王之业；又能上下说乎鬼神，顺道其欲恶，使神无有怨痛于楚国。又有薮曰云连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龟、珠、齿、角、皮、革、羽、毛，所以备赋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币帛以宾享于诸侯者也。若诸侯之好币具，而导之以训辞，有不虞之备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无罪于诸侯，而国民保焉：此楚国之宝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焉？圉闻国之宝，六而已：圣能制议百物，以辅相国家，则宝之；玉足以庇荫嘉谷，使无水旱之灾，则宝之；龟足以宪臧否，则宝之；珠足以御火灾，则宝之；金足以御兵乱，则宝之；山林薮泽足以备材用，则宝之。若夫哗嚣之美，楚虽蛮夷，不能宝也。”

君臣下

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韪非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

致赏则匮，致罚则虐。财匮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审居处之教，而民可使居治、战胜、守固者也。夫赏重，则上不给也；罚虐，则下不信也。是故明君饰食饮吊伤之礼，而物属之者也。是故厉之以八政，旌之以衣服，富之以国禀，贵之以王禁，则民亲君可用也。民用，则天下可致也。天下道其道则至，不道其道则不至也。夫水波而上，尽其摇而复下，其势固然者也。故德之以怀也，威之以畏也，则天下归之矣。有道之国，发号出令，而夫妇尽归亲于上矣；布法出宪，而贤人列士尽归功能于上矣。千里之内，束布之罚，一亩之赋，尽可知也。治斧钺者不敢让刑，治轩冕者不敢让赏，聩然若一父之子，若一家之实，义礼明也。

夫下不戴其上，臣不戴其君，则贤人不来。贤人不来，则百姓不用。百姓不用，则天下不至。故曰：“德侵则君危，论侵则有功者危，令侵则官危，刑侵则百姓危。而明君者，审禁淫侵者也。上无淫侵之论，则下无冀幸之心矣。

为人君者，倍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为人臣者，变故易常，而巧言以谄上，谓之腾。乱至则虐，腾至则北。四者有一至，败，敌人谋之。故施舍优犹以济乱，则百姓悦。选贤遂材，而礼孝弟，则奸伪止。要淫佚，别男女，则通乱隔。贵贱有义，伦等不逾，则有功者劝。国有常式，故法不隐，则下无怨心。此五者，兴德、匡过、存国、定民之道也。

夫君人者有大过，臣人者有大罪。国所有也，民所君也，有国君民而使民所恶制之，此一过也。民有三务，不布其民，非其民也。民非其民，则不可以守战。此君人者二过也。夫臣人者，受君高爵重禄，治大官。倍其官，遗其事，穆君之色，从其欲，阿而胜之。此臣人之大罪也。君有过而不改，谓之倒。臣当罪而不诛，谓之乱。君为倒君，臣为乱臣，国家之衰也，可坐而待之。是故有道之君者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以牧其群臣。群臣尽智竭力，以役其上。四守者得则治，易则乱。故不可不明设而守固。

昔者，圣王本厚民生，审知祸福之所生。是故慎小事微，违非索辩以根之。然则躁作、奸邪、伪诈之人，不敢试也。此正民之道也。

古者有二言：“墙有耳，伏寇在侧。”墙有耳者，微谋外泄之谓也。伏寇在侧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谋之泄也，狡妇袭主之请，而资游慝也。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贵而后贱者为之驱也。明君在上，便辟不能食其意，刑罚亟近也；大臣不能侵其势，比党者诛，明也。为人君者，能过谗谄，废比党，淫悖行食之徒，无爵列于朝者，此止诈、拘奸、厚国、存身之道也。

为人上者，制君臣百姓，通中央之人。是以中央之人，臣主之参。制令之布于民也，必由中央之人。中央之人，以缓为急，急可以取威；以急为缓，缓可以惠民。威惠迁于下，则为人上者危矣。贤不肖之知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财力之贡于上，必由中央之人。能易贤不肖而可成党于下。有能以民之财力上啖其主，而可以为劳于上；兼上下以环其私，爵制而不可加；则为人上者危矣。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赏而夺之惠者也。先其君以恶者，侵其刑而夺之威者也。讹言于外者，胁其君者也。郁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四者一作，而上不知也，则国之危，可坐而待也。

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穷者从，此数之因也。是故始于患者不与其事，亲其事者不规其道。是以为人上者患而不劳也，百姓劳而不患也。君臣上下之分素，则礼制立矣。是故以人役上，以力役明，以刑役心，此物之理也。心道进退，而形道滔迂。进退者主制，滔迂者主劳。主劳者方，主制则圆。圆者运，运者通，通则和。方者执，执者固，固者信。君以利和，臣以节信，则上下无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礼也。

君之在国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于上，则百姓化于下矣。戒心形于内，则容貌动于外矣。正也者，所以明其德。知得诸已，知得诸民，从其理也。知失诸民，退而修诸已，反其本也。所求于己者多，故德行立。所求于人者少，故民轻给之。故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纪天时，务民力。下注者，发地利，足财用也。故能饰大认，审时节，上以礼神明，下以义辅佐者，明君之道。能据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过，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

明君在上，忠臣佐之，则齐民以政刑，牵于衣食之利，故愿而易使，愚而易塞。君子食于道，小人食于力，分也。威无势也无所立，事无为也无所生。若此则国平而奸省矣。

君子食于道，则义审而礼明。义审而礼明，则伦等不逾，虽有偏卒之大夫，不敢有幸心，则民危矣。齐民食于力则作本，作本者众，农以听命。是以明君立世，民之制于上，犹草木之制于时也。故民迂则流之，民流通则迂之。决之则行，塞之则上。唯有明君，能决之，又能塞之。决之则君子行于礼，塞之则小人笃于农。君子行于礼，则上尊而民顺。小民笃于农。则财厚而备足。上尊而民顺，财厚而备足，四者备体，顷时而王不难矣。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四正五官，国之体也。四肢不通，六道不达，曰失。四正不正，五官不官，曰乱。是故国君聘妻于异姓，设为姪娣、命妇、宫女，尽有法制，所以治其内也。明男女之别，昭嫌疑之节，所以防其奸也。是以中外不通，谗慝不生，妇言不及宫中之事，而诸巨子弟无官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德圉奸，昭公烕私也。

明立女宠后，不以逐子，伤义。礼私爱驩，势不并伦。爵位虽尊，礼无不行。适为都佼，冒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然则兄弟无间郄，谗人不敢作矣。

故其立相也，陈功而加之以德，论劳而昭之以法，参伍德而周举之，尊势而明信之。是以下之人无谏死之讠忌，而聚立者无郁怨之心。如此，则国平，而民无慝矣。其选贤遂材也，举德以就列，不类无德；举能以就官，不类无能。以德弇劳，不以年伤。如此，则上无困，而民不幸生矣。

国之所以乱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内有疑妻之妾，此宫乱也。庶有疑适之子，此家乱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国乱也。任官无能，此众乱也。四者无别，主失其体。群官朋党，以怀其私，则失族矣。国之几臣，阴约闭谋以相待也，则失援矣。失族于内，失援于外，此二亡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听，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宫中之乱，有兄弟之乱，有大臣之乱，有中民之乱，有小人之乱。五者一作，则为人上者危矣。宫中乱曰妒纷，兄弟乱曰党偏，大臣乱曰称述，中民乱曰讋谆，小民乱曰财匮。财匮生薄，讋谆生慢，称述、党偏、妒纷生变。

故正名稽疑，刑杀亟近，则内定矣。顺大臣以功，顺中民以行，顺小民以务，则国丰矣。审天时，物地生，以辑民力；禁淫务，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数，下十伍以征，近其巽升，以固其意；乡树之师以遂其学。官之以其能，及年而举，则士反行矣。称德度功，劝其所能，若稽之以众风，若任以社稷之任。若此，则士反于情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