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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远征,梁丹妮

出版社：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6-01

书籍编号：30073746

ISBN：978753543672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体明星

如果·爱

冯远征 梁丹妮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因“豺狼”结缘

冯远征

我这一生的幸福，是从一部并不浪漫的电影《豺狼入室》开始的。1991年，年近而立的我从德国留学归来，尽管受过西方表演艺术熏陶，也在人艺有过不错的履历，但是，在国内影视圈仍是一个实打实的新人，一切从头干起。既然没资格“戏找人”，只能到处“人找戏”，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介绍我进了《豺狼入室》剧组。

片名现在听起来很落伍，当时却是一部商业色彩比较浓的“警匪片”。我扮演剧中的“豺狼”——通缉犯“大个子”，独自骑摩托车流窜到城里，企图伪造一张身份证，伺机劫机潜逃。他瞄上了一个做室内设计的单身女人，她生活优裕，并且有一个在机场工作的追求者，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敲诈对象。于是“大个子”跟踪到她家挟持了她和孩子，智和勇几番较量，险象环生。

当然，这个女人才是真正的主角，进组之前我就听说，她叫梁丹妮。

梁丹妮？如雷贯耳！从我开始喜欢表演，在演员群里扎堆儿的时候，她的名字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来因为她实在太漂亮了，她主演的《傲蕾?一兰》和《漓江春》让无数年轻小伙子一见倾心，二来，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洋气，不像其他女演员，什么春啊，秀啊，丽啊……据说，自从丹妮10年前拍了中国第一部警匪片《第三个被谋杀者》，此后一遇枪战片、警匪片，女主角的位置都留给了她。

丹妮是最后一个进组的，为拍《编辑部的故事》耽误了几天行程。大家对那一集大概还有印象，张国立演的“傻小子”去《人间指南》编辑部征婚，丹妮恰好去那里想征个儿子，李冬宝赶紧给俩人牵线搭桥，丹妮一句“宝贝儿，妈给你做好吃的”把张国立吓跑了。

我在试妆间门口第一次见到她，真的很漂亮，有气质，但是因为刚下火车就赶过来，整个人又显得疲惫不堪，不像我想象中那样光彩照人。

旁边的工作人员向她介绍：“丹妮，这就是跟你搭档演对手戏的‘豺狼’，冯远征，刚从德国回来。”

那时候的我总是一副时髦的学生打扮，浅蓝色的牛仔服牛仔裤，从德国带回来的双肩背包，耐克鞋，透着些“洋范儿”。丹妮看了看我，并没有表现出我所期待的热情，只是淡淡地打了个招呼。

这个人挺好的，话不多，也没有架子——我心里想。

戏开拍以后，我非常努力，因为这是我回国以后第一部作品，必须演好，更因为我想给我的偶像留下一个好印象。

在拍摄过程中，我和丹妮一同设计了很多对抗性的动作。有一场戏，我闯进丹妮的工作室，她使劲儿推了我一把，还狠狠扇了我一耳光。那时候拍电影，现场还没有监视器，只有看回放才能知道效果。等到胶片冲出来，导演一边看回放一边说：“丹妮，我再也不能设计你打他的动作了，你看，你这一巴掌多厉害，把人家像照片一样给贴到墙上去了！”

丹妮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偷偷来问我，是不是推得太狠了。我大大咧咧地说：“嗨，那有什么！谁让我自己长得太瘦呢。”

但是轮到戏里有我“打”丹妮的镜头，我反而不忍心下手了。每当我揪着她的头发往墙上撞的时候——“墙”并不是真墙，是木头搭的布景——我一定会把自己的手垫在她脑后。而“打人”的时候，我尽量靠技巧和镜头的角度来达到效果。

有一场戏，剧本要求我暴露出“豺狼”本性，恶狠狠地扇她一嘴巴，我连拍三条都过不了。导演急了，冲我喊：“出手重一点！你这样轻飘飘的，扇蚊子还差不多，哪像打人啊！”后来，只见丹妮把导演叫到了一边，两人嘀嘀咕咕不知道说些什么。

重新开拍时，我想，不狠不行了，于是酝酿了一下情绪，“啪”的一巴掌打下去。前几回，每次我出手，丹妮总会下意识地躲一下，而这次她居然一点儿也没躲，于是我的狠劲儿一下子、全部、结结实实地落在她脸上……我立时傻了。

直到导演兴奋地喊了一声：“停！这回不错！”我才回过神儿来，语无伦次地问丹妮：“你……你怎么不躲啊？”她笑了笑，没说话。过后，我又专门找到她道歉，她才告诉我：“我是故意不躲的，这样拍出来才真实，如果我提前告诉你，你还下得了手吗？”

尽管我们在戏里配合默契，但在戏外，丹妮好像并不喜欢我。她觉得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大男孩，走路一蹦一跳，像她的跟屁虫一样，整天都追在后面叫“丹妮姐——”

她有时候会不耐烦地对我说：“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明白？为什么你永远要先眨三下眼睛，然后问我‘是吗’、‘为什么’、‘不会吧’？你是从德国来的吗？我看你是从月球上来的吧！”

我那时确实比较单纯。在德国，人际关系简单，我又不必操心衣食住行，人情世故一窍不通。以至于丹妮有一次说起制片方没有和我们正式签约，片酬可能得不到保障，我也很迷茫地眨了眨眼，问她：“为什么？不会吧？”

这部戏的主要演员就我们俩，除了粘着丹妮，我实在没别的去处。不过一有人要求跟她合影，她就把我往边上“轰”：

“去去，你那边呆会儿去！”

而且，在我们婚后很久，丹妮才告诉我一件事。说之前，她让我先答应她“不生气”。

“你说吧。”我对她完全不设防，不相信她能说出什么让我生气的事儿。

“我曾经建议《豺狼入室》的导演把你换下来。”

“为什么？我怎么不好了？”我很惊讶。我一直认为我们最初的感情基础就是在那个剧组里奠定下来的。

丹妮笑着说：“你没什么不好，只是一开始我觉得你不太适合演‘豺狼’。你看你，这么阳光，这么单纯的一个男孩儿，怎么看也不像个坏人啊。”

托付一生的爱

冯远征

这还差不多，我松了口气，问她：“那导演怎么没让我走？”我知道丹妮当时很有影响，导演很重视她的意见。

“导演自己就是个小个子，当然不重身材重智商了。我跟他几次提过换人，他都没答应，还给我做工作，说坏人不一定看上去就坏。对了，我还一直撺掇咱们王副导演争取这个位置呢，呵呵。”

“王副导演”我知道，高大威猛，看上去的确很“豺狼”。难怪有一阵子总看丹妮跟他在一起嘀嘀咕咕的。

在剧组里，我们的工作时间是每天下午1点到第二天凌晨，拍戏之外，除了睡觉，就是吃饭和化妆。剧组因为资金限制，没有专业的化妆师，所以从头到尾丹妮都是自己化妆，我就在她旁边举着电吹风吹我的“飞机头”。

休息时，我们一起在院子里走一走，偶尔也出去看场电影。我们对电影的审美十分相近，对张国荣和梅艳芳的由衷热爱就是从一部《胭脂扣》开始的。随着交往越来越多，丹妮在我心目中，渐渐从“偶像”、“前辈”变成了一个亲切可爱的好朋友。她也不那么“烦”我了，愿意和我聊聊她的生活，还有她的婚姻。尽管我“什么都不明白”，但至少对她很真诚，不像有的人，动辄张开胳膊“丹妮我爱你”，其实只是在逢场作戏。

三个月以后，拍摄结束了，我和丹妮一起从西安回到北京。那时候，她还是铁路文工团的演员。

大约又过了一个多月，她突然打电话给我，有些忧伤地说：“我要走了。”

我很惊讶，“去哪儿？”我知道她已经在北京工作了8年。

“回广州，我父母那儿。”

我并不知道她为什么仓促离开，只知道她在北京有不少朋友，但是这件事只告诉了我。我到她家里，帮她收拾行李，又叫了一辆出租车送她到机场。

那天，丹妮独自推着行李走向安检，回头看了我一眼，眼泪突然流下来。我后来才明白，候机大厅里正在放着的

《再回首》触痛了她的内心，“今夜不会再有难舍的旧梦，只有无尽的长路伴着我。”她回忆起了那些难过的往事，并且年轻的时候，关于爱情，我相信缘分，也不相信缘分。相信是因为年轻人总有一种浪漫的情怀，不相信，是因为担心感性的冲动影响了理性的思考。但是到了今天我才发现，无论愿意不愿意，相信不相信，一切终归还是缘分。

丹妮离开北京后不久的一天，我从剧院回到家里，我妈说：“今天下午，有个女孩儿给你来了个电话。”

“您问她是谁了吗？”

“她没说，只说是找你拍戏的事儿，晚上7点再给你打。”

我想来想去，自己回国不久，一没名声二没路子，谁会找我拍戏呢？

那天晚上，我们一家子正在边吃饭边看《新闻联播》，电话铃响了。

“远征，找你的，快去接！”我妈比我还激动。我连忙跑到电话机旁，还没来得及说话，听筒里就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喂，是远征吗？我是丹妮。最近你有空吗？”她直截了当地问我。

“有空，这段时间剧院里正巧没我的戏。”我并不知道她要说什么，但直觉是件好事儿，于是先迫不及待地应承下来。

“长春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18集电视剧《冯白驹将军》，我觉得，你演陈清山挺合适的，他是一个从海外归来的革命领导人，你有兴趣吗？”

“有兴趣啊！戏里有你的角色吗？”在我的潜意识里，有戏拍当然是好事，假如能和丹妮一起拍戏，更是好上加好。

“嗯，我演冯白驹将军的夫人。如果你答应的话，我这就跟导演推荐去。过两天，剧组在海南集合，你一定要过来！”

“好，没问题！”我答应得非常干脆。

我们没有再多说什么，挂断了电话，只是隐约感觉到，这个决定不同寻常，似乎有什么重大的转机正在等着我。

我立刻启程，坐火车到了广州。丹妮专门到火车站接我，我们一起飞到海南。丹妮告诉我，她刚回广州两三天，在街上偶然碰上《冯白驹将军》的导演白德彰，人称“白大爷”。白大爷过去跟丹妮很熟，就顺嘴儿问了一句，有个新戏，愿不愿意演。丹妮正发愁换了单位工作接不上茬儿，于是满口答应下来，还向白大爷推荐了我这个“海归”去演一个投身革命的华侨。若不是命中注定，哪能如此巧合？

战争题材电视剧一向男多女少，进了摄制组，仿佛进了“和尚班”，有名有姓的男演员30多个，还有男群众不计其数。除了丹妮，我谁也不认识，所以依然是和她在一起的时间最多。

丹妮漂亮，经常有男演员约她出去逛街买东西，她一向来者不拒，“好啊，什么时候？”她心软，拒绝了别人，面子上过不去。

到了约定的时间，她会准时出现，令对方喜笑颜开，不过笑容很快就僵住了，因为看到美女后面还跟了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哟，这不是冯远征吗？我又没约他，他干吗来了？

这时候，丹妮会大大方方地说上一句：“反正也是玩儿，就一起去吧。”弄得男演员很尴尬，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只好随便买两样东西了事。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剧组里的“大众情敌”。后来丹妮说，我就是她的“灯泡”兼“保镖”。

但是没过多久，“大众情敌”就神气不起来了，我得了一场重病——水痘。说来可笑，小孩子的常见病还能让一个大人趴下？可是事实确实如此。从北京出发前，我跟我的小侄子连搂带抱地玩儿过，几天以后就听说他出了水痘。没想到的是，水痘病毒通常有10～15天的潜伏期，也就是说我跟他玩儿的时候，他身上的水痘病菌已经转战到了我的身上，埋伏了一段时间，凶狠爆发。

我立刻被送进了医院的隔离病房。除了手指甲和脚趾甲，我的全身上下都长满了豆粒大的水泡，明晃晃的，有的已经化脓溃烂。更可怕的是，脓水流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长出新的水痘。海南的气候潮湿闷热，病房里也没有空调。我不能洗澡，浑身又湿又粘，又痒又疼，涂满了紫药水还是无济于事，我甚至连一口东西都不能吃，口腔黏膜也全部溃烂了。

我住的隔离病房过去是住院部的传达室，就在楼道的把口处，宽大的窗玻璃外面还安着防盗铁条。因为身体溃烂，我只能穿一条内裤躺在床上，身上盖一张薄薄的被单。每一个从窗口经过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往里看一眼，然后被吓一哆嗦，不知道里面这个浑身紫药水的“怪物”是什么来头。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又难受又无聊，压根儿没人来看我，谁敢去看一个传染病人呢？第二天下午，病房的门被轻轻推开了，我转头一看，居然是丹妮！我心中一阵激动，想叫，想笑，但一想到自己这副体无完肤的吓人样儿，又笑不出来了，沮丧地垂下了眼皮。

丹妮见到我，好像惊了一下，定了定神才走到我的床边坐下。她想拍拍我，表示安慰，可是我的身上、脸上、手上全是水痘，她只好在我的手指甲上轻轻摩挲，因为只有这里还是完整的。我没有说话，心里涌起了一股暖融融的温情。

从那以后，她每天拍完戏，回房间卸了妆就来医院照顾我，跟我聊天。但是每天她推开门的时候，都要不由自主地“激灵”一下。剧组里一个朋友给病床上的我照过一张相，回北京后，我妈妈每回看到这张相片，都要掉眼泪。丹妮形容我“简直像鬼一样”。

出水痘时，头皮也不能幸免，我的头发都粘在了一起。有一天，丹妮说：“你这样是不是特别难受？我帮你洗洗头吧。”

“算了吧。”我轻轻地说。

不是我不想洗，而是我实在担心她被传染上。她每天来看我已经冒着很大风险了。丹妮曾经打电话问她妈妈，自己小时候出过水痘没有，她妈妈说不记得了。如果没出过，她被传染的可能性极大。

但是丹妮并不理会，走出病房，一会儿，拿进来一个脸盆和两个装满热水的暖壶。我也索性不再拒绝，确实太难受了。

丹妮让我躺在床上。她在床头放了一个凳子，又把水盆放在凳子上，用手往我的头发上一点点地撩水。因为不能揉，怕把水痘揉破，她只能轻轻地捋着我的头发，让水一点点渗进去，把那些折磨我的脓水顺着发梢冲走。洗头的时候，丹妮一句话也没有说。我静静地躺着，思绪随着间断的水流声也变得断断续续。

丹妮是女主角，戏份很重。我知道这样白天晚上连轴转会让她很累。有几次她临走的时候，我都想说：“明天不要来了，我自己能行。”可是最终也没说出口。因为，在那样的痛苦煎熬下，她就像是我每天唯一的希望，唯一的盼头。

但是有一天，丹妮突然告诉我，她家里有事，要请假回广州。那两天对我来说真是无比漫长。我整天眼巴巴地朝窗外看了又看，除了护士来给我换药、送饭，就再也没人肯光顾这间病房了。

寂寞中，我开始胡思乱想：一个有名的漂亮女演员，竟然肯冒着得病甚至被毁容的风险来照顾我，即使是普通女人，能做到这一步的也不会太多。这样善良的女人是值得用爱去托付一生的——既然她已经有家了，我就永远把她当成自己的姐姐吧。

两天以后，当丹妮突然出现在我的病房门口，我真是又惊又喜。她看上去有些疲惫，有些伤感，但又好像轻松了许多。她告诉我，她丈夫已经出国很多年，这次回广州，就是去办离婚的。

一点弯路不走，就不叫“远征”了

梁丹妮

拍《冯白驹将军》的时候，我结束了一段长达10年的婚姻。那是我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段情感，带给我的却只有沉闷和无助。曾经有一个导演跟我说：“丹妮，我认为你在和不在都是一样的，听不见你的声音，也看不到你的笑容。”我心里只有这样一幅画面：天空、阴霾、枯枝、残叶，一切都是铅灰色的。别人都在忙丈夫忙孩子，我只能忙着演戏。不工作的时候，我是游离于这个多彩的世界之外的。

远征是一个阳光灿烂的男孩儿，也是我不多的朋友之一。他善良而单纯，我可以毫不隐讳地给他讲我过去的经历，有些他的确无法理解，但他像一束温暖的阳光照进了我的心底。离过婚的女人，畏谈爱情，唯一不拒绝的便是温暖。

远征被水痘折磨了一个月，终于快要好了，看着他的皮肤一寸一寸地恢复了光洁，我的心也一分一分地轻快起来。第一次去看他，是因为他是我介绍到剧组的，人生地不熟，病倒了，我当然责无旁贷。而在后来的一个月里，无论我还是他，都已经习惯了每天见面，习惯了每天在一起，聊聊过去现在的生活。

有一天，他很认真地对我说：“丹妮，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想告诉你，我很喜欢你，想一辈子照顾你，呵护你，爱你。”这话让我感到很意外，又仿佛毫不意外。我想了想，说：“远征，你给我时间考虑一下。”

之后的几天，我都没有去找他。什么是爱情？我有着无限渴望，却又不敢奢求。远征，这个阳光灿烂的大男孩儿，他能够承载起我那段不堪的情感经历吗？

每一个女人都需要关爱，感情遭遇过挫折的人尤其如此。离婚以后，朋友给我介绍过“大款”，但是除了“我养你”，他们无法给我任何承诺。远征和他们不一样，他很真挚，或许只是一句简单的“热不热”、“别太累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三天以后，我在心里作出了决定。我找到远征，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一样，笑着对他说：“咱们去吃饭吧。”他高兴地一把拉住了我的手，“走!”

我们开始恋爱了。

远征的戏结束得比我早，离开剧组那天，我请了假，坐车送他从文昌到海口。在车上，我拉着他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独自回剧组的路上更是丢了魂。之后的一段日子，我像没头苍蝇一样无所适从。遇见他以前，我已经习惯于很多年的独来独往，习惯于独自挑起家中的大梁，没想到只是短短几个月，我就又变得像个小女孩一样脆弱不堪。

1992年秋天，我又有了一个新的机会去北京拍戏。那时我的片约很多，我总是随身带着广东电视台的合同单，走到哪儿就把合同签到哪儿，无论什么戏，无论片酬高低，只要能离北京近一些，离远征近一些。

有一天，在远征家里，他突然对我说：“我们结婚吧，我想和你在一起。”有点儿忐忑，但又很坚定。

我感到很意外。这算是求婚吗？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我和他相爱，但是心底里并不确信我们能一同走多远。“远征，我是离过婚的女人，再也经受不住离婚的伤害了。我还没有准备好。”

远征并不因为我这番话而沮丧，他好像有着非常充分的理由，而且早已在心里排练过多少回了，“我生病的时候，看到你那么关心我，完全不考虑自己，我觉得我找到了可以相伴一生的人。”

“婚姻是件大事。我不希望你怜悯我，也不希望你报答我。你得冷静，别冲动。”

“可是丹妮，我想让你成为我的妻子，因为我爱你，怎么可能连这点冲动都没有呢？”

他的话让我无以反驳，但我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他也不再追问下去。我们很都清楚，我们需要的是时间。

一年以后，远征再次向我提出结婚，可是重重顾虑仍然盘桓在我心里，难以打消。我以为他又会像第一次那样，用各种理由说服我，可是他没有，只说了一句：“我愿意等你，什么时候你同意了，咱们就结婚。”

最终，让我抛开一切杂念决定将未来交付给他的，就是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它唤醒了我内心深埋着的复杂而悸动的情感，让我感到，这个男人是可以信任的。

但是在当时，困扰我的不仅是年龄、曾经失败的婚姻和两地分居，还有来自家人朋友的压力。年轻点儿的朋友都觉得“海归”不靠谱：

“咱能不能找个稳当点儿的？以后变心了怎么办？”

“谁知道他在德国干过什么？上学上得好好的，为什么突然跑回中国来？”

还有一些“过来人”格外语重心长：“丹妮，东西会用旧的，小男孩会长大的。”

我妈妈还偷偷给远征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我们两个不般配，不会长久，如果远征真的为我好，就请离开我。不过这件事是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的。

远征身边的人给他施加的压力也不小。他的父母和兄嫂想不通，方方面面条件都不错的小伙子，为什么偏要找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一些媒体公然声称“梁丹妮占了冯远征的便宜”。还有朋友要立即给他介绍几个更年轻更漂亮的女朋友。

关于我们这段“未准婚姻”，我听到的最多的“祝福”就是：“我保证你们不出两年，最多五年，就吹灯！”只有一个人的声音与众不同，他就是濮存昕。我和濮哥曾经一同拍过一部电影《正午阳光》，彼此还算熟悉。当远征向他提起要和我结婚时，濮哥淡淡地说了一句：“挺好，我看挺好。”

我这个从小离家独立生活的人，到底是很倔的，拿定了主意的事，任谁也阻拦不了。那是1993年，远征正在拍《针眼儿警官》。我答应他，拍完这部戏，我们就结婚！

我们的婚期原本定在了1993年10月，可是结婚登记又遇到了一波三折。因为我的工作单位在广州，有些证明材料不规范，单是打电话沟通，把材料寄回去请人家修改，改完再寄回来，最快也需要一周时间。一周以后再去婚姻登记处，我们被告知“仍然不规范”，又把上回的流程重来一遍。

11月20日，漫天飞雪。我们两个人穿着大红色的羽绒服，第三次走进婚姻登记处，我们已经没有了最初的兴奋，取而代之的是满心忐忑，生怕又被拒绝。虽说好事多磨，可是“事不过三”，真猜不透老天为什么这么折腾我们。

谢天谢地，这一次，所有的材料都“规范”了，都“符合要求”了，一通盖章、签字以后，冯远征和梁丹妮成为合法夫妻了！

我们走出大门，紧紧相拥。不知何时雪已经停了，太阳出来了，天空是雪后初霁时明亮的湛蓝。我幸福地闭上了眼睛，这一刻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哪怕我们的婚姻真的只能继续一年，两年，或者五年，我也无怨无悔，因为我真正地爱过了。

远征突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丹妮，我们这一路曲曲折折，真不容易啊，如果一点儿弯儿都没有的话，我就不叫‘远征’了。”

39元，我买了一只“潜力股”

梁丹妮

身边常有恋爱中的女孩子跟我开玩笑：“姐姐，教教我们，你当初是怎么相中冯远征这只‘潜力股’的？”而当我给她们讲起我和“潜力股”的结婚经过，她们又咂咂嘴巴，“姐姐，你太亏了！”

我们结婚一共花了39块钱，包括照相和结婚证的工本费。领完证，我们手牵手坐着公共汽车回家。没有婚礼，没有钻戒，甚至连请亲朋好友吃顿饭都没有。当时的经济状况实在很窘迫，即使两个人拼命拍戏，酬劳也非常有限。那一年，我一共拍了4部电视剧和2部电影，远征拍《针眼儿警官》拿的是中央电视台当时的最高片酬——税前每集150元。历时11个月拍完这部戏，拿到手的是2000多块钱。

我们决定，既然成家过日子，真心相爱是最重要的，物质上一切从简。

能省的都省了，住房却不能不解决。人艺的住房非常紧张，一时没有空房。我和远征只能挤在他父母为我们腾出的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里。

我们在房门上贴了一个大大的“红双喜”，又花了三十多块钱，从街边的建材店买回一大堆处理的墙纸。远征先用鸡毛掸子把墙上的灰尘掸掉，用抹布擦干净，再一点点儿地量尺寸、裁剪，用海绵辊儿涂胶、贴纸，然后用布在纸上来回地擦，把气泡赶出去。这是他在德国学会的手艺。苦干了两天，过去的“四白落地”才得以旧貌换新颜。这个小房间，我们一住就是五六年。

我们从恋爱走向婚姻还有一个标志，就是远征制定的“婚后约法三章”：

第一， 婚后双方互敬互谅，即使吵架也不能骂人。

第二，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双方不能动手打人。

第三， 处理问题时不得使用“离婚”、“分手”之类的字眼相互要挟。

他这样向我解释“约法三章”的意义：“我决定和你结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我希望和你一直走下去。”

为了强调婚姻的“严肃性”，他还告诉我：“无论发生什么事，如果我没有考虑好，就一定不会说出‘离婚’二字。你也一样。如果你赌气跟我提‘离婚’，我明天就真跟你离，哪怕后天再复婚。”他想了想又说，“不过，假如真的有一天，你不想跟我过了，我不问原因就会答应你。我相信当一个人作出决定的时候，另一个人再怎么努力、怎么解释都没有用了。”

正是因为这番话，15年来我们一直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份感情，发生任何争执、任何摩擦都绝口不提最后的那两个字。回想起来，那时候远征还很年轻，思想却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

相聚很短暂，新婚刚刚一周，远征便接到一个新的片约《红虎符》，立刻动身赶到海南，我也回到广州继续工作。之后的三年，我们过着“牛郎织女”的生活。我尽量争取到北京或周边省市拍戏的机会，而真的来了，一接到广东电视台打来的电话，又紧张得不得了，生怕人家叫我回去。一旦回去，就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再来了。

我想调回北京工作。或许回到铁路文工团是最好的办法，毕竟我在那里工作过8年。当年离开是迫不得已，团领导几次恳谈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实在别无选择。所以，走得艰难，回去自然也不容易，我们为此努力了几年，一直没有什么进展。负责调动的同志对我始终很客气，“再等等吧，领导正在研究。”我们就在这不断的“研究”中渐渐地断了念想。

我也曾经试探性地问过远征：“你看，我能不能调到你们单位去？”他的回答丝毫不留余地：“你想都别想，不可能的！”

我了解他的“铁面无私”，也不再强求，只是偶尔发发牢骚：“干脆，我把广东电视台的工作辞掉算了，以后北京有单位接收我就调进来，没有单位，我就做自由演员吧。”

1996年初，人艺要排一部话剧《好人润五》。那时候，远征已经8年没有登上过人艺的舞台了，他很想重新检验一下自己的表演功力，便找到剧院的领导说：“我想演话剧。”

领导一时挺为难，因为主要角色已经定下来了，剩下的都是一些跑龙套的角色。远征一点儿也没犹豫，“没关系，我愿意演。”

就这样，远征在剧中跑了三个龙套：工商局小办事员、小民工和建筑工人。

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无心的决定却促成了我们人生中的重大转折。

有一天在剧组里，远征无意中听到同事聊天，说剧院现在“女演员断档了”，他心里一动，想把我推荐上去试一试。他找到谭宗尧院长，简单地介绍了一下我的情况，又很恳切地说，我们结婚三年了，两地分居问题一直没能解决。

没想到，谭院长居然知道我的名字，还知道我是剧作家梁信的女儿。他告诉远征，他愿意帮助我们，但还是要按照正常的调动程序，通过演员队一级一级地上报。

演员队的队长是王领老师。她不太了解我，但也很热心地给远征出主意：“你先准备材料吧。万一进不了演员队，还可以调到艺术处做点儿行政工作。”

远征简直大喜过望，忙说：“行，只要能进人艺，做什么都行！”

团聚，那个遥远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好像突然间离我们那么近。当远征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我正在东北拍《满洲虎在行动》，拿着电话，半天缓不过神儿来。那天下午，我在现场不断地走神儿。一会儿想，哎呀，忘了告诉远征我的剧照都在衣柜中间那个抽屉里；一会儿又想，五屉柜里还有很多关于我的采访报道，不知道他能不能找着。晚上回到房间，我更是一个人浮想联翩，高兴得一个劲儿地蹦高。

从第二天开始，我拍戏就耐不住性子了，动不动火冒三丈，跟副导演发脾气，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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