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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方祖猷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6-01

书籍编号：30081708

ISBN：978730808679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60483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黄宗羲长传

方祖猷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1章　童年、青少年时期

明万历三十八年·一岁——天启七年·十八岁

天崩地坼将临的时代

明神宗万历庚戌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黄宗羲诞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诞生时，母亲梦见麒麟，故乳名为麟。字德冰，又字太冲，号南雷。

父黄尊素，字真长，号白安，时年二十七岁，母姚氏。

黄宗羲诞生前后，一度经济繁荣昌盛的明王朝，自首辅张居正在万历十年（1582）逝世后，政治日趋腐败，急剧走向衰落。

万历二十四年（1596），黄宗羲诞生前十四年，明神宗开始向全国重要或经济发达的城镇，派遣矿监开矿，矿监之外，又派税监，遍及山东、河北、两浙、陕西、广东、四川、安徽、湖广、河南、江苏。两监所至，敲诈勒索，苛捐杂税，“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以至机户罢织，机工饿死，商店破产，旅店关门，经济衰退，造成城市机工、织工、脚夫、店员、其他城市贫民乃至作坊主、织户、商人、店主参加的市民罢工、罢市甚至暴动。这些反矿监、税监的市民斗争，几乎连年不断。在黄宗羲诞生前十年，苏州发生了织工葛贤等领导的二千余人参加的暴动；在其诞生前二年，辽东的锦州、松山、山海关一带发生了有市民和士兵参加的民变。诞生后四年，在福州发生了军民千万相聚的大规模民变。上述民变情况。

不仅如此，由于土田的大量兼并，土田愈来愈集中。如黄宗羲诞生后四年，明神宗子福王建藩洛阳，赐河南田两万顷。河南之田已不足此数，于是补以湖广、山东之田。此外，为了解决辽东战事的军费，增加田赋。土田兼并和增赋，使农民大量破产，失去土田，成为流民。在黄宗羲诞生这一年四月，晋、陕、豫、鲁、京畿大饥，河南发生了农民起义。天启二年，在黄宗羲十三岁那一年，山东发生了大规模的徐鸿儒领导的农民起义。天启六年，黄宗羲十八岁时，陕北澄县发生了王二领导的“流寇”式民变，揭开了陕西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序幕。

上述一切，使城市经济萎缩，农村经济破产，沉重地打击了明中期繁荣的商品经济。与此同时，政治也愈来愈腐败。明神宗可以三十年不上朝，二十余年不接见大臣。有关国家要事和官员处理下面上呈的奏章，往往留中不发。皇帝既怠政，大臣也旷工。内阁缺员，可以长期空职不补。如黄宗羲三岁时，万历四十年(1612)五月，内阁竟“阒无人迹”南炳文等，吏部、兵部、户部、礼部、工部都无尚书，吏部甚至无侍郎，刑部仅尚书一人，户部、工部也仅侍郎一人。而大臣也动不动称病不出，甚至有长达三个月之久。因此有人说，国家政权已“职业尽弛，上下解体”。

伴随朝廷行政运作瘫痪而来的是吏治腐败，贪污成风。这种情况使一些崇尚气节、敢于直谏的正直官员，不计个人后果向皇帝疏谏，力求整顿吏治。于是在朝廷上形成了正直官员与邪派官员的对立。在黄宗羲诞生前十六年，即万历二十二年(1594)，吏部侍郎顾宪成被革职回里，在东林书院讲学，提倡论学“与世为体”。讲学时多“裁量人物，訾议国政”。其时四明的沈一贯入内阁，为首辅，成为邪党首领。黄宗羲后来说，天下君子以清议归于东林，庙堂亦有所畏忌，四明乱政，附四明者多为君子所弹射，于是东林与浙党的成立，揭开了明末党争的序幕。黄宗羲二岁时，万历三十九年(1611)，发生了所谓“辛亥京察”事件，浙党联合昆、宣两党，群起力排东林，冠以东林党之名，邪党与东林形成了水火不容之势。至明熹宗天启三四年，邪党大都投靠权阉魏忠贤，变成阉党，残害东林，党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境地，政治腐败，至此达到极点。

有内乱必有外患。万历四十五年，时黄宗羲八岁，东北的后金首领努尔哈赤袭取抚顺，明与后金的一系列战争由此开始。二年后明金之间发生了萨尔浒之役，明军被歼四万六千人，沈阳告急。自此，后金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明军转为战略防御。天启六年，在黄尊素被害那一年，明金之间发生辽沈战役，明军大败，沈阳失守，辽东危急。

综上所述，明王朝这座看起来巍然矗立的大厦，已千疮百孔，摇摇欲坠了。

黄宗羲六岁时，父亲黄尊素乡试中举，次年，赴京廷试，中进士。弟黄宗炎也在这一年诞生。第二年，黄尊素被授为安徽宁国府推官，黄宗羲随父宦游，过金陵，赴宁国。这时他年已八岁，第二年，他的二弟黄宗会诞生。黄宗羲在宁国府府治所在地宣城，一共生活了五年之久。

宁国府与其旁的徽州府，是当时安徽的经济中心，商品经济极为发达。王阳明弟子张瀚在其所作《松窗梦语》卷四《商贾记》中说：自安、太至宣、徽，其民多仰机利，舍本逐末，唱櫂转毂，以游帝王之所都，而握其奇赢。休、歙尤夥，故贾人几遍天下。良贾近市利数倍，次倍之，最下无能者逐什一之利。这里正是著名的明代徽商集团的所在地。由于资本主义萌芽所产生的各种突破传统的社会风气和思想意识在宁国和徽州地区普遍存在。黄宗羲在宣城五年，正是他八岁到十二岁的幼年时期，他耳闻目染这些社会新风气，对他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十四岁，他随父至京师，“公在京邸，好窥群籍，不琐守章句。忠端公（黄尊素）课以制义，公以完课之余，潜购诸小说观之。太夫人以告，忠端公曰：亦足以开其智慧”。“制义”，指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可是他却“不琐守章句”，不墨守科举所必读的四书等经书分章析句的注释，而“好窥群籍”，所指“群籍”，即“诸小说”。黄百家在《先遗献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中说，黄宗羲在完课之余“潜购《三国衍义》、《列国传》、《东汉》、《残唐》诸小说，藏之帐底，夜则发而觀之”。这些“诸小说”，就是当时的市民文学。这说明黄宗羲在年幼时受时代思潮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叛逆传统的心理，他少年时代的思想，十分活跃。

第2章　尽知朝局之清浊

黄宗羲在宣城的第三年，嗜财如命、荒淫享乐的明神宗死了。次年，明光宗即位，但不久即卒。随着明熹宗即位，揭开了明末党争最激烈、最残酷的一页。黄尊素原在宣城做官，远离朝政。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黄尊素受知于左都御史东林党人邹元标，升为山东道监察御史，由宁国归余姚故里。黄宗羲时年十三，随父回黄竹浦。那一年他至余姚参加童子试。次年，补仁和博士弟子员，秋，随父至京。

黄尊素为人公正不阿，嫉恶如仇，也很有智谋。在宁国宣城时，他虽没有直接卷入朝廷党争，但朝廷党争遍于全国，他也间接涉入。邪党中宣党头子汤宾尹即宣城人，在黄尊素上任前，万历四十年，汤宾尹曾逼死一位生员妻，激起宣城民变，引起东林党人与邪党的一次较量，这件事至万历四十三年才告一段落。二年后，黄尊素即任宣城推官。汤宾尹利用他在宣城的恶势力，操纵宣城司法，而司法审判的职责，应属于官府掌刑狱的推官。有一次审判，汤宾尹竟然写好判决书，要黄尊素执行。黄尊素勃然大怒，说：“汤祭酒（汤宾尹做过朝廷的祭酒官职）乃欲土司宁国乎！”将汤拟定的判决书当场撕碎，掷之于地。又如“巨室某焚杀无状，所为多不法事，投牒讼者无虑千余人。公（黄尊素）即下教，擒其奴之最著者，杖系之，众遂稍散”，由此在考选时受知于邹元标。

因此，天启三年黄尊素至京任监察御史后，以他鲠直的性格，自然不能置身于当时开始激化的党争之外，据黄宗羲说他“疏凡十三上”金日昇《颂天胪笔》第二十一卷《讼冤》。上书劾权阉魏忠贤。如天启四年，魏忠贤在宫中训练士兵，战鼓之声阵阵不断，他即与御史李应昇等上章疏谏。由此触怒魏忠贤，差点儿被廷杖。当时，昔日的浙、齐、楚、宣、昆等邪党，都依附魏忠贤，史称“阉党”。而正派的被称为“东林”的官员，以左副都御史杨涟和左光斗、魏大中为首。黄尊素虽然嫉恶如仇，但颇有谋略，史称他“深识远虑”《明史》卷二百四十五《黄尊素》。在斗争中能作全局和长远考虑，注意斗争策略。

他的“深谋远虑”的政治智慧，黄宗羲后来在《黄氏家录·忠端公尊素》中曾有述及，如天启四年四月东林党人汪文言第一次入狱，与阮大铖有关。阮大铖为安徽怀宁人，与时任左佥都御史的桐城人左光斗同属安庆府，故为同乡。黄宗羲说：

桐城（应为怀宁）阮大铖求长吏垣于左忠毅（左光斗谥忠毅），得之。已而左忠毅移意于魏忠节（东林党人魏大中）。阮大铖怒，欲启难于二公，遂称终养。公（黄尊素）谓同志曰：“……余闻之范文子曰：‘能内睦而后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今阉人伏慝，吾方内争以启之，非国之福也，二三子亦姑谋睦乎？”于是移书阮大铖，勉之和衷：“子不去吏垣，则嫌隙可弭也。不听。”当指黄宗羲所说黄尊素移书阮大铖，勉以“和衷”书。然这封信与黄宗羲在《黄氏家录·忠端公黄尊素》所说差异很大。黄尊素在这封致阮大铖书里提到左光斗同意他长吏垣时，阮大铖邀黄尊素、魏大中、章允儒及陈山胡等四人，“洒酒指天，誓同肝膈”。黄尊素给阮大铖信中，还提到：“吾无可乘之隙，则同舟可以共济；苟有可乘之隙，则胡越起于毂下，而羌夷接轸矣。范文子曰：‘能内睦而后图外，不睦内而图外，必有内争。’”信中又说，他们四人沥酒指天发誓后，“酒未寒而终养之疏已至矣。于是疑者四起，兄与同事诸君子不合，借一去以发难端”。在这封信中，黄尊素是将阮大铖看作是左光斗提拔的“君子”，是他“睦内”的对象，所说“范文子曰”一段话，实际上是对阮大铖而说的。

而给事中傅櫆与魏忠贤养子傅应星游。于是阮大铖、章允儒合谋，使傅櫆奏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交通状，魏忠贤从中主之，收文言送诏狱。

这是魏忠贤第一次迫害东林党人。由于左光斗处理不善，使阮大铖从自己助力，一变为阻力。黄宗羲希望挽救这种情况，劝说阮大铖，未能成功。后来阮大铖成为残杀小东林——复社的主谋者。

又如天启四年（1624）六月，左副都御史杨涟，集合左光斗等五十余人，联名上疏，参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这是东林党人与阉党一次生死存亡的关键性决战。黄尊素感到太冒失，将使双方矛盾白热化，曾欲劝止杨涟。黄宗羲说：杨忠烈（杨涟谥忠烈）欲表魏忠贤，草具。公曰：“公大臣，非谏官比，一击不中，祸移至国矣。”忠烈曰：“何谓也？”公曰：“从来除君侧者，必有内援，公有之乎？”忠烈默然。公曰：“无已，奏中宫嫔之事，削其风闻。苟毫发不为上所实，则上不实其实矣。”不听。杨涟不纳黄尊素之言，但黄尊素毅然助杨涟，也与李应昇、魏大中等相继上疏助劾。据说当时参劾魏忠贤之疏总数不下百余。从此，一击不中，魏忠贤疯狂反扑，正中了黄尊素“祸延至国”的预言。

再如天启四年十一月，发生了大学士魏广微太庙颁朔大典迟到事。魏大中欲具疏参劾，黄尊素移书力劝。黄宗羲说：南乐魏广微者，……其父允贞，故与赵忠毅（赵南星）友。忠毅尚书吏部，广微犹以故人子自托。……亡何，太庙祭享，魏广微偃蹇失期，魏忠节将纠奏之。公曰：“不可。夫广微，小人之包羞者也。阮大铖挟纵横之术，为内外骑驿，此积薪也，奈何复厝火乎？”忠节笑曰：“古之决小人者，岂能必胜？要使埋铭不寂寞耳！”公曰：“不然。李固机失谋乖，犹遗梁冀书。君子社稷之心，重于名节。”忠节卒纠奏之。于是广微取朝籍甲乙于姓名之上，惎其宗人魏忠贤曰：“此东林党人，公之所不便者也。公而视此，可举网尽之矣。”其后诛徙之祸，皆广微所甲乙者。黄宗羲后来也说：“向若忠节从先忠端公之言，天下之祸，不如是烈也。”

上述三例，充分说明黄尊素在党争不已，且愈趋激烈时，提出“睦内而后图外”，主张顾全大局，防止“祸延至国”，“君子社稷之心，重于名节”，提倡缓和矛盾的“和衷”，的确如史书所说“深识远虑”，智慧超群。

天启四年，这场激烈又复杂的斗争，对一个时年仅十四五岁的黄宗羲来说，自然无法理解。但斗争紧张的情况，他还是切身体会的，而且印象深刻。他说：癸亥（天启三年1623）入京师。是时逆阉窃政，党论方兴，杨、左诸公多夜过邸寓，议论时事。烛累见跋，僮婢头触屏风，而太夫人管句茶铛、酒罍无失候。魏忠节见过尤数，每过必以小人阴谋相告，形之叹息。忠节去，太夫人迎曰：“得无又有叹息事耶？”黄尊素接待来访的杨涟、左光斗、魏大中，至夜深人静，仍议论时政不绝，黄宗羲是经常在侧侍候的。黄家在京寓所与魏大中接近，他后来回忆说：“魏忠节官邸惟有一僮，衙散朝回，则径来书室，其饥渴盐酪，皆于我乎是赖。”汪文言第一次入狱，魏大中曾求救于黄尊素，其求救纸条即是由黄宗羲转给黄尊素的。他说：甲子（天启四年）阮大铖之发难也，内外合谋，借中书汪文言以兴大狱。……故魏忠节书片纸求救于忠端公云：“事急矣，勿杀义士。”斯时某年十五，接此纸入呈于先公，公即至金吾刘侨所密计，不竟其狱，于诸公得无连染。黄尊素当时与掌北镇抚司事指挥刘侨关系不错，他对刘侨说：“文言不足惜，使缙绅之祸由文言，不可。”因刘侨之助，汪文言仅被廷杖，逃过一劫。魏忠贤因而迁怒刘侨，刘侨被削籍。这件事，使阉党察觉黄尊素“智勇深沉，必为吾侪患”非杀之不可。也可见黄宗羲当时年虽少，也间接参与了这场斗争。通过父亲和这些长辈密谈的言教和身教，在他年少的心灵里，已“尽知朝局清浊之分”，亦即君子与小人之分，使他一生永不忘怀，教导他以后做人应走的正确道路。

第3章　家难和家教

果然不出黄尊素所料，阉党魏广微被劾后，开黑名单一册，“分差等，目为邪人”，其中有杨涟、左光斗、魏大中、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顾大章、高攀龙、缪昌期、赵南星、叶向高、韩爌等六七十人，“密达于忠贤，以渐摈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十一《魏忠贤乱政》。于是魏忠贤按名册大肆反扑。是年冬，杨涟、左光斗首先被削籍归。天启五年（1625）二月，黄尊素、周宗建、李应昇同样削籍。这年秋天，杨涟、左光斗、周朝瑞，顾大章等被捕下诏狱逐一拷问。八月相继被害。

黄宗羲在父亲削籍后，随父回余姚故里。十二月，娶同邑广西按察史叶六桐女为妻，是年，宗羲年十六。婚后三个月，即天启六年三月，黄尊素就被捕了。

黄尊素之所以被捕，根本原因自然由于他多次劾魏忠贤以及由于他“多智虑，欲杀之”。但尚有一个导因，即所谓“李实空印案”。原来天启五年黄尊素被削籍回里，路经杭州，游西湖，曾与苏杭织造太监李实有往来，谣传黄尊素将效法明武宗时御史杨一清与太监张永联合诛杀权阉刘瑾故事，来对付魏忠贤。文秉《先拨志始》记载：“李实龌龊不识字，然非忠贤党。黄尊素时至湖上，不避形踪，与实往来。人遂谓诸君子将以实为张永也。此语流传都下，忠贤疑之。实司房（按指孙昇）知其实，大惧，求解于李永贞。永贞代草此疏，司房出实空头本上之”。

黄宗羲后来也辨这件事：乙丑（天启五年）冬，讹言繁兴，谓三吴诸君子谋翻局，先公用李实为张永以诛逆阉。逆阉闻之大惧，刺事至江南四辈，漫无影响。刑部侍郎沈演欲自以为功，奏记逆阉曰：“事有迹矣。”逆阉使人日谯诃李实，取其印信空本，填七君子姓名，云俱系吴地缙绅，尽是东林邪党。于是天启六年（1632）七君子之狱起。

黄尊素是与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周起元、李应昇等在天启六年同一批被捕的。在苏州捕周顺昌时，曾发生大规模民变，杀缇骑二人。时奉命逮捕黄尊素的缇骑在苏州胥门，吓得仓皇出逃，甚至将捕黄尊素的“驾帖”也遗失了，更不敢亲自到余姚来捉拿。黄尊素听说有这一回事，才亲自至余姚投狱。黄宗羲儿子黄百家说，黄尊素自至余姚投狱，而县令不知，“疑其亡命，操兵到门，阖族逋逃，僮婢骇窜，家祖母（姚氏）计无所出，闷坐石臼中。独先母一人，侍立在旁，不离尺寸”。这位县令扑了空。黄尊素听说，致书这位县令：“抱头鼠窜，岂免一死，昂首伸眉，落得骨香耳，君何小视海内男子耶？”

那么，此时黄宗羲在那里？原来他作为长子，陪伴父亲赴狱。他送父亲至余姚，又至绍兴。在路上，黄尊素自知这一去凶多吉少，作为遗言，他并未对其子谈及些许家事，只是嘱咐他：你心粗，不必看时文，“学不可不知史事，将架上《献征录》涉略可也”。到了绍兴府后，黄尊素友人刘宗周在萧寺为他饯别，黄尊素当即令黄宗羲以后师事刘宗周。

黄尊素被押赴至京后，即入诏狱，与同时被捕的吏部主事周顺昌、南京巡抚周起元、御史李应昇、左谕德缪昌期、御史周宗建等被逐一残酷拷打，体无完肤。阉党逮捕他们的借口是诬他们贪污，“就狱时，讯者问赃几何？公厉声曰：‘清风明月，名山大川，皆吾赃私，何必问乃公！’”结果诬黄尊素坐赃银两千八百两。黄宗羲闻讯，只好遍贷“乡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门，至差交足，赃将完而杀机遂决矣”，是年六月被害。黄宗羲曾记狱中事：公偕李忠毅（应昇）、周忠介（顺昌）、周忠毅（宗建）、缪文贞（昌期）四公者，高谈狱中，慷慨怒骂，继以诗歌。门人徐忠襄（徐石麒）私问之，公曰：“子无用戚我。我于此，岂减黄霸之受《尚书》哉？”魏忠贤使许显纯以次掠拷。李忠毅婴病，公拷竟，次李忠毅，乃公复就拷。许显纯诘之，公曰：“李公不任楚毒，吾代受之。”魏忠贤又次第使其私人害诸公，存者唯李忠毅与公。已而，害公者至，北面再拜谢君，南面再拜辞父母，赋诗一章，薨。黄尊素卒时年仅四十三，可以说是从容就义。据说五日后尸体才移出狱，“肌肉涨烂，头面不可别识矣”极其凄惨。“卒前一日，狱吏告尊素曰：‘公休矣！内传欲毙公，公何语？’即书以寄家。”据黄百家记载，黄尊素草书“遗训”寄黄宗羲，第一次提到家事：“汝妇贤孝，古有用妇言而亡，亦有不用妇言而亡者，汝须知之。”于是黄尊素“于三木囊身之时，北向叩头谢恩，纵容赋绝命诗一首”。这首《正命诗》如下：

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

十年世路无工拙，一片刚肠总祸尤。

麟凤途穷悲此际，燕莺声杂值今秋。

钱塘有浪胥门泪，唯取忠魂泣镯镂。

《黄忠端公文集·诗略》卷五《正命诗》。是年，黄宗羲十七岁。噩耗传至家中，祖父黄日中愤怒之下，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字，贴于家中出入处的墙上。黄宗羲母姚夫人痛哭至晕绝。黄宗羲也痛哭，边哭边劝母亲，姚夫人说：“汝欲解我，第毋忘大父拈壁书耳。”

曾至狱中探望其师黄尊素的弟子徐石麒，闻讯来吊，并捐金以周黄家之急。他临走时教导黄宗羲做学问的路子说：“学不可杂，杂则无成。毋亦将兵、农、礼、乐以至天时、地利、人情、物理，凡可以佐庙谟、裨掌故者，随其性之所近，并一路，以为用世将本。”

家庭惨变时，黄宗羲正当十七八岁青年时期。这件事黄宗羲印象极为深刻，一生难忘，也影响了黄宗羲的一生。其影响有二：

一、黄尊素临别嘱咐：“学不可不知史事，将架上《献征录》涉略可也。”又在绍兴命黄宗羲师事刘宗周。而徐石麒教导他：学不可杂，将兵、农、礼、乐，天时、天理、人情、物理，并一路，以为用世将本。这些教导，指明了黄宗羲以后人生道路，他后来传承和发展蕺山之学，开创浙东史学，而所有学术既是为了有裨于明代掌故，又是为了经世，其实就在这个时候埋下了种子。

第二，父与杨涟、左光斗等夜论时政，父亲的惨死，祖父的复仇训语，使他不仅在政治上“尽知朝局清浊之分”，而且在以后将抑浊扬清视为己责。他说：“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莀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东林党人的这种高贵品质，是他在崇祯朝“党人”时期、南明抗清“游侠”时期、康熙初年作为遗民厕身“儒林”的精神支柱。在厕身“儒林”后期，虽然由于时间的消磨，形势不同，这种“忠义”精神有所弱化，但也仅仅是弱化而已，并没有忘却。

不过，天启朝两党斗争的惨烈，使黄宗羲在精神上受到极大打击，也产生了副作用，那就是强烈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障蔽了眼睛，在他反思明末的历史时，其视角就不够广阔而有所忽略。这在康熙三年他作《汰存录》时，就明显暴露出来了。

第4章　“党人时期”

崇祯元年·十九岁——十六年·三十四岁

黄宗羲在画像自题中，说自己“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其为人也，盖三变而至今，岂其时为之耶？抑夫人之有遐心”。他在这里所说“党人”，并不表明他自认为“党人”。在中国古代，从政治上来说，“党”是一个贬词，党者尚黑，如党比、党仇、党引、党羽、党庇、党附、朋党，等等。天启时，阉党崔呈秀就作《东林朋党录》，此外尚有《东林党人榜》。所以，黄宗羲在前面加以“锢之”两字，如东汉党锢之祸那样。这里所说的“党人”，指的是他参加复社的时期。当时复社首领张溥自称“吾以嗣东林也”，以继承东林为立社宗旨，所以时人常称复社为小东林。

第5章　袖锥讼冤

正当逆阉气焰最炽的时候，天启七年（1627）八月，熹宗病卒。其弟信王朱由检即位，即崇祯帝。他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果断手段清除阉党，魏忠贤及阉党另一首逆崔呈秀自杀，与魏忠贤狼狈为奸的客氏伏诛。消息传来，黄宗羲想起父亲的惨死，祖父的勿忘杀父之仇的警训，于崇祯元年（1628）他年十九岁时，袖长锥、怀奏疏，前往北京讼冤。路经杭州，在西湖遇见著名文人陈继儒。陈继儒知他是黄尊素之子，至其寓所回访，陈继儒即于座上改定黄宗羲的讼冤疏，名：“奏为恭谢圣恩哀陈父节疏”，全文如下：原任山东道监察御史，今赠太仆寺卿黄尊素长男生员臣黄宗羲谨奏：为恭谢圣恩，哀陈父节，仰祈圣鉴垂怜，并殛造谋二逆，以伸孝思，以快公愤疏。

臣父黄尊素秉正嫉邪，攻发逆珰魏忠贤罪恶，被逮死狱。臣从舞象之年，招魂归里，泣血至今，靡宁朝夕。伏睹皇上践祚，离照当天，大奸距脱，此直臣冤抑见伸千载一时也，立起赴阙讼臣父冤。比至，则已奉明旨下部议臣父冤死直节，赠官录后，生死蒙恩，感泣何能自已。第念臣父抱痛九泉，臣腐心三载，敢无一言哀控于皇上之前？

臣父中万历丙辰进士，授宁国府推官，壬戌考选，除山东道监察御史，侃侃直节，自持入班，未踰一载，而疏凡十三上，悉中逆奸之隐。时魏逆与客氏表里为奸，形已厝火，势必燎原。臣父预抱隐忧，因灾异示警，直陈时政得失，谓“阿保重于赵娆，禁旅近于唐末，萧墙之忧，惨于戎敌，毫末不札，将寻斧柯”。当奉严旨切责，此甲子三月初六日疏也。至毒焰方张，渐不可制，于六月初九日复上《圣断不可不早》一疏，谓忠贤与其私人柴栅既深，螫辣谁何，势必台谏折之不足，即干戈取之亦难，请先帝嘿察人情，自为国计，即日罢忠贤厂务。于是忠贤不杀臣父不已，臣父亦自分必死而后已也。至七月初十日，业已杖死工部郎中万燝，臣父首上《士气已竭》一疏，论奸人必借廷杖以快其私，将为所欲为，莫有顾忌，而祸移诸国。且曰“生臣死臣勿敢计”，而魏逆杀臣父之心益不能须臾待矣。时尚众正在朝，虽逢所甚怒，得不即同燝死者，皆诸正臣救护力也。未几，彪虎纵横，有希旨逆徒为忠贤义子曹钦程发大难于内，腹心李实罗织无端于外，交口衊诬，取中旨如寄，倏而削夺，倏而逮系矣。时值缇骑激变于姑苏，留滞不前，臣父闻之，即拊心自念，忠良总人臣之义，生死皆君父之恩，即日投呈按臣，齎本步行至京就系，一段慷慨不避之概，臣言之而未尽也。

迨下镇抚司打问，许显纯、崔应元承顺逆指，酷刑严拷，体无完肤，诬坐赃银二千八百两。臣痛父血，比遍贷臣乡之商于京者，并父之同年门，至差足交，赃将完，而杀机遂决矣。一日狱卒告臣父曰：“内传今夜取汝命，汝有后事可即书以遗寄。”臣父乃于三木囊身之时，北向叩头谢恩，从容赋绝命诗一首，中有“正气长留海岳愁，浩然一往复何求”等语，自是而臣父命毕于是夕矣。噫！黑盆蒙面，巨索缒胸，何等奇惨，而犹以病故欺先帝，此臣辛酸酷烈，日夜悲愤，不能不哀控于我皇上者也。然臣父之惨死虽由逆珰恣擅，实附逆之钦程、李实借以希荣，同谋杀人有律，尚可为大奸迟一日死乎？且曹钦程管陵工、神木厂二役，侵匿不下数十万，李实苏杭织造，侵盗不啻百余万，坐拥巨赀，杀人草菅，诚举朝公愤所不容者。乃李实欲卸罪于李永贞，嗾孙昇出为质辨，岂明明三尺，可为逆珰诡脱地耶？伏乞下部院，查臣父前后奏疏，果否预折逆萌？臣父杀身，果否钦程、李实陷害？速逮钦程与李实，立正典刑，上扶国宪，仍将两奸赀产没入助边，使臣父清节直气，大著于时，则愿忠者众；小人之凶锋恶焰，明肆诸市，则为不肖者警，以裨圣政于万一也。臣无任沥血哀陈，待命之至。崇祯元年三月日具题。此疏下有“奉圣旨：黄宗羲奏谢知道了，曹钦程、李实等已屡有旨处分，该衙门知道”一行字。

到北京后，他遇到与其父同难的魏大中子魏学濂、周宗建子周延祚，他们也是赶至京师讼冤的。这三人中黄宗羲“年最少”“于世故茫茫”也不知如何讼冤。他们共推魏学濂为首，同伏阙上书，黄宗羲即呈上讼冤疏，魏学濂还刺血书上呈。黄宗羲讼冤经过简略如下：公讼冤至京，则逆阉已磔。有诏：“死阉难者赠官、赐祭葬、录后如例。”公上疏谢恩，并请殛逆党曹钦程、李实等。得旨：“刑部作速究问。”五月，刑部会讯许显纯、崔应元，公对簿，出所袖锥锥显纯，流血被体。显纯自诉：“为孝定皇后外甥，律有议亲之条。”公谓：“显纯与阉抅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宸濠尚不免于戮，况皇后之外亲乎！”卒论二人斩，妻子流徙。公揕应元胸，拔其须，归而祭之忠端公神位前。又与吴江周公子廷祚（忠毅公子）、光山夏公子承（之令夏之令，东林党人，时任御史，天启五年被逮入诏狱，诬以收贿拷死。公子）共捶所头（狱卒）叶咨、颜文仲，应时而毙。盖显纯为大理，与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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