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华水木·鼎实春秋：李国鼎先生九十寿诞忆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国华水木·鼎实春秋：李国鼎先生九十寿诞忆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郝吉明,宋乾武,刘翔,蒋建国等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4-01

书籍编号：30106084

ISBN：978730225249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0869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国华水木 鼎实春秋：李国鼎先生九十寿诞忆录

郝吉明 宋乾武 刘翔 蒋建国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序二

为李国鼎先生90寿诞纪念册撰文

欣逢母校清华百年校庆，又值李国鼎先生90寿诞，郝吉明、宋乾武、刘翔、蒋建国等李先生的硕士生、博士生们，早就筹划要为母校、为恩师做些什么。一周之前看到这本回忆录初稿，这就是他们一年来努力的成果。

我有幸于1957年考入清华土木系，曾是李国鼎和刘鸿亮、傅国伟、陈志义、吴利泉、马倩如、俞珂等老师受命创办的第一届0303专门化本科班毕业生之一（62届），又是李先生指导的第一个放射性废水处理方向毕业的研究生（65届）。作为学生和留校教师，直到环境系被批准建立“核环境工程与辐射防护”博士授予点之后，才奉调去国家环保局报到（1985年）.现在我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在校亲身领受李先生教诲近30年。千言万语，可以压缩成两句话：“清华育我，我爱清华”;“恩师教诲，终身难忘。\"

我想说，清华之所以能受到万千学子的热爱和世人的尊重，绝不在于清华出了多少高官，或是有人赚了多少大钱，而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清华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的师生，为国献身，埋头苦干，造益后人。革命年代，如闻一多、施滉等先烈，以天下为己任，前仆后继；建设年代，祖国需要就是志愿，毫无怨言。环境专业的陶葆楷、王继明、顾夏声、许保玖、李颂深、李国鼎等老先生就是这样言传身教的；03专业转战“200号”、工物系、工化系时，接触过的汪家鼎、朱永等老先生也都是这样。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清华，就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发展壮大的。这次由清华中文系于雪、哲学系王纵横两同学采写的回忆录，来自湘江、经历西南联大、复员、解放、院系调整、“文革”动乱、改革开放、直到离休的李先生，他求学、求职、求为、求真的经历，他勤勉、朴素、敬业、攀登的形象，全都跃然纸上，使我们知道了许多“过去的事情”。而这些故事正是体现清华精神的实例，是值得我们努力去挖掘、提炼、发扬、光大的。把这些故事挖掘出来，再经过相互印证，就可以成为清华珍贵的史料。我们实在很需序二要抓紧抢救这些史料。

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处于世纪交替和全球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时期。我们都亲身参与其中，目睹了世界的万千变化。出生何时何地，谁都无法选择；怎么生活、怎么做事，则要正确定向。约70亿人生活在一个人口增长、资源有限的地球上，未来只能朝向可持续发展的低碳社会，振兴中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清华学子们，让我们一起向前辈学习，继续发扬清华精神，为祖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贡献我们的全部力量。

前言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养，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20世纪20年代，我还在读小学，学校有朝会之规矩，每日清晨必聚在一起，诵读这《大同歌》，大同是国父孙中山先生的一个理想，当时听师长父母言及，懵懂之年，不知其意，但是这大同与这《大同歌》却是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中了。孙中山先生常常把天下为公作为自己政治抱负的一个志向，最初的三民主义之核心，也即是以进大同，后来学识渐进，才有所明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后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把21世纪20年代实现小康社会作为中期可预期目标的愿景。我隐约感到，这小康与大同之间存有某种内在之联系，但欲讲出个所以然，反倒有失语之感，遂琢磨起来。小康之意何谓，这小康与大同如何之神似形异，事隔半个世纪，中国之走向、民族之前途的问题，便随之展开呈现于眼前。

正不得其解之时，偶得周有光先生《朝闻道集》的册子，其中有一部分谈到这个小康与大同，我细细品来，实为我长久以来想说却没有说出来的话矣。大同本来有乌托邦之意，古人欲复归上古三皇的理想政治，才有大同的出现，但是，这大同中超越的东西较多，理想的含义太大，是一个盛世之象，现在人对它也只是说说而已，实在没有勇气与能力去以进大同。而小康社会的来临，似乎为我们登入云梯提供了一个入口，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老百姓生活不易，为他们做些事情，让他们的生活好一点，也就是生活安定富康，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因此，小康基于现实的社会导向离我们是贴心的与可触及的。小康到大同，是可以看成一个历史的过程的，路虽漫长，调子却是和谐的，因此，也就是有希望与有意义的。季羡林先生序二曾经谈到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究其原因，他终罢是相信人类的未来终归是越来越好的，所谓大同之域也绝不会是一个空洞的理想（《季羡林谈养生》）。人与人，抑或一代人与一代人是历史过程，像链条般环环相扣，你想走也走不开，想断也断不开；又似一场无休止的接力赛，每个人都在固定的跑道上持棒前奔，你的能力强一些，就跑得远一些，后面的人就快一些。人就是这样，既是可有可无的，又绝非可有可无的。

对我来说，人生之责任感，是我毕生的担当。

毕业之初，我作为陶葆楷先生的助手留校清华，与王继明先生一起，将市政卫生组建成了一个符合当代城市发展要求的环保类型学科。解放之后，我们延续了原有的系别划分，在更多的年轻教师共同努力下，不断依据形势，持续发展，积极应对各种困难与阻力，最后形成了今天的环境科学与工程系的雏形风貌。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像链条中的一环，奉献了微薄己力。也正是由于在环境系建系过程中，我做了一些工作，因此才决定回忆一些当时的事情，一方面归结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多年来工作的一个纪念。

这本子中素材主要由我亲自提供，请两位同志听我赘述后整理所得，其中多有杂乱之处，细节也难免有不准确之处，我力求系统整理，但碍于往事尘封，再去寻找，力所难及，因此请读者见谅。

李国鼎

2010年9月于清华园

第一章 乱中取静，故乡梦依依

第一节 生于那个时代

翻阅着斑驳的相册，荏苒的时光恍然间追溯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个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儿的恐怖年代，那个人人自危、家仇国恨交织的年代。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打响民主共和的第一枪已经整整十年了，就在这一年（1921年），也是在武昌，一个普通的书香世家里，他们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父母以中国文化中被视为立国重器的“鼎”为其取名为李国鼎，期望他稳重成熟，日后成为可以担当家国重任的栋梁之才。

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李国鼎的降生并没有给家里人过多的惊喜，一如耕读诗书的李家向来以中庸平和作为处世之道一样。

想来在那个战火四起、硝烟弥漫的年代，尽管辛亥革命的枪声早已打响，打着“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也已经声势浩大地奏响，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冠冕堂皇的“主义”依然是生活中不甚熟悉的字眼。连年的战火，四处横行的列强，使得安身立命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对于李家而言，由于祖上曾出任前清官吏，父亲李敬如自幼饱读诗书，而立之年也曾学习西学，之后在日益繁华的水路交通要道武昌就职，所以虽谈不上阔绰富贵，但家境也算殷实，衣食不至太过担忧。平日里，李敬如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多有精深的研究，虽平时少有谈论政治形势，但对于国情国难却也是颇有感触。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得从小就熟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心中的神圣地位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和动摇，而晚清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西方启蒙思潮恰在此时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心灵的窗子。于是，心中强烈纠结的一边是旧有文化传统、权力体制解体造成的思想上的真空，一边是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急迫心情和对世界重新认识、理解的渴望。内心的矛盾挣扎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年代，没有让李家过于激进，他们依然坚守着读书人的本分，随遇而安，喜怒不动于形色。

而此时的李国鼎不过是个孩子，对那段动荡激变的历史并没有尤为深切的体会，只是从每日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可以略微地感受到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世人对国家境况的逐步关注，甚至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和政治动向也成为一些人谈论的话题。

不过，即便对政治全然不知，但推翻清朝统治，改朝换代的国父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却是李国鼎能够清晰记得的。即便他无法全然理解这些政治理论的内涵，但是从舆论的宣传声中，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中，孙文的形象却早已在心中逐步确立，幼小的他也切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国家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与生俱来的那份强烈的抵触情绪，感受到当时在民间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兴工业与企业的出现，在当时形成了特色明显的新阶层，但似乎阶级矛盾并未足够凸显，阶级的概念在百姓心中也不甚明晰。虽然偶尔也有人风言风语地提起资产阶级抑或无产阶级的概念，但年少的李国鼎对此并没有什么体会，也未曾多想“党派”抑或“主义”之争。或许那时的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把共产主义当成毕生的信仰。

生于乱世，却心若净水。父亲的家族教育，母亲的悉心照料，让童年时的李国鼎算得上是幸运的，他得以更多地在家中这个相对安稳的空间寻求平静。尽管如此，身处动荡不安、激情变革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已经积累了一股爆发的力量，这必定也会给他幼小的心灵增添些许阴霾。但生于那个时代，李国鼎没有任何的抱怨，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能够随遇而安，能够积极面对生活。李家固有的浓厚的书卷气质，也练就了他面对世间的汹涌多事，能够保持一种淡定释然的心境，于内于外，实现一个平衡。既不是风风火火，过多地掺杂世俗庸碌，闹得家中鸡犬不宁，也不是全然与世隔绝。似乎，

这也可以解释李国鼎先生在青年时期没有过早树立政治立场的原因。生于乱世，泰然处之，对于孩子来说，童年就像是一把天然的保护伞，维系着浓烟嘈杂中难得的一缕宁静。然而，有这一点点空间就已经足够了。

第一章 乱中取静，故乡梦依依

第一节 生于那个时代

翻阅着斑驳的相册，荏苒的时光恍然间追溯到了20世纪20年代，那个似乎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血腥味儿的恐怖年代，那个人人自危、家仇国恨交织的年代。

此时距离武昌起义打响民主共和的第一枪已经整整十年了，就在这一年（1921年），也是在武昌，一个普通的书香世家里，他们的第三个儿子降生了。父母以中国文化中被视为立国重器的“鼎”为其取名为李国鼎，期望他稳重成熟，日后成为可以担当家国重任的栋梁之才。

作为家里的第三个儿子，李国鼎的降生并没有给家里人过多的惊喜，一如耕读诗书的李家向来以中庸平和作为处世之道一样。

想来在那个战火四起、硝烟弥漫的年代，尽管辛亥革命的枪声早已打响，打着“民主”、“科学”大旗的新文化运动也已经声势浩大地奏响，但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冠冕堂皇的“主义”依然是生活中不甚熟悉的字眼。连年的战火，四处横行的列强，使得安身立命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不过对于李家而言，由于祖上曾出任前清官吏，父亲李敬如自幼饱读诗书，而立之年也曾学习西学，之后在日益繁华的水路交通要道武昌就职，所以虽谈不上阔绰富贵，但家境也算殷实，衣食不至太过担忧。平日里，李敬如对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教多有精深的研究，虽平时少有谈论政治形势，但对于国情国难却也是颇有感触。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使得从小就熟学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其心中的神圣地位受到了空前的威胁和动摇，而晚清以来一浪高过一浪的西方启蒙思潮恰在此时为他打开了另一扇心灵的窗子。于是，心中强烈纠结的一边是旧有文化传统、权力体制解体造成的思想上的真空，一边是探求富国强兵之路的急迫心情和对世界重新认识、理解的渴望。内心的矛盾挣扎在如此动荡不安的年代，没有让李家过于激进，他们依然坚守着读书人的本分，随遇而安，喜怒不动于形色。

而此时的李国鼎不过是个孩子，对那段动荡激变的历史并没有尤为深切的体会，只是从每日琐碎的生活细节中，可以略微地感受到外来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冲击，以及世人对国家境况的逐步关注，甚至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和政治动向也成为一些人谈论的话题。

不过，即便对政治全然不知，但推翻清朝统治，改朝换代的国父孙中山和他的三民主义却是李国鼎能够清晰记得的。即便他无法全然理解这些政治理论的内涵，但是从舆论的宣传声中，从人们的街谈巷议中，孙文的形象却早已在心中逐步确立，幼小的他也切身感受到了普通百姓对国家签订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与生俱来的那份强烈的抵触情绪，感受到当时在民间迅速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而另一方面，随着新兴工业与企业的出现，在当时形成了特色明显的新阶层，但似乎阶级矛盾并未足够凸显，阶级的概念在百姓心中也不甚明晰。虽然偶尔也有人风言风语地提起资产阶级抑或无产阶级的概念，但年少的李国鼎对此并没有什么体会，也未曾多想“党派”抑或“主义”之争。或许那时的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把共产主义当成毕生的信仰。

生于乱世，却心若净水。父亲的家族教育，母亲的悉心照料，让童年时的李国鼎算得上是幸运的，他得以更多地在家中这个相对安稳的空间寻求平静。尽管如此，身处动荡不安、激情变革的时代，外面的世界已经积累了一股爆发的力量，这必定也会给他幼小的心灵增添些许阴霾。但生于那个时代，李国鼎没有任何的抱怨，这是他的性格使然，能够随遇而安，能够积极面对生活。李家固有的浓厚的书卷气质，也练就了他面对世间的汹涌多事，能够保持一种淡定释然的心境，于内于外，实现一个平衡。既不是风风火火，过多地掺杂世俗庸碌，闹得家中鸡犬不宁，也不是全然与世隔绝。似乎，

这也可以解释李国鼎先生在青年时期没有过早树立政治立场的原因。生于乱世，泰然处之，对于孩子来说，童年就像是一把天然的保护伞，维系着浓烟嘈杂中难得的一缕宁静。然而，有这一点点空间就已经足够了。

第二节 父亲，李敬如先生

一、书香世家，传承下来的文化积淀

李国鼎的父亲李敬如先生出生于1881年，祖籍湖南省澧县。这个旧称澧州的城市位于洞庭湖西，山、丘、平、湖兼备，风景秀美，澧水贯穿整个小城，历来也算是个交通要地，自西魏始，县城屡为府、州、路治所，历史颇久。《尚书》中就有记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澧州自古英才济济，可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李家人骨子里总是有着几分山灵水秀之气。

李敬如算是谱系“来源承先祖，为学永定邦”之中先字辈，排名老二，因称先第。说起来，李敬如先生这一辈是先祖的第四辈，到李国鼎先生这一代自然是李家祖下第五代，按理讲，李国鼎这一辈该是祖字辈，下一辈自然是“为”字辈，但是这个家族谱系并没有继续下去，以至于此后每每谈及，李国鼎总是笑称这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吧。

李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家庭，书香门第，因此李敬如自幼就被送到私塾读书。由于祖上有取得功名的历史，因此在湖南老家还是有一定的家业，家境也算殷实。从李家传继下的家训中“继祖宗遗脉真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行正路唯读唯耕”便可得知，所谓一心只读圣贤书依然是李家教育下一代的核心思想，李敬如是这样成长起来的，而李敬如对李国鼎和他的兄弟们的要求，也是如此。在李国鼎心中，对父亲充满了敬佩与肯定，父亲身上那为家为父的责任感让李国鼎深刻地感受到中国传统男人是家庭的脊梁。

传统男人的责任感让父亲坚强地在乱世中维系着整个家庭，同时也让父亲拥有了家庭中的绝对权力。无论是家中的日常事务，抑或是对子女的教育、发展，父亲的分量不容置疑。对儿子，父亲始终恪守着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记得幼年时，李国鼎每天很早就要起来晨读，风雨不误，一时一刻也不能耽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从《三字经》、《百家姓》，到后来的“四书”、“五经”，一字一句，父亲的教诲是李国鼎最早的人生记忆，也让他多了一份现在恐怕很难再找寻到的对古典文化的深厚感悟。不过也曾接受过西方思想熏陶的父亲，同样也能尊重儿子的选择。比如后来李国鼎做出外出求学的决定，父亲斟酌再三，却并没有拒绝，这不仅是出于父爱的无私和伟大，更是父亲权衡时事，综合考虑社会境况的抉择。近代学校教育动摇着家庭教育的根基，所谓传统规矩与亲情相比始终处于下风，骨肉相亲，尤其在战火喧嚣生死难料的时代，才更为重要。标准与规矩，除了教化的手段外，真正作为家法影响个人发展的作用已经基本被剥离了。在李国鼎先生后来的回忆中，他更多地把近代学校的开办，看成是公共政府取代家庭承担起教育的责任，或者说是传统家庭权力外化的直接表现。

二、改弦更张，异乡谋生

身处文化变革的转型期，李敬如虽然从小饱读儒家经典，但由于晚清时期中国的文化受到西方的影响非常大，在思想文化、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正在经历的世界已经大不一样。一边深谙传统文人的思乡情怀，一边却又不得不正视这个正在变革中的世界，在激荡的国内斗争和严峻的外国侵略的双重压力下，重新审视其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坚守古训，继续作为古典文化的研究者和维系者，在国难当头的时代，反而似乎无法演奏出和谐的音符，而另一种身份所表现出来的新面孔却渐行其道，显露出反对宋儒开创之传统的新思想，即格物致用、知行合一的西方思想，并日益呈现出包容与整合的趋势。所以，在两者的平衡中自然要有所取舍。于是，弱冠之年的他，毅然选择再求西学，并离开家乡，迁到武汉谋生。

背井离乡，改弦更张，这对于一个成长在旧式封建家族的传统文人而言，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当然，这其中自然有着在列强入侵、国内动乱的时代背景下，为社会和国家稳定贡献一份力量的考虑，但更多的还是出于生活所迫，这样说来虽然有些凄凉，却也是以家庭为中心的社会形式瓦解的必然，是传统的自然经济解体后的必然选择。

科举取士的道路被阻断了，作为读书人，难以靠仕途担当起国家兴亡的重任，甚至连安身立命也变得尤为艰难。于是，作为担负着维系、扩大和传承家庭重任的家长，李敬如虽然不敢断定国家民族的发展之路，但对于自己一家而言，在湖南澧县老家吃老本显然不能作为安身立命的办法了，家族祖产不再是每个人的庇护所，家长的全能地位也开始受到挑战，个人既拥有着即使是家庭中的长者也不能剥夺的权力，同样也肩负了不分年龄辈分都要承担的生存重任。当所谓的考取功名失去了它的前途，读书读书，读出来的再不是黄金屋，而是穷乡儒，因此，读书的目的也从功名转向了求生手段，借读书去谋个职位的想法，在那时，变得流行了许多。

于是，父亲在一个专科学堂里读了几年书，在这里接受了西式教育，后来就到了政府部门里做文职工作。对于李敬如具体从事的工作，幼年时的李国鼎并不甚了解，只知道父亲是经人介绍在某个政府部门里做了个参政秘书，也就是个公职人员，每日工作，甚是辛劳，收入不算丰厚，家中却也能衣食无忧，有点像现在的工薪阶层。

据李国鼎回忆，那时的父亲闲来在家的时候，除了对子女们的教育外，还时常吟诗作对，因此会听到他自己在屋子里面读书的声音，如老子的《道德经》与司马迁的《史记》。记得父亲在自己的小书房里面，墙的一侧，做了小台子，把自己写的一些经文教义放在这个台子上面，点香明烛供奉着。有一次父亲在书房睡着了，蜡烛被风吹倒，把经文烧掉了，就此一事，父亲竟认为是有神仙的显示，认为自己要发财，于是去买了彩票，最后也就不了了之，可见父亲虽然熟读诗书，却还是不免有些迷信。不过没能中奖恐怕也是在那时购买彩票的必然，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彩票，它们有的是为了筹集各省督军军饷,却以“慈善”、“善后”等名义骗取百姓的支持,如“湖北有奖义券”、“公益奖券”、“浙江绍萧塘工有奖义券”、“慈善救济副券”等，有的是国民政府为了筹集发展航空、筑路经费而多次发行的“航空公路建设奖券”，并公布了《航空公路建设奖券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按照《条例》，每年发行不记名券4次，每次50万张，每张售价为“国币”10元。每次发行奖券所收款额，由政府提取50％，扣除发行及办公费和代销手续费之外，一等奖1张，独得50万元；二等奖2张，各得奖金10万元。每次中奖约5万多张，奖金共计近250万元。也有地方政府为达到某种目的而发行的彩票,如邯郸会为鼓励农民多种棉花而发行的植棉奖券。另外,还有不少商业性质的促销奖券,如烟奖券、肥皂奖券、布奖券等。作为一种历史产物,彩票有着丰厚的历史价值及丰富的文化内涵。但由于管理不严、发行过滥等方面的原因，旧中国的彩票存在着许多弊端，能够中奖的人简直是凤毛麟角，在社会上留下了很多不良的影响，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要一提起彩票，人们往往把它同旧社会的丑恶现象联系在一起。因此，父亲不能中奖也就十分自然了。

父亲的工作，说是参政秘书，其实也是个靠笔杆子吃饭的行当，有从小文化修养的底子在，对李敬如而言自然也不是什么难事，做起来得心应手，甚至事业发展顺利的时候，也曾有过受提拔升迁的机会。怎料天命难耐，后来李敬如意外地患了一场大病，导致双耳失聪。升迁加薪的美好愿景自然是被砸得支离破碎，甚至一家人的生计一时都成了问题。对于当时父亲究竟得了什么病，幼年的李国鼎也不是特别清楚，或是肺病，或是心血管方面的病，病因并不是最重要的，要命的是在这一场病患之中，李敬如不幸染上了一个瘾疾——抽大烟。

三、对抗病魔，鸦片改变安康的生活

大烟，或说鸦片，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的一颗痛痣。鸦片虽然不是中国本生，但却并不像大多数人印象中的直到清末才有。说来也算历史悠久，早在汉张骞出使西域时，鸦片就经由丝绸之路传至中国，三国时名医华佗就使用大麻和鸦片作为麻醉剂；在唐朝时已有鸦片进口的记录。时至北宋印行的《开宝本草》中，鸦片被正式定名为罂粟粟，罂粟为植物名称，而后一个粟是硕果的意义。当成吉思汗的铁骑踏遍欧亚大陆以后，鸦片也成为社会商品的一个重要种类，但那都只是入药佳品。17世纪的英国医生、临床医学的奠基人托马斯·悉登汉姆（Thomas Sydenham）曾歌颂道：“我忍不住要大声歌颂伟大的上帝，这个万物的制造者，它给人类的苦恼带来了舒适的鸦片，无论是从它能控制的疾病数量，还是从它能消除疾病的效率来看，没有一种药物有鸦片那样的价值。”“没有鸦片，医学将不过是个跛子。”这位医学大师因此也获得了“鸦片哲人”的雅号。鸦片在中国的药用或小范围的使用历史非常之久，只不过直到100～200年前才危害至极，甚至需要硝烟以对。根本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大力向中国倾销鸦片，以逆转西方世界对中贸易逆差，并宣传鸦片的普及用法。当鸦片不仅仅只是作为医药麻醉之用，有迷幻作用的鸦片所带来的成瘾症状，让很多人成为鸦片的奴隶，拜倒在烟雾缭绕的醉梦中，长期的沉迷不仅摧残着自己的身体，也弱化了整个民族的国力，让许多中国人成为“东亚病夫”。

在李敬如对抗病魔的日子里，鸦片也成为他每日常用的麻醉剂。不过从李国鼎先生的描述中可以推测，当时李敬如先生所抽的大烟并不是高纯度的鸦片，而是混合了一些鸦片的烟草。将鸦片与烟草混在一起吸食，这种做法在17世纪60年代传到了福建和广东，后来在那里，吸食的方式得到了改进：吸食者就着灯火烧化鸦片，并用一根竹管来吸。这样吸食鸦片的方法迅速成了有闲阶层的一种时尚，不久后甚至连穷人也沾上了这种习惯。如此广泛的传播，甚至令当时的中国统治者都深感恐慌，崇祯皇帝曾下令禁烟，但因为有人把鸦片混入烟草吸食，所以不易察觉。

不过，虽然吸食大烟，但李敬如先生的用量并不多。据李国鼎回忆，父亲在抽大烟的过程中是靠自己控制用量，也从来没有出现过通常意义上的过量使用造成急性中毒，比如昏迷、呼吸抑制、低血压等症状，也难以感受到吸食纯鸦片后那种初致欣快感、无法集中精神、产生梦幻现象，导致高度心理及生理依赖性；更让李国鼎钦佩的是，在父亲后来决心戒烟之后，竟然真的将这大烟的痼疾给戒掉了，这对很多人来说是异常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正常情况下，从外部摄入少量鸦片是可以系统调节体内诸多神经体液免疫系统，保持正常的体内功能平衡的，这个时候人并不会对其产生强烈的依赖，但是当人长期大量吸入外源性鸦片时，体内的自适应调节物质则将因受到抑制而生理损伤性地减少。因此，人必须继续用药，通过足量外部鸦片，才能调节体内各系统，使人体内的功能暂时得以维持正常。但一旦停药，体内将面临功能缺失的局面，因此任何人都是无法控制的，也就是通常说的“犯毒瘾”的症状。简单地说，大烟瘾是人体的功能性缺失，是很难戒掉的，强行戒烟是非常危险的。但李敬如先生最终还是成功戒烟，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所谓的抽大烟也就是用了基本的药用量而已，另一方面李敬如先生的毅力和决心也是非常令人钦佩的。

在李国鼎看来，父亲抽大烟，一方面是出于药用，另一方面也是父亲在为那段时间的状态不佳寻找外部原因，于是便找到了抽大烟作为靶子。但无论如何，抽大烟，即使是药用，也是很费钱的，尤其是没有固定的药用指导，导致药效无法最大化，可能导致对药物量的需求扩大。在李国鼎的记忆中，当时在武汉的时候，是父亲事业发展的高峰期，达到了事业的巅峰，但是到李国鼎出生的时候，父亲的耳朵已经很不好，讲话不方便，再加上抽大烟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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