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凡彰显伟大：全国劳模中的清华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平凡彰显伟大：全国劳模中的清华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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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钱锡康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12-01

书籍编号：30106129

ISBN：978730227479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4757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体明星

平凡彰显伟大：全国劳模中的清华人

钱锡康

清华大学出版社

上篇：颂劳模人生 扬清华精神（媒体报道）

百年清华，叶茂枝繁，硕果累累！无数的清华学子，在祖国建设事业各战线上辛勤工作！其中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便是这些清华学子的典型代表！他们甘于寂寞，投身基层，踏实苦干，敬业奉献。这其中，有立于三尺讲台、一辈子甘当人梯的大学教师，有长期耕耘、积劳成疾的研究者，有攻难克坚、贡献才智的工程师……行胜于言，他们都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不平凡的业绩。他们以实际行动诠释了百年沧桑沉淀出的清华精神。

本篇汇编了对全国劳模中清华人的部分媒体报道，让我们走进这些普普通通的工作者，看看他们不普通的故事！

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的开拓者——纪念清华大学张子高教授 王祖陶

张子高（1886-1976），原名张准，字子高，又名张芷皋，出生于湖北枝江，化学教育家和化学史学家。1909年秋考取了北京清华学堂的前身——游美学务处的第一批直接留美生。1916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化学学士学位。1916年至1929年间先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金陵大学和浙江大学等校执教。1929年到清华大学任教，先后任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化学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等职。为开创中国化学教育事业和开拓中国化学史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1960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为了缅怀张子高先生开创中国化学教育事业和开拓中国化学史研究的光辉业绩，学习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为祖国科学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中国化学会和清华大学于1986年9月24日联合举行了张子高教授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

约在三十年前，我作为一个后学晚辈有幸得到子高先生的教诲。1956年我在南开大学化学系首次讲授化学史课程，曾撰写题为“研究化学史的方法论问题”的论文，在《南开大学学报》上发表，同时编写了一册《化学史讲义》。子高先生见到我的习作，欣然给予指导，并嘱我为他正在撰写中的《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做一些协助编写的工作。自此以后，子高先生作为我的导师和引路人，引导我做了一些化学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子高先生对我的教诲和热情关怀，令我终生难忘。兹值子高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之际，特撰此文以表敬仰之忱。

化学先驱一代师表

张子高1907年毕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他励志新学，怀抱科学救国的理想和抱负，于1911年考取清华学堂第一届直接留美生，同年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受教于著名分析化学家A.A.Noyes教授门下，成为我国早期留美攻读现代化学的化学家。1916年毕业后，留任Noyes教授的研究助理，从事钨和钽族的分析研究工作，制订了钨族与钽族的分析方案（合作者有B.E.Schlesinger和R.Williams）。这一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快被采用，编入A.A.Noyes和W.C.Bray合著的《稀有元素定性分析》（1927）著作中，以“钨与钽族的分析”为题自成一章。这一工作距今已70年，至今仍为人所称道。

1916年先生学成归国，鉴于旧中国的贫弱和落后，决心从事科学教育事业，为祖国培育英才，提高科学水平。先是就任南京高师（后改为东南大学）数理化部教授，讲授普通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等最新的化学科学知识；并为培训学生的实验技能，亲自演示化学实验。在清末民初，我国大学大多数由外国教会主办，师资多属外籍。因此，由国人创办的南京高师数理化部有不同寻常的意义，而子高先生与同时执教的王琎先生乃是我国研究和讲授现代化学的先驱者。当时受先生教诲而今成为国家科技精英者，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延安自然科学院副院长恽子强、华东化工学院院长张江树、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严济慈、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吴学周、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忠尧、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所长柳大纲等人。

先生在南京高师任教十一年期间，还曾在金陵大学和浙江大学短期任教。1929年先生北上来到清华大学。当时应聘来清华任教的，物理系有赵忠尧、施汝为教授等，数学系有熊庆来教授等，化学系就是子高先生。他们都是清华大学理科教育的中坚，使清华大学成为国内成绩卓著的理科教育重要基地。先生主持清华化学系多年，曾先后任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等职务，可以说倾注毕生精力于化学教育事业。先生多年讲授普通化学、无机化学、定性分析、高等无机化学、物理化学等课程，及时跟踪化学科学的最新发展，不断更新内容，治学严谨，一丝不苟。先生在工作上严肃认真，鞠躬尽瘁；对人和蔼可亲，以助人为乐。先生以极大热情寄期望于青年学子，他常说：“你们要青出于蓝，更要胜于蓝，否则世界怎会前进呢！”这番话体现了先生一生的期望和抱负，同时也是先生主要的教育思想。

从我国近代和现代化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清末科学家徐寿身处闭关锁国的时代，首先以大量译著介绍和传播西方近代化学，开中国近代化学之先河，其功甚伟；子高先生处于世界科学跨入现代的初始阶段，作为我国最早攻读现代化学，并对化学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化学家，归国后在化学教育第一线鞠躬尽瘁六十年，为我国化学事业的发展奠定根基，晚年更倾注精力于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工作，写成名著《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其贡献可与徐寿媲美。严济慈教授在纪念大会上赠以“化学先驱，一代师表”八字题词，可说是对先生最允当的评价。

中国化学史的开拓者

先生是一位著名的中国化学史开拓者。1920年先生在南京高师执教时，曾为教育专科讲授“科学发达史”课程，1924年讲稿由中华书局作为专著出版。1923年先生在《＜申报＞五十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了“五十年来之中国科学”一文，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道路以历史眼光进行了分析探讨。可见先生早年就注意到科学史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作用。在中国化学史研究方面，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先生就依据《本草纲目》记载的方法，同张江树先生一起进行了制备氯化汞的实验。到了50年代，先生更以古稀之年倾注精力于中国古代化学史的研究，取得卓越成就。1964年先生根据数十年的研究，写成《中国化学史稿（古代之部）》一书，这是一部全面论述中国古代化学史的严谨著作，是他留给后人的宝贵学术遗产。

先生在中国化学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和成就，摘要述下：

1.对古代青铜器进行了独树一帜的研究

郭沫若曾据古代青铜器在器形、纹饰和文字等方面的演变，提出青铜时代的四大发展时期，即鼎盛期、颓败与开放期、中兴期和衰落期。先生则采用科技史的研究方法，通过青铜器合金成分的分析，参照郭沫若的分期，从另一角度研究了青铜器的上述演变过程。他指出，殷代后期和西周的青铜器，含铜量分布频率在80%～90%之间，差别微小，冶金技术具有一致性，因而同属鼎盛期；自西周晚期至春秋中叶，纹饰较为潦草（但铭文字数则一般较前为多），经历了一个短暂的颓败期，但其实在技术上却是向质薄、形巧发展的过渡期；自春秋中叶至战国末年，一般多制作精巧，俱见匠心，属于中兴期。先生进一步根据青铜合金成分分析，指出东周器物的含铜量比前两期显著降低，分布频率在65%～75%之间。含铜量下降，锡或铅的含量当然上升：锡含量从西周的10%～15%增加到东周的15%～20%，铅含量从西周的0%～5%增加到东周的5%～10%。这变化之所以发生，是由于中兴期器物以质薄、形巧、花纹精细为特征，对铸造器物的合金性能提出了熔点低和流动性大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当时有两种办法：一是增加锡含量，二是加入第三种金属——铅。战国青铜器合金成分的分析表明，当时是两法并用的。自战国末年以后，一般器物复归于简陋，已进入衰落期。

先生旁征博考，以丰富的文物知识与合金成分的分析实验相结合，经过缜密的分析研究，从青铜冶炼、合金配制和铸造技术等方面阐述了我国古代青铜器的演变过程。最后，先生从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观点出发指出：“按青铜器本身的演变来分期，也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情况。第一期反映着殷末周初同是奴隶制社会，第二期反映着工商业发达，第三期反映着新兴的封建制度的形成，第四期反映着青铜器逐渐让位于铁器了。”

2.钢铁冶金技术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解放后我国有大批古代铁器出土，重要的冶铁遗址也陆续发现，对研究古代冶铁技术提供了非常丰富和重要的资料。另一方面，我国史籍浩如烟海，分散在大量古书中的冶铁技术资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因此我国史学界对古代钢铁冶炼问题还存在着不同见解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对最新的出土实物加以分析研究，同时兼取各家之长，写出一部有根有据、比较全面的中国古代钢铁技术史，这是先生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一项工作。

首先，先生独辟蹊径，采取三方面工作结合进行的研究方法：第一是关于古代冶铁遗址和冶炼工具遗物的实际调查；第二是系统整理和研究古代有关冶铁技术的文献记载；第三是对出土的古代铁器进行科学分析和考察，以确定或推断当时的技术水平。

其次，对钢铁技术史中的重要问题，博采众长，而提出自己的精辟见解。如在铁器的锻与铸的研究中，一种意见认为世界各国冶铁术都是由锻进步到铸的，这是冶铁术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也不能例外；另一种意见是中国的技术发展似乎和欧洲相反，可能是先掌握了铸的技术，而后才出现了锻的技术。先生首先应用金相学的方法，对当时出土的战国、两汉铁器共26件进行了分析考察：对铁器分别作了结晶方向性、形制、表面披缝等的宏观观察，以及显微组织、机械性能的考察，以确凿的科学分析实验，证实战国时代的铁器中既有锤锻加工成型的锻件，又有高温还原成液体浇铸成型的铸件。同时指出，由于我国制陶业和铸铜业的高度发达，以及炼炉、鼓风器、燃料和熔剂的改进，使得我国在战国时期就早于欧洲一千五百年而掌握了冶铸生铁的技术。再从古代重要冶铁遗址如辉县、辽阳三道壕等地都是铸件和锻件同时并存的事实，得出中国冶铁技术从一开始就是锻铸并用的结论。先生又在西汉铁器显微组织考察中发现一件铁斧的铁质很软，弯曲至90°也不折断，金属组织在纵断面内是普通的纯铁体，没有压力加工的痕迹，也没有发现石墨，但在靠刃部处的横截面上却发现有团状石墨，由内部到外层石墨渐细。这些情况说明这是一件经过比较彻底的脱炭热处理的黑心可锻铸铁。这种可锻铸铁在西方迟至19世纪才由美国人试制成功。因此，这是我国冶金史上一项重大的技术成就。

第三，先生又常谦虚地提出一些他尚未解决的课题，引导科技史工作者去进行深入研究。如关于钢铁淬火技术问题，古人有“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的记载，先生指出，用不同地方的水淬刀剑，所得效果不同，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3.中国古代炼丹化学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炼丹术，中外学者早就做过不少有价值的研究，但有些问题仍有待于深入探讨。先生从方术演变为道教、方士演变为道士的历史事实谈起，讲清了炼丹术的起源；再根据炼丹术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对一向被认为神秘的三个问题作出了科学分析。第一，神仙说是怎样来的？先生指出，羽化登仙的说法最早见于《庄子·逍遥游》，是来自齐谐的神话传说，后来成为道教的信仰，实无事实根据。第二，为什么炼丹家相信服丹可以长生不老，并且由此羽化登仙？先生指出，关于这个问题炼丹家的思想还具有一些物质基础，但他们在思想方法上采用了一种类比的方式，企图在模拟自然的基础上达到超自然（即反自然）的目的，由此便堕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第三，炼丹家为什么坚信仙丹可以炼成？先生指出，这也就是炼丹术的物质基础问题。当时制陶、冶金、酿酒、染色等生产工艺已甚发达，并且已有由丹砂炼水银、化铅制黄丹和胡粉等关于物质变化的实践知识，这些都为炼丹术提供了广泛的物质基础，使炼丹家有可能进行初步的总结，找到物质变化的某种规律性，作为自己进行实验的准则。因此，炼丹家相信经过一定的人工处理后，物质的属性可能大大改变，因而就可能制成有效的仙丹。先生指出，由于长生不老不过是一种幻想，再加炼丹家对物质变化的认识受着时代的限制，只能以当时广泛流行的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还远不能达到科学地认识自然的地步，所以炼丹术就其本来的目的来说不能不以失败告终。然而炼丹实践却给人们积累了大量有用的实验资料，和制药、冶金、火药等都有密切关系。总之，中国炼丹术在整个化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由此先生的工作就更加明确了。

4.科学史方法论方面的重要贡献

关于化学史的研究方法，先生一贯主张文献考证、考古发掘的实际调查和实物的科学分析与考察三者结合。前面提到的青铜器和钢铁冶金技术的研究，就是他具有特色的研究方法的范例。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科技史研究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先生所运用的科学方法论还有更多的内容：科学方法论有各门科学的特殊研究方法、自然科学的一般研究方法和哲学方法三个层次。先生除运用前述科技史的特殊研究方法外，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自然科学史作一般的考察。首先把科学技术放在与社会统一联系的过程中来考察，注意到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以及哲学意识形态等对科学技术的影响。所以先生在《中国化学史稿》一书中，密切联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博采经、史、子、集，条分缕析，给中国古代化学史描绘了一个清晰的轮廓。这在化学史著作中是少见的，因此弥足珍贵。

编写一部科学史，首先要有适当的历史分期，否则就不能驾驭纷繁的史实和材料，而对历史的辩证发展过程作出恰当的阐述。先生就是运用科学方法论来尝试解决中国化学史分期这一原则性问题的。他提出的分期原则，经过《中国化学史稿》一书的编写实践，对于中国化学史领域中存在已久的某些关键性问题，找出了一个明显的线索和符合客观实际的答案。中国化学史应当怎样分期才更为符合历史实际，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原则。

先生对中国化学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他如陶瓷、造纸、酿酒、物质变化理论、化学与哲学的联系、化学知识的东西交流等，他都有精辟的见解和论述。此外，先生未及完成的《中国化学史稿（近代之部）》的初稿，也是给我们留下来的宝贵学术遗产。

先生早自20世纪20年代初就开始中国化学史研究工作，倾注毕生精力写成《中国化学史稿》这部名著，他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年第6卷第1期）

我国自动控制学科和教育的开拓者——记清华大学原自控系主任钟士模教授 郑大钟 王森

钟士模（1911-1971），原名钟子范，生于浙江省浦江县，我国自动控制学科主要创建人之一。1936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系，1947年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电机系副主任、自动控制系主任。1956年荣获全国先进生产者称号。1958年创设高等学校自动控制系，主持和组织了多项重大研究课题，为中国自动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钟士模幼年家庭贫困，父亲务农为业，母亲操持家务，小学时常半耕半读或在家务农。考入浙江建德第九中学后，上的是免费和提供食宿的师范讲习科。毕业后，做过几年小学教师。大约在18岁那年，过继给家境富有的叔父母为子，始得入普通中学学习，进入上海大同中学高中部，从此奋发求学。1932年毕业后，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1936年毕业后，来到北京清华大学，任电机工程系助教，由于日军入侵华北战事扩大，他随校南迁，1937年任长沙临时大学助教，1938年起任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助教、教员、讲师。1943年取得学校资助留美资格，是年秋辗转缅甸、印度来到美国，入麻省理工学院（MIT）电机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MIT良好的研究条件和浓厚的学术气氛，使钟士模得以潜心钻研电机工程科学的先进理论和最新学说。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广泛参加学术活动，显示出出众的研究才华，出色地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用新的思路研究了同步电机出现负阻尼（即产生自振荡现象）的原因，得到了比前人要全面得多的结果，受到教授们的嘉许和好评。194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在MIT深造的四年中，他广泛涉猎了电工基本理论、电机基础理论等领域，掌握了巩固而深入的基础知识，并在电机理论方面提出了很有创见的独到见解，这为他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和宽广的基础。其间，他被接纳为SigmaXi和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IEEE的前身）的会员。

钟士模在1947年学成回国，仍任教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开始时任副教授，一年后晋升为教授，主讲电路理论、电机学等多门课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尖端国防技术的需要，他受命创建自动化领域的新专业，投身于自动化专门人才的培养，主持与组织对自动控制及计算机领域的一系列重大项目的研究，为创建中国的自动化学科和自动化教育事业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同一时期，他参与发起筹建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工作，并且代表中国参与发起和筹建了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钟士模在从事自动控制学科和教学的几十年生涯中，始终工作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直到1971年5月11日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逝世，时年仅60岁，钟士模一生担任过许多重要的学术和教学领导工作，历任清华大学工业企业电气化教研组主任、自动学与运动学教研组主任、电机工程系副主任、自动控制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自动化学会副理事长、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全国高等学校电工专业教材编委会主任兼电工学及电工基础教材编审组组长、国家科委自动化科学学科组副组长、《自动化学报》主编、《高等学校学报（电工、无线电、自动控制版）》副主编等。

钟士模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自1954年起，连续几届当选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为表彰他在教学和科研上作出的业绩，被推荐参加1956年全国先进工作者代表会议。

呕心沥血 培养自动控制专业人才

自20世纪30年代中开始，钟士模一直从事于电工理论和电机理论的教学与科研。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国家对自动化专门技术人才的需求成了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有关部门为此作出了紧急部署和规划。钟士模自觉服从需要，毅然改变已经从事了近20年的专业方向，受命创办了工业企业电气化专业，并出任教研组主任。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完成了从教学计划、课程设置、实验室建设到具体实施等一系列环节的设计和落实，并且亲自讲授新课和开设实验。在他的带领下，短短几年就使这一专业形成规模，每年的毕业生超过百人，在全国高校中具有很大影响。1957年，受教育部委托，他具体组织和主持了全国自动化进修班，培养出一批从事自动控制教育和技术的高级专门人才，促进了自动化教育的发展，满足了一些产业部门对自动化人才的急需。

1955年，国家确定了发展中国尖端技术和建立中国尖端工业的方针。此后不久，国家决定在清华大学筹建一批为尖端工业服务的新专业，其中包括自动学与运动学专业。钟士模再一次毅然服从调动，承担了筹建这个专业的重任。随后，这个专业又和当时也刚建立的数学计算仪器与装置专业合并，组成自动控制与计算机专业，获当时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批示同意，并由钟士模主持。这个专业刚成立时，就已经具有四个年级共九个班的学生，学生除当年招收的新生外，还抽调了清华大学汽车专业、机械系和电机系，以及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的学生。1958年，学校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在发展和培养新技术专业的干部的需要，决定成立自动控制系，钟士模被任命为系主任。这是全国第一个自动控制系，下设自动控制和计算机两个专业，而自动控制专业又很快发展为自动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理论和自动控制元件三个学科方向。自动控制系成立不久，教育部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建议决定从全国十所重点高等学校紧急抽调287名高年级学生到这个才成立几个月的系四、五年级学习，并于1958年10月报到上课。面对学科新、学生多、任务急的局面，钟士模带领全系干部和教师，日夜操劳，亲自制订教学计划和培养方案，亲自拟定课程设置，亲自讲授数百人的大课，亲自帮助实验室教师开设有关实验，甚至亲自帮助青年教师拟订教案和听取试讲，终于克服了由于资料、设备和经验的缺乏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保证了教学任务的完成，为正处于创建时期的我国国防尖端工业解了燃眉之急。从建系伊始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的7年中，在钟士模的直接主持和精心组织下，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已建立起切合中国国情的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体系，在为国家培养自动化专门人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在国内外获得了声誉，7年中，累计开设了41门新课程，累计培养了1179名毕业生，累计完成了９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都倾注了钟士模的大量心血。当年受钟士模教诲培养的自动控制系毕业生，现大都已成为航空航天控制、核能控制、机械自动化、电子技术等部门的技术骨干和技术领导，为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不少人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知名专家和学者。

精心组织 开展自动控制研究

自动控制学科是在２０世纪中叶才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技术学科，对于现代化生产和现代化国防技术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因而受到世界各发达国家的广泛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由于经济和科技落后，这一学科在中国基本上属于空白。钟士模从受命创办自动化专业开始就以创建自动控制学科为己任，为此而精心规划组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在钟士模的领导下，从建系之初就着手开展对自动控制和计算机领域的重大课题的研究。1958年7月，钟士模组织师生着手设计和制造大型通用电子管计算机，克服资料和器材不足等种种困难，终于在1964年10月调试完成，成为全国高等院校中自行研制的第一台大型计算机。1959年，钟士模主持和组织了我国第一台三自由度飞行模拟实验平台的研制，解决了其中的许多控制理论和技术问题，并在随后研制成了改进型的由16阶模拟计算机控制的电动试验平台，我国自行研制的几种新型号歼击机的驾驶仪就是在这个平台上完成了试验。同年，钟士模会同其他系领导人，主持和组织了我国第一台核反应堆控制系统的设计和研制，整个系统完全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并全部采用国产器件。1960年，我国第一台六阶非线性小型模拟计算机在钟士模参与组织下研制成功，并投入小批量生产，曾在波兰国际博览会上展出，随后又相继研制成功二十阶非线性中型模拟计算机。1965年2月，在钟士模的决策和参与组织下，开始研制全晶体管小型通用数字计算机，仅用一年时间就研制成功，成为我国高等学校中第一台自行研制的第二代计算机，投产后生产的产品成为我国第一台在国外（日本）展出的数字计算机。

在抓好大型科研项目的同时，钟士模也非常重视自动控制学科的基础性研究。早在1956年，他和童诗白、郑维敏合作，完成了脉冲调节器的研究，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他竭力倡导跟踪自动控制学科的前沿方向，1960年他在率团参加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次世界大会（莫斯科）归国后，立即亲自组织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的青年教师，分组着手对最优控制理论、自寻最优控制、不变性原理等开展学习和研究，并且将这些先进的控制原理和方法用于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中，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随后，他又鼓励青年教师，开出反映这些最新前沿理论的专题课程，并在学生毕业论文中列入了相应的选题。1964年，由他主持和领导的研究小组，系统地开展了不变性原理在控制系统中应用的研究，在理论上和应用上都取得了有价值的结果。钟士模在自动控制学科的研究中非常强调正确的方法论指导，他一贯主张理论发展和工程应用的结合，数学严格性和物理直观性的结合，理论研究既要依附于实际背景又要能够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他自己正是这样做的，并常以此教诲学生和晚辈。

钟士模发起并参加了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创建工作。1961年，中国自动化学会正式成立，著名控制论科学家钱学森当选为理事长，他当选为副理事长，并被委任为学会正式学术刊物《自动化学报》首任主编，作为中国自动化学会的代表，钟士模从1957年到1960年，三次出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的筹备会议、工作会议和第一次世界大会暨成立大会，为这个重要国际性学术组织的筹备和建立作出了贡献，钟士模还应聘担任IFAC理论委员会委员。

孜孜不倦 探索教学过程规律

钟士模在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中，先后讲授过电路理论、电机学、电力拖动、过渡过程分析、自动控制原理、自动控制系统等多门课程，这些课程在类型、层次、对象上很不相同，但都保持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受到学生们的交口赞誉。除了学术上的很高造诣外，特别是和他孜孜不倦地探索教学过程的规律性分不开。他曾在多种场合阐述对教与学的一系列精辟和独到的见解，给广大青年教师以深刻的启迪。1961年，他在清华大学为全校教员作了题为“提高讲课质量的几个问题”的长篇报告，受到热烈欢迎。

钟士模常把学校比喻为制造人才的工厂，它的加工对象是“活”的人，是有思想、有个性的青年学生，正是从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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