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晚年（插图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陈诚晚年（插图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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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孙宅巍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3-01

书籍编号：30114430

ISBN：978730809526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87951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陈诚晚年（插图版）

孙宅巍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前　言

仔细分析民国要员的晚年，便可发现，这一阶段在不同人物的一生中，占据着各不相同的位置。对于他们各自的事业来说，有的晚年达于辉煌阶段，有的晚年则走向没落。

陈诚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名风云人物，其一生的经历，丰富而繁杂，充满了传奇色彩。早在30年代中期，他担任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以及在抗日战争中不时被蒋介石派往关键的战场参与指挥时，就有人预测，他将成为蒋介石的副手和继承人。但是，陈诚真正成为蒋介石的不可替代的副手，还是在他的晚年，即国民党政权撤据台湾以后。那时，陈诚先后并同时担任“行政院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三要职。这一“二号人物”的重要地位，一直保持到他生命结束。

综观陈诚的一生，其作风踏实、清廉、雷厉风行，政治上忠蒋、反共、爱国。这些特点，在其晚年表现得尤其明显。陈诚的作风，在民国要员中颇具特色，在台湾岛也受到各种不同层次人物的赞扬。他以忠蒋、反共闻名于海内外，因而他始终是蒋介石在台湾最为信任的人物。不过，随着陈诚一生的历练，台海政局的变化，陈诚晚年在忠蒋、反共方面，亦有其微妙的变化。如在1960年蒋介石要修改“宪法”，第二次连任“总统”时，因与陈诚个人的升迁有着直接的关系，故其个人也不能没有一点想法和看法。陈诚的大公子履安就说过：“父亲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待蒋如愿以偿第二次连任“总统”后，陈虽亦连任“副总统”，并依旧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但是陈诚已经心灰意冷”。^［1］到他生命临终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对台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制订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他给世人留下了即无“反共”又无“反攻”内容的三点遗言，也很值得人们深思。必须特别指出的是，陈诚始终是一名爱国者。他坚决反对“台独”和由联合国“托管台湾”，致力于开发边疆和发展民族经济。在他逝世后，周恩来总理曾对他的“爱国”和“坚决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加以肯定。

本书在描述陈诚晚年的各项活动时，努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在肯定陈诚某项活动的同时，不为其隐讳错误；在否定陈诚某项活动的同时，也不故意抹去不该否定的事情。

本书叙述的时限已由书名决定，即叙述陈诚的晚年时期。但“晚年”始于何时，并无统一的标准。或早或迟，或长或短，因人而异。大体说来，老人生命的最后一段即为晚年。陈诚50岁出任东北行辕主任，51岁赴台，52岁东山再起。考虑到陈诚终年68岁，从他51岁赴台起，即进入一生经历中的“台湾阶段”。因此，本书基本上将他在台湾的年代作为晚年；同时，为照顾前后衔接，又需要交代他为何较其他南京要员更早地到了台湾，因而又追溯到东北督战和病休上海，并对其从排长到参谋总长的经历略作回顾。

把陈诚在台湾的完整经历作为“晚年”的内容来写，还有一个好处，即方便读者更多地了解台湾的政治、经济情况。由于台湾海峡的中隔，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同胞互相对于对方政治、社会、经济及著名人物的活动情况，知之不多。当然，陈诚在台湾活动的方方面面，大陆读者不可能充分了解。笔者衷心希望，本书能够在这方面起到一种沟通和填补空白的作用。

为了使读者能在阅读本书的同时，了解陈诚一生的主要经历，在书末特附录“陈诚生平大事年表”。同时，笔者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了大量档案、报刊资料，访问了一些陈诚当年的部属，参考了台海两岸出版与发表的陈诚传记及相关文章，兹一并附录于书末，俾便读者查考，并向有关档安馆、报社、杂志社、受访者、著作与文章作者顺致谢忱与敬意。

著　者　　

2010年7月于南京

第一章　大陆最后岁月

一　从排长到参谋总长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1月4日出生，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11中学和浙江省立第11师范学校读书。1918年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后被编入第8期炮科。1922年于保定军校毕业后，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少尉、排长——这军队中最起码的官衔，便成了陈诚戎马一生的最初一个台阶。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这一对恩怨相伴一生的难兄难弟之间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9月，陈诚伤愈，升任师部独立连少校连长。

1924年春，黄埔军校成立。陈诚不计官阶，随邓演达到该校任上尉特别官佐，任教育副官之职。在这里，26岁的陈诚，因一个十分偶然的机会，为日后的官运亨通打开了门径。一天晚上，他因出外访友，深夜始归，一时不能入睡，便携带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书到操场练习单杠。恰巧遇到清晨散步的校长蒋介石。蒋随手拿起《三民主义》翻阅，只见上面圈圈点点，显然已被被认真阅读过，遂对陈诚大加赞赏，并询问了其姓名、单位，还作了记录。操场的奇遇，成了陈诚依靠蒋介石发迹、一生追随蒋介石的开始。

不久，广州大本营组成东征联军，讨伐陈炯明，陈诚被任命为校军炮兵第1营第1连上尉连长。陈诚率领的炮兵连，成为黄埔军校中最早的一支炮兵部队。1925年2月中旬，陈诚的炮兵连在淡水之役中大显神威，将叛军火力压倒，使步兵一涌而上，攻克淡水城。淡水一战，使默默无闻的陈诚受到蒋介石、何应钦的赞赏，在革命军中崭露头角。接着，3月的棉湖之战，更使陈诚声威大振。战斗中，炮兵连因大炮发射过多，撞针发软，已卸下炮身。但面对黑压压冲过来的叛军，蒋介石直接命令陈诚重新架起大炮，亲自发射。陈诚明知炮弹已不能发射，又不好违抗命令，便硬着头皮，将炮架起，试射一发。不料这一炮不仅打响，而且正好击中叛军一群散兵；接着又连发三炮，连发皆中，似有天助。^［1］在炮兵的轰击下，战局大为改观，校军的阵地也转危为安，战斗取得了胜利。陈诚的突出表现和战绩，轰动了全团，受到各级指挥官的赞许。此后，陈诚率炮兵连，又参加了广州国民政府的第二次东征，并因在惠州之战中再立战功，升迁校军第2营少校营长；半年后，调任黄埔军校炮兵大队长。

1925年陈诚在东征战役战场

1926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组成了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陈诚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中校参谋，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不久调任预备第1师严重部所辖第3团团长。部队到达赣州后进行改编，陈诚仍在原部，任第21师第63团上校团长。1927年2月中旬，在桐庐附近，陈诚率部随21师与孙传芳3师之众背水激战，陈部伤亡甚众，连、排长伤亡不少。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陈诚亲率特务队、侦察队冲锋，并横穿往返于200米宽的阵地第一线，鼓励官兵奋勇作战。第21师连克新登、杭州，陈诚擢升第2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63团团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思想比较倾向于国民党左派的师长严重，请病假休养，陈诚遂代理师长，旋实任师长。

南京国民政府为彻底解决张宗昌直鲁军和孙传芳余部，于5月开始分三路进行“第三期北伐”。陈诚所率第21师被编入第1路军第4纵队何应钦辖下，辗转作战于苏北扬州、通州（南通）、徐州一带。蒋军在攻击徐州中失利，陈诚所部也损失较重。蒋介石于8月中旬辞总司令职，并宣布下野。这一局势，使青云直上的陈诚，在宦途上遇到挫折。

孙传芳在取得8月初的胜利后，利用南京政府在军事上、政治上处于困境的机会，集中了11个师和6个混成旅的兵力，分别沿津浦路和大运河南下，于26日趁江面大雾，分三路强渡长江，攻占龙潭和栖霞山。此时，执掌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大权的何应钦、李宗仁、白崇禧急令在南京驻防的第21师陈诚部驰援栖霞山。陈诚虽胃病正在发作，仍抱病上阵，指挥阵地上5个师的军队，从三面向敌军据点发出冲锋，先后攻克栖霞山、龙潭两地。按说陈诚带病指挥，勇于负责，战果辉煌，应受奖升迁；但他实际得到的却是一枚酸涩的苦果。由于部队中派系的矛盾，又逢蒋介石下野，陈诚于10月被免去师长职，赴沪养病。陈诚在其戎马生涯中，第一次遇到了顿挫。

陈诚赴沪不久，就来到老上司严重手下，任军政厅副厅长；12月，严重辞军政厅长职后，陈诚任军政厅代理厅长，兼军事委员会军事教育处处长。

1928年初，蒋介石复出；4月，蒋任命陈诚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警卫。陈诚就任警卫司令后，大肆扩充实力，共辖3个警卫团，节制2个炮兵团，指挥2个宪兵团，其实力超过杂牌军的1个军。但不久，在部队整编中，警卫司令部就被裁撤，仅以原警卫司令部的2个团与第17军曹万顺所部的4个团合编为第11师，曹为师长，陈为副师长。不过，陈诚却掌握着该师的人事、经理实权。

陈诚以第11师副师长的名义，实际指挥第11师，于1929年3月间，参加讨桂战役，西据武汉；旋又于5月间，“宣慰”新编第5师，北进襄樊。这年夏天，曹万顺因处事失当，引起部队中黄埔系下级军官的不满，被排挤走，陈诚遂接任第11师少将师长。此后，陈诚大量罗致黄埔学生，锐意改革，大力编遣曹万顺旧部，使第11师官兵素质有了较大的提高，从而成了他戎马一生中的起家部队。

12月，唐生智起兵反蒋。陈诚所部第11师被编在第2路军刘峙属下的右翼军中。激战中，第11师有的团被冲垮，有的团伤亡过半，陈诚亲率特务营到前线参加战斗，并对唐军喊话。在度过了最艰难的局面之后，至1930年1月初，陈军随蒋军大部队全面反攻，大获全胜。在收编唐军和其他杂牌军的基础上，第11师扩充为3旅9团，实力大大加强，跃入甲种师行列。

在随之而来的中原大战中，陈诚率第11师，因及时赶赴曲阜，击溃晋军，解了第12师之围，后又与第60师、61师首先攻进济南城，而获重奖，并被提升为第18军军长兼第11师师长。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所率第18军得到较大充实，辖有第11师、14师及直属攻城旅，总兵力达4万余人。与此同时，陈诚对第18军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将其建设为一支以他为中心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战斗部队。自此，人们便习惯地将蒋军中的陈诚系称为“土木系”。按中国的字形拆解释义，“土”者，“十一”也；“木”者，“十八”也。第11师和第18师正是陈诚系部队的基础。

在国共关系破裂以后，陈诚参加了对江西红军的“围剿”。1931年6月，他开始担任左翼集团军中第2路进击军总指挥。1933年2月，其所统率的第52师和第59师在黄陂被歼，师长李明、陈时骥被俘。蒋介石为此发出“万急电”，称此为“本军未有之惨事”、“无限之隐痛”。^［2］陈诚接蒋电，百感交集，默然曰：“诚虽不敏，独生为羞。”^［3］3月21日，急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的第11师，在草苔冈附近被红军包围，经终日激战，第11师大部被歼，师长萧乾负伤。陈诚得悉这一消息时，几乎昏厥倒地。数日中，伤心泪下，羞愧不已。一个月内，连损3师，这在陈诚一生的战斗记录中，堪称为少有的失败。蒋介石并未因此失去对陈诚的信任，在第五次“围剿”中，仍命陈诚担任主攻部队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3路军总指挥。陈诚认真领会蒋介石关于“战术守势，战略攻势”，“步步为营，处处筑碉”的方针；同时又利用了红军中“左”倾军事冒险路线的错误，于1934年间，先后占领中央苏区的广昌、建宁、石城、宁都等地，迫使红军离开苏区，进行长征。这年7月，陈诚还被任命为庐山军官训练团副团长，蒋介石亲任团长，负责轮训全国各地的高级军官。由此，陈诚开始在各种不同场合，担任蒋介石的副手。蒋有意培养陈诚的迹象，亦逐渐显露。

1936年12月陈诚（右二）与国民党军政要员及其夫人在西安事变中

1935年3月，陈诚兼任陆军整理处长，受命整理全国陆军，后又增加对全国骑兵、炮兵、工兵的督导整理。4月，晋升陆军中将。1936年6月，奉派赴山西协助阎锡山防御红军东渡黄河，任“剿匪军”第1路总指挥。其间蒋介石曾电告阎锡山：“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4］6月，任陈诚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9月，加陆军上将衔。12月，调任军政部次长；12月12日，在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中，与蒋介石同时被拘，后因事变和平解决，获释回南京。

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于1937年8月中旬提前结束。陈诚被派往淞沪战场，任第3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15集团军总司令，后又任第3战区左翼作战军总司令。陈诚率部顽强抗击日军，付出重大代价，同时也重创日军。至转移阵地时，他以自己直接指挥的军队殿后，掩护撤退，致使伤亡更重于其他部队。

在武汉会战期间，陈诚先后被任命为武汉卫戍总司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第9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在政治部中，与担任副部长的共产党人周恩来和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现的第3厅厅长郭沫若之间，由于各自奉行不同的路线和方针，关系微妙而复杂，曾发生过不少分歧和矛盾，但总体说来，还是维持了与中国共产党人合作共事的局面。1938年7月，出任三青团中央团部书记长，而三青团团长则由蒋介石亲任。10月10日，陈诚指挥所部将被包围于万家岭的日军大部歼灭，使其“陈尸满谷，弃械遍野，仅数百人向西北豕突，情状至为狼狈”^［5］。陈诚所部，经数月奋战，已疲惫不堪。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自武汉撤退，25日武汉失陷。

武汉失陷后，陈诚于12月初赴重庆，专任政治部长，其第9战区司令长官与湖北省主席职，则分别交由薛岳、严重代理。但是，每遇重大战役，蒋介石常派陈诚返回前线，指挥战事，如南昌、长沙之战等。1939年5月，陈诚升陆军二级上将；10月，兼任新设立之第6战区司令长官；12月，他又奉派参与粤北战役的指挥。陈诚发现粤北部队尽使用于第一线，手中没有机动预备力量，实为一着险棋，遂秘密将第9战区之第54军经长沙运至祁阳待命，并控制一部列车备用；后果于日军大举北犯、粤北守军亟待增援时，将第54军快速运抵，给予日军迎头痛击。陈诚在后来忆及这一情节时，还颇带欣赏的口吻说：“此乃粤北战事转败为胜之最大关键，而且含有一段神秘的意味在内。”^［6］也有些战役指挥，陈诚奉命于危难之间，战场条件太差，陈诚无回天之力，致未能凑效，如1940年初的桂南战役、6月的宜昌之战，陈诚均自请处分。

第6战区曾于1940年上半年短期撤销，7月，重建第6战区。在此前后，陈诚辞去政治部长与三青团书记长职务，专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驻节湖北恩施。他在恩施主政期间，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利用自己的权威与地位，推行了一套创利的战时经济政策，如实行“二五减租”，部分物品的平价供应和比较严厉的“三禁”（烟、赌、娼）政策等，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41年10月初，指挥反攻宜昌作战，予敌重创，迫敌第13师团，连卫生、后勤人员都组织起来，参加战斗；但正待将宜昌完全占领时，敌大批后援部队到达，不得不奉命撤退，致功亏一篑。这一战役共歼敌3677名，毁敌机14架、舰船14艘、汽车107辆。^［7］

中国最高军事当局为了打通陆上与盟国的通道，编练新军，准备反攻，于1943年初，决定设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2月11日，陈诚奉派为远征军司令长官，仍兼第6战区司令长官与湖北省主席，驻节云南楚雄之弥渡。在此期间，他策定了远征军作战部队整备计划。为了训练远征军的基层干部，并使其会使用美械装备，军事委员会举办了驻滇干部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龙云与陈诚任副团长，陈诚实际负责。与陈诚打交道较多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驻华军事代表史迪威认为：陈诚是中国诸将领中的一位“最强有力和令人感兴趣的人”；“在蒋介石的儿子具备条件之前，他会被看成临时的继承人”。^［8］陈诚于5月初，拟定了在中缅战场反攻作战的初步计划。

正值陈诚筹划远征军实施反攻之际，鄂西战局突呈紧张。驻湘鄂日军集中7个师团，约10万兵力，配以飞机百余架，自5月中旬起，大举西犯。陈诚奉命由云南飞返恩施，坐镇鄂西前线指挥。他诱敌于渔洋关至石牌要塞间，求歼敌军于大江之西；令嫡系部队第18军之第11师胡琏部拼死固守石牌。经半月激战，日军不堪疲惫，主动后撤。此役共歼日军25178名，毁敌机45架、汽车75辆、艇舶122只。^［9］陈诚因指挥鄂西会战有功，于10月9日，获国民政府授予的青天白日勋章。

鄂西会战结束后，陈诚迅返远征军司令部，并于10月再次拟定远征军反攻计划，其部署为以主力分别攻取腾冲、龙陵，进入八莫、九谷，然后进攻腊戍，与盟军会师曼德勒。陈诚本人因胃病复发，于11月底赴重庆休养，未及实践这一计划，远征军司令长官一职由卫立煌接替。后来卫立煌基本按照这一计划，实现了与英美盟军会师、打通国际通道的目标。

1945年陈诚（右）在重庆机场与毛泽东（中）、张治中（左）合影

陈诚经半年休息，于1944年五六月间，先后作为机动力量，奉命参与豫西作战之指挥与整顿西北局势。7月6日，他受命接替蒋鼎文，担任第1战区司令长官兼冀察战区总司令，统辖9个集团军、23个军。11月，陈诚接替何应钦，任军政部长，何改任陆军总司令；1945年1月，陈诚又兼任后勤总司令，直至日本投降。

陈诚在抗战中，转战8年，悉心指挥，为打击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后，陈诚主持军政部，开展部队复员与接收工作。1946年上半年，他根据“三人军事小组”达成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的精神，将陇海路沿线及西北的国民党军，整编为27个军、67个师；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国民党军，整编为29个军、80个师。后因国民党挑动了全面内战，部队整编工作亦中辍。

1946年5月9日陈诚（中）在南京机场迎接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左二）

1946年5月，国民政府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建议，决定撤销军事委员会及其军令部、军政部、陆军总司令部，设立国防部。31日，正式发布命令，白崇禧任国防部长，陈诚任参谋总长兼海军总司令，这样，陈诚便掌握了全国军事大权，可以直接秉承国民政府主席的命令，统率陆海空军。

从少尉排长到陆军二级上将、参谋总长，陈诚用了24年的时间。这24年，使陈诚从军官阶梯的最底层，爬到了顶峰。

二　主持东北战局

陈诚被任命为参谋总长后，尚未正式宣誓就职，便遵照蒋介石的命令，通过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第5、第6两“绥靖”区的部队，约10个整编师30万人，于1946年6月26日，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部发起进攻，从而点燃了全面内战的战火。

当时，中原解放区连同地方部队，总共只有6万多人。他们遵照中共中央“立即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指示^［10］，于6月底，分北路、南路、东路三路突围，先后在六七月间，冲破国民党军的围堵，完成了战略转移。

紧接着，在中原地区挑起战事后，陈诚又调动第1“绥靖”区李默庵部、苏北“绥靖”军李延年部和第5军邱清泉部等，向苏中、苏北解放区，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他甚至扬言：“两星期解决苏北问题。”七八月间，苏中解放区部队在粟裕、谭震林的指挥下，打了个“七战七捷”，歼灭国民党军6.5个旅和5个交警大队，计5万多人；而国民党军只夺得了如皋、海安两座空城。

在华北，9月下旬，陈诚调动国民党军第11战区孙连仲部和第12战区傅作义部共22个师，分沿平绥线及其两侧地区，东西并进，攻击张家口。10月上旬，傅作义部利用解放军晋察冀部队判断的失误，乘其调动之机，先取张北，继于11日进占塞外重镇张家口。次日，陈诚于飞赴归绥（今呼和浩特市）途中，在张家口上空故作盘旋，以显示其“胜利”。他为这一“胜利”冲昏了头脑，信誓旦旦地预言：“我负责地说，国军战领之地，确有力量保障其安全。”“万一军事解决，三个月至五个月，一定完了。”^［11］

当人们在战火中迎来1947年的时候，陈诚跨入了人生的“天命之年”——50岁。

2月21日，陈诚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可以说，在军衔上，他爬完了最后一个台阶。因为在此之上，便是特级上将，在全国全军，只有蒋介石一人可以享受这一殊荣。

可是，与陈诚晋升陆军一级上将只相隔一天，东战场便响起了丧钟。鲁南战场的李仙洲集团于2月23日，在莱芜、吐丝口间华东野战军的袋形阵地中，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第73军、46军主力被解放军全歼，身为第2“绥靖”区副司令的李仙洲被俘，胶济路西段及其两侧城镇10多处获得解放。

西战场的战事进行得也不顺利。对于一共只有主力部队6个旅2.7万人的中共延安地区，蒋介石、陈诚调动了34个旅23万人实施攻击。西北野战军于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安后，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在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中，使国民党军连失3旅，计1.4万多人。陈诚竟不惜捏造事实，夸大战绩，称：“共军用以保卫延安之兵力共3师13旅，配合民兵约共16万人”；“俘获万余人”。^［12］

紧接着，国民党军队的“王牌师”整编第74师又于5月15日被合围在孟良崮、芦山地区。两天后，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的整编第74师被全歼，师长张灵甫、副师长蔡仁杰、第58旅旅长卢醒被击毙，3.2万官兵被毙伤、俘虏。蒋介石哀叹，“这是我军剿匪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13］。

在全国各战场中，最令蒋介石、陈诚感到棘手的地方还是东北。1947年春季，东北民主联军即有“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壮举，使国民党军损失4万人，并且一直未能占领临江城。五六月间，东北民主联军又发动夏季攻势，共歼灭国民党军4个师、连同非正规部队计8万余人，攻克城市36座。国民党军虽暂时保住了四平城，但被迫收缩于中长路四平南北段和北宁路沈阳、山海关段的狭长走廊地带。

陈诚在这年夏秋间，曾多次去东北活动。7月中旬，他抵沈阳后，于14日分别会见东北各省主席、各市市长及团长以上军官，并宣读蒋介石的命令，批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短期离沈就医，其职务由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代理。陈诚于15日到达刚刚经过激战的四平，代表蒋介石对驻军进行慰问、打气；16日到长春，传达蒋介石对长春军民“深致慰问之意”。8月6日，陈诚再飞沈阳；12日，奉派为东北各省市党部、团部统一组织委员会主任委员，全权处理东北党团一切事宜。在沈阳期间，陈诚曾与前来考察的美国特使魏德迈作长时间的单独交谈。他对魏德迈说：

中国有句俗话，叫作“病入膏肓，不可救也”。拿我自己的病来讲，我患的是胃溃疡，只要下决心动一次大手术，就有治愈的希望。但如果我患了癌症，恐怕万能的上帝也救不了我。东北的情况，已不是整治几个将领可以好转的；老百姓积怨太深，也不是看到一些贪官污吏落入法网，便能消除所有积怨保持平衡的。

现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太弱了，但我们的军队在各战场受牵制，一时不可能集中太多兵力投入东北战场。此外，一些美械装备的甲种师，枪械坏了便没有替换的，弹药消耗光了便没有补充的，还怎么发挥他们武器的优势呢？我们的军队现在只能集中守几个大据点，没有进攻能力。守是不可能长久的，因为对方决不会等到你援军开来了再进攻。^［14］

如此，陈诚建议魏德迈做两件事：一是说服蒋介石将关外让给共军；二是派空军尽快将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他认为，“这样我们还可以保存精锐守住关内，与共产党分疆而治，这大概是目前的唯一出路”。

魏德迈回到南京真的向蒋介石提出了“撤出关外，防守关内”的建议，但是，这一建议最终未能为蒋所采纳。不仅如此，蒋介石还决定派陈诚去东北收拾日益恶化的局面。8月29日，陈诚奉派兼任国民政府主席东北行辕主任。

9月1日晨8时50分，陈诚偕楚溪春等人，乘“追云”号飞机赴东北上任。国防部长白崇禧、次长秦德纯等到机场送行。楚溪春，毕业于保定军校第1期，曾任该校第8期队长，而陈诚乃保定军校8期生，故尊称楚为“老师”。楚因1946年顽固死守大同而出名，陈诚当即留楚在南京任中央军官训练团副教育长；此次北行赴任，亦邀其同行，以为左右手。

陈诚座机在沈阳机场降落后，受到原行辕主任熊式辉等行辕高级官员的欢迎，并检阅了仪仗队。陈诚与熊式辉素来不合。江西“围剿”时，陈诚损失3师之众后，身为江西省主席的熊式辉，因不满陈在赣独揽大权，向蒋建议，将陈部被歼师的番号，予以撤销。“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陈、熊同时奉蒋之命赴前线考察，但回来后，熊认为“不能打”；陈则认为应“扩大沪战事以牵制之”，并为蒋所采纳。^［15］熊式辉是个老谋深算的人。早在七八月间陈诚多次往返东北、广泛接触东北各界人士时，就看出了苗头，故连续7次向蒋介石递上辞呈。

2日上午10时，陈诚在东北行辕大礼堂正式就职。熊式辉向他的继任交出了大印。陈诚在作了简短的即席讲话后，又与熊式辉和全体参加仪式人员合影留念。

陈诚就任伊始，洋洋洒洒地发表了一篇《告东北军民书》，把“执行政府剿匪政策”作为行辕今后的首要任务；提出“去奢崇俭，力挽颓风”的口号；要求东北军民“各就岗位，各尽职守，于艰难困苦之中，寻求自力更生之道”。^［16］他还在一次公开训话中严肃指出：

在这里，官多于兵，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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