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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蒋晔著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9-01
书籍编号:30119658
ISBN:978720206863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7878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艺术家
大师的智慧:袁世海
蒋晔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序言 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
蒋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袁世海:成功来自对事业的迷恋
决不让母亲再受穷
为了探寻袁世海先生那迷恋精神的原始成因,我们在1997年访问了他:“袁老师,是什么原因使您迷上了京剧?”
袁世海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我小时候的生活环境和京剧接触较多,我和四大爷常去天桥听戏。时间长了,耳濡目染,自然就喜欢上了京剧,并和喜爱京剧的人有了更多的来往。第二个原因是我家里太穷了,没有别的活路,我才下定决心进戏班吃苦学戏,为的是不能再让我母亲受罪了。”
我们非常不解地问袁世海:“您下决心吃苦学戏,怎么和家里贫穷还有牵连?”
袁世海深深地叹了口气:唉!那个时候,富人家的孩子谁去学戏呢?戏班里绝大多数是家里养活不起的穷孩子。戏班管吃管住,总算是一条出路吧!在我两岁的时候,父亲就因积劳成疾去世了。父亲去世时,我大姐13岁,二姐11岁,三姐7岁,哥哥5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父亲留下的唯一财产就是一辆马车,他去世后给我大伯使用,以此每月得到他的部分接济,但生活仍难维持。母亲、大姐,后来加上二姐,只得给裁缝铺缭贴边,给鞋铺纳鞋底。她们终日起早贪黑,一家人往往还是吃了上顿少下顿,东求西借,苦度光阴。
父亲去世后,母亲和我们相依为命,我们几个孩子就是她生活的目的和希望。她平日舍不得说我们一句,什么都是由着我们的性子干。我从小爱看戏,爱唱戏,想学戏,母亲都清楚,但总不太愿意让我学戏,怕的是学戏太苦,还要挨打。但是不学戏又能学什么呢?我最终下决心学戏,还与我大姐的去世有关系。
多少年来,我大姐都是尽全力与母亲分担家务,怜惜弟妹,什么都让出来给我们。有时饭不够,她总是同母亲你推我让,不肯再吃。家里的活计,她默默地忙个不停,日子久了,就造成她体质很差,加上忧思愁虑过度劳累,终于得了肺痨。最初,她怕母亲着急,忍耐着不愿明说。后来等母亲发现时她已是病入膏肓。请医生、吃药没有钱,只好请个巫婆来,这当然救不了大姐的性命。可怜大姐只活了18岁,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眼睁睁地被病魔夺走了生命。
大姐的死,对母亲打击太大了,母亲总觉得对不住大姐,一天不知哭多少次,掉多少眼泪。我站在门槛上,手扶着门框,看到母亲顿足痛哭的情景,心都碎了。这一切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家里的收入一天天减少,我和哥哥却一年比一年大了,家中开销日益增大。旧债未偿,又负了新债,每月都要付利息。真可说是债台高筑。每逢年关,母亲更是愁上加愁。腊月二十三之后,讨债的就会踢破门槛。母亲强忍悲痛,听他们说着难听的话,苦苦低声哀求着。
有一天,母亲对我们姐弟四个说:“我盼着你们了。你们长大后只要有一个有出息,咱们全家就不会再受这些窝囊气!”我紧咬嘴唇,不住地向母亲点头,心里暗暗发誓说:“这个家靠我了,我得学本事挣钱!只要能学到本事,多苦我也不怕。我长大了,决不让母亲再受穷。我们家一定得过上好日子,给他们看看。”
我们一声不吭地听着袁世海那低沉、痛苦的回忆,接着又问起他学戏时苦练的情景。他讲:“那苦得很啊!学生在科班挨打是家常便饭,‘不打不成材’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所以,每天练功排戏,老师手中总是拿着藤条、竹板。如果认为谁偷懒、谁学得慢或学走了样,举板就打几下。
科班的规矩是,早晨5点钟起床,洗脸漱口,5点半就把练功鞋拿好,整好腰带等着。铃声一响,大家全挨着墙根蹲下,一声命令,全体拿顶。罩棚底下,顺墙根一拉溜排着。拿顶最苦,最怕的是老师数着又倒回去数,没完没了。时间长了,眼泪、鼻涕一块儿往外流。
拿完顶就是练毯子功、翻虎跳、毽子、小翻。练完功,就是文的了。先学念词,练口齿清楚,学员念不对,老师就拿根筷子在学员嘴里搅,有时候嘴都搅出了血。学生跑虎跳,老师真抽。他抽下来,你翻过去了,就抽空了,只要稍微慢一点儿,就正打在胯骨轴上,那就是青一块、紫一块。”
我们问袁世海:“科班为什么这样残酷训练呢?”
袁世海说:“科班是要赚钱的,学生学了戏,跟着就要演出,谁都不能闲着。初入学的,先要跑龙套,然后唱个扫边角色什么的,慢慢地才能唱重头戏。那会儿学戏,今天学了,念了,明天就要背出来。科班的学生大多数是苦孩子,没念过什么书,不认字儿的居多。要把一出一出的戏都背下来,可不是容易的事,不下苦功可不行。再苦再累,我都不怕,我一定要学成,戏学成了,我妈妈就不受穷了。所以我私下里还要比别人多练。白天时间排得满满的,没有工夫练,也没有场地练,我就在夜里大家睡觉以后,借口上厕所,悄悄地起来到后院去练私功。后院挺深,夜晚去,怪瘆人的,一般孩子们都不敢去,我不怕。白天看了别人排戏,夜里我偷偷照着练。别人走一遍两遍,我走三遍五遍、十遍八遍,不辞辛苦,一定要练到会,练到熟。自己一个人练,没人给纠正身段动作,我就借月光投下的身影,自己瞧着改,光练到会、练到熟还不满足,总还要搞点创造,这个私功,重要得很。因为练私功是自觉自愿的,练的时候肯于用心;而且一定要练会练熟,才肯罢手。因此就练得多,记得牢。”
写到这里,我们发自内心地钦佩袁世海的吃苦精神,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大师,其功夫真是练到家了,练到常人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这不可想象的吃苦,使他仅用了三年时间,竟然在富连成这个科班里,学习了近百出戏,已经能够扮演五十个以上不同时代、不同处境、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各种人物,成为戏班里的骨干力量,而此时的袁世海才十四五岁,他忍受了多大的痛苦啊!
我戏瘾大得很!
著名戏剧评论家张庚先生是这样评价袁世海的:“世海是一个有创造性的艺术家,他既有师承,又能不守一家。因此,他在舞台上创造了许多形象鲜明的人物,令人难忘。”
以京剧行当来讲,号称生、旦、净、丑。事实上,只是旦行中的青衣和生行中的老生这两个分支比较发达。在净行中,又分成铜锤、架子花及武二花几个分支。在净行的分支中,架子花似乎经常处在“没运气”的状态,长期以来处在“傍”的地位,提供给架子花“出人头地”的机会,实在不是很多。早年的黄润甫,一辈子傍人。到了郝寿臣,他硬是要从没路的地方踩出一条道来,突破了架子花以往只能挂四五牌的惯例,居然和杨小楼、马连良、高庆奎先后“并挂”起来。
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袁世海以《黑旋风李逵》作为发端,开始了架子花“独挑”主演整本大戏的尝试。净行终于脱颖而出,几乎达到与“老生”“青衣”鼎足而立的局面,这就是袁世海在京剧舞台上的杰出贡献。他所塑造的京剧人物曹操、李逵和《红灯记》中的日本鬼子鸠山等等,永存京剧史册和亿万观众的心中。
我们问他:“您在当时为什么选择了架子花这个并不热闹、发展前途也不是很明朗的艺术小分支呢?”
袁世海说:“在富连成科班里,刚一开始,我是啥都学,主要是学习老生。在我13岁那年,萧长华先生认为我是一个唱花脸的架子,虎头虎脑的,就让我转学花脸。在那个时候,在花脸上要唱出名声来,确实不容易。但是我从小就喜欢花脸戏,特别是郝寿臣、侯喜瑞的戏看得多。萧先生也觉得我像郝寿臣,所以就坚定了我学好的信心。我想,学什么都一样,只要自己使劲儿,多下私功,肯定能够赶上师兄们,在花脸行争一席之地。”
谈笑风生的袁世海。
“袁老师,在您的艺术生涯中,对您产生终生影响的老师是谁?”
“是郝寿臣!”
1940年12月29日,是袁世海艺术历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天。这一天他终于拜上了郝老师,为此还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参加这一仪式的有300余人,京剧界盛评一时。
袁世海在郝寿臣老师的培养下,艺术之进步令人刮目相看。郝寿臣不仅将自己一生的艺术体验传之得意门生袁世海,并把自己的全部行头连同箱子赠送给学生,还把很多演出的机会让给学生去创造、去实践。如此老师,真良师也!人生得一良师,大幸也!
直到今天,袁世海和我们念叨起他的老师,仍以十分崇拜、敬慕的心情说:“没有郝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他是我的恩师,师恩如山啊!我最忘不了的,是他告诉我如何做人演戏的道理。他讲:作为演员一定要洁身自爱、勤奋谨慎,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艺术的青春。酷爱自己的艺术,要一头钻进去。困难再大,咬咬牙就能闯过去。科班里不读书是个缺点,演员应该有点书底子,郝老师要求我多看书,从书中求知识,揣情度理,找出人物的性格、体会人物的性情。有一次,他指着家里悬挂着的‘名能寿世’匾额,高兴地说:你瞧,‘寿’连着‘世’。看来,早就注定咱爷儿俩的关系了。”
拜访81岁高龄的袁世海,给人印象特深的是他的旺盛精力。在整个访问过程中,他不时地唱上几句,还摆出某个身段,那京剧味、那精气神儿都使他对京剧艺术的热爱溢于言表,使我们忘记了他的年龄。我们似乎不是在他的家中采访,而是在长安大戏院的舞台上欣赏他的演出。可见,他的日常生活全部弥漫着京剧的风味,他的人生是地地道道的京剧人生。他是把舞台生活化了,他把生活京剧化了。
因酷爱“袁剧”而与之成为莫逆之交的著名戏剧家翁偶虹先生曾说:“袁世海已是年近古稀,难得的是其精力充沛,依然不减当年,活跃于舞台之上,他是—位名副其实的表演艺术家。”志在千里的袁世海,在积累了近30年艺术实践的基础之上,厚积薄发,终于使京剧净行架子花这一艺术分支,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表演高峰。其划时代的代表剧就是《黑旋风李逵》——这“黑旋风”终于开创出以架子花“独挑”大戏的从未有过的先例。紧接着他又演出了《李逵探母》和《九江口》,把架子花艺术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袁世海小传
袁世海,1916年生于北京,2002年12月逝于北京,享年87岁。我国当代京剧大师。他1927年入富连成科班学习,先学老生,后改学花脸,拜师郝寿臣。解放以后,他参与筹建新中国实验京剧团、中国戏曲研究院和中国京剧院,在《黑旋风李逵》《李逵探母》《九江口》《野猪林》《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和《红灯记》中,成功塑造了李逵、张飞、曹操、鲁智深、张定远和鸠山等艺术形象,把净行架子花这一分支艺术的地位大大提高了一步,从而进入了一个挑战大戏的主演时代,形成了京剧舞台上“生、旦、净”三足鼎立的态势,为丰富这一国粹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他还是一位京剧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为培养京剧新人不遗余力。他在多次出访的国际活动中,为传播中华文化、促进艺术交流,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袁世海的故事
1
1916年的农历正月初九,袁世海出生在北京。他两岁时,父亲积劳成疾,最后大口大口吐血去世。
2
袁世海的父亲去世时,他大姐13岁,二姐11岁,三姐7岁,哥哥5岁。一家六口的生活重担,全部落在32岁的母亲一人肩上。一家人往往是吃了上顿少下顿,东求西借,苦度光阴。年久失修的房子,遇到雨天,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
3
袁世海的四伯父在今天北京建国门外的一个小关帝庙剃度出家,被称为和尚四大爷。他是位戏迷,常带袁世海这个侄子去天桥看戏,这里可热闹啦!卖吃的、卖穿的、玩杂耍的、说书的、唱戏的、吹糖人儿的,无所不有。一拐进天桥所属的地带,各种叫卖声、鼓声、锣声,嘈杂一片。推车的、摆摊的、搭棚的、围圈的、打地摊的、挎篮的,比比皆是。这对童年时的袁世海学戏,产生了重要影响。
4
和尚四大爷的癖好是,特别爱看戏报。那时,海报都横七竖八地贴在道路两旁的大牌子上。从袁世海家到天桥,沿街的牌子有许多,和尚四大爷几乎是张张必看。袁世海在旁边看不懂,等着着急,就扯着他僧袍的大宽袖子,拉他走。他目不离戏报,口里喃喃地说:“别着急,别着急,大爷看看哪出戏好,明儿带你去看……”
5
和尚四大爷的另一个癖好是,只要一有空,就会曲不离口地哼唱起来。别看他每出戏会的词儿不多,但什么戏都会几句,而且是摇着头,拍着板,有滋有味地唱。这样,袁世海有意无意地被他熏会了几句,听戏时,一旦遇到自己会唱的那几句,顿时兴致勃勃起来。就这样,在和尚四大爷的熏陶下,袁世海也渐渐成了小戏迷。
6
袁世海小时说话很晚,说起话来还很结巴,可是犯戏瘾时不论是唱还是念,都不结巴了。小时候和尚四大爷看他干张嘴说不出话来,经常打趣说:“你别说话啦,给我唱出来吧,我更爱听。”于是他就唱道:“四大爷,你领我去看戏……”唱的时候,一点都不结巴。
7
袁世海6岁多的时候,想多去天桥看戏,可没钱买票,怎么办呢?他就趁入场时人多,夹在一些乘车来的大人后边,再用手轻轻地牵着这些大人的长袍,把门的看他人小,以为是这些大人带的孩子,就不再查他的票,这样可顺利进入“城南游艺园”看戏。后来,院内街坊李大妈的丈夫在游艺园京剧场专管包厢和茶座,每天中午11点半上班,袁世海就提前赶到他的家中,由他带去看戏。后来兴趣越看越浓,便带上晚饭,从中午看到晚上,直到散场才回家。
8
袁世海上了免收学费的小学后,白天上课没时间去看戏,只好看夜戏了。这时,他大爷家的“袁记马车行”的生意日渐好了起来。名家去演戏,都雇用他大爷家的马车。袁世海就跟着马车搞好服务工作,并尾随在京剧名家身后,大摇大摆地走进戏园子。看门的以为他是小跟包的,就不加阻止。这样,小小年龄的袁世海便靠在戏园的大柱子前面看戏,一站就是几个小时。
9
童年时的袁世海,很喜欢去后台看京剧名家化装,最爱看钱金福、郝寿臣、侯喜瑞几位老前辈勾脸,他还记得钱金福老先生脸上有痣,痣上长着很多毛,勾脸时总要拿笔沾着颜色往脸上反复地按,有人说:“钱老板,您将它刮了吧!”钱老板说:“可不能刮,这是长寿毛,我有办法将它盖住。”
10
袁世海看戏多了,学会的戏也就多了,演戏的瘾越来越浓。什么戏都扯开嗓子唱,能唱几句就唱几句,还自编动作,那股劲简直就像中了魔,往往误了吃饭。他的演唱使附近的街坊们都认识了这个小戏迷,有时家里无米下锅时,他就到店铺里赊购,这些掌柜的满口答应,但条件是袁世海必须先给他们唱几段戏,然后才把几斤面或烧饼、豆腐,以及几个铜子的肉之类赊给他。
11
8岁左右,袁世海在家门口附近的一棵大槐树下,和另外一位小朋友一道,嘴里一念锣鼓点,戏就算开演了,呛——呛——他们跑着圆场,或是迈着四方步上场了。东一段,西一句,将看过的戏中印象最深、最感兴趣的情节逐一地表演一番。四周的大人、孩子都来围观,人越来越多,非常热闹,袁世海并不觉得不好意思,情绪反而更高涨。
12
为了学戏,袁世海不顾母亲的反对,不再到平民学校去上小学。有一天他在一家小人书铺,借了一本《呼延庆打擂》连环画书,于是就来个照图排戏玩。他先把小人书看一遍,记住大意,然后按故事情节,自己编台词,编动作。
13
袁世海8岁拜的老师,是著名武二花脸许德义先生,许师傅常跟他讲:“功夫不负有心人,下苦功夫练,准能练出来。这碗饭不是那么好吃的,要吃这碗饭,就得下苦功夫。一些名角就是下了苦功,才赢得观众承认的。”袁世海暗暗下定决心:“不管怎样,我要吃得苦中苦,学出好本事,一定要练得像他们那样受到观众的欢迎。”
14
袁世海第一次登台演出是在8岁,他回忆说:“自从我和京剧结下了不解之缘,尤其是拜了许师傅练功学戏以来,始终是有地方学戏,却没地方演出,常自叹无用武之地。就连梦中也在渴望着有朝一日能登上舞台演出。我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像是有舞台经验似的,心情很平静。那天晚上上场后,我神气十足,台下响起了喝彩之声。”
散戏后,一位老先生高兴地拍着袁世海的头说:“好小子,真有你的,头回上台不仅不慌,该要的还给要下来了(指掌声、效果)。”
15
8岁的袁世海拿着奖励给他的一块钱的点心钱,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连跑带蹦地回了家。他妈妈、姐姐都还没睡,袁世海笑着跳着进屋里,把钱交给了妈妈。妈妈紧紧地把他搂在怀里,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你饿了吧?给你留着饭呢!”袁世海兴奋得不觉得饿,问妈妈:“您愿意让我学唱戏了吗?”妈妈说:“不是不让你学,就是学戏太苦了!”他说:“苦怕什么?赶明儿我学会唱戏,挣钱都给您……”
16
学京剧,那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叫富连成社,到这里学习,家传学习京剧的,他们的子弟入学很容易。没有家传的,只要贫苦人家的,而且能吃苦的。还要有个好保人,最好是有些京剧基础的,入科就能演点戏,不用从头教起,吃闲饭。一位好心人找到富连成科班的叶春善老先生,把袁世海两岁丧父、家境贫寒的情况介绍一遍,又将拜许德义为师练功,给京剧名家尚小云配演的事夸奖一番。叶老先生最终同意。袁世海非常兴奋。
17
当时入富连成科班,需要签入科班的契约。它是个大红纸摺,封面用墨笔写着“关书大发”四个字,摺内写的是:
立关书人×××人,今将×××,年××岁,志愿投于×××名下为徒,习学梨园生计,言明七年为满,凡于限期内所得银钱,俱归社中收入,在科期间,一切食宿衣履均由科班负担,无故禁止回家,不准中途退学,否则由中保人承管。倘有天灾疾病,各由天命。如遇私逃等情,须两家寻找。年满谢师,但凭天良。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立关书人×××画押
中保人×××画押
年 月 日吉利
袁世海的母亲一听,7年在科期间不许回家,不许退学,天灾疾病,各由天命,顿时泪如泉涌,迟迟不忍在上面画押。事情到了这一步,母亲哪能阻拦住儿子去实现多年的愿望,哪能改变袁世海早已下定的决心呢?他满心欢喜,无所畏惧地伸手蘸红印油,替母亲按下了手印。晚饭,他母亲一口也没吃。深夜,他偶然醒来,朦胧间看见母亲还坐在炕沿看着儿子,用衣襟擦着她那双早已哭得红肿了的眼睛。
18
富连成科班最初称喜连成,于1904年正式成立,吉林富绅牛子厚为班主,专供财力,社长叶春善掌管教学、演戏。1912年,财主沈玉昆接办,科班遂改名富连成社。1948年,社会动荡不安,富连成科班被迫宣告解散。科班成立的44年中,前后培养了喜、连、富、盛、世、元、韵、庆八科将近800名学生,为京剧艺术造就了大批人才。
19
在富连成科班学京剧,必须先学习昆曲,这是学习京剧的必修基础课,各行角色都不例外。从饭后直唱到下午2点,本来此时就较疲倦,何况昆曲唱词文学水平高,不通俗,科班不设文化课,学生文化水平极低,年龄又小,根本不懂词意,好似念经文一般枯燥无味,唱着唱着就困了,所以淘气的学生将昆曲叫“困曲”。
20
科班里能上台演戏的学生,每天都发些零花钱,称为小份,按其台上的表现定标准,少者一枚,多者十几枚。给袁世海发的零花钱,可买两个麻花一个烧饼。他经常只买烧饼,不买麻花,节省几枚钱积蓄起来,交给妈妈度日。
21
袁世海小时候学戏,只有一个想法:我能成!我一定能学成!我长大了,决不让母亲再受穷。我们家一定要过上好日子。
22
袁世海的老师,可以睡中教戏。有一天,他们跟萧先生学戏,萧先生睡着了,他们几个刚停下来不念台词,小声说几句题外话,萧先生立刻说:“别嘀咕!”更奇怪的是,他们若忘了词,萧先生在熟睡中,还能给提词。
23
余叔岩先生是一代卓越的表演艺术家,他对收徒一事极为慎重,颇得真传的是银行界的张伯驹先生。一次,富连成科班参加张伯驹家中所办的堂会,约演的是《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主演者便是张伯驹,他饰诸葛亮。余下的配演者全是当时的名家,如国剧宗师杨小楼、余叔岩等。这种超级的演员阵容,是靠余叔岩和张伯驹的面子和同行义气,否则绝难形成。袁世海为了看这出好戏,躲藏在大衣箱案子底下,被下垂的桌布遮掩起来。大队走后,他再爬出来看戏。他记得,张伯驹临上场前,余叔岩亲自给他整装,足见二人关系之密切。张伯驹的余派风格十足,四声音韵也颇讲究。
24
科班入新生,都是内行人推荐,不断地单个录取,袁世海入科班后,正是“盛”字科,便取名为“袁盛钟”,一年多后,又添了不少新生。“盛”字科人太多,便开了“世”字科,人又显得略少,因此就将“盛”字科中最小的拨入“世”字科。
当时“世”字科中有两个人姓袁,一个叫袁世涌,一个叫袁世泉,都带水。萧先生顺“水”推“舟”,给他起名袁世海。后来,袁世海在舞台上有了点小名气,“世”字辈人已有很多,让他重回“盛”字科。萧先生说:“别再叫‘盛钟’了,人家使‘剩’下的‘钟’没人买,哪有叫‘世海’响亮呀!”于是袁世海这个名字就沿用下来了。
25
袁世海为什么是光头?难道他头上不长头发吗?其因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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