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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苏）谢·勒·乌特琴柯,王以铸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0-04-01

书籍编号：30122653

ISBN：978710006651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6405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版权信息

书名：恺撒评传

作者：（苏）谢·勒·乌特琴柯

译者：王以铸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2010-04-01

ISBN：9787100066518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С. Л. Утченко

ЮЛИЙ ЦЕЗАР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ысль”Москва

（根据苏联思想出版社1976年版翻译）

恺　撒　像

译　者　序
——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恺撒这个世界历史上头等重要的人物，即使受过中等教育的人，也能从历史教科书里知道他的名字和他的若干事迹。爱好文艺作品的读者则可以通过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特别是莎士比亚的作品）接触到他的形象。但这并不说明我们都熟悉他，了解他。事实上远非如此。甚至可以这样说，不但我们一般人难以看得到足够的文献可据以作出自己的比较符合实际的判断，就是在专攻罗马史的学者中间，如何评论恺撒也还是一个长久争论未决的问题。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两千年以来，人们在不同的时代、地区的背景上，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去看他，这就出现了蒙上各种各样色彩的恺撒——从罕见的天才、不世出的英雄到暴君、坏蛋不一而足。十九世纪德国最大的罗马史专家蒙森是颂扬恺撒的、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蒙森名气大，他的《罗马史》（Römische Geschichte）在一个时期里又相当流行（在前一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几乎欧美的主要国家都有译本，因而他的看法在学术界有相当大的影响。我在青年时代读他的书，在多处觉得他的意见相当武断，当时就怀疑作者未必对恺撒其人真那么有好感。后来又读了蒙森的另一些作品，多了解到蒙森的一些情况，知道这个人并不是一位纯粹的学者，而在政治上也十分活跃，他之把恺撒渲染过甚是另有打算：他是想通过描写恺撒来塑造自己的理想统治者，实际上就是他希望看到的德国皇帝。人们总是为了自己的现实需要来学习历史、借鉴古人的。恺撒虽然是两千年前的西方人，但研究他却颇有现实意义。

乌特琴柯⁽¹⁾这部书是他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系统地探讨恺撒的生平和事迹的一个有益的尝试。这是一部以一般社会科学工作者为对象的评传，程度在专著和通俗读物之间，它不是以文艺手法写成的传记——如果是这样的话，这部书也许能够写得更生动一些，但那就成了一部历史小说，不是学术著作了。同时我们还要指出，这部书较少苏联五十年代的那种“教条气”，“水分”较少，作者能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分析，而不是用空洞的理论和概念去套事实，所以叙述得比较平实，论据也有一定的说服力。对西方的研究成果，特别对于比如说盖尔策尔⁽²⁾的在西方享有盛名的著作，也能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是闭着眼睛一概否定。由于本书是评传，所以在夹叙夹议之中，随时给人以思考的余地，不作专断的结论，这也是本书一个特色。特别是最后一章结尾部分，写得可以说得上是相当生动，足以启发我们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

当然，此书和任何一部作品一样，仍然是有商讨余地的。在学术问题上，任何人都可以对之发表自己的意见。书中某些提法为译者不敢苟同或某些地方译者认为说得不够完全的，就分别在这篇译序中加以讨论或补充。不过这也仅仅是译者的一得之见，只供读者参考罢了。

附带要说明的是，译者有不少资料卡片已在十年浩劫中遗失，故文中有若干引文仅凭摘录而无法再仔细同有关的出处核对，有的引文甚至只是根据个人的记忆，这是要请读者鉴谅的。原书没有插图，译本加上恺撒雕像的照片一幅，相信它能够引起读者的兴趣。

关于恺撒的个人作用问题

恩格斯在1894年1月25日写给符·博尔吉乌斯的信里指出：“恰巧拿破仑这个科西嘉岛人作了被战争弄得精疲力竭的法兰西共和国所需要的军事独裁者——这是个偶然现象。但是，假如不曾有拿破仑这个人，那么他的角色是会由另一个人来扮演的。这一点可以由以下的事实来证明，即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恺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³⁾

这段说明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的话的确是极有道理的。当人们需要皇帝的时候，皇帝是不会缺少的，即使像刘盆子那样的孩子，也可以捧起来当皇帝，但说到具体的皇帝，他怎样出现，又是怎样一个人，那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了。有自己冒着生命的危险厮杀出来的开国君主（刘邦、朱元璋），有半路杀出来的皇帝（朱棣），有按部就班地接班的皇帝，也有随便拉来放到宝座上的皇帝……至于皇帝本人，那就更是五花八门，什么样子的都有：土匪、小偷、白痴、流氓……不一而足。这种必然性中的偶然性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如果不是这个而是另一个具体的皇帝，那么，说不定其间还会连带发生若干戏剧性的变化，导致相去悬殊的后果。尽管这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逆流或漩涡，但是从一定时期内的历史的角度来看，它仍能造成十分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尽管说恺撒这样一个人肯定会出现，但恺撒的个人特点对这一段历史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如果恺撒不是我们在历史上实际看到的那个锋芒毕露、使人难以逼视的恺撒，而是更沉着、更含蓄、更隐蔽、更机智一些，像他的甥孙和继子奥古斯都那样，那么这种独裁大权的确立也许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但另一方面却可以避免过多激烈的流血斗争，而后来奥古斯都的出现也就不可能了。或者，恺撒也许死在一次战斗里（这是完全可能的），并且由庞培掌握国家的命运；而庞培后来在同元老院寡头集团摊牌时又遭到失败，那么向帝国的过渡可能还要向后推迟若干年，而本来应当登场表演的人物也就随之销声匿迹了。

因此，说历史上必然会出现恺撒其人，这并不能代替对于恺撒这个具体的人的研究。欧阳修说得好：“盛衰之理，虽曰天命（我把它借用为历史规律——引者），岂非人事哉！”（《伶官传序》）。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是矛盾的、复杂的，这是社会的性质所决定的。恺撒其人当然也不例外。

论人是不能脱离这个人的时代的。恺撒虽然生在共和向帝国的转换期，但他毕竟保留了古老的罗马共和国的公民的特征——粗犷、豪放、刻苦、实际等等。他系出名门，受过标准的上流古罗马人的教育，讲求仪表，但他绝不是我们心目中想象的那种弱不禁风的贵公子。罗马人传说是吃狼奶长大的孩子的后裔，这一点很能说明他们的风格。罗马的孩子在学校里大都有挨鞭子不吭声的本领，罗马人的吃穿住都有助于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罗马人的住所四面通风，家里跟外面的温度差不多，因而罗马男子基本上是生活在露天里，妇女也顶着通风的和露天的窗子操持家务；罗马人吃的主要是粮食、蔬菜、果类，他们吃的肉类不多，瓦罗在《论农业》里所讲的那些食品只限于少数豪门，就像中国老百姓不是按照中国名菜谱吃饭一样。至于穿，即使在冬天，他们穿的至多是两重的毛布衣服（主要是白色的）。罗马公民正是因为习惯了这种清苦简朴的生活，才能在一旦有事时适应得了征战的劳苦。

古罗马人有自己的道德标准。勇敢是这个在征战中成长起来的民族最突出的美德。恺撒的这一点是突出的：他在征战中与士兵同甘共苦，进攻时身先士卒，所以能培养出一支同自己共命运的军队；此外，从我们的标准来看，恺撒还颇有些“侠气”，也就是帮派的那种“义气”。他对拥护自己的人、对朋友、对他的被保护人讲信用，重然诺，爱护备至，使被保护人觉得他十分可靠；他挥金如土，有恩必报，即使为之负债也在所不惜。比如，在营造官任上，他借债举办各种表演以取悦民众。公元前60年，他请求在当年年底当选的保民官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帮他的忙时，在金钱上对这个政治野心家毫不吝惜，以致后来恺撒竟说出这样的话：“在瓦提尼乌斯担任保民官期间，他无论什么事情都不是白做的！”恺撒还表示过，即使一帮土匪维护过他的荣誉，他也会同样给以报答的。这话虽出自传闻，却是同恺撒的性格完全符合的。

如果说庞培因轻敌而失败，那么“胜利者”恺撒也没有因胜利而从中取得更多东西。正像本书作者正确指出的，“当恺撒处于荣誉和显而易见的强大威力的顶峰的时候，当内战胜利结束的时候，他的地位不仅没有变得巩固，而且，恰恰相反，竟大大地削弱了。”⁽⁴⁾事物的逻辑往往是这样。正是恺撒追求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终断送了他的声誉和性命。我们中国人早就懂得“物极必反”这点朴素的道理。能够在权位和金钱面前保持清醒头脑的终究还是少数。贪欲——无论对于什么：权力、金钱、虚名、女色——过了限度，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了。维列优斯·帕特尔库路斯⁽⁵⁾指出：“近来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事物，贪欲是残暴的另一个理由，一个人的罪行是同他所占有的财富成比例的，任何富人都是一个罪犯（为富不仁——引者），但他付出的代价是他自己的生命和安全；只要有利可图，任何事物都是体面的。”这段话完全可以说明恺撒的时代。

庞培死后不过四年，本来长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恺撒也在一片阿谀奉承声中干起蠢事来了。吹捧或者出于恺撒本人的授意，至少也是投其所好，恺撒不明确反对或默认这种吹捧实际上是助长了它，因为正像塔西佗后来所说，权力一旦集中于一人之手，“贵族则觉得心甘情愿的奴颜婢膝才是升官发财的最便捷的道路”⁽⁶⁾。集中于一身的权力使他失去了理智，成了瞎子和聋子，使他同老百姓隔绝、对立起来。公元前44年2月9日恺撒被元老院宣布为终身独裁官（dictatorperpetuus），这显然是违反罗马的共和传统的。当初苏拉交卸独裁官的职务——有人认为因为他过分耽于享乐，不耐烦处理国事；有人认为他是因病；有人惊讶，有人庆幸——对此事恺撒甚不以为然，可见恺撒之接受终身独裁之职是心安理得的。读者从莎士比亚笔下看到的恺撒晚年的形象，我看是颇为接近于实际情况的。⁽⁷⁾其实，他应该晓得，不管罗马城邦共和国的那一套在他当时已变得多么不合时宜，父祖相传的罗马共和国的传统依旧是罗马人民的精神支柱，而罗马共和国正是在打倒了最后一个残暴的国王（rex）之后建立起来的。因此，罗马人民对于专制的rex始终有一种很深的厌恶情绪。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才能懂得为什么生活在帝国初期的正直的作家如塔西佗、优维纳利斯等仍然对帝国时期的专制统治如此仇视了。

就在这之后不几天即2月15日的卢佩尔卡利亚节（Lupercalia），恺撒的表现就更值得注意了。他如果明智一些，重视民众的反应，本来是可以就此止步的。西塞罗也看出安托尼乌斯奉献王冠的做法，实际上是要了恺撒的命。当然，恺撒有时也感到自己的处境是不妙的，比如，就在3月15日被刺前不久，他有一次竟要西塞罗也等了很久才接见他，事后他表示这种做法定会引起西塞罗的痛恨。其实当时不满意他的做法的岂止西塞罗一人，人们早就感到他走得太远了，因此一场本来可以避免的悲剧终于发生了。

自信心（confidentia）这个特征在恺撒身上是极为突出的。但用自信心来翻译confidentia这个拉丁词还不够全面，因为在拉丁语里，confidentia往往还用于贬义，而有轻率、鲁莽、胆大妄为、肆无忌惮的意思。西塞罗就把confidentia和temeritas连用而表示贬义（很有点像我们古语中的偏义复合词或德语中的同义复合词）。应当说，这种自信心也同样存在于（当然在不同程度上）一般古罗马人身上。罗马人所以能从梯伯河畔一小城邦崛起而成为地垮欧亚非三洲并以地中海为内海的西方大国，所依靠的因素之一也正是这种自信心，如像老加图对迦太基所表现的那种必胜信心。

恺撒在被海盗绑架后的表现（如果普鲁塔克等人的记述可以相信的话），几部《战记》中记述的多次战斗，特别是在巴尔干、阿非利加和西班牙的若干战斗（以少击多乃至以少围多），都十分具体地说明恺撒具有强烈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有时是有根据的，有时确实是一种冒险，类似一场赌博。这种自信心有时甚至使他失去应有的警惕，比如，他早知道有人想杀害他，但他又认为绝不会有人真敢对他下毒手，为此他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他不是倒在庞培像下的血泊里，他不久就要挥师东向了。他是个片刻都不能停息的人。他虽走在潮流前面，但应当解决的问题没有很好解决，却去惹起更多的麻烦，使自己陷在里面而不能自拔，这就要由恺撒本人的性格来负责了。考威尔说得对：“他（恺撒——引者）从不曾留出时间来同反对他的势力和解。他那想保有绝对权力的露骨意图自然会使任何稍稍有点身份的人反对他。罗马从不曾容忍过一个权力没有期限的独裁官。”

关于恺撒的仁慈（clementia）政策

恺撒的仁慈（clementia）政策在他的对敌斗争的策略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作者对这一政策的倾向于贬低的评价也有可商之处。

古罗马人，具体地说，罗马国家的缔造者们是在艰苦的环境中长大，习惯于劳苦的普通农民。他们是一批务实的人，不善于进行艺术活动和抽象思维的人——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同隔海相望的东邻希腊人有明显的区别。帝国初期的诗人贺拉斯在哀叹罗马人的堕落时，出色地向我们描述了原始罗马人的形象：

……

不，他们是一批勇敢的农民士兵，

学过用撒比尼人的锄头翻转土块

并且当落日拉长了群山的影子，

又在疲倦的牛颈上

取下了轭，

而把可爱的黄昏带在离去的车辆上时，

他们遵照严厉的母亲的吩咐

带来了砍伐的柴木。⁽⁸⁾

这些淳朴的农民是在同相邻部族的残酷的武装斗争中才得以发展壮大的。罗马城邦的成长过程把罗马人逐步地锻炼成了一个好勇斗狠的民族。在战斗中，敌人对他们来说永远是敌人，敌人俘虏过来就是奴隶，处死敌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不存在什么残酷不残酷的问题。罗马人的德行（virtus）一词是从virtus作为“勇敢”的原始意义演变而来的，在战争中受挫是一种必须洗雪的奇耻大辱。玛尔库斯·波尔奇乌斯·加图（老加图）的那句ceterum censeo Carthaginem delendam esse⁽⁹⁾就是非挫败敌人不可这种坚持、顽强的性格的集中表现。

看一下罗马的传说与历史，这样的事例可以说俯拾即是。比如说，在罗马人早期（公元前四世纪）同撒姆尼特人作战时，一个军事移民地索腊（Sora）人杀死了罗马移民而投到撒姆尼特人一方面去。当罗马人重新攻占这一城市时，就把所有拿过武器的人杀死；在投降的人中，又有二百多人被挑出来送往罗马，在那里的广场上对他们当众鞭笞之后继之以枭首。这种暴行，如李维所说，竟使民众“大为开心”。在布匿战争中曾经同情过汉尼拔的卡普亚和列吉乌姆两座城市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它们的当事人都是在被鞭笞之后又砍了头的，其余的人全部被卖为奴隶。罗马人处死敌人的方式也是残酷的：除了砍头之外，磔刑（把人活活钉到十字架上，有如传说中处死耶稣基督的方式）也可以算是罗马人的“杰作”。还有一种和我们的重枷类似的刑具（patibulum），它可以把人拖死，但是比起使人慢慢送命的十字架，应当算是人道的了。到共和末期，在广场的地牢里处绞也是常用的刑法。著名的优古儿塔和本书中提到的维尔琴托里克斯就是在凯旋式的行列中示众之后这样送命的。对付本国犯人的有一种花样翻新的刑法，就是把犯人连同一条蛇、一只公鸡、一条狗或一只猴子装进牛皮袋，然后沉入梯伯河；而对付叛国者或开小差的士兵，通常是把他们从塔尔佩乌斯山的峭壁上推下去。据李维的说法，有一次就有将近四百名士兵在广场上遭受笞打后从山上给推下去。

如果我们不知道罗马人是怎样对待敌人的，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作为罗马高级官吏权力标帜的棍束⁽¹⁰⁾（由不同数目的侍从扛着）当高级官吏到城外时中间还要插上一把斧头。棍棒和斧头——这都是赤裸裸的镇压工具。如果我们不知道罗马人是怎样对待敌人的，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罗马人对于由奴隶、战俘与刑事犯充当的角斗士之间的流血搏斗以及人与野兽的搏斗会有那么大的兴趣，会从中得到那么大的满足。当流血负伤的一方败下去的时候，疯狂的观众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是把拇指向上一翘（vetere pollicem!），这表示要胜方一剑把对方杀死⁽¹¹⁾。这就是罗马诗人优维纳利斯的貌似轻松的讽刺诗⁽¹²⁾展示给人们的血腥画面。在今天，当西班牙的斗牛士把刺刀插入牛的脊背时给予观众的满足，可以使我们联想到罗马当年的情景。

在内战中，罗马人自己相互间是同样残酷的。以马里乌斯和苏拉之间的战争为例，请看维列优斯·帕特尔库路斯关于马里乌斯攻入罗马时的情况是怎么说的：

盖乌斯·马里乌斯进入罗马时给他本国的公民带来了毁灭。如果不是紧接在这之后就是苏拉的胜利，那么他的胜利的残酷肯定就是空前的了。他的愤怒的刀剑不仅落到普通人的头上，就是国内那些最显贵的人士也遭到了五花八门的死亡命运。⁽¹³⁾

普鲁塔克的记述更为生动，记述的细节虽未必全都可信，但那残暴、恐怖的气氛却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这些人（指马里乌斯的卫士——引者）根据他（指马里乌斯——引者）的特别命令杀死了许多人，许多人只是因为他一点头就送命了。而在他最后一次遇到安卡里乌斯——他是担任行政长官的一位元老——时，就因为这些人看到马里乌斯没有同他打招呼，就当着马里乌斯的面用匕首捅死了他。在这之后，每当马里乌斯不对谁打招呼或者有谁向他打招呼而他不予理会时，这就是一个信号：他们可以立刻在街上把这个人处死。结果甚至马里乌斯的友人们在走近他时也莫不感到惶恐万状。杀戮的人数现在很多了，秦纳的胃口不那么大了，他把血喝饱了，但是马里乌斯每天杀人都杀在最高的兴头儿上，他渴望对所有那些有不同嫌疑的人们进行报复。密探充斥于每条道路和每座城市，他们把那些企图逃跑或躲藏起来的人们搜索出来，主客与友谊的联系在这场灾难中看来也根本不能带来安全，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要把到他们那里去寻求避难的人们加以出卖……无头的尸体被抛在街道上任人践踏，此情此景一点也不曾引起人们的同情而只是使人们普遍感到惊恐，感到战栗……⁽¹⁴⁾

如果说马里乌斯是一介武夫，一个粗人，所以才干得出这等残暴的事情，那么号称文雅风流的苏拉又如何呢？请看阿庇安关于他对敌人的报复行动是怎样写的：

苏拉本人召集罗马人民来开人民大会，向他们发表演说，宣扬自己的功绩，还说了使他们感到毛骨悚然的其他的话。最后他说，如果他们服从他（这是对罗马的主人即罗马人民讲话吗，可见共和的原则早已荡然无存了！——引者），他将作出有利于人民的若干改革，但是对他的敌人，他一个也不饶恕，而将以最残酷的手段对付他们！（重点引者所加）他将采取强硬手段来报复在执政官斯奇比奥破坏了同他签订的协议之后，对他采取敌视行动的那些行政长官、财务官、军团司令官和其他任何人。他讲了这些话之后，马上宣布大约四十名元老和一千六百名骑士为国家的敌人。看来他是第一个把他要处罚的人列成正式名单的人。他宣布：暗杀这些人的有赏，告发这些人的有奖，隐藏这些人的严惩不贷。不久他又在这一名单上增加了其他一些元老的名字。这些人里有的是在没有提防的情况下被当场——在他们家里、街道上或在神殿里——捉住而被处死了；另一些人则是手足被捆绑着吊起来给抛到苏拉脚下的。还有一些人在城里被拖着任人践踏。暴行的目击者没有人敢哼一声。一些人遭到流放，另一些人被没收了财产。密探到处搜索从城里逃出的人们（可以比较一下恺撒年轻时所曾遭到的命运——引者），凡是被他们捉住的都被杀掉。

在那些服从卡尔波或马里乌斯或诺尔巴努斯或他们的将领的意大利人中间也有许多人被屠戮、流放或没收了财产。全意大利的法庭用各种罪名判处他们严厉的惩罚：有的因为指挥过军队；有的因为曾在军队中服役；有的因为捐献过金钱；有的因为干了别的事情，甚至有的因为出了反对苏拉的计谋；款待客人、个人间的友谊、借贷金钱同样都被认成是犯罪的行为。往往有人被逮捕就因为对有嫌疑的人做了点好事，或者仅仅是因为在路上结伴而行。富人中受到这种控告的最多。当对个人控告不成的时候，苏拉就对整个城市进行报复……⁽¹⁵⁾

下面再看一下普鲁塔克关于苏拉对本国公民的暴行又说了些什么：

……这件事（指苏拉背信地杀死安提姆奈的六千名士兵一事——引者）使得甚至最无知的罗马人都看清楚，他们所得到的并不是一次全面的改变，而只是一个暴君代替了另一个暴君。……现在苏拉开始造成了流血，他使城市到处都是死亡，无数的死亡。有些人和苏拉从无任何瓜葛，却由于个人的怨仇而遭屠戮，原来他（苏拉——引者）是为了取悦于依附他的那些人才同意处死这些无辜者的。终于有一个名叫凯乌斯·梅特路斯的年轻人在元老院里壮着胆子问苏拉，这场惨祸什么时候可以结束，他要进行到什么程度人们才能希望看到事情的终了。梅特路斯说：“我们并不是反对你对你决心铲除的那些人进行报复，我们只是请求你使你决定赦免的那些人解除恐惧。”苏拉回答说他还没有决定要赦免哪些人。梅特路斯说：“那么请告诉我你要惩处的是哪些人？”苏拉说他会的。……苏拉没有同任何一位高级官吏打招呼便宣布八十人为敌人……第二天他又宣布二百二十人为敌人，第三天也是二百二十人。在对人民发表的讲话中谈到这些措施时，他说凡是他能想到的他都已宣布了，至于现在没有想到的人们，将来他还是会宣布的。公敌宣布令中规定，凡接纳和庇护被宣布为公敌的人的任何人都将会为这一人道行动而被处死；兄弟、子女、双亲也不例外。杀死一个被宣布为公敌的人得奖赏两塔兰特，奴隶杀死主人或儿子杀死父亲均所不计。但人们认为最不公道的做法是，被宣布为公敌的人的子孙也受到不名誉的株连并被没收了财产。公敌宣布令不限于罗马本城；它们遍及意大利的每个城市。无论神殿、旅舍还是父祖的故家都逃脱不掉被屠戮的命运。丈夫被杀死在自己妻子的怀抱里，子女被杀死在母亲的怀抱里。为了报复和仇恨而被屠杀的人数比起为了财产而被屠杀的人数来简直微不足道。连凶手们也看得出，某人是死于他的豪华的邸宅，某人是因他的果园送了命，还有人是因为自己的热水浴场而丧生。一个从来没有参与过政治的名叫克温图斯·奥列利乌斯的人，尽管关于这些灾难，他至多只不过是同情其他人的苦难，但有一次他偶尔到广场去看被宣布为公敌的人们的名单，不料竟发现自己的名字也在其中，于是叫道，“唉！我是多么不幸啊。是阿尔巴的庄园要了我的命啊”。他没走多远就被搜索他的某个人杀死了。⁽¹⁶⁾

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历史就沾满了无数无辜者的鲜血。一片片血腥的屠场，这就是这时罗马人民命运的写照。自从战事不再是全体罗马公民的事情而变成一批人的“专业”，自从士兵不再属于罗马共和国，而成为某些统帅手中的工具，自从元老院和每年选出的高级官吏只成了一种空洞的头衔，成了罗马光荣的过去的一个暗淡的影子那时起，阴谋、权术、威胁、利诱、暗杀、械斗、诽谤、造谣——这一切就成了罗马政治斗争的日课。贪污受贿、荒淫无耻、拉帮结伙、明争暗斗、巧取豪夺，凡此种种就形成了罗马社会的特点。在这一时期，政治上的重要人物白天外出时若没有大批侍从保卫着，随时有遭到暗算的危险。到处是刀光剑影，到处是阴森森的杀气，到处是血淋淋的凄惨景象——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上才能了解恺撒提出的clementia政策的意义和分量。但本书作者没有对这一政策作出应有的评价，而随意对之采取嘲笑的态度，就未免有点失之轻率了。

虽然，作者也还指出，这只是一种策略，同恺撒的个人品质无关。的确，恺撒的个人品质如何，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恺撒，他的每一个行动都具有策略意义乃是顺理成章之事，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比起马里乌斯和苏拉的凶狠残暴，见人就杀，恺撒提出以仁慈对待敌人，不能不说是一大进步，是具有远大政治眼光的做法。即使后来恺撒被刺，那也是因他个人疏于防范，绝不能归咎于仁慈政策的。

当然，这一政策的提出首先是出于对敌斗争的利益，这样做有利于分化敌人的力量和提高自己的威信，但从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我们不能不指出，很多方面都比恺撒占有优势的对手庞培，在罗马也是很得人心的。对此恺撒提出并认真执行他的仁慈政策实在是十分明智的做法。关于恺撒曾下令把乌克塞洛都努姆城中拿过武器的人们的手都砍掉一事，《高卢战记》的续作者、恺撒的亲信之一希尔提乌斯所以特别申明“恺撒知道自己的仁慈是人所共知的，绝不怕给了他们严厉的处分之后，人们会疑心这是由于他的本性残暴”，正是因为这种残酷对待被打败的敌人的行为在恺撒身上已经成了一个例外。而且，证之以现存史料中历次作战的情况，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还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要知道，这些作品当时是在亲历者的众目睽睽下发表的，容不得自己任意编造。

不过在这里，我丝毫没有给恺撒的侵略辩护的意思。他仍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征服者，给高卢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一切事情总要有个比较才能看出问题。尽管优维纳利斯说他是用鞭子进行统治的⁽¹⁷⁾，但如果在高卢的不是恺撒这个具体的人，那么高卢的灾难肯定还会深重若干倍。这就好像后来奥古斯都统治下的所谓“罗马和平”(pax Romana)⁽¹⁸⁾，尽管被人们讽刺地说成是血腥的和平，但比起无休无止的流血厮杀，它毕竟带来了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安定与繁荣。应当说这是一种前进，而不是倒退。

恺撒和庞培

庞培是恺撒一生中一度作为同伙后来又作为主要对手的重要人物，他也是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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