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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坚净翁:启功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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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梅,张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8-01
书籍编号:30124309
ISBN:978721406246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7217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艺术家
大家丛书
“坚净翁”:启功传
郭梅 张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第一章 显赫家世
1.出身皇族
1912年7月26日,启功先生出生在北京的什锦花园胡同,他曾祖溥良的宅第里。据说,他的哭声比其他婴儿清脆许多——启功确实是皇族后裔,但他并没有得到多少令人羡慕的祖荫。
启功先生向来不大愿意向外人道及自己的家世。中央电视台一位以能够掏出任何人的隐秘而著称的著名主持人在采访时曾经问及启功先生的家庭出身,但启功对这个问题反应冷淡,王顾左右而言他,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弄得那位著名主持人如坠云雾之中,不得不悻悻作罢。启功可以很流利地说出《红楼梦》中某个人物的家世背景,却不愿透露自己的身世,因为那都是很遥远的往事,启功并未身临其境,许多细节已无从探究,让他如何绘声绘色地去描述呢?!
启功出生于辛亥革命后一年,实际上也并没有享受多少令人羡慕的祖荫。启功的曾祖父从幼时起就走上了通过科举的升迁之路,启功本人则大半辈子饱经忧患,孤苦奋斗。他曾说过:“提到我的祖先,他们的路已经走完了,而我走的是另外一条路。”但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启功,解读启功,我们又不能绝口不提其“皇族后裔”的身份,因为那是和启功有关的真实存在的历史,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放下甚至遗忘那段荣也好辱也罢的历史。
那么,启功姓启吗?自然不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姓启的皇族。启功先生的祖先是姓爱新觉罗的,这个满族姓氏汉化后是金,换言之,爱新觉罗氏的后人很多姓金。但是启功先生并不承认自己姓爱新觉罗或者姓金。那么启功先生到底姓什么呢?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启功说过,他从来没姓过爱新觉罗,也没姓过金,但却姓过一回“取”——原来,在考小学张榜时,他是第四名,姓名却被写作“取功”,不知他报名时,为他填写相关材料的那位先生是哪儿的人,竟然“qi”、“qu”不分,而且不写“曲”,偏写了个“取”字,于是,启功就姓了一回很怪的“取”。
当然,启功确实是如假包换的“皇族后裔”,他的始祖是清世宗雍正皇帝的第五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弟弟弘昼。雍正十一年(1733年),弘昼被封为和亲王。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弘昼死去,时年六十,谥号为和。可以说,在启功的始祖一代,他们算得上是正宗的皇室贵胄。
然而到了启功的高祖一代,因为不是正室所生的嫡系长子而被归入皇室旁支,从而他们家开始渐渐远离皇家正统,爵位也越来越低。
到启功的曾祖父那一代,家境已经式微。启功的曾祖父溥良的爵位只是奉国将军,俸禄少得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只能靠教家馆来维持生计。溥良的儿子毓隆,也就是启功的祖父,步父亲的后尘,走科举之路步入仕途,官至四川学政、主考、典礼院学士。出身翰林又擅长书法的他,对启功的影响非常之大。
启功承认自己确实是皇族的后裔,但他从来不愿声称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后裔。他说,爱新觉罗是现如今社会上比较敏感的一个姓氏,它的荣辱完全要受政治的摆布,而且“爱新”本为女真词汇,意译过来就是“金”,“金”这个姓氏从中国金朝开始时就有,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民族的不断融合,爱新觉罗氏的一些人改姓了金,但启功的祖上却一直姓爱新觉罗。清朝灭亡后,大军阀袁世凯掌权,他下令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必须改姓金。然而启功的祖父毓隆十分痛恨袁世凯,他不但自己执意不肯改姓,就连孙子启功的姓也不许改。
11岁的启功(中)和祖父裕隆(左)等在一起
经常有人写信给启功,只要称呼是“爱新觉罗·启功”的,先生就把那些信都退回去,说查无此人。他曾生气地说:“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启功曾写下这两首诗来表达自己对姓氏的看法:
闻道乌衣燕,新雏话旧家。
谁知王逸少,曾不署琅琊。
半臂残袍袖,何堪共作场。
不须呼鲍老,久已自郎当。
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出身为重的,就像书生王羲之,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不承认他是“书圣”呢!同样,我们现在写字画画,只应求工求好,又何必非要标榜自己是爱新觉罗的后裔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启功先生说,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一次,他和朱家溍先生一起去故宫,朱先生开玩笑地对启功说:“到君家故宅了。”启功连忙纠正道:“不,是到‘君’家故宅了。”因为清朝的故宫是接手明朝朱家旧业的。说罢,启功先生哈哈大笑——其实,这故宫既不是他家的故宅,也不是朱家的故宅,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他不喜欢人家别给他戴上这个头衔。
2.漠视苦难
启功小时候,为祈福长寿,祖父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并接受当时的班禅喇嘛的灌顶,取名为“察格多尔扎布”(金刚佛母保佑的意思)。雍和宫原是雍正做亲王时的府邸,雍正三年(1725年)改为喇嘛寺,称雍和宫,其前殿供奉有黄教宗师宗喀巴的铜像——这尊铜像是启功的师父筹集善款铸造的。每年春节,启功都要穿戴整齐去雍和宫参加佛事活动,毕恭毕敬地坐在坐禅的垫子上,合掌闭目,将经文背诵如流。
1922年,启功10岁时,曾祖父溥良因病在大年三十的晚上去世,这之后叔祖和续弦的祖母也与世长辞了。年幼的启功一夜之间,由大家族里受众长辈钟爱的孙子,变成了承重孝的主丧人。这时,因偿还债务,家里经济上已经破产,只好卖掉家藏的书画做殡葬的费用,不久,还搬出什锦花园胡同,搬到了安定门内的方家胡同。当时启功的母亲克连珍和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是30岁左右,她们共同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众所周知,在满族家庭中,姑姑的地位是很高的。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这个家庭的男人——启功称姑姑为“爹爹”,就是叔叔的意思,因为满人习惯称叔叔为“爹爹”。这个孤儿寡母的家庭没有经济收入,生活很快坠入了贫困。幸好启功的曾祖父和祖父的一些门生看到老师的后人生活艰难,经常周济他们。但是,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启功家中毫无积蓄,经常遭到豪亲贵戚的白眼,那些人不同他家来往,生怕背上负担。经济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压力使启功的情绪经常处在矛盾和不安当中,他读书读不下去了。1931年,中学还未毕业的启功辍了学,他当时最大的愿望就是赶快找份工作,挣些钱奉养母亲和姑姑。当时的他恐怕并没有想到辍学造成的学历问题将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大障碍。
很久以后,大约是在启功花甲之年,也就是1972年,他有感于白驹过隙般的人生,曾经在《沁园春·自叙》中感叹道:“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皆抛。”——虽然,渐入老境的启功已经看淡了一切,但是他仍然难以掩饰自己回顾身世时的悲凉心绪。
3.不幸中的美好
1913年,未满周岁的启功便失去了父亲,小启功的童年确实非常的不幸。然而,这种不幸却因为曾祖父、祖父以及姑姑等人的存在,而变得极其微小了。启功的童年并非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完全处在一片阴霾之中,相反的,启功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
不必说,启功的曾祖父和祖父在小启功的身上倾注了全部的心血,抚养、教导启功逐渐成人。
据启功回忆,他小时候所受的教育自然是封建式的,大人们要求小启功要给老人请安,要如此这般对待长辈、客人,如此这般对待伙伴、朋友,长大要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人的个性有着很大的束缚。不过,这种严格的家庭教育并没有让启功感到太多的痛苦。
启功的启蒙教育是从识字开始的。他的启蒙老师不是曾祖父溥良,也不是祖父毓隆,而是姑姑恒季华。姑姑对启功的启蒙教育,其实和其他儿童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她把纸张裁成方块,然后在纸片上写上日常生活用字,让启功读、背、记、认。到了启功稍微长大一些的时候,就开始让他练习写字了,描红模、临字帖,也和当时的其他孩子没有什么两样。
启功在很小的时候就有很强的求知欲望,他爱看书,不过祖父毓隆却偏偏不让他多看书,尤其是闲书。在那个时候,《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等一些古典名著,祖父都不允许他看。所以启功小时候通常到大街上买那些卖唱本的人所卖的书,祖父觉得哪些书他可以看,启功就买回来看,否则的话就不行。
祖父教孙子读书不像教自己的儿子那样严格。祖父教启功的叔叔读书时,完全是一个私塾中严厉的教书先生,叔叔只要背错一下,祖父就会打他。但对孙子,祖父从来不会采取这种方式,而是用讲故事的方式把课文讲授给他。比如像《战国策》、《论语》、《孟子》等,祖父将这些典籍中的故事编成书,拿给小启功看,从而激发起小启功读书的兴趣。
第二章 年少志坚
1.曲折的求学路
启功童年时期接受的是家庭和私塾的双重教育,这为他以后的人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修养基础和国学基础。
实际上,在启功正式进入学校之前,他就已经在祖父和姑姑的影响下开始了一生的学习生涯,只是那时候,启功接受的是不折不扣的家庭教育,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对小启功学习兴趣的激发。比如,姑姑恒季华用小纸片的方式教启功识字写字;祖父毓隆对他循循善诱,用讲故事的方式教他读书。
根据启功的回忆,从五六岁的时候起,他就开始读《论语》,后来又读《尔雅》、《孟子》等等。每当祖父给他讲孟子与梁惠王、齐宣王的问答对话,讲梁惠王如此这般,齐宣王如此那般时,启功大有兴趣,听得多了,也就渐渐明白了古书上的句子并非都像咒语那样难懂,常常加了一两个字或换了一两个字,就跟我们现在的话差不多了,没什么神秘的。这一点幼年的感觉到今天还影响着启功,他觉得“今之汉语,犹古之汉语也”。许多人一提到启功的求学经历,就会感到非常奇怪——启功先生只读过几年小学,初中都没有毕业,后来为什么能够成为学贯古今的大学问家呢?其实启功幼时读书的这个例子,也许能让我们找到一些答案——是良好的家教让启功很早启蒙,他从小就是一个热爱学习、勤奋向上的孩子。
启功的曾祖父和祖父去世后,家里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最麻烦的就是经济问题。幸好当年曾祖父和祖父的几个门生及时看到启功一家经济困难,非常同情他们“霜媳弱女,同抚孤孙”的境遇,经常接济启功。他们觉得,对小启功的接济其实也算得上是对老师的一种回报——启功的祖父毓隆追随父亲溥良的脚步,走的也是科举之路,后来还做了四川主考、学政。正是毓隆在四川当主考时的门生邵从煾和唐淮源,后来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小启功的成长。
年轻时的启功
邵从煾和唐淮源两位先生为了帮助启功一家,募捐了许多钱,然后用这些钱买了一些公债。这样,启功家一月拿到的利息就有30多块。邵从煾和唐淮源先生每个月都会把这些钱亲自送到启功家里,而且还常常鼓励启功要好好学习。两位先生还说,假如启功读到大学,甚至出国留学,他们都愿意资助他。就是在这两位先生的殷切鼓励下,启功逐渐地认识到了学习的重要性,他加倍地努力学习,唯恐因为自己的不努力而让邵从煾和唐淮源两位先生感到失望。
1924年,也就是启功12岁时,他考进了北京汇文小学。汇文小学位于崇文门内,就是今天的丁香小学,当时它是北京汇文学校的附属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学校里的教师和校长都是由牧师担任的。教会学校与普通私塾有着很大的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在教会学校,教师讲课,学生听讲做记录,讲解字词的时候先讲偏旁构造,然后再讲字词的意义,力求让学生完全理解。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很丰富,不仅仅开设有语文和算术课,在课外,师生之间也有颇多的交流和切磋。因此,启功在汇文求学期间大大开阔了眼界,进步很快。
邵从煾和唐淮源两位先生一直密切关注着启功。据说邵从煾先生怕启功贪玩,还特地要求启功每个星期天都要带上作业去邵家让他检查一番。有的时候,启功忘记了去他家,邵从煾先生就会亲自到启功家去,检查作业,询问最近的学习情况。有一次,唐淮源先生看到还在读小学的启功竟然做了一首诗,诗写得英姿飒爽,颇有大家风范,他激动得热泪盈眶。
在1994年的一次春节联欢会上,启功与一位老者热烈地拥抱在一起。这位老者就是王大珩,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应用光学专家。王大珩是启功在汇文小学结识的好朋友,在离别了70年之后,他们仍然能一眼认出对方,可见他们的友谊之深厚。除了王大珩,考古学界的泰斗人物贾兰坡也是启功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些朋友都是启功在汇文小学的时候认识的。
在汇文小学的两年中,启功的学习和生活一帆风顺,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1926年,启功16岁时,他升入了汇文中学。这所学校位于崇文门内的船板胡同,至今仍是北京颇有名气的重点学校。
启功进入汇文中学后,没有选择他喜欢的国文,而是选择了商科。这是为什么呢?启功自然有他自己的打算。就是因为家境拮据,所以他想通过学习商科,尽快地掌握一技之长,尽早地找到工作,赚钱养家。在这期间,启功对于学习的认识又有了提高。他深知自己的家庭困难,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所以十二万分地珍惜。在当年启功的同学录中,就有这样一段话:“无能遁世,又不能同流合污,故宁学商,可以苟全性命而已。”年少的启功写出了自己的心声。
启功先生一生中真正在学校求学的时间是很短的。在汇文学校的这几年中,启功一直惜时如金,力求上进。
令人惋惜的是,启功虽然在汇文中学读了五年,却没能毕业。关于此事,启功先生曾经对自己的学生讲过其中的原因。
第一,人情世态的变化,让启功感到伤心。当时的启功家,没有产业,也没有足够的积蓄,又有许多债务需要偿还,所以他们经常遭到豪亲富人的白眼和歧视,有钱的亲戚们也断了和他家的来往。世态炎凉、人情冷漠和巨大的精神压力使年轻的启功终日处在矛盾与不安之中;
第二,启功想早点找到工作,以减轻母亲与姑姑的负担;
第三,在进入汇文中学之前,启功没有学过英语和数学,他学得非常吃力,再加上对这两科没有什么兴趣。就算是考试挂了科,他也不愿意参加补考;
第四,读中学期间,启功正在跟随戴姜福先生学习古文,此时他兴趣正浓,于是干脆肄业,以集中精力学习古文。
启功辍学之后,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情。一是教家馆赚钱补贴家用,还有就是四处寻找工作的机会。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启功找到了祖父的一个门生,告诉他自己要找一份工作。那人一听,立即批评启功没出息,还反问他,难道不想上大学,不想出国留学了吗?启功心中甚是不服,暗自忖度着:“还上大学,出国留学呢,我的母亲和姑姑谁养活他们啊?!”后来,启功拜贾羲民先生和吴镜汀先生为师,学习绘画,想当个画师,但画师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当上的。总之,启功虽然放弃了升学,但还是没有找到一份好工作,真是进入了人生中一个小小的低谷,有点进退两难。
因为辍学,启功没有能顺利地完成学业,获得足够高的学历。后来,启功被恩师陈垣安排在辅仁中学和辅仁大学美术系教书,学历问题便成为他两次被解聘的根源。
1991年春,北京汇文中学建校110周年。校方要举行校庆活动,想请启功先生以“校友嘉宾”的身份参加庆典,并“光临指导”。启功先生闻知后连忙拒绝了,他说:“我很惭愧没有拿到汇文中学的毕业证,不够资格,你们还是请校友邓力群同志吧!”——邓力群也曾就读于北京汇文中学,虽然在汇文中学顺利毕业,但后来却肄业于北京大学。后来,邓力群曾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共中央党史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还曾担任过刘少奇主席的秘书。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看出启功先生善于使用谦虚和风趣的言辞来拒绝他不喜欢的邀请。而事实上,启功的资格不是不够,而是太够——当启功还在汇文高中的商科读书时,他的作文水平就得到了全年级同学和老师们的首肯。
“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启功已年逾花甲。他在经历了人生更多的大风大浪之后,在各个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他仍然念念不忘自己曾经辍过学,还把自己定位于中学生。正像著名画家、烟台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王成喜评价的那样:启功先生是我心目中最受尊敬的一位老师、一位学者、一位书法家。他的艺术、他的为人是真正称得上德高望众。我敬重他的艺术、他的为人。他的艺术是了不起的,但更了不起的是他的为人、他的人格。启功先生是永远值得我们尊敬的。
2.痛并坚定着
启功的少年时期不像童年那样幸福自在。曾祖父、祖父的相继去世使得家中债务沉重,经济困难。如果不是母亲连克珍和姑姑恒季华的坚强,以及祖父门生的周济和关心,启功也不免有流落街头的可能。
对于正值学龄的孩子而言,因为家庭困难而被迫辍学,满世界地寻找工作赚钱养家,不论是在什么时代,都会让人觉得十分惋惜。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失去了对学习的渴望,彻底成了“文盲”。然而,在种种的不幸中,启功却因为母亲、姑姑的疼爱和先祖门生的仗义周济而越来越坚强。辍学对于启功来说,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不幸,不过正是因为他遭受了这个不幸,才让年轻的启功意识到以后的每一个学习机会对他都非常重要,必须牢牢地把握住。
在艰难的环境中,启功不仅锻炼了自己排除外界环境的干扰而刻苦学习的能力,而且也因为挣脱了学校的那个小天地,获得了师从百家、不拘一格地学习传统文化的机会。
经过启功先祖老世交的介绍,他跟随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体诗词。戴姜福先生精通古典文学,曾参与编写《续修四库全书》,是位良师。姜先生精心培育启功,对启功的要求非常严格,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此时,启功已经年满18岁。对启功来说,最困难的是自己的古文基础不好,以他当时的古文水平,要想读懂《论语》、《庄子》是很困难的。
戴先生告诉启功:“你已经这么大年纪了,现在不能从头读经书了。但经书是根底,至少是应该知道的常识,稍后再读。现在先读些古文。”于是戴先生教他找了一本木版木刻本没圈点的《古文辞类纂》,先从柳文读起。怎样读?启功以为先生一定会给他逐句讲解,谁知不然。先生在选出的篇题上点一个朱笔点,一次选几篇,说:“你去用笔按句加点。”就这样,启功自己句读,自己阅读,自己理解。晚上,戴先生还给启功布置十几页甚至几十页的作业。启功回忆第一次回家句读点读时,天啊!黑压压的字一大片,连下笔的地方也没有!没法子,只好硬着头皮去瞎点。见到“之乎者也”字样的地方,大约是句尾,点着比较放心,其他地方的对和错,就只好不管了。那时候的启功对姜先生的这种教育方法很不适应,还经常在心里犯小嘀咕:“这些句没经老师讲授,我怎能懂呢?!”
第二天上课时,头一天布置下来的作业要上交,因为启功作业总是完成得不好,所以不免心虚。他老是在想,老师就算不加斥责,也会哂笑的。谁知老师脸上丝毫没有表情,只是逐句低声念去,念到点错的地方,就用朱笔挑去,然后另外点在正确的地方。直到这时,姜先生才会讲解这句是什么意思,启功点的为什么错了。启功这才恍然大悟:凡点错处,都是不懂某个字、某个词或者某个句式,尤其是人名、地名、官名等等专有名词。其实,在每天句读的文章里,有太多的句子启功根本没有任何把握。谁知老师指出错误的地方,每天总计也都并不太多,真是出乎意料——不知道是启功的天分高呢,还是不够自信。但不管怎么说,戴先生给启功量身定制的这种“追赶”式的读书方法,显然很适合启功。就是在这种方法的指引下,启功硬是读完了一本《古文辞类纂》,后来还读了《文选》,以及春秋诸子的散文。
后来启功回忆说,跟随戴先生读书时那种似懂非懂的味道,他一直印象深刻。从戴先生那里,启功确实懂得了不少读书的道理。比如,遇到不懂的地方,应该到哪里去查、怎么查;重读一遍,就会有重读的理解;读书要先了解概貌,然后再逐步去理解细节;如果碰上实在难懂的篇章,不妨就放弃了,等等。戴先生还教导启功要经常翻阅《四库简明目录》,还教他如何用《历代帝王年表》列提纲要领,以了解古代历史的全貌,然后在这基础之上再逐个事件地去看《资治通鉴》。启功回忆说,戴先生总是可以教给青年学生掌握知识的有效办法。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启功跟随戴先生期间,他所学的内容并不仅仅是古文,在许多时候,先生还教启功写作文。戴先生经常出题叫学生作文,并教导说:作文,首先是在行文上要能“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求语言的逻辑性;其次,要懂得“搭架子”的道理,换言之,就是文章要有主题、有层次。每当启功写完作业拿给戴先生看时,先生都会认真地加以批改、讲解、提意见。戴先生对启功的教导,真可谓“诲人不倦”。
在逆境中,启功虚心向学、刻苦勤奋。残酷的现实让少年启功直面人生,使他感受了太多的世态炎凉,特殊的人生经历培养了他从小就与人为善、知恩图报的人生态度。而且值得强调的是,少年时代的磨难并没有使启功一蹶不振,相反的,他把这些磨难看成是人生的一种修行。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论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排挤迫害,还是成名后受到众口称赞,启功先生都能以超然的态度去面对。用北京师范大学原校办主任侯刚先生的话说,就是“安忍胜解脱,达到无所往而施惠与人的境界”。
不过,也许是“造化本无私”吧,启功的少年时代其实也是十分幸运的,虽然他报了商科,希望自己成为一名商人,不过命运却没有成全他,通过他自己的立志苦读,启功反倒成为了一个集诗、文、书、画、文物鉴定家于一身的大学者,他的德高望重,他的禅悟人生,又使他成为一个从逆境之中走出来的仁者、智者和慧者。
3.良师益友
众所周知,启功先生是集诗、文、书、画等于一身的大家。启功先生在这些领域取得的突出成绩,与他先天的艺术感觉有关,但更是和他后天的勤学苦练分不开的。
启功10岁时,看到祖父案边上挂着大幅的山水画,而且还经常看见祖父拿过自己手头的小扇,画上花鸟虫鱼等,几笔而成,感觉非常奇妙,于是他便产生了当“一个画家”的愿望。大人们也鼓励他去实现这个愿望,所以在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念书的时候,启功就拜贾羲民和吴镜汀先生学习绘画。大概就从那个时候起,启功一直发奋苦学,为日后成为出色的书画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启功学习书画的过程中,他遇到了许多良师益友,比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畲、齐白石等先生。他还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
贾羲民先生全家都是私塾里的老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还做过部曹小官。贾先生精通书史,虽然作画的技法还不是那么精湛,但他的见识却很不一般,启功跟他学画,就很好地继承了他对画不讲究点、皲,不拘定法的思想。贾先生对启功的教诲非常细心,尤其是在书画鉴赏方面,先生经常带着他去故宫博物院看展览陈列的古书古画,从而借鉴、学习古人的技法,并借机尽可能多地教给启功鉴赏方面的知识。当时,故宫的门票是每人一块银元,每个月的头三天还优惠七毛钱,而且每月的月初,博物院就要更换展品,以求全面。如果碰上像《溪山行旅图》、《早春图》这样的名作,展览时间还会特意延长,以满足参观者对精品的长时间琢磨。当时启功的家境很贫困,所以博物院的这种展览方式对于启功这样一个穷学生来说非常有利——门票便宜自是显而易见,而更重要的是启功得以观摩大量的书画作品,开阔眼界,奠定了他的书画基础。
启功曾回忆说:“我现在也忝在‘鉴定家’行列中算一名小卒,姑不论我的眼力、学识上够多少分,即使是在及格线以下,也是来之不易的。这应当归功于当时故宫博物院经常的陈列和每月的更换,更难得的是我的许多师长和前辈们的品评议论。有时师友约定同去参观,有时在场临时相遇,我们这些年轻的后学,总是成群结队地追随在老辈之后。最得益处是听他们对某件书画的评论,有时他们发生不同的意见,互相辩驳,这对于我们是异常难得的宝贵机会,可以从中得知许多千金难买的学问。”
后来,贾先生看出启功想多学一些画法技巧的心思,就把启功介绍给了吴镜汀先生。
吴镜汀先生是一位传统画画家。当时,吴先生学习的对象是王石谷,而贾先生却一直反对王石谷的画法,因为贾先生认为王石谷的画法太琐碎。不过艺术追求上的分歧并不妨碍两人成为私交甚好的朋友。启功跟随吴镜汀先生学画时,吴先生极为耐心细致,每当启功的画作有进步时,吴先生总是会喜形于色地说:“这回是真塌下心去画出的啊!”除此之外,吴先生还常常给启功指出作画的重要窍门,使启功不但能从老师那里得到鼓励,而且还能不断产生新的领悟,容易很快取得长足的进步。吴先生教画画,也从不笼统空谈,而是经常亲自示范,以求确切地表现出那一家、那一派的特点。这是一个很有个性的老师,所以即使几十年以后,启功跟随吴先生学画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
启功学画,一方面紧紧跟随老师的步伐,但也不全拘泥于老师的套路。在跟随吴镜汀先生学画期间,启功既能领会吴先生的笔意,而且还总能添加自己的创意,体现自己想要的独特风格。在20世纪30—40年代,因为家境贫困,启功不得不卖画补贴家用,也有很多的佳作在社会上流通,受到收藏家们的青睐。有许多书画评论家说启功书画的最大特色就是以画内之境求画外之情,画境新奇,画境开阔,杜绝矫揉造作,画态自然,令人回味无穷——早在小学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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