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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甘为法学献春秋:许崇德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朱松岭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2-01

书籍编号:30124335

ISBN:978721408911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964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全书内容:

大家丛书

甘为法学献春秋:许崇德传

朱松岭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引子

1990年10月1日,许崇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参观了杰弗逊纪念堂。跨出大门时,他口占七绝四句:“圆厅敞阔立金身,手执宪章瞿有神。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杰弗逊的塑像很高大,手执一卷,表明他是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这位历史著名的政治家,几百年来备受美国人民的顶礼膜拜。但是今天,许崇德作为一名中国的法学家来到杰弗逊像前,却不甘低头示弱。许崇德脱口而出的小诗丝毫没有狂妄之意,只是显露了中华儿女自尊与自豪的胸怀。


诚然,许崇德并未有过英雄般的惊人之举,更没享过高官厚禄。但他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不辞辛劳地联系实际,著作等身,桃李成群,为法制建设和法学繁荣作出贡献,生活无疑是十分充实的。许崇德的传记镌刻着历史的痕迹,反映了许崇德及其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共同的曲折道路,也体现了他作为一名学者的独特经历。

第一章 江南水乡的孩童岁月

1.湖光水色照映下的金泽古镇


许崇德1929年1月15日出生在一个名叫金泽的小镇上。金泽位于苏浙交界,南距浙江嘉善的西塘镇只有7华里。金泽原属江苏省青浦县管辖,1958年,青浦县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成为上海直辖市的组成部分。后来实行县改区,现在是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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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德家乡金泽古镇

尽管如此,行政管辖体制的改变并没有影响金泽的自然面貌。它依然是湖光水色照映下的古镇。金泽镇内有始建于宋代的宝刹颐浩寺,还有那不同年代建造的形形色色的石桥,错落有致地分散交跨在多条河流之上。镇的周围环绕着众多的湖泊河渠。区域内著名的淀山湖,湖边建有大观园。那仿古的怡红院、潇湘馆重现红楼旧梦,是上海郊外的旅游胜地。金泽西临广阔浩瀚的分湖。这个分湖就是江南名士柳亚子先生于1949年呈毛泽东诗中所说“安得南征驰捷报,分湖便是子陵滩”的那个分湖。此湖距金泽镇中心不足20华里。总之,金泽是风光绚丽、钟灵毓秀、养育人才的好地方。

2.清寒而有文化气息的家庭


许崇德幼时,家境清寒。父亲许志和曾经在当时的京汉铁路局做过低级职员。许崇德出生6个月后,父亲就病死了。许崇德的母亲黄佩忍生长在吴江县黎里镇的一个书香门第,爹爹和大哥(许崇德的外祖父与大舅父)都是清朝末年的秀才,她大哥还是柳亚子的朋友。黄佩忍受家庭影响,从小酷爱读书,成天关起门来与书为伴。黄佩忍嫁到金泽后,时运不济,几乎没有过欢乐的日子。许志和去世,留下寡妻养育襁褓中的许崇德,还有一个比许崇德大7岁的姐姐许崇道。孤儿寡母,一家三口,租住在下塘街陈修己家的三间平房里。为了支撑家庭开支,黄佩忍每天晚上辛勤地在油灯下做手工活,接受包工头发下的床单、台布等胚料,为资本家的出口产品挑花刺绣,按图加工,以此换取微薄的工资。白天,黄佩忍在镇里办了个女子私塾。当时,在镇里虽然已经有了被称作“洋学堂”的县立金泽小学,但许多家庭还比较守旧。他们对洋学堂男女混杂的现象不太放心,一般愿意把女孩子送到女子私塾里来读书明理,因此黄佩忍办学得到了比较广泛的支持和同情。而收取的少量学费对办学者维持生活来说,亦不无小补。遗憾的是这些事距今已八十多年,具体细节已难追忆。幸好故乡的媒体《青浦报》于2008年11月18日第4版刊登了一篇题为“师恩难忘”的短文,足以参考。该文的作者朱上林同志记录了他曾在女子私塾上过学的老妈妈的口述,称:黄佩忍恩师“人正直,学问好,最最了不起。……先生把个个女孩都当作自己的亲生,读书写字,教得十分认真严格。先生反对体罚学生,最大的处罚是留吃饭。黄先生与被罚学生一起,边吃边讲道理,学生在关爱和羞惭中很快认识和纠正了自己的不足。黄先生提倡妇女的自由解放,提倡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她是一个大爱无垠的良师。”这篇短文简要朴实,却验证了很有意义的历史遗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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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许崇德

许崇德幼小时睿智的开发,得益于母亲黄佩忍的潜移默化。她经常背着儿子在房间里踱步,边走边朗诵挂在墙上的条幅:“虹销雨霁,彩彻云衢。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由于王勃名句所描绘的同金泽周边的风光有些类似,所以容易刻印进许崇德幼小的心扉,编织成梦幻般的憧憬。黄佩忍通常吟唱的另一首诗便是孟郊的“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亲反复地咏唱这首童谣式的古诗,作为启蒙教育,培养了许崇德人性之爱和懂得感恩的意识。许崇德长大后在生活中遇到那种见利忘义、不知感恩的社会现象时,往往会表露出强烈的鄙视和厌恶之情,后来在1982年宪法草拟过程中,他积极支持将“成年子女有赡养扶助父母的义务”写入宪法第49条,这些都同他在小时候受到的家庭熏陶不无关系。


许崇德小时候的兴趣以及他温和的性格的养成,也是同姐姐许崇道对弟弟的抚爱分不开的。许崇道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子,先是在县城念初级中学,后在上海市幼稚师范学习。她每逢放假回家小住,姐弟俩就如影随形,亲密得分离不开。姐姐特别喜爱文学,在上海读书期间结识了多位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无形中接受了他们的进步思想。她自己也偶尔在某些进步刊物上发表一些带有左倾色彩的作品。


每当许崇道休假回家,她爱好文艺之癖就快速地传染给了弟弟。许崇道随身带回家一大摞翻译过来的俄罗斯小说,她整日便躺在夹道的藤椅里津津有味地阅读,一有空闲时就把书中的故事讲给弟弟听,使许崇德十分入神。姐姐还教弟弟唱歌,当时,许崇德从姐姐那里学会了唱《大路歌》、《毕业歌》、《热血》、《开路先锋》、《义勇军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偏僻的乡镇是不大有人会唱的,他字正音圆的童声受到了老师和邻里们的赞赏。


稍后,许崇道还教弟弟拉二胡、吹口琴。当然技艺不高,只是玩玩而已。但许崇德却十分投入,非常刻苦地练习。十多年后,许崇德拉得一手好二胡。他在大学期间,曾参与国乐团在上海广播电台演出国乐合奏的节目。同时,他还擅长弹奏吉他。1950年8月,许崇德在描述自己暑期生活的一首词中,有“风吹千页乱,指拨六弦和”之句,刻画出他凭窗弹琴的形象。在那琴弦上跳跃出来的音符里,许崇德看到了姐姐的容貌:“啊,姐姐,我是多么想念你呀!”


回忆上个世纪30年代,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潘汉年组织了上海的知识青年分批进入革命根据地。其中就有姐姐许崇道。1938年春,许崇道抵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培训一段时间后,便南下到新四军五师工作,任制图室指导员兼抗大第十分校教员。期间,她嫁给了一位名叫缪的战友。缪原籍贵州毕节,1927年参加革命,是贵州省中共组织的三个创始人之一。1942年,许崇道夫妇随部队转战在湖北孝感。许崇道在与日本侵略军的一次鏖战中不幸壮烈牺牲。生前许崇道曾产下一个婴儿,兵荒马乱之中寄养在一户农民家里。及至亲娘死去,部队大转移,婴儿生死便再也无从知晓。可怜忠魂一缕,到何处能寻觅她遗留的骨肉?


40年后,弟弟许崇德追思亡灵,曾给虚拟中的昔日的婴儿写了一首题为“示外甥”的律诗:“生于战乱未相逢,消息杳沉四十冬。欲剖舅心明母志,强思姊貌拟甥容。风侵旧袖啼痕淡,雨袭孤坟草色浓。幸若尔身能在世,耕勤勿忘觅遗踪。”此诗表达了许崇德埋藏在内心深处的亲情。


许崇道生前著述的作品不少。但年深月久,大都散佚。1991年,许崇德辗转托人,好不容易在上海图书馆的特藏部找到了许崇道1937年发表在《女子月刊》上的三篇遗作。其中一篇是新诗,共50行(登载在第五卷第三期);另两篇是短篇小说(分别登载在第五卷第五期和第六期)。许崇德把它们汇集拢来,加上其他的一些文学资料编辑成册,取名《涓水苔痕》。在扉页上清楚地写上“此书献给亲爱的姊姊崇道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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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崇德与金庸先生(左)

《涓水苔痕》一书的编者署名“钟岱”(崇德的谐音),由查良镛(金庸)先生题写书名和作序,并由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对许崇德来说,这是半个世纪之后奉献给姐姐许崇道的一瓣心香。而对金庸的侠义相助,许崇德非常感激。


当初,许崇道辞母别弟,奔赴延安,母亲的内心十分复杂。她一方面觉得依绕膝下多年的爱女从此离别,远走高飞,感情上实在难分难舍。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深明大义的女人,认为国难当头,让自己女儿投身抗日,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母亲黄佩忍虽然性格坚强,行事理智,但是每到半夜,许崇德经常发现母亲在被窝里哭泣。这种境况亦使许崇德悲怆不已。由于关山阻隔,统治区域不同,邮路不通,彼此长期处于隔绝的状态,因此愈加令人相思和不安。等到1949年全国解放,黄佩忍通过中央组织部,才知悉了上述的关于女儿的情况。人民政府颁发给了她烈属证明书。她始终在复杂的心态中度过余生,于1972年手持着烈属证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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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属证明书

从前许崇德曾经生长其中的一个清寒但具有文化气息的家庭的变迁,现在已成为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了。

第二章 世乱年荒,艰苦求学

1.暂住上海租界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接着,“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大举攻打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日,无数英烈为国捐躯,但战争终于失利。上海失守后,日军长驱直入,于1937年12月占领当时的首都南京。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许崇德的家乡那美丽的古镇又岂能幸免?金泽历遭劫难,颐浩古寺被焚毁,主要街道成为瓦砾。许崇德母子与几家老乡一起,经常驾着木船在港湾深处转移,躲避日寇锋芒。这样的日子真不好受。


许崇德有一位小姑妈住在上海。姑夫是上海六马路一家小制革厂的技师。那个地方属于英租界,由于当时日本和英国还不是交战国,所以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士兵没有进入英租界。许崇德母子投奔此亲戚,在上海暂时安顿下来。许崇德在失学了一段时间后,进入了位于成都路的一家规模很小的大江中学读初一。虽然条件不好,但可以免受日本占领者的奴化教育。这是幸运。许崇德的学习成绩颇佳,尤其是语文,他的老师黄祖香评分时,每次都用红笔批甲等给他。


在大江中学读书时,许崇德结识了一名年岁比自己大得多的同学名叫邓开安。邓开安原籍广东,父母双亡,流落上海,靠一家亲戚收养。许崇德和邓开安还有其他两名同学交往密切,形成一个小圈子。他们老是避开其他人躲进一间存放体育器材的小屋内,议论天下大事。有一天,邓开安说,他正在等候一个朋友带他去江北参加游击队。果然,过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大家不见邓开安来校上学,估计他已经走了。从此,许崇德再也打探不到他的消息。但几十年来许崇德在心里一直怀念着这位爱国的热血青年。

2.迁苏州继续读书


上海生活费用高昂,难以久居。许崇德母子商量决定迁往苏州居住。苏州虽然不如上海那样有英租界、法租界赖以托庇,但那里有几家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可以就读,从而避免日本人管教。何况沪嘉一带日兵占领为时已久,那种烧杀淫掠的兽行已渐收敛,因此,去苏州继续读书还是可行的。


苏州毕竟不像上海那样喧嚣,许崇德母子在护龙街乐桥北的孝义坊3号院内租了两间破旧的小平房,把盛放衣物的木箱充当书桌,四角垫放几块砖以增加高度,许崇德坐在一个锈迹斑斑的泰康牌饼干桶上日夜苦读(后来房东借给些破旧家具才得以改善)。许崇德就读的振声中学虽然不受日本人管教,但每周有两节圣经课。星期天早晨还必须去教堂做礼拜,用英语唱“赞美诗”。这使得许崇德十分烦厌,所以后来便转到乐群中学。它虽然也是教会学校,但不要求学生读经做礼拜。


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英国对日宣战。苏州的教会学校当然就不再是“世外桃源”了。


有一天,学校里闯来了几个汪伪政府的人,找学校负责人及几位主要的教职工谈话。之后,他们在院内贴了一张盖有红印章的“告示”,大意是:美英校产已由“政府”接管,乐群等学校停办,同苏州的其他几所教会学校合并,改名为“江苏省立联合中学”。告示宣布,“委派章志岳任联合中学校长”。章志岳看上去约30来岁,颇有仪表。传闻此人很有来头,他是汪伪政权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袁殊的外甥。学校的剧变对年轻的初中生来说,感情上无法接受。许崇德所在的初三班同学带头闹了个小小的风波,把门窗玻璃统统砸碎,校园一片狼藉。出人意料的是那个汉奸校长竟没有反应,也不抓人,又不处分学生,事情便不了了之。


1942年夏,许崇德联中毕业,考入省立苏州中学读高一。省中即“苏州草桥中学”,称得上是一所名校。校园宽敞,汪伪政府的教育厅就在后院办公。


苏州中学的中心位置有一座礼堂,礼堂的前边靠右角放着一架钢琴。钢琴不上锁,除了音乐老师外,平时没有什么人去动它。不过许崇德经常看见一个身材不高的男子光顾这儿。此人坐下来一动手,就响起非同凡响的琴声。他手指灵巧,技艺娴熟,弹奏出来的曲调远比昔日在教堂里唱诗时听惯了的琴声动人多了。后来,有同学告诉许崇德,那个偷空便来玩琴的人就是教育厅长袁殊。“呀,大汉奸!”许崇德从心眼里对此人十分厌恶,从此不再过来听袁殊的琴声了。而且岁月流逝,此情此景逐渐遗忘。


大约过了60年之后,许崇德在2005年10月偶然读到一份转载自《天津政法报》的材料,题目为《中共情报史上的“五重间谍”》,讲的竟是关于袁殊的历史:他1911年生,1929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他有多重身份:军统、中统、青红帮、日伪,而他的秘密身份则是货真价实的中共特科。袁殊1931年加入共产党后立即转入特科工作。1932年,他打入中统内部并结识了日本驻上海的副领事岩井英一,经党组织批准接受岩井按月付给他的“交际费”,成了日方的情报人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中共批准,袁殊又以青帮的身份由杜月笙推荐给戴笠,成了军统的情报人员。上海沦陷后,袁殊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秘密行动小组搞锄奸活动。袁殊通过各种关系,大量获取日本的秘密情报向遥远的延安送发。值得一提的是,他从日本外务省得知日军已确定南进的战略部署,于是火速向延安报告,使苏军解除了早先担心腹背受敌的顾虑,毅然调整部署,从远东调出了几十万兵力开赴西线。袁殊完成的情报工作数不胜数。他总是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提供日伪内部的人事更迭;苏南日军的兵力布置和“清乡”行动;建立前往根据地的秘密通道,等等。袁殊曾亲自救出鲁迅的夫人许广平,并曾掩护我方人士如范长江、邹韬奋、潘汉年等进入根据地;还曾及时提供准确情报,使粟裕部队迅速跳出日伪联合作战的包围圈。


堪称孤胆英雄的袁殊在惊险的隐蔽工作过程中没有发生过意外,这当然要归功于他的机智与胆略。但无疑他的神经始终是紧绷的。试想一个出入虎穴、处在四周布满陷阱的环境里,时刻面对着生死考验的人,他能心平如镜、波澜不起吗?许崇德60年前在苏州中学礼堂看到的袁殊弹琴的情景,看来绝不是平常的休闲作乐。且看那万马奔腾似的跳动着的键盘,且听那山崩海啸般的琴声,不正是袁殊内心包藏着的闷郁、警惕和愤懑情绪的发泄吗?许崇德原先不知真情,60年来一直以为袁殊乃大汉奸,因而厌恶他。现在真相大白,实在是看错了他。像袁殊那样忠诚为党工作,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把生命置之度外,这种品德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呀!

3.越过封锁线


在省立苏州中学读书,还算是一个宁静的地方。师生之间、同学之间关系比较友好。但许崇德心里总是为自己生活在敌占区当亡国奴而苦恼,想象着能脱离沦陷区到内地去寻找自由。有一天许崇德遇到一位姓丁的老同学,告诉他内地与敌占区存在很多秘密的或者半公开的通道,若真是想去内地的话,也并不困难,但要有熟人指引。丁同学又告诉许崇德,现在正巧他的堂叔叔要从那边过来,明天就可以介绍与他接头。


事情办得非常顺利。这位内地来的丁叔叔热情地向许崇德讲述了不少情况,并建议许崇德只要进入内地上了学,就算目的已经达到,此去不必走得太远,如果一个中学生孤零零地想到重庆昆明等大后方去,那肯定不现实。他认为还是去皖南屯溪为妥。当时年轻的许崇德思想单纯,他只求脱离日占区,至于大后方还是小后方,他根本分不清楚,至于蒋管区与革命根据地有什么本质差别,则更是毫无所知。他觉得丁同学的叔叔说得很有道理,就痛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拿了他书写的三封介绍信转身回家去告别慈母了。


母亲黄佩忍4年以前送别了亲生女儿,而今又要告别相依为命十多年的儿子,内心的痛苦是无以言喻的。但她权衡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许崇德的志向。母亲黄佩忍陪着儿子赶路,舟楫劳顿,把儿子一直送到太湖西岸。她把身上的钱除了家用外全部给了儿子,叮嘱许崇德好好过日子。然后,黄佩忍回到苏州收拾什物,返回金泽老家去了。


根据苏州老丁叔叔的指点,许崇德先奔宜兴,再找到宜兴郊外叫做丁蜀山的地方。那边有位乡村教师陆德生,他就是这一带的交通员,来往内地与敌占区之间的过客都找他接送。陆德生看了丁叔叔为许崇德写的介绍信之后,就提供了一碗地瓜饭,安排就寝,说明日一早就要出发过封锁线。第二天早晨,陆德生带领许崇德还有另外几个过客出发了。


所谓封锁线,其实只是群山中一块杳无人烟的宽阔地带,走路需要三个多小时。封锁线两边并没看到有任何一方的士兵看管。可能由于交通员熟知路况,懂得避开哨所,封锁线很容易就通过了。再往前走一阵,就到达了当时的重镇张渚。张渚方圆很窄,但却人头嘈杂,热闹非凡。这是因为那里是沟通两地的要道,所以什么人都聚集在此。国民党在张渚有一个小小的地方政府,但管理效能特别低下。政府办了一个招待所,许崇德等一批人就在这里暂时落脚。由于需要为继续行进张罗运载工具(主要是毛驴),所以大家必须等待几天。


许崇德住的是招待所的一间大屋,有十多个床位,住客流动性很大,互相也都不熟悉。过了两天,许崇德忽然发现自己带来的钱钞放在枕头底下,却被人偷走了。这不啻晴天霹雳,打击实在太大。招待所里的同伴们都替他焦急,有的帮他到处寻觅,却毫无所获,有的找当地政府要求捉拿窃贼,亦终无结果。那时,有一位同住招待所的贵妇人模样的上海女士突然站出来对许崇德说:“不要怕,你不是要去屯溪吗?我们是去昆明的,会路过屯溪。我们把你带到屯溪就是了。你一路上吃饭住店我全包了。你到了屯溪之后,再自己想办法吧。”这位女士助人于危难之中,非常难得。她的名字叫韩淑英,真是一位好心肠的人。


不几天,许崇德跟随韩淑英等人出发了。她有4个同伴,除一个女孩外,其他都是男性。韩淑英自己坐轿,余者全都步行。加上轿夫和几个赶驴的伕子,阵容亦算不小。队伍日行20—50华里不等,走的是原先能开汽车的土马路。但因军事防御的需要,整个道路全已毁坏,被挖满了大坑或者深沟,所以行走不方便。在路上经常遇见三三两两的国民党士兵,走步很不整齐。这里属顾祝同任司令长官的第三战区。顾祝同威望不高,因为他在对日作战中从来没有打过胜仗。他的部下就像许崇德一路上看到的,一个个戎衣破烂,面呈菜色,两条腿细得像棍棍拖着双烂草鞋。听说国民党军官克扣军粮,贪污腐化;军营内赌钱、吸毒流行。许崇德心想,这样的队伍怎能赴前线抗日呀,因而不由得萌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但另一方面,许崇德看到周围层峦叠翠,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盛开(当地叫映山红)的宜人景色,还偶见锦羽雉鸡从花丛中掠过,听到树林里传来的鹧鸪的鸣叫声……这样美丽的环境是生长在江南水乡的人未曾遇到过的。于是又想:这样可爱的国土怎能任由日军践踏呀!就这样,在失望与希望交替中,许崇德风尘仆仆,途经安徽的广德、甲路、宣城、重山关、歙县等大大小小的城镇,终于到达了屯溪(现称黄山市)。

4.皖南山区流浪


抵达屯溪后,许崇德告别了韩淑英等人,按照丁先生在苏州的嘱咐,找到青年学生招致站。可巧在招致站的大门口,许崇德遇到一个脸熟的大龄青年。仔细一看,认出他是苏州振声中学教过许崇德生物课的小朱老师。他乡遇故人,真是喜出望外。小朱老师说,为了反抗日伪统治,他全家搬到内地来了。他父亲原是苏州东吴大学的教授,现在临时在这个青年学生招致站工作。两人边说着,边往里走。小朱老师为他向父亲引见,简要地介绍了许崇德的情况。过了些时,招致站的负责人回复说:“我们这里是上海学生招致站,来此报到的学生一次资助60元。你是苏州的学生,不在本站所管的范围之内。考虑到你情况特殊,就破例资助你30元吧!”许崇德感激不已,点头收受了。


依靠招致站的帮助,许崇德进入了离市区不甚远的梅林中学念书。那是一家抗日战争开始之后才由当地法院的王院长创办起来的。由于王校长为人尖刻,所以大伙儿管他叫王老虎。梅林中学的校舍颇为简陋。男生宿舍是一个大屋,好几十人挤在里面,双层的木床摆得满满当当。这里卫生条件恶劣,人一走进宿舍,腿上就爬满跳蚤,令人奇痒难忍。有一次大家正在睡觉,忽然一条赤链蛇从房梁上跌下,落在许崇德左侧的床铺上,床上的那位本地同学毫不惊慌,一挥手就把那蛇从窗户里扔了出去。据说这是此地的平常事。


学校的伙食尤为差劲,吃的是粗糙的红米饭,饭里掺杂了大量稗子,吃下去不易消化。8人一桌站着吃桌面上的一盆菜。那是用晒干了的萝卜切成的“干丝”,大家必须动作迅速,否则将会一根也捞不到。学生白天上课,晚上每人领一盏油灯和一根灯芯,像鬼火似的照着自习。后来天热了放暑假了,学校就不供给吃的了。幸亏有一位教数学的冯老师邀许崇德到他家里去吃了一个月的饭。老师家的饭对许崇德来说,是免费的高级享受。


第二学期,许崇德告别冯老师,转到了黟县复旦中学。与许崇德一起转去的还有两个梅林中学的同学,一位是来自江苏武进的戎元培,另一位是来自无锡的赵祖瀛。不久后,戎元培因生活不习惯,很快就离开复旦中学返回老家去了。而赵祖瀛暂时还坚持着。黟县离屯溪大约60华里,是一个十分封闭的小县城。复旦中学就坐落在黟县城外一个小山坡上,校长名叫谢小鲁。那个中学与上海的或者重庆的复旦大学毫无关系,只是有几个复旦的大学生于上海沦陷后跑到内地来创办了这所取名“复旦”的中学。复旦中学的校址还算宏大,本来是当地一个显贵的大家族的祠堂。它与梅林中学相比,显得宽敞多了。但是论卫生条件以及伙食质量,则大体相同甚至更差。


时值秋季,疾病流行,许崇德不幸患上疟疾。这种病带有间歇性,病发时冷得浑身发抖,必须上床睡下,病不发时仍可以来回走动,上教室听课或从事其他活动。后来由于饭食不好,许崇德又闹起肚子来了。一天拉好几次,连晚上也必须起来。有一天半夜,许崇德被肚子痛醒,急忙下床。那个学校是没有厕所的,拉屎撒尿只要找个墙角、篱下或者大树底下即可。许崇德在墙边刚一蹲下,立刻有两条毛茸茸的、眼睛射出蓝色荧光的野狗冲了过来,它俩摆开架势争抢那刚落地的新鲜粪便。唉,这里连狗也饿慌了。


看到许崇德的病情,学校把他送进了城里的县立医院。这个医院很简陋,只有一位医师和两名护士。求医的人也不多。医院是原来一座大庙改造的,从前的神像、神坛都已清除得无影无踪。现在的医院前前后后有三个厅。门口是前厅,是挂号及候诊的地方。中厅最重要,亦最宽大。院方将这中厅划分为左、中、右三部分:正中是医生看病的诊室,左边是药房,而右边则用布幔隔成三小间,每间放一张木板床,是收留病人住院的病房。因为没有别的病人住院,所以医师护士下班回家后,整个医院就只剩下许崇德独自一人了。


许崇德探头往里,想知道那后厅的情景。这一看不要紧,看了使他吃了一惊。原来那后厅破旧不堪,无人居住,是专用来供本地居民停放尸体的地方。那棺材密密麻麻塞满了一屋子。尤其是那后墙根前,棺材像叠罗汉那样,摞得高高的快要顶住屋梁了。许崇德心想:“哈哈,今晚我要和这群鬼魂在一起过夜了。”


许崇德满不在乎,不点灯便睡熟了。本来医院寂静无声,但许崇德总是听到布幔外好像有人在厅里走动,甚至有板凳移动的声音打扰他的清梦。这深夜里的响声难免让病弱的许崇德觉得有些恐怖。他判断这是野猫、野狗或者是老鼠在捣乱,不足为奇,于是心安理得又入睡了。


但出人意料的,真有奇事出现。当许崇德睡到天快亮,起来小便的时候,竟恍惚中看到后院的棺材板上坐着一个女人。这倒确实使许崇德胆战心惊。后来打听明白,那口棺材是新近死的一个男人,在半个月之前存放到这里来的。他生前对妻子特别恩爱。丈夫死后妻子痛不欲生,每到半夜,她经常会摸黑来这里,陪着丈夫的尸骨坐到天明。


“天下之大,难得有如此痴情的女人!”许崇德大为感叹。

5.富春江月不照人圆


现实中不断遇到的挫折使许崇德思考下一步怎样走的问题。本来许崇德为强烈的爱国心驱动,满腔热情地到内地来寻找自由和求得知识的,可是从踏上蒋管区的土地,从张渚到黟县,许崇德的所见所闻以及自身的遭遇,使他越来越灰心失望。如果勉强在这里继续苦熬,许崇德意识到前途茫茫,很可能最终客死他乡,毫无所获。与其如此,不如“归去来兮”回老家去陪伴孤独的母亲为是。


许崇德主意已决,出院回校找到同学赵祖瀛。他知道过几天赵祖瀛就要回老家无锡了,拜托赵带封书信回去,再请他将信从无锡邮寄到许崇德的老家金泽。许崇德在信中向母亲诉说三点:第一,儿决定回家,但要领一张“良民证”送来,因无证不能在沦陷区行走;第二,请母亲经杭州到富阳的大源镇相见;第三,见面的日子是12月20日。


赵祖瀛走后,许崇德计算时间,按期步行经渔亭到屯溪大桥的新安江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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