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英）罗伯特·道格拉斯,李静韬译

出版社：杭州蓝狮子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3-01-01

书籍编号：30124550

ISBN：978730811005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22939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李鸿章传：一位晚清在华外交官笔下的帝国“裱糊匠”

（英）罗伯特·道格拉斯 著

李静韬 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序一

这些年，忙于做编辑，无缘静下心来写书。虽无写书福分，但得了一个坏毛病，那就是为朋友的书写序。友人、同事、学生、同行可能见我心志疏懒，常邀我作序、写推荐语，刺激我写书的欲望。我心领美意，也少有推脱。这次，蓝狮子出版人、复旦新闻系的学弟、也是FT中文网专栏作家的吴晓波要我为这部《李鸿章传》中译本作序。他告诉我，我这次作序的身份，与以往都不同，是作为原书英文版的发现者。

发现这本书是在英国。1988年夏，我拿了中英友好奖学金（也称船王包玉刚奖学金），由上海去英国留学，攻读传播学博士学位。在英国读书，自然会得一些英国病。比如，我开始喜欢散步、爱逛博物馆、谈论天气宠物，对吃的品位和要求降低，还有爱逛旧书店。

当年在莱斯特大学读书时，我和日后成为台湾传播学名教授的师兄冯建三为淘旧书打了多年擂台。几乎每个礼拜，我们都暗中较劲，策划避开对方的路线，到城里几家旧书店快速巡视一遍，夺下好书。旧书店里多有古旧书籍返潮后一丝淡淡的霉味，我们倒是乐此不疲。买完书后，两人常常凑在一起，交流经验，实则彼此炫耀，一是看谁淘到好书，二是看谁淘得便宜，玩读书人的游戏。淘书，一是需要体质好，特别是颈椎功能，得有长时间歪着头侧看书名的本事；二是相信运气。常常数小时下来，一无所获。汗流浃背，几经绝望时分，常有曙光映现。许多珍藏的好书，似乎都是在最后一刻灵光闪烁时蹦出书架的。

我既是原书发现者，总得对此书的来历有所交代。根据我在扉页上的记录，这本英文版《李鸿章传》，应是1996年11月6号在伦敦West Finchley离家不远的一家旧书店购得。每得一册旧书，我都习惯在书上随手写下几句备查。兹照录如下：“李鸿章为中国近代史一重要人物。洋务、西学东渐。讨论中国现代化之路，不可不说李鸿章。”另一页上，是我在2000年补写的几行字，应是重读此书时所记：“此书（原）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哲学部收藏，后流出。我自二手书店购得，收藏。”

这本书，红褐色精装封皮，小开本，毛边，Bliss，Sands and Foster出版社1895年出版。因放在旧书店古董书架上，好像书价不菲，20多英镑的样子。书中有幅李鸿章黑白画像，一捋中堂大人的白胡须，面色威严。印制精美，应是维多利亚时代大不列颠最高技艺的印刷术。画像上，罩着一层极薄的半透明纸，用作保护。文革时，人手一册的《毛泽东选集》扉页，有张精致的毛主席像，上面也有张相似的透明纸，俗称“糯米纸”。按照现在的说法，当年曾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也应算是当时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这个待遇也不过分。

此书在伦敦家中的书架上一躺就是十来年。前几年，吴晓波送我他的新书《跌荡一百年》。十多年不见，他已是国内很出名的财经作家，一位中国近代企业史以及洋务运动的研究者，而李鸿章正是这个历史章节最紧要的人物之一。于是，我将这部书从伦敦带回北京，交给晓波。这本书对他更有用。接过此书时，我看得出晓波很兴奋。几年后，他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将这部英语世界的第一本《李鸿章传》译成中文出版。 原本想赶在2011年李鸿章诞辰110周年时出版。阴错阳差，拖到了112年。

此书英文版问世那年，正是李鸿章一生的滑铁卢之年。1895年，他代表大清国与日本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士大夫唾弃并弹劾，被免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要职。他灰头土脸，声名跌至谷底。西太后念其早年功劳，封其为大清国全权特使出席沙皇加冕礼，随后有欧美八国之行，包括当时的五大强国——俄、德、英、法、美。1896年3月28日到10月3日，历时190天，超过半年时间。那年他已73岁。1896年8月，李鸿章由巴黎抵达伦敦。他先拜见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后会见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在英国，他参观了许多工厂——枪炮厂、炼钢厂、船坞和造船厂、银行、电报局等。李鸿章，这位中国洋务运动第一人、晚清第一重臣、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副王”感慨道：“天下不可端倪之物，尽在英伦！于欧洲政教，本大臣只是心领而未由目击，今日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生今之世，善教发为善政，其明效大验，有若是哉。”据史料载，伦敦金融圈与商界盛宴李鸿章，耗资六千英镑，热盼中央大国开放市场，扩展商贸出口。这与80多年后邓小平重开国门初年西方对中国的眺望何其相似。

李鸿章一生练兵办洋务，但仅在晚年一睹洋务之乡的实绩。他说：“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这番话，不免是用他在欧美190天的所见所闻，浇胸中之块垒。

此书作者道格拉斯勋爵(Sir Robert Douglas，1838—1931)，有着维多利亚时期英国殖民官的完美资历。他曾任英国驻华外交官。出使中国时，年仅20岁。后曾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汉学教授、大英博物馆东方书籍与文献的研究员。他也是一位功力独到的传记作家。他笔下的李鸿章，与梁启超的不同，是一个复杂矛盾、一言难尽的纠结体。

此书出版六年后，李鸿章作古。

一百多年光阴，对中国亦长亦短。当年李鸿章办洋务的困惑，今日也时时可见影子。说到底，还是围绕伟大的老问题：在中国地图上，世界在哪里？在世界的版图上，中国又在哪里？

序二

如果以敬意和温情去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应该承认在过去两千年，中国之所以得以平稳发展，之所以“超稳定”，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因为中国的政治架构，是因为涌现出一大批明君贤相。

明君我们不去说了，先说贤相。在这两千年帝制时期，从李斯开始，至李鸿章结束，中间有成就有声望，值得人们怀念或敬重的贤相并不少，比如汉代的萧何、陈平、公孙弘，后汉的曹操，以及稍后的诸葛亮，唐宋时期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明君贤相既推动了这种繁荣，本身也是繁荣的一个组成部分，房玄龄、杜如晦、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直至明清张居正、范文程，以及我们将要说到的李鸿章。他们都是时代骄子、国家柱石，都不同程度地推动着历史前进。他们有不足，有失误，但作为后人，应该善待先人，多看贡献多看正面或许更有意义。当然，在这两千年中，中国的政治架构并非一成不变，内阁的设置也有很大变动。说这些人为贤相，只是从广义的君臣关系而言。

在这个名单中，最值得研究的是开始和结束的两位。李斯，在我们一般印象中似乎名声很臭，那是因为我们从“后帝制时代”回望历史，如果从历史事实去考察，李斯的贡献就是沿着商鞅等开启的路线一路走下来，将先前的封建制过渡到此后的帝制，或者叫做“中央集权”。李斯是帝制两千年第一位丞相，他的理论思考和历史贡献应该从“过渡时代”这个层面去考虑。

与李斯情形相仿佛，李鸿章是两千年帝制时代最后的丞相，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长时期主管清政府对外通商以及交涉事务，很长时间是中国最高外交官，参与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主导洋务新政，处理晚清三十年最复杂的对日外交，是《中日修好条约》、《马关条约》中方签字人。

在晚清数十年外交活动中，李鸿章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过去“悲情近代史”叙事模式主导下，李鸿章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好像对外妥协都不应该，好像如果不是李鸿章出面，中国的结局肯定不一样，一定不会签订《中英烟台条约》、《中法会订越南条约》，更不会签订《马关条约》、《辛丑条约》，也不会同意让外国人租借香港、胶澳、旅大、广州湾，更不会割让台湾、澎湖、辽东半岛，不会在马关议和、辛丑谈判中赔了那么多钱。好像近代中国的所有责任都应该由李鸿章承担，李鸿章以一人之身担负着近代中国落后、挨打、被欺凌的全部责任。

人们当然有权力这样指责李鸿章，李鸿章在其政治生涯中也确实有失误与不妥，比如在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或许不应该意气用事弃东洋转亲北极熊，更不应该总是使用传统中国“以夷制夷”的老路办外交。他说中国外交在那时的最大难题不是自言自语、自说自话，而是要有国际视野、世界意识，要让世界觉得中国不是怪物，中国与别国一个样。只有让世界各国以平等身份待我，中国才有外交可言，才有国际地位。

李鸿章的认识是对的，只是历史条件的约束，有许多事情他可能知道，或许也已经想到，但是没有用。比如李鸿章的幕僚在19世纪70年代就向他详细讲述过西方富强并不在坚船利炮，并不在生物电化，而在制度，在于西方人有一个上下沟通无滞碍的议院制度。至于日本的明治维新，李鸿章也是最先详细了解的中国人，但是没有办法，中国只有经历了头破血流，只有到了彻底失败，方才醒悟，方才走上维新，学习东洋。

时代局限了一个人的能量发挥，这在历史上常有。李鸿章可以做得更好，可以给历史少留遗憾。然而，历史毕竟走过，没有办法遗憾，我们这一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弄清近代中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李鸿章那一代中国人所做的事情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

其实，如果从大历史视角去观察，李鸿章那代人和我们今天一样，处在一个大的历史转型期。这个大的历史转型期，又与商鞅、李斯当年的情形很相似。商鞅、李斯的转型是从封建制到郡县制，是构建中央集权统一帝国。而李鸿章和我们，处在从帝制向“后帝制”转型，连带的，就是从农业文明转向现代工业文明，从传统转向现代。这就是李鸿章和我们比较相似的生存环境。

如果从这样的历史视角去观察近代中国，我们就会有很不一样的发现。我们就会觉得李鸿章那一代人可能不是旧体制的捍卫者、裱糊匠，恰恰相反，他们心中的理想是期望中国和东西洋相近、相似，或相同。换言之，他们是中国新的历史时代引领者。由此反观李鸿章办外交、理洋务，才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才知道他们那一代人的不容易。

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相当多的成果，李鸿章的全集自其故去也不止一次编辑过。过去的研究，大致厘清了李鸿章行年基本事实，但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估，在国内外分歧比较大。许多人注意到了李鸿章思想的现代性，注意到李鸿章不是在为旧体制辩护、修补，但他究竟怎样思考中国未来，指出中国的方向，在过去的研究中注意不够。尤其是国内最近几十年将近代史高度教条化，李鸿章那些负面的帽子无论去掉多少，都无关于从根本上为李鸿章寻找到一个新的定位。

英国人罗伯特·道格拉斯写的这本《李鸿章传》值得一看。这不仅仅因为英国人的第三者立场，而且在于作者的写作并没有述及李鸿章的一生，而是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作者与李鸿章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他对李鸿章在条约签订后所受到的委屈深表同情，以一个中立的旁观者身份，使用西方文献描述了李鸿章先前几十年风风火火推动中国进步的业绩。作者的看法，读者或许不能完全同意，但不同的意见正是学术发展所必须，也是读者兼听则明应该有的涵养。

衷心祝贺这个译本的出版。

马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2012年9月10日

自序

作为晚清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李鸿章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褒扬者，如梁启超称其为“数千年历史上一人物”、“十九世纪历史上之一人物”；贬抑者，称其为汉奸、卖国贼；而他自己则自嘲为大清朝的“裱糊匠”。对于这样一位重要而又复杂的历史人物，值得后来者认真审视。

关于李鸿章的研究，国内外已有诸多著述。而本书出自李鸿章同一时代的英国外交官之手，出版于1895年，为西方世界第一本关于李鸿章的传记。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记述了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到签订《马关条约》近五十年的仕途生涯。本书虽为一个多世纪之前的著作，但书中保有大量原始资料，且视角独特，仍是研究李鸿章甚至晚清历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基于这些考虑，我们特意组织翻译此书，推荐给国内读者。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总体而言作者的叙述是客观而中立的，但终究是外国人且囿于时代的局限，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观察和评价难免有失偏颇，对资料细节上的考证也偶有疏忽失察，相信读者能对此给予理解和宽容。这也并不表明出版社持有与作者相同的立场，作为一家之言，本书的观点仅属于作者本人。

对于我而言，撰写一位中国政治家的传记，显然不如描述一位欧洲权贵的生平那么得心应手。我无法获得李鸿章与其密友之间的往来信件，因此也就无法从其亲友的立场出发，观察他有着怎样的思想和想法。我没有找到李鸿章的日记，那些日记记载了重大事件的片断，以及他对这些事件的评论；我也没有李鸿章已发表的回忆录可供参考，让写作这部传记的工作轻松些。在外界看来，中国的政治家从来都只是以公众人物的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之中。除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外，李鸿章从未被看作一个个人；他仅仅出现在一些正式的访谈和公共场合中。在李鸿章身上，官员和个人的界限非常清晰，关于他隐秘的家庭生活，仅能通过各种各样的传言来追踪。

所有想要了解李鸿章在任何场合中与异性交往（欧洲意义上的）的想法，都由于中国男性与女性之间壁垒森严的隔绝而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不幸的是，在这样一种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政治家的李鸿章同样对外国人怀有敌意，这构成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建立友好互动关系的一个障碍。

我通过一切可能的渠道搜集资料，并以此为据，希望在本书中向读者还原李鸿章生活的原貌。这些资料有的来源于《京报》（注释：《京报》是由中国古代朝廷传知朝政的文书抄本发展而来的，曾被称为《邸报》、《邸钞》、《朝报》等，到清初始固定报名。《京报》通常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报纸的最高级形式。——译注）（在这份报纸中，李鸿章经常向皇帝陈述他的政治和行政主张，皇帝也会依据时局通过这份报纸对他进行公开的斥责或嘉勉），有的来源于中国的其他报纸（这些报纸详尽地记录了李鸿章的行踪和社交活动），有的来源于蓝皮书（它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了李鸿章在所有外交谈判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的来源于与这位直隶总督经常往来的密友。

经验表明，关于李鸿章的名字有必要再多说两句话。对于那些不熟悉东方人的姓名是如何被转译的人来说，知道以下这点可能有助于较纯正地发音——“李鸿章”应被读作“Lee Hoongcha^ng”，a^的读音类似于father中的a。

罗伯特·K.道格拉斯
1895年6月7日

第一章
李鸿章的出生以及他的家族史——李鸿章的母亲——李鸿章的童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三合会——洪秀全——太平天国的胜利——李鸿章第一次效力于朝廷——崭露头角——被任命为福建道台——杭州和苏州的失利——进攻上海
73年前（1823年），在安徽首府合肥降生了一个男孩，他长大后注定要比同时代的其他人对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出于中国固守故土的传统观念，李氏家族已在合肥定居了数十代。李氏家族并非特别显赫，李鸿章的父亲是这个家族的族长，他既不是腰缠万贯，也不是智力超群。的确，他考取了进士，但是他并没有产业和财富，而是心满意足地甘愿做一个文士。关于李鸿章的母亲李夫人，我们知之甚少，但是我们可以从她几个儿子的成就中推断出她必是一位不同寻常的女性。在她的五个儿子中，有两个儿子功成名就，其中包括日后成为直隶总督的二儿子李鸿章。关于李鸿章少年时代的记录同样不多，我们只知道他非常勤奋好学，在很年轻的时候就能够写一手优美而精湛的好字，使自己在同辈中鹤立鸡群。即使在今天，他的书法也依旧广受好评。虽然在西方世界，写得一手好字并不会被视为一项了不起的才能，但在东方国家，尤其是在中国，想要踏上仕途，必须要写得一手好字。
李鸿章很早就在院试中被选为优贡，后来又在乡试和会试中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在最后一场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成功地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庶吉士是明清时期翰林官的一种，为皇帝近臣，负责起草诏书、为皇帝讲解经籍等。——编注。）翰林院是一个带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官署，在职能上类似于英国的皇家科学院。不过，与皇家科学院相比，它还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翰林官可以领取一定的薪金，但前提是他们必须利用他们掌握的一切资源促进学术进步。翰林院还有一条轮值制度，即翰林官会被委派去公共机构任职。李鸿章原本也可能在这样的环境中遵照惯例度过他的一生，但在那个混乱的年代，李鸿章的命运注定要与一般中国文官不同，他的精力注定要投入一个更广泛、更活跃的领域。
清帝国的南方诸省多年来一直处于混乱之中。清政府对当时民间秘密组织中最有势力的三合会（三合会(TriadSociety)又称洪门三合会，为历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组织，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编注）一直心存戒备。当时三合会吸引了大量会众，并蓄势待发，准备与当地的政府军一决高下。三合会的公开目标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让皇权回归汉人手中。其领导人不断发表极具煽动力的言论，在南方诸省产生了广泛而深入人心的影响，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而政府军又无法场场制胜。在这样一个权力分崩离析的时代，人们需要一位领袖来领导当时盛行的变革观念。在广东省的学子中就诞生了这样一位领袖，当地最强大的民间组织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他的名字“秀全”有着吉祥的寓意，这个男人命中注定要取得一时的辉煌。洪秀全于1814年（此处原文误作为1813年。——编注）出生于距离广州不远的一个小村落中，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儿时就是在水田里放牛度过的。一旦长大成人，他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无聊的生活。不过，他后来的职位也同样乏味：乡塾的主事。
洪秀全的雄心壮志并没有得到满足，在参加广州会试之前，他曾几次在主考官面前毛遂自荐，希望能由此步入仕途。然而，他的文才算不上出类拔萃，并没有经由会试获得功名。毫无疑问的是，他最终找到的发展方向要归功于他此前的屡次失败。在一次去广州的路上，他邂逅了一个基督教传教团，一位教士给了他十几本宣教的小册子。他阅读了其中的几本，虽然没有真正理解基督教的教义，但他那异乎寻常的想象力却被这些小册子激发了出来。过度劳累和失望给他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在一种近乎昏聩的精神状态下，洪秀全看到了上帝和基督现身，并劝导他用武力推翻满洲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在无知的人群中，“先知”往往被看做是被神拣选出来的人，而当“先知”的梦想与其他普通民众的现实感受一致时，“先知”更是被披上了神圣的外衣。
在一位狂热信徒的支持下，洪秀全开始向他的朋友和熟人宣传他从小册子和幻觉中领悟到的伪基督教教义。他和他的信徒不知疲倦地走遍广东和广西两省，向百姓大力宣扬他们带有革命思想的新教义。通过这种方式，他的旗下很快聚集了数千人。作为一场规模宏大的运动的开端，洪秀全带领他的信徒们进攻了附近的一个集镇，并很快攻克了它。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又一场的胜利。1851年8月27日，他的部众攻下了永安城。好运伴随着洪秀全和他的信徒。他带领一万人在湖南省攻城略地，1853年初，他们攻克了扬子江畔的江宁（位于今南京市内）。南京，这座明朝故都，很快就成了“太平”王朝的首都，天王洪秀全相信，他的天命就是在此建立太平天国。对于洪秀全来说，不幸的是，他似乎忘记了自己还没有完胜，他没有乘胜向北攻打北京，却派遣他的军队沿江驻防，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异常复杂的政府体系。洪秀全最忠实的四个追随者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和韦昌辉分别被封为东王、西王、南王和北王。后来，当上帝的灵魂降临到洪秀全身上时，他还册封了更多的王。因为缺乏明确的奋斗目标，洪秀全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开始沉溺于后宫美色，闭门不出，只有他最信任的几个人才能见到他。我们无法得知他在这个时期的诸多生活细节，然而很明显的是，他已沉溺于东方君主常见的委靡生活中不能自拔。
有一次，东王杨秀清陷入神迷状态，他接到了——或者说是他自以为接到了——全能的天父的命令，让他谴责并惩罚洪秀全在后宫中对待异性的种种行为。杨秀清在惩戒天王、行使天父赋予他的权力时没有显示出丝毫的勉强，他甚至说服了洪秀全自愿接受来自天父的雷霆严惩。杨秀清认为，惩罚本身带来的耻辱就够了，他没有对洪秀全施以应有的鞭刑，而仅是谴责他在对待嫔妃和侍女时拳打脚踢的粗暴态度。天王洪秀全在一段时间内顺从地接受了惩罚，他甚至公开宣称东王杨秀清是圣灵的化身。但是当他的忍耐到了极限时，他便开始指控杨秀清品行败坏，并背叛了天国，经过审判，杨秀清的叛逆罪名成立，并最终被处以了砍头的极刑。
与此同时，太平军沿着长江迅速向下游进军，不费一兵一卒就占领了镇江和扬州，两地清政府守军望风而逃，其逃跑速度完全不亚于中国军队在最近这场与日军的战争中的表现（本书写作于1884年，作者这里指的是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一些军队的怯懦表现。——译注）。在一番尽情掠夺之后，太平军挟持镇江和扬州的军民退守南京。凭借着类似的一时之利，太平军的人数急剧增长，达到十万之众，一方面，他们甚至让被占领城市的女人们建筑防御阵地，防范清军夺回太平军刚刚占据的城市。另一方面，太平军的首领们并没有完全遗忘进攻北京的必要性。1853年5月，他们派出了一支纵队，远征北方。远征军一路上攻无不克，先后攻占了安徽、河南、山东和直隶南部，最后又攻占了距离天津仅20公里之遥的静海。
就在此时，蛰居在合肥父亲家的李鸿章首次脱离文士的圈子，开始参与到了中国的内战中。太平军攻克安徽激起了李鸿章报效国家的热情，他认为，此刻正是每个有一定权势和威望的人为国家福祉挺身而出的最好时机。李鸿章组建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团练（淮军的雏形），并率领他们与太平军展开厮杀。不过，他指挥的这支乡勇并未给太平军带来任何真正的威胁，也没有取得任何像样的胜利。当太平军继续向北推进时，李鸿章才开始起到一定的作用：他率领士兵袭扰太平军的后方部队，并俘获了一些掉队的士兵。然而，当太平军的第一支大部队离开安徽境内，向河南进军后，李鸿章率众顽抗的使命还远未结束，此时，太平军的第二支大军接踵而至，从安徽向山东挺进，再次攻克了一个战略重地——临清（今山东境内）。如果第一支太平军能够成功地守住静海，那么他们就很有可能在第二支太平军的掩护下，实现夺取北京的目标。但是，两支太平军都过于贪恋攻城略地，他们孤军深入，远离后方，被大批清军抄了后路，截断了他们与南京的联系。因此，运动战成为了太平军取胜的关键，当他们的快速进攻被天津守军成功击溃后，两支北伐军就注定难逃失败的命运了。第一支太平军在静海被围困数月后，饥饿而又绝望的士兵们拼死突破了清军的包围圈，向南京方向撤退。这个消息不胫而走，使得山东境内率领第二支太平军的指挥官也立即下达了相同的撤退命令。尽管李鸿章和他的乡勇们早就得知了太平军南撤的消息，但他们根本无力在中途截击太平军。即便如此，李鸿章的贡献还是成功地引起了两江总督兼兵部侍郎曾国藩的注意，他下令将李鸿章的民兵队伍编入由他亲自指挥的嫡系军队。事实证明，曾国藩的选择是正确的，李鸿章很快就显示了出色的军事才能，成功地完成了上司委派的一次次军事任务。
尽管李鸿章不过是一名经过训练的平民，但他拥有很多战士的特质。李鸿章身材高大，比一般的中国人要高出一头，足有六英尺多。他的双目锐利、明亮、闪着光芒，并且从未因为渐增的年纪而稍显暗淡。他的举止平和而冷静，你从他的容貌就可以看出他的精干和坚韧。毫无疑问，曾国藩是他那个时代最杰出的官员，而李鸿章很可能接替曾国藩成为清政府最优秀的官员。他在曾国藩的军队中屡屡建功，因而步步高升，到了1859年，他被委任为福建道台（此处疑为作者笔误，李鸿章从未担任这一官职，而是被授予过福建延邵建的道员遗缺；在当时的西方人中，怀有这种误解的不止作者一人，参见约翰·濮兰德著《李鸿章传》（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译注），并有望进一步擢升为巡抚。这个职位一向都很重要，当太平军在福建的反叛平民中大肆招募新兵时，它就显得更为关键了。在担任福建道台时，李鸿章同样尽忠职守，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他的忠诚和才干。这段任期或许是他远离中央权力体系最短的一段时期，因为很显然，太平天国运动当时已走向尾声，南京已被包围得水泄不通，守卫南京的太平军正在想方设法地生存下去，城中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而在太平军占领的其他城市，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清军正在逼近太平天国的每座城市。然而，在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两国之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改变了整个局面，给了太平军喘息的机会，使清军功败垂成。太平军的一位将领——忠王李秀成——在此时显现了其突出的军事才能，在与李鸿章的对峙中屡屡获胜。李秀成在所有的战斗中都显示出无畏的勇气，此外，他还因足智多谋而闻名。在太平天国最艰苦的时期，他力挽狂澜，使得太平天国得以存续下去。此时，对于太平天国的众将领而言，最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占领新的地区，尤其是要占领那些富足并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城市。当时，在中国的所有城市中，苏州和杭州以其富足奢华的城市形象而声名远扬，正如中国谚语所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于是忠王李秀成径直对苏州和杭州发起了进攻。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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