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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先生》编写组编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8-01

书籍编号：30128421

ISBN：978750863443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7999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先生

《先生》编写组 编著

中信出版社

序 那些背影，一个民族的正面

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如果说民国是最近的春秋，先生犹如华夏的背影，渐行渐远。“莫放春秋佳日去，最难风雨故人来”，初看是喜语，再看是痛语，再再看，或看出旷达。

民国的学者、政要、作家、名士，纵有诸多称呼，我觉得终不及“先生”二字来得亲近且大气，可以俯身可以仰望。这在当下虽是个加上姓氏就被常呼的字眼，却又是个能遥想到鞠躬的场景。先生，几千年的敬语，被冬烘过，也被秋杀过。上世纪 60年代，我们这代人上小学时，私塾和学堂已远，戒尺和鞠躬已远，破四旧里，先生落魄；三十年后的市场化中，先生贬值或被作价。教育大景，江河日下入大坝，蓝天白云走黄沙。值此时辰，我们勉力拍摄一部回溯民国先生的十集纪录片，共鸣了许多人——那些与先生们隔代不相逢的学生们。百年国史已有镜鉴：教育盛，虽战乱纷争仍人才辈出、民力丰沛、国体向上；教育衰，纵四海平定歌舞升平也社会浮躁、未来迷茫、振兴乏力。教育，国之命脉，牵一发而动全身，系百年而导国运，而先生又为教育之魂魄。

纪录片《先生》聚焦民国国家讲坛上的大家身影，以最负盛名的近现代教育家为主角，揭示中国教育的宏观走向和个性榜样，梳理中国教育百年间的重大事件、观念嬗变，旨在溯源问脉，固本图新。《先生》的遴选标准为：开一代风气的教育启蒙者；性情、经历、作为有传奇性；对当代教育具有参照和启迪。头十集选定的十位人物是：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他们也曾身为学生，唯理想至老不灭，或者说破灭一次，再理想一次。在波澜壮阔的文化民国、烽火连天的战乱守拙、大江大海的南渡北归里，他们宛如灯塔，各自照亮一方山河。《先生》系列纪录片力图以先生般的个性制作，映现先生的贴近群伦又卓尔不群。历史影像，情景回放，当事者言，后来者说，今昔穿插，盛衰互鉴。但为今日中国教育立镜一面，呼喊十声，余音袅袅里是千年前范仲淹先生的长叹：“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

他们将苦难化作光明的文字，用背影证明民族的正面。

先生，一个称谓，一种修为，一部纪录片，如今又呈现出一本书。这本书的文字渊源，汇纳百川。为拍《先生》纪录片，深圳越众影视公司先请傅国涌、张冠生、余世存、熊培云、蔡朝阳等作家撰写文字脚本，随后有钱喻、高小龙、马莉、王韧等导演撰写各自执导的拍摄脚本，再后来成片时，《新周刊》杂志社的封新城、何树青、周可、丁晓洁等诸君，又作了杂志版的《先生》封面故事，并请一批作者充实了相关文章。在此前后，有几家出版社欲结集出版，我心虑这是各种文字、影像、客观、主观的集合混搭，出书实在太难。经不住中信出版社编辑们的恳切执著，我终将全部资料交由他们处理，遂有编写组的署名，以示集体之力。为赶深圳关山月美术馆《先生回来》平面展暨纪录片《先生》的电视首播，又请他们在极短的时间内编辑出版。至此，先生们的意态神韵，跃然纸上。这实为偶然中的必然，寒境中的暖境：“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年轻就是不老，其实，老的也能年轻。

黄昏时分，群鸦归巢，晚霞满天。有人在远方忧伤。永不相逢的故人年代，似近犹远，似远犹近。如果这世上还有怅恨，已经百年。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邓康延

二零一二年七月二十九日于深圳

前言 100年来影响了中国的先生们

先生们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今日中国之崛起，若言是全体国民之力，则此力之肇始，非在近年，乃在百年以前。百年以来国民救亡图存意志不竭不息，方有百年中国历艰难困苦终于巍然屹立。而国民意志之接力及薪火相传，有赖先生。

先生，不唯指教人知识让人考试不挂科的人，更指言传身教以处世立身之道的人。生于乱世，颠沛流离于战火年代，先生们不求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国传承与担当，像庇护小鸡的老母鸡一样，以弱身御强世，对学生教之导之帮之扶之惜之爱之，提供学问坐标系和人格营养，示范风骨与风度，为后辈的成长赢得时间、空间和方向感。

先生，也许是小学教员，也许是大学教授，也许是躲在课本背后的无名英雄。先生，也许是学术大家，也许没有什么大学问，也许小节有亏，但大节不乱。先生，纵你已成人，他已过世，他仍对你有影响，你仍尊其为先生。范仲淹云：“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百年看先生，徒见其背影；国家要进步，先生多多益善。

20世纪的先生来了

19世纪行将结束时，科举考试未废，私塾、官学、国子监、书院俱在。彼时，中国还有上百所教会学校，还有着重外语、军事和技术实业的30余所洋务学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作为洋务教育的指导思想，也指导着1872年由容闳率领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国接受教育的内容。1872年8月11日起分4年4批赴美的120名幼童，没有完成15年的学习计划，就在 1881年因政府的守旧而被撤回国（实际回国94人），其中包括后来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学校校长唐国安。另有3批共87名留欧学生，从1879年起陆续完成军事与制造学业归国，其中包括严复。

甲午战争前后，维新思潮和维新运动兴起，康有为在广州开万木草堂，其学生梁启超在长沙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谭嗣同任分教习），盛宣怀在天津开中西学堂、在上海设南洋公学。康梁谭办校、办报、办学会、参与变法、倡废科举和设新学堂，与严复等共同成为20世纪开启近代中国民智的中国先生。

谭嗣同，这位感慨“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把《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含有民族和民本意识的书籍发给学生的先生，在1898年变法失败而有机会出国避难之际，说的是：“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刑场上观看者上万人，而之后“有心杀贼”的国民远超千万人，包括谭嗣同的“粉丝”蔡元培。 1902年身为民间“中国教育会”会长的蔡元培，负责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暗中教男生制炸弹、教女生学暗杀，后来学生多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

康有为，这位“公车上书”后力推“百日维新”的知识分子，在1902年写就的《大同书》中，创造性地设计了“大同”社会里中国人的完整教育体系：母亲怀孕进入本院接受胎教，婴儿断乳之后进育婴院，3岁后再进慈幼院，6岁~11岁进小学院，11岁~15岁进中学院，16岁以后进大学院，强调男女入学资格和毕业出路平等。他和他的学生以及读者，都成了国家进步的推手。

梁启超，这位“百科全书式”的维新首领，笔耕不止，为“兴民权”而“开民智”，倡导师范教育和女子教育，改革儿童教育，期待教育出具有自动、自主、自治、自立品质，融民族性、现代性、开放性于一体的国民——“新民”。

严复，这位中国第一代英国“海归”，除了在福建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培养出中国第一代海军人才，更以《天演论》等“严译八种”传播西学于后世，“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振聋发聩。除了“信达雅”的翻译三字论，他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三育论更令他成为中国从德、智、体三要素出发构建教育目标模式的第一人。 11年后的 1906年，王国维首次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重的教育宗旨。

1906年，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终结，同年在日留学生已达8000名以上，包括鲁迅。1909年，全国5000多所新式学堂里，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同年“庚款兴学”遣派留美学生计划开始实施，包括梅贻琦（次年第二批包括竺可桢、胡适、赵元任）在内的新一代的中国脊梁和中国先生，即将从新式学堂和留学生中诞生。

1909年12月8日，在湖南的请愿代表团起程前往上海与各地代表汇合，要求朝廷“速开国会，清厘财政，以保主权”之际，32岁的长沙修业学校教师徐特立，在学校演说到悲愤处，拿刀斩断左手小指，用断指写下“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让代表带去请愿。毛泽东后来回忆说：“这给了我对革命的第一次感性认识。 ”

徐特立断指血书。毛泽东于1937年1月20日在延安为徐特立祝寿写信道：“徐老同志：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图 /新周刊图片库）

学生不多，先生不少

1912年~1949年，中国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也不多。有学者统计，1934年，中国共有高校108所，学生41768人，教员 7205人，其中教授 2801人——而在 2007年，中国已有 2371所高校、在校生 2700万人、专任教师116.83万人。

那时大学生不多，大学教师不多，但先生不少。

在北大，既有发起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又有政治保守而国学精深的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先生。第六任校长蔡元培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和“教授治校”，投考北大落选但发表过佛学文章《究元决疑论》的梁漱溟、地质学家李四光、作家莎菲、应邀从日本回国的徐悲鸿，都因此而获教席。1918年的217位北大教员中，有教授90位，平均年龄30多岁；通过教学、发表文章和参与社会事务，他们的影响力波及全国，成为领导全国青年治学、爱国、改造社会的先生。

在清华，曹云祥校长与吴宓延聘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大导师执教于国学研究院；罗家伦校长破格录取数学只考了15分的钱锺书为外文系1929级学生，钱锺书入学即放言“横扫清华图书馆”；梅贻琦校长与四大导师为友，延聘华罗庚，增设工学院，执掌国立西南联大时与北大和南开名师精诚团结，酿成“先生如群星闪耀”之大观。他的理论是：“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

“南开先生”张伯苓创办了包括中学、大学、女中、小学、研究所的南开系列学校，并种下了中国人的奥运梦。他亲自编剧、导演、演出文明戏，学生演员包括周恩来、曹禺。他请到徐剑生、陈子诚、阮北英、李抱忱等音乐名师，教出后辈声乐家。他倡导“公”、“能”教育，提倡大家都为中国的事情尽份责任，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大家都说中国有我，中国就有办法了”。　

1917年，在上海南洋公学特班读书时师从蔡元培的黄炎培，在上海发起“中华职业教育社”，次年创立中华职业学校，为个人谋生，个人服务社会、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其后更办校无数，桃李满天下。黄炎培是把教育与职业紧密相连的务实先生。

1923年，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平民问字处，1925年后转向乡村教育运动，服务占乡村人口90%的乡村文盲。1926年，以晏阳初任总干事的河北定县试验总结出的乡村平民教育经验在全国推广。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试图培养一批具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的乡村教师，然后由他们去办乡村学校，改造乡村生活。但1930年 4月，学校被封闭。他们是志在改造乡村的平民先生。

除了中国先生，亦有外国先生。司徒雷登，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杭州话说得比英语还好。他执掌的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燕京大学亦请到陈寅恪、郑振铎、谢冰心、钱玄同、费孝通、顾颉刚、张友渔、斯诺等名师。1934年，北京学生为反对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组织请愿团赴南京，燕京大学学生宣布罢课。司徒雷登不但没有处分学生，还召开全校大会说：“如果此次燕大学生没有参加请愿，那说明这些年来我的教育就完全失败了。”其深明大义如斯。

路易 ·艾黎，这位1927年就来到中国的新西兰人，1942年后与英国记者乔治 ·何克在陕西双石铺创办了培黎工艺学校，两年后迁至甘肃山丹县，近600名学生半工半读，以“手脑并用，创造分析”为办学思想。在此9年，他为学校经费卖过汽车，为学生温饱动用了母亲的1万美元退休金，为保护学生跟驻军争吵，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工程技术人才。他在中国待了60年。

赵元任陪罗素在中国讲学一年，徐志摩陪泰戈尔五城演讲，杜威26个月在中国讲演200多场，燕卜荪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教书数年，这些都丰富了当时中国先生的内涵。在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眼中，五四运动到解放前这30年，是中国大学最美的第一个时期，美在气象更新，美在人才辈出，也美在先生辈出。

“德先生”和“赛先生”

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那时的先生们，少专家，多杂家，即在多个领域都是专家；不擅评职称，更擅长个性教学法；有知识，更有情趣；有性格，更讲人格和品格；教学相长，更倾力爱护学生；不独守三尺讲台，更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展示大国民风范；学贯中西，更想回中国致用；热心时政，更能为国家担当。

跟有血有肉的先生们相比，作为思想资源和社会武器的两位“先生”影响力更大更广，直到今天，即“德先生 ”（Democracy，民主）和“赛先生 ”（Science，科学）。这两位“先生”是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由陈独秀通过《新青年》引进的。《新青年》云：“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

先生们以不同的方式拥护和争取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将其传给一代代学生。“赛先生”在今天比“德先生”更有地位，但“德先生”也落到实处，才是国家和公众的福祉。

说到底，先生们所有的努力，就是让这个国家每个人的心里，都住着“德先生”和“赛先生”，并真正地享受到这个国家的美好、这个世界的尊重。

（文 /何树青）

01蔡元培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只要培养一大批学者，国家就有希望』

他毕生倡导教育救国、学术救国、科学救国，推动中国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复兴。后人评价道：『他是新文化运动之父，他通过改变一所大学进而改变了一个民族！』

生平：（1868~1940）字鹤卿，又字孑民等，浙江绍兴山阴县人。20世纪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曾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在执掌北京大学期间，参照德国大学的理念，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开“学术”与“自由”之风。

师承：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博览群书；在德国，接受著名历史学家兰普莱西指导。

高徒：蒋梦麟、罗家伦、杨振声等。

核心理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教育实绩：奠定中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中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富有开创性的贡献；革新北大，使之成为以学术自由而著称的现代大学。

时事问题因缘复杂，今日见一问题以为重要，进而又会看到比此更重要的问题，以此往复于政治问题，则无法尽萃学术。

——蔡元培，《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

1919年 7月 23日

国事渐平，教育宜急

每当蔡元培的改革理想陷于激越的政坛纷争而无法力保高洁时，他都会选择辞职，退出江湖，游学欧洲。这几乎成为蔡元培人生的周期性行为。

1913年9月1日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败。陷入低谷的国民党人纷纷流亡国外。辞职出走的第一任民国教育部部长蔡元培出现在法国巴黎的街头。出行前他和商务印书馆约定，每天以半日撰译书稿，该馆将致以每月 200元作为稿费。

三年后，新任民国教育部长范源濂的一份急电，惊破了蔡元培在法国的宁静时光。

此时，北京城又在一场乱局中更迭了政权。在一片唾骂声中，做了83天皇帝梦的袁世凯病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

范源濂盛情邀请蔡元培归国出任北大校长，电文用词极其殷切：“国事渐平，教育宜急。现以首都最高学府，尤赖大贤主宰，师表群伦。海内人士，咸探景仰。用特专电敦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早日回国，以慰瞻望。启行在即，先祈电告。 ”

1916年10月2日，蔡元培同吴玉章一道由马赛乘船回国。实际上这时北京还传来另一个好消息，虽然黎元洪的北京政府基石未深，但在吵吵闹闹的较量中，国会的民主势力却占了上风，明令恢复民国初年的《临时约法》。蔡元培的战友孙中山、黄兴等也正在归国途中。

对于是否接受北大校长的任命，蔡元培内心曾有过犹豫。他与吴稚晖商量此事时，吴说了一句：“中国事，云不可办，则几无一事可办；云可办，则其实亦无不可办。”他又想到，要使中国转危为安，只有从教育入手。他在给汪精卫的一封信里讲到，当年普鲁士受拿破仑蹂躏，哲学家、教育家费希特改良大学教育，对于挽救普鲁士贡献很大。普鲁士之所以战胜法国，人们都归功于小学教师，之所以有那一代小学教师，得力于高等教育。在国外从事文化教育活动，不如在国内切实。他自己就说得很清楚：我的兴趣就在大学。他认为大学能够培养出国家的精英人才，中国如果有一批杰出的尖端、高端人才，中国就有希望，中国才能走向富强。

他虽然早有此心，但还是有朋友劝他不要回去，认为当时的北大以腐败闻名，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他自己的声名有碍，还有的认为那是在为北洋政府服务。但他本身却抱着救国的理念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愿望，下决心要走一条救国之路。

事实上，他以后出任北大校长，走的正是这条教育救国的道路。而他教育救国的信念，也与他之前的经历有关。

1898年维新变法被强行中止，悲愤交加的蔡元培出走翰林院，回乡办教育。在范源濂请他就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前，蔡元培历经乱世，屡经失败，却不曾丧失教育救国的信念。

对于戊戌变法，蔡元培认为，改变中国，光靠皇帝和几个政治家是不行的，需要新的国民，而新的国民要通过办教育来培养。蔡元培后来在《告北大学生暨全国学生书》中也说：“我国输入欧化，六十年矣。始而造兵，继而练军，继而变法，最后乃始知教育之必要。 ”

1898年蔡元培回乡任绍郡中西学堂总理。在绍兴，这是唯一的一所新式学堂。蔡元培提倡新学，增加日语、法语，还开设化学、物理、生物等科。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教育改革。

后接任北大校长、领导北大17年的蒋梦麟，就是学堂当时的小学生。据蒋梦麟回忆：“这是我了解科学的开端。”他第一次在学堂里知道了地圆说，知道了大地不是平的；他也第一次知道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而非电神镜子里发出的闪光；他更是第一次知道了雨不是巨龙在云端张口喷水形成的。

蔡元培引进新派知识分子，守旧派到校董徐树兰处告状。徐树兰让蔡元培抄录皇帝要求遵守旧礼教等上谕，挂于办公室。蔡元培说，我来这里办教育，如果还是你这一套，我来干什么，我还是待在翰林院好了。于是辞职而去。这是蔡元培人生中第一次为了坚持原则而辞职。

在绍兴遇阻，蔡元培到了上海，1901年秋，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此时的他不再是一位满清翰林，而是一个激进的革命者。他兴办爱国学社、爱国女学，断发习兵操，亲自试制炸药，发起拒法、拒俄运动，参与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蔡元培是光复会会长，也是同盟会上海掌门人。武装反清和发展教育耗费了他全部精力，当时蔡元培在绍兴老家的儿子阿根病重，同时上海学校若筹不到款就要倒闭，最终他还是走上去青岛的筹款路，亲生儿子则因病重而夭折。

1903年蔡元培去青岛学德语，有种说法是他要去德国学军事，因为他感觉革命活动总没效果。

1903年夏，“苏报案”发生后，蔡元培又因言论激进被清政府通缉。这期间他放弃了去日本公费留学的机会，直到 1907年，四十不惑的蔡元培方才 “半佣半丐”游学德国。

1912年元月，蔡元培以开国元勋的身份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当时民国刚成立，什么都没有，甚至没有办公室，蔡元培便带了几个手下，在南京满街找地方办公。就在如此简陋的办公环境下，蔡元培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主持制定《大学令》、《中学令》，并奠定了从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乃至大学研究院的中国现代教育体制。同年 7月，因不满袁世凯专权，蔡元培提出辞职。

就在这么短时间，他让民国教育有了好的开端，整个规划蓝图非常前沿。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五育”中，实利主义教育很重要，目的是培养实际发挥作用的人才。军国民教育是让羸弱的国家，在武力上强大起来。而比较关键的是世界观教育。康德哲学著作《判断力批判》指出，人只有认识到看不到的本体世界，才能超越现象世界，到达美的世界。蔡元培希望通过世界观教育，让国人对生活有更高层次的追求。

新文库。（图 /邓康延提供）

民国时期的小学生课本。（图 /邓康延提供）

“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

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一路风尘从法国抵达上海，但迎接他的并不是革命的号角。他接连收到两个噩耗：昔日的同盟会首领黄兴和西南护国军将领蔡锷相继去世。意外的打击，使得正谋划复兴的革命党人突然堕入一片悲哀之中，这也为蔡元培的北上之行笼上一层阴霾。

在上海，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征询他的意见。孙中山非常支持他去北大任校长。孙中山的意见是：如果你去北大做校长，有利于革命思想向北方传播。中山先生的支持和嘱托坚定了蔡元培任职北大、改造北大的决心，后来还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来表明自己毅然决然的态度。

1916年 12月22日，带着中山先生交与的使命，抱着整顿、改革北大的宗旨和决心的蔡元培迎难北上赴任。

临行前，上海的《民国日报》特别发表诗作送别：

居官三月掉头去，

更挈书囊驾海行。

坐惜斯人挟悲悯，

不应长作老书生。

作为戊戌变法维新的第一步，1898年7月3日，光绪帝亲自下令批准成立京师大学堂。在维新派的理想中，它不仅仅意味着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最高学府的确立，还将替代国子监成为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统辖各省学堂。但两个月后风云突变，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康梁逃亡国外，维新派的改革在这场蹂躏中几乎被一扫而光。政变风暴之后，京师大学堂却意外得以幸存。不过风光难续，从诞生之日起，就飘摇在风雨中的京师大学堂未及喘息，连年战祸纷至沓来。京师大学堂真正得到重新起步，则是新政之后的事情了。

1901年之后，新教育的其他格局从县、府、省都确立起来，这个时候京师大学堂面临很大的压力。

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后，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校长。但严复的任职时间也很短，他对京师大学堂进行了体制性的改造，但很快又被别人攻击，也离开了。

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又开始进入到一种堕落、喧哗的状态。此校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则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京师大学堂是科举考试的替代物，进了就是进士。很多教师都是官员兼职。到了民国，北京大学还被看成京师大学堂，在社会公众眼中仍是官僚机构，一度曾被叫做“官僚养成所”。

在那时的校园里，根本没人去谈论知识，没人为真理、为知识去研究学问。学生身带仆人，完全不务正业，老师也都冬烘保守，整个面貌陈旧得一塌糊涂。当年就有这个说法：八大胡同的主要嫖客是“两院一堂”的“人杰”。“两院一堂”的“两院”即指上议院、下议院，而“堂”指的就是京师大学堂。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新北大，北大后来的面目就是经过蔡元培点化后而得以根本改变。它显赫的传奇也被人这样描述：京师大学堂大难不死，已属奇迹。还能排除阻力开班授徒，更是奇中之奇。

蔡元培抵达北京，《中华新报》发出北京专电：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北京城新政新事，人们对改革之举充满期待。

虽然被围绕在喧嚣的赞美中，但蔡元培深知，要将一所在军阀盘踞下的衙门式旧学堂改造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绝非易事。他想过失败，在他的回忆文章中，蔡元培写道：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后来他的继任者蒋梦麟做过这样的评价：维新的浪潮已经从这千年的古城，消退成为历史，把叛逆的石子投入死水的，正是 1916年执掌北大的校长蔡元培。

1916年 12月 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职视事，由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具成就也最为世人所景仰的辉煌历程。

1916年，时任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签署的对蔡元培的任命状。（图 /常青）

既有革新精神又有民主作风的蔡元培，从踏进北大校门的那一刻起,就与其前任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役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而他也非常郑重地脱下帽子向校役鞠躬回礼，校役们包括许多师生都对他的这一行为惊讶不已——这么一位校长，真是从来不曾见过。此后，每天他出入校门，校役们向他致敬，他都会郑重还礼。就是这件小事，给存在严重封建积习的北大吹进了一股强劲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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