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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蒋经国传(最新·插图版)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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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肖如平著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6-01
书籍编号:30129122
ISBN:978730809938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1316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蒋经国传
肖如平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 古镇溪口
溪口地处四明山南麓,水绕山环,风光秀丽。镇内有剡溪自西向东流过,至武岭头与溪南山阻夹成口,故名溪口;又以武岭横卧镇东,以山名命地,故亦称武岭。
溪口历史悠久,被称为“千年古镇”。溪口古称禽孝乡。传说,从前有一位董姓少女,极擅女红,她每天在闺阁中倚窗刺绣,窗外恰有两只燕子筑巢而居,无意中与董姑娘成了邻居。董姑娘每天给小燕子喂米,并用竹篱编成护栏围着燕巢,使其免遭风雨。冬去春来,两只燕子北飞南归,年年往返于此。后来,董姓少女生了病,不治而殁。已经深通人性的两只燕子,悲鸣不已。过了几天,董姓少女的父母到女儿坟地上祭扫,却看见那两只燕子已经死于女儿的坟上。一时间乡人争相传诵,都说那两只燕子至情至性,是在为董氏姑娘“尽孝”。因此,乡人改称此地为“禽孝乡”。[1]到清季末年,溪口仍隶禽孝乡。
据《奉化县志》记载,早在唐代贞元中(公元794年前后),已有人居住于溪口。至宋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溪口建村,人口近八千。民国时期,出生于溪口的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相继成为近代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溪口因此也声名远播。尤其是蒋介石当政之后,仍心系故里,时常返回溪口祭祖、探亲、访友、休息。期间,达官贵人、党国政要蜂拥而至,一时间鄞奉道上车水马龙,冠盖如云,溪口俨然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临时政治中心。
蒋氏父子早已作古,如今的古镇溪口凭借其特有的自然人文环境,已成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每天成千上万的海内外游客兴致勃勃地到古镇旅游,他们一边观赏蒋氏故居丰镐房、文昌阁,游览蒋介石亲自题名的妙高台,欣赏千丈岩瀑布,参拜千年古刹雪窦寺,一边品尝溪口的千层饼、水蜜桃、芋艿头等特产,并不时地议论着蒋氏父子的功过是非。
二 经儿可怜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出生于古镇溪口。在溪口,蒋介石的父亲蒋肇聪有两处房产,一处是祖传的三房阊门内的“两间半”(两间两层楼房一间楼梯弄,故人称“两间半”),一处是玉泰盐铺店屋。肇聪去世后,前妻所生的儿子蒋介卿与继室王氏所生的儿子蒋瑞元(介石)、蒋瑞青分家,玉泰盐铺店屋归介卿,“两间半”归蒋介石兄弟。分家后各自另立房名,介卿立房名“夏房”,蒋介石兄弟立房名“丰镐房”,“丰”代表蒋介石,“镐”代表蒋瑞青,此后“两间半”亦称“丰镐房”。农历1910年3月18日,蒋经国就出生在丰镐房。
蒋经国一出世,家里就按照乡间习惯,给他取了一个奶名叫“存西”,因为他出生于报本堂的西厢房。
1911年夏天,自日本返乡的蒋介石第一次见到自己的亲生儿子。他按照祖传辈份,给儿子取了大名。溪口蒋姓排辈,从二十五世蒋介石的曾祖祈增一辈起,定了五言四句,就是“祈斯肇周国,孝友得成章,秀明启贤达,奕世庆吉昌”。蒋经国是二十九世,属“国”字辈。这时的蒋介石,已接触了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颇有经国济世的气概,于是,给儿子取名“经国”。之后,蒋介石又收养了戴季陶与日本女子生的儿子,并取名为“纬国”。希望两个儿子能够经天纬地、治国安邦。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蒋介石对长子蒋经国并不十分疼爱。反而对于收养的蒋纬国则疼爱有加。蒋介石家族史研究专家王舜祁认为,蒋纬国幼时所得到的父爱远超过蒋经国,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蒋经国生相像娘,不如纬国漂亮,而且性格拘谨,不如纬国活泼;二是蒋纬国由姚氏抚养,当时蒋、毛关系已濒于破裂,而蒋、姚尚处于恩爱时期,所以蒋介石接近纬国要比接近经国多。[2]
其实,蒋介石之所以不十分疼爱蒋经国,主要还是由于他和原配妻子毛福梅关系的恶化。毛福梅嫁给蒋介石,是由双方家长做主包办的旧式婚姻,毛氏又是缠足的旧式家庭妇女,年纪比蒋介石大,长相也一般。因此,结婚以后,夫妻二人感情极其一般,蒋介石对她很冷漠。蒋介石留学日本后,夫妻关系更是日趋恶化,甚至不愿与毛氏同房。所幸毛福梅心地宽厚,性情柔顺,尽心尽力地辅助蒋母操持家务,极具孝道,深得蒋母王采玉疼爱。在蒋母以死相逼之下,蒋介石不愿拂逆母亲,不得不与毛氏生下蒋经国。但蒋经国的出生并没有改善蒋、毛夫妇的关系,见过大世面的蒋介石经常活动于十里洋场大上海,在外面寻花问柳。1911年,蒋介石认识了颇有姿色的姚冶诚,并于次年冬正式纳姚氏为妾。1921年又开始追求陈洁如。至此,蒋、毛关系已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从蒋介石的日记中,可以大致看到他和毛氏关系恶化的程度:[3]
年轻时期的毛福梅
1921年1月22日,“上午,由城舍启行,正午到家。见妻而面有怒容,见母而心咽悲酸。家庭之于人生,实为一大魔障。二时半别母,五时半回城舍。”
1921年4月3日,“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是刺激神经,此次因事寻衅,又与我对打,实属不成体统,决计离婚。”
1921年5月4日,“回家见毛氏,为之晕厥,痴呆半响,又发暴性,不顾母之有病也。环境难打破,只有出俗为僧而已。”
短短几则日记说明,蒋介石对妻子毛氏已不愿相见,见即生恨。由于毛氏的存在,他感到家庭对于人生已毫无意义,决计与毛氏离婚。在离婚不成的情形下,甚至想出家为僧。
蒋介石与毛福梅关系的恶化,必然牵连到少年蒋经国。和天下所有父母失和的孩子一样,少年时代的蒋经国过得并不快乐。俗话说,幼子跟娘。少年蒋经国常常与母亲相伴,而往往以敬畏的眼光看待父亲。加上蒋介石长期奔波于奉化、宁波、上海、广州等地,少有时间在溪口居住,与蒋经国相处的时间非常短暂,父子感情相对冷淡。
早在1918年,蒋家重修家谱时,蒋介石就将长子蒋经国过继于弟弟蒋瑞青。蒋介石的同胞弟弟瑞青,年仅4岁便不幸夭亡。蒋介石为了安慰母亲,不使瑞青一脉中断,将儿子蒋经国过继给弟弟名下。他在日记中说:[4]
是年为余族修谱之期,余自撰祖父斯千公及父之事略,比撰哭胞弟瑞青文,以聊解母亲之哀痛,并名经国为建丰,出继于青弟,以慰母亲念子之心,名纬国为建镐,以继承我后。
把蒋经国过继给弟弟,尽管是出于一片孝心,但或多或少可以感觉到蒋介石在对待蒋经国和蒋纬国时的微妙区别。
事实上,从蒋介石早年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感情并不深厚,父子间少有心灵沟通,他对蒋经国除了予以学习的指点外,在日记中少有疼爱之情的流露。自1919年至1925年,蒋介石的日记中有关蒋经国的记载约二十余处。内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记事性的,如蒋在日记中说:“经儿由家赴沪入学”,“给经儿函”。[5]二类是间接提到蒋经国,如述及家事、母亲、毛氏时附带提及蒋经国。如1921年4月25日,其在日记说:“知母遍体虚肿,病非小可,愁闷不堪。门庭多故,使我有母不能养,有子不能教,皆毛氏一人所害。”[6]三类是对蒋经国评价性的记载,言词之间多见情感。如1920年8月3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经儿来谒,其言语举动,颇为明亮著重,心颇爱之。”[7]
王太夫人怀中的蒋经国
相较之下,蒋介石在早年的日记中,对蒋纬国的记载不仅篇幅远多于蒋经国,且文字中流露出来的父子感情是记述蒋经国时所没有的。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纬儿狡慢,问训一次,事后心甚不忍,恋爱无已。”[8]“朝餐后,纬儿苏醒,叫父不已,心甚恋爱。”[9]日记虽短,却生动地描叙了蒋纬国的聪明与淘气,而蒋介石对蒋纬国又爱又疼又宠之情更是表露无遗。这种感情在对蒋经国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在蒋介石看来,“纬儿可爱,经儿可怜”。[10]
父母失和,在少年蒋经国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少年时代,蒋经国性格内向,为人拘谨,对父亲蒋介石敬畏有余,依恋不足,甚至有点点恨意。这也为其在苏联时期发表反蒋言论埋下了伏笔,甚至在毛福梅去世后,蒋经国还给蒋介石写信替母亲打抱不平。
对于蒋氏父子间少有心灵沟通,曾与蒋介石一起生活多年的陈洁如较为了解。她认为蒋经国在父亲面前“老是一直紧张,不敢吭声”。为此,她曾对蒋经国说:“他是你的父亲,我知道他很爱你。你是他的儿子,我知道你也爱他,尊敬他。既然这样,你们两人必须习惯于相互交谈,彼此信任。”[11]但直到蒋经国赴莫斯科留学,父子间仍未能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三 经儿可教
虽然对蒋经国没有特别的疼爱,但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蒋介石明白“养不教,父之过”的道理。因此,对蒋经国的学业,仍尽力提供优越的环境,严格要求。
民国初年的溪口,有三所小学,即办在武山庙内的武山小学、办在周家祠堂的溪西小学、办在毛家祠堂的西河小学。因为办学的经费大多是庙产和宗族众产,所以接收入学的一般都是本姓子弟。1916年,蒋经国已届入学之年,按照学校与自家的关系,进入武山小学启蒙。武山小学位于溪口镇东武山东麓。蒋经国的开笔老师是周东。蒋介石很重视选择老师,1917年12月,他亲往自托,命蒋经国求教于当时具有一定新思想的顾清廉。顾是蒋介石18岁时的业师,先教父,后又教子。顾清廉对蒋经国的评价是:“虽天资不甚高,然颇好诵读。”[12]
蒋经国10岁时,蒋介石为让蒋经国系统掌握汉字,寄给他一册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注解的《说文解字》,并写信给蒋经国说:“此书每日识得十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读书,第一要当心听讲,认识一字,须要晓得一字之解说,不可读过就算。”[13]是年,蒋介石还延请王欧声为蒋经国在家讲解。
1921年,蒋介石又把蒋经国送到奉化县城的锦溪小学读书。锦溪小学的前身是凤麓学堂,蒋介石本人曾于1903年在凤麓学堂接受过新式教育。在锦溪小学读书期间,蒋经国寄住在蒋介石的好友陈志坚家。对蒋经国的教育,蒋介石基本上是将自己的道路复制给儿子。
然而,在教育蒋经国方面,蒋介石常与母亲王采玉、妻子毛福梅发生冲突。1921年至1922年上半年,蒋介石和姚冶诚、蒋纬国同住在奉化西门的周家房子,所以经常到陈志坚家过问蒋经国的学业。他对蒋经国督责很严,无事不准他回溪口。蒋经国乃是毛氏的心灵寄托,亦是王太夫人的心头肉,几天不见,便想让蒋经国回溪口。1921年4月3日下午,毛氏未经蒋介石的同意,想把蒋经国带回溪口。蒋介石为此“忿不可遏,与之拼命大闹”。[14]因想念孙子,王采玉亦希望蒋经国多回溪口,故多支持毛氏,令蒋介石头痛不已。其曾指责母亲在教育蒋经国问题上“陈腐”,他说:“谈及教育经儿事,母言陈腐,此儿恐为所害,言之心痛。”[15]为了使蒋经国能接受更好的教育,1922年蒋介石又把蒋经国送到上海万竹小学就读。进入上海后,蒋经国的学业进步很快。1922年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称赞经国说:“近日经儿学问颇有进步,心颇自慰。”[16]
常年奔波在外的蒋介石对蒋经国少有身教之机会,写信就成为其教育儿子最重要的方式。后来,蒋经国回忆说:“父亲对于我们兄弟的教育,是非常严格和认真的;不管在家、在外,都是经常来信指示我们写字、读书和做事、做人的道理。”[17]
的确,蒋介石虽然对少年蒋经国缺少疼爱,但他在指导蒋经国读书方面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蒋经国曾说:“父亲对我的教育,在我幼年时代,即已非常认真。关于认字方面,记得在民国九年(1920)的时候,父亲就要我读说文解字。”“到了第二年,又来信嘱我读尔雅。”[18]《说文解字》和《尔雅》是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学专著,兼有词典字典的功能,历来为幼童系统读书入门的教材。读这些书,不仅能识字,而且能了解字的读音、字的结构和字词含义,可为学习古代文化典籍和研究学问打下基础。
到了1922年,蒋介石已开始要蒋经国读《论语》、《孟子》。他写信对蒋经国说:“闻你读过的《孟子》,多已忘记了。为什么这样不当心呢?《孟子》须熟理重读,《论语》亦要请王先生讲解一遍,你再自习,总要以彻底明白书中的意义为止。你于中文如能懂得一部四书的意义,又能熟读一册左孟庄骚菁华,则以后作文就能自在了。每篇总要读三百遍,那就不会忘记了。”[19]
由于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时字写得不是很好,蒋介石还多次写信指导蒋经国写字。1922年8月4日,他写信说:“来信已经接到了。你的楷字仍不见佳。总须间日写一二百字,以求进步。”10月13日,蒋介石又在信中嘱咐:“你在上海,须要勤奋读书。你的字还没有什么进步。每日早起,须要练草字一百个,楷书五十个。既要学像,又要学快。”1924年5月1日,已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仍抽暇写信,教其子练习写字的方法:“写字笔划宜清楚,且要字字分明,切不可潦草胡涂。写信的字,亦要像我写得一样大,不可太小。”26日,蒋介石又写信训示:“你的字已稍有进步,但用墨尚欠讲究,时有过浓过淡之病,笔力亦欠雄壮。须间日摹写一次,要在古帖中之横、直、钩、点、撇、捺处体会。注意提笔须高,手腕须悬也。”[20]
除了指导蒋经国学习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外,蒋介石还重视蒋经国的英语学习。他对经国说:“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哑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蒋介石还指点蒋经国学习英文的方法,要重视口语的练习。他说:“你每星期日有功夫的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亦可以增长知识。”“你英文不知有进步否?英文不但是讲究文法,而且要多说话。譬如同学会面的时候,或是有好的朋友,能说英国语,你就常常同其说说英国话,那就容易长进了。”“凡百学问,总要熟练了以后才可应付。学英文能常讲话,那就是熟练,后来就可对人家对谈,那就是应用了。”[21]
自1920年至1925年蒋经国赴俄前,蒋介石前后给蒋经国写了二十余封信,在读书、养身、修性方面不厌其烦地予以指导。早年时期的蒋介石虽然性情暴躁,生活放荡,但他对于儿子教育的关心与指导,仍是值得后人称道的。
1924年,蒋经国自万竹小学高级部毕业,并于次年进入上海浦东中学就读。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著名的反对英、日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5月30日,上海工人和学生联合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蒋经国作为浦东中学的领队,曾四次带领浦东中学的学生上街游行,学校当局以“该生行为不轨”的名义将他开除。蒋经国不得不告别上海,在蒋介石的安排下去了北平,就读于吴稚晖主办的海外补习学校。在北平,蒋经国经由邵力子的介绍,认识了许多共产党人,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李大钊当时住在苏联大使馆,通过他的引介,蒋经国又结识了许多苏联大使馆官员,并由此萌发了到莫斯科留学的念头。[22]
第二章 在苏联的岁月
一 赴苏留学
1923年1月,孙中山和越飞发表联合声明后,孙中山决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这一决定,不仅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使苏俄在东方找到了一个革命的盟友。然而,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
孙中山的逝世,顿使苏俄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为了让广州国民政府继续执行联俄政策,苏共领导人决定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为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将其培养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成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1925年10月7日,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1]
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不少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写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由于广东是当时革命的中心,因此报名者多达1030人。经严格挑选,最终录取310名学生。其中,广州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罗廷又特别推荐30名。[2]鲍罗廷推荐的大都是国民党要人的子女,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蒋介石对蒋经国留学苏联的态度是肯定的,他在10月1日的日记中对蒋经国留学苏联表示完全赞同并寄予很大希望。[3]
1925年10月25日,蒋经国与第一期赴苏留学生从上海乘苏联货轮出发,到达海参崴后,改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在旅途中,蒋经国并没有感到孤单,他说:“船上一共有90位学生分成几个小组,一起开会、聊天、读书、用餐,大家都觉得很愉快。”也就是在此次旅途中,蒋经国细看了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这是他所看的第一部共产主义思想的书籍。[4]经过25天的长途跋涉,蒋经国等人终于在11月底抵达莫斯科。
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址位于莫斯科河西岸的瓦尔洪卡大街16号,是一座三层建筑。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校部内有各种学习、办公设施,以及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宿舍室内卫生、暖气、床褥等设备齐全,生活很舒适。毯子、枕头、被单,都是一式的,由学校发给,每星期更换二次。[5]学校还给每位学生一套西装、一件外套、一双皮鞋、毛巾、浴衣、手帕、衬衫,以及日常生活必需品。[6]学校的伙食、学生的着装、日用品、生活补贴均远远高于当时苏俄的一般标准。“八点钟早餐。每个学生有一本饭票,每月发一本。每日饭票分早午晚饭三张。每人可用饭票到发饭处领饭。饭菜并无优劣之分,完全一律。今天早餐是面包、白脱油、香肠炒蛋。”而苏联学生的早餐则是“一个黑面包,二个洋芋艿”,蒋经国在日记中说:“我看了非常自愧。我是外国人,不花一个钱,在他们的国内吃得这样好,而他们自己的大学生,却这样吃苦。”[7]
中山大学的办学宗旨是为中国革命培养、训练干部,因此它不同于普通的大学,而更近似于干部培训班。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四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
蒋经国在学习上十分刻苦,不仅重视俄文的学习,对西方革命有关的科目与政治学、经济学也下了一番苦功。由于蒋经国的刻苦努力,他进步很快。并相继在学生刊物上发表了几篇文章,其中《中国的展望》和《中国北伐一定成功》是他认为写得不错的文章。入校刚刚两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了学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被转为预备党员。1926年下半年,蒋经国被邀请参加莫斯科一个群众大会。他在大会上以《中国北伐的目的及其最后的成功》为题,用俄文向大约3000人发表演说。这是他首次作公开演说,并获得成功。此后,他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代表,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每次都受到热烈欢迎”。[8]
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暴动,支持当时正向上海挺进的国民革命军,并取得胜利。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经济和工业中心落到了国民革命军手中。消息传到莫斯科后,中山大学苏共党组织立即召开会议,高喊“上海是我们的了”,并决议向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和上海工人发电报,以示祝贺。散会后,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冲出校门,上街游行。成千上万的莫斯科居民也纷纷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来。蒋经国后来回忆说:“群众集会的激动场面,如今仍然历历在目。”[9]
二 打倒蒋介石
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蒋介石却开始公开“清党”反共。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国民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10]
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工人的行为,不仅使蒋经国在同学面前感到难堪羞辱,而且在思想上也深感困惑。尽管他后来回忆说:“上海事件发生后,我花了相当功夫仔细省察在苏联及中国的政治事件。我的结论是:中国在一九二七年政局动荡,主要原因是中共领导无方,政策不智亦不周全。”[11]然而,当时蒋经国的态度和表现却并非如此。他和其他愤怒的学生一样,加入了声讨蒋介石的行列中。他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随后,塔斯社发表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1927年4月24日,汉口《人民论坛报》也登载了蒋经国的公开声明,全文如下:[12]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他在中山大学学生集会上的演说和他所写的谴责蒋介石的声明,不一定出自真心,可能是他年轻和受压处境下的产物。但他这一抛弃他父亲的行为却使他受到中山大学学生和俄国人的尊重。盛岳说:“这个声明发表后,我们无论走到哪,都碰到人们以极大的关注问我们:‘蒋介石的儿子在哪儿?’一夜之间,他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红人。”[13]
不久,汪精卫发动了“七一五”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破裂,直接牵连了在中山大学的中国学生。国民党要求中山大学的国民党党籍的学生回国。蒋经国由于是共青团员,又由于其发表了反对蒋介石的宣言,而没有被莫斯科遣送回国。当然,蒋经国显然很想回国,但未能获准,而是成为了一名红军学员。他说:“我热切的希望回国。既然屡请不准,我在失望之余申请加入红军。结果获准加入红军第一师,驻地莫斯科,而我的身份是学员。在军中,我过的是一个普通士兵的生活。”[14]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国内大肆屠杀共产党,中苏关系日益恶化。在随后的时间里,蒋经国不能和家人通信,几乎完全与中国隔绝了。他强忍思乡思亲之情,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军事训练中。“操练、装备、武器、战术、军纪等等,对我来说,一向不外是纸上谈兵。但当兵之后,我每天穿着整齐的制服,全副武装参加操练,并学习战术。久而久之,我对我的新生活又产生了兴趣。”[15]受训期间,他的确非常认真刻苦,对每一门科目都痛下苦功学习,不仅每一门功课的成绩都很好,而且还学会了野战战术和扎营。军训结束时,蒋经国以优异的成绩,获选为军中最优秀的五名学员之一,并被苏联政府保送到列宁格勒的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深造。
红军托玛契夫中央军事政治学院是一所高级军政学府,创办于1919年。该校学员大都来自军队的军政现役工作人员,有不少是苏联国内战争中有过功绩的人。而在该学院任教的也大都要么是有实战经验的军事将领,要么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如担任战术的教官是苏联红军总参谋长的图哈切夫斯基,经济学教员是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学院的学制为三年。学习期间,学院发给书籍、日用品,以及每个月150卢布的生活费。第一年的课程主要包括战术、军队行政、运输、地形学、大炮原理,以及军队政工。第二年的课程加入了军事战略、俄国内战史、西方军事史,以及苏共党史。第三年的课业重点在战术及战略。除了学习军事课目外,蒋经国还研习了政治学、经济学,以及哲学,特别是唯物辩证法。1930年5月,蒋经国从军事院校毕业。虽然他一生从未带兵打过仗,但他却拥有二级上将军衔,这或许多少与他正宗军校出身有关。
在中山大学和军政学院的学习使蒋经国逐步成熟起来,并对他后来的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留学苏联首先培养了他的刻苦精神。自莫斯科中山大学起至军政学院,蒋经国坚持早操,锻炼自己的意志。俄国人无论冬夏,都是用冷水洗脸,并且不用脸盆,都是在自来水龙头下洗的。所以在开始的时候,蒋经国和许多中国学生不适应,后来则形成了习惯。这种坚强的意志和刻苦精神,在他后来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留学苏联使他养成了集体生活的习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蒋经国和其他学生一起过着集体生活。他们的寝室有十二张床铺,每张床上都摆放着一样的毯子、枕头、被单。此外,每个学生还有一个小柜,其他物件及私有零碎东西,都存于储藏室内。每天早起后,学生自己整理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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