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现代中国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蒋介石与现代中国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一本完整引用蒋介石日记的传记作品）

作者：（美）陶涵,林添贵译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8-01

书籍编号：30129623

ISBN：978750863333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42858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蒋介石与现代中国

（美）陶涵 著

林添贵  译

中信出版社

推荐序

杨天石

说老实话，我没有想到，陶涵先生会写出这样一本颇见功力的蒋介石传记，也没有想到，这本书会和中国读者见面。

那是多年以前的事了。陶涵先生原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工作，退休之后，成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他应哈佛大学出版社之邀，正在撰写蒋经国传记。为此，他不远万里，到北京来访问我。我们一起交谈过。我还陪他去访问过蒋经国当年的亲信贾亦斌先生，还曾联系奉化的朋友，为他在溪口开过一个座谈会，调查蒋经国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状况。当时我曾想，蒋经国留学苏俄的那一段很重要，陶涵先生大概不懂俄文，怎么办？没想到，有一次在台北见面，他却已经和中研院近史所的俞敏玲女士相处得很熟，谈话中，口口声声“敏玲”、“敏玲”。俞女士留学莫斯科多年，那时，正在帮助陶涵先生收集蒋经国留苏时期的资料。那一次在台北，我还了解到陶涵先生正在广泛访问蒋经国当年的故旧和同僚。我对陶涵先生的研究精神和方法都很赞成。后来，蒋经国传出版了，在西方学术界评价颇好。哈佛大学出版社要他继续写蒋介石传。我得知这一消息后，既为他高兴，又颇为他担心。蒋经国去世未久，故旧、同僚存世者颇多，广泛访问可以抢救记忆，掌握一些难见于文献记载的口述资料，为著作增色。但是，蒋介石的故旧、同僚却大都已经逝去，留存的文献资料则浩如烟海，难以尽读，陶涵先生阅读中文的能力不是很过硬，他为了参考和引用的准确，利用中文文献时常须请中国专家先行翻译成英文。写蒋介石传，要读的资料实在太多。行吗？然而，出乎意料的是，陶涵先生的“蒋介石传”又在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西方学术界仍然评价很高，并且很快在台湾出了中文版。

一部历史著作能成功，一定要有自己独具的特色。或以史实，或以观点，或以文字。陶涵先生为写作“蒋介石传”，尽其所能收集、阅读、研究了相关文献资料，也访问了蒋氏故旧、同僚和部属中的健在者。美国胡佛档案馆的蒋介石日记开放后，他又迅速前去阅览。蒋介石日记，用文言、毛笔，以行书书写，没有标点，年龄大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顺畅，年轻一点儿的中国学者读起来就会碰到一些疙瘩；对于外国学者说来，困难会更大，然而，陶涵先生仍然勇敢地走进了胡佛档案馆的阅览室。据斯坦福大学的朋友告诉我，陶涵先生为了理解准确，曾邀请中国研究生帮助，慎重选择，慎重翻译，因此，本书利用了大量蒋介石的日记资料，可以说，他是利用蒋介石日记为蒋介石写传的第一人。

陶涵先生是美国人，长期在美国外交部门工作，熟悉美国政情，他利用这一优势，查阅了美国的国家档案和保存在美国的若干中美政军要人，如宋子文、马歇尔、史迪威、魏德迈等人的文献，也研读了许多西方学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因此，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大门，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而不是肤浅地了解蒋介石在美国的史料及其相关研究状况。中美关系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之一。抗战开始以后，中美关系日益密切。政要、军要之间交往频繁，美国政府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的各个层面。可以说，不了解中美关系史，就不可能全面地了解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历史。1949年国民党迁台，这以后，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更加密不可分，可以说，不研究那一时期台湾领导人和美国政府的往来，就无法阐释台湾1949年以来的历史。陶涵先生的书，以蒋介石为线索，揭示了那一时期中美包括台美之间的复杂关系，就这一方面史料、史实的开拓、挖掘来说，其深入程度，大大超过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类著作。我以为，这是陶涵先生此书的最大成就，也是其贡献所在。

蒋介石这个人，地位重要，经历复杂，历来争议不断，尊之者抬上九天，贬之者踩入九地。即以毛泽东言，抗战初期，毛泽东曾称蒋为国民党中孙中山之后的第二位“伟大领袖”，但是时间不长，抗战刚一结束，毛泽东即斥之为“人民公敌”。古语云：盖棺论定。蒋介石的棺盖虽然早已盖上，但离论定尚远，争论还可能持续若干年，而且，在历史的发展尚未告一段落，历史的本质尚未充分显露之前，有些问题还可能无法作出结论，自然更难取得共识。中国俗话说：摆事实，讲道理。日常生活中的议论、辩论应该如此，历史研究更应如此。所谓摆事实，说的是必须从严格的、经过检验的可靠史实出发；所谓讲道理，说的是在叙述史实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提出观点，作出结论。在这一过程中，前者是基础，是历史著作的根本任务。史实讲清楚了，而且讲得可信、可靠，当代、后代以至千秋万代的读者从中自会得出自己的结论。中国古代的优秀史著大都符合这一特点。时移境迁，人们的认识会变化，观念会变化，但是，这些著作所保存的可靠史实仍然魅力常在，成为各个时期不同情况下各类历史学家或历史爱好者研究的出发点。我觉得，陶涵先生出生、成长于太平洋彼岸，对中国历史和国情可能会有某种隔膜，在阅读中文文献时可能会有误读，某些叙述、判断不一定正确，有些问题，文献阙如，难免依靠猜测，例如，1949年之后蒋介石和周恩来之间的关系，等等；但是，从总体上，本书是按照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原则写作的。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这一个，或者那一个观点，但是，他所叙述的史实你却必须面对。

中国古代大诗人白居易在描写音乐时写道：“嘈嘈切切错杂弹。”科学的发展与此类似，它不怕辩论，也不怕众声嘈杂。在辩论中，在不同观点的切磋、攻难中，真相会显示，真理会昭明。近年来，关于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关于中国历史的许多问题都在讨论，新见迭出，这是大好现象，是学术活跃、思想解放的表现，也是“百家争鸣”的表现。陶涵先生这本书，从一个外国人的视角提出了他对蒋介石其人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看法。他认为蒋介石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讲了他的功，他性格中的优点，也讲了他的过，他的毛病和缺点，这一总体把握是合适的，两分法的解剖也是可取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陶涵先生的经历、教养、思维方式都和中国人不完全相同，他以异邦人的身份，能够既沉潜于中国历史之中，又超脱于中国历史之上，摆脱中国原有党派、政治团体之间的恩怨情仇和利益需要，不以宣传，而以还原历史真相为目的，力争以科学态度比较全面地、客观地阐述蒋介石丰富、复杂的一生，这对于人们了解蒋介石、研究蒋介石，为其作出比较准确的历史定位，自然是有意义的，对于进一步深入地研究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也是有意义的。既往研究蒋介石的西方学者大都将之视为“失去大陆的人”，以贬斥为主，陶涵先生本书与之不同，说了不少蒋介石的好话，有些方面的评价甚至很高。自然，本书的观点可能有些读者同意，有些读者反对，我在台湾学界的两位老朋友，一位写书评说好，一位则写书评大骂。这不要紧，只要著者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读者持开放心态，各种意见其实都可以促进我们思索，作为我们在通向揭示本相、昭明真理途程中的参照和思维资料。

陶涵先生的文字很好。他以自己的语言叙述传主的生平和思想，一般不大段引用原文，因此，行文干净、流畅。我觉得，陶涵先生本书，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既有历史学家的严谨、求实精神，又有文学家对形象的敏感。本书在叙述历史发展过程时，在确保真实性的前提下，注重环境描写、人物的肖像描写、心理刻画，以至细节烘托。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作者的叙述能力高于其思辨能力，这就使本书的若干部分写得相当生动、可读，给予我们写作人物传记以启示。

陶涵先生本书的英文版出版后，很快就寄了一本给我，我在研究工作中，曾经参考过这本书。其间，我在加拿大，在中国重庆，都曾有过和陶涵先生见面的机会。陶涵先生希望他的书能在大陆出版。大概是2010年的夏天，我正在胡佛研究所访问，陶涵先生再次写信，重提他的愿望，并且用特快专递给我寄来了两部台湾翻译并出版的中文版来。今年5月，中信出版社的王强先生通知我，本书决定出版。我既为陶涵先生的著作有和大陆读者见面的机会高兴，也为中国的学术、出版环境的进步高兴，因此，在王强先生要求我为本书写篇导读时，我便愉快地答应了。但是，一动笔，却感到“导读”太严肃，太正规，担负的任务过重，还是不如写篇序言，轻松、自如一点儿吧！

是为序。

2012年6月2日写于北京东厂胡同之书满为患斋

自序

一九七五年四月，蒋介石以八十九岁之龄（官方公布为虚岁）逝世时，我在美国国务院中国科任职，负责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事务。当时，我正在中国大陆旅行，由于负责中国台湾事务的是另一个单位，我对这位国民党高龄领导人的过世，并没太加注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我还是派驻台北的年轻外交官，曾有两三次在酒会中和他握过手。他看来身材不高，又很脆弱；我很惊讶他握手时力道很轻。

蒋氏过世之时，我对他的观点和许多中国事务专家的看法一样。一般公认他是个残暴的独裁者，掌握权柄近五十年；同时也是一个失败的军事领袖，在命运大逆转之下，把中国大陆丢失给了毛泽东。就我所知，他除了被认为自身清廉诚实之外，毫无可取之处；更甚的是，他还隐忍了其支持者普遍的贪渎之风。他似乎成了没有真正原则或理想的人，一生也没有太大成就。影响到我观点的书籍，有伊罗生（Harold Issacs）的《中国革命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佩克（Graham Peck）的《两种时代》（Two Kinds of Time）、马尔罗（Andre Malraux）的小说《人的命运》（Man’s Fate），以及杜希曼（Barbara Tuchman）的《风中尘埃》（Sand against the Wind）。

将近二十年之后我撰写蒋氏的儿子、继承人蒋经国的传记时，发现这位老人并不是西方人经常描绘的那种肤浅人物，当然，也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台湾随处可见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中所描述的偶像。不过，我在他儿子的传记中仍按一般的看法来描述这位父亲。哈佛大学出版社继《蒋经国传：台湾现代化的推手》一书出版之后，又要求我为蒋氏本人写本传记，对这项必然耗时甚久、颇具挑战性的工作，我忖思良久。虽然我对蒋氏的看法大半属于负面，但身为温和的自由派和外交政策的务实派，我想我能够开明地处理好这个主题。

我又受到若干学者的鼓励，他们证实了我的印象；近年来，在中国、俄罗斯、日本和美国等地，都出现了大量的新档案材料，但西方还没有人善加利用写出一部丰富而完整的蒋介石传记来。中国学者则利用这些素材，就蒋在大陆和台湾长久任期中的特定事件和国内外动态关系，已写成数百篇有见解且中肯的研究成果。而蒋家后人也开始陆续公开蒋氏长跨五十六年的原始日记。

通过新的访谈，加上我以前撰写《蒋经国传》时所作的准备，结果我引用的访谈过的相关人士有几百人——许多人也认识蒋介石。只不过这些人士上了年岁，交谈的机会恐将不再，因此集结这些材料来源，似乎是很美妙、很值得的一项计划。此外，就像他儿子的传记，我也将这本新书视为一个独特的工具，述说中国痛苦、动荡不安的历程，从一个在二十世纪初受满族统治的腐朽旧王朝，到百年之后成为一个和平、安定、快速繁荣强盛的国家。

在我为本书旅行、研究和访谈的过程，我发现蒋是个高度矛盾的人物。他是个现代的新儒家，支持女权，也能接受他太太外甥女兼亲信公开穿着男装的女同志行径。他是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极端痛恨过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凌与羞辱，可是他却一点也不介意自己除了两个非婚生孙子之外，所有的孙子女全是欧亚混血儿。他没有太多领袖魅力，大体上也不为同侪所喜欢，但有时他的坚决、勇气和清廉往往也使他颇受爱戴。他是个很自我约束的人，但却具备气势凌人的个性，表面看来沉着、不苟言笑，脾气极坏，却又笑容可掬，偶尔伤感啜泣。从日记分析，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一旦面临对国家存亡、统一或他本身统治地位的威胁，他会不惜诉诸残暴手段。在日记中，他有时候会陷入偏执的怒吼，但是碰到危机又往往能够冷静分析事理，反映出他了解当前问题的动态和可能性。在大陆，某段时期他军功显赫、战绩彪炳，但一切都止于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的大溃败。无论是有意或无心，他也替台湾活力充沛的民主发展作好准备。

蒋的日记让我们对重大的历史事件有了新的了解：他意外蹿升为国民党领袖，他早年的左倾思想，他在一九二七年的血腥清共，军阀一再兴兵作乱，他一面建军一面对日姑息历五年之久，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中遭到劫持，国共联合阵线的过程与破裂，他和周恩来长久的特殊关系。我们也重新认识到他在淞沪保卫战及其后的军事策略，他和斯大林相互使劲把对方卷进对日战争，他和史迪威将军的长期斗争，以及在珍珠港事变后他对盟国严正的军事承诺——然而盟国的不断失信以及他仔细盘算却又不智的回应，都让这份坚贞大打折扣。

战后的大事则包括：马歇尔使华调停失败，蒋错误决定在东北孤注一掷，他早在一九四六年就计划退守台湾。最后，蒋氏日记和其他新材料也对他撤守台湾后，提供早先更多不为人知的事实：他对台湾本省潜在的反对势力进行残暴、无情的威吓和弹压，国民党内不满他领导的种种风波，他对朝鲜战争、越战的悲观看法，他私底下早早就认识到自己有生之年无法“光复大陆”，可又一再公开宣布即将“反攻”。他利用这些警告从华盛顿得到特别待遇，同样成功的，还有将两次濒临核战边缘的金门危机扭转成自己的优势，以及拒绝艾森豪威尔一项可能导致美中大战的危险提议。

后来还有许多重大事件相继出现，但是蒋氏在他生前最后的重大危机中倒回应得很务实——其中之一就是隐藏他对尼克松的痛恨之情。尼克松和毛泽东的修好，他显然先从周恩来那里得知的。现代史上主要的世界领导人能像蒋一样长年居于最高位、积极参与缔造历史的世界大事，此一纪录恐怕也非后人能及。基于这个理由，不论你怎么看待蒋一生动荡岁月的功过，他的故事大有可观之处。

第一部 革命

第一章 新儒家青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近午时分，在迭遭战火摧残、炽热的重庆，一名助手拿着一台短波收音机进入蒋介石宽敞但简朴的办公室，打开东京电台频道，几分钟后，通晓日语的蒋和日本人民一样静静地听到了裕仁天皇的首次“御音”广播。代表日本灵魂神圣化身的裕仁要子民“忍其不能”，为了保护无辜性命不再受敌人“残忍”的炸弹伤害，他接受了盟国领袖的“波茨坦宣言”。换言之，“伟大”的武士之国无条件地投降了！

终于，大战结束了。中国人民在蒋领导下浴血抗战八年，有一半的时间更是孤立无援。其实自从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东北以来，抗日战争即已间歇性地开打。经过十四年的冲突，中国士兵至少伤亡三百万人，可能另有一百万人因病及营养不良而亡故。1阵亡的士兵中绝大多数——九成以上——是蒋的部队。死于战乱——炸死、烧死、饿死、淹死、被枪打死——的中国人民还有九百万人。不同时期，前后有数千万人成为难民，很多人颠沛流离死在逃难途中，不少人则在难民营过世。从上海等大城市逃离出来的中产阶级家庭几乎失去了一切；数百万个农村家庭则是日本皇军“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牺牲者，沦为赤贫。有些城市整个被夷为平地——有些城市，如长沙，还不止一次遭到焚城厄运。

当天傍晚，蒋来到重庆酷热不堪的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宣布这个消息。和往常一样，他穿着朴素的军服，笔挺地站在麦克风前。他的秘书陈布雷当天生病了，因此他本人亲自撰写讲稿。他调整了一下眼镜，用他清晰的尖嗓子向全国同胞报告日本投降了，他赞扬了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也不忘褒奖盟国。2他说：“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绝大部分中国人听不懂他浓厚的宁波腔，但大家晓得是他在讲话。接下来他谈到未来：“如果这一次战争是人类历史上最后一次的战争，那么我们同胞们虽然曾经受了忍痛到无可形容的残酷与凌辱，然而我们相信我们大家决不会计较这个代价的大小和收获的迟早的。”然后，他迂回暗指内部敌人，提到说：“相信我们武装之下所获得的和平，并不一定是永久和平的完全实现，一直要作到我们的敌人在理性的战场上为我们所征服，使他们能彻底忏悔，都成为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分子，像我们一样之后，才算达到了我们全体人类企求和平及此次世界大战最后的目的。”3

消息先由有收音机的人传开来，不久全国大小城镇的人们走上街头奔走相告。大部分农村没有收音机，但似乎不到一小时，大家都知道抗战胜利了。从上海到重庆，从城市到农村，数亿男女老少齐欢腾，而日本士兵守在营房里呆若木鸡。数百万爆竹彻夜点爆。在重庆，美国人也加入庆祝中，群众“抓住他们的制服，向他们欢呼，高喊‘美国顶好！’”4。这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欢庆，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美国人和原子弹击败了日本人这样的事实，一点儿也没减损中国人大胜的感觉。中国人觉得，毕竟这么多年来他们英勇抵抗日寇，牵制住了上百万的日本劲旅和上千架敌军飞机。

蒋介石在广播中告诉国人，日本人民不是敌人，我们“不要报复，更不可对敌国无辜人民加以污辱”5。当天晚上当他走出广播电台时，美国记者白修德（Theodore White）注意到，一下子“这位当今之世的大人物平静的外表仿佛被刺穿了，多年来的疲惫与紧张全都浮现上来”。然后，“西方人称之为大元帅的他，面容严肃地点头致意，走过欢呼的群众，回到他的指挥中心”。6

驻在中共基地的美国人员注意到，在重庆北方约八百公里，毛泽东的延安总部也进行了一场游行来迎接胜利的消息，但却少了一分薄海欢腾的激情。

但是，不论是蒋或是毛，当天夜里都无心庆祝。国、共两党已经断断续续交战近十二年，胜负未定，要看到底是哪个党、哪个领导人能带领中国实现强国富民的梦想。两位领导人都说要进行谈判，以达成和平、统一的中国，但他俩心知肚明，一场殊死战已开始。钢铁般的意志和顽固的坚忍，让两人走过大败岁月，熬过敌人势力比他们强大不知多少倍的艰巨考验。在这一刻，蒋似乎在军事、经济方面占尽上风，比起以往任何时刻，他更孚民心、更有实力。美国人正在替国民党军队组训、装备三十九个师的兵力，使蒋对即将来临的国共之战充满信心。但是毛比蒋更乐观。美国人员派驻延安，正是象征了美国政府内部一部分人对蒋的领导的厌恶态度，这对蒋来说是一个隐而未发但严重的问题。与此同时，蒋本人私底下也一直相信，共产党部队的官兵以及文职干部，整体而言比起国民党的部队和文职干部更尽忠职守、更有纪律——这个结论使他即使在此胜利的时刻也感到前途黯淡。

蒋拍发电报给毛，向他担保“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诚挚”邀请他到“陪都”重庆来共同商讨“国家大计”。7毛很清楚，蒋的邀请不仅是在国共斗争中显示亟盼两党团结与和平的一个诡计，这也证明了他长久以来的看法：蒋不正直，又一直自命仁义道德——更不用说这也是蒋的政治手腕和危机处理的伎俩。

蒋介石的崛起乃是一个与坚毅、忠诚、勇气、真诚等种种品质相关的故事，同时也是愿意承认降临他个人及中国的悲剧超乎他的控制的故事。蒋从一个仅在军校预备班受过一年教育、见识褊狭的军官，一步步成长为具有战略观、能洞察中国和世界格局的动态关系，也知道如何以弱克强、以柔制刚的国家领袖。他以战事紧急和达成国家目标之需求为理由，在大陆合理化他冷酷的战略和军事决定，在台湾则以无情的军事行动和秘密警察的镇压，令数千人丧失性命。他和其他不民主的强大领导人一样伪善，但他并不犬儒。和同时代的人（包括共产党在内）一样，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和秘密的政治、帮派社团关系密切，征收鸦片税同样也是他在大陆执政时期政府税收的来源之一。可是，他仍自认为是个有道德的、真诚的、与时并进的儒家基督徒，并比较少地受到个人权力欲的驱使，反而是着重于维护一个统一、现代和独立的中国。

一

十九世纪末，蒋介石的祖父玉表公在上海南方一百八十公里的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外拥有三十亩（约五英亩）农地。不远之处即是云雾缭绕的山岭，有着“屠虎”、“雪窦”等戏剧化的地名，层层瀑布坠泻入谷。本地所产的武岭茶，迄今仍是中国上好茗茶。

蒋家的地产包括山麓竹林、梯田和茶园。这三十亩地使蒋家在溪口镇成为五大首富之一，可谓地方精英，不过还称不上乡绅阶级。8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隔了几年，玉表公把农地出租，在村子里开了一家盐铺。盐当时是政府专卖，玉表公通过某种关系或服务（或许与平定太平天国战乱有关），取得贩盐执照。

小店生意开始兴旺，是在蒋介石的父亲肃庵公接手经营，且又取得卖酒执照（另一项官方专卖生意）之后。蒋家三代一起住在小店楼上，店铺面临剡溪，这条平常平静的溪流，每到春天水位升高，偶尔会淹了小店一楼。肃庵公的元配早逝，留下一个儿子取名瑞生，一个女儿取名瑞春。二房无子女，亦过世。一八八六年，他娶进年轻的王采玉为继室；这一年，王氏二十二岁，肃庵公四十二岁。蒋、王两家的一位亲戚记得，王氏来自“山区一个很穷的村子”，当地主要作物就是竹子，王氏和当时大多数女人一样缠着小脚。9（这原本是富有人家的一种虚矫习惯，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中国相当多数父母——满洲人则不——都让女儿缠足，这种做法很痛苦，把足背绑紧，可使脚小了约三分之一。）不过，王氏很精明干练，对子女前程颇有野心。

一八八七年十月三十一日，婚后一年，王氏在盐铺上方一间房里产下一个男孩。祖父玉表公替孙子依辈分取名瑞元，学名志清；按中国的传统，瑞元后来以字行，称为介石。数十年后，因为革命领袖孙中山以广东音称呼他这个名字，外界遂跟着喊他“介石”。

蒋家的小铺生意兴旺，一八八九年全家搬到沿武岭街约三十米外的一座两层楼商房。接下来，王氏又生下两个女儿，但只有瑞莲一人存活。一八九四年，玉表公去世，同年王氏又生下儿子瑞青。瑞青长相俊秀、性格可爱，深得母亲宠爱。长子介石则既不英俊，书也没念好，而且越来越有叛逆性格、脾气坏。据蒋自述，幼时母亲“一再责打，才不会使我变坏”10。可是他能言善道，个性浮躁且喜欢发号施令。一八九六年，年方五旬的肃庵公突然去世；不久，介石的同父异母兄长瑞生过继给一位伯父，并继承了盐铺。九岁冲龄的介石继承了住家的房子，以及每年可有四五十银元收入的竹林及水稻田。11家里的女子分不到什么财产。

少年蒋介石的教育就是跟着私塾老师学习。据说，九岁之前，他已念完“四书”（《大学》、《中庸》、《论语》与《孟子》）。12这些书都是以文言文写成，佶屈聱牙，小学生的蒋介石自然读不懂，每天花好几个钟头去背诵，只是囫囵吞枣而已。13

↑蒋介石与母亲王采玉（国民党党史馆提供）

蒋介石十四岁那年，王太夫人基于种种理由决定给儿子成亲。在亲友建议下，王太夫人希望给自己找个身强体壮、顺从听话的媳妇，也可服侍儿子。14最终她挑选了邻近岩头村一位十九岁、半缠足的姑娘毛福梅为儿媳妇。婚礼在一九○一至一九○二年的冬天举行。婚后，福梅搬进蒋家那栋两层楼的房子。15而她在八年之后才怀孕，足可证明夫妻俩的婚姻并不和谐。16

一九○三年，蒋介石参加童子试，未考取。但王太夫人并未气馁，立刻让儿子入奉化县城凤麓学堂，学习英文、算术等西学，但传统经史仍占相当大比重。17奉化虽是个小城，已远比溪口先进；介石在城里首次见识到“大鼻子”的外国传教士——也开始嫌弃替他料理家室的不识字的糟糠之妻。18根据种种转述，福梅曾向朋友抱怨她不时遭到丈夫殴打。19但是据乡人传说，她仍然和蔼可亲。蒋后来在日记中写道，他母亲常常护着媳妇。20

二

有两股力量影响到蒋介石在此一成长阶段的认同与人生观。第一个影响是儒家教育，或者更重要的是新儒家精神——十三世纪蒙古人入侵中原，并建立起元朝，这场剧变之后，汉人学者、官员心心念念要恢复、保护中国文化传统，到了十九世纪蒋介石就学时，死记硬背两千多年来的古籍以及撰写八股文，还被认为远比学习艺术、音乐和算术来得重要。

但是，新儒家精神最影响少年蒋介石的，是它对修身养性、自律和自省的强调，并且注重责任、勇气、荣誉和积极进取，而非消极冥想。能培养这些原则，方能成为人上人。新儒家同时亦鼓励传统儒家有关道德行为及社会责任的观念。儒家看待道德是以政治秩序为基础，具有政治目标——创造和谐、有序的大同世界。这套信念历经数千年的打造，使得大家庭生活在拥挤、以血缘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里，虽有独立、家户的耕作，也要靠社区共同维护基础建设和秩序。

影响蒋介石的政治观点和事业，甚至影响到20世纪所有其他中国领导人的第二股力量，是此前六十年内，“天朝上国”一再丧失领土、主权和自尊的惨痛经历。蒋介石出生时，满人建立的清朝已经统治中国近两百五十年，作为帝国的统治者，满人虽然保持自己的民族语文、禁止满汉通婚，但采纳了许多中华文化。和从前的外族朝代一样，他们的统治体系要靠汉族大臣、农村精英士绅的合作。可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清朝，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屡战屡败；这些西方人不仅相貌迥异于汉人，也不像满人或者中国其他的少数民族那样接受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

一再的战败和丧权辱国记录，实在可怕。十九世纪下半叶，西方列强凭恃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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