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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蜚声世界文坛的中国作家:林语堂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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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厉向君著
出版社:巴蜀书社
出版时间:2012-11-01
书籍编号:30130240
ISBN:9787553101828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55223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蜚声世界的中国作家:林语堂
厉向君 著
巴蜀书社
第一章 大山里飞出的凤
一、当牧师的父亲
1895年10月10日,即光绪二十一年农历八月二十日,林语堂诞生于漳州平和县的坂仔村,幼名和乐,学名林玉堂,后改为林语堂。
漳州地处福建省最南端,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是侨胞和台湾人的祖居地之一,也是我国东南沿海的历史文化名城。漳州一年四季花果飘香,以盛产芦柑、荔枝、天宝香蕉、龙眼、柚子、橄榄等水果而闻名,其水仙花、片仔癀与八宝印泥一起被誉为“漳州三宝”,驰名海内外。
林语堂不仅出生在一个山美水秀的地方,而且还出生在一个牧师的家庭。林语堂的祖父是漳州北郊五里沙村的一个农民。1864年,太平天国军朱利王部进入漳州,1865年,太平天国侍王李世贤的部队撤离漳州地区时,祖父被征为挑夫,随军撤退,从此,杳无音信。祖母是基督教徒,生有二子,长子林至诚当时躲在床下,才没有被拉走。自从丈夫被抓而失踪后,祖母带着两个儿子逃到了厦门的鼓浪屿。由于生活的逼迫,她无力养活两个孩子,只好忍痛将小儿子送给当地一个有钱的吕姓医生,这个小儿子后来中了举人。祖母将长子林至诚留在身边,娘俩相依为命,她后来再嫁,丈夫姓卢,但至诚没有改姓。
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自小做过小贩,用自己的肩膀挑着糖果,四处叫卖。下雨天他母亲赶紧炒豆,好让林至诚卖豆仔酥。为了多卖几个钱,林至诚就跑到监狱的门口卖米。有时他也挑竹笋徒步到漳州去卖,来回约三十里的路程。后来,他把自己肩上的疤痕指给孩子们看,说这是挑担磨出来的,由此他让孩子们知道,做人必须刻苦耐劳,不辞辛苦才会有收获。林至诚从小聪慧好学,但由于生活的贫困,没有条件到学校就学,只能在劳作之余进行自学。从一个生字一个生字认起,然后练习写出,再慢慢地去理解它的含义,这样的坚持不懈,竟能读书看报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林至诚由于持之以恒地自学,对中国古代文化的典籍,如《大学》、《论语》、《孟子》、《中庸》、《诗经》、《声律启蒙》及《幼学琼林》等都能够慢慢地理解了。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林至诚受其影响,也成了基督教徒。由于最初来华的天主教士中,有一部分人横行霸道,所以遭到了当地群众的诋毁,尤其是传统的天主教教规与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冲突,不允许有偶像崇拜,禁止中国的天主教徒祭祖祭孔,这样天主教会便先后于明朝、清朝政府发生冲突,导致政府不得不在17世纪禁止了天主教的传教活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法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规定法国人可在通商五口岸建立教堂。从此,西方天主教挟列强之威进入中国的城乡,甚至在一些地区权势膨胀,引起民众的反抗。1849年,即清宣宗道光二十九年,中国五口岸通商后,开放西洋传教,实属无奈。但后来来华的基督徒教士与天主教教士不同,他们重视文字宣传,因而在厦门、漳州,基督教徒没有被社会排斥。传教士在华办报等出版事业和办学、办医等慈善事业,对中国思想文化、近代教育、卫生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发展曾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中西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时代。19世纪70至80年代,基督教美公会所属的归正长老会在闽南各地先后成立堂会传教。漳州建立堂会后,在平和县也设立堂会。1874年,平和县坂仔乡的堂会建成。1880年,年仅二十五岁的林至诚被教会派到坂仔乡任“启蒙伴读兼传福音”,即乡村教师兼牧师之职。后来,他虽然先后到过厦门、同安传道,但家庭一直定居在坂仔。1889年,林至诚回到坂仔担任了堂会会长一职。林至诚会认字读书,对贫穷、不识字的乡民不仅传教,还为乡民解决争端,尤其喜欢为人做媒,喜欢撮合鳏夫寡妇。他活泼乐观,与人为善,精力充沛,助人为乐,受到乡民的欢迎和爱戴。
有一位美国牧师叫范礼文(Reverend.W.L.Warnshuis),他和妻子曾住在林至诚家的楼上。他们在坂仔建立了一座新教堂。林至诚一家就在这座新教堂做礼拜。范礼文牧师向林至诚介绍“新学”的书籍和一份油墨印的周报,那份对林家有影响的刊物,便是上海基督教学会林乐知牧师(Young John Allen)主编的《万国公报》(又译《教会消息》或《通问报》)(Christian Lntelligence)。从这些刊物中,林至诚对西方有所了解,知道了世界上最好的学校是德国的柏林大学和英国的牛津大学,林至诚明白,如果要走出这些大山,只有读书这一条路,所以,他不断告诫自己的孩子,从小要有理想,要有志气。
林语堂后来回忆说:“有一个在我生命中影响绝大、决定命运的人物——那就是外国传教士Young John Allen(中国名字林乐知),他自己不知道他的著作对于我全家人有何影响。我是早年只知道他的中国名字叫林乐知——是与我们同姓本家,直至近年我才知道他的本姓。大概他是居于苏州的一个教士,主编一个基督教周刊——《通问报》(即《万国公报》),兼与华人助手蔡尔康翻译了好几种书籍。我父亲因受了范礼文牧师(Reverend.W.L.Warnshuis)的影响而得初识所谓‘新学’,由是追求新知识之心至为热烈。林乐知先生的《通问报》,报费每年一元,独为我父之财力所能订阅的,而范礼文牧师与吾父最为友善,将其所能得到的‘新学’书籍尽量介绍。他藉林乐知的著作而对于西方及西洋的一切东西皆为热心,甚至深心钦羡英国维多利亚后期的光荣,复因之而决心必要他的儿子个个要读英文和得受西洋教育。我想他对于一切新东西和全世界之好奇心和诧异之情当不在我个人之下。”
林至诚勤奋、聪明,喜欢接受新生事物,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在乡里的威望一天天提高,村民们对他的行为不再视为异端,而是带着羡慕、尊敬与认同的态度来看待他。
二、母亲与二姐
林语堂的母亲叫杨顺命,出身寒微之家。她是一个老实忠厚的女人,也是一个基督徒,她能读闽南话注音的《圣经》。她嫁给林至诚为妻后,任劳任怨,为林家生了八个孩子。长子名景良(和安)、二子玉霖(和风)、三子憾庐(和清)、四子和平(早殁)、五子语堂(和乐、玉堂)、幺子玉苑(幽),长女瑞珠、次女美宫。这些孩子都听从林至诚的教诲,友好相处,和善待人。除了两个女儿因经济困难没能继续求学外,五个男孩后来都上了大学。老大、老三在厦门鼓浪屿进了救世医院医科。当时西医还未被国人所接受,这所医院为了培养西医人才,才附设了医科学校。一方面是学费较低,另一方面也是林至诚让孩子们学好英语,掌握本领将来好为群众服务。老二、老五和老小,都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毕业生。
杨顺命不认识字,但在教育孩子问题上是很赞同丈夫林至诚的意见,只是因经济问题和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没有做到男女平等,导致两个女儿没能进大学深造,成为女儿们的终身遗憾。
杨顺命虽然长得不是很好看,但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她的善良不仅表现在对自己儿女们身上,而且表现在她很有同情心,经常帮助穷苦的人家。在林语堂后来的小说中,多次写到母亲的形象,而且都是写得那样感人肺腑。母亲,对人子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她是生命活水的源头。林语堂在《回忆童年》中曾这样表示他对母亲的感受:“说她影响我什么,指不出来,说她没影响我,又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大概就像春风化雨。我是在这春风化雨的母爱庇护下长成的。我长成,我成人,她衰老,她见背,留下我在世。说没有什么,是没有什么,但是我之所以为我,是她培养出来的。你想天下无限量的爱,是没有的,只有母爱是无限量的。这无限量的爱,一个人只有一个,怎么能够遗忘?”林语堂在《八十自叙》里也说过:“我记得母亲是有八个孩子的儿媳妇,到晚上总是累的筋疲力尽,两脚迈门槛都觉得费劲。但是她给我们慈爱,天高地厚般的慈爱,可是子女对她也是同样感德报恩。”母亲对于林语堂来说,她所给的恩爱比天高,比海深,令他刻骨铭心,永志难忘。父母的行为对孩子们的影响是怎么估价也不会过分的。因为是父母的言传身教才使得孩子们学会了认识世界,学会了做人的道理。
基督教文化是一个丰富的矿藏,林语堂从中吸取了许多有益的营养,如自由精神、谦卑性格、感悟能力、博爱心胸、和谐理想,但需要说明的是,林语堂与那些虔诚的基督教徒不同,他自小虽然信基督教,但对基督教教义产生过怀疑,后来进入圣约翰大学和清华大学后更是如此,甚至他曾一度称自己是一个异教徒,并为此而常常苦恼,直到晚年才又重新回归基督教。但不管怎么说,林语堂是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一个中国现代作家。
林语堂在《回忆童年》时说:“影响于我最深的,一是我的父亲,二是我的二姐,三是漳州西溪的山水。”除了父亲的影响外,二姐对林语堂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二姐美宫,不仅长得漂亮,而且善良、聪慧。她比林语堂大四岁。兄弟姐妹中,林语堂与二姐感情最深,甚至比对父母还亲切。美宫曾就读于鼓浪屿毓徳女中,被同学们誉为“校花”。林语堂在暑假中发现,每当在家上课(父亲给他们上课)未完时,美宫就得恋恋不舍地离开,因为她必须去烧饭,供一大家人吃。女孩与男孩不同,家务活大多都让女孩去做。下午上课未完,她也要提前离开,而去把洗好晒干的衣服收进来。
美宫聪明过人,学习成绩优异,并且怀有远大理想,向往将来能进高等学校继续深造。可是,林至诚由于经济困难,再加上重男轻女的思想,决定牺牲美宫上大学的理想。美宫只好在家等待婚嫁。父母多次给二姐提亲。晚上,父母到美宫房里,刚要提起婚嫁的话题,美宫马上就把灯吹灭,转身睡觉。她多么想读大学啊!她曾想与弟弟林语堂一起走出大山到外面的世界,像鸟儿一样自由地飞翔。当时有一个商人正在追求她,但美宫迟迟未答应,一直拖到二十二岁,她才彻底放弃了上大学的希望。
1912年初秋的一天,林语堂与二姐美宫坐在同一条船上,但命运之神却作了如此不公平的安排:林语堂获得进大学深造的机会,而二姐美宫是去西溪的山城出嫁。林语堂后来回忆起来,心情还是异常沉重:“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我上大学,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热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觉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好像重重的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二姐却因患鼠疫亡故,她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林语堂每当想起那四毛钱,就想起二姐,想起二姐那句话,想起这一切,他都忍不住要流泪。
三、山之子
漳州在封建帝王时代是福建南部的一个府,包括龙溪、南靖、平和、诏安等县。除东部沿海有少量平原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山区。林语堂二哥林憾庐在《漳州漫话》一文中盛赞了漳州的美丽风光:“漳州北面是小山,有三个亭子。到这儿上边一望,全城的楼屋和乡村田野的景色都出现于目前。南面是西溪干流,有堤岸和新式的两道桥。假如你在下午傍晚的时候,到溪边散步,顺便走上中山桥的中间去,那斜阳和上流的一切景色才够你欣赏赞叹!这儿一切是天然的,没有人工的造作,而是流动的美。溪流闪着万道的金波;帆船乘风而驶,渔舟依着沙洲而泊;小舟上苍绿的竹林,时有白鹭飞翔;沙滩上游牧童和水牛在玩着;一切的田园山林在夕阳的光线里,和烟霞的光色织成了奇妙天然的画图,美丽极了。”
平和县离漳州61公里,明正德十二年(1517)建县。县城的小溪到坂仔乡约有10公里,林语堂出生及童年生长的平和县坂仔乡宝南村是一个小山村。坂仔的四周都是山,东面叫峨眉山,北面有悬崖绝壁的石齿(也写“石起”)山,西南有峰峦起伏的十尖山,南面有森林茂密的南寮山。无论晴雨晨昏,这些远远的山巅都被云雾笼罩着,给人以亦真亦幻、神秘莫测之感。太阳初升和夕阳西下时,山上的高天和云雾更是不断变幻着富丽的色彩,让人身处仙境一样。
林语堂自小就生活在这些大山周围,面对着群山,浮想联翩,展开了想象的翅膀。林语堂对大山产生了浓厚的情感,这些山水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在后来创作的自传体小说《赖柏英》中,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你一点儿也不知道。你若生在山里,山就会改变你的看法,山就好像进入你的血液一样……山的力量巨大的不可抵抗。”“山逼得你谦——逊——恭——敬。”林语堂在《回忆童年》中说,“生长在这雄壮气吞万象的高山中,怎能看得起城市中之高楼大厦?如纽约的摩天大楼,说他‘摩天’,才是不知天高地厚,哪里配得上?我的人生观,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人性的束缚,人事之骚扰,都是因为没有见过,或者忘记这海阔天空的世界。要明察人类的渺小,须看宇宙的壮观。”他在《四十自叙》诗中写道:
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
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
林语堂汲取了山区人的自由、超脱、豪放,也表明了家乡的山景在林语堂的思想境界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形成了他自己所说的“山地人生观”。
美丽的西溪河从村中流过,也成为自然美景中的又一道风景。每当雨季来临,河水暴涨,一幅天然的洪水搏斗图映入眼帘;而少雨季节又是白沙、鹅卵石和水草装点的空地。村妇们洗衣洗菜,儿童坐在水牛背上吹着横笛,真是诗情画意!林语堂与伙伴们你追我赶地到水中摸鱼摸虾。这些童年快乐的生活一晃就过去了。林语堂六岁时进了教会学校——铭新小学。
林语堂自小心中就充满了梦想。他梦想当医生,要发明包医百病的灵丹妙方。他还真的在实验,配制了一种治外伤的药粉,取名“好四散”。他梦想当发明家,经常到码头上观看来往鼓浪屿的小轮船,船上的蒸汽引擎使他很感兴趣。他还依照虹吸原理制造一架抽水机,让井里的水自动流进菜园里。后来失败了,他只好暂时放弃发明抽水机的打算。他还想长大后开一个“辩论”商店,提出辩论命题,向人挑战。他梦想成为一个全世界闻名的大作家。他曾对父亲说:“我要写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1903年,年仅八岁的林语堂写了:
人自高,终必败,扛战甲,靠弓矢;
而不知,他人强,他人力,千百倍。
另一页上画了一只蜜蜂作为插图。
1905年,林语堂刚刚十岁,因为父亲不满意铭新小学的师资和教学方法,所以决心让林语堂三兄弟到厦门鼓浪屿的教会小学住读。从坂仔到厦门路途上的每件事,对于林语堂来说都充满了新鲜感。因为厦门是列强强迫清政府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所以认为那里的教会学校的条件一定比闭塞的坂仔的铭新小学条件要好。
林语堂在厦门读完小学就进入了厦门的寻源书院,即教会办的中学,这所书院是1888年由基督教美国归正教公会与英国长老会联合创办的,校址在鼓浪屿山仔顶。无论小学、中学和大学,教会学校都是不收学费的,而且连生活费、住宿费也都免收。这对于林语堂这个穷牧师的家庭来说,是非常难得的选择。
林语堂十三岁进入相当于中学的教会学校——寻源书院,于十七岁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在这四年的中学生活中,林语堂的英文和自然科学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教会学校古板的教学方法和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于活泼好动的林语堂来说是一种束缚。如学校规定不准看中文报纸,不准看闲书,所谓闲书即功课以外的书。从早晨8时至下午5时,把学生关闭在课堂内。凡在校偷看杂书,或在课堂上交换意见,皆是罪过,是犯法。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了林语堂求知的天性。林语堂在若干年后,曾持续不断地攻击现行的教育制度的弊病,就来自他在教会学校的亲身经历。
有弊有利,在寻源书院,林语堂的英文进步很快,对科学兴趣更浓厚了。有人问他将来干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想当英文老师或物理老师。他还说,数学尤其是几何学最让他着迷,他对地理学也情有独钟,甚至对西洋音乐更是着了迷。他虽然不喜欢美国校长毕牧师,但对其夫人(Mrs·Pitcher)却有好感,因为校长夫人不仅长得端庄淑雅,而且她唱的歌,抑扬顿挫,悦耳动听,充满了温柔之美。传教士女士们的女高音合唱,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厦门,林语堂真正耳闻目睹了西方文明显示它在中国存在的最为有力的一种方式:战舰上的水兵和大炮。1907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旅顺口还是一片断壁残垣,老罗斯福就派遣美国舰队来访问中国。舰队到厦门时,寻源书院的学生应邀前往参观。林语堂第一次看到了美国海军的操演和那些钢铁怪物的雄伟形象,使得少年林语堂既羡慕又畏惧。
寻源书院的学习,对于林语堂来说太容易,林语堂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于是他就偷偷地看自己喜欢的书。实际上,凭林语堂的天资,应付学校的考试简直不费吹灰之力,每次都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好成绩。但林语堂不承认自己是个用功的学生,而考试都是名列前茅。
1911年爆发了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皇族统治中国的历史。但在闽南山区并未引起大的变动。林语堂在寻源书院也看不到中文报刊,对于这一历史变革也不知晓,他仍埋头钻研功课。辛亥革命的第二年,十七岁的林语堂以第二名的成绩结束了中学阶段的学习。这年暑假,他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
四、圣约翰大学
圣约翰大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会大学。林语堂于1912年考入圣约翰大学,首先进入的是神学院,他之所以选神学院,其目的就是将来预备献身为基督教服务。然而,在一年多的学习生活中,他无法接受种种凡庸琐屑而又荒谬的教义说法,如耶稣是童女所生和他的肉身升天等说法。他发现,连那些传教士都不大相信,然而要入教,就要相信。圣大校长卜舫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博士亲自告诉他,肉体复活是不可能的,要紧是灵体复活。基督教说,人生来就是罪恶的。耶稣替我们赎罪,我们才可以进天堂,不信教,便要进地狱。地狱、罪恶、罪源、赎罪等等理论,林语堂很难接受,他认为,一切神学都是在“欺骗”,对他的智力是一种侮辱,他本来希望当牧师,可是,现在他对神学已经没有了兴趣,所以终止了神学院的学习。
尽管对神学没有兴趣,但林语堂没有浪费时间,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对英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圣大的第一个英文老师,是个外国人,她的中文名字叫李寿山。这位老师与寻源书院的毕太太一样,不仅长得美丽可爱,而且温柔多情,真实诚恳,给林语堂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
林语堂除了跟老师学好口语,另一方面依靠的就是一本《袖珍牛津英文字典》。这本字典不仅将英文字的定义列举出来,也将一个字在句子里的用法举例。无论是一个字,或者是一个语段,林语堂一定要弄清楚才肯放过。对中文意思相近而英文意思不同的单词,林语堂也注意体会其细微的差异,如他为了搞清楚中文的“笑”和“哭”在英文里的意思,林语堂整理出很多单词:如大笑、假笑、微笑、痴笑、苦笑等;如大哭、假哭、饮泣、哀泣等。同时,他又将这些单词还原到具体的英文句子中深入理解。这种学习方法既系统,又方便,还便于记忆,更能有效地使用。至于英语的发音,他认为只要弄清楚一个字的重音在哪个音节,说起英语来便不成问题了。林语堂认为,每个英文单词也像人一样,都是有个性、气质和味道的。掌握了它,内心就有这种感觉:一个字词就是一个滑溜溜的物体,尽管有时在手里握不住,像一条扑跳跃动的鱼,但它逃不出心灵之海。后来林语堂回忆说:“这部字典最大的好处是容纳英语的精髓。我就如此学会了英文的许多精选词汇。”
由于拼命用功和有一套独特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在神学院一年半的时间里,林语堂的英文水平突飞猛进地提高,林语堂被选进了《Echo》(《回声》)杂志编辑部做编辑,林语堂说:“我愈来愈热心,我爱上了英文如鱼得水。”
在圣大读书,与在寻源书院读书感觉完全不同。圣大给林语堂留下了不少美好印象。林语堂认为圣大校长卜舫济博士就是一位可爱的人,他为人正派、举止大方,工作认真负责,他还娶了一位温文尔雅的中国闺秀做太太。最使林语堂感动的是,卜舫济博士无论干什么事总是有始有终、有条不紊。他严格治校又严于律己。当然,人无完人,卜校长就是太刻板,缺乏自由快乐的精神。所以他管理的学校,给学生的自由太少,或者说过于让学生遵守纪律而无自由,并且过于重视英文而轻视中文。中文不及格照样予以毕业,甚至聘请的中文老师水平低下,竟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从中国可以坐汽车直达美国,出现这样的常识错误和笑话。因此,林语堂对学校的许多清规戒律非常反感,有时简直深恶痛绝。遇到这样的中文老师,林语堂只好在下面“自学”,好歹老师也从不关心学生是否认真听讲,也不关心学生在下面做什么。这样,林语堂就利用不喜欢听的课和课余时间,偷偷地看杂书,如张伯伦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赫克尔的《宇宙之谜》、华尔德的《社会学》、斯宾塞的《伦理学》和韦司特墨的《婚姻论》,涉猎范围远远超过了他所学的专业,从而广泛地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世界观、社会观、人生观,使他对西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圣大图书馆只有五千册藏书,其中三分之一是神学书,林语堂几乎把这些书都读过了。这对于勤奋好学的林语堂来说太不过瘾。林语堂后来总结了在圣大的读书经验:第一、读书可以寻找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自己不喜欢的完全可以抛置一边。第二、读书读到精妙之处可以停下来,尽心尽力地咀嚼。第三、读书是一种乐趣,在读书过程中可寻找自己喜爱的作者或书中人物进行灵魂的对话。第四、读书可以开阔眼界、认识世界和人生。林语堂对读书有时达到迷恋的程度。
圣大毕竟是一所教会大学,学校一刀地割断了中国学生和本国文化的联系,甚至不准学生看中国的戏剧,以致林语堂在二十岁之前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知道耶和华命令太阳停住以使约书亚杀完迦南人等圣经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传说,也不知道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中国的神话故事。这一切都是这个文化“断层”所造成的后果。当然,所谓断层也不是绝对的。因为早年父亲已经对林语堂兄弟们灌输过儒家文化。在圣大,林语堂学习了外语、地理、算术、地质、体育等科学知识。他像进了知识的海洋,对数学和几何学、物理学、地理学均产生了浓厚的趣味,特别是英文水平的提高,使他毫不犹豫地注册了人文科的语言学作为专门学科,学好英文以便迎接未来世界的挑战。
林语堂从来没有为考试而填鸭死记。圣约翰大学坐落在苏州河畔,那时的苏州河没有受到环境污染,所以河中鱼虾自由地生活其间。每当考试临近,林语堂根本没把考试放在心上,而是提着钓鱼竿来到苏州河边垂钓,小鲫鱼呀、小鳗鱼呀,一个个被他收进了鱼筐。其他同学都忙于背书迎考得高分,所以来钓鱼的人很少,这样,林语堂就会满载而归,大获全胜。林语堂向来对课堂学习不太认真,他认为,凡做什么事都不愿居第一,其实,他只要稍微努力些就会拿到第一名的成绩,而他偏偏用垂钓这一乐事把第一名让给那个为分数而死记硬背的“傻小子”而感到毫不可惜。
在大学二年级结业典礼上,他荣获三种奖章,同时又代表讲演队登台领取优胜的银杯。在同一典礼上一人四次登台领奖,创造了圣约翰大学的领奖纪录,轰动全校。
林语堂不仅学习好,而且还是多项体育运动的出色选手。他学打网球,参加足球校队,还是圣大划船队的队长。他从夏威夷留学生根耐斯那里学会了打棒球的技术,是一名精于投上弯球和下坠球的垒球手。最为出色的是,他创造了学校一英里赛跑的记录,还参加了1915年5月15日至22日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本次运动会,中国队囊括了足球、排球、游泳、田径四项冠军,荣获总分第一。
林语堂在教会学校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尤其是圣约翰大学给林语堂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五、清华学校里的年轻教师
1916年,林语堂以第二名成绩从圣约翰大学毕业,由校友和同乡周辨明的推荐,应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校长周诒春之聘,任英文教员。清华大学的前身是清华学堂,始建于1911年,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留美预备学校,1912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最初是一所中等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开始招收四年制大学生,同年开办研究院(国学门),1928年,国民政府改名为清华大学,并于1929年设立研究院。学校坐落在北京近郊前清端亲王的花园里。清朝康熙年间称熙春园。雍正、乾隆、咸丰先后居住于此,咸丰年间熙春园改为清华园。学校的图书馆、大礼堂、体育馆、游泳池在当时国内堪称一流。林语堂任职时,那座规模宏大的图书馆正在建设中。当时清华学校的学制分为中等科和高等科,共八年,前五六年基本为中学程度的科目,后二三年才安排大学的有关课程。学生毕业后,按成绩高低和志愿分别插入美国的各个大学。所以考上了清华学校,就意味着到美国留学的希望基本实现了。美国政府的本意是在中国知识分子当中培养一批“追随美国的精神领袖”,而学校偏偏又建在了被英法联军洗劫过的清华园和迎春园。学生整天面对着被焚毁的断壁残垣,民族耻辱感时时涌上心头。
由于在圣约翰大学把英文基础打得很牢固,因此,林语堂是一个称职的英文教员。不仅如此,他也是一位洁身自好的青年。他不饮酒,也不近女色,每当星期天,有的同事去“八大胡同”嫖妓,而林语堂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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