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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健著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7-01

书籍编号：30132880

ISBN：978730014871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1575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外交，让世界走向和谐

陈健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上　外交理念篇

第一章　联合国是外交的大课堂⁽¹⁾

今天应邀谈谈我的外交生涯。

说起来，我跟联合国的确还是有缘分的。从两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1964年我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的时候，我本人并不想到外交部工作。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还不是共青团员，也不关心政治，所以脑子里没有到外交部工作、到政府部门工作的想法。我就想搞搞学问，做什么呢？首先我想考研究生，研究西方美学，这是我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英文对外广播，我们学英文的，那时候天天听这个，我挺佩服里头几个播音员，声音很好听，第二个志愿是考这个。但不管我怎么努力，这两项目标、愿望都没有能够实现，最后还是把我分配到外交部了，后来我知道，这不一定是我考得不好，而是内定了要我到外交部的，我怎么扑腾，也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

一

另一件事情发生在分配到外交部后。到了外交部并没有让我们到部里去工作，我和同时招的二三十名全国各个外语院校的毕业生被送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在叫北京外国语大学)去进修，那时候叫翻译班。加上63届的和65届的学生，实际上一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进修的差不多有八九十人。那么为什么外交部把我们这么一大批人招去以后，不到外交部工作，放在那里呢？后来才知道，当时估计中国快要进联合国了，把这些人招来储备，准备一旦进联合国派用处。为什么当时外交部会有这么个考虑呢？因为联合国力量对比开始发生变化了，自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一大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地国家取得了独立，参加了联合国，慢慢改变了联合国里头的力量对比。同时60年代的时候中法建交，中国和一些西方国家的关系也有所改善。所以，中国参加联合国，用我们的政策性语言来说，即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我们就被储备在那里。现在看来，储备在那里的近100个学生当中，后来真正进联合国的只有寥寥几个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要说缘分，首先一个缘分，好像我命中注定要到联合国去一样，不管我怎么奋斗都离不开这个。

到了外交部翻译班学习以后，正好赶上“文化大革命”，后来我们到牛田羊军垦农场一年半，江西干校一年半。到1971年，我们这批人又陆续调回外交部。1971年初，上级发个调令让我回外交部，到哪里工作呢？到外交学会工作，当时我正好在担任清查“五一六”专案组的副组长，正在关键时候，走不开。怎么办呢？江西干校的校领导就让另一位同志先回去，顶替了我到外交学会工作。等我做完“五一六”的调查，外交学会的工作已经没有了，上级就安排我在欧美司的国际组负责关于联合国的工作。所以这两次偶然的机会似乎注定了我今后要做联合国的工作。

这十几年的联合国工作，我有什么感受，学到了一些什么东西呢？首先，从我到欧美司国际组说起，当时给我分配的第一项工作是计票，估算一下那年关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两阿提案”)能得多少票。那是阿尔及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共同发起的一个提案。美国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提案反制“两阿提案”。我的任务是估计一下票数，美国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们的提案通得过或者通不过。我凭什么来估计呢？我就凭各个使馆报回来的情况，跟报纸上透露的情况来统计，按照我统计出来的票数，那年我们打败美国重要问题提案的票数刚刚超过半数，能够打败美国的提案取得胜利。我看到这个消息当然很激动，马上拿去找我们的领导。我的领导说：“小伙子，沉住气，要留有余地。”他调整了一下，按照他调整之后，投票的情况可能势均力敌，我们取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美国的阻挠也不能排除。这就是我到外交部上的第一课，叫做“留有余地”。以后我学到了这一点，就是：“讲话要留有余地，办事要掌握分寸。”为什么要留有余地呢？后来越来越体会到，就是人家口头答应你的，到时候能不能兑现，兑现的时候才能算数。

我上的第二课，就是那年(1971年)，美国的提案果然被打败了。恢复中国代表权的“两阿提案”通过了，我们所有搞联合国工作的人都非常振奋。终于我们要进去了，外交部领导觉得中国进不进去这样重要的问题，不能由外交部来定，要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来定，这又给我上了一课，叫做“外交无小事”。当然这件事情本身也不是小事。那个时候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去到底符合不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什么这个问题会出现呢？因为在这之前的25年，联合国在美国操纵之下，将中国拒之门外达25年之久，还发动了朝鲜战争，并且推动联合国大会通过一个决议，诬蔑中国和朝鲜是侵略者。

现在提案一通过我们就进去了，这是否符合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这个事情还得由中央来定，后来毛主席、周总理英明决策，我们不能辜负世界上绝大多数友好国家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应该进去。而且中央领导很重视，亲自选派了第一批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团，由乔冠华担任团长，周总理率领了政治局的领导到机场送行。从此，中国和联合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从这个角度讲，1971年恢复中国代表权决议的通过，不光是中国和联合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也是联合国里头力量对比的一个转折点，某种意义上也是联合国性质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已经成为联合国的多数，美国一家操纵联合国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代表权决议的通过也是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极大鼓舞，在这个形势的推动之下，在整个70年代第三世界高举反帝、反殖旗帜，通过联合国大会里头掌握的多数，通过了一系列的决议，维护了它们的权益。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决议，就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当时我参加了这场斗争，这场斗争很艰苦，因为它的基本出发点是要否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确立的国际经济秩序，否定《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货币基金、世界银行这一套游戏规则，另立一套公正的、对第三世界更有利的、第三世界有更大发言权的游戏规则。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中国代表团是跟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的，我们一起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经过艰苦的谈判以后，达成了一个折中案文，正在准备付表决的时候，美国、德国，还有一个国家(可能是日本)，它们认为：“不行，这个方案虽然吸收了我们好多意见，体现了折中妥协的精神，但是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还没有满足我们的要求，如果要通过这个提案的话，我们要求投票表决。并且对有些段落要投反对票。”大家知道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决议虽然没有约束力，但是它有道义力量，如果有的国家投了反对票，这就为其拒绝执行这个决议提供了借口，也削弱了所通过的宣言和行动纲领的道义力量，所以我们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一起商量，不能让这种情况出现，针对这三个西方国家的态度，我们提对案，即如果要投票表决，我们就回到原始案文，拿高方案来投票，我们这个主张一提出来，美国就软下来了，因为这高方案里头有很多对其不利的措施，包括国有化等等一系列的内容。结果各方达成妥协，未经表决协商一致通过。这是联合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以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为宗旨而提出并通过的历史性的文件。

二

我第一次被派到联合国工作是1972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给老同志做翻译。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陈楚大使(后来当了日本大使，再后来当了国务院外办主任)当翻译。陈楚大使不懂英文，但是中文“呱呱叫”，他是办报出身的。给他当翻译难度相当大，我干得很艰苦。我在复旦大学英文系念了五年，英文底子还是过硬的，后来又到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练英语会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该是能够胜任翻译工作的，但是我做不了，什么道理呢？就是由于“文化大革命”荒了两年，我到牛田羊军垦农场劳动了一年半，江西干校又待了一年半，加起来相当于五年时间没有接触外语。语言这个东西是个活的东西，你用它，它就熟，不用它，不管你以前学得多好，就没了。所以我到联合国以后第一项要学的事情就是学语言，怎么学呢？向谁学呢？我找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向电视学。我们中国常驻代表团驻地是个旅馆，条件不大好，但是有一个好处，每个房间有一部电视机。美国电视有个好处，就是每天二十四小时有电影，也有其他新闻节目，我就利用了这个条件。我看电视时搬个桌子放在我的前面，拿个本子，记它的词汇，记它的短语，学它的文字，还学它的腔调。这么苦练了五年，我觉得我的英语不仅是恢复了，而且某些方面还有所长进，长进在什么地方呢？腔调。我们不少在中国学外文的人，腔调方面普遍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腔，这个不可避免的；另外一个是我们在学的时候用的教材比较老，所以学的是19世纪的语言，跟现代的语言不一样。电视语言是最现代的，所以这五年的艰苦奋斗还是有收获的，使得我语言的腔调比较接近现代美国人，接近联合国里头讲的语言。这一课对我以后的工作，特别是后来到联合国秘书处工作，大有裨益。

陈健，1972年摄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驻地楼顶游泳池旁。

20世纪70年代我们在联合国里的工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那时我们主要把联合国看作一个讲坛，利用联合国这个讲坛宣传我们的外交思想、外交路线，当时我们讲了个“三个世界”的理论，讲了反对“霸权主义”。这在联合国是独树一帜，就我们中国一家是这样一个“调子”。我们的立场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护，每次我们发言以后，他们都长时间热烈鼓掌。他们私底下告诉我们说：“中国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就这样，我们发展和巩固了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战斗友谊，同时也并没有得罪美国。为什么没有得罪美国呢？从当时的反应就看出来了，每次我们讲完话以后，苏联总是要答辩的，美国从不和我们答辩。他们后来也告诉我们，他们心里有底，他们知道我们讲的是革命的道理，但是不输出革命。所以他们内部用了一句话，叫做“放空炮”，中国人讲话是“放空炮”，听听就算了，不要紧的。

在联合国工作还有一个好处，这里不像双边外交那样讲究对等，比如苏联如果是大使来发言，我们就可回答他。如果是双边外交的话，我们必须由大使来回答他。联合国里头只要你坐在中国这个牌子后面，不管你是谁，都可以代表中国讲话。有时我们的代表讲完话走了，结果苏联答辩了，像我们这样低级别的外交官也有机会去进行反答辩。我第一次答辩的时候战战兢兢，基本上就是把我国代表原来讲过的话换个说法重复一遍，但是经过这么几次以后练出来了。我后来曾经说，联合国有一个好处：它是培养和训练低级外交官的绝佳场所。所以我觉得在联合国，怎么样临场应对即席答辩，这个基本功对于搞外交工作是很有用的，对于我以后做发言人，更为受益。

三

我第二次到联合国代表团工作，是20世纪80年代了。80年代的联合国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总体上来说，70年代和80年代都是两条线交叉，一个是南北之间的对抗，一个是东西方之间的对抗，两条线在联合国里头交织在一起，70年代这个交织主要表现为斗争的一面，到80年代主要表现为美苏之间的缓和，以及第三世界和西方国家之间的全球谈判，所以80年代，在联合国是个对话和谈判的气氛。

当时我在代表团的分工是管经济，正好就是负责全球谈判。所谓全球谈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那就是经过两次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发现自己也有一个软肋，那就是依赖于石油输出国的石油供应和稳定的石油价格，所以它们想通过某种方式的谈判来使得石油输出国组织在这方面作出承诺，保证石油的供应，稳定石油的价格。发展中国家则想利用石油牌来压发达国家在援助方面和金融体制改革方面作出让步，让发展中国家在世界银行、货币基金等机构有更多的发言权，能够获得更多的实际利益。这应该说是一个大的交易，谈判持续了相当长时间。

1983年，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春节联欢会。陈健在第二排左数第一位。

我在联合国这三年时间，基本上就做了这一件事情。全球谈判中中国的地位和作用跟70年代不一样了，我们发挥了桥梁作用。77国集团和西方国家都希望能够做成这个大交易，需要有人出来帮助它们双方搭桥。中国当时正好处于一个跟双方都说得上话的地位。由于长期以来我们跟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斗争，取得了77国集团的信任，而且我们的根本利益跟77国集团的发展中国家是一致的，所以它们知道我们不会出卖它们的利益。同时我们国内已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所谓改革开放主要是面对西方国家的，所以我们跟西方国家关系已有比较大的改善。因此西方国家也相信我们所提出来的主张会兼顾到各方的利益。当时我们在谈判第一线主要做的工作就是寻找双方利益的交汇点，通过一定的文字把双方利益的交汇点表达出来，作为妥协方案提出来，争取被各方接受。在这场斗争当中我们多次发挥了这样的桥梁作用，得到了各方的好评。虽然最后全球谈判没有成功，但是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在联合国得到了公认。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得到锻炼，或者说上了一课，可以算是第五课了，就是搞外交要善于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不同利益的国家之间找到它们的共同点，找到利益的交汇点，找到妥协方案把各方面拢在一起。这个基本功对后来我在联合国秘书处工作特别有用。联合国秘书处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它是要把所有联合国成员国拢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才能够发挥作用。

四

我第三次去联合国工作，那是90年代，那时候联合国又变了个样子，所以我曾经说过，我四次去的联合国不是同一个联合国，是四个不同的联合国。赫拉克里特曾经说过：“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那么联合国也是这么一条河流，它反映国际形势的变化，反映国际格局的变化。所以我四次去联合国的确感到联合国在变，70年代是南北对抗，是斗争的联合国；80年代是对话的联合国；90年代是安理会恢复作用，维和成为联合国的中心工作这样一个年代。在冷战时期，由于美苏互相对对方的提案行使否决权，使得安理会陷于瘫痪，几乎不开会。90年代，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安理会开始恢复活力。与此同时由于原来两个超级大国竞争而掩盖的一些矛盾爆发出来了，在原苏联地区、前南斯拉夫地区、非洲等一系列地区冲突爆发出来，需要联合国来发挥作用。所以90年代联合国的特点是，安理会成为联合国的中心，维和成为联合国的“重头戏”。人们曾认为，90年代是联合国的黄金时代。

1992年，联合国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安理会的首脑会议，我国是李鹏总理出席的。到现在为止，安理会历史上就开过这么一次首脑会议。首脑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扩大联合国维和行动》。整个90年代，在这个首脑会议的推动、授权之下，联合国的维和行动从80年代的5个增加到42个，维和人员达到8万人，比联合国总部1万人多好几倍，两年的维和经费达到90多亿美元，也比联合国正常预算的会费多一倍多。我第三次去联合国工作正好碰上联合国这样一个机遇期。按照联合国秘书处一位高官的说法：“90年代，联合国被容许做冷战时候不让做的任何事情，而且不仅如此，现在人们还乞求联合国来做这些事情。”

我到联合国的时候，正代表先是李道豫，后来是李肇星。我作为副代表的分工是管安理会以外的所有问题，这样能够让正代表腾出手来集中精力把安理会搞好。但是结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度过的，到其他委员会就是念念发言稿罢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安理会的会议实在太多了，李道豫也罢，李肇星也罢，一个人应付不过来。这里有组数字，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安理会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好多次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又举行了至少也是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这三个数字加在一起，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场会议。当然，成绩也是明显的，1994年一年当中，安理会通过了77项决议和82项主席声明。正是因为这样，我作为副代表，实际上大部分时间也是在安理会度过的。

1993年3月26日，陈健作为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进行发言。

安理会表决时，陈健代表中国进行表决。

整个90年代，中国在联合国发挥的是双重作用。一方面，我们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跟发展中国家一起在联合国大会发挥作用，9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新的模式，叫做“77国＋中国”，那是巴基斯坦担任77国集团主席国的时候通过的一项决定，邀请中国参加77国集团的会议。但是由于中国块头太大了，不能够因为中国的参加就把77国集团变成78国集团，只能说77国集团加中国。实际上77国集团也不是77国了。它在1964年开贸发会议成立的时候是77个国家，后来已经发展到100多个国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发挥作用，主要是在联合国大会。另一方面，我们第一次作为大国发挥作用，参加了五常的磋商，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活动，这个活动有助于提高我们的大国地位和影响力。当然也有一些批评的意见，认为五常操纵了安理会，因为一些重要的决议往往都是五常谈妥了，再把这个案文提交到安理会全体成员讨论，其他十个非常任理事国认为自己是处在二等公民的地位。中国参加五常磋商，发挥大国作用是中国联合国外交的又一次突破。

在90年代当中，我们还利用联合国的舞台打开了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最突出的一件事情，就是老布什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伊拉克在1989年入侵科威特，占领了科威特，这当然是非正义的，联合国决议要恢复科威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是谁去恢复它呢？毛主席老人家说过：“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萨达姆是不会主动撤军的，所以联合国又通过美国发起的决议，授权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拉克动武。对这个决议中国是比较为难的，我们碰到两条相矛盾的原则：第一，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是非法的、不正义的，恢复科威特的领土主权完整是正义的，应该予以支持；第二，我们不赞成通过战争手段解决问题，主张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这两条原则在这里发生冲突了。我们对“美国扫帚”曾经有过体会的，能不能同意“美国扫帚”去扫呢？所以衡量利弊，中国投了弃权票，对中国这个弃权票，美国非常感谢，由于中国没有否决嘛，美国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伊拉克动武了。这个弃权票投了以后，美国开始解除1989年之后对中美之间高层互访冻结的禁令，钱其琛同志就去访问了美国。所以这是一次通过多边推动双边的特例。

这段时间里我作为副代表，大部分时间也在安理会里度过。其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两位正代表交接的时候，李道豫大使已经离任到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李肇星还在国内，没有上任。这中间有两个月我当临时代办。正在这个时候，第一次朝核危机出现了，美国要把这个问题提到联合国来对朝鲜施压，我们的方针就是不赞成把朝鲜问题提到联合国来，认为这样做只会增加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和平解决朝核问题更加困难。所以我在前方主持这个工作的时候就是守住这条线，即不赞成安理会开正式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不赞成通过正式的决议。美国从国内派了一个叫卡罗奇的助理国务卿帮办，专门从华盛顿过来跟我谈。我们谈得很辛苦，谈了整整一个上午，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他拿出“大棒”来，说如果中国不让步，明年最惠国待遇就没有了，你还要不要你的最惠国待遇？我们当然不能示弱，首先我们说明，我们在朝核问题上采取的立场，不光是对中国有利，对朝鲜半岛的非核化有利，归根到底也是对美国有利的。其次，说到最惠国待遇，这个是互惠的东西，美国如果取消最惠国待遇，受损害的不光是中国，也包括美国人民。结果后来还是他让步，接受了我们的方案，安理会不开正式会议，仅由安理会发表主席声明对朝核问题表示关注。搞外交是要这样，在一些根本问题上，不管你面临多大的压力，必须坚持，坚持到最后，只要你确实有理，对方是会让步的。

1994年6月16日，陈健在离任告别招待会上接受美国中文电视台采访，谈对担任外交部发言人的任命的看法，此前陈健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

五

新世纪，我第四次去联合国，担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这次我去联合国是经历了一次角色的双重转换。第一层角色转换是从中国的外交官变成国际职员，过去不管是当联合国的代表、发言人、驻日本大使，都是执行中国的外交政策，宣传中国的外交政策，争取国际上的支持，使得我们的改革开放有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到联合国秘书处，我们都宣誓不再接受本国政府的指示，必须按照联合国宪章、按照联合国秘书长的指示来行使。第二层角色转换，原来不管我在哪个单位工作，都是搞政策性工作，在联合国秘书处我管的那个部门叫做联合国大会和会议管理部，这个部门是秘书处里最大的一个部，有1200多人。我的一项任务就是给大会主席当参谋，每次会议之前为他准备腹稿，准备应对各种情况。如果现场出现特变的事情，临时向他提建议，保证大会主席能够顺利主持会议。另一项任务就是管好会议服务，我部1200多个人大部分都是会议服务人员，如笔译、口译、打字员、编辑、印刷、出版等等。我上任没有几个月，我部门管财务的司长拿了一个表给我看，财政赤字，连续四年亏损3800万美元，我就要去找管财务的副秘书长要钱，那是个美国人。问美国人要钱那是要受气的，他没有给我好脸色看，然后在成员国的会议上，美国、德国这样一些出钱多的大国就纷纷提出批评。所以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怎么办？就要找为什么会造成赤字的原因。此后五年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找出造成亏损的原因，并且解决它。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了问题所在，就像我国第一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的代表乔冠华早就指出的，联合国“文山会海”，会议太多、太长、太不定时，随时可以开，又随时可以取消，文件太多、太长、太重复，造成了我们这个部门这么多的赤字。五年间我着重在“文山会海”方面开刀。经过五年的努力，成功扭亏为盈，也学会了怎么样做好一个管理人员。

2001年9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会见刚上任的陈健副秘书长。

至此，我在联合国这个大课堂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我今天的讲座也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第二章　联合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联合国⁽²⁾

今天，首先声明一点：到上个月的月底为止我已经从联合国和外交部两个单位退休了。所以，我今天的讲话，一不代表联合国，二不代表外交部。纯粹是我个人的体验和个人的看法，供大家参考。我主要讲三个问题。

一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联合国？谁能够代表联合国？这个问题之所以产生主要还是因为上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他任期的十年内频频在媒体曝光，就各种重大的国际问题发表看法。所以被人们普遍认为他代表联合国，他是联合国的代言人、发言人。这个说法严格来说不太确切，因为联合国是一个没有主权属性的多元体，没有一个联合国的机构或者说联合国机构的负责人能够全面地、完整地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能代表联合国来讲话、做事情。

为什么说联合国是一个多元体呢？首先是相对一元化而言的，我们中国老喜欢讲一元化领导。联合国是缺乏一元化的组织。联合国机构繁多，单是写进联合国宪章里面的就有六大机构，被称为宪章机构，即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托管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联合国秘书处以及总部在海牙的国际法院。这六大机构下面有很多辅助机构，但这六大机构都是平行的。六大机构的成员组成、管辖范围和决策程序各不相同。

联合国总部大楼

我想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一个是总部设在海牙的国际法院。国际法院是负责诉讼管辖的，就是说两个联合国的成员国自愿地、主动地把它们之间的争议交给国际法院来裁决，并且事先宣布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这就成为一个案子。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尼日利亚和它的邻国喀麦隆之间的纠纷，这两个国家间有一块飞地，原来没有明确的划界，过去两个国家都不太在乎，谁也没有说这块土地是我的，但是前不久在这块土地上发现了油气。大家都知道哪里有油气哪里就有争端，所以这个争端就产生了，这块土地到底归谁的，这个油气资源到底归谁所有。要是没有联合国，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就打起仗来。这个时候联合国的秘书长安南，利用他秘书长的身份，利用他是非洲人这个特殊的有利条件从中斡旋，在他的斡旋之下这两个国家同意接受国际法院的裁决。国际法院的大法官们经过半年多时间把这块地判给喀麦隆，这两个国家接受了这个判决。现在这两个国家在联合国组织之下成立划界委员会，对两国之间的边界进行划分。国际法院这个做法是联合国其他机构所没有的，它的管辖范围显然和我刚才讲的一些联合国其他一些机构是不同的。

还有一个例子是经常发生的，就是有一个决议草案在安理会通不过拿到大会去通过，尤其是中东问题。中东问题如果涉及批评和谴责以色列的决议草案拿到安理会去表决的话，美国是一定要否决的。中东阿拉伯国家往往把同样的决议草案原封不动地提交到联合国大会去。所谓原封不动实际上就是动了几个字，就是改了主语，原来的主语是安全理事会认为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把安全理事会换成联合国大会，即联合国大会认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拿到联合国大会一投票往往是100多票赞成。美国、以色列还有两个小国、岛国，一共四个国家反对，欧洲大部分国家是弃权，毫无疑问绝对多数通过。人们就会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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