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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威,王荣静校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11-01
书籍编号:30133744
ISBN:978730229776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61191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
作者:张威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11-01
ISBN:9787302297765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作者于1995年采访“北京的莫理循”之子伊恩·莫理循。该照片摄于伊恩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宅邸前。
作者于1998年7月13日采访爱泼斯坦。摄于北京友谊宾馆爱泼斯坦家中。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中,爱泼斯坦是寿命最长的一位,他于2005年在北京去世。
序
友人张威教授,20世纪80年代曾任英文版《北京周报》(Beijing Review)记者,后负笈澳洲留学,获新闻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比较新闻学:方法与考证》(南方日报出版社,2003),眼界开阔,内容翔实,立论公允,观点平实,堪称国内水平最高的同类著述。
近十年来,他又致力于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的研究项目,同样别开生面,令人耳目一新。拙著《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受其启发专辟一节“雾锁山城”。这部《光荣与梦想:一代新闻人的历史终结》,就是他在这片学术领域拓荒耕耘的一次集中收获,十年磨一剑,今日把示君。按照他的说法:
本书主要考察现代中国历史上某些典型的中外新闻人的命运,其中包括四组人物,一类是辛亥革命前后到中国来采访的外国记者,包括莫理循、端纳、田伯烈;一类是抗战前后活跃在中国舞台上的美国新闻记者、编辑或新闻寡头,包括史沫特莱、斯诺、斯特朗、福斯特、白修德、易罗生、拉铁摩尔、鲍威尔、葛尔红、项美丽、卢斯等;一类是民国时期涌现出来的著名中国留美新闻人,包括徐宝璜、董显光、马星野、汪英宾、赵敏恒、沈剑虹、吴嘉棠、梁士纯、蒋荫恩、谢然之等;最后一类人是横贯解放前后时期中共新闻界“五朵金花”:杨刚、戈扬、浦熙修、彭子冈以及红色出版家韦君宜。
了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新闻史的人,一看这个名录就知道本书的价值与意义了。这些鼎鼎有名或曾经有名的新闻人,勾连着怎样多彩多姿、风起云涌的社会历史,包含着几多耐人寻味、启人心扉的人世沧桑。不妨说,将其中任何一点延展开来,都是一部气象万千的时代风云录。
拜读张威教授的这部大作之后,笔者有两点突出印象——
其一,作者对这些人物及其新闻人生,进行了周密翔实的考证,丰富了他们的历史形象,弥补了有关研究欠缺,纠正了一些陈陈相因的误解与偏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游走世界,穷搜群籍,以大量珍贵的一手资料,勾勒了这些名记者或新闻人的人生轨迹,可圈可点,可钦可叹。
同时,作者不是面面俱到、平铺直叙地讲述他们的新闻人生,而是带着鲜明的问题意识,截取他们一生中鲜为人知的片段或侧面,以生动有趣的细节勾画了一幅幅传神的肖像,既凸显了更为真切的人物性格,又展现了更为繁复的历史图景。许多隐匿于历史黑洞的细节经过作者的悉心考证和精心提炼,无不活灵活现地呈现出来,好一派“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其二,本书的学术价值不仅在于钩玄提要,爬梳剔抉,更在于考证细密、探究周密,对人物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达到了深切洞明的境界。换言之,作者不仅遵循朴实的史学家法,步步为营,言必有据,稳扎稳打,论从史出,而且还显示了非同寻常的历史洞见。笔者尤为欣赏本书的题眼——“光荣与梦想”:“这些人物的特点是:他们投身新闻业时都满怀壮志,试图实现他们的‘光荣与梦想’,他们也的确在轰轰烈烈的大时代的新闻事业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也许,光荣与梦想是一切纯正新闻人的共同理想与宿命。古今中外一切纯正的新闻人,在精神层面无不追求记者的光荣,新闻的梦想,由此不仅赋予新闻以永恒的精神魅力,而且也为自己安身立命确立了高地——所谓“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邵飘萍),“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范敬宜),“你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前线不够近”(罗伯特·卡帕)……
如今,随着全球媒介生态的乱象丛生,比如大资本控制的喉舌对金融危机的失察与无力,默多克之流的飞扬跋扈,胡作非为,恣意践踏公民权与自由权;随着貌似新潮的新媒体、新理论、新名堂的层出不穷,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新闻的纯正品味越来越变异,新闻的理想境界越来越模糊,新闻在不少地方仿佛成了名利场,成了技术组装车间,成了形形色色思潮对冲的古罗马斗兽场,而光荣与梦想亦渐行渐远。当此时,重温历史上这些新闻人与名记者的人生故事,或许不无殷鉴与启发。
是为序。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李彬
第一部分
历史群像
东风西渐:中国形象的世纪传奇
中国:争相描摹的时代(1930—1949)
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生活也是我的生活,确实,他们的生活一定永远是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祖国的精神以及我的抚育之国——中国的精神,在许多方面是相似的,但尤其表现在我们对自由的共同热爱上。(赛珍珠,1938)
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1895年写出《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该书为西方早期报道中国的作品之一
西人对中国的描述可以追溯到马可·波罗时期,此后陆续来华的神父、记者、政客、作家虽也著成一些篇什(比如澳大利亚记者莫理循在1895年写就的《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但异峰突起却出现在抗战前后的20世纪之四十年代。此间有4人成为摹写中国的集大成者,他们是:赛珍珠(文学)、斯诺(新闻)、费正清(历史)和李约瑟(科学)。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人将中国的形象和文化精神传达到欧美世界。
从文学上来表现中国人,赛珍珠(Pearl S Buck, 1892—1973)也许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西方作家。美国学者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认为她是“自13世纪马可·波罗以来描写中国的最有影响的西方作家,正是因为赛珍珠,一代代美国人才会带着同情、热爱和尊敬的目光来看待中国人。”(1)
在赛珍珠之前,华人在西方人眼中的形象多为病态与丑态。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13年英国作家罗姆(Sax Rohmer, 1883—1959)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The Insidious Doctor Fu-Manchu)。作品中的主人公傅满洲是个华人恶棍,他领着一帮“歹徒”,妄想征服西方世界。他有着“整个东方民族的一切残暴和狡猾”,是“黄祸的化身”。该系列小说不仅发行量巨大,且被搬上银幕、编成广播剧,在欧美国家流传甚广。
赛珍珠
斯诺
费正清
李约瑟
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的形象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震撼。美国学者哈罗德·艾赛克斯(Harold Isaacs, 1910—1986)曾深入采访过的五十年代的美国政府、新闻、商界等要人,发现他们都深受赛珍珠笔下刻画的中国人物的影响。尤其神奇的是,尽管经历过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和“文革”,美国百姓对中国人民的良好印象似乎没有改变过。许许多多美国人正是通过赛珍珠的小说了解到中国,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囊相助。(2)
英国作家罗姆和他的“傅满洲”系列
赛珍珠与中国的接触是偶然的,她是传教士的女儿,1892年出生后仅三个月,赛珍珠就被父母漂洋过海地带到中国,并在那里生活了近40年。赛珍珠成长于江苏镇江,父亲在附近乡村传教,会经常把她带在身边,她对江南乡村生活极为熟悉,对中国的表现欲是不由自主的。自1923年起,她陆续创作出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1931年春,她的小说《大地》(Great Earth)在美国出版,顿成畅销书,随即被译成几十种文字在全球发行。1938年,赛珍珠站在了诺贝尔颁奖会的领奖台上。获奖理由是其作品“对中国农民生活进行了史诗般的描述”,而她表示自己负有向西方阐述中国的使命——“当我生活在中国人民当中的时候,是中国人民给了我最大的愉快和兴趣……我与他们如此接近……”(3)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三部曲正面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以及他们与土地的关系,赢得了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的广泛同情。赛珍珠对中国人多有溢美之词:
中国人生来就充满智慧,老练豁达,聪明无邪,就是与一位不识字的老农交谈,也能听到其明智、幽默的哲理。当我在我的国家找不到哲理时,就特别想念中国。我们的人民有观念、信念、偏见、想法,但缺乏哲理。也许这些哲理只属于有几千年文明史的民族。(赛珍珠《我的几个世界》,1954)
然而,赛珍珠一获诺贝尔奖就饱尝着国人的各种攻击。她的同行、以揭示“国人的卑琐、以引起疗救注意”的鲁迅谈及赛珍珠时说:“她所觉得的,还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她亦自谓视中国如祖国,然而看她的作品,毕竟是一位生长在中国的美国女教士立场而已。”(4)胡风批评赛珍珠无法揭示中国农民悲剧命运的根由,是因为忽略了中国与帝国主义间的矛盾,而去美化外国人,他说:“《大地》虽然多少提高了欧美读者对于中国的了解,但同时也就提高了他们对于中国的误会。”巴金也曾说:“我从来对赛珍珠没有好感,她得了诺贝尔奖以后还是原来的赛珍珠。”(5)茅盾则认为赛珍珠的小说歪曲了中国农民的形象。(6)由于赛珍珠批评蒋介石独裁,国民政府曾拒绝派代表出席她在斯德哥尔摩的领奖仪式。
赛珍珠的长篇小说《大地》
赛珍珠《大地》荣获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
西方主流文化也有对赛珍珠持轻蔑态度的,比如美国诗人罗伯特·福斯特(Robert Frost, 1874—1963)说:“如果她都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那么每个人得奖都不该成为问题。”小说家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甚至说他宁可不获奖也不愿与赛珍珠为伍。当然这只是一时戏言,1949年福克纳得知自己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在去斯德哥尔摩之前喝得酩酊大醉。
1934年,赛珍珠回到了美国,此后再也未能踏上中国的土地。1971年中美关系改善,特别是在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年届八十的赛珍珠试图重返中国,她还准备与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做一期专题节目《重见中国》。但没想到1972年5月,她却收到了中国政府的一封拒绝信:“考虑到长期以来您在著作里采取歪曲、攻击、谩骂新中国及其领导人的事实,我被授权告诉您我们无法答应您访问中国的请求。”赛珍珠悲戚地说:“难道他们没看过我的书吗?”
赛珍珠在美国的家中
赛珍珠在中国江苏镇江的故居
上海是冒险家们的第一站
1972年,赛珍珠被葬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绿山农场,按其遗愿,墓碑上只镌刻“赛珍珠”三个汉字。在中国江苏镇江、南京以及安徽宿州,赛珍珠的故居保持完好。
共产党怎样穿衣?怎样吃饭?怎样娱乐?怎样恋爱?怎样工作?他们的婚姻法是怎样的?他们的妇女真的像国民党宣传所说的那样是被“共妻”的吗?红军的兵力到底有多少?毛泽东——通缉名单上的第一号“赤匪”,他是怎样的人呢?(埃德加·斯诺,1936)
斯诺在上海,1928年
美国学者伯纳德·托玛斯将其撰写的斯诺传记冠名为《冒险的岁月》
几乎在赛珍珠获诺贝尔奖的同时,另一个美国人和他有关中国的作品令西方世界眼前一亮。他就是斯诺及其《红星照耀中国》。斯诺是1928年在一次远东漫游中滞留在中国的,他最初只准备待8个星期,但没想到一下子待了15年。他是个冒险家,前半生在刺激和激情中度过。他幼年曾在家乡扒火车、赌博,越洋过海时混入头等舱,在日本冒充记者躲过海关的盘查,在北京还赌过马。1936年,他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大赌博——去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和毛泽东,他说,他要赌他的脑袋,但他成功了。所以,美国学者伯纳德·托玛斯(S. Bernard Thomas)将其研究斯诺的著作命名为《冒险的岁月》并不奇怪。(7)
斯诺与中国的姻缘并非偶然。他的身后站着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沃特·威廉(1864—1935)。威廉是密苏里学派的奠基人,是个对中国充满兴趣和好感的美国新闻教育专家。20世纪初,他曾5次访问中国。在他的影响下,密苏里有一批人先后开赴远东地区,其中比较著名的包括密勒(Thomas F. F. Milllard)、鲍威尔(J. B. Powell)、莫里斯(John R Morris)、哈瑞斯(Morris Harris)、克劳(Carl Crow)等,后来又有武道(Maurice Votaw)、斯诺(Edgar Snow),还有虽非密苏里大学背景、但来自密苏里州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项美丽(Emily Hahn)等。从1900年开始,这些人从美国中西部走向中国,渐成声势,赢得了“密苏里新闻帮”(Missouri Monopoly)的称号。(8)冒险是该帮的主要特征。从密勒到斯诺,“密苏里新闻帮”的每一位记者都是冒险家。美国西部的崇山峻岭和不畏艰险的牛仔精神铸造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性格。密苏里出身的记者兼小说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 1835—1910)是他们的鼻祖和偶像,而《汤姆·索亚历险记》、《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浪迹海外》则是他们自幼熟读的经典。(9)除了冒险,“密苏里精神”还蕴含着自由、博爱、平等和同情。“密苏里新闻帮”流入中国后,立即加入了中国的民族战争(10),从对中国的同情和帮助开始,逐渐生发出一种浓郁的中国情结,并以此来影响世界舆论。(11)
1928年,漫游远东的斯诺甫到上海,就去拜见密苏里大学校友兼《密勒氏评论报》主编鲍威尔,鲍威尔看过威廉院长的介绍信便聘用斯诺任助理编辑。倾向中国的《密勒氏评论报》为斯诺提供了建立功业的最初平台,而在同情中国革命方面,斯诺比其学长鲍威尔走得更远。斯诺于1933年前往北平,一边为美国报纸撰稿,一边在燕京大学新闻系教书,并开始与中共地下党人接触。1936年,他经地下党安排到陕北红区采访红军,并于翌年发表了《红星照耀中国》,成功地将中共搬上了世界舞台。该著作是“密苏里新闻帮”在中国新闻实践的重要里程碑,斯诺由此成为“密苏里新闻帮”的集大成者,他的名气超过了他的前辈威廉、密勒和鲍威尔。
斯诺1936年进入红区采访的内幕一直是个谜。直到21世纪初,这个谜才逐步揭开。1930年代中期,在中国徘徊的西方记者多有向陕北注目之人,其中包括《京津泰晤士报》的爱泼斯坦(Israel Epstern, 1915—2005)、合众国际社的厄尔·利夫(Earl Leaf, 1905—1980)、美国《亚洲》杂志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 1900—1989)以及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 1910—1993)、德国记者罕斯·希伯(Hans Shippe, 1897—1941),还有史沫特莱(1892—1950)、海伦·福斯特(1907—1997)等一批自由撰稿人。当时斯特朗和史沫特莱都是著名的激进派,且二人已在描写中国革命方面颇有建树。斯特朗的《中国大众:1927—1935年间的革命斗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向世界报道了国民党蒋介石对中国革命的叛卖和镇压,而史沫特莱也著有《中国人的命运》(1933)和《中国的红军长征》(1934)等名篇。史氏与上海中共地下党有直接联系,亟盼采访中共领导人,但她赴陕北采访的时间却在斯诺之后,直到1937年1月才应中共邀请到达延安。斯特朗更晚,她到延安杨家岭采访毛泽东时已是1946年。1990年代在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档案解密之后,人们发现斯诺采访红军是出于中共的策划,是中共首次成功的对外宣传。
根据海外学者的研究,当时的中共为了让外界了解红军的情景,粉碎国民党的谣言、争取国际舆论同情,决定请外国记者来宣传自己,但在请谁来的问题上颇费了一番心思。中共考虑的候选人包括苏联《真理报》的记者、德国记者希伯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但由于这些人具有强烈的倾向性,其报道效果容易引起争议,遂将目光集中在比较客观、又对中共友好的斯诺身上。中共高层领导通过宋庆龄等人直接安排斯诺进入红区。(12)三个月后,斯诺回到北京,完成了《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此书在英国伦敦出版,轰动西方世界,一个月内再版了三次,销售量达10多万册,之后又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
《红星照耀中国》问世后以《西行漫记》的书名在中国出版
早期《密勒氏评论报》的一个样本
《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超过了中共的预期,在中国和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红军和毛泽东的伟大形象树立起来了,一批批年轻人从各地开赴延安;加拿大医生诺尔曼·白求恩看过此书后,便率领一支国际医疗队来到延安,帮助八路军抗战。(13)美国总统罗斯福读了这本书后,三次约见斯诺,听他讲述对中共的观察情况,并调整了美国的对华政策。所以毛泽东后来说:“斯诺著作的功劳可与大禹治水相比。”(14)
继斯诺的陕北之行后,西方记者接踵而至,涌现出一大批反映“红区”题材的作品,然未见有出其右者。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为斯诺的书作序,赞扬此书对事实的报道及其历史预见性。(15)但是主流新闻界对斯诺的评价是平淡的,在权威的《美国新闻史》(Michael Emery)中,介绍斯诺的文字只有不到10行,他被暗指为“宣传家”和“中国问题观察家”。在1949年之后,斯诺甚至被贬为“中共的走狗”。
被讥讽为“宣传家”的这一类人中还包括著名的“三S”中的另外两个“S”——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史沫特莱,此二人都是1920年代前后来中国采访、与中共关系甚好的美国记者。但史沫特莱却没有斯诺的好运,她的激进和偏执使她在中国处境不佳,她访问延安时带去了西方的交际舞,但遭到中共高级干部夫人们的一片嘘声;她在对毛泽东的报道中,对毛“具有女性的眼皮和女性的嗓音”的描写引起毛的不快,她那“工人阶级式”的鲁莽和率性惹出了许多祸事,以至于毛泽东1938年下令让她离开延安。(16)1949年,史沫特莱在麦卡锡主义大举进攻前夕,从美国出走,蛰伏在英国,等待去中国的签证,但未能如愿,翌年郁郁辞世。斯特朗因1946年在杨家岭报道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以及率先向西方提出了“毛泽东思想”,得到了中共上层的一致好评。1957年她定居中国,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客。
在1970年代中美关系微妙复苏的时刻,斯诺的光辉再次闪现,但在此前近30年的大部分时光里,他是在瑞士的乡间度过的。意识形态的敌对使美国主流放逐了这位对“丢失了中国”负主要责任的“红色记者”。1971年,在斯诺生命的最后时刻,美国总统尼克松终于想起了他,致信说:“我一直在为您的健康祈祷,我希望您能知道,您卓越的功绩今天得到了广泛的尊敬和感谢。”
中国发行的纪念“三S”的邮票,从上至下分别为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
《时代》周刊1920年代的中国人物封面之一
《时代》周刊1940年代的中国人物封面之一
《时代》周刊1940年代的中国人物封面之一
《时代》周刊发行人卢斯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形象的构建者之一
在与斯诺同时代的来华美国记者中,《时代》周刊的白修德(Theodore Harold White, 1915—1986)是个异类。他是亨利·卢斯旗下“时代派”的主要旗手。卢斯是美国传教士的儿子,幼年长于山东登州,具有浓郁的中国情结。他领头的“时代派”代表美国主流媒体,支持蒋介石政府和中国抗战,其编辑记者大都毕业于耶鲁和哈佛。在抗日战争前后,《时代》辟出大量篇幅介绍中国,使该刊成为美国公众认识中国的主要途径之一。但白修德在抗战后期背叛了卢斯,另起炉灶,写出了同情中共、批评蒋介石的《中国的惊雷》。1950年代,他又回归美国主流媒体,转而仇视共产主义,红色中国从此淡出他的视野。
除了“密苏里新闻帮”、“时代派”之外,此时期还有另一些西方记者和作家活跃在中国,比如项美丽(Emily Hanh, 1905-1997)、葛尔红(Martha Gellhorn, 1919—1998)、韩素音(Elisabeth Comber, 1917— )等。这些人均为自由派作家,同样对中国进行了精彩的描绘,在西方具有广泛的读者群。20世纪40年代末期,历史学家费正清则凭借自己的中国经验和对中国的研究,在母校哈佛建立了西方“中国学”重镇,他后来编撰的《剑桥中国史》是西方研究中国最著名的参考书之一;另一位研究中国的大师李约瑟也正在紧锣密鼓地撰写《中国科技史》,该书卷帙浩繁,1954年由英国剑桥出版社出版。此系列丛书以确凿的史料和证据,系统阐明了4000年来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脉络,及中国对世界文明所作的贡献。“为什么近代科学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这道“李约瑟难题”如今已经成为学界的著名课题。对这位英国学者,国人一律称好,但在西方学界,反对派大有人在。比如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科学史教授查尔斯·吉莱斯皮(Charles C. Gillespie)就认为李的结论不可靠,因为李是以“马克思主义为出发点的”。看来,在认识和反映中国的问题上,意识形态的阴影无所不在。
项美丽、葛尔红、韩素音是战时三位西方著名自由派作家和记者
中国:苦涩的记忆(1949—1978)
假如我的书里有什么你不想发表,我允许你把它删掉。但是我不允许你对我说的话增加或者改变一些什么……(斯特朗,1946)
1949年之后,由于东西方的“冷战”,新中国迫切需要打造形象。在对外宣传方面,中国起用的两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前美国记者斯特朗和爱泼斯坦。
拥有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头衔的斯特朗生来具有冒险精神,在其青年时代,逢到天空响雷时,别人都往屋里跑,她却奔到田野中痛快淋漓地沐风栉雨。她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工会报纸的记者,在1919年西雅图大罢工中为工人呼喊。她早期作品中的批判锋芒曾受到美国“黑幕运动”宿将林肯·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 1866—1936)的激赏。(17)在斯蒂芬斯的鼓励下,她于20世纪20年代初,作为美国一家赈灾组织报纸的特派记者前往波兰和苏联,随即成为国际新闻社(International News Service)驻莫斯科记者,并日益卷入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十月革命”的洗礼逐渐改变了她在西方养成的独立和自由精神,莫斯科不断删改她的作品,告诉她这是为了“党和集体的利益”,最初她还抗议,但后来她情不自禁地接受了这种“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宣传。她允许斯大林改正她的文章。她在1946年延安采访后,撰写了《毛泽东的思想》一文,为保持“政治上的正确性”,该文经过中共高层一再审定才得以发表。1942年“皖南事变”后,中共致信斯特朗,吁请她向世界发布中共提供的资讯。斯特朗设法将这些信息登在了《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她也被称为是外国记者中揭露“皖南事变”的第一人,与此同时,一些西方同行则讥讽她为“传声筒”。
斯特朗在1947年左右开始将自己看作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延安大撤退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劝她回到国统区,把中国革命的情况告诉世界。在谈话中,毛像对部下一样向她下达指示,要求她以最佳方式把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传播出去,毛说:“你应当为共产党说话,要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一定能打败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18)
《纽约时报》说斯特朗“并非是一个报道新闻的记者,而是一个拼命想改变世界的狂热的传道者”。(19)斯特朗则认为:“作为一个记者,我非常清楚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们各自都有真实——那就是我们的图画世界。我说我反映真实时,我的意思是说我将描绘我的图画。”(20)
斯特朗的代表作之一《人类的五分之一》
青年时代的斯特朗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美国进步记者斯特朗并为她签名留念
1958年,斯特朗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绕道苏联,在北京定居,作为毛泽东的贵宾,被给予极高的礼遇。从此,她开始系统地帮助中国政府进行对外宣传。
斯特朗曾是个四海为家的自由作家,她以为自己在北京也可以像以前一样自由写作,但她很快就失望了。1959年,官方安排她和一些外国友人飞往西藏进行报道,她带着氧气瓶,以73岁高龄在拉萨采访。她的新书《西藏采访录》、《西藏农奴站起来》杀青之后,其中的某些观点遭到出版社的强烈反对,要她修改,她以沉默抗议,但结局还是必须修改。斯特朗发现自己处于两头为难的状况:中国告诫她措辞要谨慎,而美国的报业编辑要她警惕她文章中的“宣传色彩”。《卫报》的主编阿伦森(James Aronson, 1916—1988)在信中说:“……尽管您的报道是真诚的,许多故事也很感人,但它缺乏新闻记者的中立和不偏不倚的职业属性,而这正是美国读者所需要的本质的东西。”(21)
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斯特朗开始每月写一篇文章,邮寄给那些想了解中国现状的海外读者,标题就叫《中国通讯》(Letters from China)。此后,她的正式身份为《中国通讯》主编。该刊每月一期,由官方投资。斯特朗被称作中国政策的非官方对外发言人,而她也越来越将自己看成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通讯》每月一期,共出版69期,直到斯特朗1970年去世才停刊。其内容主要是以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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