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坎坷医生路（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风雨坎坷医生路（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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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袁佩余著

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5-01

书籍编号：30140280

ISBN：978750598136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78815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当代作家文库．第18辑

风雨坎坷医生路

（下）

袁佩余　编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前言

青年人往往眺望未来，憧憬美好，并为之而努力。而老年人常常回忆过去，守护今天，为经历漫长岁月的是是非非而唠叨。不过也好，这是送给青少年甚至壮年人的礼物和嘱托……

1996年5月22日，1997年6月25日《吉林日报》和《江城日报》曾用同一个标题【砍向结石病魔的一把神斧】，分别介绍了结石病治疗专家袁佩余的事迹。该两篇文章被大型文献《世纪之光》《创业者》等分别收录。《江城日报》报道的开头是：“四月春风送暖的季节，大洋彼岸的旧金山，‘世界传统医药优秀成果大奖赛’正在这里举行。

来自世界26个国家，360项优秀成果和3000篇论文的作者，展开了激烈的角逐。参赛者都是各国选出的优秀选手，他们的学历多数是医学硕士、博士、博士后，职称副教授、教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而大赛结石病的最高荣誉——金杯奖，却落到了中国吉林市中医院副主任医师有‘排石大王’称谓的袁佩余头上。他的论文《电学刺激配合中药制剂治疗结石病》在大会宣读，并当场解答了，为什么胆囊多发性结石和胆红素结石，排出后还会再生？为什么胆固醇结石不易排出？它的发病机理及其应对措施……”并向世界宣布，他在医学界首先开拓了电脉冲波与人体生物电相结合，治疗泌尿系结石的新途径，该疗法不仅获得了杰出的疗效，而且无损伤、无副作用，近期及远期疗效均可靠。引起在场中外医学界专家的轰动。其论文被争抢复印……

可谁知道这位在该项目中，登上世界之巅的金牌得主，他的登峰道路是多么跌宕和坎坷，执着和艰辛！

作为他的朋友，我要求袁佩余主任写一下回忆，和半个多世纪的临床治疗体会，献给正在学习或刚走向社会的年轻人。献给希望健康，或渴望早日恢复健康的患者，尤其是结石病患者。尽管袁佩余医生是在百忙之中。

孩子有出息，须问她妈妈

结婚后，妻子先后生了两个孩子。这两个孩子都受到了良好教育，都是医科大学本科毕业，相继又研究生毕业。在我们袁家的历史上，可能目前是学历最高的一对姐妹，而今都是不错的医生。

有人问我：“你两个孩子都很出息，是怎么教育和培养的？”我很羞涩的告诉他（她）：“这事得问问她们的妈妈。”

孩子从出生一直由她们的母亲含辛茹苦的哺养和培育着。那时候我们住平房，冬天靠烧火炕取暖，早上先做饭，喂完孩子，大人也匆匆吃过，把孩子用小棉被包裹好，骑自行车将孩子送往托儿所幼儿园，有时是送姥姥家，但都是远距离，足有十几里路程，放下孩子再去上班。下班后把孩子背回来，放在炕上，先不打开包裹，因为屋子冷，得赶紧点火生炉子烧炕，屋子暖和点了，再背着孩子做饭。就这样先后背了两个孩子，冬天顶着寒冷的北风和冰雪，夏天耐着酷热和风雨，到底跑了多少路，已难以计算，光自行车骑坏了两台。

孩子后来上学了，也都由她母亲接送。因我爱人与我结婚前是中学老师，所以我这两个孩子从小学到中学的学习辅导，课外作业，以及吃、住、穿、教、行，都是她母亲的事，言教和身教相结合。

几十年来，我把时间都用到了工作和患者身上，连孩子的家长会都没开过，我对我们的家、我的爱人、我的孩子们亏欠太多了！

几十年的风雨同舟，分享了无数个幸福和艰辛、劳累和快乐闯过道道难关，赢得了小康生活。相陪30多年，我们俩早已进入了老年行列，她成了我唯一相守到白发的女人，唯一给我生了两个孩子的女人。过去我叫她老婆，她叫我老公，原本两个名子而今已变成了一个：都叫“老伴”。

不知道是亲情还是爱情、是责任还是依赖，经常是互相数落着，又互相惦记着，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丢不下谁。看到两个女儿都很出息，看到第三代茁壮成长，我俩都尝到了天伦之乐的滋味。行文至此时，我刚26个月的小外孙从长春回来，跑到电脑前问我：“姥爷在干什么？”我说在写书，小外孙又问：“写猷猷了吗？”“老爷写猷猷（小名）了，猷猷很漂亮、很可爱、很乖”。他听我表扬他很乖，便摇摆着小手唸“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显示自己能唸10个数了……

从结婚没有房住，到分得一室半平房两家住，隨着百姓生活的改善和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87年我们分到了三室住房。继而随着个人经济实力的增加，1996年买了商品楼，而今住到了一个花草树木与楼房相映成画的封闭小区。我和老伴常在晩饭后在小区园林中散步，再到老年人体育器械锻炼处锻练一会，这样的老年生活我们已经很满足。

尽管我已经70高龄，但还是像过去一样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天天按时上班，像待家一样，迎来送往每一位患者，并为他们诊治疾病。由于慕名前来治疗的患者多，往往中午饭不能按时吃，甚至吃不上。

“小车不倒只管推”的概念在我们这代人心里扎了根，形成了习惯。在这个小医院里，还有我的几位老搭档，转业军医崔大夫、金大夫、张大姐……分别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地不休息，天天在为患者服务。我们都是60多、70多岁的老专家了，虽是高龄但耳不聋、眼不花、精力充沛，身体健康。可能和不停的劳作、不停的锻练有关，一位患者老朋友说：“这些由于你们善事、好事干的多，功劳大，上天给你们的回报。”

每天上下班，以往为了节省时间都需坐车。现在住进了新的小区楼房，距医院近了许多，所以上下班不坐车，改为步行。而且走路尽量大步快行，这对身体是个锻练。晚间下班回来有时先不进屋，在小区走一圈，享受一下优美的环境、清新的空气，以驱散一天的脑力疲劳。两年来改为快走不坐车，自觉体力增加了许多，我仍在坚持着。

一张似曾相识的判决书

1968年，在那个动荡、荒唐60年月，一张判决书，把我送进了监狱。

坐完七年牢后，出监就业、平反、恢复军籍，重新参加社会工作，60周岁退休，在自己创办的医院里为患者继续服务。

流年易逝。从判决至今已过44个年头，青年已变成老年。一位朋友送给我一本书《老照片》第79辑，其中有一篇文章格外吸引着我：“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医学研究生”，这批研究生后来成了共和国医学界的栋梁，为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年的这批留学人员中就有教导我们，为我院题词的前卫生部长钱信忠教授。文章的作者是鄂征教授，他就是第一批留苏医学研究生之一。

1955年，鄂征学成回国后在，第一军医大学从事医学研究工作，大尉军医、讲师，被评为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总后勤部党代会代表。一年后再次赴苏考察。1957年回国后，适逢整风开始，他在学校的鸣放会上发言，又因同情被定为“右派”的精英教师李自然，而成为“反党集团”的一员，也成为学校第一批22名“右派”之一。被开除军籍，撤消军銜，接受劳动改造。

此后，鄂征经历了许多磨难，被专政批斗，失去了热爱的研究正浓的专业，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可是这个岗位只能空缺，这个学科也只能停滞！

这使我想起来，在监狱“改造”时，要深挖犯罪根源，这些冤狱中的冤屈者，当然谁也没挖着犯罪根源。我问同时入狱的原部队指导员（入狱后叫“同犯”）；“挖到根源没有？”他无精打采地说：“挖到了，舌头不是个好玩意儿，它没有骨头会说话，当不成哑巴”。

1957年反右运动，年轻的共和国本来极度缺少和缺乏文化技术人才，可是，这场斗争偏偏是将千千万万个知识分子揪了出来，打成右派分子，判刑入狱，劳动改造……岂不都是舌头惹的祸？

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又革出了千千万万个“反革命”！许多革命老干部靠边站，关入牛棚，接受批斗；许多部队院校的官兵被清洗，罗织罪名，蹲监牢……真的都是舌头惹的祸！如果舌头有骨头，是硬的就不会说话。那就不能产生那么多“右派”和“反革命。”因为我们都没做坏事，只有言来语去之间，一片迷芒中，被扣上所谓“反动言论”的罪行。

那天，这一帮部队进来的“同犯”似乎因为既往与现时同样的身份。忽然感觉非常有共同语言，你一言我一语的说了起来：如果将舌头定罪，肯定也是一起冤案。说它是革命派？不对。定它是反动派？也不对。定它是中间派？不正确。你说它是受操怂派？答对了。它受灵魂支配。可是，我们在灵魂里，爱祖囯、爱人民，人民子弟兵，一心听从党指挥，跟党干革命，哪有“反骨”呢？

鄂征教授后来虽然被摘掉了右派帽子，回到了教研室，用他自己的话说，“‘夹着尾巴’又工作了21年，但全家大小也跟着受连累。鄂教授业绩卓著，一直到1979年，与我们这些同样在文化大革命受害的“犯人”同时得到彻底平反。

鄂征教授1957年被定罪时，尚未开除军籍，有一张“满面抑郁”的照片，我看到这张像片，想到了我1967年的那张像片，同样也身着军装，同样领章上有红十字，同样满面抑郁。那时我在日记中写到：“我是一只大海里的小船，东风送我向前进，凶波恶浪却企图把船掀翻！我偏要扬起生命之帆击波破浪，永往直前！决不消沉。”这是我当时对抗成份挫折的决心。所以照相时我特意要求写上了两个字：“击波”鼓励自己不要消沉。想是这样想，可取出照片一看，神情还是很抑郁……

鄂教授还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吉林省军区军事法院判决书》亮相于书中，这是54年前的判决书，和十年后也就是44年前对我的判决书一样，好象是同一本判决书，只是页数不同，规格、形式、公章、法院的名称都一样，而且整好间隔十年。鄂教授说：“很多人收到《判决书》后，出于气愤，或当场撕毀或事后丢弃，而我的《判决书》一直保留到现在，成了一件‘文物’”。

我的《判决书》虽然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事后我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军籍，判决书也被我焚之一矩。

据说，1958年和1968年是两个判决高峰年。和我一起的狱友1979年已全部获得了平反昭雪。他们有的成了著名律师，为伸张正义做出了贡献。有的在公安部门成为优秀警察和英雄。有的成为化学家，工程师。有的成为单位的经理和主要负责人。有的是农民和工人，勤劳、肯干，生活安全。

鄂教授与他的一批“右派”“反革命”的同事和同学后来受到了众多磨难，可惜很多人死于那场劫难，而那些没自杀没病故幸存下来的专家教授们，后来都得到了平反，并且为祖国的科学发展和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以鄂教授为例，先后发表重要论文100多篇，有《组织培养技术》《癌变机理研究》等箸作多部。鄂教授后来调到了北京肿瘤研究所担任了领导和研治肿瘤病的重要位置，是走了“坎坷报国路”的专家之一。他引用一句名言：“没有一种德比正义更被人尊重，没有一种恶比非正义更让人厌恶”。我庆幸一生中虽然受尽屈辱和苦难，但我没做过恶，而坚信德，一生不断修德所以最终得到了祖国、党和人民的关爱。我很幸福。

温馨简易的家从无到有

我结婚那时候的婚礼，多数都是举行一个简单的仪式，亲属间在一起吃顿饭。亲属朋友送的礼物多数都是一个暖壶或一个面盆，有的送对枕巾等小礼物。不过，在那个时候，这个礼物也不算小。与现在的婚礼相比，那时候的婚礼都是裸婚。而我的婚姻比裸婚还裸。没有结婚仪式，也没穿什么婚纱和礼服，就是将两套行李搬到一起，就算组成了就成立了一个家。我们的家没有住房，没有什么家产和用品，没有厨房，厨具是一个带箅簾的铝锅和一个铝水壶，还有一把小菜刀。

因为没有住房，连我俩的户囗都没地方落，单位附近居民委主任候大娘说：“没关系，把户囗落到我们家，咱们是一家人。”从此候大娘家又多了两个异姓。

受领导的关照，允许暂住在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所以这个小屋是住房也是厨房。妻子是下乡知青，当时在200里之外的白石山林业局中学工作，暂时还没把户口及工作关系转回来。她一个月能回来两次，大部分时间我自已在“家”。一天三顿饭都在“家”里吃。只是三顿饭没规律、不定时、如果病人多或有急诊，三顿饭就合并为两顿。

我的铝壶很自然它的作用是烧开水喝。而那铝锅没蒸过包子、也没有蒸过馒头、尽管我很爱吃这两种食品，况且我也会做。童年时多次看到母亲和姐姐怎样和面蒸馒头，姐姐也教我切菜，拌馅、和面、擀皮，包各种花样的包子。可是生活捉襟见肘，另外，工作又忙，常是对付了事。

参军在部队，因是卫生医务人员，经常到食堂和事务长、炊事员研究饮食卫生、食品营养等事宜；并看到了炊事班做饭全过程。有时我们也到炊事班帮厨，蒸馒头、烙大饼；所以我会做饭。尤其山东人爱吃的面食：包饺子、蒸包子，也算是业余高手了。

不过在自己家，我没有做这个可口的食物，我每天自己做、自已吃的是更尖端的食品叫“面棍”或“快饼”。所以尖端，是因为这两个食品的名子，去了我个人之外，谁也不知道。即使我爱人也是后来领教的。厨师没做过，食客没吃过，是我的发明。其优点是快、省时间、不耽误工作。制作方法当然简単：就是把面粉加水和了，搓成圆棍状蒸熟便成，看起来象个火腿肠或木棍，因是面粉做的所以叫“面棍”。而“快饼”更简单，是将面粉加水搅成糊状倒到锅底，烙熟即成。

也许是受苦受惯了，吃了七年窝头，而且始终处在半饥饿状态，现在吃我的“面棍”和“快饼”觉得很好吃。这样的日子，一直到即将生孩子了，再住在办公室，个人、公家都不方便，单位领导向上级打报告“火急用房”，才分到了一室半住房，并且两家同住，共用一个小厨房。

分的房子是旧房，听说原来住戸刚搬走，电路都坏了，晩间没有照明，我请“电工大王”马明元师傅安电灯，重新设计电路，忙了几个小时才忙完。马师傅饿着肚子干了多半天活，我爱人急忙做饭请马师傅吃，马师傅刚走，爱人就出现分娩预兆，肚子疼，我急忙骑自行车驮着她去有8里路远的产院，两小时后生下了我们的大女儿。

有家了，也有了孩子，一切家务事都是妻子承担。因此她格外忙、也很累。白天照常上班，下班后也就是八小时之外的时间里，更劳累……贤惠的妻子只想以自己的劳累给我的工作多创造些条件。

温馨的单位使我干劲十足

那时，我还是每天工作大约14个小时左右，在诊所和家庭病房之间来回忙碌。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我把所有的能量都释放到工作上，把自己的所有精力用到了职工及家属患者的治疗上。许多需要到市里大医院住院的患者，在家庭病房解决了，许多职工的伤病得到了及时处理，减少了职工的发病率和住院率，增加了出勤率。

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我是有叫就到，有求必应。无论是风雨天还是严冬夏日，始终如一。有一次春节除夕，职工于德海的母亲病危，让我赶紧去抢救，我骑车去他家，发现老太太是充血性心力衰竭，病情严重。我急给推注“西地兰”强心药急救，症状很快缓解了。了解到老人平时有慢性心脏病，最近由于肺内感染加重了心脏负担，造成心衰，所以又注射了消炎定时针。处理完往回走时，正赶上除夕夜十二点的年夜时间，各家都在燃放鞭炮，我在楼下骑自行车往家赶，楼上住户从窗户伸出放鞭炮的杆子，鞭炮齐鸣，一串烟火落到了身上，回家一看，皮帽子的毛都烧焦了……

一天，厂办公室财务科韩会计突然左腰腹剧痛并伴有恶心呕吐，根据症状考虑是输尿管结石。我立即将她送到医院拍了一张X光平片，证明是输尿管阳性结石。根据X光片显影情况和验尿结果，确认是草酸钙结石。

这是我来到厂矿诊所后发现的第三例结石病患者。前两位患者曾有胆结石病史，当时只是再次发作。韩会计是首次发作。

那个时候，诊断结石病比较困难，主要是根据症状和化验结果做诊断。X光阳性结石可以发现。如草酸钙、磷酸钙、碳酸钙结石是能夠显影的，叫阳性结石。而更多种类的結石是不显影的，属於阴性结石，因为它不含钙。

前两位患者经服用我给配制的中药后，症状很快缓解了。韩会计的尿路结石我给调剂的是中药粉，第四天就就排出了结石。

2010年，时隔30多年后，退休在家的韩会计觉得腰疼，怀疑结石病犯了，特意来我的江城结石病专科医院找我复查，现在的检査条件与那时已有天地之别，只需做个彩超，就一目了然。如果再经实验室检查还可以知道结石的成份和成因。经检査韩会计这次是是腰肌劳损，不是结石，做个理疗，不久就好了。没用药，我也没有收费。她缴费不成，又买不少礼物送来了。我看着礼物，心里却觉有些不舒服：在更珍贵的老同志友谊面前，我是不看重钱的……

职工和患者的爱国敬业激励着我

厂领导们很支持我的工作，也尊重我的劳动，我也愈加心甘情愿的把爱心和精力释放到全体患者身上。是呀！就像那首歌唱的那样：“天地间走来了小小的我、小小的我，不要问我叫什么，我是地上一颗草，也有生命的颜色。……小小的我、小小的我，拥抱大地就是春之歌。……小小的我、小小的我，全部的爱献给祖囯。”

那些年，我几乎每年都被评为总公司的优秀党员和先进工作者、吉林市城乡建委优秀党员。广大职工及上级领导给了我很高的评价和荣誉，而广大职工及患者也以他们严以律己、忘我劳作的精神鼓舞和鞭策着我，有些事，有些人，让我终生难忘。家住西关的一位患者从厂里退休8年了，因为慢性病，我经常去给他诊治，一旦病重发作，便要天天去打针送药、针灸点滴。这位患者竟然恳求我：“别往这跑了，国家已经为我花了不少钱了。我一生没做出多少贡献，老了却为国家带来这么多负担，我觉得有愧呀！你也歇歇吧。”

同事张桂琴八十岁的父亲病危时我建议去住院，老两口却拒绝住院，说：“为国家省点钱吧。你要是治不了，即使去住院也救不了命。”这些让人尊敬的老工人们，即使在弥留之际，还情系国家，牵挂单位。

他们象一片片绿叶，正是因为有他们，才有春天的生机和绿色，才有夏天的繁茂和昌盛。当秋风来袭，寒冬来临，为了让母亲保持养分，宁肯自己慢慢枯黄，静静落到土里，做大地的营养。

电工马明元师傅被电火将双手击伤，皮肤被烧焦，虽然身在医院，心却惦记着工作，他知道作为工人技师，正在进行的这项安装工程离不开自己，竟冒着被截肢的危险，不顾医生的劝阻，双上肢缠着绷带，跑到工地指挥安装电路设备。

潜水员张开林，因松花江发大水，有些柴草树枝等杂物堵塞了江心的取水管，几名工人下水清除杂物时，张师傅却被吸入取水管内，另外3名潜水员，齐心协力，奋力拽出了张师傅，将他抬到岸上时，已全身发暗，嘴唇紫绀，接近窒息。急救人员给他仅吸了十分钟氧气，症状刚见缓解，他竟拔掉氧气管，摇摇晃晃的往江里走去，要接着干活。劝告他再接着吸氧时，他却说：“没事了，当时没死就死不了啦。”说的那么轻松平淡，听着却让人心灵震撼。

广大职工平时兢兢业业生产劳动，关键时刻奋不顾身，让我心生感激和敬佩。更加深了我和广大职工的感情，激励我精心为大家服务。

80岁的退休职工殷明玉晩年髋骨骨折已三年。因年老体弱，骨折后再未能站起来。由于常年臥床，肌体得不到锻练，抵抗力減弱，本来的肺心病发作更频了！由于个高体重，又不能翻身动弹，褥疮很重，出院回家后，我发现褥疮部位都露出了骨面。于是三年来我风雨不误，上门送医送药、打针換药，一年365天，我差不多得去200天。

有一次，下着瓢泼大雨，我去了后，将雨衣挂在外屋，进屋里換药时，79岁的殷大娘一下子跪到我面前哭了起来，我扶起大娘问她哭什么，大娘说：“你太让我们感动了！我们俩一辈子无儿无女，知道老了以后难办啊！没想到快老死、病死的时候竟碰到这么好的大夫，天天来给翻身換药，死了多少次都给打针救过来了！住院的时侯医生说老殷头子活不了几个月了，经你治疗后又活三年了，这三年的命是你给的。你对我们俩的关照，就是有子女也比不上呀！……”我说：“不要感谢我，大夫治病是应该的，这是我的责任呀……”

树干说应感谢脚下的根

殷明玉老夫妻的事让我常想起一个故事——

以前，有位先生带着他的弟子到外面写生，天气炎热，日头晒的皮肤阵阵灼痛。这帮师生只好来到道边的一棵枝叶茂盛的大树下乘凉。先生说：“我们来到这棵大树下，美丽而茂密的绿叶遮挡了阳光，让我们享受到了舒适和凉爽，请弟子们大家各写一首诗来歌颂可爱的树叶。”弟子们齐声说：“好。”

可是树叶摇着头连声说：“不好、不好；你们应当颂扬树干；是‘干’将我们高高挺起，才能使你们享受清凉。”

先生说：“那好，就让我们歌颂树干吧。”弟子们同声回答说：“也行。”

树干听后，轻轻摇晃着躯体连声说：“不行、不行。你们应当颂扬树根；是我们脚下的‘根’在地下不显山、不露水，时时刻刻在静静吸取营养和水分，供我们成长……”

先生说：“是呀！‘根’是幕后功臣。我们怎能忘了‘根’呢！”

的确，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就感谢“根”——国家和军队。是祖国和解放军培养了我，尽管道路崎岖而又坎坷，但毕竟是党和人民的培养使我走向了从医道路。要感谢还要感谢我的各位老师及宋医生、张院长、赵军医、郭军医、王松军代表，还有监狱里那几位医学专家们。更要感谢打倒林彪、四人帮的党中央和人民……正是他们，教我为人民除灾治病的医疗知识，是他们砸碎了绑在我身上的桎梏，坚定了我为人民健康苦学技术的决心。如果我不努力为大家服务，就辜负了他们的嘱托和教诲，就是忘恩负义。

我曾遭人歪曲、陷害和打击，可是也受到了恩人的照顾、挽救、和关怀。知恩不报是小人，知恩图报是君子。我怎么能不报呢！

即使一个先进集体，也会有消极落后的个别人。平时怪话连篇，不是这里疼痛就是那儿难受不舒服，要求开病假条诊断书，休息。

无论在部队还是地方，落后的表现往往是泡病、装病、小病大养，提出无理要求。恨屋及乌，看到这样的人我似乎看到了站到我面前的那两个后进战士，无病呻吟，要吃病号饭，开休息条……

在诊所，也会碰到无故而要求病休的人，可是今天我还会犯那种低等错误吗？每逢有人本来没有病却请求开病假条时，我斩钉截铁的告诉那人：“你真有病，我会精心治疗，没有病要开诊断书休息，这是绝对办不到的。”

有人到上级医院托人开了诊断书，到我这换诊断时，我也毫不犹豫的给予了拒绝。他去找厂领导，领导说：“这事你我都得听大夫的，你要没有诊断书休息，那就是旷工。为此你要找大夫麻烦，我就处理你。”时间长了，都知道这里上进的道路是宽阔的，消极的蹊径是闭塞的。形成了人人争先进，个个做贡献，上下一心，友爱团结的良好氛围。有什么事，只要厂领导发出号令，广大职工积极响应，不仅兢兢业业完成本职工作，厂里有什么其他要求也都积极参加。如市里要求，冬天下雪后，各单位要把单位周围道路上的雪清除。一旦下雪，厂领导和大家一起都主动上街清雪，清的干净又彻底。

市血站要求补充库存血液，或者急需用血时，只要厂领导说欢迎青年们去献血，厂里的青年职工就踊跃报名献血。

还有计划生育，这是中国的国策。市里要求适龄妇女有孩子后要做绝育术。厂领导传达文件，也没多讲什么，只是在会上念了一遍，适龄的妇女们就都做了绝育术。很多单位都在积极做工作，响应者并不太多，而本厂领导，只是开会念了一下文件，所有应做的育龄妇女立即主动做了绝育。

厂子被评为计划生育先进单位，总公司开表彰会，厂领导竟让我去开会领奖！领奖倒容易，可是让我讲一讲先进经验，我在台上很尴尬，因为我讲不出先进经验，憋了半天说：“先进经验我不知道，只知道厂领导念了一下文件，大家就响应了。可能是平时领导关心职工，职工拥护领导的关系吧。”其余的，我真讲不出来。

那几年，尽管我工作很忙，可从没间断业务学习，每周五下午，我都争取去市里参加学术活动，有特殊的疑难病例，我都带着患者到上级医院找有关专家教授检查会诊，然后制定治疗方案。有几年，还和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成立了联合体，一起学习，共同使用设备，工作紧密相连，提高了诊断技术和水平，方便了治疗，提高了疗效。

看望院长和战友

自从离开部队，复员来到地方，我却更加想念过去曾经在一起工作的各位军医、护士、卫生员，想念那些帮助我、培养我、教导我的院长恩师。然而工作繁忙实在没有时间，因为我连个星期日也没休过。

到了1986年，各厂卫生所集中，公司成立职工医院。有住院处，医护人员三班倒。我这才有时间去看望老领导和战友了。根据了解到的线索，早上六点我就到了长春。先找到传染病医院，去看赵军医和裴军医，不巧，医院的同志告诉我这两位医生己经调走。而且都调到了长春市中医院，分别担任党委副书记和门诊部主任。

辗转来到长春市中医院，门诊部的医生们正在开早会。有位医生问我：“你有事吗？”“我要找裴主任，”他告诉我：“裴主任在市里开会，他不在医院。”当我说是他的战友，“我叫袁佩余”时，十几位医生同时站起来“啊呀！我们终于看到袁佩余了！我们都知道你很聪明，业务水平高，还把文化大革命看透了。遗憾的是让两个病号把你害了。出来多长时间了？遭了不少罪吧？”十几只手把我的手握在中间。很显然，是两位老领导向他们介绍过我的经历，于是，我向这些从未谋过面，也从未交往过的既陌生又熟悉的朋友们介绍了入狱和平反后的情况。

裴主任提前回来了。他吿诉我赵书记在北京开会，以后再见面吧。还告诉我，张院长已退休了，住在绿園小区干休所。他又告诉我“你的好朋友，和你一同送去上学的刘祥林现在是吉林省军区后勤部部长。”

中医院的同志把我送到省军区大门口，哨兵往里打电话说有个叫袁佩余的人要找三号首长。得到允许后我来到后勤部门囗，门卫是军官，往楼上打电话说：“袁佩余到了。”便让我上三楼。我上楼的过程中也听到有人下楼的脚步声，可又回到了楼上。原来刘部长要下楼接我，同事告诉他回去，“看袁佩余还能不能认出你来？”

我来到三楼，正面一个40多平米的一个大房间开着门，周围坐了十七八个军官，大约都得40岁以上60岁以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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