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假如给我三天光明（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吴倩卓著

出版社：旅游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05-01

书籍编号：30141058

ISBN：978756372345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869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女性人物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下）

（美）凯勒　著
吴倩卓　译

旅游教育出版社

导　读

作者简介

凯勒，本名海伦凯勒（1880～1968），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集聋、盲于一身的女作家、教育家和演讲者，她凭借坚强的意志考入哈佛大学的德克利夫学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成大学教育的盲聋人，曾入选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人类十大偶像”之一，被授予“总统自由奖章”。

海伦凯勒出生于亚拉巴马州北部一个叫塔斯喀姆比亚的城镇。她天生聪明伶俐，但是她在19个月的时候因猩红热夺去了她的视力和听力，不久，她又丧失了语言表达能力。然而在这黑暗而又寂寞的世界里，她并没有放弃，而是自强不息，并在她的导师安妮莎莉文的努力下，海伦用顽强的毅力克服生理缺陷所造成的精神痛苦。

海伦凯勒热爱生活，会骑马、滑雪、下棋，还喜欢戏剧演出，喜爱参观博物馆和名胜古迹，并从中得到知识，学会了读书和说话，并开始和其他人沟通，而且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拉德克里夫学院。

她走遍美国和世界各地，为盲人学校募集资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盲人福利和教育事业。她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赞扬，并得到许多国家政府的嘉奖。

内容提要

本书是海伦凯勒的散文代表作，她以一个身残志坚的柔弱女子的视角，告诫身体健全的人们应珍惜生命，珍惜造物主赐予的一切。

海伦凯勒写道：假如给我3天光明，第一天，我要看人，看他们的善良、淳朴与友谊。我要长久的凝望我的老师，看看她的嘴巴和鼻子，以及身上的一切。第二天，我要看光的变幻莫测和日出，看看太阳是怎样落下去的，它要奔向何方。第三天，我还要看日出。因为，这将是我能见到光明的最后一天。看完日出，我想去探索与研究。我将奔向城市，去看看那些有名的艺术馆。

她以一个盲人的身份想象如果自己能够有3天的时间看到世界，将会去做哪些事——包括去看看帮助过自己的人，以及去感受自然，品味世界。

写作背景

1898年，海伦凯勒考入了哈佛大学附属女子学校。1900年秋，再考进哈佛大学的德克利夫学院，这对于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可说是叫人难以置信。最后于1904年，海伦凯勒成功取得文学学士学位，而且成绩优异。

而这么多年来莎莉文老师则一直留在海伦凯勒身边，并将教科书与上课内容写在海伦凯勒的手掌上，让凯勒能了解其内容，可说是对海伦凯勒不离不弃，因此海伦凯勒一生十分感激她。

从1902年4月开始，她又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开始在美国的一家杂志上连载她的自传《我的一生》。第二年结集出版后轰动了美国文坛，甚至被誉为1902年世界文学上最重要的两大贡献之一。

思想内涵

海伦凯勒的人生充满坎坷，一场疾病使她从此看不到这美丽的世界，听不到那悦耳的山涧鸟鸣，但她并没有对人生失望，而是在莎莉文老师的帮助下，以她独特的“视角”观察着这个迷人多变的世界，用她独有的“听力”聆听着世界最美妙的歌声，她体验着这个世界的精彩，享受着这个世界的变化。

海伦没有因为生活的不幸而颓废，也没有因为重重的困难而退缩，在她心里，身边的每样东西都是那么的神奇和美丽。

海伦凯勒告诉我们，在生活中也许有许多坎坷，但只要有着一颗不屈不挠的心，凭借自己超乎想象的毅力和勇敢顽强的精神，生命就一定能创造奇迹！

阅读要点

1．丰富的想象

本篇散文所描述都是虚拟的，叙事也是非现实的，使读者感到了更高境界的真实。这是一种立志高远，力求进取的情感的真实。这种真实丰富而又朴实，以至情真意切的力量足以打开读者的心扉。

2．对比的写法

文中表述生活态度时，处处用视听健全的人来和自己对比。使不同生理条件下的不同生活态度形成强烈的反差。另外，在表达方式方面，叙述、议论、描写、抒情相结合，多种方式融为一体。特别对想象去观看的内容情景描写得细致、生动，给人身临其境之感。

3．笔触细腻、情感真实

海伦用细腻的笔触，对大自然景色的描写，使人很难相信出自一位盲聋人之笔；她去骑马、划船、游泳、滑雪橇，甚至独自一人月夜泛舟，用心去领略月下荷塘的美景；她去参观博物馆，“听”音乐会，甚至去“欣赏”歌剧。

4．独特的表达方式

作者采用白描写法，直白地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全篇都是家常话，既与坦诚、真挚的内心活动相适应，又有感染人、鼓舞人的神奇力量，这是独特的朴素美。

人物介绍

海伦凯勒

她幼时是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疾病夺去了她的听觉和视觉。她变得脾气暴躁、任性，但是她也是孤独、脆弱的。在这个时候，莎莉文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她开始变得不一样。从此以后，她变得听话，懂事。长大后，她进了哈佛大学，为盲人和教育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

莎莉文老师

她是一个盲人，她的儿时经历也很凄惨。但是她一直自强不息。她非常温柔，善解人意，教育孩子也懂得很好的方法，暴躁任性的海伦一点点被她改变。她教会海伦很多东西，不光是知识，还有爱。她很爱海伦，一直跟在海伦身边。

父亲

他是个非常爱家的人，他性格温和，仁慈宽厚。只有在打猎季节，他才会外出，其他时间都和家人在一起。他的枪法很好，是个精明的猎手。除了家人，猎狗和猎枪就是他的最爱。他待人热情，而且十分好客，每次都会带一两个客人来家里做客。他从来没有因为海伦的残疾而嫌弃海伦，反而加倍的爱海伦。

不服输的人

我终于学会说话了，虽然声音不够甜美，但我觉得，这给我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许多方便。

还在大学读书时，我就时常想：“我努力求取知识，目的在于希望日后能够学以致用，为人类社会贡献一点力量。在这个世界肯定有我的用武之地，而且这件事一定要适合我做，可是是什么事呢？”我虽然常常思考，但每一次都没找到答案。

说来奇怪，令我困惑的事情，朋友都帮我计划好了。有的说：“你不必勉强自己接受大学教育了，如果你把精神用在与你相同遭遇的儿童教育上，对社会的贡献必然更大，而且这正是上天的旨意。经费的问题你不必担心，我负责去筹募。你意下如何？”

当时我答道：“我理解你的意思，可是我想在完成大学学业之后，再考虑这件事。”

虽然我已经委婉地拒绝了，但是这位朋友仍然不改初衷，不断地试图说服我、对莎莉文老师进行疲劳轰炸。到最后，我们实在疲于应付，索性不与他争辩了，而他竟误以为我们已默许了。他在第二天清晨就匆匆启程前往纽约了。他到纽约、华盛顿等地遍访朋友，宣称我计划献身盲人教育工作，而且要立即付诸行动。

赫顿夫人得知这一消息后，觉得不可思议，于是立刻写信给我，表示要我尽快赶往纽约，以便说明事实真相。于是我与莎莉文老师只好风尘仆仆赶往纽约，与那些有意资助我的先生们见面。其时，洛奇先生正好有事，不能前来，由马克吐温先生全权代表。

几个人为此事聚首讨论时，马克吐温先生表示：“洛奇先生交代得很清楚，他不会在这件事情上投一分钱。”

可是那位朋友仍然固执己见，还说要海伦去替那些盲童设立学校是上帝的旨意，可是我并没有看到上帝所下的命令文件呀！难道那位朋友手中握有上帝给他的委托书吗？否则他怎么知道这件事是上帝的旨意，而其他的事就不是呢？他的理由经不起推敲，实在荒谬。

我在大学期间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有些人竟然叫我出任主角，四处旅行表演，也有人计划由我出资把所有盲人都集中在一个城市里，统一训练他们。

我并不赞成这些计划，于是对他们说：“你们的计划并不能让盲人真正独立，所以很抱歉，我不感兴趣。”

听了我的答复，那些人居然愤怒地指责我自私自利，只关心对自己有利的事。

让我觉得欣慰的是贝尔博士、洛奇先生以及其他几位热心帮助我的先生，他们都很开朗、慷慨，而且一直鼓励和支持我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并给了我最大的限度的自由，从不随便指点和干涉我的意愿。他们的做法令我感动，也给我很大的启示，我暗自下决心：只要是真正有益社会，有益于人类的事情，而且又是我力所能及的，我都将尽力去做。

直至我上大学三年级时，我才遇到了真正替盲人做贡献的时机。

有一天，一位青年来拜访我，自称是查尔斯康培尔，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毕业于柏金斯盲校之后，在伦敦设立了一所高等音乐师范学院，致力于英国的盲人教育，他来拜访我的目的是邀请我加入“波士顿妇女工商联盟”。

当我知道这个组织是以“促进盲人福利”为宗旨的时候，立即同意加入。我们曾一起到议会去请愿，希望能够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此保持盲人的权利。

请愿非常顺利，因此特别委员会也很快成立了。而我的工作也以特别委员会为起点，这是一个极好的开端。

开始，康培尔先生带领我们调查了盲人能够做的一切事情。为此，我们成立了一个实验所，专门教导盲人做些手工艺一类的副业。为了把这些产品销售出去，我们又在波士顿开设一家专卖店，其后，又在马萨诸塞州等地方开设了几家分店。

大学毕业后，我搬到了连杉居住，在那里，我就更加专心致志地思考盲人问题了。在我看来，盲人有两件事为当务之急：第一件事是如何使每个盲人学会一种技艺，而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同时应该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机构，以方便盲人之间的彼此联络和职业调查的顺利进行；第二件事是为了提高盲人的教育水准，应把目前美国、欧洲等地广泛使用的几种盲文统一起来。

有一天，我们的委员会迎来了不远千里从纽约赶来的摩洛博士，他提出了失明预防法：“目前盲校中的儿童，约有2／3是因为出生时眼睛受到病菌感染而失明的，像这种情形，如果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先加以消毒、防范，那么许多人就可以避免失明的不幸。”

他大力主张给婴儿做眼睛消毒。而且认为应把这点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为了达到此目的，他希望我们委员会能积极响应。

听了他的话，我们都不约而同地反问他：“既然你知道问题的根源所在，为什么不采取行动呢？”

他带点无奈地说：“老实说，所谓的病菌感染，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做了不名誉的事，而染上不可告人的病，这种事情甚至连医生都要保密，报纸、杂志更是避而不谈，我是出于无奈才向你们求助的。”

事情的内幕原来是这样的，委员会的所有成员听了博士的说明后，都同意尽力开展这项工作。摩洛博士说得很对，要做好这件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因为医生与大众传播机构都有很深的成见，不肯轻易打破避免谈这类问题的习惯，因此都拒绝帮助我们。

这种状态持续了两年。直至1907年，我到堪萨斯市，与一位眼科大夫谈到此事，他说：“这种事以报纸的效果最大，你们为什么不去拜访堪萨斯市明星报的总编辑呢？说不定他会为你们在报纸上讨论盲童的问题而大开方便之门呢。”

我立即拜访了明星报的总编辑尼尔逊先生，当我说明来意后，他却干脆地回绝了我的要求。当时我很失望，或者是我的沮丧的表情打动了他，他忽然又改变了语气：“这样好了，你们要写什么尽管写，至于是否刊载，由我们依据情况而定，你认为怎么样？”

这个回答让我如释重负，我立即选了几个真实的例子写成报道，送到了报社，结果尼尔逊先生把这篇稿子登在明星报的第一版上面。至此我们的工作算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接下来，《仕女杂志》也在同年开辟了盲童问题的专栏，我又陆续写了几篇稿子，于是全国的报纸、杂志纷纷加以转载，扩大讨论面。之后，针对盲人问题的专刊也相继创办起来了，最具代表性的是《盲人世界》和《盲人杂志》。

《教育百科全书》杂志还委托我为他们提供有关盲人问题的论文。从此，我的工作量逐渐增多，稿约不断，甚至有点应接不暇，而且时常还得受邀出席各种相关的会议，并发表演讲。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生活节奏加快了。我往往急忙忙地赶到会场，开完会回到家，已有另一项邀请在等着自己，有时在同一天内要连赶五六场。除此之外，我还要抽出更多的时间整理和分类越来越多的信件。由于过于劳累，老师与我都感到吃不消，我的身体每况愈下。

虽然整日忙得不亦乐乎，但是我们的经济状况却没有根本好转，有一阵子连女仆都雇不起。于是莎莉文老师每天早上送先生到火车站后，回程时顺道去买菜。他们出去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收拾房间，摆放桌椅、收拾床铺，然后到花园里摘花来插，或者去启动风车贮水，还得记住去把风车关掉等。这些生活琐事耗费了我许多精力，偏偏这段时间的稿约和信件又特别多，因此我的工作压力很重。

1906年，州长推荐我担任了马萨诸塞州盲人教育委员会的委员。每次委员会开会时，莎莉文老师总是坐在我身边，以手语向我转述会议进行的情形。这些会议给我的最大感受就是会议过于冗长而且没有多大意义，委员们的演讲都流于形式，其中那些不着边际的质询、回答等官样文章更叫人疲惫不堪，因此，在担任此职四五个月之后，我便主动辞职了。

但是事实证明，为盲人谋求福利必须借助团体的力量，唯有这样才能引起舆论的注意与支援。因此我仍然必须出席各种公开会议，如医疗公会和其他公会举办的会议。我还必须下工夫练习演讲的技巧，以使我的演讲在群众中更有说服力。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先后向多位老师请教演讲的技巧，可惜效果都不尽理想。就在此时，我遇到了波士顿的怀特先生，他精研音乐理论，据说在发声机能的研究上颇有造诣，也许他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困扰。抱着这种心理，我找到了他。

怀特先生为人直爽而且很热心，他对我说：“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新课题来研究，我们可以试一试！”

于是从1910年开始，怀特先生每星期六都到连杉来，住在我们家，星期日才回去，这两天他就教我表达的技巧。

我在10岁时就开始学习发声了，我的老师赫拉先生是莎莉文老师帮我找的。郝拉先生为了让我了解声音响起所引起的振动，就抓起我的手放在他脸上，然后将“arm”的声音缓慢发发出来，并要我尽量模仿。就这样反复练习，可是由于我太紧张了，勉强发出的声音很难听，而且很杂乱。

“把你的喉咙放柔和些，舌头也不要太用力。”

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纠正我。若想使发出的声音好听，其实从小就要加强练习，以使发声器官变得发达，这样不但能让音色更加美妙，而且还可以记住更多多的单字。因此，我希望聋哑儿童能够避免在我身上发生的遗憾，能够尽早接受发声的教育。

起初，怀特先生只是想尝试一下，可是越教越感兴趣，后来竟连续教了我3年之久，而且其中有两年的暑假他是和我们一起在连杉度过的。

怀特先生在开始时着重训练我的发声器官，然后练习发音，最后才教节奏、重音及声音的音质、音调。如此，经过3年之后，我终于勉强可以在大众面前开口说话了。我的第一次实验性演讲是在新泽西州的蒙他克雷，那是一次相当吃力的实验，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心有余悸。

我站在讲台上一直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尽管我是有备而来，讲演稿早就写好了，而且烂熟于心，但是偏偏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终于积存了足够的勇气，用尽全力喊出声来，此时我感觉自己犹如发射了一枚重磅炸弹，可是台下的观众却说，我的声音像蚊子一样小，根本就听不清楚。终究，我不是一个容易服输的人，虽说十分吃力，但仍然把预计演讲完成了。

从讲台上走下来后，我不禁哭出声来，懊恼地说道：“我根本就说不了话，我太自不量力了，简直是自取其辱，做不到就是做不到！”

虽然我这样说，但并没有因此而丧失信心，相反，我又重新鼓起勇气开始更勤奋的练习。现在，我总算可以在众人面前说话了，我的工作也因此得以顺利地开展了，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我的巡回演讲

学会说话之初，我还是对登台演讲心存顾虑，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每次我的演讲总能引起大的反响，听众来自各个阶层，有老人，也有小孩，有穷人，也有富翁，当然有很大一部分听众是盲、聋、哑人或者有其他生理缺陷的人。只要想到还有和我一样不幸的人们生活在痛苦和迷茫之中，我就尽我所能安慰并鼓励他们，希望他们生活得更充实、更美好。

由于我和莎莉文老师很受欢迎，因此我也开始有勇气去各地巡回演讲了。

莎莉文老师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听众常常沉浸在她生动形象的描述中，她能引导听众走进我们的回忆里，也能激发大家憧憬美好的未来。每次在听完老师如何苦心教导我的过程后，每个人都不禁为之动容。

莎莉文老师的演讲基本上都排在我的前面，通常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她演讲的时候我就带上一本盲文书籍在一旁阅读。轮到我上台的时候，一般会有专人引我到讲台上去。我首先把手指轻轻地放在老师的嘴唇上，这样听众提问的时候，我可以通过她的嘴唇的动作明白是什么问题，然后就可以回答听众提出的问题了。

我告诉他们，每个人都有潜能，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力，借助这样的机会，我还号召他们要互助互爱，遇到困难时要有恒心，有毅力。

虽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巡回演讲，但是我的表达技巧依然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我很着急，但是又不知道如何才能提高。我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急待解决的难题，就是发音不准。有时还会突然发出奇怪的声音，而且音调低沉，没有抑扬顿挫的美感，有时甚至导致了听众的不知所云。我一再努力改善，但始终没有进展，更不敢想象能够发出清脆悦耳的声音了。

有时，我试图重点强调某一句话，让观众都能够听清楚，但是我的嗓子偏偏不配合我，舌头也不听使唤，我根本就发不出声音来。这时，我又紧张又着急，可越急越糟，我觉得非常尴尬，自己肯定一脸窘迫，可是以想象那是多么糟糕的情形，而且我的声音很容易被现场的一点声响完全掩盖。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焦躁不安，尤其当我感觉到椅子的移动或者外面车辆驶过的声音时，我的思绪更容易被打断，而且会情不自禁地紧张。

不过，令我感动的还是那些听众，不管我的表现多么失败，他们都会回报给我真诚和耐心，从头到尾听完我的演讲。每次我都能感觉到他们热烈的掌声，在我结束演讲下台后，还有人特地来后台看望我，对我表示感谢，给我鼓励，这是令我最快慰的。

我的演讲时常出现瑕疵，而莎莉文老师的演讲却十分精彩，常常能够感染在场的观众，让他们听得入神，体会着她教导我的种种艰难和其中的酸甜苦辣。我也常常被她的演讲打动，陷入回忆之中，有时甚至忘记向她鼓掌祝贺。

最初，我们只在新英格兰及新泽西州附近演讲。后来，我们的巡回演讲扩大到了更远的地方。

1913年，我们前往华盛顿演讲，碰巧的是我们抵达华盛顿的那天正好是威尔逊总统就职仪式的前一天，所以，联合通讯社委托我们将这次盛况空前的典礼情形给读者报道一番，于是我得以荣幸地亲历了典礼的整个过程。

典礼举行的当天是个多云的日子，正是阅兵的最佳天气。华盛顿市区内万人空巷，大家争着跑到高处，都希望能找到欣赏阅兵仪式的理想位置。行进中的军人气势宏大而庄严，士兵们个个气宇轩昂，精神抖擞，令观众也为之振奋。

军乐队在最前面，我能感受到进行曲雄壮的旋律。如此热烈而肃穆的气氛，令当时的我心潮澎湃，我禁不住虔诚地祈祷：“愿这些可爱的年轻军士们不要再卷入残酷的战争，他们只要身着帅气的军服对着总统敬礼就好了。”

可是事与愿违，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就爆发了。我对战争深恶痛绝，但是让我痛心疾首的是这些残酷和血腥事件的发生是我无法阻止的。

怀念贝尔博士

我已经记不清我们在华盛顿的演讲是在总统就职仪式之前还是之后了，但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当时我们和贝尔博士在一起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

那一次演讲，我又和贝尔博士站在了同一演讲台上。其实，早在我10岁时，就曾与贝尔博士一起出席过聋哑教育促进大会了。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贝尔博士是电话的发明者和捐助聋哑教育的慈善家。可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却是一位至亲至爱的好朋友。的确，我与贝尔博士建立并保持了深厚的友谊，而且时间最长感情也最好。

早在莎莉文老师走入我的生活之前，我就已经与贝尔博士熟识了。当时我仍生活在一片黑暗之中，他却对我伸出了温暖的友谊之手。也许是这个缘故，我和他一见如故。当时若没有贝尔博士的热心奔走，安那诺斯先生就不会把莎莉文老师介绍给我。

贝尔博士自始至终就非常赞赏莎莉文老师的教导方式，他曾钦佩地对她说：“你对海伦的教育是成功的，我觉得你的教育方式值得教育界所有人参考和借鉴，而你本身就是一本宝贵的教材。”

贝尔博士非常热心聋哑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有趣的是他的这种热心还是家传的呢。原来贝尔博士的祖父正是口吃矫正法的创始者，而他的父亲梅尔贝尔先生一生也致力于聋哑教育，是唇读法的创始人。梅尔贝尔先生相当幽默，也很谦虚，他从不因为自己对聋哑人的贡献而沾沾自喜，他常常开玩笑地对儿子说：“这种发明和创造根本就不赚钱。”

贝尔博士非常孝敬父亲，经常与父亲一起聊天交流。博士只要有一两天没有见到父亲，就会说：“我得去看看我父亲了，与他聊天能学到很多东西。”

在波多马克河入海口的河畔，有一幢典雅而秀丽的房屋，那就是贝尔博士的家，那里风景十分优美。我曾见到他们父子两人并肩坐在河边，边抽着烟，边望着过往的船只，十分悠闲。

偶尔有较稀罕的鸟声传来时，贝尔博士就说：“爸爸，用什么记号表示这种鸟比较好呢？”

于是父子两人便展开了忘我的发声学研究。他们父子分析任何一种声音，然后将之转换成手语表达出来。或许由他们专门研究声音，因此许多人都说这父子俩的话听起来既清晰又悦耳，感觉就像在倾听美妙的音乐。

贝尔博士不仅与父亲相处融洽，而且对母亲也十分孝顺。在我认识他时，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几乎失去了听力。

有一天，贝尔博士驾车陪我和莎莉文老师去郊游，途中我们采了许多漂亮的野花。归途中，贝尔博士忽然想到要把野花送给母亲。

于是他俏皮地对我们说：“等一会儿我们进门的时候，就出其不意地往里冲，这样一定会给我父母一个惊喜。”

话虽这么说，可是我们即将进门的时候，贝尔博士却突然改变了主意，他抓住我的手，告诉我：“我的双亲好像都在睡觉，请大家保持安静，脚步尽量轻一些。”

我们轻轻地走到花瓶边，插好花后又轻轻地走出来。当时，他的父母安详沉睡的神态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两张并排的安乐椅上，博士的母亲伏在椅子的靠手上，因此看不到脸，只见到一头银白色的头发，而他的父亲则仰卧在另一把椅子上，头高高地靠在椅子上，似一个庄严的君王。

能与这样一家人结识是我的荣幸，因此我常常在闲暇时去拜访他们。他的母亲喜欢编织，尤其擅长花草图案，她抓着我的手，亲切而耐心地教我。贝尔博士有两位女儿，年纪与我相近，我每次去的时候，她们对我都很热情，让我有家的感觉。

贝尔博士在科学上成就卓越，有不少知名的科学家常常是他的座上客，如果我正好也在场的话，贝尔博士就会把他们的对话——写在我的手上。

贝尔博士以为：“世界上的事情无所谓难易，只要你用心，许多看起来很难的事也可以变得非常简单。”我用心倾听，虽不能完全理解，但也认为极有道理。

贝尔博士的口才极好，称得上是个不折不扣的雄辩家，只要他进入房间，短短两分钟之内，就一定能够吸引所有人的注意力，每个人都乐于听他的讲话，这是他异于常人的魅力所在。

虽然如此，贝尔博士并不会因此就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于他人，相反地，他总是虚心考虑别人的观点，遇到意见分歧的时候，他常谦逊地说：“是吗？你的想法也有几分道理，看来我还需要认真思考一下。”

但是在聋哑教育上，他一直坚持己见，认为聋哑人最好使用口述法，摒弃手语法。理由是：“当一个聋哑者以手语来表达时，必然引来一般人异样的眼光而产生隔阂，长此以往，他们想要达到正常人的知识水准很难。”

许多人都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相信，每个从事聋哑教育的人，一定都会敬仰贝尔博士在聋哑教育上的伟大成就。他没有任何野心，更不企望任何回报，只是在本着科学的态度推进聋哑教育的长足发展。

他曾自费从事各种研究，还一度创办过学校，英国聋哑教育促进协会就是他创立的。他甚至还把发明电话得到的奖金设置为聋哑者的奖学金。为了使聋哑的孩子们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贝尔博士花费了大量的心血。

贝尔博士原本生活在苏格兰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但移居美国已经很久，所以算是真正的美国人了。他热诚开朗、秉性善良、待人亲切，因此朋友们都喜欢他，敬重他。

我们在日常闲聊时，他经常会提及与科学有关的事情。某次贝尔博士告诉我们，他年纪还小时就想铺设海底电缆，不过直至1866年此梦成真之前，他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和挫折。他还说，以后人们可以利用海底电缆和遥远的东方对话。当时，我年仅12岁，所以把他的话当成神话故事听得入了神，我感到特别震惊。

在贝尔博士的陪同下，我参观了一栋建筑物，那是电话作为日常通讯工具进行首次实验的地方。他告诉我说：“如果没有助手汤玛斯华生的帮忙，也许电话的发明不会像目前那么完备。”

在1876年3月10日，贝尔博士拿起话筒对在另一个房间工作的华生先生说：“华生，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我有事。”

这是人类历史上启用电话时所说的第一句话。突然听到这句话的华生，当场吓一大跳。

“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你为什么不说些更有意义的话呢？”我听完了贝尔博士的描述后，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尔博士马上回答：“你错了！海伦，这个世界必将越来越繁忙，我们需要这种便利的工具来传递诸如‘你可以过来一下吗？我有事’之类的信息，这才是最务实的。”

贝尔博士不仅发明了电话，还发明了对讲机、感应天平等许多实用的东西。他所留给我的都是最美好的回忆。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起到匹兹堡去看烟火，当烟火冲上天空的那一瞬间，我竟然兴奋得又笑又叫：“看啊！真漂亮！好像河水在燃烧。”

现在，仍然可以很清楚地回忆起贝尔博士与他的女儿们一起坐在游艇的甲板上赏月的情景。

那天晚上，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纽康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