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的智慧：梁实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大师的智慧：梁实秋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蒋晔著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7-01

书籍编号：30151891

ISBN：978720207620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58454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大师的智慧：梁实秋

蒋晔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生死存续、浴火重生的世纪。本世纪的初始，就是《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向列强出卖主权，赔款白银九亿八千万两，神州大地被列强豆剖瓜分，上海黄浦公园的门口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亡国灭种的威胁摆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

“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陈亮语)富有自强不息传统的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就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不懈奋斗。经过一百多年、成千上万人的流血牺牲，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待人杰。”(冯友兰语)从那时到现在，华夏儿女又开始了民族复兴的伟业。虽然历经反右派、三年大饥荒、十年内乱的曲折，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进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华民族开始跨越发展，迅速崛起，在21世纪初成为综合国力强盛的大国、强国，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国家影响日益扩大。

一百年来，从南方到北国，从大陆到海外，东西南北中，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涌现了成百上千的名家大师，他们以各自的智慧为民族的解放，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幸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回顾他们的人生，汲取他们的智慧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蒋晔先生是我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学者、文化策划人。他从1994年开始采访中国现代文化名人，迄今已采访了三百余人，积累了许多宝贵的资料，出版了数种文化名人访谈录，在文化界和读者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社与蒋先生的合作始于2007年的《我的心是一面镜子》一书。2008年合作推出《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受到了文化界和读者热烈欢迎。从本辑起，为简洁易记更名“大师的智慧”。本丛书的特点是“小故事，大智慧”，通过大师的精彩故事，阐发他们的人生智慧，给读者以启迪。该丛书每辑十册，介绍十位大师，敬请读者留意。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2年7月

序言　五十知天命

本丛书能够得以和读者见面，不能不提到李世琦兄。世琦兄是我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老同学，他因知我、又知河北人民出版社，所以，在他的努力下，开辟了《文化名人人生智慧丛书》这一图书系列。正如他的预测，该丛书已出版的10册，得到大家的厚爱，竟连续获奖，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双丰收。这都是我兄世琦的功劳！

这套丛书引起了同在河北人民出版社工作的贺秀红女士的高度关注，在世琦兄引荐下，我得以幸会小贺。多次交流，使我深知小贺热爱此丛书之原因，她心目中所追求的那种生活状态，正需要大师的智慧所指引，她要在编辑此丛书的过程中，升华自己的觉悟，并把大师的智慧，去利益众生。

更让我感动的是，在世琦兄和小贺共同努力下，出版社的诸位高层领导，均大力支持这个《大师的智慧》丛书，希望在更高层面上进行策划、设计与出版，并作出重要批示。这一情景，使我在今年知天命之年到来之时，更加明白了“天命”两字的深刻含义。

“人的命，天注定”、“天命不可违”，是两句一俗一雅的古语，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何谓“天命”？规律也。

我从1994年开始访问中华文化名人，至今已近20年。从当年的全国非常少见的、带有系列性的、在报纸发表的“独”家访谈，到现在的各家报社、杂志、电视、网络，都特别重视“大师的智慧”，此乃“天命”也。众人需要智慧，时代需要智慧。人类失去智慧，世界将会怎样？肯定是毁灭。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如果没有一点人生智慧，你肯定到处碰壁，一事无成。为了人生的幸福，去寻找智慧吧！大智慧，便是“知天命”。

“知天命”，就是知“天人合一”的关系。在“天人”之间，真正理解：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规律。人在大自然这个世界、宇宙里，最根本的是要“顺其自然”，而不可能“人定胜天”。“人定胜天”是小聪明，而不是大智慧。

在大自然里，矿物、植物、动物，千奇百怪，丰富多彩。在动物中，人又是其中之一，形形色色，各种各样。这一切都是大自然的造化，你想把这种造化，搞一次“同化”，那是不可能的，这种要“同化”的思维、行动，其方向就是错误的，下再大的力气，也是无用功。理解了“顺其自然”，便会敬畏大自然，便会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元化，尊重文化上的差异，以“兼和”为哲学基础，去为人类造福。

“兼和”者，兼容众异、得其平衡。对“众异”进行“兼容”，其目的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当代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用毕生精力所总结出来的“兼和”思想，在将来日益显耀。我通过他的弟子、清华大学教授刘鄂培先生，才知其如此重要，便写入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印”摩崖石刻的碑文之中，被国家所确认。“知天命”者，“兼和”也。

“天命不可违”，即是：“兼和不可违”。“人的命，天注定”，即是：“人的命，兼和来注定”。你拥有多少“兼和”思想，你的“命”就“注定”了多少。

我近20年所访问的文化大家，其智慧，可用很多精彩的语言来表达，但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兼和”。这便是大道至简。

蒋晔

写于北京颐和山庄紫霄园

梁实秋：最像一朵花

2001年11月7日，我们在北京朝阳区水碓子一座普通公寓里，拜访了我国当代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梁实秋先生的长女梁文茜女士，那一年她74岁。1948年冬，梁实秋因国共两党政治斗争而离开大陆，和夫人程季淑及16岁的次女梁文蔷一道前往台湾。他22岁的长女梁文茜、19岁的儿子梁文骐都留在了大陆。从此，一家人隔断于海峡两岸，杳无音信，直到25年后的1974年，梁实秋辗转打听到孩子们在大陆的住址，从此转信往来，才知道了彼此的消息。

又过了8年，1982年，随着“文化大革命”“左”倾思想余毒的慢慢消逝，梁文茜才获准赶往美国西雅图她妹妹梁文蔷家，与从台湾专程赶来的父亲梁实秋得以在分别33年之后重聚，父女相见，抱头痛哭。

此时的梁文茜，已从分别时22岁的青年女子，走进了天命之年。梁实秋则从46岁的壮年人，变成了已近耄耋之年的老人。更令人痛心的是，海峡两岸的亲人相见，因政治隔绝之故，却不能在近在咫尺的大陆或台湾得以实现，而要赶到万里之遥的美国去重逢，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悲剧。这种久别重逢，更加说明血浓于水的骨肉之情，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感，它将最终战胜破坏人性的一切邪恶。

梁实秋之女梁文茜。

想家想死

那一天，梁文茜告诉我们：“1982年，我在美国见到了分别33年的爸爸后，再也没有见到他，其实，那一次见面是一次永别。我在妹妹家只有两周时间，转眼即逝，最后爸爸送我到机场，飞机快起飞了，我们像有许多话咽在喉头说不出来，爸爸一直送我到机舱门口，再不能进去了，他手扶着飞机门框，沉重地对我说了一句‘保重’。这是我最后听见爸爸的声音，充满了感情的声音，我永远不能忘记的声音。

“1987年11月3日，电话铃响，在美国的小妹文蔷打来长途电话。我听见她说是小妹，但又半晌无声，我突然明白了，再问小妹，她呜咽着告诉我爸爸过世了的噩耗，我猛地坐下来，觉得昏昏沉沉。告诉你们，我爸爸是想家想死的！”

我们带着困惑问：“为什么说您爸爸是想家想死的？”

梁文茜说：“爸爸非常怀念家乡。数十年来，他像无根的浮萍一样，在海外到处漂流，虽说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好，但唯独乡愁无法排解，他和妈妈总是念叨着，总有一天将双双回到本国的土地上去走一遭。为了争取能回老家的那一天，他费尽心力努力办理在美国长久居留的手续。因为只有加入了美国国籍，成了美籍华人，他才能得到回乡探亲的待遇。如果不是美籍华人，在台湾的中国人，都不能回大陆老家看一看啊！”

中国人成了外国人，才能回故乡看一看，这是什么道理啊？

梁实秋曾在80多岁的时候，写过一篇对家乡的回忆文章：

“人谁不爱自己的家乡？我生在一个四合院里，喝的是水窝子里打出来的甜水，吃的是抻条面煮饽饽，睡的是铺席铺毡子的炕，坐的是骡子套的轿车和人拉的东洋车，穿的是竹布褂、大棉袄、布鞋布袜子，逛的是隆福寺、东安市场、厂甸，游的是公园、太庙、玉泉山，能说我不是道地的北平人么？”

梁文茜继续讲：“有一次，爸爸给我来信，提出了一个古怪的要求：‘给我带点豆汁来！’这真是异想天开，让我好为难。我只能向父亲告罪：‘豆汁没法带，您到北京来喝吧！’还有一次，爸爸让我给他寄一点房山良乡的栗子，我寄去之后，由于路途遥远，都发了霉。这两样东西都是北京最普通的土特产，但对爸爸来说却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又有一次，我给他寄去一些北京蜜饯。爸爸不顾糖尿病的禁忌，拈起一块就放进嘴里，一边咀嚼还一边评论：‘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味，总算又尝到了！’

“要说爸爸感情最深的，自然要数北京内务部街20号梁家的故宅，他不厌其详地告诉我们：内务部街的房子本是我们的老家，我就是生在那个老家的西厢房，原是祖父留下的一所房子。这所老房子比较大，约有房40间，院落较多，宜于大家庭居住。”

谈起这个故居，梁文蔷曾在1981年专门踏访过一次，她在一篇回忆录中写道：“1981年夏，我和君迈到大陆探亲，经招待人员好心安排，我得特准进入北平旧居参观，那是我生长的庭院，也是爸爸出生的地方。1948年我离开时，那所房屋已年久失修，相当破旧，但仍有其规模在，没想到时过33年，那所老宅竟住了23家人，院子已经不见了，原来的院子中盖满了违章建筑，全是厨房厕所之类的小屋，正中的空地上堆着一堆破砖烂瓦，上面又放着些盆景。我想当年回过大陆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和感触，真是一言难尽。

画家况晗所绘的北京胡同最能表现梁实秋笔下的故土怀念意境。

我在这熟悉又陌生的大杂院中漫步，努力寻找我还可以辨认的一砖一瓦，全部照相记录下来。我是有任务的，我必须要向爸爸做一个详尽的报告。临行时，大姐文茜折了一小枝枣树叶，上有小青枣一个，叫我带回台湾，送给爸爸。这棵枣树是我们住在北平时的老枣树的子代，老树早已被砍去。我珍惜地将枣叶包在湿纸中，装入塑胶袋，放在手提包里，顺利地带到台北，立刻交给爸爸。这是我能给爸爸带去的最佳家乡礼物。

与爸爸相聚一周，把中国大陆见闻一五一十向爸爸报告，内容包括我姐文茜、哥哥文骐33年的经历，讲得痛哭流涕，喉咙沙哑，两人情绪都过度振荡，渐感不支。我回美后，爸爸来信说：

‘你此番远行，带给我的种种消息，有如一场梦魇，使我的心情如沸！那一枝枣树叶子和那一枚青枣，至今已有十日左右了吧，泡在玻璃杯里，依然绿色，谁云草木无情？我放在桌上，我看着一阵心酸，料想它对我亦应如是。’

数日后，又得来信云：‘故居的那一颗枣及树叶都枯萎了，叶子压在一本书里，可以长久保存，枣子则缩皱成为红枣，怕只能留着将来做枣泥了……寝室墙上挂的故居图，我打算摘下来，因为一看那张图就想起你摄的那些张相片，实在不堪回首。’约三周后，爸爸在来信的信尾又提起枣子的事：‘你带来的那颗枣，已成为标本了，很好看的一颗小红枣。’”

到了梁实秋生命的最后几年，他越发地想家，渴望回到北京看一看，他在梦中呼唤最多的是“妈妈”。就在他去世前7个月的1987年4月，台湾《联合报》主编访问梁实秋，曾向他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您对已过去的85年有无遗憾？”，二是“现在您最希望的事是什么？”。

对第一个问题，梁实秋列举了五条引以为憾的事情，其中一条是：“陆放翁‘但悲不见九州同’，我亦有同感。”对第二个问题，他回答道：“如今我最希望的事只有一件：国泰民安，家人团聚。”

梁文茜说：“爸爸突然发病那一天是1987年11月1日晚，这是有原因的。海峡两岸从1949年隔绝往来已经38年了，国民党当局蒋经国先生顺应民众，突然宣布从1987年11月2日开始解除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的禁令，这个特大喜讯让爸爸高兴死了。”

梁实秋的确是想家想死了，享年84岁的梁实秋被安葬在台湾淡水北新庄北海墓地，这里高旷开阔。梁实秋为什么要在这里安息？他最后一任夫人韩菁清说，“为的是让他能够隔海遥望魂牵梦萦的故乡”。

北师大之恋

梁实秋的一生，和北师大有着特殊的关系。1946年，梁实秋结束了颠沛流离的因日本侵华而流亡大西南的9年生活，终于返回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北平。回到北平以后，他很快接受聘请到北师大英语系任教授，讲授“英国文学史”和“文艺批评理论”等课程，他的儿子梁文骐曾描述了他在北师大上课时的动人情景：

“口操英语，却总是长袍马褂，千层底布鞋，迭裆裤子，还要绑上腿带子。很土。初次上课，时髦的男女学生往往匿笑，父亲也不在乎。好在外观上的不调和，并不妨碍授课。在北师大，有一次讲Burns的一首诗，情思悱恻，一女生泪下如雨，讲到惨怛处，这女学生索性伏案大哭起来。我问父亲：‘你是否觉得很抱歉？’父亲说：‘不。Burns才应该觉得抱歉。’”

这一时期除学校工作外，梁实秋个人的学术志趣仍然集于莎剧的翻译。在艰苦的精神劳动中，给了他巨大的精神慰藉和物质帮助的，还是他的妻子程季淑。自来北京后，程季淑就从婆母手里接过了全部家政。她日夜操劳，侍候公婆，同时，为使梁实秋专心工作，还把几个孩子的教育也一手承担起来。

梁实秋说：“我在西院南房，每到午后4时，季淑必定给我送茶一盏，我有时停下笔来拉她小坐，她总是把我推开，说，‘别闹，别闹，喝完茶赶快继续工作’。然后她就抽身跑了，我隔着窗子看她的背影。我的翻译工作进行顺利，晚上她常问我这一天写了多少字，我若是告诉她写了三千多字，她就一声不响翘起她的大拇指。我译的稿子她不要看，但是她愿意知道我译的是些什么东西。”

他们到了台湾以后，梁实秋一直未敢懈怠学术上的进取，在夫人这个贤内助的全力支持下，他的翻译进展顺利。梁实秋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翻译莎氏，没有什么报酬可言，穷年累月，兀兀不休，其间也很少得到鼓励，漫漫长途中陪伴我体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最后37种剧本译竟，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1967年8月6日承朋友们的厚爱，以‘中国文艺协会’‘中国青年写作协会’‘台湾省妇女写作协会’‘中国语文学会’的名义在台北举行庆祝会，到会者约300人，主其事者是刘白如、赵友培、王蓝等几位先生。有两位女士代表献花给我们夫妇，我对季淑说：‘好像我们又在结婚似的。’……

最能使我感动的另有两件事：一是谢婉莹先生在庆祝会中致词，大声疾呼：‘莎氏全集的翻译之完成，应该一半归功于梁夫人！’；一是世界画刊的社长张自英先生，在我书房壁上看见季淑的照片，便要求取去制版，刊在他的第323期画报上，并加注明：‘这是梁夫人程季淑女士——在42年前——年轻时的玉照，大家认为梁先生的成就，一半应该归功于他的夫人。’他们二位异口同声、说出了一个妻子对于她的丈夫之重要。她容忍我这么多年做这样没有急功近利可图的工作，而且给我制造身心愉快的环境，使我能安心地专于其事。”

程季淑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北师大的女儿。她从小就在女高师附小读书，后考入女高师(北京师大前身)，毕业后又在女高师附小当老师，她是全校最肯负责的教师之一。正是在这里，梁实秋和程季淑热恋起来。时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梁实秋，每到星期日，便精神抖擞整其衣冠进城，到师大附小约会程季淑，为此，梁实秋说：

“一年多来，我到石附马大街大约五六十次总是有的。风雨无阻，乐此不倦。”程季淑成了他的“崇拜偶像”。他讲：“其言虽谑，确是实情。因为清华园是纯粹男性社会，除了几个洋婆子教师和若干教师眷属之外看不到一个女性。若有人能有机缘进城会晤女友，当然要成为令人羡慕的一派。我自度应属于此派。”

如此“崇拜偶像”，可以想见梁实秋对夫人的感情，是多么的炽烈，夫人程季淑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在一些涉及人生转折的重大问题上，他夫人的态度具有决定性。

梁实秋到台湾后为什么不去政府任职？为什么不去台湾大学任教？而唯独去了当时很不景气的台湾师范大学？这与他夫人程季淑的判断极有关系。梁实秋说：“她很了解我，她认为仕途险恶，不如早退。她对我说：‘假设有一天，朋比为奸坐地分赃的机会到了，你大概可以分到大股，你接受不？受则不但自己良心所不许，而且授人以柄，以后永远被制于人。不受则同僚猜忌，惟恐你检举，因不敢放手胡为，而心生怨望，必将从此千方百计陷你于不义而后快。’她这一番话坚定了我求去的心。台大聘我去任教并且拨了一栋相当宽敞的宿舍给我，师大要挽留我也拨出一栋宿舍给我，我听从季淑的主张决定留在师大。”可见，程季淑对“师范”的理解，对丈夫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梁实秋曾对毕业于北师大的夫人有过一段精彩的评价：“季淑有一个见解，她以为要小孩子走上喜爱读书的路，最好是尽早给孩子每人置备一个书桌。所以孩子们开始认字，就给他设置一份桌椅。有了适当的环境之后，不久孩子养成了习惯，而且到了念书的时候自然地各就各位。孩子们由小学至大学，从来没有任何挫折，主要的是小时候养成良好习惯。季淑做了好几年的小学教师，她的教学经验在家里发生宏大的影响。可见小学教师应是最可敬的职业之一。”

梁实秋的一生，和“师范大学”结下了终生之恋，除了他们夫妇和北师大有着密切关系之外，梁实秋的三妹以及她夫人的弟弟，也分别毕业于北师大和师大附中。更有意思的是那《雅舍小品》诞生地——重庆北碚主湾10号平房“雅舍”，为两家合资购买，另外一家的女主人龚业雅女士，也是从北师大毕业，他们都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雅舍”现象作出了贡献。当年的“雅舍”将作为文物，长留于文学史册上。

程季淑1974年4月30日在美国去世后，即葬在西雅图槐园。为了解除万般思念的痛苦，梁实秋迅速拿起了笔，书写了悼念亡妻的近6万字的《槐园梦忆》。他在回忆录中说：“我要先把鲜花插好(插在一只半埋在土里的金属瓶里)，然后灌满了清水；然后低声的呼唤她几声，我不敢高声喊叫，无此需要，并且也怕惊了她；然后我把一两个星期以来多发生的比较重大的事报告给她，我不能不让她知道她所关心的事；然后我默默地立在她的墓旁，我的心灵不受时空的限制，飞跃出去和她的心灵密切吻合在一起。如果可能，我愿每日在这墓园盘桓，回忆既往，没有一个地方比槐园更使我时时刻刻的怀念。”

他饱含着深情继续写道：“我的生日在腊八那一天，所以不容易忘过。天还未明，我的耳边就有她的声音：‘腊七腊八儿，冻死寒鸦儿，我的寒鸦儿冻死了没有？’我要她多睡一会儿，她不肯，急匆匆爬起来就往厨房跑，去熬一大锅腊八粥。等我起身，热呼呼的一碗粥已经端到我的眼前。这一锅粥，她事前要准备好几天，跑几趟街才能勉强办齐基本的几样粥果，核桃要剥皮，瓜子也要去皮，红枣要刷洗，白果要去壳——好费手脚。我劝她免去这个旧俗，她说：‘不，一年只此一遭，我要给你做。’她年年不忘，直到来了美国最后两年，格于环境，她才抱憾地罢手。”

梁文蔷讲：“爸爸对他自己墓地之选择，曾几次在给我的《临别留书》中提起。1975年的《临别留书》中说，如完全按他自己的意思是‘与汝母合葬，余之愿也。’1977年《临别留书》中说：‘到处青山好埋骨，我没有选择。如果我死在美国，盼葬我于槐园。我如死在台湾，即葬在台湾。’1981年《临别留书》中再提坟地之事：‘我死不能与汝母同穴，将是我一大憾事。’

后来，爸爸葬在台湾。我从西雅图家中带来爸爸最珍惜的三件纪念性物品。我相信爸爸会高兴我做了这个选择：一件是爸妈合照，第二件是妈妈的一缕花白的头发，第三件是妈妈的一双黑色半高跟鞋。”不久，女儿又在美国槐园为父母立了一个合葬碑，新墓碑上刻着梁实秋、程季淑的名字，梁实秋的名字下有小字三个：‘魂魄冢’，两旁有英文姓名和生死年代。碑下埋着一个防水盒子，里面盛着梁实秋最喜爱穿的一件旧上衣，在上衣的怀里，放着染有夫人血迹的纸巾，和一缕梁实秋留了多年的夫人的头发。在上衣上面，放着两人的合影照片。”

“雅舍现象”主人

梁实秋的一生，和“雅舍”两个字不能分开。“雅舍”不仅是他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北碚居住7年之地，更是他一生文学创作和精神世界的象征，他因“雅舍”而名满天下，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线，而被誉为“雅舍现象”。“雅舍”也因梁实秋的巨大影响而成为一个文化遗存，被保护起来。

1943年至1946年曾在“雅舍”住过3年的梁文茜，是这样描述“雅舍”的：“据我所知，雅舍的来源是这样的，抗战期间家父去重庆担任参政员，并在北碚国立编译馆担任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主任，当时他和清华大学吴景超先生及夫人龚业雅女士，合资购得北碚主湾10号平房一处，作为居室，因龚业雅的名字中有一个‘雅’字，所以命名雅舍，后作为梁实秋小品文集之代称。

雅舍位于重庆郊区，由青木关至北碚市区的一条公路北侧山坡上，地名叫主湾，当时门牌编号为主湾10号，当时我由北平给他写信，信封上的地址都是写重庆北碚主湾10号，即可收到。

雅舍正中平房六间，平顶灰房，屋角灰砖座内镶竹篦墙，涂泥干后抹灰刷白，倒也素静。每屋三开扇格窗，糊上桐油刷过的纸，虽然颜色发黄，但不怕雨水侵蚀，经久耐用。脚下全是木地板，因架起离地有一尺多高，所以走上去，时有颤颤巍巍弹性的感觉，但习以为常，并无不适。雅舍平房东侧两间是：里边一间是卧室，外边一间原为家父书房。1943年我和母亲、弟、妹赴渝，人口多了，书房变成我姐弟三人卧室，与书房并存，好在我姐弟三人，都在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住校就读，除寒暑假外，爸爸仍可独占书房，写作他的雅舍小品等文章。

雅舍很小，只是几间普通的四川平房，但其风景幽雅，北临北温泉，东去嘉陵江，南望一片青山绿水，好可爱的祖国大地、锦绣河山，如果不是抗战，也不会有机遇迁居至此。这小小的几间平房，其辐射面却很广很长。父亲自1939年至1946年的全部著作都出于此，最突出的‘雅舍小品’、莎士比亚戏剧译本多种，很多都是在这里写成的。据说《雅舍小品》风行全世界，先后印出有300多版了，至今销售不衰。半个多世纪以来，读者如此厚爱雅舍，顿使雅舍生辉。

听说雅舍现在已修茸一新，保存完好，感激之余，将来有机会请国外及港、台朋友，来此观光旅游，或可增加一些旅游业的经济效益。”

梁实秋小传

梁实秋，1903年生于北京，1987年逝于台湾，享年84岁。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教育家，1923年清华大学毕业，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大学英文系留学。1924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192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研究所进修。1926年回国，23岁任东南大学教授，后任暨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与鲁迅展开论战，是“新月派”的代表人物。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创造了“雅舍”文学现象，对中国文坛影响极大，其主要著作有《雅舍小品》及其续集、三集、四集和合集。此外，他花费38年时间，以一人之力翻译了40卷《莎士比亚全集》。他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辞典》等30多种英汉、汉英辞典，成为我国辞典界的权威人物。

梁实秋的故事

1

1903年1月6日(农历的腊八)，梁实秋出生在家中的西厢房，在此度过了一生中最难忘的童年岁月。直到步入晚年，每当想起西厢房，他还禁不住心情激动、老泪纵横：“我生在西厢房，长在西厢房，回忆儿时生活，大半在西厢房的那个大炕上。炕上有个被窝垛，由被褥堆垛起来的，十床八床被褥可以堆得很高，我们爬上爬下以为戏，直到把被窝垛压倒，连人带被一齐滚落下来然后已。”

梁实秋的父母一共生了11个孩子，他是家中的老四，父亲给他取名梁治华，字实秋。

2

梁实秋出生在清朝末年，所以，他在小时候还留着辫子，睡一夜觉，辫子松散了，辫子不梳好，不准出屋门，因此，早晨起来梳辫子便成为大事。辫子由母亲给梳，而母亲又很忙，所以梳时不免手忙脚乱，有时梳紧了，直揪得头皮发疼。由于这个缘故，梁实秋非常讨厌这个辫子，称它是猪尾巴。随着年龄增长，父亲给他读《扬州十日记》《大义觉迷录》之类的书，又给他讲述清军入关之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故事，愈加增长了梁实秋对辫子的反感。辛亥革命后，他跑到理发馆，把辫子剪掉。

3

梁实秋的父亲梁咸熙，毕业于京师同文学堂英文班，且有良好的国学修养。

梁父很开明，对传统伦理道德中的精华及新时代的文明，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他父亲很温和，对孩子很少疾言厉色，但要求很严格，他强烈地期望自己的孩子中，有能干成大事业者。

4

梁实秋的父亲有一个书房，取名“饱蠹楼”。

为防书籍霉烂虫蚀，梁实秋的父亲常常晒书。每晒书，必举家动员，梁实秋回忆说：“全家老小都累得气咻咻然，真是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看见有虫蛀蚀，他父亲便会感慨地说：“有书不读，叫蠹鱼去吃也罢。”并刻了一颗小印“饱蠹楼”。

5

梁实秋发现北京零食小贩的叫卖，与京剧的流行大有关系，抑扬顿挫，变化颇多。有的豪放如唱大花脸，有的沉闷如黑头，有的清脆如生旦。他在晚年说：“我如今闭目沉思，北平零食小贩的呼声俨然在耳，一个个的如在目前。”

6

梁实秋用一个故事来说明北京的饮食文化：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同在一张桌子吃汤包，其中一位一口咬下去，包子里的汤汁照直飙过去，把对面客人喷了个满脸花。但肇事的这一位毫未觉察，仍旧低头猛吃。对面那一位也很沉得住气，不动声色。倒是饭馆的伙计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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