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她比烟花寂寞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张爱玲：她比烟花寂寞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习未,盛重梁

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1-01

书籍编号：30152277

ISBN：978722906072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7145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女性人物

书立方·人物传奇

张爱玲：她比烟花寂寞

习未　盛重梁　编著

重庆出版社

前言

张爱玲的一生如何评说，已无关她自己的事了。她生前就不喜人为她作大传，或许有三句诗词是纪念她的最好方式。

“天生我材必有用。”父亲是遗少，给予的是冷漠；母亲是新贵，给予的是客气。这段刻骨的童年时光，作为底色浸入了张爱玲的文字间。雨打浮萍的江湖，她只能依靠自己，但她相信她是天才。少时的她，可以做的便是天才梦。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张爱玲是民国时期临水照花的奇女子。一出手，便让民国成为值得追慕的存在。其时，大群读者为她沉醉痴迷。其后，坊间乃至学界亦传有一段佳话——“开谈不讲张爱玲，读尽诗书也枉然”。喜爱苍凉的她，风头最劲之时，终未得到“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生活，却在垂手间收获了众多“知己”。

“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风亭正晚，离意已决。辗转异邦后，她也曾想再现辉煌。但毕竟是红楼中人，当知繁华落尽的古老演绎，她进入了幽居的状态，安然而又自然。无人知晓的一个夜晚，她最终彻底归去。无牵无挂，与人无欠，寡情之下，自有一种旁人难解的自然。

第一章　家的风景

家，对于张爱玲，是一片氤氲着忧伤的朦胧风景。外人看来，是名门望族，奢逸风光；唯有局中人，才解其日暮颓靡，分崩离析。父亲，是漫着烟雾的房间里昏沉的午后；母亲，是隔着千山万水决绝的远帆。家的记忆，是尖利的争吵，摔破的花瓶，空荡荡的洋房，妙不可言又戛然而止的钢琴声。早慧的张爱玲，怀着懵懂的落寞，慢慢长大。

没落贵族

1920年，张爱玲出生了，她是在上海租界的一座洋房里“入世”的，当时被取名为张。

这座洋房是其祖母的陪嫁物，一共有二十多个房间，各间都装着透亮的玻璃，后面还有一排用人的屋子。这一年，张家家道已经日薄西山，一个旧式的名门望族正走向没落。

张爱玲的祖父是张佩纶(1848～1903)，他是晚清的一代名士，传说仪容潇洒，能言善辩。22岁时，张佩纶就中了进士，与张之洞、陈宝箴等交好，被称为“清流党”。少年得志的张佩纶一向自视甚高，对当时手握重权的曾国藩、李鸿章也不买账，经常斥责其制定的治国方略。他闲时狎妓饮酒，常穿着竹布长衫，风流倜傥，竟引得京城士大夫争相效仿。

后来，张佩纶又成了“日讲起居注官”，专门陪在光绪皇帝身边进言献策。这个官职虽然没有实权，但对皇帝却有实际影响力。一时之间，张佩纶成了各派拉拢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张佩纶还不失为一名铁骨铮铮的谏臣，他不为种种诱惑所动，该骂的照骂，犯有过错的封疆大吏、六部重臣都成了其参奏的对象。光绪帝对张佩纶倒是颇为欣赏，但那些大臣对他却没有什么好感。

满腹经纶的书生自然习惯多发议论，且喜好纸上谈兵。这一点，张佩纶也不例外。1884年，法国侵略越南，而越南当时还属于清朝的附属国，法国人此举无疑是在挑衅。战还是和，当时朝廷争议很大。这时，张佩纶挺身而出，力谏抗击之必要，频献退敌之法。渐渐地，朝廷上下被张佩纶雄辩的口才和文章所服，迅速派遣他去福建办理海防事宜。孰料，这一年也是张佩纶的厄运之年。到了福建不久，踌躇满志的张佩纶轻易地就被法军将领孤拔打败了。更令人不堪的是，本应坐镇指挥的张佩纶还临阵脱逃了，朝野上下极为愤怒。不久，张佩纶被革职查办，充军东北。

1888年，进入不惑之年的张佩纶刑满释放，而故人旧友唯恐避之不及。一时间，张佩纶生活非常潦倒，其夫人也不幸离世。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当年常被其弹劾的李鸿章居然将他招入府中，聘为幕僚。好事容易成双出现，不久，贵为中堂的李鸿章竟然还把幼女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尽管如此，清流之士的张佩纶依然看不惯李鸿章的不少做法，但他多少还知道知恩图报。于是，张佩纶彻底退出政治舞台，迁居南京，与娇妻寄情山水，实为神仙眷侣。

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左)和女儿李菊耦(右)

这一年，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18岁。5年后，她嫁给了年长她20岁的张佩纶。

然而，到了张爱玲父亲张廷重的时候，家境已大不如前了。1915年，张廷重成亲，娶了一位深受西方新思潮影响的妻子黄逸梵。这位黄小姐来头也不小，她是清末首任长江水师提督黄军门黄翼升的孙女，在家也是娇生惯养的。张廷重与黄逸梵的结合应该还有着亲上加亲的意思，因为黄逸梵也是李鸿章的远房外孙女，两家人算是世交。

尽管是旧式名门，黄逸梵还是接受了良好的新式教育，而且对变动着的世界有着独特的敏感。她喜欢阅读《茶花女》等翻译小说，崇尚个性自由。成年后的黄逸梵长相漂亮、身材高挑，待人接物有着大家闺秀的风范。张爱玲成年后对母亲的长相颇有兴趣，还曾为此翻阅过不少人种学的书。因为张爱玲从小就听人说她的母亲像拉丁民族的人，头发不黑，肤色不白，鼻高眼深，脸上轮廓鲜明。

与妻子相比，张廷重更愿意活在过去，他喜欢追慕家族曾经的辉煌，身上透着浓浓的遗少气。他有旧式的文化修养，旧学底子很厚实，喜好吟诗作对，这对童年的张爱玲有着一定的影响。在生活方式上，张廷重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虽然家族已经辉煌不再，但是他的行为、做派依然保留着豪门的奢靡。20世纪20年代初，他就有了一辆私人轿车，而且还配有专门的司机，这在当时是比较罕见的。分家后，张廷重更是肆意挥霍祖产，抽鸦片、豪赌、逛窑子、养姨太太，一掷千金。

这样的家庭只能加速走向衰落，而男女主人巨大的性格差异更是埋着分崩离析的导火索。

第一个家在天津

虽然张爱玲出生在上海，但成年后的她对那里没有任何原初印象，她关于家的记忆最早来自天津。

1922年，也就是张爱玲两岁时，张廷重托亲戚推荐，在天津津浦铁路局谋得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全家也从上海搬到天津。当时，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也一岁了。同去天津的，还有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

张家人搬到了天津英租界的一座宅院，那也是祖产，是张佩纶续娶李菊耦时购买的。张家在天津的日子过得是比较舒服的，有车有司机，连厨房里都有好几个用人在打杂。张爱玲有个叫何干的专属保姆，其弟张子静也有个专属保姆，叫张干。后来，张爱玲回忆：“(何干)因为带的是个女孩子，自觉心虚，凡事都让着她(张干)。”言语间虽有戏谑成分，但张爱玲很小就有男女平等以及奋斗观念，与此境遇也有一定关系。

每天早上，张爱玲都要被抱到母亲的铜床上去，趴在方格子的青棉被上，跟着睡眼惺忪的母亲背诵唐诗，与母亲逗乐一番。下午则是认字时间，据说认两个字就可以吃到两块绿豆糕。夏天的日子显得更轻松，一到中午，张爱玲就会到后院里。她穿着白底小红桃短纱衫、大红裤子，搬上小板凳放在阴凉的院中坐着，喝着满满一小碗去暑的淡绿色的六一散，津津有味地翻看着谜语书。

张爱玲与弟弟张子静在天津的法国公园里

多年后，张爱玲仍记得庭院里有个大秋千架，一个高大的丫环经常陪她荡秋千，那个丫环额上有个疤，被她唤做“疤丫丫”。院里天井一角架着个青石砧，有个粗通文墨但胸有大志的男用人，常用毛笔蘸水在那上面练习写字。这男用人瘦小清秀，还常常讲《三国演义》给张爱玲听。张爱玲很喜欢他，也替他取了一个匪夷所思但很可爱的名字叫“毛物”。毛物有两个弟弟，自然就依着叫 “二毛物”、“三毛物”，于是毛物的妻子也就成了“毛物新娘子”，被简称为“毛娘”。毛娘倒是颇有姿色，有着水汪汪的大眼睛，红扑扑的鹅蛋脸，也经常给张爱玲讲孟丽君女扮男装中状元的故事。当然毛娘的机灵有时显得很工于心计，后来疤丫丫嫁给三毛物，就吃尽了她的苦头。再后来，毛物一家人都离开了张府，自己开起了杂货铺子，女佣们还经常带张爱玲姐弟去照顾他们的生意。

幼时的张爱玲生活里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跟保姆斗法，特别是跟弟弟的保姆张干战斗。每每，张干看着这个决不饶人的“小大人”，总是被她气得七窍生烟。有一次，张干被气坏了，恶狠狠地说：“你这个脾气只好住独家村了！希望你将来嫁得远远的——弟弟也不要你回来！”张干似乎能从抓筷子的手指所处位置上预测她将来的命运，并且一脸严肃地说：“筷子抓得近，嫁得远。”张爱玲连忙将手指移到筷子上端，急切地问道：“那抓得远呢？”张干一脸得意地说：“抓得远当然嫁得更远了。”顿时，张爱玲被气得说不出话来。

张爱玲从小就有一种奇异的自尊心。有一次，张干买了个柿子回来，因为太生了，就把它放在抽屉里捂熟。这个事情，张爱玲记在了心上，隔两天就打开抽屉看看。那时，柿子显得透红，张爱玲疑心保姆是忘了拿出来分给姐弟俩吃。但她还在跟张干处于“冷战”期，尽管很想吃，幼小的女孩也不主动提醒张干。后来，柿子都烂成了一泡水。成年后，张爱玲仍记得这个细节，懊恼不已。无论如何，这种旁人难解的自尊心，在以后的日子里伴随着张爱玲走完了一生，她极少“送”人情，更极不愿意“欠”人情。

与姐姐张爱玲相比，张子静倒显得单纯得多。他的乳名叫小魁，大眼睛，长睫毛，皮肤雪白，长得很漂亮。又由于是男孩，在家族中深得长辈喜欢。长辈们常逗张子静：“你把眼睫毛借我好不好，明天就还你。”他总是一脸严肃地回绝。有一次，家里有人谈起一个女人真漂亮，张子静在一旁天真地问：“有我好看吗？”一下子把大家都逗乐了。淘气的张子静还很嫉妒姐姐的画，有时偷偷拿走撕了，或者直接在上面画两道黑杠子。

童年的张子静除了有一副漂亮的长相外，其他什么都不行，还显得很没志气。这一点，张爱玲在其后的散文中多有感慨。那时张子静多病，吃东西都受节制，而他却非常馋嘴，即使看见人嘴动，也非让别人张开嘴看看有什么东西。生病了，他哭着要吃松子糖。大人在糖里加了黄连汁，喂他吃，想让他断了念想。张子静大哭起来，把一只小拳头塞到嘴里，仍然要吃。于是大人又在拳头上涂了黄连汁，张子静吮吸着拳头，哭得更厉害了。

在天津，张家也有不少亲戚，其中就有一位叫张人骏。他是清朝的最后一任两江总督，从辈分上看，是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堂侄。张爱玲叫他二大爷，女佣经常带着她到张人骏家串门。每次张爱玲都要先被带到一个光亮的小房子里，一个高大的老人坐在房中的藤椅上，拿着线装书默默地看着。张爱玲脆脆地叫声二大爷，张人骏总会习惯性地问：“认了多少字？”这种时候，张人骏会让张爱玲背诗，她就很愉快地背诵从母亲那里学来的一知半解的唐诗。而每次背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候，张老爷子总会黯然流泪。在这个家庭里，还有一个戴着厚眼镜、长相清秀的女孩，她是张人骏的孙女。张爱玲叫她妞大侄侄，她比张爱玲要大十几岁，但两人却经常在一起玩。后来，妞大侄侄嫁给了一个患有肺病的穷亲戚，生下的孩子也患有肺病，生活很不顺。

随着张爱玲姐弟俩渐渐长大，家里还给他们请了私塾先生，一天读到晚，学习比较枯燥。在读到“太王事獯于”时背不下来，张爱玲把它改为“太王嗜熏鱼”，才最终记住了。那段时间，她常为背不出书而苦恼，更苦恼的是，父亲还会不定期抽查。

父母生隙，姨太太入室

张爱玲的父母张廷重和黄逸梵的婚姻是门当户对的旧式婚姻，这种传统婚姻确实在封建社会里有着一定的稳定因子，但当20世纪早期西方思潮在多个层面渗透老中国时，这种婚姻模式便不再处于“超稳定结构”之中了。

张廷重是个遗少，思想大于行动，享受重于奋斗。以前在上海，他还有兄长的约束，到了天津，却是一点顾忌都没有了，于是尽情挥霍成了这个遗少的生活重心。这段时间，张廷重在外面还养了个姨太太。

黄逸梵要是一个传统女性也就罢了，可惜她不是，那么这个家庭也就难以维系下去了。不过在一段时间里，黄逸梵还能忍受，对于丈夫的放荡行为是懒得理会。

既然家庭生活不幸福，也就只能从其他方面寻求补偿。在那段日子里，黄逸梵经常和小姑子张茂渊一同逛街，大肆消费，挑选各种布料，回来后在大镜子前裁剪、比试。这时候，张廷重会皱起眉头，在一旁嘀咕：“人又不是衣裳架子。”然而由于自知理亏，张廷重并没有多少勇气去斥责，只是怏怏不快而已。

情况并没有这样一直维持下去，看着丈夫越来越出格的举动，作为新女性的黄逸梵已经无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她向丈夫摊牌，提出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明确禁止丈夫抽大烟和养姨太太。张廷重一脸诧异，自然是断然拒绝了。这个家，黄逸梵是待不下去了，她想出走，成为娜拉，而且要走得远远的。这虽然只是一个想法，但黄逸梵心意已决，剩下的就是时机问题了。当时，小姑子张茂渊要出国留学，黄逸梵以监护陪伴为名也偕同而去。

1924年，黄逸梵和张茂渊一同赴欧洲游学。临别那天，黄逸梵伏在床上痛哭，弄得周围人不知所措，她绿色衣裙上闪亮的装饰物随着痛苦抽搐而颤颤发光。用人几次前来催说已经到时候起程了，她仍是哭，好像没有听见，不理会用人。这时，用人把张爱玲抱到黄逸梵面前，让她也帮着催。黄逸梵的声音哭得更大了，似乎要把所有的委屈都倾泻出来。

当时只有四岁的张爱玲显然被吓着了，但她却没有哭。后来， “寡情”的张爱玲回忆起那段生活，“最初的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早就不在那里了。”

客观地讲，黄逸梵的出走与张廷重在外面包养姨太太有很大关系。那个姨太太是个妓女，名唤老八，其实比张廷重还大两岁，有着苍白的瓜子脸，相貌并不出众。

其实，在黄逸梵出走前，张爱玲也是见过这位姨太太的。那一次，张廷重要带着女儿去姨太太居住的小公馆，张爱玲觉得这是对母亲的不忠，拼命扳着门不肯去，还手脚乱踢。张廷重生气了，把她横过来猛打了几下，终于还是抱过去了。不过张爱玲倒也“入乡随俗”，到了姨太太那边，看见很多新奇玩意儿也就不闹了。而且由于姨太太的热情敷衍，那天，张爱玲很高兴，吃了很多糖，交流颇为顺畅。

黄逸梵出洋之后，姨太太就直接搬进张家了。一时间，家里很热闹，常常有宴会，姨太太有很多名目的姐妹，而张爱玲就喜欢躲在帘子后面偷看她们。成年后，张爱玲还记得有一对十六七岁的姐妹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留着长刘海儿，穿着一色的玉色袄裤，雪白地偎依在一起，像是生在一起似的。常人喜欢关注的东西，张爱玲通常都是“盲视”，而那些普通人不在意的地方，张爱玲反而会留下深刻印象。或许她真是注定要成为“天才”的。

张爱玲(中)与姑姑(左)、堂侄女妞儿(右)

晚年的张爱玲在《对照记》中提到这张合影，称“我至多三四岁，因为我四岁那年夏天我姑姑就出国了，不会在这里。我的面色仿佛有点来意不善”。

不过这位姨太太很不喜欢张子静，因为他长得像黄逸梵，所以她就顺势抬举起张爱玲。每天晚上，姨太太都会带着张爱玲去起士林舞厅跳舞。张爱玲喜欢坐在桌边，面前摆的蛋糕上的白奶油很高，她一个人埋头吃，吃完后就在昏黄的烛光里打起盹来。到了凌晨三四点钟，她才趴在用人的背上回家，张爱玲的夜猫子习性不知是不是从这时候养起来的。

有时候姨太太高兴起来，还替张爱玲做时髦的衣服，并逗着问她：“看我待你多好！你妈妈替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会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妈妈？”这时，张爱玲倒也豪爽，想都没想就回答：“喜欢你。”顿时，姨太太眉开眼笑。长大后，张爱玲每想起这一处，就会隐隐地浮上犯罪感，好像对不起自己的母亲似的。

不过姨太太的脾气并不怎么好。当时姨太太有一个侄子，她经常教他识字，但动辄就打这个侄子，她侄子的一张脸经常被打得睁不开眼。最后，张廷重也未能幸免，姨太太把他也给打了，用一个痰盂砸破了张廷重的头。族人实在看不下去了，出面交涉，逼得姨太太离开。

那天，张爱玲坐在楼上的阳台，望着姨太太带着两车子银器物品离开张家，默默不语。或许这个小姑娘见识了太多的悲欢，在言语层面已没有更多感触了，然而会不会作为母题化入文章里，那就难说了。用人们倒是拍手称快，纷纷高呼：“这下好了！”

然而情况并没有好起来，由于种种劣迹，张廷重在天津已是声名狼藉，官差不保。原本张廷重也没多看重津浦铁路局的英文秘书职位，那就是一个闲职，他都没上过几回班。对于那份不厚的薪水，张廷重更是看不入眼。但这份官差一则得来不易，二则好歹也是个头衔，一旦失去，张廷重自是颜面无存。事实上，这也是张廷重平生唯一的官差，以后他只有过一段短暂的银行工作经历，也属于带薪在家的形式。

痛定思痛，张廷重写信请求妻子回来，并承诺戒毒，答应不再娶妾。为了重新开始新生活，1928年，张廷重带着一家人又搬回了上海。

现世终究难以安稳

回到上海时，张爱玲已经八岁了。望着千种繁华的大上海，张爱玲莫名地兴奋起来，或许她本来就属于这里。

不久，黄逸梵回国了。在出洋的四年里，她学习了音乐、绘画以及戏剧等。可能这些并不是系统学习的，却扩大了她的眼界，增长了她的见识。而经历的漂泊之苦，对于初出家门的新女性来说，也只有她本人深刻体会了。接到丈夫的信，黄逸梵或许是找到了一个台阶，或许是淡忘了之前的家庭争吵，又或许是放不下一对儿女，总之她回来了。

母亲回来那天，张爱玲吵着让女佣给她穿上小红袄，这是她自认为最漂亮的衣服。看来对于这个见面，她还是很重视的。可是黄逸梵一见到她，第一句话就是：“怎么给她穿这么小的衣服？”一下子使得张爱玲很郁闷。然而不久，母亲就为她添置了新衣，把她打扮得漂亮极了。这时，父亲确实也想改好，他到医院接受治疗，戒除毒瘾。

张爱玲一家人又搬到了宝隆花园的一所欧式洋房里去住，那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客厅里铺着玫瑰红的地毯，椅子上覆盖着蓝色的椅套。母亲还吩咐人给张爱玲姐弟俩重新装饰了房间，姐姐房间的墙壁是橙红色的，成年后的张爱玲仍记得这一细节，因为她觉得这种颜色温暖而又亲近。或许这种感觉是童年的她最需要的。总之，她对当时的一切都非常满意，她希望过一种安稳的生活，从小就希望。但生活对这个临水照花的女人显然并不眷顾，这也许就是一种令人扼腕神伤的宿命。

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欢愉起来，欢愉得有点不真实。妈妈、姑姑还有一个胖的伯母经常在一起谈笑，她们喜欢坐在钢琴凳上模仿电影里的恋爱情景。这时，张爱玲就在旁边看着，时常大笑起来，兴奋地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这一段光阴是张爱玲童年时期最开心的日子。后来，弟弟张子静撰文回忆：“姐姐偶尔侧过头来看着，对我俏皮地笑一笑，眨眨眼睛，意思似乎是说：‘你看多好！妈妈回来了！’”每读至此，都让人不胜唏嘘，这个天使仅仅就要求这些。

这种快乐，张爱玲是要与人分享的。她兴冲冲地给天津的一个玩伴写信，描述新房子、新生活，足足写了三页信纸，而且还配了图。之后，她没有收到回信。成年后，张爱玲推测，那应该是粗俗的夸耀让人生厌了。

姑姑张茂渊的钢琴弹得很动听，她每天都坚持练习钢琴。那种画面在张爱玲脑海中永远定格了：姑姑穿着泛着银光的大红毛衣，扎着漂亮花绒的衣袖，伸出纤细的手指弹奏着，琴上的玻璃瓶内插着花，旁边就是明净精致的窗子，妈妈则站在旁边伴唱。

妈妈很喜欢新小说，自己也订阅了《小说月刊》。那时《小说月刊》上正刊载老舍的《二马》，妈妈很喜欢，一边坐在抽水马桶上，一边阅读，常常笑出声来。看到这种景象，张爱玲也靠在门框边上傻笑。此后，张爱玲也很喜欢老舍的小说，显然与妈妈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接受诸多艺术熏陶的张爱玲也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充满着忧郁的感伤。看到书里夹一朵花，听妈妈说花的历史，她竟然掉下泪来。妈妈见了，就对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因为吃不到糖而哭哟！”一被夸奖，张爱玲高兴起来，眼泪也没了，觉得很不好意思。

张爱玲与弟弟抱着母亲从英国寄来的玩具合影。

然而现世终究难以安稳，这也是张爱玲所不能得的。

过了一段舒心的日子，父母的关系又变僵了。起因是父亲禁不起诱惑，又抽起了鸦片。不仅如此，父亲似乎变得聪明起来。他不愿意出全家的生活费，要妻子将自己的钱拿出来，为的是把妻子的钱逼光，到那时她想走也走不掉了。受过西式教育的黄逸梵怎么会吃他这一套，据理力争，丝毫不向好吃懒做的丈夫示弱。

于是父母间激烈的争吵又开始了。仆人们也吓慌了，连忙把张爱玲姐弟拉出来，叫他们乖一点。张爱玲和张子静默默无语，在阳台上静静地骑着三轮小脚踏车，似乎各有心事。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争吵就成了家常便饭。有时张爱玲和弟弟在院子里逗狗玩，突然就能听到楼上父母的吵架声，以及东西摔碎的声音。

这种家庭气氛究竟对孩子们产生了多大影响？答案不好猜测，但张子静的回忆还是留下了线索，“姐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她的感受，但我相信，她那时也一定是害怕的。”

无休止的争吵之后，便是身心俱疲。这时，黄逸梵终于下定了决心，她不能也不想维持这段婚姻了。于是她聘请了一名外国律师，负责与丈夫协议离婚。

张廷重本来不想离婚，但大势已去，也只能答应。办手续的那天，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拿起笔要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又几次放下了。那个外国律师倒是看不下去了，打电话询问黄逸梵是否有商量的余地。黄逸梵只幽幽地说了一句话：“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听闻此语，张廷重才彻底放弃幻想，签了字。根据协议，张爱玲姐弟归父亲抚养，但张爱玲的教育问题要征得母亲的同意。

这一年是1930年，母亲搬出了宝隆花园的洋房，住进了上海的法租界。姑姑张茂渊因为看不惯父亲的所作所为，也一向意见不合，于是搬出去与母亲同住了。虽然父母离婚没有征求过张爱玲的意见，但她倒是赞成的，她不愿意看到他们这样争吵下去。幸好离婚书写明，她和弟弟可以常去看望母亲，这多少也算是一种安慰了。

离婚对于父亲的打击倒是不小，他更自暴自弃起来。鸦片不过瘾，他开始打起吗啡来，而且专门雇了一个用人给他打。渐渐地，父亲神经都有点不正常了，亲友、用人们都害怕起来，躲得远远的。他经常独自坐在阳台上，目光呆滞，嘴里嘟哝着什么。后来还是姑姑强制把他送到医院戒毒，大约治疗了三个月，父亲才保下了一条命，不过鸦片还是要抽的。

入学风波

父母离婚后，张爱玲和弟弟就跟着父亲过。吃吃喝喝，懒懒散散，也没有什么不好，日子就这样打发着。有时父亲高兴起来了，也会给他们讲点古典诗词、小说，而且还亲手修改他们的习作，但这种时候不多，更多是呵斥打骂。

其实张爱玲早到了入学的年龄，黄逸梵再也坐不住了，她担心荒废了儿女的学业，闹离婚的时候就曾向张廷重提出要让孩子们到新式学堂上学。张廷重坚决不肯，倒也不是心疼钱，他想让孩子在家接受传统私塾教育。结果两个人又是大吵了一架。

一次，黄逸梵瞅准了一个合适的机会，就像拐卖幼儿的人贩子一样，把张爱玲从家里偷带出来。她连忙把张爱玲送到了上海黄氏小学，想来个木已成舟。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黄逸梵愣住了，她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可能觉得张煐这个名字太土气，支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最终黄逸梵还是没想好，于是打算先暂时胡乱取一个，以后再好好想想。她随手写下了“张爱玲”三个字，写完后还自我解嘲似的撇撇嘴。很明显，黄逸梵不满意这个名字，但是她想不到十几年后，这个随手写出的名字将响彻大上海的文坛。其实黄逸梵以后还是嫌这个名字太俗，每每想改个好听的名字，但最终都放弃了。

张爱玲入读黄氏小学时，已经十岁了，由于有一定的学业底子，她直接插班读了五年级。这是张爱玲第一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应该说，在这所小学里，张爱玲多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培养，特别是写作技巧方面。

张爱玲是住宿生，每个星期只回一次家，都是家里的司机把她接回去。张子静可就没那么幸运了，因为他是儿子，是父亲重点“培养”的对象，母亲是无法让他进入新式学堂的。姐姐去了学校，所以多数时候，张子静都要独自面对私塾里的老先生，这样更显得枯燥乏味。他经常听着听着就打起瞌睡来，有时候直接装病不去上课。

1930年初春，黄逸梵在西湖的一株梅树下。

读小学期间，张爱玲写了第一篇有头有尾的小说。情节大致讲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有一个叫素贞的女子聪明善良，她有一个男朋友叫殷海生，是个花花公子，后来竟然和素贞的女朋友好上了。面对两个人的背叛，素贞伤心欲绝，最后到西湖投水自杀了。写完后，张爱玲很得意，还拿给母亲看。母亲倒是很认真地看了，而且还具体指出，女主人公要自杀的话，是不会特地从上海坐火车到西湖去投水的，这不符合生活逻辑。这可能是张爱玲较早听到的对自己的“文学批评”，不过一如后来一样，她有自己的情感逻辑，不会轻易为别人改变。张爱玲喜欢诗化的烟雨西湖，她最后仍然坚持在这篇小说里保留这一情节。

起先这篇小说是写在一个小本子上的，后来在同学间传开了，大家争相阅读，以致字迹都渐渐变模糊了。可见这篇小说迅速赢得了“市场”，张爱玲也收获了第一批读者。因为小说中的花花公子叫殷海生，一个姓殷的同学不干了，他要求张爱玲把姓氏改一下。于是张爱玲就改成了王海生，后来又做改动，改来改去，纸都被擦破了。这个细节，张爱玲一直记得，而这种记忆是否带着甜蜜，抑或仅是谈笑之资，这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少女时期的张爱玲通过自己的文字收获了自信。

对于经历了种种风波才换来的入学机会，张爱玲还是比较珍惜的，各方面还算上进。放了寒假，她还仿照当时报刊的副刊形式，自己编起报纸，文字和插图都一个人完成。张廷重看见了也很高兴，有亲友过来，他一定要向他们展示一下。

尽管已经入读了新式学堂，张爱玲对家里的私塾老师也颇有兴趣。后来，张廷重重新为儿子张子静聘请了一位博学的朱先生。张爱玲每次回家，都要和他谈天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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