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诞辰忆萧红（1911年-201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百年诞辰忆萧红（1911年-2011年）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彭放,晓川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03-01

书籍编号：30152974

ISBN：978753172608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600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第一辑 身世

萧红传

孙茂山

萧红，女，乳名荣华，原名张秀环，后改名张迺莹，清宣统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县城一封建地主家庭。其祖父张维祯原为封建地主，但不善经营，家境大不如前。其父张廷举系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获奖励师范科举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其母姜玉兰，家住呼兰城北四十五里姜家窝棚屯，为呼兰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选之女，自幼随父读书。萧红幼年时，得到祖父张维祯的溺爱，受到良好的文学启蒙教育。1919年八岁时，生母姜玉兰病故，同年其父娶继母梁亚兰。1920年开始上学，在龙王庙院内的乙种农业学校，1921年改为第二十国民小学校。萧红学习用功，作文特别突出，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1924年升入北关初高两级小学，读高小一年级。1925年转入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学习。1925年在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呼兰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县内各界群众组织起“沪难后援会”、中小学组织起“学生联合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萧红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讲演，并和同学傅秀兰等到八大家去募捐。学生联合会在公园俱乐部举行义演，各校纷纷拿出最好的节目，萧红也积极参加，并在话剧《傲霜枝》(反抗封建婚姻)中扮演了角色。

1926年8月，萧红高小毕业，在家休学一年。因呼兰只有男子中学，没有女子中学，1927年8月萧红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萧红爱好文学和绘画，特别爱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在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8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张学良接受修筑“满蒙新五路”，引起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11月9日，哈尔滨市大中学校学生罢课，上街示威游行，萧红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抗日爱国运动。白天游行，晚上还和同学们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

在初中二年级寒假时，由其六叔张廷献做媒，张廷举做主将萧红许配给哈尔滨顾乡屯一个官吏之子，未婚夫名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教员。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想继续升学，但父亲却叫她结婚，并给了她一笔钱买嫁妆。萧红想，一旦结婚，则无法继续念书。但父亲很顽固，他决定的事是不容易商量的。萧红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偷偷跟表兄陆哲舜乘车去北平，入北平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后迫于家庭的压力和经济封锁，萧红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呼兰。萧红到北平读书这一大胆举动，遭到家里、亲戚、邻居的白眼和讥讽，萧红难以容忍，同年10月，毅然逃出家门，只身来到哈尔滨。萧红出走后，父亲大为恼火，认为给他丢了面子，宣称“开除她的祖籍”。汪恩甲得知萧红和家庭闹翻，找到萧红，将萧红骗到道外东兴顺旅馆，与她同居了。后因汪恩甲胞兄汪大澄的阻挠，萧红通过法院与汪恩甲正式解除婚约。1932年2月哈尔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8月松花江大堤决口，大水淹了哈尔滨道外的大街小巷。萧红怀有身孕，困在旅馆。她被迫给《国际协报》写信求援，在裴馨园及萧军等人的帮助下，逃出困境，不久与萧军同居，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了创作生涯。1932年年底，写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1933年10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地下党员舒群等人的资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日本侵略者占领哈尔滨以后，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越来越严酷，作家的创作受到严重的摧残。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党外进步作家，帮助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去青岛。在青岛，萧红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由于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又帮助萧红、萧军去上海。1934年10月底，萧红、萧军到上海后，立刻给鲁迅写信，希望能早日与鲁迅见面，请求指教。11月30日，在上海内山书店，萧红终于见到了十分崇敬的鲁迅先生。萧红投奔到鲁迅身边，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是她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在鲁迅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下，她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集《桥》。尤其是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倾注了鲁迅先生的许多心血。《生死场》是一部真实地反映北方人民的生活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为这部书的出版进行了多方努力，但书稿被国民党当局扼杀，鲁迅决定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女性作品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在进步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萧红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此，在鲁迅的教诲下，萧红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1936年，萧红和萧军在生活上逐渐好转，但在感情上却出现了摩擦，由于萧军有了“新相识”，给萧红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较大刺激与损伤。为了摆脱痛苦和烦恼，同年7月，萧红去日本，在日本东京待了半年，其间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她把对导师的无限怀念，寄托在她的作品中，在日本她写了《海外的悲悼》；1937年4月回国，写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以后陆续写了《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片断》、《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文章。萧红的这些文章，情真意切，生动地刻画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真实地记载了鲁迅先生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关怀和培养，为我们研究鲁迅生平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萧红从日本回国不久，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民族的灾难，生活的变迁，使萧红暂时摆脱了个人生活的痛苦。1937年9月，在上海沦陷的前夕，萧红及其他一些文艺工作者从上海撤退到武汉。1938年1月，她应李公朴先生之邀，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此时，由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前线来到临汾。2月下旬，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切会见了他们。这年初夏，萧红决定和她共同生活六年的萧军分手。后来，萧军离开西安，与王德芬结婚去了延安。萧红和端木蕻良回武汉举行了婚礼。由于时局动荡，萧红与端木蕻良辗转到了四川重庆，此间，萧红写了《朦胧的期待》等许多作品，成为她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政府采取迫降政策，大肆轰炸重庆。为躲避日本轰炸，1940年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了香港。

在香港，萧红应邀参加了“鲁迅六十诞辰纪念大会”。8月3日那天，萧红在会上报告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在当晚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演出了萧红创作的哑剧《民族魂》。萧红除偶尔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她写了短篇小说《后花园》；以寂寞、苦闷、怀旧的情绪创作了《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茅盾先生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人民饱受煎熬、麻木愚昧的情景，并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坚韧与顽强。这时萧红疾病缠身，在病中，完成讽刺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此外她还写了《北中国》、《小城三月》、《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短篇小说与散文。到香港的后第二年，是萧红创作的丰收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九龙。1942年1月，萧红病重，被送入跑马地养和医院治疗，庸医误诊为喉瘤。开刀手术，根本没有瘤子，却加重了病情。1月18日，转入玛丽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此时萧红已不能说话，在纸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被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处在危险期的萧红，哪堪如此折磨，第二天便离开人世，年仅3l岁。

1994年12月

选自《萧红身世考》，孙茂山主编，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3月

回忆我的姐姐——萧红

张秀珂

1954年冬天，我因病来京治疗。听骆宾基先生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应读者请求，正给萧红著作出文选，我想趁此机会．就我对萧红的了解写一点东西，以求给读者对萧红的认识有一点帮助。

一、我和萧红

萧红原名张迺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城内南街一个古老的地主家庭里。

萧红长我五岁，是我的长姐。本来在我三岁我们的母亲逝世时，留下我们姐弟四人，其他两人在幼年便相继死去，所以只剩我和萧红两个亲姐弟了。

母亲死后，我们的生活虽然没有怎样挨饿受冻，但条件的确是恶化了，失去母爱，无人照顾，给我们身体和精神造成了很大损失。唯一还关心爱护我们的，就是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所提起的祖父了。的确，每当萧红在吃饭时向父亲和继母吵着要念书而受到驳斥的时候，总是由祖父出来给维护圆场，这才能把饭吃完。而我的吃、喝、拉、撒、睡，几乎全是由祖父来处理的。但也正因为如此，一年到头，总因祖父多给吃了一些糕点、干粮之类的食品而经常拉肚子。

在我记事以后，萧红给我的印象并不太亲密，这主要是因她常年在外读书很少接近的缘故。但我还是很喜欢靠近她，她也是很关心我的。我六岁时曾随她到学校——呼兰女校玩过，她把我放在她和同桌赵同学之间，我趁她们听课时，竟偷偷吃了赵同学的馅饼，之后赵同学和姐姐都没有责备我，还继续欢迎我去玩；又一次萧红在哈尔滨女中读书放假回来，给我带回一个五颜六色的万花筒，使我高兴了不少天；最后一次萧红从北京上学回来，给我买了一个幻镜(一头装放大镜，一头装幻灯片的玩具)，这在我想看电影而不得的当时，是多么大的满足啊！

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所受的熏陶教育不同，思想上逐渐产生了距离。我对萧红有些事情就不能完全了解了：比如她爱看毛边的鲁迅、蒋光慈等人的新小说，而我觉得那有什么好看呢？能比我正在看的《西游记》、《济公传》还有意思吗？又如不愿意同家庭订的汪姓人结婚，那就“离婚”好了，何必要打官司告状呢？再如因家庭封建意识太深，在众口一词的逼迫下，令人无法出气，那就慢慢避开好了，何必在死冷寒天，孤身一人跑到哈尔滨去呢？最后当在哈尔滨困极，没东西吃没衣穿的时候，即使不愿向家庭索要，也可向留在哈诸叔伯弟妹们要一点钱物，何必受那么大的罪呢？

这些糊涂思想，直到我入高中以后才逐渐领悟过来：原来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必须作这样斗争的啊！

1934年，我在齐齐哈尔高中念书。该校孤处城外，冬天冷得令人不敢挨床板，春天大风掠过，砂石使你睁不开眼，而令人尤其枯燥烦闷的是精神上的寂寞与空虚。我偶然从报纸上看到“悄吟”与“三郎”的名字，后得知“悄吟”就是萧红。我便写信向报社探询，不久萧红回了信来，对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并要我转学到哈尔滨去，当时给我以极大的鼓舞。

从这时起，我和萧红不但恢复了姐弟关系，而且在思想上也达到了姐弟的亲密。我们此后便音讯不断了，等到秋天我转学到哈尔滨时，萧红和萧军已匆匆离哈去青岛了。在我读高中期间，得到他们二人很大的教益，萧红经常写信来，我除了经她指点读了一些进步小说外，还收到了萧红偷偷寄来的他们的作品：《生死场》、《八月的乡村》、《丰收》（叶紫著）等书，对我的启发很大。当时伪满逮捕思想犯很严，往往株连到无辜者，我直觉到这种压迫，竟有些神经过敏，谁也不敢相信，但又走投无路。高中毕业后，我于1936年到日本留学半年多，听说萧红当时也在日本，但我竟未敢去找她，怕特务发觉。在日本又受不了被当做“亡国奴”的轻视，就于是年冬转道东北跑到上海了。先见到萧军，以后萧红也从日本回来了，我靠他们的帮助在上海逗留了半年多。

这期间，我对萧红又有了新的误解。她经常和萧军闹意见，一次我刚进屋，萧红就告诉我：方才他们争吵，萧军把电灯泡都打坏了。萧军就马上抢过来说：“是碰坏的。”并分辩说，他是如何有理等等。而我问萧红到底为什么，她反支吾不答。所以我当时是拥护萧军的，不赞成萧红的。从此，有些事情我就不大听她的话了，她准备上北京访友，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我觉得北京乌烟瘴气，汉奸日寇横行，有什么去头呢？“七七”事变爆发后，我决定去陕北参加革命实践。萧红曾问我：“在陕北净吃黑馍，你受得了吗？”我说那又算得啥，你顾虑的太多了。以后，我就离开了他们，带着一封萧军写给红军里熟人的信去了西安。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直到十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那时闹意见，并不是完全怨萧红的。

我到西安后，还常与他们通信。一个月后，当我随着新改名的八路军渡河东下以后，就和他们断了音信。五台、广阳战后，部队绕到汾阳、孝义。整军时，我竟不知他们正在附近的民族革命大学任教，以致失之交臂，未见一面。

半年以后，我随游击支队活动，抽时间写了几篇通讯、报告之类，给在延安的他们寄去(我当时以为萧红也在延安)。光复后听萧军说，他当时并没有收到。又过四年，我在苏北新四军某师工作，偶然看到当时军部出版的文艺副刊载有萧红困居在香港的消息。我写了一封信去，请她到根据地来，但据端木君后来说，他们也未收到那封信。

最后，噩耗传来，1942年夏，同样在该副刊上看到了悼念萧红的启事。我当时悲痛的很，写了一首极尽哀思、怀念的长诗，先想发表，后觉不好，便毁掉了。

光复回东北后，从诸友人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关于萧红和我分别后在西安、武汉、重庆和香港等地的生活情形。直到最近来京卧病后，才了解得较为详细一点。听友人说，萧红直到最后还经常说怀念我这个弟弟，而我除了幼稚、浅薄的误解和怀疑外，竟对她丝毫也没有帮助。每当我想到这里，常引起我的自恨与自责。

二、萧红的思想

萧红从中学时代开始接受新民主主义思想起，直到最后一息，始终是一个反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勇猛战士。这不仅贯穿在她的全部作品中，也贯穿在她的一生行动中。这表现在：幼年反愚昧，要求上学；其后反封建的打“离婚”；在报纸上写文章讽刺当时的封建堡垒——家庭；同家庭断绝关系，忍受饥寒痛苦；后又离开东北流浪在关内各地，不甘俯居人下碌碌一生，总想自己独立的生活下去，为社会做一点有益的事情。听友人说，她直到在香港病死之前，还在计划着写《呼兰河传》第二部，这不就是很好的证明吗？

虽然她斗争的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如开始反愚昧、反落后，直到反封建，是满腔热情、锋芒毕露、大刀阔斧、尖锐无比；中期则因受了一些人生的磨炼，便有些含蓄和选择了；晚期则比较更加成熟，幽默中带辛辣，极尽冷嘲热讽之至。《马伯乐》与《呼兰河传》正是这样的代表作。但她反抗黑暗反动势力的勇气始终没有衰退，斗争的精神也始终没有熄灭，从她最后的几部作品看来，勿宁说是更深刻化了吧？写到这里，我但愿我们的青年和儿童永远不要再受到萧红所经受的折磨、痛苦与刺激了。

三、对萧红的纪念

听友人说，萧红逝世前曾谈到希望把她的坟埋在鲁迅先生的墓旁。除了这件事外，我还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以萧红的名义办一些社会福利事业。我病重了，这些事恐怕不能一一做到了，但我已告诉我的近人替我完成这个志愿，当然我更希望萧红和我的朋友们能帮助这样做。

1955年4月28日

张秀珂同志是萧红的胞弟，1955年在北京和平医院治疗时，卧床口述了这篇纪念姐姐的文章，经别人读后，本人不甚满意，准备进一步修改，后因病情日重，不堪此任，故终未了却此愿。现按原记录稿誊写出来，以供研究。

选自《黑龙江文史资料》第八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重读《呼兰河传》回忆姐姐萧红

张秀琢

最近在几家报刊杂志上陆续读了有关萧红和她所著《呼兰河传》的文章，勾起了我对故乡和姐姐的深切怀念。萧红，这个曾每天见面，但又似陌生的姐姐，在我的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对我的生活产生过不小的影响。

萧红还不满十岁的时候，母亲姜氏就患肺病逝世，留下她和比她小四岁的弟弟张秀珂。父亲带着他们生活了一年多，继母（我的生身母）梁氏来到张家。我出生的时候，姐姐已经十几岁，我刚记事儿，姐姐就离开了家。关于姐姐的身世，报刊上有的说她原来可能不姓张，她和弟弟是随着母亲一起嫁到张家来的，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还有的说，萧红的父亲对萧红的母亲系属逼婚，这就更荒谬可笑了。

萧红姐姐的学名张迺莹，在家乡——呼兰城里度过了近二十个年头。读了小学、高小后，又到哈尔滨市第一女中读了一年多。

姐姐从小性格倔犟。父亲曾对我讲述过这样一件有趣的事儿：姐姐出生后不久，母亲在她睡前照例要用裹布缠住她的手脚以便使她安睡，她却拼力挣扎着不让人抓她的胳膊。来串门的大婶看到这个情况笑着说：“这小丫头真厉害，长大准是个‘茬子’。”由此，亲友们都说她这种倔犟劲儿是“天生的”。姐姐热爱生活，她有一颗赤热而善良的心。但是她生长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封建思想的严重束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造成的颠沛流离的生活折磨，幼年丧母的过分悲痛，使她的性格变得孤独、倔犟，爱反抗。好像什么都不顺她的心，不中她的意。

姐姐小时最喜欢我家房后的菜园，它虽不大，菜的种类却很多，晶莹闪光的紫茄子，足有一尺多长；粉红、金红交相辉映的西红柿，远远望去像一丛丛盛开的鲜花；攀藤而上结出硕大果实的大南瓜，像一个个大灯笼……其中最吸引姐姐的是那片用秫秸搭成屋顶形的三角架，被绿盈盈的瓜叶和瓜秧罩满的黄瓜地了。一条条像翡翠般碧绿的黄瓜吊在上面，那周身长刺，一朵小黄花还顶在头尖的青翠欲滴的嫩黄瓜，给少年时代的姐姐带来了许多乐趣，姐姐很喜欢藏在黄瓜架下。记得有一次有二伯到园里来干活，把她领来了，临走时就找不见她，喊她，也不答应。后来发现她在黄瓜架下睡着了。

我家的后菜园种了各种花草，有晚香玉、夜来香、百合、西蕃莲……后窗下花丛中搭了一个小棚，是姐姐乘凉、学习的地方。夏天，她多半在这里读书。姐姐读起书来是不知疲倦的。有时到了吃饭时间，她还不回屋来，常常要人去喊她。姐姐喜欢在书里夹花叶，常常顺手拿起一片花叶夹在书中“备忘”。姐姐还很喜欢画画，画小房、小鸟给爷爷看，还说长大要当画家。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连她喜爱的后菜园也被丢在一旁而钻进那个又小又黑，必须端灯进入的小后屋，翻腾着那些多年用不着的老古董。这可能是她有意避开令人厌恶的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抗行为。

我家生活状况是比较优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姐姐也算得上娇惯了。但她不喜欢这种生活，不喜欢这个家。她在《呼兰河传》里写了和家人的关系。除祖父外，和别人似乎都没有什么感情。她和祖父的感情深，正像她自己说的：

“……我会走了，我会跑了。我走不动的时候，祖父就抱着我，我走动了，祖父就拉着我。一天到晚门里门外，寸步不离，而祖父多半是在后园里，于是我也在后园里。”

舒适的家庭生活，没有使她感到快活，家人的娇惯，没有使他感到温暖，她刚满二十岁就离开了家，而且是一去不复返。她不但倔犟而且刚强，生活上遇到多大困难，她也不愿向任何人求助；思想上遇到多大压力，她也不肯向任何力量屈服，她的整个生平充满着战斗性。

姐姐自幼就同情穷苦人。《呼兰河传》里描写的有二伯，实际生活里确有此人。不过她姓李而不姓有，因为他的乳名叫有子，叫惯了，大家倒忘了他的真姓，就随口叫起有二伯来了。

有二伯的身世详情，我不大清楚，只知道他无依无靠，没有什么亲人。他从三十岁就到我家，一直待了三十多年。形式上是家人，实际上是一个不挂名的长工。我家房后有个菜园子，种着蔬菜、苞米、黄烟等作物。虽然忙时大家也到菜园里干点活儿，但主要劳动却落在有二伯身上。他每天很早就起来，侍弄菜园子，供给家里食用的相当一部分蔬菜。有二伯不挣钱，家里只供他吃穿，但是生活待遇是很不平等的，他干活在先，吃饭在后，多半是和老厨子一起吃。穿用也是破旧不堪，姐姐同情他，同情这位在有钱人家里劳动了大半生，孤独、贫寒的老人。姐姐在《呼兰河传》中用了不少笔墨叙述有二伯的生活。“有二伯的行李是零零碎碎的……有二伯的枕头……花花地往外流着荞麦壳。”

姐姐常和有二伯在一起。有二伯到后菜园干活，她也去，有二伯锄地，她拿着一把小铲子挖草；有二伯浇水，她提起小喷壶弄水玩儿，有二伯挺喜欢她，干活时常主动把她带着。有时嫌她碍事儿让她躲开，她立刻撅起小嘴儿生起气来，弄得有二伯没有办法，不得不放下手里的活儿哄她。

姐姐关心这位老人，帮助他缝补破旧的衣物，送给他吃的东西，有时背着家人把落花生、冻梨送给有二伯。姐姐离家后，还打听这位老人的情况，惦念着有二伯。

我家西院住着好几户人家，大都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房户，其中崔家、李家最穷。李家的男主人在外边打短工，有时卖点蔬菜，女主人在家里为别人缝衣服。夫妻俩从天亮忙到天黑，仍然养活不了他们一家。一年过去了，又转过一年，照旧是缺吃少穿。四个孩子都是夏天光着身子秋天还光着身子。九月中，在南方的人们穿着衬衣还觉得热的时候，北方的呼兰河边却要穿绒衣，早、晚甚至要披棉袄了。一次姐姐到李家，看到家中最小的女孩光着身子踡缩在炕的一角，冻得小脸都发青了，姐姐看了一下自己身穿的绒衣，便飞快地跑回家去，把母亲新给她买的一件绒衣拿到李家给小女孩穿上。这个刚刚懂事的小女孩，第一次体会到人间的友谊和爱怜，她用兴奋的目光怯生生地望着姐姐。由于身体暖和了，发青的脸蛋儿也变得红润了。姐姐上下端量着小女孩，小小的个儿穿起一件大衣服，显得笨拙而有趣儿，便乐得拍手大笑，抱起女孩亲了又亲说：“这衣服送给你穿了！”为这件事，惹得母亲生了一顿气，埋怨她不该把新买的衣服送了人。由于她对街坊邻居中的劳动人民很同情，从不歧视贫苦人，而且尽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因此大家都说她不像有钱人家的姑娘。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在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有个大水坑，实际上是走车马的大道，地势低洼又没有人修，一下雨就积满了泥水。对行人以及由此经过的车马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威胁。大车陷下去，行人掉进水里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姐姐上高小读书的时候，大水坑是必经之地，如果绕行要多走二三里路。好在人行道旁是一家住户的板墙，过路的人，只能借助这道板墙贴着墙根一个接一个地走过。姐姐第一次过水坑时，也是紧张得心里扑腾扑腾直跳，男孩子们很快就过去了，他们带着嘲笑的口吻朝姐姐喊：“绕着走吧，这道你们女孩子走不了！”姐姐当时把眼睛瞪得溜圆，“哼，你们等着瞧吧！”说着挽起裤腿，两手扒着板墙，虽然很吃力，但还是过去了，从此男同学便不敢轻易地讥笑她了。姐姐上学是这样走过的，后来我们姐妹兄弟也和姐姐一样像接力赛似的天天都从这里经过。这种安排似乎是预示着我们姐弟未来道路的坎坷不平。

姐姐反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她是封建家庭的叛逆者。她反对封建迷信，对于抽签算命、拜鬼敬神等事从来是很反感的。四十几年前的呼兰，小城不大，封建迷信活动却很猖獗。大寺庙就有好几座，小土庙到处皆是，“铁嘴”、“金口”等挂摊儿的幌牌飘摇街口，活动最猖狂的算是跳大神儿的了。它不仅骗人，而且害人，轻病加重了，重病闹死了，有一些侥幸好了的病人，白白地被他们骗走了钱物，真是害人非浅。姐姐不相信这一套，她把这些骗人的把戏揭示出来，告诫人们不要相信神鬼，不要相信什么因果循环，因果报应。

我家没找过跳大神儿的，但算命却是常事。有一次母亲找来一个算命先生，是个盲人，他吹嘘自己如何未卜先知、通晓生死，姐姐却非常讨厌他，站在窗外大声喊：“瞎子瞎子来干啥，瞎说瞎算骗钱花。”惹得孩子们哄然大笑。

呼兰城里东二道街有两三个扎彩铺，这是为死人而预备的。扎彩铺里做活的人每天忙碌着，扎出了双双对对的奴仆、华丽闪光的车马、豪华壮观的住宅、数不清的金银财宝……让它们伴随着死去的贵人进入阴曹地府。但是连扎彩匠自己也不相信这是真的。姐姐在《呼兰河传》里写得很深刻：“……没有人看见过扎彩匠还活着的时候为他们自己糊一座阴宅，大概他不怎么相信阴间，假若有了阴间，到那时候他再开扎彩铺，怕又要租人家的房子了。”

在姐姐青年的那个时代，封建思想的束缚是很严重的。闺女，顾名思义，是房门里的女子，即是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闺秀。可是姐姐却像一匹不驯服的小马，横冲直撞，不受封建礼教的束缚，好像她天生不懂规矩似的。那时候姑娘要扎一条长辫子，穿上拖到脚面的旗袍，走起路来必须是步履姗姗，否则就是不懂规矩，缺少管教，甚至说成是大逆不道。父亲治家颇严，虽然不像他人那样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但也要求女孩子稳重文雅，三从四德。这一切在姐姐看来，都是对她不可容忍的精神束缚。她敢于改变现状，第一个剪掉长辫子，梳短发，拉几个女同学上街“示威”，当人们以奇异的目光望着她、发出种种议论的时候，她却毫不在意。家人劝阻，她干脆就说：“我又不是做什么坏事情，不要你们管！”第二天她像是故意和那些封建制度的卫士们挑战似的，穿起了白上衣、青短裙，从南街到北街，游了个遍说：“你们不是要大发议论吗？好吧，再给你们提供一点新内容，看你们怎么样！”

在姐姐的鼓动下，不少姑娘都剪了短发，有的还是她亲自动手剪的。街坊的几个小姑娘，也把辫子剪掉了，加入了“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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