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传记”丛书：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民国人物传记”丛书：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图文全译本）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美）傅虹霖,王海晨,胥波等译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4-01

书籍编号：30159542

ISBN：9787308112567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84824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作者：（美）傅虹霖

译者：王海晨，胥波

ISBN：978730811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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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者前言　我只追求真实

为了把张学良刻画得更全面、更准确，笔者除了遍访天下活着的历史见证人以外，还查阅了大量文献资料。

本书宗旨在于描述张学良将军的戎马生涯，分析他对中国现代史的杰出贡献。

张学良曾经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声威显赫、精明干练、富有传奇色彩而又颇具争议的头面人物之一，他为挽救濒临沦亡的中华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值得欣慰的是，他所作出的牺牲不是徒劳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的中国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便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像一颗流星，虽然转瞬即逝，但它在划破夜空时所发出的夺目之光，人们将永志不忘。

28岁那年，张学良继承父业，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军阀，闻名海内外的少帅。然而时隔不过八年，这位一度叱咤风云的少帅便成为已故蒋介石委员长的阶下囚，至今仍在台湾过着幽禁的生活。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是对少帅曾试图以兵谏逼迫他发动一场举国一致的抗日战争所采取的报复。

兵谏后的第二年(1937)，蒋介石正式决定，以战争的形式抵抗日本的侵略。正是这场战争，使得中国各个政治、军事派别捐弃前嫌，共赴国难，最终打败了日本人，致使中国摆脱了自1895年第一次中日战争以来一直遭受日本凌辱的命运。此外，这场战争，加速了共产主义革命的进程，最终把中国推进到世界民族之强林。

尽管张学良是位风云人物，在中国现代史上起了重要作用，但关于他的论著还少得可怜。因此，研究这位唯一仍然健在的军阀，对于研究中国现代史就显得极为重要了。笔者根据新发现的档案材料，再度调查了“西安事变”，将会有助于搞清历史事件的真伪，重新再现张学良在整个中国现代史上的地位。

笔者在本书中采用忠实于史实的手法，对少帅从少年时代到成年时期，从一个顽童成长为军阀的一生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对他继承父业后的政绩和戎马生涯给以客观的评估。诸如，他与蒋介石的交往，他反对日本侵略的策略，他与共产党人合作的背景及扣押蒋介石的历史性事件等方面，都作了实事求是的探讨；1937年，蒋介石最终决定抗日，中国实现了一致对外的局面，张学良在这其中的作用如何，本书也作了客观的评价。

如何准确把握和理解张学良的政治观点及未明确说明的主张？本书主要是通过分析张学良的谈话内容和私人记述等，来回答这一不太容易回答的问题。

为了写好此书，笔者查阅了所有在美国可以找到的原始资料及第二手资料，笔者还亲自前往台湾、香港、北京、沈阳和西安等地，挖掘、收集有关张学良的原始资料，拜访了许多历史见证人。笔者曾数次飞抵台湾，试图与张先生直接会面，很遗憾，在与国防部长、警备区司令以及其他一些国民党要员多次会晤交涉之后，亲自采访张学良的请求遭到了拒绝。不过，笔者有幸得到了采访张学良以前的部下以及曾参与这段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其他一些国民党领导人的机会。

为了把张学良刻画得更全面、更真实、更准确，笔者除了遍访天下活着的历史见证人以外，还查阅了以下“死的”文献资料：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存藏的政府文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汇编；台湾清潭“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国民党委员会历史档案馆的官方文件；日本外务省的官方文件；英国外交部机密档案中国部分(1928—1937)；德国外交部档案，1918—1945年德国对外政策文件；张学良本人的《忏悔录》及谈话集；蒋介石《西安半月记》；蒋夫人《西安军事政变》；孔祥熙《西安事变回忆录》。

本书共分十一章，前五章探讨了张学良的生平和处世，他与日本人、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接下来五个章节涉及张学良扣押蒋介石(“西安事变”)及后果。最后一章叙述了张学良被幽禁的情形。结论部分分析了张学良对中国现代史所作出的贡献。

有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史料多如牛毛，且又褒贬不一，写作中颇费思量。秉笔直书，避免各种偏颇，乃笔者始终信守的宗旨。笔者生于四川省，与张学良并没有什么同乡之情。每当遇到带有偏见的资料，笔者总是把它们与政府文件或中性的原始资料相对照，用相互参照的方法来核对那些看上去似有偏颇之嫌的资料。对于个人写的有关张学良、蒋介石和蒋夫人及其他人的引文，笔者总是从政府文件或从第二个、第三个学者的分析中求得证实。

著者自序　感谢我的论文导师唐德刚

唐德刚教授是我丈夫的多年好友，所以对我的论文格外关心。他逐字逐句地看了我的论文，给我很多有益的批评，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写作。

我的丈夫祖炳民，是中国东北吉林省人。幼时留学日本，后去美国读书，获得博士学位。先后在西东大学、旧金山大学、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肯尼迪大学教书、研究，并主持学校行政工作。但是他酷爱乡土，常怀桑梓，并对东北名人张学良格外尊崇，同情他一生的悲壮生涯。因此，我对这位东北少帅发生了研究兴趣，又因“西安事变”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而这一事件真相又鲜为海外一般人士所知，故以张学良为题，在纽约大学写了我的博士论文。论文交出之后，我又继续做了几年研究，搜集各国最新出版资料。我曾多次访问少帅的旧属，听取他们与少帅共事的经历，写成了这本《张学良的政治生涯》。

我能完成此书，需要感谢很多人士。由于这本书是由我的博士论文扩充而成的，所以，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论文导师——《李宗仁传》的作者、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历史系唐德刚教授。唐博士是我母校纽约大学为我的论文而从纽约市立大学邀请来的导师，因为母校导师谭春霖教授在指导我写论文的中途因病退休，致使纽约大学失去适当教授来指导我完成论文。幸承当时纽约市立大学亚洲系主任翟文伯教授好意推荐，经纽约大学正式邀请，由唐德刚教授做我的论文导师。唐教授是我丈夫的多年好友，所以对我的论文格外关心。他逐字逐句地看了我的论文，给我很多有益的批评，帮助我完成了我的写作。现在，论文又修改成书，唐教授的功劳很大，笔者在此表示深深的惠谢。

其次要感谢的是我的论文指导小组的各位成员教授：哥伦比亚大学的Martin Wilfur(韦慕廷)教授、纽约大学的熊玠教授、亨特大学的James Harrison教授。他们不仅仅指导了我的论文，而且也是我通过博士学位的口试小组成员。我特别感谢他们为我的论文花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

我写论文之时，多承夏威夷大学De Francis教授、旧金山城外万佛城的佛教大学总校长、东北高僧宣化法师及该校教授恒贯法师、旧金山州立大学司文华博士的帮助，我愿在此一并致谢。

在收集资料方面，我要感谢美国国会图书馆、加州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及法律图书馆、纽约大学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及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及香港大学图书馆、美国国家档案馆、台湾“国史馆”及党史馆各位同寅，尤其是原“国史馆”馆长黄季陆先生、现任党史馆馆长秦孝仪先生的特别协助，使我找到大量珍贵资料。

我到台湾搜集资料之时，还承《蓝与黑》作者、艺术家王蓝先生，许明雄将军夫妇，《传记文学》创办人刘绍棠先生协助，在此特表谢意。

我在大陆收集资料时，多承下列各位相帮，我谨在此一并致谢：北京党史博物馆各位服务人员；辽宁省政协文史资料室负责人员；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彭定安副院长及谢肇华副院长；山东大学历史系葛懋春主任及山东大学历史系关绍纪老师；辽宁省侨务办公室孙立学主任及杨方处长；我表兄辽宁歌剧院雷雨生院长及其女公子雷小蕾小姐。

1986年是“西安事变”50周年，美国学术界举办了三场学术讨论会。一场在美国华盛顿，由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博士主办(王乃张学良旧部王树常省长之公子)；一场在南伊利诺大学，由东北籍学者吴天威博士主办；另一场由亚洲学会大西洋地区分会主办。三场讨论会我都被邀参加宣读论文，并在会议期间与大陆及台湾两地学者相会，交换心得。紧接着，全国政协由杨拯民秘书长(杨虎城将军之哲嗣)主办了一场“西安事变”纪念会，邀请了海外部分“西安事变”研究专家，我被邀参加，得与当时报道“西安事变”新闻的James Berfram等多位相遇，获益匪浅。

在写作过程中，我亲自访问了许多人士。在此，谨向对逝世作古的顾祝同将军、“西安事变”之时曾任陕西省民政厅厅长的彭绍贤先生、东北大学秘书长兼代理校长的周鲸文先生表示悼意。对仍然健在于台湾的张学良旧属王铁汉将军，“西安事变”之时曾任张学良部队行政处长的卢广绩先生(现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当年看管杨虎城将军的军统人员、现居美国洛杉矶的周养浩将军，“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曾任对外友协主席的王炳南先生，表示极深谢意，并祝他们健康、长寿。并对为我提供有关张学良照片的周鲸文夫人，对帮我抄稿的关丽、张秀明女士，以及为我提供许多宝贵资料的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博士表示感谢。

此书系以英文写成。我在1985年回家乡重庆时，亲戚邹本瑜先生(现任重庆市业余职业学校副校长)建议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随承辽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彭定安先生费心联系，获得辽宁大学出版社社长刘万泉先生承诺，出版此书，我认为极为适当。因为辽宁是张学良的故乡，辽宁大学出版社所在地沈阳是张学良的发迹之地。我谨对彭、刘二公表示深厚谢忱。后承王海晨先生负责具体翻译。王先生数读原稿，为将此书早日问世，并邀请他的同学胥波先生与他合作，两人朝夕相赶，废寝忘食，将此书翻译成中文。我对两位先生的敬业精神表示无限感谢，尤其是对王海晨先生致以特别的谢意。

唐德刚、吴天威两位教授在百忙中为本书写序，我不胜感激之至。

最后，帮助我最多、也是我最要感谢的是我的丈夫祖炳民先生。由于他的鼓励和在精神及物质上的支持，我才能做长期研究，完成此书。在此书出版前，我的丈夫在百忙中抽空陪我到沈阳做定稿、校正工作，故在此让我对他表示最深切的谢意。

1987年12月于美国洛杉矶

唐德刚序　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

在五光十色的中国近代史中，在百余年当国者的公私生活和政治成败的记录上，最多姿多彩的领袖人物，“少帅”张学良将军，应该是独占鳌头了。他那带有浓厚传奇性和高度戏剧化的一生，在民国史上老中青三代的领袖中，真没有第二人可与其相比。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他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前不久我曾看过一部叫做《少帅传奇》的电影，那显然是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这部电影里的传奇故事比起少帅传记里的真实故事，恐怕还要逊色呢。少帅的实际生活似乎要比传奇电影里的传奇更富于传奇性!

张学良本来就出生于一个富于传奇性和戏剧化的家庭里。父亲“老帅”张作霖便已很够传奇了。他由一个比小说书上“梁山英雄”更富戏剧性的真实的草莽英雄，在清王朝时代落草剪径，到抗俄抗日，招安立功，升官发财，而出长方面。他所长的“方面”竟比西欧英、法、德、奥诸列强的联合版图还要大得多!

张学良(右)在台北北投寓所接受唐德刚采访时留影。

既有方面之权，作霖乃起而逐鹿中原，终成短期的中华之主，当上了北京政府的“大元帅”——当时中国正统的国家元首。学良便是这样一位不平凡的草莽英雄的儿子。他也是在草莽中诞生的，嗣后跟随其父，水涨船高，竟然做了军阀时代的中国“末代皇帝”的太子。

张大元帅由于秉性忠烈，不可能做汉奸，因此不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所容，终于兵败之后，为日人暗算而以身殉国。这一段简略的老帅传记，本身便已是够戏剧化了。那时曾有意侍候老帅，终于变成少帅顾问的顾维钧博士就曾经告诉我一个真实而富有戏剧性的故事：作霖于1926年6月15日就职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时，曾举行一次历代帝王和历届民国总统都循例举行的祭天大典。当张氏正在天坛之中捧爵而祭，并喃喃祝祷之时，孰知一不小心竟把这金爵摔落地上，爵扁酒流，使大元帅惊慌失措，与祭者也都认为是不祥之兆。

其后不久，那批在北京以专才身份待业待诏的博士帮，包括顾氏自己，可能还有王宠惠、颜惠庆、施肇基等一群，日长无事，结伴行街。他们曾戏以张大元帅的生辰，冒为一无名老人的八字，请当时知名北京的一位相士代为算命。这相士把八字一排说：这个命贵则贵矣，只是现在他已是黎明前的“电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电灯胆”便是北京土话中的电灯泡。在那电力不足的北京，黎明前的电灯胆是特别明亮的。可是不久张氏这个明亮的电灯胆，便在皇姑屯熄灭了。

这一故事是顾氏在海牙做国际法庭法官，返纽约向我口述其《顾维钧回忆录》时亲口告诉我的。这位国际法庭大法官，那时没有向我捏造这一故事的必要。我之所以提出这些小故事，也只是帮助说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一生是多么富于传奇性罢了。

赵一荻在台北清泉。

张学良自己在其所撰写的所谓《忏悔录》中，也曾说明他昔日从政的缺失是在识蒋之前一辈子“未做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他只跟他的“先大元帅”做了多少年的少帅，而这少帅却是从一个公子哥开始的。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了。

汉卿、汉卿，我国近百年来的凤子龙孙达官显贵子弟，生活放荡的，也是成队成群了。若论吃喝玩乐的纪录，真正有钱有势有貌有才的邓通、潘岳也不难做到，而难的却是大厦既倾、树倒猢狲散之后，仍有红颜知己，舍命相从，坐通牢底，生死不渝——这一点纵是《红楼梦》里情魔情圣的贾二公子，也无此福分，而汉卿你却一生受之，岂不难能可贵？我们写历史的、看小说的阅人多矣，书本上有几个真假情郎比得上你？

一荻、一荻，你这个“赵四”之名，也将永垂千古。在人类可贵的性灵生活史上，长留典范，为后世痴男情女，馨香景慕。睹一荻之痴情，羡汉卿之艳福，读史者便知。若汉卿只是个酒色之徒而非性情中人，他哪能有这个美丽的下场——公子哥不难做，但是古今中外的公子哥，有几个不落个丑恶的、难堪的结局。慢说是像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了，读者闭目试思，在你所亲见亲闻的酒色之徒中，有几个不凄然而逝？红颜知己，学生战友云乎哉？

赵一荻，我们历史学家也替你喝彩!

至于张学良将军是个军事天才，我们读史者亦不能反证其非。

学良才二十出头，便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等老帅同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握大权”。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是与他“有个好爸爸”分不开的。但是，我们细阅本书便知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他的“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少帅的崛起，确是由于传统的宗法关系而扶摇直上的；但是专靠这点血缘关系，便“负方面，独握大权”，雄踞一方，足为西欧各国之共主，也是做不到的。关于这一点，公证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本书的作者，自有清楚的交代，读者可细玩之。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有其政治家的节操和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热血。他在二十来岁的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的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归顺南京，幡然“易帜”。

须知学良于1928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在3000年的国史上也鲜有先例。东北当局当年处于日俄夹攻之中，据说南京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瑭、张邦昌、吴三桂和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促成国家统一，最后招致日俄二敌，南北夹攻，终使他独立难以为继。再者，张少帅亦未尝不可效当年李鸿章以夷制夷之故技，联俄以抗日，亦联日以抗俄，于二敌均势中，自图生存。而学良亦舍此老例不顾，却(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自量力，拟收回北满权利”，挥师“抗俄”。做了个希特勒式冒险之前例，对南北二敌，两面开弓。结果力有不敌，终于弃甲曳兵而走。或问学良当年何以见不及此？答曰无他，一股青年热血沸腾而已。那时少帅还不过28岁，满腔热血，他如何能向那老谋深算、炉火纯青的老官僚李鸿章看齐呢？

关于这一点，我们读历史的，月旦人物，就要看当事人的动机，而作其“诛心之论”了。学良当年既拒日又抗俄的干法，实在是一位少年气盛、忠肝义胆的民族英雄之所为，与当时那些私心自用，假抗敌之名，行投机之实的军阀、官僚、文人，实无法相比。古人说，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盖人之异于禽兽者，便是不同的禽兽，各有其独特的物性，如虎狼之残暴、乌鸦之反哺、鸳鸯之爱情等。这种不同的灵性，人类却兼而有之。只是人类各个体，偏向发展各有其不同程度罢了。世人之中君子小人之辨、爱情色欲之别、贪婪廉洁之分……也就在此。吴三桂说，父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事实上一个人在天赋性灵上，不能做情种，又安能做烈士——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学良青少年时期的那股血性。明乎此，则我们对“赵四”为爱情而生殉的感人故事，便也觉得没什么费解了。

显然的，张学良青年期的血性，和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骨头，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之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结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而况他的“不抵抗”原是奉命行事。背了这“不抵抗”三字的黑锅，在当时真是“国人皆曰可杀”。而张氏为此三字之冤不辩一词；并从而戒烟去毒，浪子回头，洗心革面，知耻近乎勇，却是很难能可贵的。

最后，我们就要谈到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西安事变”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1000年而终无定论。但是，事变中的若干史实也是无人能够否认的。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基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己甚。张学良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学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不过话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之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的抗日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在“抗战”，在“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全也”。欲求“瓦全”不可得也。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而弄出瓦碎的结果，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将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荣的一页。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这句古训在抗战初期真表现得刻骨铭心，为后世子孙永留典范。笔者和一些老辈读者们，都是有亲身体验的过来人。我们那时亲眼见到蒋公和国民党的声望，全民仰止，真如日中天。这点史实，任何公正的历史学家，都不会否认。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词了。

但是不论我们对“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是怎么个看法，这桩严重的“事变”和它的多姿多彩的策动者，在我们向以史学炫世的中国，不能没有一部公正翔实的传记。今日坊间有关张、杨之作和老帅少帅片段的传记，也并不少见；可是由一个职业史学工作者，穷根究底地来钻他个牛角尖，写篇水落石出的博士论文，尚不多见。因此傅虹霖博士以她10年之功，写出了这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似乎还是这位不平凡的历史人物张学良的第一本全传。虽然她所写的还只是限于张氏“政治生涯”这一面，至于其他多姿多彩的众多方面还有待来者。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于汉译本完篇之后，不弃浅薄，曾一再要我为她这本中文版写篇序文，她的厚意不是因为我对少帅张学良有多少深入的研究，相反的，正是因为我所知道张学良的政治生涯，却多半得自本书——我是这本传记英文原稿的第一个忠实读者。在作者撰写过程中，从导言到结论不但逐字逐句地细读，有时还签注意见，参酌大纲，详订细节。何以如此呢？因为本书英文原稿，原是作者在美国纽约的纽约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博士论文。在她撰写期间，不才适受聘为该校史学系博士班的客座导师。她适是我这位不学导师的博士研究生。这就使我对她这部大作的英文原稿非逐字逐句地细细阅读和慢慢推敲不可了。

美国名牌大学中有关“博士论文”的撰写是十分严肃的，简言之，那就是胡适所说的“拿绣花针的功夫”。一幅百尺锦绣，是用小小的绣花针，一丝不苟、一针针地绣出的。不但要“大胆假设”，更要“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有九分证据不能说十分话。夸夸其谈、望文生义等新闻报道式的撰述是一句不许的。

还有在“方法学上”的选择也是极其严格的。我国写旧式传记的程式，也被“社会科学处理”的方法所代替，立言持论都要以社会科学各部门的法则为依归，不可信口开河。这样一来，不但难为了学生，也难为了导师。前者的训练便是后者的责任。这种训练，在中国旧戏剧界里叫做“坐科”。经过这种严格的坐科训练的演员，便叫做“科班出身”，否则便是“票友”。但这不是说票友一定不如科班，可是坐科毕竟是一种对“基本功”的训练，他的底子就非“玩票者”所可比。本书作者傅虹霖女士便是史学界有才华而又有科班训练的专才。笔者不学，竟曾一度做过这样有成就的高材生的论文导师，但我对这样不平凡的博士研究生却殊感内疚，因为我虽忝居教席，我对有关张学良的政治生涯的知识，大体依赖着傅女士的研究。如果说她是青出于蓝，那简直是我自抬身价了。

我说这种话并非谦虚，而是事实。她这位杰出的研究生也是我所指导过的博士研究生中唯一的例外。笔者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任教十余年，老实说，那时在我辅导之下的研究生都可以说获益匪浅。理由是那时我兼掌哥大中文图书馆，并且教授一门《中国目录学》，坐拥书城，24小时浸在其中，所以任何艰涩题目和稀奇史料，都可一索即得，迎刃而解。因此诸生问学，往往半日之谈，便可省却他们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之功。这不是夸大，实在是汉家典籍浩如烟海，若无师承，则异族学生摸索终生，有时还是足未入户。今日有些所谓汉学家，难免还是如此。可是我对本书的作者就感到十分歉疚了——我对她没有尽到一位论文导师所应尽的责任。我反而是在批阅她的论文时向她学习。原因是当她开始撰写时，我正自哥大转业在纽约市立大学，而且转过来担任的且是一项综合多种学科的行政工作。我把哥大中文图书馆的钥匙交还原主之后，对图书资料的掌握便没有以前随时出入那样方便了。

本书作者傅虹霖博士攻读的是私立纽约大学，我转业任教的是纽约市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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