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左宗棠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气场横贯中西的晚清军政大佬，西方世界完整的左宗棠传记，看晚清“秘书”如何打破官场潜规则！

作者：（美）W．L．贝尔斯,邹命贵译

出版社：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4-08-01

书籍编号：30164642

ISBN：978721412769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8298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左宗棠传

［美］W．L．贝尔斯◎著
邹命贵◎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序 对《左宗棠传》的自白

左宗棠时代的中国，是一个充满危机的时期。出身寒门的他，历经磨难和艰辛，通过自学而具有了卓绝的才干。踏入仕途时，他已是人过中年；凭借过人的才干，最终他登上了高位，获得了清政府能够给予汉人的最高职位。他是同时代中堪称翘楚的军人，虽然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军人训练和教育。他不但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将军，在同侪之中拥有显赫的地位，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努力安抚和重建惨遭战争蹂躏的广大地区，且成就斐然。

左宗棠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进入西方观察家的视线，他也没跟外国人打过多少交道。西方观察家没有充分重视他在大清帝国的西部战争中取得的骄人战绩，而仅仅是偶尔有所提及。他曾被人评论为“排外”，对于在19世纪末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个词有着特殊的意思。或许就是由于这个评价，使得人们没有兴趣探究他的生平。

左宗棠逝世后仅25年左右，大清帝国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亡，左宗棠为了挽救这个帝国所做的巨大努力与功绩，显然也因此而被低估。

当清帝国覆亡之后，人们将焦点转移到了与当时形势关系更为密切的事件上去，那些为了已经失败的事业而做出显赫成绩的名人们的努力便被淡化。在这种背景之下，人们便很少再注意到左宗棠，乃至将之完全遗忘。

左宗棠个人的生活及努力未被当时的中国人所重视。在1885年他逝世之后的一段时间里，他被整个帝国所赞颂和缅怀，然而，当旧政权被推翻之后，社会舆论也随之转向。在汹涌澎湃的革命热潮之中，左宗棠这位伟人因为服务于异族这一“罪名”，而被大肆攻击。

辛亥革命颠覆了清朝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人们将这次起义当成是完成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未竟之功。很难指望将清王朝打翻在地的这一代人对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人予以褒奖。可是，虽然从某些方面说，辛亥革命确实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延续，可两者的理念之差极为显著——太平天国并没有想过推翻一种体制，其目标仅仅在于推翻一个朝代。

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那就是对于上个世纪的这位领袖人物，中国人能够给予较为冷静的评价了。人们越来越关注诸如左宗棠、曾国藩这样的清朝末年人物的生平事迹和丰功伟绩。

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左宗棠穷其一生都在努力研究儒学，并按照儒家的生活范式要求自己。他为之奉献一生的对象，并非大清王朝，而是“忠君爱国”这一理念。从孔子时代就流传下来的中国儒学体系，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化的骨髓，没有任何其他思想体系能够比得上它对中国的影响，无论从时间上还是深度上都是如此。我们无法预见未来，却能够大致断定一点，无论是哪一位历史上的中国人，只要他是在儒家学说的鼓舞及规范下生活、奋斗，人们就不会将之永远打上耻辱的标记。

我对左宗棠产生兴趣，源于对中国西北及新疆南部、中部相关文献的偶然翻阅。在收获季节，他通过一系列战斗，收复了清国大西北的领土。为了留下足够的时间让部队播种及收获粮草，他没有急切地再次进军，而是选择了按兵不动。可是，在英语文献中基本找不到关于这种奇特战法的资料，有关西征比较完整的资料，只能从汉语文献中翻查。为了申请学位而提交给北平中文学院的论文，构成了本书的部分初稿，论文的标题是《左宗棠与平回》。

论文较少涉及左宗棠早期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和当时的历史背景，主要是研究其在西北的战争。以该论文为基础，本书较为详尽地研究了左宗棠早期的战争生涯和生平，对论文中不足的部分进行了相应补充。

我同时增补了一篇引言，对19世纪中国的财政体系、军队、科举制度及政府进行了大致描述。还增加了其他章节，对初期太平天国运动、中国的回民及阿古柏政权予以介绍。另外，还改写了关于“平回”的部分内容。谨以这本书，纪念左宗棠这位伟大人物。

不管怎么说，本书都不能算作对左宗棠进行了彻底研究。关于左宗棠生活的时代背景、他的生平、他所参与的事件，相关中文资料可谓汗牛充栋，非经过多年时间不能有一个系统研究成果。这些资料以《左文襄公全集》最为完整，而本书的叙述形式即类似于《全集》中年谱里对于左公的文章摘录。这套文集根据杨书霖撰写左宗棠《年谱》时所搜集的资料编辑而成，编纂时间长达4年。而最终有10卷之多的《年谱》，虽然系统记载了左宗棠从1812年出生到1885年逝世期间的生平和事件，但是仍然存有缺漏。本书则依据大清典史馆编纂的左宗棠官方传记进行了增补，此外，本书还随机参考、节录了很多其他的中文资料和相关外国著作中的研究成果。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威廉·詹姆斯·黑尔的杰作《曾国藩与太平天国》对于本书的撰写有很大启发，特别是在本书的创意、构思和取材方面，本人获益良多。限于题材，关于左宗棠值得叙说的人生和事件，黑尔博士的著作里无法进行详细描述，他只是对左宗棠的生平进行了简略的描述，因此，我也希望本书对于左宗棠生平的详细研究有益于黑尔博士的研究。

说到太平天国运动，在本书中我仅记述到了1860年。1860年之后到太平天国运动结束的这段时间里，我更关注左宗棠本人在这一时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处理方法当然无法照顾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体情况，不免忽略了太平天国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然而这几乎是所有传记作品都难以避免的先天缺陷。大多研究太平天国运动的英文作品中，都以某些特定时间及其中的特定人物为焦点。而某些外国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他们在1860年之后跟一系列事件都有关系）则吸引了早期研究者几乎全部的注意力。而且，他们过于夸大了外国人对结束这场战争所发挥的作用。直到最近，研究者才渐渐有所改变，开始逐渐关注参与这场战争的汉人的作用，只是要让他们客观评价汉人在镇压太平军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目前来看显然还不切实际。

在平定太平军的过程中，左宗棠的角色无疑是重要的。越是深入地了解这场战争，就越发感觉到左宗棠的重要。在太平天国运动前期，如果湖南官方当局对曾国藩湘军的援助少那么一点，都可能让帝国的事业受到致命性的打击。而这个时期在湖南当局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正是尚处在准官员位置上的左宗棠。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极大地支持了湘军对太平军的作战。

为了真实反映左宗棠的性格和脾气，以及体现他对当时中国各种形势的判断，我摘译了左宗棠的部分奏折和书信。就我所知，这可能是首次对左宗棠的奏折和书信进行的英文翻译。译文虽说较为随意，但我认为绝对没有歪曲作者的本意。当然，我一个人完成了书中所有的翻译，当然要承担其中的讹误责任。另外，雷先生虽然已经将李秀成在1865年的记述以《忠王自传》为名翻译成了英文，但这个极为罕见的译本我并没有见到。因此，本书中关于太平天国初期的文摘，都是由我自己翻译的，责任也由我来负。

本书所涉及的很多中国人名和地名，在罗马拼音化过程中并没有前后统一的标准。因此，在翻译人名时，我选取的标准是北京方言的发音，即所谓的国语发音；在翻译地名时，我则尽量选用丁格尔编撰的《中国新地图和地名辞典》里的拼法。

借着这个机会，我要对中文学院院长W．B．佩图斯博士表示感谢，他慷慨而长期的鼓励是我难以忘记的，该院图书室和中文教研室给予我的宝贵帮助，我也无法忘怀。中文学院的图书室主任F．D．舒尔西斯博士审读了我的手稿，并给出了许多有益的意见；约瑟夫·W．史迪威上校则很关注这部作品，对于中国和中国人，他有着自己的深刻理解，因此，他的诸多建议让我获益匪浅。我要特别感谢他们给所予的帮助。

我对中文学院的老师王楚明先生的感激之情，只有那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才可体会。他是一位来自中国的老师，魅力非凡，性格坚忍，对于自己祖国的历史，他的见解非常深刻，他抱着世间罕有的热情带领人们走进伟大的中国的历史。他以极大的耐力、兴趣和热情，帮助我理解汉语文献，从而为本书的撰写奠定了基础。本书若能得到些许赞赏，都应归功于王先生。另外，王先生对于英语丝毫不了解，因此本书存在的大量缺陷与他毫无关系。

本书仅仅是一个开始，开始探索一位伟大政治家和军人的人生历程。他的整个生命，处于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关口。随着人们更多地了解左宗棠的一生和其奋斗经历，将会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重要性。左宗棠的性格底色属于传统的中国，但他却有着同时代人所不具备的新的人生观。在盛极必衰、否极泰来的法则中，他一直顽强地奋斗并坚持着。以现在的眼光看，或许我们会觉得左宗棠的功绩无论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看，都有着很大的局限性，但这并不影响他的经历仍具有重要意义。也许换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的结论就会改变。

左宗棠一生最景仰的榜样就是诸葛亮，虽然诸葛亮一生的成就同样受到了时间和空间标准的限制，但他的一生仍然被无数中国人认同。以儒家的标准来看，人生最重要的成就，是那些脚踏实地、兢兢业业的努力赢得的功绩。左宗棠的标准显然与此差距不大。我本人希望这本浅显的书能作为引玉之砖，让更多对此主题感兴趣的读者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将来写出一部更好的关于左宗棠的研究著作。

W．L．贝尔斯

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

第一章 天朝的危机

突如其来的衰落

中国在19世纪初的时候，依旧是一个繁盛的伟大帝国。然而到了世纪末，中国却无可奈何地衰败了下来。中国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2世纪末时，就将本国历史的规律总结为：分合相替、盛衰循环。这种兴衰交替的历史现象，已经在司马迁之前的时代出现过多次。公元11世纪，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伟大的作家、历史学家欧阳修，则认为不是天意而是人自身左右着朝代的兴衰。这样的衰落时期，在19世纪的中国再次上演。中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王朝正在垂死挣扎，这样一个王朝解体的时代总是带着悲剧性的。它能够挺过19世纪，简直可以称为奇迹。而正是少数伟大的英雄人物造就了这个奇迹，本书的主人公左宗棠将军，就列身于这些伟人之列。

1644年，趁着明朝的软弱和决策失误，大清王朝凭武力和阴谋在衰落的中国诞生。新王朝经过几代才干过人、精力旺盛的皇帝的治理，使得中国再一次强盛起来，到乾隆时期，强盛达到辉煌的顶端。乾隆皇帝登基于1736年，因为不想比他伟大的祖父康熙皇帝在位时间更长，他于1796年退居幕后，将皇权让给了自己的儿子嘉庆皇帝。实际上，在乾隆于1799年去世之前，整个帝国始终都在他的控制之下。中国历史上一个辉煌的时代，随着乾隆皇帝的逝世而终结。但是，大清帝国得益于乾隆皇帝开拓性的治国才略，从而拥有了强大的根基，可是，这位伟大的统治者没能把他的雄才大略传给他的继承者们。一个几乎必然的规律就是，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会逐渐失去活力，而现在，这个规律正在上演。乾隆皇帝所拥有的特殊精神遗产和坚韧性格，被后来的满人皇帝丢失了。

乾隆皇帝去世时，中华帝国的版图处于最辽阔的时期。如今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中国所有区域，包括满洲、蒙古、新疆、西藏等，其时都包括在内。当时的中国还拥有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的一片地区，其面积不小于满洲，甚至更大。新疆的领域向西则可以延伸至巴尔喀什湖，而中国还有权分封浩罕国或费尔干纳。中国的宗主国地位还被尼泊尔、缅甸、安南、暹罗所承认，虽然对于西南亚的事务，当时的北京更多的只是名义上的影响。这个强盛帝国的疆域，大致形状为等边三角形，底边为一条海岸线，自南边的印度支那延展至北边的鄂霍茨克海，而中亚的浩罕是其顶角。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广、人口最多、财富最丰的国家便是中国。

嘉庆皇帝真正统治这个国家的时候，她正处于相对安定的时期。当然，不安定因素也部分地存在于国内一些边远地区，以及一些政府从未曾真正控制过的土著部落中。四川、贵州、云南以及广东等省境内，分布着这些土著部落。然而这个帝国的人口是如此众多、疆域是如此辽阔，就总体而言，局面依旧可称安定。虽然乾隆皇帝也进行过征战，可清帝国的国库还是充足，且并无公债。当时中国人的物质繁荣程度很高，同时期的其他任何国家的生活水平都无法与中国媲美。像19世纪初的其他国家一样，当时中国政府有着结构严密的国家机器，并且运转正常。

在海外，中华帝国声望很高。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评价完全不同于半个世纪之后。通过早期天主教传教士，欧洲人认识了中国文化。而这些传教士对于中国人获得的成就印象极为深刻。在18世纪，他们的著作就已经广为传播，到了19世纪初，当时的欧洲人普遍高度评价中国。这些著作的作者训练有素，对中华文明的文化及精神特点，也能有所记述和讲解。而在物质文明方面，此时的欧洲人也无法同中国人相提并论。在这个时期，机器时代的快速发展还没有在军事力量和工业效率方面将欧洲和中国的差距拉开。随着19世纪欧洲跟中国的接触日益增多，两种文明才逐渐表现出了双方的差距。后来来到中国的观察家们，也不同于早期那些学者般的耶稣会会员，他们是头脑精明的商人，将中国描绘成另一个样子。但客观而言，两者之间的军事力量在1800年时并没有很大的差距，无论哪一个欧洲国家，在当时都不可能成功地打败中国。

可是，创造性活动尤其是机械生产线，极大地刺激着西方国家，而中国人却故步自封地满足于现状。于是，在关乎战争成败的极为重要的领域，中国很快就被西方国家甩在了身后。随着日渐频繁地接触西方国家，显然中国已经处在了不利的位置上。中华帝国之所以很快地衰退，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西方影响只是其中之一。但是，中国人不愿意承认帝国衰退的夜郎自大的心理，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乾隆皇帝所拥有的文治武功的才干，是嘉庆皇帝所不具备的。这个男人性情软弱，在宫廷享乐中沉溺着；他心胸狭隘，不能容忍批评性的言论；他没有将精力放在帝国治理的大业上，却费尽心机地对让他不愉快的官员给予处罚。很快，暴乱相继发生在国家中距离遥远的一些地方。同时，清朝统治者始终无法消泯的不和谐因素，也大量地存在于汉人之中。

快速增长的人口，进一步使局势复杂化。根据统计资料，中国的人口在乾隆皇帝登基时的1736年为1.25亿，1812年则暴涨到了3.62亿。对于这两个统计数据的精确性，我们尽可以商榷，然而中国人口在这段时间内异常迅猛增长的事实，则是毋庸置疑的。欧洲国家在19世纪时也出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然而工业革命带来的供应增加缓冲了人口增长的压力，可中国没有这种缓冲。中国没有一个新的生产领域应对快速增长的人口。过多的人口和有限的生存资料间的矛盾，一直以来决定性地影响着国家的秩序和安定。随着越来越多的饥荒发生，帝国内部抢劫和动乱事件也相应增多。

有效耕地的生产能力与巨大人口数量的矛盾越来越大。每年粮食生产的歉收，都会造成中国一些地方的粮食匮乏，乃至饥荒。因此，大规模的抢劫和违法乱纪事件出现在许多地区。大型水利设施的运行因此受到冲击。而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中国，基本上都依赖着这些设施。这些水利设施中，诸如黄河的管理机构等被帝国政府直接控制着，而省级政府也控制着很多设施，还有难以计数的小设施则由当地人联合管理。这些设施的主要功能，就是大面积灌溉和防洪排涝。为了让农民尽可能少受降雨量的影响，中国数千年来坚持不懈地制订了极为周密的整体水利计划。水利设施运转是否正常，决定了粮食的供应量；而和平或动乱的社会环境，则影响着水利设施能否运转正常。维护国内的太平盛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是中国人固有的观念。也因为如此，一旦人民因为天灾或人祸而遭受不幸或饥馑时，统治者就成了中国人指责的对象。

中国人极为热衷于秘密结社。中国的“会党”是其他任何国家都难以比拟的，并且这些会党往往是朝廷的死敌。乾隆皇帝能用他的铁腕手段压制会党，可是在嘉庆时期，会党在全国各地又纷纷出现。有两次，他们都企图行刺皇帝。一次发生于防备森严的紫禁城里面，因为嘉庆的皇子迅速赶到并用鸟枪将刺客头子射杀，行动才宣告失败。据说，这些刺杀行动正是某个秘密会党策划并执行的，传闻他们收买了一些满人——如皇帝的贴身内侍。1820年，嘉庆逝世，他虽然留下了完整的帝国疆土，但是，皇威、国力被严重削弱的征兆，则在全国都能看到。

嘉庆之后治理中国的皇帝，年号“道光”。他有一些能力，可也无法恢复乾隆时期的盛世局面。造反势力在嘉庆时期积累的力量，此时在全国各地纷纷起事。当时的动荡局面和对当局的漠视，从一些较为重要的“造反”运动中即可看出。在道光登基的1820年，广西就出现了暴乱，直至近代，造反活动在这个省份从未中断。1822年和1835年的山西、1836年的贵州、1826年和1830年的云南及台湾、1831年的江西、1832年的江苏和湖北、1834年的四川、1836年的广东东部和湖南，都发生了暴动。而两广和湖南交界处，极为严重的暴乱事件从1832年一直持续到1836年，他们的造反首领黄袍加身，自称为“黄龙王”。(1)

可是，真正让帝国颜面大失的，是1839年到1842年与英国之间的鸦片战争。中国人召集了所能召集的“庞大”武装力量，居然屡次败给英国的一支并不强大的军队，还耻辱性地被迫接受了英国人无理的议和条件。英国人封锁了帝国的海岸线，将关系帝国首都北京粮食水运的大运河切断，迫使帝国签署了此前历代大清皇帝都不曾批准过的条约。与此同时，农民暴动大范围出现在帝国境内，因为帝国的这次耻辱给了暴动者更多有利于自己的借口。就在1850年道光皇帝去世的时候，整个帝国都被卷进了造反运动的风暴之中，这种情况，在这个帝国大约4,000年的漫长历史中，大概从未出现过。

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是这一风潮中声势最大的农民运动。总体而言，它声望最大，因为它与一些欧美国家有紧密的联系，而且欧美国家帮助镇压了这次运动。除此之外，1855年至1873年云南杜文秀的造反，使云南人口锐减。1853年到1868年肆虐于直隶、河南、安徽、山东等省份的捻军，差一点就颠覆了清王朝。而山西、甘肃、新疆以及蒙古的大部分地区，都受到了1861年到1877年西北回民运动的极大影响。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25年间的财产和生命损失，都比不上这一系列运动的影响。据估算，中国人口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而锐减1亿。(2)或许这是一个过于夸大的数字，然而，如果整体来看1850年至1875年之间的诸多战争，这个数字还是有一定的可信度。在经历了1/4个世纪的频繁动乱之后还能存活下来的朝代，在中国历史上只有清朝。而且，这段时期内不仅有国内动乱，摧残帝国命运的第二次对外战争也在此时发生，这就是1856年至1860年，中国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帝国除了“虚骄”之外，清王朝的各个方面都处于迅速崩溃之中。两次鸦片战争中麻木不仁的优越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这种状况。在中国人看来，国家之间并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跟北京皇位上的“天子”有同样尊严的君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不可能存在。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满人的发明，而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满人只不过是从明朝那里继承而来，就如同他们继承了明朝的政权。但是，满人并没有成功地在战场上捍卫这种观念。在整个和西方人斗争的过程中，满人没有比汉人更坚定地对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问题。

其实，已经有证据显示，在对待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上，尤其是在这场斗争的早期阶段，几名受西方国家影响的满人高官比汉人同僚更为清醒。任何一个王朝，只要是坐在“龙椅”之上，在与西方国家接触时，都会有跟清朝一样的立场。而用于支持此观点的军事力量，则决定了最终结果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这个古老观念并无错误，可它失败在哪里呢？那就是他们不能正确地评估自己的武装力量。毕竟，一个拥有4亿人民的帝国要制定对外关系的一些规则，实在合情合理。可是，真正制定规则的，并不是这4亿人民，而只是占据高位的那些人。

当人口稠密、财富集中的中心地区被造反力量所削弱，同时又遭到外国武力欺辱的时候，无论哪个政府，都必然要忍受领土丧失的情况。可让我们惊讶的是，中国在这个世纪中并未遭受到太大损失。偏远的浩罕是帝国失去的第一块疆土，1812年它停止了进贡。下伊利河谷、中亚伊息库尔附近和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江以东包括海参崴港在内的所有疆土，都因为1858年、1860年和1881年与俄国签订的条约而丧失。1882年，尼泊尔与暹罗的进贡也停止了，随即帝国在1885年失去了安南，1886年割让缅甸，1894年失去了台湾。对外贸易、传教活动及允许外国人侨居，以及在北京建立外国公使馆等不平等的条件，中国都被迫一一接受。并且，外国人控制着大清的海关，在整个帝国，外国人还享有治外法权。

清王朝为了应对一连串的造反事件，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可是许多屈辱的失败却接踵而来，先是败给英国，随后败给英法联军，之后又败给了法国和日本。凭借着欧洲势力的某种支持及汉人官员的忠心，满人才勉强保住了统治者的地位。然而，造反的风暴在世纪末再次风起云涌，十几年之后，清王朝的“天命”终结，“大清”成了历史上的一个名词。

帝国政府

清朝时期的中华帝国是专制国家。皇帝是国家首脑，理论上说，所有的政府部门皆在其领导之下。皇帝掌握最高法律的制定、裁判和执行，他有权赐予所有荣誉和职位，在一定意义上他还是教皇。他是“天子”，他至高无上的权力来自“天赋皇权”，世间不存在能够与之匹敌的权威。自他登基之日起，人们就不可再以他的本名称呼他。为了表明自己在位的年代，他要选择一个帝号，帝号同时也可以作为纪年。比如西方人说公元1835年，中国人则说是“道光十五年”，西方历法中的1492年，是明朝的“弘治五年”。

皇帝驾崩之后便被封为圣人，被议定谥号。若严格意义上考究中国人的理论，世袭并非皇位继承的唯一形式。皇帝身为“天子”，所说的话就是上天的旨意，他会将皇位传给“最具资格者”。皇帝在人间的最后使命，是指定下一任皇帝是谁。传位之时，他会让自己的儿子继承皇位，若没有儿子，就让同族的王子继承。然而，王子中的长子，很少被老皇帝选中。就中国人的传统理论来看，是上天赋予了皇帝统治权，可是这个传统理论还说，是否顺应“天命”才是一个朝代兴亡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皇帝若不能顺应天命，人们就能将之废黜，而让其他人来代替。统治“中央帝国”的天赋权力，从来就没有被一个家族永远垄断过。

在公务处理的问题上，皇帝基本上不会采取主动，当然有个别才华卓著、性情刚毅的皇帝是例外，如明朝的永乐皇帝、清朝的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皇帝的主要工作是评判各省主管官员的行为，对之予以批准或驳回。任免官员和行使否决权，是皇帝影响国家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独裁体制，凭借的是等级划分周密的官僚体系及组织严密的相应机构，在世界上的其他任何国家，还没有持续出现过这种统治形式。

皇帝的个性约束着这个体制的运行，只有相当小的实际权力对下层百姓进行管制。莫尔斯曾说：“从社区生活和村庄生活中能够看出，这种由专制政治和官僚政治联合起来形成的东方政治统治模式，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民主政治要素。”所以，虽然在理论上皇帝的权力是绝对的，可事实上，他只能做到范围极为有限的独裁。

帝国的中央政府行政部门由若干部司组成，主要有：

内阁，事实上是皇帝的私人顾问团。内阁成员的名额并不确定，但是超过5位的时候很少，另外，还有大约60人承担内阁的助理和秘书工作。内阁成员都在政府的其他高位上担任部长之职。他们每天早上4点至6点，都会面见皇帝。

大学士，明朝时是最高内阁成员，在清朝，它已无实权。成员只有6人，大学士4人，协办大学士2人，满人和汉人平均分配这些名额。而大学士是汉人官员所能被授予的最高官职。通常，特别优秀的钦差大臣和总督都会被授予这个头衔，虽然它更像一种荣誉象征，而无实际权力。

六部，政府最主要的行政部门。分别为：

吏部：全国知县以上所有文官任命都由其负责。

户部：一切财政方面的收支，包括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收支，给皇帝进献的供金、贡品，由其掌管。

礼部：皇帝参加的所有典礼和高级国典，由其负责安排。

兵部：通过总督及巡抚对省级军事力量与邮政设施予以掌控，但满人军事组织不属该部管辖。

刑部：裁判犯罪案件及惩治玩忽职守、怠慢职责的官员。

工部：全国公共建筑的修建由其掌控，但大型道路、桥梁和水利工程不属该部负责。

除了传统的政府机构之外，1860年，清政府还设立了专门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其组织类型与传统的六部不同。

总理衙门是一个委员会，由在政府中掌握实权职位的政府高官组成。

通常来说，该衙门的成员包括一些现任的大学士。

理藩院：负责处理与西藏、蒙古的关系，在1858年之前还兼管对俄事务。

都察院：这个部门在中国政府中的权力极大。它的成员是一些高官，他们唯一的职责是批评别人和提交建议。像总督这样的职位，都拥有一个副都御史的头衔，这个头衔意味着他们属于都察院的编外成员，而各省巡抚则都是监察御史。各部和首都其他的政府机关，都在御史监视范围之内，各省的政府官员则被56位监察道员随时监视。理论上而言，他们拥有对皇帝提出批评的特权，且不惮于犯颜直谏。可实际上，很多言官都因为批评过于大胆激烈而被杀头。

翰林院：也可称之为文学院，成员都是全国最优秀的学者，他们对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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