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大家：马承源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青铜大家：马承源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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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瑶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4-05-01

书籍编号：30183883

ISBN：978721412120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99904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第一章　不平凡的青少年时代

1、少年时代

1927年11月3日，马承源出生于浙江宁波镇海。素有“浙东门户”之称的镇海是宁波港的主要组成部分，东屏舟山群岛，西连宁绍平原，南接北仑港，北濒杭州湾，与上海一衣带水。自古以来，镇海一直是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碇港。镇海古迹众多，人杰地灵，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也是“海外宁波帮”的重要发源地。马承源在这个依山傍海的秀美小城度过了童年时光。

1941年，14岁的马承源就读于上海师承中学。

和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宁波人一样，马承源的家人也选择了迁居上海，并在这个新兴的“远东第一大城市”扎下根来。1941年，14岁的马承源进入上海师承中学。民国时期，由于不平等条约对外资在华办学的开放性规定，也由于民国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学的鼓励和支持，上海的私立学校为数众多，马承源就读的师承中学就是其中的一所。在这所私立中学，马承源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为他将来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2、同窗之谊

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上海时局愈发不稳，空袭警报连绵不断。为躲避战乱，上世纪40年代中期，上海许多平民百姓举家离沪，年少的马承源也随家人回到了浙江老家，并转入宁波鄞县县立中学继续学业。1944年底，马承源和同样来自上海的黄佩雄、康际霙相识了。那一年，马承源17岁，黄佩雄16岁，康际霙15岁。相近的年龄和同样来自上海的生活经历，让三个小伙伴很快成了熟识的好朋友。他们三人都就读于高中一年级，在同一间教室上课，课余时间也常在一起学习和玩耍，放学后又结伴回家，因此被同学们戏称为“上海三人帮”。在宁波借读的那段时间，三个好朋友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借居宁波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对马承源的人生道路影响深远。他对文物的兴趣，早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显露出来。1945年初，马承源还在鄞县中学读高一。在放学回家的必经之路上，有几家古玩店，马承源几乎每天回家路上都要绕进古玩店里转转，饶有兴味地四处看看。他对店里陈设的那些年代久远、色彩暗淡的古旧玩意们兴趣浓厚，几乎到了入迷的地步。直到晚年，黄佩雄、康际霙两位好友都对那段日子放学路上的“必修功课”记忆犹新。那时的马承源已显现出对古文物极高的悟性，虽然并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他却颇能分辨出一些器物的新旧优劣，并如数家珍般说得头头是道。当时他们都还是没有经济来源的中学生，虽然兴趣浓厚，最多也只能在店里驻足欣赏。马承源只能少量买些廉价的碑帖拓片、不起眼的小玉挂件之类，聊以慰藉。有一次，他在古玩店里看中了一只残断的青铜矛头，以后几乎每次去都要拿在手里摩挲良久，无奈囊中羞涩，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心爱之物被别人买走。

除了在古玩店里长见识，马承源自己也在课余时间下功夫学习书画和篆刻。同学们都知道他这个与年龄不符的爱好，加上他长相稍显老成，同学便送他一个“老古董”的绰号。对此，马承源乐呵呵地接受，不以为忤。黄佩雄记得，少年时的马承源对字画就颇有见地，他曾说沙孟海的字将来会很值钱，而那时的沙孟海还未成大名。若干年后，沙孟海被奉为“书坛泰斗”，在当代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年少的马承源虽还没走上文物鉴定之路，眼光的独到却早已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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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孟海(1900—1992)，浙江鄞县(现宁波市鄞州区)人。当代书坛巨擘，现代高等书法教育的先驱。历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终身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西泠印社社长等。

1945年夏，抗战胜利。马承源送给两个好朋友一人一本自己绘制的山水画册，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喜悦之情。他还特地为康际霙刻了枚印章，画册的画风模仿元代画家倪瓒。康际霙一直保存着这份特殊的礼物。现在看来，少年马承源笔触虽显稚拙，但已表现出对书画和古文字学极高的悟性。马承源几位老朋友手里都有马承源为他们亲手刻的印鉴，一用就是几十年。篆刻是马承源一生的爱好。晚年时他回忆，当年搞地下工作时，一次遭敌人追捕，正是通过自刻伪公章，他才骗过敌人，逃往解放区。在漫长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刻图章一直是他闲暇之余最好的消遣。

1945年，马承源为庆祝抗战胜利所作绘画作品之一。

1945年抗战胜利时，马承源亲手绘制画册赠送给好友康际霙和黄佩雄。

那年夏天，学期结束后，三人都将回到上海继续学业。依依不舍的三个好朋友自备黄酒和小菜，在教室里小聚了一次，边吃边聊，好不痛快。虽都是不到弱冠之年的半大孩子，但彼此颇有共同语言，对未来的美好理想也是相通的。面临离别，他们郑重约定，要把这份真诚的友谊一直保持下去。康际霙和黄佩雄还记得这次聚餐中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最后剩将近一斤黄酒，几个孩子都喝不下去了，三人中年纪最长的马承源这时豪爽地拿起饭盒说：“为了我们的友谊，我一口气喝下去！”这顿豪饮让马承源在家醉了整整两天。虽是少年气盛之举，但康际霙和黄佩雄都明白，他把这份友情看得很重很重。

3、青年地下党员

不久后，马承源随家人回到上海，进入建承中学继续读高中。创办于1939年的建承中学是一所由中共地下党创办的进步学校，表面看起来是一所很不起眼的私立中学，实际上是充分发扬治学严谨、教学民主精神的“抗日据点、民主堡垒”。建承中学的校长戴介民早年曾参加中国共产党，后来虽一度与组织失去关系，但对信仰始终不渝。学校以“勤学、勤业”为校训，聘请的许多教师都是思想进步、学识渊博、学风严谨的知名教育家，如许杰、孔彦英、金星南、张潮、谭林、蔡林等。学校里的民主空气十分活跃，楼梯旁贴满各班级出版的墙报，学生自治会(班联会)由全校学生民主选举产生。学生们的课余生活开展得丰富多彩，学校有歌咏队、军乐队、舞蹈组、读书会等等，并经常举行国语演讲比赛、朗诵比赛等各种比赛。在历次学生运动中，建承中学更是起到了民主堡垒作用。抗议美军在华暴行大游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大游行，抗议英警九龙暴行的示威游行……多次影响重大的民主运动，建承中学的进步学生们都积极参与，并起到了带头作用。马承源自少年时代起就亲身感受到社会的混乱黑暗，也亲眼目睹过地下党人的英勇斗争。在这样的氛围中，马承源和他的同学们一样，开始积极投身民主救国运动，并于1946年5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才19岁。不久以后，马承源担任了建承中学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更多地参与到了组织生活之中。

1947年9月，马承源考入上海大夏大学，进入社会历史系学习，不久就成为大夏大学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大夏大学学习期间，他担任系党分支委员，继续积极开展党组织活动。在他的影响下，在宁波结识的两个好朋友也先后走上了革命道路。1947年10月，康际霙在光华附中加入了地下党；后经康际霙介绍，黄佩雄也于1949年3月加入了上海大同大学的地下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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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夏大学创立于1924年7月，是从厦门大学脱离出来的部分师生在上海发起建立的，首任校长是著名学者、教育家、翻译家马君武。学校地点在今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北路校址。“大夏”二字取“光大华夏”之意，是当时上海一所颇具实力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大夏大学当时的校董多是声震朝野的著名人士，包括吴稚晖、叶楚怆、邵力子、马君武等人，曾应聘授课的教授则囊括郭沫若、田汉、何炳松、李石岑、朱经农、周寿君、程湘帆等。甚至连当时炙手可热的青帮大佬杜月笙都曾屡次捐资助学，可见大夏大学当时的盛况。在当时上海40多所私立大学中，大夏大学尤以建筑宏伟、环境优美、设施较完备而著称。良好的办学实力，崇高的社会声望，使得当时的大夏大学获得“东方的哥伦比亚大学”之美誉。学校培养了一批杰出的专家学者，除马承源外，还有胡和生、陈子元、李瑞麟、刘思职等中科院院士，翻译家戈宝权，儿童文学家陈伯吹，古典文学评论家王元化等。1951年，大夏大学在原先的校址上与光华大学合并为华东师范大学。

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马承源在大夏大学一边学习，一边从事学生运动。1948年夏天，国民党统治下的白色恐怖日益浓重。

1949年，马承源在苏区党校学习后，随解放大军进驻上海。

国民党《中央日报》刊登一批“共匪”学生名单，开除他们的学籍，并进行公开缉捕。马承源的名字也在名单中。大夏大学虽风气开明，但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可能公然庇护马承源这样上了“黑名单”的学生。这样，马承源不得不被开除学籍，并被国民党当局公开缉捕。随后，上海的地下组织把他转移到苏区根据地，进入苏北华中党校学习，同时担任党校解放区党委学习组长。

第二章　走上文博之路

1、上海博物馆的第一个观众

1949年，上海解放。22岁的马承源在苏区党校学习后，随解放大军南下，回到上海。行军途中，他也没丢下对老物件的喜好，在地摊上淘过些古钱币。在组织的安排下，年轻的马承源在教育和工业部门工作过几个年头，先后担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中学教育处和上海市政府教育局研究室科员、上海新华电器厂公方厂长。在教育局中教处工作期间，马承源担任第一大队干部，后来在组织处负责调配全市政治教师工作。为了培养革命胜利后急需的政治教员，军管会举办了教育研究会训练班来培养政治教师。中教处的青年干部们对马承源的印象都很好。他政策性强，工作细致，知识面宽，在课堂上常常引经据典，讲些中国古代故事，令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

虽然对新中国满腔热情，充满干劲，但就个人兴趣来说，马承源却志不在此。他更愿投注毕生精力钻研的，是从小就充满浓厚兴趣的古代文物。工作之余，他仍然保持着少年在宁波时一样的习惯，常跑古董摊和古玩店。1952年12月，筹建了近两年的上海博物馆在南京西路原跑马厅旧址正式开馆。当时马承源还在教育局工作，教育局长是戴伯韬。戴伯韬知道马承源爱好文物。一天，他收到了上海博物馆开幕的请帖，就把请帖给了马承源，说：“小马，这个开幕式就你去吧。”马承源非常高兴，开馆的那一天早早就赶到了博物馆，戏剧性地成为新上博第一位观众。多年以后，马承源在接受杨澜访谈时回忆当天的情景说：“八点多一点我就到了。那时候博物馆的大门开着，李亚农站在门口。他自报姓名说他是李亚农。他说，还没有人来，你是第一个。结果我的第一次参观是李亚农陪我的。”这也是马承源和上海博物馆一生缘分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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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伯韬(1907—1981)，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江苏丹阳人，1928年毕业于南京晓庄学校。1931年到上海，编辑《儿童》、《师范》、《生活教育》杂志和《儿童科学丛书》。1949年后任华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人民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兼总编辑。长期致力于教育管理研究和中、小学教材建设，著有《小学教师工作手册》、《陶行知生平及其学说》、《戴伯韬教育文选》等。

李亚农(1906—1962)，历史学家。四川江津人。1916年跟随兄长留学日本，就读于日本京都大学。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兼华东办事处主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负责筹建上海博物馆和图书馆。

2、幸运的人生转折点

两年后，马承源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博生涯。能将兴趣转换为终身的职业，这不是一般人能有的幸运。马承源将这次工作调动视为他一生“得其所哉”的重要转折点。而成全他愿望的，是他参加地下党时的老领导，也是他当时所在教育局的研究室主任——陈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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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平(1909—1974)，报人、编辑。年轻时投身学生运动，从事民众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以《东南日报》副刊主编的身份作掩护，从事地下活动。1949年后，历任上海市教育局研究室主任、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副社长、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副总编辑等，专门从事古籍的整理出版，并参加过《辞海》的编纂。

古语有云：“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年轻的马承源幸运地在人生转折点遇见了他的伯乐陈向平。巧合的是，陈向平也是个文物爱好者，两人平日还多有切磋。马承源对古代文物的兴趣和热情深深地打动了陈向平。陈向平认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把马承源放在他真心热爱的文博岗位上去，会发挥更大的光和热。怀着这种爱才惜才的心理，陈向平向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做了推荐，希望安排马承源去博物馆工作。长年做地下工作的陈向平为人严谨，做事慎重，在调令正式开出之前，他守口如瓶，对马承源未透露一丝口风。面对意外的惊喜，马承源又意外又感动。后来，马承源曾专程登门向这位慧眼识珠的老领导道谢。他常常感慨地向别人谈起，陈向平是改变他一生工作和生活方向的人。

3、选择专业方向

1954年12月，马承源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担任保管部副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当时的上博虽建馆不久，也颇有一批专家学者，在各自的领域学有所长、卓有建树。在与这些前辈学者的接触中，马承源深感自己在专业学识上与他们存在巨大差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感觉到没有资格跟这些专家交谈。虽然自少年时就痴迷于这一行当，但闲暇时逛古董摊的兴趣爱好和将文物研究作为一生奋斗的职业，这两者之间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个人爱好不能代替系统学习，要想在文博研究界有所建树，仅有一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

马承源进入梦寐以求的博物馆，自己痴迷的文物近在眼前、触手可及，而专业知识的缺乏成为他在文博之路上继续前进的巨大障碍。这种感觉让好胜的马承源很不舒服。他下定决心，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下去，一定要成为这个行当里的行家里手。文物研究包罗万象，类别很多，选择专业方向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经过深思熟虑，马承源选择了青铜器研究作为学习的方向。按照他的话说，青铜器奥秘太多。不过，早在学生时代就着迷于古钱币的收藏，恐怕也是他选择青铜器研究的重要原因。那时候的高等院校并没有文博专业，文博界的专家学者都是在长期的从业实践中探索出来的，马承源也是如此。为了在古文字学上早点过关，他除了在本馆藏品中逐件加以详实考证外，还不辞辛苦，到外省市收藏青铜器较丰的兄弟博物馆认真考察实物，不厌其烦地向同行老师请教。自进入上博开始，直到他离开这个世界，整整半个世纪的时间，马承源始终沉浸其中，乐此不疲。

第三章　年轻的行者

1、山西石刻考察

在刚进博物馆的那几年，为了考察、征集文物，马承源跑了很多地方。在开阔眼界的同时，专业学术水平也在潜移默化中水涨船高。1955年，为筹建石雕陈列，他与蒋大沂、黄宣佩两位先生一起赴山西省考察了石刻造像，并进行征集工作。

山西省在古代佛寺林立。唐代武宗灭佛之后，许多造像被毁，其中一部分被藏匿于庙墙夹缝之中。经历千年之后，墙倒屋塌，古寺倾颓，早年藏匿的佛像一座座显露出来。马承源等一行即是前去调查和征集这些资料。在上世纪50年代交通还非常落后的条件下，野外考古调查是在荒原小径中进行的，途中还只能到农民家吃派饭。而沉浸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的马承源丝毫不觉得苦，一路兴致勃勃。三人从太原出发，经晋祠、平遥、洪赵、襄汾、运城、永济直达风陵渡黄河边，穿越晋南，行程五百多公里，新发现了十余件精美的唐代造像。在当地文物行政部门的协调下，其中的三件被调拨给了上海博物馆。这样的跨地区馆际交流，在建国初期各地文博部门之间还很少交往的情况下，是很罕有的。

1959年，马承源赴西北各省考察、征集文物时留影。

2、调查仰韶遗址

1956年秋，马承源赴山西、河南、陕西等省考察，对仰韶文化的遗址进行调查，同时采集了标本。第二年，他就这次调查撰写了专著《仰韶文化的彩陶》，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综合了大量的考古资料，对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作了详尽、系统的介绍，并对一些问题提出了新颖的见解。同时，他还在文物专刊上撰文，与研究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专家就彩陶问题展开论争，在当时的考古界颇有一番影响。这一年，马承源年仅30岁。

3、艰苦的西北之行

1959年，上海博物馆因少数民族工艺品陈列的需要，派遣工作人员分西南、西北两路，到边远地区征集少数民族文物及工艺品。马承源被分至西北组，与年长他十岁的李鸿业先生同行。这次远行时间很长，从3月底一直延续到8月，跑遍了甘肃、青海、新疆、陕西等地，征集了丰富的彩陶和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文物。在甘肃期间，他们还重点调查了青岗岔和灰地儿新石器时代遗址。西北地区地广人稀，条件艰苦，征集调查工作很不容易。在新疆和田调查时，马承源积劳成疾，病得很重。后来他回忆说：“要不是李鸿业把我背回了驻地，那一次我就死了。”在西北开展征集工作的艰苦经历，李鸿业先生在他的《西北出差记》里记录得更加详细。由于水土不服，马承源先后病了三次。一次是在和田，一次是在兰州(日记中写“马生病，睡了一天，未能起床”)，一次是在回程路上的洛阳(日记中写“马在洛生病一天”)。漫长的征集考察琐碎而辛苦，奔波一天回到住处后，还得洗瓷片。去遗址常常只能步行。李鸿业在日记中曾写道：“看了半山遗址、马家窑遗址，来回60里，当日跑回兰州。”短短一句道尽西北之旅的辛苦。如此，正值壮年的马承源数次在途中累病也就不足为怪了。

西北一行长达半年，虽历尽艰险，收获也是巨大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同行的李鸿业先生是马承源文博专业道路上的引路人。生于1917年的李鸿业身世颇有传奇色彩。其父李文光是著名的古董商，所经营的古玩店“天云阁”在郑州、北京两地都开有分号。李鸿业从小就和父亲泡在店里，耳濡目染，小小年纪就眼力非凡。十六七岁时，他子承父业，开始独自走南闯北，四处收货，为以后从事文博行业打下了坚实的实践基础。1949年后，李鸿业多次将个人收藏的文物捐献给郑州市政府，仅1952年就一次性捐献了2000多件。同年，他迁居上海，开始以资方代理人的身份为雪耕斋古玩店工作。几年后，凭借着多年在古玩行业摸爬滚打练出的一双慧眼，李鸿业正式调入上海博物馆负责征集工作，完成了从古董商到新中国第一代文博工作者的转变，进而为上博的文物征集和鉴定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在1959年与马承源相携同行的西北征集之路上，他们先后考察了多个新石器时代遗址，采集了大量彩陶片、瓷片标本，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等重要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对于马承源这个年轻的后辈，李鸿业在专业上毫不吝惜，有问必答，悉心指导。在这位亦师亦友的长者指点下，马承源深感长进不少，不虚此行。回到上海后，马承源就此次西北之行中所学所想陆续写成了数篇颇具学术含量的论文，奠定了坚实的专业基础。其中，发表在《考古》1961年第7期上的《略论仰韶文化和马家窑文化的问题》、《甘肃灰地儿及青岗岔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两篇，通过对两处新石器时代遗址材料的整理，就黄河流域仰韶、马家窑、半山和马厂诸遗址是否仅能区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以及这种区分方法还存在什么问题提出了讨论。从这个意义来说，李鸿业堪称马承源文物专业的老师。

第四章　与青铜器情定终身

1、库房里自学出来的专家

马承源常说，自己是自学出来的。上海博物馆丰富的青铜器藏品让他有得天独厚的实践机会，郭沫若、容庚、商承祚等大学者的著作为他系统学习青铜器知识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博物馆的专家前辈也是他虚心求教的对象。理论联系实际，使得马承源在青铜器研究界迅速成长起来。

从事文物研究的人都知道，要想在鉴别力上有所长进，大量接触实物是不可缺少的。年轻的马承源一头扎进文物库房，摩挲着一件件青铜器物，对照着一部部学术专著，仔细辨别着每一种纹饰之间的细微差别……为了掌握青铜器辨伪的技能，他利用每个星期四干部参加劳动的机会，主动要求到文物修复部门，跟师傅们一起修复青铜器。后来他说，正是因为有了这段经历，他鉴定青铜器的技能，特别是对于假锈的识别能力有了很大提高。长期的亲力亲为，沉浸于库房与藏品亲密接触，甚至亲自动手参加修复，练就了马承源鉴定青铜器的一双火眼金睛。他自己也常和年轻的同仁开玩笑说，他的眼睛具有放大功能，青铜器上的瑕疵逃不过他的眼睛。正因为有着如此过硬的业务功底，早在1961年，年仅34岁的马承源就被特聘为上海市文物图书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开始成为青铜器鉴定界的权威人士。在参与征集、鉴定无数件青铜器后，他总结出了一整套鉴定、辨伪的方法和经验，这些内容后来被整理成文，成为他学术著述的一部分。

2、超前的鉴定眼光

马承源在青铜器鉴定这门学问上的犀利和超前，在业内是受到极高评价的。上世纪60年代以前，还没有可靠的考古资料证实夏代的存在。当所有人对夏代青铜器的面貌还一无所知的时候，马承源把一件1956年自废铜堆里拣选出来的管流青铜爵判断为夏代铜器，认为这是比二里岗文化更早的器物。他以敏锐的学术眼光，第一个提出此器为夏代青铜器的观点，并在上博展馆的陈列标牌上注明。这个超前的认识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争论。因为没有考古资料的证明，马承源的这个观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陆续发现了一些夏代青铜器和陶器，其中有两件管流陶爵形制和上博这件基本相同，这证明了马承源早先的判断完全无误。随着考古事业的不断发展，二里头文化的面貌愈益清楚，学术界的观点也渐趋一致，即夏、商的分界应在二里头文化的第四期，从而在考古学上证实了马承源当初的观点。

3、独辟蹊径的学术观点

马承源在学术研究上从来都不盲从，而是独辟蹊径，走自己的路，终成一家。1987年，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研究》。这篇论文奠定了他对中国南方青铜文化的基本认识，这种认识后来贯穿于他对商周青铜器的总体研究。

关于中国南方青铜器的研究，学术界向来泾渭分明，意见并不统一。上世纪后半叶，长江下游的宁镇地区、长江中游的江西新干大洋洲、长江上游的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都发现了不同类型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有着中原文化的明显痕迹，同时具有相当强烈的地域文化风格。对于这些青铜器的时代划分，学术界明显分成两大学派。多数学者认为长江下游的青铜器遗存大致属于西周时期，长江中游和上游的青铜器遗存主要属于商代晚期，其下限顶多不超过西周早期。对于这样一个占有主导性质的学术观点，马先生明确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他在《长江下游土墩墓出土的青铜器研究》一文中，细致分析了宁镇地区土墩墓所出青铜器的类型、纹饰、组合以及埋藏方式，认为土墩墓与土坑墓的葬式和遗存性质均有不同，前者属于土著部族上层，后者是吴王族所用。那些器类、器型和纹饰带有西周特点但地方风格明显的青铜器，应为春秋时期的吴地土著所铸，反映了他们对西周文化的追慕。对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青铜器的时代判断，马承源认为其中确有商代中晚期的青铜器存在，但有被后代改造者，也有相当部分是比较晚的，大洋洲青铜器的埋藏时间要晚于商代。他对三星堆的看法也大致如此。另外，对于在湖南等地曾陆续出土的一些零散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出土的地方既不是墓葬，也不是祭坑或遗址区)，马承源先生认为它们是当时人们望祭的结果。他认为这些精美的商代青铜器不是当时铸造的，而是北方早先铸造的。在商周之变的时候，随着商人迁徙到今天的湖南地区，这些青铜器的埋藏时代迟于这些青铜器本身的时代。马承源对南方青铜器的这些观点，有些已被学术界接受，有些仍是一家之言，但无论如何，都大大扩展了中国青铜器学的研究思路。为了推进南方青铜器的研究，马承源还主持成立了南方青铜器研究丛书编纂委员会，积极组织学术研讨会，并到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等地进行全方位的实地考察。研讨会的论文集后来在香港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4、丰硕的成果

即便是后来走上了领导岗位，党总支书记、馆长等行政职务牵扯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马承源也从未放弃对学术的追求。他在所剩不多的休息时间里挤出些许空闲搞研究，撰写论文和专著。几十年寒暑潜心学术，获得丰硕成果也是必然的。

马承源主编的《商周青铜器纹饰》和《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青铜器研究者和爱好者的必备工具书。他主编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青铜卷》和泱泱16卷巨著《中国青铜器全集》，更是集学术性、艺术性为一体的佳作。其中16卷的《中国青铜器全集》是《中国美术全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20世纪重点文化工程项目，是20世纪以来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中国青铜器图录与研究大全。这部图文并茂的中国青铜艺术的历史性综录共收录器物三千余件。整个编辑出版工作于1991年启动，1996年出版第一册，1998年16册全部出齐，共耗时七年。为保证《中国青铜器全集》高质量地全面反映中国古代青铜器的历史、艺术和学术价值，体现青铜器研究的最高水平，马承源为之付出了诸多的心血。全集中每一件器物的取舍都由他定夺，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卷印样都经他审阅。业内专家评论说，这部著作像一座大型建筑一样，构成了中国青铜器发展历程的一座“博物馆”，荣获中国出版界最高奖项“国家图书奖”是当之无愧的。

《中国青铜器全集》

《商周青铜器铭文选》是一部研究青铜器铭文的重要著作，对商、西周、春秋、战国各代的青铜器铭文重新进行断代研究。铭文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方面，而且历代都最被关注。马承源毕生研究青铜器铭文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这四大本《商周青铜器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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