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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穆良城著

出版社：北京紫云文心图书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5-06-30

书籍编号：30186376

ISBN：978721415026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42086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大清一秘

穆良城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前言

明清两代是幕友（俗称师爷）群体的活跃期，上至总督、巡抚，下至州县主官，几乎没有不聘请师爷的。师爷队伍中最负盛名者，乃是妇孺皆知的绍兴师爷。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流人物，是乾隆、嘉庆时期的浙江绍兴府萧山县人——汪辉祖。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是清朝最具影响力与传奇色彩的一代名幕。后人之所以把他视为官场楷模主要有三个原因：

其一，汪辉祖一生辅佐了不少官员，始终正直清廉，擅长决断疑难案件，无论是为人品德还是业务能力，在同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其二，他在从政期间写下诸多经典的官箴著作，晚清时期的幕友几乎人手一册汪龙庄先生所写的《佐治药言》与《学治臆说》。

其三，他先从幕，再做官，最后辞官归乡成了治学名儒，其人生历程符合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标准，堪称官吏与师爷的榜样。

谚云：梅花香自苦寒来。大清一秘汪辉祖的成长经历，也堪称一部励志大片。

由于父亲早逝，一家八口的生计皆由其生母徐氏和庶母王氏承担。汪辉祖三岁时才能走路，是个体弱多病的药罐子。在两位母亲的呵护与督导下，少年汪辉祖自立自强，发愤读书，修得一肚子好学问。

然而科举之路步步艰辛。汪辉祖虽学富五车，但屡试不第。随着全家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汪辉祖选择了当时常见的“以幕养学”的谋生办法。

当时过高的人口密度与并不优越的工商环境，促使绍兴人纷纷到外乡发展。绍兴的文化教育事业发达，几乎每个乡村都设有私塾。尽管科举兴盛，但有限的录取名额让竞争异常激烈，这使得绍兴每年都有大量科考落榜生。为了维持生计，这些落第书生往往选择游佐官府，做个管司法诉讼的刑名师爷或者管财政的钱谷师爷。他们一边协助幕主处理政事，一边参加科举考试，期盼着有朝一日能上榜，成为真正的朝廷命官。

乾隆十七年（1752年），王宗闵出任江苏松江府金山县令。此人正是汪辉祖的岳父。汪辉祖应岳父之邀入幕，执掌书记，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师爷生涯。

汪辉祖可能缺乏考试运——他从乾隆十一年通过童子试后，应考了九次乡试，直到乾隆三十三年乡试才考中第三名举人。此后，汪辉祖又参加了四次礼部组织的会试。当考中进士时，他已经46岁了。

比起科场经历的曲折，汪辉祖在从幕期间的表现可谓风生水起，可圈可点。

汪辉祖学识广博，帮助历届幕主处置了不少疑难问题。乾隆时沿海各省流行一种叫“宽永通宝”的铜钱。这种铜钱并非清朝官方铸钱，于是乾隆皇帝下令严查此钱源头。谁知满朝文武竟然没人知道此钱来历。

当时汪辉祖正在苏松常镇太粮储道台衙门做师爷。他得知此事后，代替江苏巡抚庄有恭草拟了一份奏疏，指出“宽永通宝”是东南商民与日本交易时流入的日本铜钱。这件事让汪辉祖一时声名鹊起。

在从幕期间，汪辉祖主要担任刑名师爷。他执法廉平，爱民省事，颇有美誉。在处置狱讼时，汪辉祖非常注意调查案件真相，审理案件从来都是运用技巧取胜，坚持不对嫌犯动刑。儒家“引经决狱”的法律思想，被汪辉祖发扬光大。他在审判时往往设法为无辜之人脱罪，甚至对情有可原的重犯也慎用死刑。据其著作《佐治药言》载，汪辉祖做刑名师爷二十六年，只判了六个人死刑。

清朝吏治在乾隆后期走向腐败。汪辉祖亲历了乾隆前期政治清明的年代，对吏治腐化深恶痛绝。他一边佐幕，一边参与科举，一边总结幕学，试图改变官场的不良风气。最难能可贵的是，汪辉祖无论是从幕还是自己做官，都坚持公正廉明的处事原则。以他对大清律例的熟悉程度，若像其他师爷、胥吏那样徇私舞弊，必定会做得滴水不漏。然而，刑名师爷汪辉祖却勇当业界良心，为了司法公正，不惜得罪同僚甚至幕主。

有一回，汪辉祖发现案情疑点，重新查证，找出了真相。然而他草拟的判词却被幕主屡屡否决，因为幕主担心翻案会影响自己的政绩考核。但汪辉祖据理力争，宁肯辞去刑名师爷的职务，也要坚持翻案，最终迫使幕主不得不接受翻案意见。由于这件事，时人送了他一个外号叫“汪七驳”。

汪辉祖交游谨慎，从不参与宴席应酬。他作风节俭，常用旧纸办公，油灯只留一条灯芯，冬天也不让人生炉火。但他非常注意维护百姓的利益。

经过不懈努力，汪辉祖终于通过科举考试，完成了从幕友到官员的转变。这在师爷行当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师爷一辈子都只是别人的幕僚。不巧的是，汪辉祖做官之时的朝政远不如他初入幕业时那般清明，但汪辉祖没有被大环境腐蚀，依然洁身自好，勤政爱民。

担任宁远知县时，汪辉祖发现宁远县卖的是淮盐。淮盐不但常常缺货，价格也比广东的粤盐高出八倍。当地民众迫于生计，不得不偷买广东的私盐。朝廷派兵稽查时，汪辉祖冒着被问罪的风险，一面为民请命，一面下令取消零盐之禁。所幸，总督毕沅赞赏其义举，才挺过这一关。

由于汪辉祖常有善政，所以官声颇佳。于是，总督命湖南州县官员皆以他为榜样。

出色的政绩与优秀的人品让汪辉祖深受上司赏识。上司数次想调他到富庶地区任职，但他淡泊名利，只想在偏僻贫困之地造福百姓。后来，汪辉祖调任道州知州，却因意外之伤未能及时赴任，被朝廷以迁延规避之罪革职。宁远百姓与官场师友们得知后，都为他感到惋惜。但他心态豁达，顺势回归故里，远离官场是非。

此后许多地方大员都开出重金邀请其入幕，均遭到汪辉祖婉言谢绝。汪辉祖深感幕道日下、吏治不清，于是将多年为幕做官的经验整理成册，写下《学治佐证》《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学治续说》等官箴。

清朝学者洪亮吉称赞道：“计君一生，在家为孝子，入幕为名流，服官为循吏，归里后复为醇儒”，他的评价代表了当时社会各界对汪辉祖的看法。

古人最推崇“智圆行方”的处世之道。汪辉祖耿直做人，敢于据理力争，是典型的品行端方之人。入幕入仕期间，他事上驭下讲究方式方法，注意情理法的结合，圆通智术堪称一绝。与此同时，这位大清一秘还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

后世之人若能以龙庄先生为楷模，借鉴其为人做事的智慧，善莫大焉。

第一章 清心为治本——择幕求官的律己之心

“信”乃为政之基，从幕之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是由信用构成的。人们通过货币交换商品，是因为承认了货币的信用力。日常的生产生活也处于各种信用体系中。例如出现不良消费记录的话，用户可能会被运营商列入信用黑名单，不再为其提供普通用户可以享受的服务。

道德伦理堪称古今中外最重要的信用体系之一。品行优良者能得到社会更多的信赖，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至少在社会秩序正常时是如此。

古人特别强调道德教化，试图把人们培养成信用良好的有德君子。但遗憾的是，无论社会宣扬的主旋律价值观如何，实践效果与指导思想难免有所偏离。即便是能把孔孟经典倒背如流的读书人，最后也未必能成为合乎儒家规范的君子。

幕业就职者多为落第书生，正因如此，这个群体鱼龙混杂。而事实上，师爷的地位与作用十分特殊，更需要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来约束。

汪辉祖深刻地认识到只有取信于主官，才能直言进谏。想让主官听从自己的计策，首先得让对方不怀疑自己的一言一行。他坚信做人要以清心为本。唯有律己立品之人，才能彻底获得主官推心置腹的信任。

而汪辉祖强调清心律己不光出于求职就业的需要，也是为个人立身树立一个标杆。每次择幕就馆之前，他首先以严于律己的品行取信于人。而每次辞职去馆之后，他也继续保持清心律己。于是乎，一代名幕在官场上的口碑就此树立。

一．治无成局，清心为本

读书人考科举是为了进入仕途，然后施展治国理民的抱负。汪辉祖也是读书人出身，自然怀着完全相同的儒者理想，但他也深知做个名垂青史的好官绝非易事。许多失足官员在最初也有一番雄心壮志，但在官场这口大染缸待久了，初心和良心往往都被染得漆黑无比。勿要为官，为官必贪，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尽管明知官场是口大染缸，但汪辉祖依然以入仕为目标。因为他很清楚，官场越是不尽如人意，越是需要清正廉明之人挺身而出。从事幕业不仅仅是为了衣食生计，更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当时有句谚语：“官断十条路。”地方行政长官的权力比较集中，同时履行多种职能，可以从各方面轻易断绝小民的活路。佐治主官的师爷也有同样的破坏能力。权力集中导致公务繁重，再加上清朝官员的理事技能整体偏低，地方官只能把许多具体事务委托给心腹师爷全权负责，自己只做个盖印的甩手掌柜。

师爷虽非正式职官，却常常替幕主审理案件、制作公文、管理印章，手中的实权不可小觑。汪辉祖有感于权力对人心的侵蚀，时刻提醒自己立心一定要正。

《佐治药言》中有言：“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已。公则无心之过，终为舆论所宽，私则循理之获，亦为天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正心乃为人之本，心正而其术斯端。此言操存有素。临事又以公私之别。敬慎之至也，勿误认有事方正其心以辞害意。”

为幕之人代替主官手执权柄，为公为私全在一念之间。再老练的师爷也有出纰漏的时候，但只要平时一心为公，舆论也会宽恕你的无心之过。那些以权谋私的人即使办事滴水不漏，但天网恢恢、报应不爽，就算不为公法所诛，也迟早会遭到天谴。所以，公门中人不能不端正自己的心思。心思端正才能以公正的态度处置政务。而不以私心妨害公理，也就不会落得个赃官恶吏的骂名。

汪辉祖这番话说得虽无干云豪气，却也实在得很。务实，一直是他最主要的优点。

在那个“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眼高手低缺真才”是读书人普遍的毛病。儒家教义博大精深、提纲挈领，可是四书五经诞生的年代太过遥远，书中的常识早已与清代社会生活脱节。别的不说，五经中的《礼记》是汉朝儒家学者考证的西周礼仪（其实更多是经过春秋战国改革的礼仪），但异族入主中原形成的大清王朝，从上到下都有自己的一套礼仪风俗。也就是说，作为科考必读书目之一的《礼记》，在当时完全没有操作的可行性。

如此一来，考上科举的读书人未必真的有治国之能。少数佼佼者能在翰林院的庶常馆获得三年学习政务的机会。他们在完成学习后要经过“散馆”考试。如果文辞不工整或满文不及格就不能“留馆”，要么补授他职，要么放到外地做知县。科举出身的地方州县官员虽然满腹经纶，但学习的东西基本脱离基层实务。

由于清朝地方官员普遍不长于政事，难免会出现一些事与愿违的“惠政”，落得个费力不讨好的下场。在这个背景下，汪辉祖自然不会生出“平治天下舍我其谁”的大儒豪情。

在汪辉祖眼中，做人“立心端正”比“才华横溢”更为根本。这种理念的源头来自北宋名臣司马光的人才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指出：德才兼备者为圣人，无德无才者为愚人，德胜于才者为君子，才胜于德者为小人。后世儒者的人才观受他的影响颇深。

按照清朝世俗的主流观念，世人愿意宽容“有德无才”的君子，但恐惧并憎恶“有才无德”的小人。因为，君子只是好心办坏事，若能得到有才贤良辅佐，肯定能为百姓带来福利。小人则不然，才华越出色越能把“官断十条路”这句谚语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小人不会找君子辅佐，只会与其他小人蛇鼠一窝，鱼肉百姓。

所以，汪辉祖特别强调做人做官应当先正心，树立一颗勤政爱民的公心，否则，就不堪为经世致用的儒者。

孔孟之道，仁政为本。仁政之要，首在爱民。尽管古时候没有“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但宋朝大儒张载也把“为生民立命”视为儒者四大终极追求之一（其余三个分别是“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许多儒门书生除了圣贤书之外，一不知经济民生，二不懂带兵打仗。故而世人常常讥讽道：“百无一用是书生！”可是，两汉之后的治国能臣，鲜有不学孔孟之道者。儒家学问虽不涉及军政司法与科学技术，但在其仁政观念指导下，人们却可以更好地将这些实用学问用于造福百姓上。

汪辉祖曾经在《学治臆说》中指出：“治无成局，以为治者为准，能以爱人之实心，发为爱人之实政，则生人而当谓之仁，杀人而当亦谓之仁。不然，姑息者养奸，刚愎者任性，邀誉者势必徇人，引嫌者惟知有我，意之不诚治于何有？若心地先未光明，则治术总归涂饰。有假爱人之名而滋厉民之弊者，恶在其为民父母也。故治以实心为要，尤以清心为本。”

时代一直在变，古今政策迥异。而且每个地域有自己独特的民生情势，没有万世不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治理模式可用。主政之人必须因时因地安排政事。法无定法，治无成局，只要效果好，就是治理有方。

在汪辉祖看来，能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能推行惠民政策，就是治理有方。儒家仁政讲究“生人”，即顺应民心，给予百姓希望得到的东西，舍弃百姓反感的东西。这也是孔孟先师主张以教化为主、少用刑罚的根本原因。

汪辉祖一方面继承了这种观念，另一方面又在此基础上提出“杀人而当亦谓之仁”的观点。这里的“杀人”当然不是对平民百姓滥用刑罚，而是指用刑罚杀死违法作恶的歹人。

通常来说，仁政的一大要义是忠恕，是宽赦犯罪的百姓，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但这个美好的理想，屡屡被残酷的社会现实粉碎。汪辉祖办案无数，见过许多地棍滋扰善良百姓。他担任刑名师爷时极少判处罪犯极刑，不过对于该重罚甚至该杀之人，他也绝不姑息。刑杀恶人，除暴安良，这对守法百姓来说也是仁政。

但是，无论“生人”还是“杀人”，为官为幕者都应本着一颗公正的仁义之心。那种姑息迁就的态度会助长奸恶之徒的气焰，万万不可取；而内心刚愎自用之人会任性作为，迟早伤及百姓；贪图名誉之人会为了沽名钓誉而贪赃枉法；避嫌之人自私自利，毫无责任心，不会为民着想。

汪辉祖认为这几种人对治理地方毫无益处。他们内心都不光明磊落，所做之事不过是冒充政绩的面子工程罢了。打着爱护百姓的名义做出危害百姓利益的事，这样的官员不堪为地方父母官。

清朝一代名臣，嘉庆朝首辅、太子太傅、东阁大学士王杰对汪辉祖有极高的评价：“子尝谓，子孙不以能文得官为贤，唯愿以知廉耻、明道义为贤，穷通知有命在，读书不为利禄，则出处俱可自信。年兄（指汪辉祖）与愚可谓同志者。”

王杰是乾隆二十六年的状元郎，历任多个要职。他为官清廉，耿直刚正，曾参与审理大清第一巨贪和珅的案件。连他都把汪辉祖视为同道中人，可见汪辉祖的人品有多高洁。

王杰一方面很器重汪辉祖，另一方面又尊重其个人选择。汪辉祖辞官归故里时，不少朝廷要员想高薪聘请他做师爷，但他全都婉拒。王杰十分赞同其做法。

纵观汪辉祖的一生，始终贯彻着清心为本的做人思想。他不仅在做师爷时保持着清廉公正之心，成为正式的朝廷命官后也谨守着“为生民立命”的从政初心。可见，王杰对他的赞誉恰如其分。

二．欲行其志者，不可不立品

老天最爱磨人才。汪辉祖年幼丧父，家境十分贫寒，考试运也不太好。为谋全家生计，他选择了落第读书人最常从事的工作——给地方官员做师爷。

当师爷有三个好处：其一，师爷的脩金（薪水）比较高，可以让全家衣食无忧；其二，师爷的任务是代替主官处置具体公务，可以锻炼出科举考试所不能提供的执政技能；其三，师爷是主官的左右手，通过主官能积攒官场人脉，若是有朝一日有幸做官，也有政界朋友照应。当然，得到这三个好处的前提是能被聘为师爷。

在过了最初的求职关后，从幕的士人还要面临同行的挑战。

在制度设计上，清朝地方官手中抓了各种权力。相应的，各类公务也随之变得繁多起来。前面提到，清朝官员的整体理政能力比之前朝代的官员下降不少。所以他们不得不依赖各种胥吏和幕友（师爷）来分担繁重的公务。

胥吏与师爷不是一个层级，不构成与汪辉祖的竞争关系。但主官往往会聘请好几个幕友来充实自己的幕府，根据各自的能力和人品来分配具体工作。在各种师爷岗位中，执掌司法狱讼的刑名师爷和负责赋税转输的钱谷师爷待遇最高、事权最重，也最得幕主信赖。因此，想要让幕主对自己言听计从，就必须比其他同僚表现得更加优秀。

总而言之，从事幕业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取得幕主的信任，让他把自己安排到重要岗位上，不光是为了那多少不等的脩金，更是为了能让自己平生所学得以尽情发挥。汪辉祖对这一点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但他的思路不同于以曲意逢迎为手段的所谓“官场之道”，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主张以诚信品行赢得幕主的青睐。

汪辉祖的《佐治药言》中有言：“信而后谏，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为主人忠谋，大要顾名而不计利。凡与主人相依及效用于主人者，率惟利是视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为媒孽。其势既孤，其闲易生，稍不自检，毁谤从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立品是幕道之本，下文素位自洁俭用慎交皆其条目，而尤重自洁。俭是立品之本，品立而后能尽心尽言。”

开头的“信而后谏”，用到了《论语·子张》中的一段典故。对于孔夫子的高足，儒家西河学派创始人卜子夏曾经说过：“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

卜子夏的意思是说：君子应该先树立信用，然后再任用百姓做事；假如没能取信于民就行动，百姓就会觉得自己被虐待了。君子应当先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后再提出谏言；假如还没取信于君主就行动，君主会觉得自己遭到了诽谤。

汪辉祖的“立品”说，不仅是立世修身的警语哲言，也是为幕之道的真知灼见。

大家都知道对待朋友要讲诚信。假如失信的话，友谊也就到头了。师爷又称“幕友”，以此可见幕主并不是把师爷当成奴仆，而是当成共同谋事的师友。在社会各界眼中，师爷的形象大体上是圆滑、刻薄、精明、斤斤计较的负面形象。但汪辉祖非常明白，玩弄小聪明是末流做派，只有信用度够高的师爷才能成为幕主的心腹。师爷不光要把幕主当成上司来尊敬，还应该与之诚意相交。这样双方合作才能更加融洽，事业才走得更远。

师爷的主要工作方式是向幕主献计献策，经过商量，幕主同意之后再全权执行已定计策。因此，师爷的价值大小，主要反映在幕主采纳意见的多少。

但凡做师爷的人，都生就一副装满谋略的头脑。要想在竞争中胜出，除了让计策比同僚更高明外，最关键的还是“立信立品”。汪辉祖总结的诀窍是只考虑名节而不必计较那些得失利益。

从某种意义上说，师爷与幕主，甚至人与人之间，都是以利益为纽带的交易关系。幕主需要师爷的知识技能，而师爷需要幕主发放的脩金。一个供应银两，一个贩卖计谋，所谓各取所需。所以，投奔幕主的师爷多为“以幕养学”之人，总会或多或少有牟利之心。为了谋求幕主信任，他们会绞尽脑汁宣示忠诚，什么溜须拍马的事情都做得出来。这种“会来事，会做人”的师爷，也的确容易讨得幕主欢心，一时之间顺风顺水。

然而，以交易相结交者，必定会因交易破裂而散伙。那些唯利是图的师爷一旦发现不能达成愿望，就会与幕主心生隔阂，甚至做出一些有损幕主声望的事情。最终东窗事发，宾主两败俱伤。

汪辉祖主张“顾名而不计利”，指的就是爱惜名誉，不要迷失在追逐蝇头小利的歧路上。因为师爷与幕主是一体共生的合作关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幕主的不检点会牵涉到师爷的前途安危，而师爷的胡作非为也会让幕主面临牢狱之灾。所以，一名优秀的师爷平时就该树立良好的品行，取信于幕主，忠诚地为其谋划计策，该提意见时绝不曲意逢迎。这样做符合双方的长远利益。

古人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就实而论，古代的农工商文教体等实业不如当代发达，除了做官施政之外，也没有太多布惠于民的好手段。故而读书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仕途，哪怕是以幕友之类的特殊形式“曲线救国”，也要栖身于衙门之中。

假如抛开具体的职务身份来说，科举出身的朝廷命官与科场失利的幕友，都是被儒家孔孟之道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都以施展执政治国的抱负为最高人生追求。这也是众多落第士人甘愿从事幕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悲观地说，就算一辈子考不上科举，有经世济民志向的读书人还可以辅佐一位廉明的主官，在青史留下一页美名。例如北宋著名清官能臣包青天身边那位机智博学的公孙策师爷，就是这种社会思潮下诞生的文学形象。

汪辉祖从幕多年，却告诫人们不要轻易为幕。这毕竟不是入仕正途。尽管汪辉祖更多地把幕业视为养学的饭碗，但他也并未因此荒疏对幕主的辅佐，甚至比那些决定终身以幕为业的师爷更加勤勉尽责。

“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汪辉祖十分看重这点。何为幕友之品？食人之禄，忠人之事，以信用佐治，以诚意相交，公事不迁就，私托不接受。

乾隆朝前期的一流名臣，东阁大学士陈宏谋在《在官法戒录》中说，主官与胥吏的理想关系是——“共事公门，朝夕相对，有朋友之谊，即当有体恤之情”。陈宏谋在各方面对汪辉祖影响很深，也包括这个理念。只不过，陈宏谋讲的是主官与胥吏，而汪辉祖将其引申为主官与师爷的理想关系。

佐治政务的师爷，虽然称呼主官为主人，但并不是真正附庸于主官的奴仆。奴仆没有选择主人的自由，而师爷可以“良禽择木而栖”。明清师爷的性质，有点像先秦时代的门客。按照春秋战国士人的主流价值观，门客事主君以忠诚，主君事门客以英明。这是一种双向选择所形成的盟友关系。故而主君与门客相敬如宾，亲密如友，在庙堂与沙场之上共进退。譬如著名的晋国刺客豫让，在中行氏、范氏家里当门客时表现平平，却能一而再，再而三地舍命替智伯报仇。理由无他，智伯拿他当心腹之士对待而已。

清朝人不似先秦人那般崇尚节烈敢死的价值观，而是更在乎个人利益得失，所以很难形成那种背靠背的、朝着共同理想携手奋斗的盟友关系。

汪辉祖的为幕之道没有完全照搬春秋大义，却又比寻常幕友更为真诚。他明白只有与幕主建立长期互信机制，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佐治才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终身律己立品，在幕业中打出了忠信敬事、精明干练的品牌。若非如此，汪辉祖也不会成为人人争相效仿的一代幕学大师。

三．能辨吉凶者，不行非分之举

趋吉避凶是人的天性。哪怕是悍不畏死的猛士，也不可能愿意天天活在凶劫中。人们烧香拜佛放河灯，无非是祈求一个吉利的好兆头。无论这个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如何变化，祈福的方式如何调整，吉凶观念都牢牢地占据了我们的头脑。

变幻莫测的未来，让人充满了不确定感与不安全感。古代人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认识不如今人深刻，往往通过占卜算卦来卜问吉凶。据史书记载，上至天子，下至万民，都会为大事占卜吉凶，并以此作为决策依据。例如周武王发动灭商之战前曾经占卜战事吉凶，结果却是不吉。就在诸侯群臣打算放弃之时，姜太公一脚踩碎占卜的龟甲，力排众议进兵朝歌，这才让周军赢得了关键的牧野之战。

汪辉祖作为一个饱学鸿儒，自然也颇懂吉凶祸福之类的神秘文化知识。他本人也常常求神算命卜问吉凶，一来增加心中底气，二来也是想了解上天给自己定下了何种“宿命”。也就是说，对于当时所有人都信奉的风水问题，汪辉祖同样也非常重视。

按照传统观念，墓地风水的好坏与子孙的祸福是直接挂钩的。古代社会把偷坟掘墓定为重罪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这种犯罪行为会祸及墓主全家甚至子孙后代。汪辉祖曾多次为亲族成员选择墓地，并买下一块吉地做汪氏族人的公墓。

与普通官民相比，汪辉祖的吉凶观有一定的灵活性。

他信奉天道鬼神的理由，正如道家创始人老聃所说：“人之所畏，不可不畏。”秦朝官府培训吏员的教材中就有辨识吉凶用的《日书》（战国版《老黄历》）。清朝虽然不再拿这类书籍做社会风俗的教材，但官吏们在执政时也依然顺应根深蒂固的古老民俗。汪辉祖和普通人一样烧香拜佛选墓地，也不乏幕友体察民情风俗以便施治的考量。

然而，老聃在《道德经》中还说过另一句话：“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可见，老聃不否定鬼神存在，但坚持“以道莅天下”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吉凶问题上，“道”高于“鬼神”。而大儒汪辉祖也是这样看的。

什么是“道”？这个字在诸子百家中有着不同的含义。汪辉祖选择的是儒者之道，学而优则仕，修身齐家经世理民。官场多险恶，宿命有吉凶，但这一切都不能阻止他迎难而上，施展自己的远大抱负。

成事在天，谋事在人。按照古代神秘文化学派的观点，“命”是上天注定的，“运”却是可以自己把握的。通过辨认吉凶，避开凶厄，把握福祉，就能积累更多的好运，弥补“命”的不足。

汪辉祖算命后得知自己“运利于水”，所以在从事幕业的数十年中一直没离开江浙等带“水”的地方。他甚至认为，在湖南宁远做官顺利，是因为宁远古称“冷道”（两点水），后来调任到与“水”不挂钩的道州就不走运了。

尽管对“运利于水”的说法深信不疑，但汪辉祖无论为幕还是做官，都没有靠占卜问卦来处置公务。在他看来，真正的吉凶不在风水，而在于人事。特别是公门中事，求神算命可以预知天命吉凶，但只有律己立品才能真正趋吉避凶。此外，大丈夫为所当为，以道义公理为本，不因吉凶祸福而犹疑。

汪辉祖在《学治臆说》中指出：“趋吉避凶，理也。公而忘私，不当存趋避之见，惟贪酷殃民，业业脞矿职，及险诈险谋，因而获罪者，咎由自取。外是则皆命为之矣。然福善过淫，天有显道，以约失鲜至觉不罹大戾，恣行威福之人，幸保今名，百无二三。不败则已，败必不止发黜。能辨吉凶者，为吾分之所当为，而不为吾分之所不当为。自符吉兆而远凶机，趋避之道，如是而已。”

趋吉避凶是万世不易的道理，没有谁喜欢凶兆和劫数。然而为官之人担负着一方安危，应当以公事为重，忘却私意，不该存在什么趋吉避凶的念头……汪辉祖一上来就把趋吉避凶的观念当成负面因素来批评，是不是对官员过于苛刻了呢？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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