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地自由·胡适传（增订珍藏本）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无地自由·胡适传（增订珍藏本）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沈卫威著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5-01

书籍编号：30188586

ISBN：978720210176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75926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谨以此书纪念新文化百年

胡适（1891-1962）

引子

假使在一八一五年六月十七日到十八日的那晚上不曾下雨，欧洲的局面早已改变了。多了几滴雨，或少了几滴雨，那对于拿破仑成了一种胜败存亡的关键。上天只须借几滴雨水，便可以使滑铁卢成为奥斯德里慈的末日，一片薄云违反着时令的风向，穿过天空，便足使世界整个崩溃。^[1]

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当雨果作为《悲惨世界》故事的叙述者，从比利时的尼维勒到达滑铁卢附近的乌戈蒙时，在作了上述这段“假使”的同时，又不无淡淡的幽默，说道：

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的一个农民向游人说：“先生，给我三个法郎，假使您高兴，我把滑铁卢的那回事说给您听听。”^[2]

由于写作《胡适传》的缘故，我多次身临传主故乡徽州。而那都是为了体认胡适晚年随国民党政府到浪花尽处，东海扬尘时所说的：“我将来写自己传记时，要一大章来写徽州的社会情形。”^[3]

在传主家乡绩溪，从县城到山村上庄，所到之处，随时遇见一个行人，只要他们得知我是来“寻找胡适”的，都会自然而然地向我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尽管他们话语中“胡适的故事”，有的纯属子虚乌有，有的是添枝加叶，有的是移花接木，但他们都为有胡适这位乡贤里圣而产生与你交流的话题。也许这个话题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文化功利价值，但起码是一种谈资和交流的媒介。胡适实际上成了他们向外界展示他们“文化之乡”的精神象征和文化符号。

就传主家乡绩溪而言，由于胡适个人沉浮之故，曾几度辉煌，几度暗淡，而今又再度展示出她的文化风光。“凡此种种”，只是为了今日一个个绩溪人向我或许多身临绩溪的外乡人讲述一个胡适的故事。

1989年秋至1990年春那个暴风雨过后的岁月，我到长江三峡漂泊，去庐山、黄山攀登，还到井冈山去跋涉。抹不掉的烙痕，化不开的情结，我思考最多的还是知识分子的政治意识和文化使命。且因写作《茅盾传》的缘故，我得以比较了胡适、茅盾两种政治—文化不同取向的知识分子。

在那本简略的《胡适传》初版印行三年后，我第四次来到绩溪时，一位胡适的亲属意味深长地对我说：“假如胡适先生1948年底不从北京大学校长的位置上走掉，你的《胡适传》将是另外一个面目吧？”

正是基于不容假设的历史法则，我回答道：“如果是这样，中国现代文化史，尤其是学术思想史也会是另外一个格局。但这都是不可能的事了。”也正是这次谈话，使我忆起了雨果《悲惨世界》里的那一个值得人们品味的假使，和那个随时可以“说给您听听”的故事的表达方式，并从中得到如下启示：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史—学术思想史来说，胡适何尝不是一个拿破仑式的英雄（章士钊称之为“适之大帝”）^[4]。同时也正如普希金在《致拿破仑》一诗中所云：

神奇的功业一旦建成，一代伟人立见凋敝。

20世纪的中国历史，经历了封建帝制覆灭、三民主义革命的实践、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实验三个重要阶段。特别是20世纪初实验主义的呼声，20世纪末才在一个改革开放的环境下得到回应。这对胡适来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给予，更重要的是他的文化参与。胡适的人生之旅可以用年代来衡量，但他的思想和文化遗产则应是用世纪来审度的。

作为一个不自由的时代的自由主义者，胡适曾正视自己从事文化学术研究是正途，而谈政治、干预政治是歧路。在历史的长河中，政治是暂时的，文化却是永恒的。他留下的遗产，显然很难用政治与学术划为不相容的两极，本传则着重于胡适的“歧路”上追踪。

百年新文化，一部胡适传。

言归正传。请读者随我在对中国革命的自由主义进程的回眸中，“寻找胡适”，在胡适那“自由的感念与困境”中，以你个人的感知与理念参与胡适形象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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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雨果著：《悲惨世界》（李丹译）第378—3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2] 同上书，第378页。

[3] 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50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

[4] 五四前后，三位文化名人曾在撰述中因胡适而提及绩溪，使这个当时鲜为人知的小县因胡适而辉煌。蔡元培：《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序》中说胡适“生于世传‘汉学’的绩溪胡氏，……”；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中说中国青年“以适之为大帝，绩溪为上京，……”；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中先后称道“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1990年代，一度所谓“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时，因红顶商人胡雪岩是绩溪人，曾引起世人对“徽商”的关注。21世纪初因绩溪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胡锦涛而再度全球知名。

上卷 自由主义的辉煌与困境

第一章 从徽州走向世界

对于许多人来说，胡适家乡徽州，是一个神奇的地方。

每个人对于自己的故乡，都有说不完的故事，理不清的感情头绪。昔日晋王武子与孙子荆各言其土地人物之美。王曰：“其地坦而平，其水淡而清，其人廉且贞。”孙云：“其山崔巍以嵯峨，其水浃渫而扬波，其人磊砢而英多。”（《世说新语》上卷上 德行第一）

胡适家乡，有着更诱人的东西。

一

长江自西向东将安徽省切割为皖南皖北两部分。梁启超在《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曾感叹皖北自朱元璋到李鸿章，“惟产英雄，不产学者”。皖南皖北文化地域不同，“风气固殊”。

地邻江、浙、赣的徽州府，西依黄山，腹含新安江，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徽州全区都是山地，土地贫瘠，耕地甚少，昔日全年的粮食仅够当地居民三月之用，在这种自然环境下，为了生存，他们就开拓出两条生计之路：一是利用山地种茶，制漆，制墨；二是脱离农村外出经商。二者相辅相成。前者导致徽茶、徽墨驰名海内外，后者使地域经济发展，导致闭塞的山区较早开化。一千多年来徽州人以善经商而闻名，足迹遍及全国，他们多从事茶叶、笔墨、食盐、当铺四业，小本起手，发家致富。因此有了与“无湘不成军”并称的“无徽不成镇”之说，意指一个地方只要徽州人进来，就开始立店铺，做生意，使乡村变为小市镇。以至于在1990年代有“从政必读《曾国藩》，经商要读《胡雪岩》”的民间流言。而红顶商人胡雪岩正是绩溪人。

流行的“徽墨”、“祁红屯绿”（茶）等名优产品为徽商争光，而“徽州盐商”、“徽州朝奉”（当铺的管事人）则含刻薄讽刺之意。又有“徽帮”之说，史书说它因徽州“地濒新安江之上游，又当黄山之阴，田谷稀少，不敷事畜，于是相率服贾四方，凡典铺、钱庄、茶、漆、茶馆等业皆名之曰‘徽帮’。敦尚信义，有声商市”^[1]。

上庄风光 谈志华摄

自南宋以下，江南都市经济文化繁荣，尤其是南宋建都临安（杭州）之后，徽州商人得天时地利之便，所产茶、墨、漆、砚、竹木、药材，或顺新安江之流而去首都，或经芜湖沿长江上下武汉、南京。加上宋代特殊的社会政治，商人为求得社会地位而纷纷入官场或转治学术，官、商、士互相利用，导致士商合流，豪杰之士多出于商贾。士、商、工、农四民不分，名士大儒多出于商贾，在徽州明清两代尤为明显，他们彼此有交通，相互利用。至于为士者多悭吝，为商者敦信古谊，在徽州也是事实。所以说，从文化精神上看，他们共同为徽州的商品经济发展和地域文化建设做出了相应的努力。但同时，要达到“四民不分”，首先是一种心理上的平衡，不单是“学而优则仕”，或“仕而困则商”。联系四民心理，维系其意念平衡的是精神和物质利益的双重价值取向。因此才有“士商异术而同志，以雍行之艺，而崇士君子之行，又奚必于缝章而后为士也”^[2]的现象，和“新都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侧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择术审矣”^[3]的事实。也就在这种政治经济、社会时尚的大背景下，徽州出了乡贤圣人，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并有相应的“新儒学”诞生。

宋明理学在徽州具有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徽州文化中有着程朱理学最集中的体现。朱熹继承了二程兄弟“穷理便尽性”，性中自有理，性即是理的思想，建立起他自己人性论和禁欲主义的伦理学说。越到后来，朱子之学越成为徽州人的文化精神象征，书生之家供朱子为祖师。因此，朱子理学——“新儒学”伦理便成了徽州人的精神依托和信奉的天理。连胡适家乡绩溪也“自朱子以后，多明义理之学”。“风之所渐，田野小民亦皆知耻畏义”。徽州一跃成为“东南邹鲁”“文化之乡”。

徽州的商品经济，是与朱子“新儒学”同时起步的。朱子“新儒学”伦理在后来如日中天，徽州的商品经济也相应地出现了繁荣。前者又十分投机地融汇进了商人的文化意识之中，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徽商对朱子“新儒学”伦理文化的认同、改造，使得徽州由单一的商人文化，向多元文化发展，即资本的积累、转化——向教育、学术、文学、艺术、建筑投资（与优美的房舍、祠堂相应的还有无数各式各样的牌坊），进而促进徽州文化的全面繁荣。

经商谋生是一项艰辛的脑力和体力劳动，少小离家，历尽艰险，以求发家致富。他们通常在十一二岁时便到城里学做生意，最初多半是在自家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直到20岁以后可以独当一面时，方可结婚成家，然后又向更远的地方谋生。“徽骆驼”“绩溪牛”的得名，便是这种坚忍不拔，吃苦耐劳的开拓、创业精神的体现。“徽帮”的商业意识使人富于进取，群体意识使人团结，但同时也形成了保守的乡党观念。在性格机制上，常呈现出进取与保守的矛盾统一体。

二

“徽帮”出入带来明清两代徽州地域经济的长足发展，尤其是商业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促进了该地区文化的发展。这种特殊的文化地理因素，使徽州学术自成一派，且卓有成就。此乃司马迁所谓：“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埶而益彰者乎？”^[4]司马迁认识到“孔子名扬于天下”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得力于子贡的经济资助。而徽州学术的兴盛与发展，自然是得力于徽商的经济后盾。胡适认为这是“由于长住大城市，我们徽州人在文化上和教育上，每能得一个时代的风气之先”^[5]。

上庄乡街景 谈志华摄

从文化历史学来看，徽州的原始文化为单一的土著山越文化，秦汉时期虽有吴、楚文化输入，但影响不大。汉代以后，外来强大的中原文化将土著山越文化很快同化，至宋代出现了新型的“徽州文化”，即受华夏文化整体控制的地域文化。徽州为朱熹故乡，自宋代朱熹以后，尤其是到了清代，学者群起，引导着时代潮流。依据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所示，清初有歙县黄扶孟（生）治文字学，专从发音上研究训诂，为皖南学第一学派；当涂徐位山（文靖）治史学与地理学，为第二学派；雍正年间，休宁程绵庄（廷祚）、歙县黄宗夏（曰瑚）皆学于李恕谷，引“颜李之学”入皖，为第三学派；休宁汪双池（绂）治经学为第四学派；宣城梅勿庵（文鼎）、梅和仲（文鼐）、梅尔素（文鼏）三兄弟崛起于康熙中叶，其孙梅循斋（瑴成）继之，治算学为第五学派（皖南学五派中有三派属徽州）。五派竞相发展，至婺源江慎修（永）为集大成者，蜕变而光大之则休宁戴东原（震），使“皖南学”立足徽州，大旗高树曰“徽州学派”。继戴东原之后，歙县程易畴（瑶田）、金檠斋（榜）、汪叔辰（龙）、汪衡斋（莱）、洪初堂（榜）、凌次仲（廷堪）、程春海（恩泽）、黟县俞正燮、绩溪胡朴斋（匡衷）、胡竹村（培翚）、子继（培系）、胡春乔（秉虔），学者辈出，使“徽州学派”卓然而立。朱熹开创的“宋学”为宋明理学之中流，戴东原继承江永开创的“皖派”（与浙江惠栋开创的“吴派”相对而言），又称“新安学派”“徽州学派”，为清代“朴学”之砥柱。更有“绩溪经解三胡”承“朴学”之正宗，为“皖派”之殿军。

教育发展促进了地域性医学、戏剧、建筑、绘画等专业性文化的空前繁荣。“徽班”（戏剧团体由“徽班”进京，而产生了“国剧”——京剧）、“新安画派”（又称“黄山画派”）、“徽医”都是自成体系，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派别，与“朴学”交映生辉，共同构成徽州灿烂的文化。诞生在这个文化地理背景中的胡适，自然要受地域文化的影响，在其文化心理结构中积淀下最基本的因素便是“徽州学派”的基本治学精神——实事求是，敢于怀疑，敢于推翻旧籍。所以胡适一崛起于“五四”时期的学术界，梁启超便在不同的场合称道“绩溪诸胡多才，最近更有胡适之”^[6]；“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7]。

至于近代，随着国门被列强用炮火轰开，西风东渐，一向商品对外输出、经济向外开放的徽州，域外求学之风颇盛。当“五四”时期封建传统式的学术时代结束，科学的、开放的、世界的学术时代到来时，胡适代表新一代文化再造者的出现，开现代学术之先风。他抛弃了徽州学者固有传统中封闭、保守、落后的东西，思想意识、观念方法来了一个空前的超越。尊己卑人的文化优越意识代之以自卑尊他的文化意识，尤其是学术中人的觉醒——文化再造者主体与客体的平等，重科学、重方法替代了“祖法”与“圣教”的迷信，自尊卑人，排外的文化心理与世界学术观念、方法一体化认同，使他冲破旧学术的樊篱，开辟新的科学范式，奠定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胡适虽用“清代汉学家之校勘训诂方法，以求本子之订正与古义之考定”，但心理上十分清楚，“古义亦只是古义而已，无裨于今也”^[8]！从朱熹到戴震到陈独秀、胡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因此，胡适常自夸说：“安徽出的思想家，多是转移一时风气的断代大人物！”^[9]

绩溪胡氏实有三支，并非同宗。世居绩溪城里的“绩溪胡”为此正宗。在11世纪这一族出了大臣胡舜陟和他的儿子《苕溪渔隐丛话》的作者胡仔。15世纪出了抗倭名将胡宗宪。18、19世纪因“三胡”辈出，使之一跃成为以“朴学”闻名的书香望族，致使现代不少人都认为这是胡适的宗族。因胡舜陟受封“金紫光禄大夫”，故该族名为“金紫胡氏”。实际上，“金紫胡氏”在清代乾、嘉、道三朝中，因胡朴斋、胡竹村、胡春乔祖叔孙三代解经成就最大，才又称“绩溪经解三胡”。

绩溪胡姓的另一支为“尚书胡氏”，又称“遵义胡氏”。这是明代名臣、工部尚书胡松的后裔，因其世居县城遵义坊之故。其远族为“宋初（理学）三先生”之一的胡瑗。他孙子胡清曾迁居绩溪胡村，后又迁至城内遵义坊。该支胡姓，除胡松外，立身社会的多是商人。胡适宗族为“明经胡氏”，系出李唐，远族为唐朝昭宗太子（哀帝）昌翼公。公元908年，昭宗为朱温所杀，太子避难新安胡三（白沙）相国家，潜心治理学。宋太祖获悉后，赐姓为胡，封明经公，遂定居婺源北乡之考水。故又称“李改胡”。自九世祖起，迁至绩溪石京，族衍四十二支，随之名臣大儒，不绝史书，有“一门九进士”之佳话。

上庄乡街景 谈志华摄

至三十二世祖元首公，迁居绩溪上庄。再传十一世为胡适之。

从历史文化上看，绩溪可谓人杰地灵。但近现代社会，望族、血统所产生的家族（法）式学问，和师承、门派所形成的封闭式学术个案研究，因胡适而终结。同时，与世界学术一体化同步的现代学术时代，也因胡适而开始。这是历史和时代的绝对给予。

三

儿子从父亲那里，会看到自己的未来。父亲是儿子的人生参照，儿子对父亲，或认同，或超越。

1891年12月17日凌晨时分，寒流掠过黄浦江面，卷起阵阵波浪。在上海大东门外江岸淞沪厘卡总巡胡传的府上，一个新的生灵降生了，这自然给熬过一个不平静的冬夜的老夫（50岁）少妻（18岁）带来了融融的暖意。这个新生命当时被取名嗣穈，母亲亲切地叫他穈儿，他便是本传的主人公胡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唯有经历过真实的心灵苦难的折磨，得到极为珍贵的人格上的神光，才能烛照毕生漫长、黑暗的历程，搀扶失足的颠扑，抚慰怆痛的心灵。

胡适是不幸的，因为，他降生不久，历史的灾难就降临到他这个家庭中。然而，他又是幸运的，因为这种灾厄对于他来说，犹如严寒之于梅香，砥砺之于剑锋。因为灾难有时也是人生中的一笔重要财富。

胡家世代乡居，胡宅在绩溪北约50华里的上庄。到了近代为一小本茶商，曾在上海东郊川沙镇和市区开设两个茶叶店。

1841年胡适的父亲胡传（字守珊，又作守三，号钝夫）便降生在这样一个靠从故乡山区贩茶往上海自设的茶店里出售的家庭里。此时正值列强入侵（鸦片战争），洪秀全起义，内忧外患，老大帝国从此一蹶不振的社会大动荡大变革的前夜。所以，胡传一来到这个世界，便遇上了列强入侵、割地赔款的历史性耻辱和民族矛盾空前加剧的大动荡，并像一叶扁舟，经历了这民族历史长河中最艰辛的一段历程。

胡传是家中长子，自幼聪颖，为族中有志为学的伯父所赏识，并授之以诗文，故未走上茶商之路。24岁参加县试，进学为秀才。后来省试屡次不中，便转学于上海“龙门书院”，从经师刘熙载钻研经学。胡传来自“徽州学派”的故乡，质朴尚实。在此期间，对经学——理学言必称张载，书必读朱子的空谈之风不满，同时受今文经学“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对蔚然成风的“道光显学”——地理学发生兴趣。读龚（自珍）魏（源）之书，由这些颇具忧患之士注重边事，指天画地，规划天下大计，想到近世屈辱、版图逐渐遭蚕食的事实，加上李鸿章对龚自珍《东南罢番舶议》《西域置行省议》的称誉和当时一般士大夫对舆图地理惊人的无知，使他产生了研究疆域地理的宏愿和决心。

经过对本土和域外地理数年工夫的研究之后，他发现已有的著述，如祁赣士、徐松、张穆、魏源、何秋涛、俞正燮、沈垚等人对东北边界之事几乎无知，而帝俄又趁火打劫，蚕食不息，顿时产生了“边事之患在东北”的感慨。于是，他在1881年40岁之时，向一位族伯借了200银元，在安顿了家眷后，脚穿草鞋，肩背干粮，离家赴沪，乘船北上，经津入京。他在拜见族兄兵部员外郎胡宝铎（胡梦华的祖父）^[10]后，凭胡宝铎和张佩纶（张爱玲的祖父）^[11]的两封推荐书，徒步42天，到了著名考古学者吴大澂钦差的吉林宁古塔（今宁安县），并告诉吴说自己不是为求官而来，只希望能得到吴的通行证，好使自己遍游东北，考察边疆。钦差大臣吴大澂博学爱才，与胡传一见如故，开怀畅谈。他颇为胡传舆图地理谙熟、忧患意识之重、跋涉毅力之强所奇。鉴于实际情况，吴当即执手相劝：“绝塞数千里无人烟，孑孤身何以游？宜留我营图之。”就这样，胡传徒步千里得知遇，充当了吴的幕僚，在此六年期间，胡传不辞劳苦，亲自带人风餐露宿，到各地考察，并受吴之命，到珲春会同俄国官吏廊米萨尔踏勘黑顶子边界，受到吴大澂向清廷说他“有体有用，实足为国家干济之才”的荐誉，并得候补知县的虚官。后来，胡传随吴调任广东琼州、河南郑州，在开发建设海南、治理黄河中，成为吴的左膀右臂。我1986年7月第一次到绩溪上庄寻访时，在胡适故居还看到了当年胡传随吴大澂治理黄河的多张地图。

胡适的父亲胡传

由于治河的劳绩，胡传有了“能吏”之名，在吴的保举下，他担任了上海“淞沪厘卡总巡”（负责税收）。上任不到一年，又被新设的台湾省府巡抚邵友濂（诗人邵洵美的祖父，后来邵洵美成了胡适的朋友）奏请到台。

晚清官场，随整个专制机体的溃败而神经麻木，活动不力。官吏们对外多是惧敌如虎，对内阳奉阴违，明争暗斗，互相倾轧。谁想在这官场混下去，首先是要学会做官。中法之战，南洋海军溃败，台湾门户洞开，全岛防务涣散，使弹丸岛国日本虎视眈眈，伺机吞食。胡传到任后，就开始巡视全岛。由于不会“做官”——秉公办事，刚直不阿，看到什么就向皇上报什么，结果使别的官吏受到记过处分，为自己树下了怨敌。

移帜换主，胡传没有了固定官衔，只好终日忙碌。身体累坏了，人也得罪了，他期盼着有一官半职，可独当一面，但随之而来的是“台南盐务总局提调”。这和在上海时的职务一样，实为搜刮台胞脂膏，出力不讨好的苦差。痛苦之中，他一边给老师吴大澂写信陈情，一边在自己的日记中发些牢骚、忏悔之词：

念生今之世，作候补人员藉差糊口，非办厘捐，即办盐务，惟以苛索民财为能事。口谈圣贤道义，身为霸者罪人。纵硁硁自守，薪水之外，不染一尘，亦不过曲谨小廉，沾沾自足。计惟有托疾竟去，并原省弃之，退归老乡里，仍读我书，庶不自失耳！^[12]

时值1893年，邵友濂调任，唐景崧（陈寅恪之妻唐筼的祖父）接替，胡传便被任命为台东直隶州知州，兼驻军统领。就在他上任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为了保全与大陆一衣带水的宝岛，胡传首先整治军容、军纪，在他统领的“三营五哨”1750人中严禁吸食鸦片。因为当时岛上疟疾流行，军人误信吸烟可防疟疾，致使全军几乎成了“双枪”队（多一支烟枪）。无钱买烟的士兵，甚至盗窃弹药去换烟。为此，胡传立下军令：违者斩首。

就在胡传披肝沥胆，整治三营，筹划台东防务之时，北洋水师战败，马关和会——清政府弃台的消息传来。前功尽弃，铮铮铁汉怎能忍受如此之出卖。他遣妻儿启程回大陆，自己横刀立马，联络台南新军统领、前抗法名将刘永福，决心固守抗敌。

1895年5月29日，日军没等李鸿章之子李经芳到基隆开门揖盗，便在基隆东边抢先登陆，与胡传的前哨人马交火。胡传的军队土枪土炮，加上多染烟疾，无法抵挡日军的强劲炮火，苦撑数日，且战且退，并与大陆失去联系。6月20日，日军围攻宜兰，胡传给身边的二儿子留下遗嘱，便拖着积劳成疾的双足（脚气病）准备背水一战。不料下级士官叛乱（因胡传抗日是违背清廷命令，擅自主张的，加上禁烟令，使染上烟疾者不堪忍受），宜兰失守，胡传只好退到安平，与刘永福合兵一处。此时，已到“兵穷食尽孤城在，空使将军唤奈何”的地步，胡传、刘永福联军决心死守。但胡传的身体却彻底垮了——上吐下泻，两足瘫痪。刘永福只好让他上船内渡，四天后（8月28日），胡传死于厦门（此说据胡适。又一说胡传战死台湾，埋葬在家乡的为一无头尸。这里存疑）。

胡适祖坟全景 谈志华摄

胡适父亲的碑文

一生正直、廉洁、誓与台岛共存亡的爱国将领，就这样被清廷将他与孤岛一起遗弃了。他留给小胡适的，只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和富于开拓的热情，吃苦耐劳的毅力，坚韧不拔的求实精神以及一张好好读书的遗嘱；宝岛台湾留给这位知州少爷的也不过是一个陌生的、为一些他还不知的规律支配着的世界的模糊意象。他记忆中的是，那天真、红叶似的小手，在父母的提携下，慢慢书写着一个个方块字的情景。穷其作为学者的个人历史，台岛只不过是他“识字的发祥地”。而这一切对成名后的胡适倒确实是一段引以为荣的经历，并成了他与台岛感情联系的纽带，儿时随父不足两年的台岛生活使他自称是“半个台湾人”，并于1962年2月24日，一杯在手，含笑离世，葬身于台湾。

胡适与父亲的关系还有深层心理上的交合，即胡适的“损失认同”——胡适父亲因喜爱地理学而走上仕途，但地理学却又成了他的未竟之业。胡适后半生热衷地理学史上《水经注》校本案20年，一方面是动乡情、正谊之气为乡贤戴震辩诬；另一方面便是他“损失认同”的心理在作怪，是一种在情感上“寻找父亲”的行为。

四

幸福的童年，母爱是一首歌。

不幸的童年，母爱是一本人生的教科书。

由贫苦的农家少女到知州太太，23岁便死了丈夫。大家庭中，她作为年轻守寡的后母周旋于诸子诸妇之间，含辛茹苦；小圈子里，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尤其是对自己亲生骨肉胡适的爱和希望，强自支撑她挣扎着又活了23年。因而，生活中，母亲便成了这故事的主人公，和一本人生的教科书。

胡传初娶冯氏，结婚不久她便在太平军皖南战乱中丧生。次娶曹氏，生三男三女后病逝。胡传远游东北归来上海任职时，又续娶农家少女冯顺弟，即胡适的生母。

冯顺弟生于1873年，为绩溪中屯裁缝冯振爽之长女。顺弟家境贫寒，家徒四壁，然而得家教，虽着百结鹑衣，却温厚知礼，吃苦耐劳。17岁那年，知胡传威镇乡里，人人敬重，经媒妁之言，甘愿卖身填房，以得聘金彩礼资助父母（家毁于太平军皖南战火，胡传帮她家盖了新房）。此时老夫少妻，年龄相差32岁，前房子女皆已成人，女嫁有子，男儿待娶。纷繁复杂的家事，常使17岁的冯顺弟进退维谷，左右为难。胡传也知道这17岁的后妻在大家庭里捉襟见肘，结婚不久便把她接到上海同住。一年后又去台湾，使她暂脱离大家庭中难堪的处境。胡适后来回忆说：

我父又很爱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认字读书，这几年的生活是很快乐的。我小时也很得我父亲钟爱，不满三岁时，他就把教我母亲的红纸方字教我认。父亲作教师，母亲便在旁作助教。我认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温她的熟字。他太忙时，她就是代理教师。我们离开台湾时，她认得了近千字，我也认了七百多字。这些方字都是我父亲亲手写的楷字，我母亲终身保存着，因为这些方块红笺上都是我们三个人的最神圣的团居生活的纪念。^[13]

然而好景不长，台岛烽火始起，她就和儿子胡适被遣送回到乡里。半年内，她朝思暮想，时刻惦记着台岛浴血奋战的丈夫，每天都好像厄运之神在向她叩门。胡传死亡的噩耗终于传来，她堕入小寡妇的命运。丧夫的悲怆，使她痛不欲生。但“一点骨肉”——不满4岁的小胡适，牵动着她母性的神经。为了这嗷嗷待哺的小儿和他“渺茫不可知的将来”，她从死亡临界线的倒伏中顽强地站立起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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