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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父母，上天的恩赐

一个故事的结局往往和开头相呼应，因此我要和大家先交代一下我父母的情况。我的母亲名叫玛德隆·蒙特罗斯·于尔根斯。我的外祖父曾是福特汽车厂的一名装配工；我的外祖母祖籍是法国，她叫克拉拉·霍尔，长得楚楚动人。外祖父一家住在俄亥俄州的小镇罗斯佛德，那里有很多欧洲移民。在母亲10岁的时候，外祖母就因患胃癌病逝了。

母亲回忆说，外祖母在弥留之际备受折磨，她的去世在母亲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痛苦的记忆。每当母亲回忆起外祖母的时候，总会对她的美丽、贤淑赞不绝口。外祖母经常提起法国，她也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能过上有品位的生活。外祖父则有他自己的想法，他固执、内向而且极为功利，外祖母去世后他很快就再婚了。母亲从来没跟我提起过她继母的名字，她的继母对她既不亲切也不关心，这样一来，母亲的童年就变得孤独而又阴郁了。在母亲身为人母之后，她绝口不提继母的事，只是称赞自己的亲生母亲。在我看来，母亲在挣脱了那个家庭的束缚之后，她的生命才重新焕发生机。

母亲之所以离开那个家，是因为她想上大学。当年，母亲是她所在高中的毕业生代表。她的班主任告诉外祖父说，他认为我母亲是全年级最应该去大学深造的学生，他还主动帮助母亲争取奖学金。可是，外祖父和母亲的继母都认为这简直就是白白浪费钱，他俩都没有上过大学，更何况母亲又是一个女孩。他们认为母亲就应该待在罗斯佛德的小镇上，找份安稳的工作，等着结婚嫁人。

母亲可不这样想。一天夜里，她没有和家人道别，就登上一辆长途汽车离开了小镇。她在18岁那年，加入了“二战”期间的美国陆军妇女军团（Women’s Army Corps），最后分配到了位于得克萨斯州的谢菲尔德空军基地。她很快崭露头角，成为基地指挥官的秘书，这可是一个非常显赫的职位。也就是在那个基地，母亲和父亲相遇了。

母亲将近60岁的时候，她不仅拿到了艺术史的学士学位，还拿到了这个专业的硕士学位。她一有时间就作画，一生作了几百幅油画。她的画色彩鲜明，充满了生机和活力。直到今天，我的家中依然处处摆满了母亲的画。

我父亲名叫约瑟夫·泰里，出生在得克萨斯州的卡尔弗特小镇。我的祖父名叫马尔文·斯尼德，是一个受人尊敬的农场主。父亲还没满12岁的时候，祖父就因心力衰竭而辞世。祖父性格开朗，喜欢冒险，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驾驶着自己的那辆福特车，带全家人周游美国。因为他的去世，导致家境渐衰。对于父亲而言，祖父的过早离去对他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雪上加霜的是，父亲的哥哥小马尔文也在当年9月因补牙引起的感染去世了。小马尔文很喜欢运动，长得也很可爱，最得祖母的宠爱。自那以后，祖母只穿黑色衣服，每年的9月都会悲痛欲绝，直到她84岁高龄辞世。

这样一来，家里只剩下父亲一个男丁，家庭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了父亲的肩头。和哥哥不同，父亲身材矮小，体弱多病，先天性肺功能不全，而且比正常人少一块脊椎骨。祖母曾带着父亲向很多专家登门求诊，想治好他体质羸弱的毛病（父亲一直说他自己有体格“缺陷”）。医生告诉祖母，别让父亲过度劳累，而且不能打橄榄球。但是，在得克萨斯州，对于年轻人而言，打橄榄球就像成人宣誓仪式一样重要，父亲决心一定要学会。凭借着坚忍不拔的意志力，父亲最终成为高中校队的队员，并且帮助球队多次获胜。他在球场上勇不可当，弥补了体格瘦弱的缺陷。

父亲很清楚，他的未来主要取决于他的头脑。而且，他必须逃离卡尔弗特镇。他想上大学，并被法学院录取，可是他放弃了这个机会，参加了“二战”期间的美国空军部队。因为体格方面的缺陷，他没能踏上战场，而是来到了谢菲尔德空军基地。

我的父母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想要证明自己。他们一直以来都很坚强、自立，但同时又有一种深深的不安全感。他们下定决心要给自己和孩子们描绘出一幅更加美好的生活蓝图。对于他俩而言，更美好的生活来源于接受教育和勤奋工作。他们坚信，一个人要想过得有价值而且人格高尚，那么勤劳、自律和坚定就是不可或缺的性格要素。父亲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接受传统的教育，学习历史、文学和拉丁文。他自己就是个博学之士，后来成为一位法学教授，所以他希望子女也能和他一样出色。我母亲记得外祖母对她的期望，并且想在孩子身上得以实现，因此我4岁开始学习法语，7岁去歌剧院听歌剧，去各个博物馆参观并学习钢琴。母亲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论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能够有品位、有教养、有所建树。如果说父亲的成就感来自事业，那么母亲的成就感则来自孩子。

也许是因为我知道父母童年的往事，所以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一直害怕失去他们。这简直成了一种梦魇，没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恐惧了，失去父亲或者母亲的沉重打击不啻坠入深渊。从小时候起，一直到进大学为止，我都害怕会坠入这样的深渊，所以我老是做噩梦，而且脑子里总是出现一些想象中的离奇情节。那时候，每当我从梦中惊醒后，就赶紧爬下床，走到父母的卧房，在他们身边久久地静立。我会一直盯着母亲看，确认她还在呼吸，第二天一早还会醒来。很多女孩都乐此不疲地参加睡衣晚会，而我从来都不敢去，我怕我不在家的时候，要是父母出了什么事那可就糟糕了。当我十几岁第一次去参加睡衣晚会时，我彻夜未眠。在黑夜里，我的脑海中浮现出自己的家，父母是否安全的念头一直在头脑中打转，我想到了所有可能降临在父母头上的灾难。如果父母晚上外出，我就会一直等到他们平安回来再睡觉。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念主祷文，就像唱歌给自己听一样，为的是让自己平静下来。要是父母离开小镇出远门，在他们走之前我肯定会大病一场，这已经成为我们家的经典笑话。在内心深处，我希望他们会因为孩子生病还要外出而感到愧疚，从而可以取消行程。

我们家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母亲是位全职太太，她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父亲是个学者，有3个孩子要供养。在父母看来，成功的标准不应取决于名誉和财富，而是取决于思想和品格方面的优点。对于我们这些孩子要不要上大学甚至读研究生，家里从来都没有分歧，他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在父母看来，品格就是一切，而所谓“好的品格”就是要真诚、正直和率真。真诚就是要说真话，并且要敢于说真话。正直就是要信守自己做人的原则，并且要按原则办事。率真就是既要知道自己的信仰，又要保持自己的本色。对于父母而言，成功的标准在于一个人身上折射出来的精神光芒，而非外部的世俗评价。我从小就明白，父母对我思想和品格的期望值不会降低。

父母是那种克己自律的人，对别人的要求也很高，他们总是在观察别人的行为并做出评价。同时，他们很关心我应该做些什么，应该怎样去为人处世。我虽然是个女孩，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降低对我的期望。当时，我觉得父母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的做法是理所当然的，长大后才发现只有很少的父母能做到这一点，更何况那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父母当初以为他们可能无法生育，婚后第8年（1952年），我姐姐出世了。父母给她起名叫克拉拉·霍尔（和我母亲挚爱但又早逝的生母同名）。他们当时以为这可能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了。父亲经常夸姐姐漂亮，长得像他。父亲喜欢姐姐，因为她对于一些经典名著手不释卷；母亲也因为姐姐富有创造和艺术天赋而高兴。虽然姐姐不像母亲擅长画画，但是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姐姐就显露出写作的才能。8岁的时候，她写的诗歌获了奖，从此以后她便笔耕不辍。母亲说姐姐身上具有艺术家的潜质，也有着艺术家的性格，因为姐姐性格暴烈，甚至有点儿桀骜不驯。也许是因为母亲和姐姐都富有创造的激情，也具有恣意妄为的秉性，所以多年以来，两个人在很多问题上屡有冲突。

弟弟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母亲生他的时候经受了痛苦的难产。他和父亲同名，叫约瑟夫·泰里四世。他体格健硕，酷爱运动，不管是什么运动，他都能玩得像模像样，令父亲非常自豪。弟弟也很有创作才华，在小学时他就成了漫画家，每周都会创作连环画作品。他的作品充满了想象的张力，里面有很多白冠鸡，他经常把这些作品展示给自己的同学们欣赏。这些作品不仅有趣而且富有创意，母亲很是喜欢。不过，弟弟对功课可不太感兴趣，在他进入青春期以后，他和父亲经常为学习争吵，这似乎成了家里固定不变的一道风景线。

我是家里的老二，父母给我起名叫卡拉·卡雷顿，沿用了祖母的名字。我在任何方面都没觉得自己特别聪慧或是富有创意。有一个周日，我在教堂里得到了一个杯托，上面写着这样一句话：“你的天分是上帝给你的恩赐，你的成就是你对上帝的回报。”我早就想好了，我献给上帝的回报就是要让父母高兴。我把这种想法当成信念，而且将它奉为座右铭。

为了让父亲高兴，我用功学习，而且总是名列前茅。为了让母亲高兴，我成了家里的协调员，只要家人发生了矛盾，我都会仔细倾听每一方的意见，对争执的双方表示充分理解，并想办法化解矛盾。为了让父母两人都高兴，我表现得听话、勤奋、乐观，值得信赖。但有些时候，我发现不管怎么努力去做，自己仍无法让父母满意。在姐姐和弟弟看来，大多数时候我只不过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和事佬。

父母做任何事都力求完美。父亲是一位有才华的老师，也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对于他而言，做学问并不只是一种谋生手段，还是一个自我提升的过程。母亲是一位别具一格而且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但大多数时间里，她都无法静下心来作画，而是把心血和精力都用来照顾我们这些孩子了。父母对我们的期望很高，有时候我们甚至感到这是一种压力。在成长的日子里，我既怕失去他们，又怕让他们失望。

母亲想让每个孩子都学会一种乐器，所以我开始学钢琴。尽管我学琴的初衷是满足母亲的心愿，可是学习音乐的乐趣以及把曲子越弹越好的过程让我沉醉，所以我一弹就是几个小时。我喜欢弹琴时的那份激情与细腻，在美妙的音乐声中，似乎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和我在对话，帮我缓解恐惧、疑虑和梦魇。多年以后，有人问我最喜欢哪个作曲家。“贝多芬”，我脱口而出，因为每当我感到心神不定的时候，就会弹奏他的乐曲。“为什么不是莫扎特呢？”对方又问道。我想了想，这个问题问得好。莫扎特的音乐美妙动人，如同天籁之音，超凡脱俗。虽然从他的音乐中我能得到灵性的启示，但是听不到一个凡人内心的挣扎。相反，在贝多芬的音乐中，我能听到愤怒和恐惧。贝多芬的音乐雄浑苍劲，它之所以吸引人，正是因为你能在其中听到人间的苦痛，能够感受到凡人的气息。

通常父母对子女心中的这种恐惧、不安和疑虑并不敏感，也许是因为他们有过类似的感受吧。我的父母坚忍克己，而且希望我也能和他们一样。为此，我只报喜不报忧，从来不向他们诉说自己心头的恐惧和不安，只说那些能让他们高兴的事。我记得我们总是在搬家，在第五次搬家的时候，我转学进了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所高中，当时我正念高三。我想念自己的朋友，他们都在加利福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对我而言，则是另一个世界。当时我转入的是达勒姆市的查尔斯·E·乔丹中学，这所学校学生之间帮派众多，要想挤进某个帮派确实很难，为此我哭了不知多少回。父母无法体会这次搬家对我意味着什么，他们依然对我有着毫不含糊的期望：我的钢琴课和学校功课都不准打折扣。记得那一年我第一次把成绩报告单拿回家的时候，上面有7个优、1个良，但父母提醒我应该有能力拿全优的。第二个学期，我就乖乖地拿了全优。

我们之所以频繁搬家，是因为父亲在学术上成就越来越大。他先后在得克萨斯大学、康奈尔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和杜克大学任教，他在休假年期间还去了伦敦政经学院和西非的加纳大学进修（最后，他成了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第九巡回审判庭的法官）。因此，我曾在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加利福尼亚州上小学，在加利福尼亚州和英国上初中，在非洲、加利福尼亚州和北卡罗来纳州上高中。在搬家的过程中，我对生活的变动也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我总是班里的插班生。作为插班生，我特别急切地想融入班级，急切地想得到大家的认可，急切地想交到朋友。那些年，我一直留心母亲举办的各种聚会，那些聚会很受欢迎，而且都是主题聚会。母亲总能向客人提出得体的问题，并且善于聆听他们的回答。我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了这一技巧。一些朋友回忆说，想当年，我经常把他们“堵”到墙角进行“逼供”。结果我发现，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都喜欢别人向他们提问题。他们喜欢自己受到关注的那种感觉，当有人在一旁倾听时，他们的感觉会更好。借用这种方法，我交到了很多朋友。多年以后，我频繁地更换工作，我发现这也是非常好的一种管理方法。通过向他人提问，你不仅对别人表示了尊敬，而且通过聆听，你也能迅速扩大知识面。

我总能经历一些奇遇。在英国时，我转入了一所伦敦女校。那一段经历对我而言就像电影一样：大家穿着统一的校服，和女校长一起演绎清一色女生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记得当时我饰演的是朱丽叶，新学的英国口音还有点儿过不了关。不仅如此，就连这个学校的名字都像出自某部小说—查宁优等女子学校。我非常喜欢那段时光。我在那里交到的新朋友总是充满活力而且敢作敢为。我们总是在“忙着”破坏校规，但从未惹上大的麻烦。比如，我学会了怎样越过学校的规定，把裙子往上撩起一些，好多露一点腿部；我也学会了怎样把教室后面通往地下室的木梯子移走，让别人以为我们出去了，可实际上我们还躲在教室里。这样的恶作剧不会伤及他人，只是带着几分傻气，可是我们就是喜欢做个“坏”女孩时带来的那份刺激感。

在非洲，当时我是班里唯一的白人孩子。（我也因此反思，在美国时班上仅有的几个黑人朋友上课时心里会作何感想。）每次我和家人上街买东西的时候，总有很多孩子围着我们讨钱，当时我心中既忧虑又充满同情。我记得第一次听到伊斯兰教徒的祈祷时，那种感觉如此陌生以至于有些畏惧，可是后来因为反复听，那带着抑扬顿挫的祈祷又让人心情舒畅，就像听到祖母家院子里的知了唱出夏天的感觉一样。每天清晨，总会有一个虔诚的教徒在我家附近祈祷，我也会在他的祈祷声中醒来，并且慢慢喜欢上了这种体验。我从附近村庄的一个10岁的小男孩那里学会了一种叫Owari的对弈游戏，棋子用的是豆粒。这个小男孩聪明又滑稽，通过下棋，我们弥合了彼此间的距离。

父亲当时给加纳法学院的学生教授宪法，1969年的加纳还处在推翻了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政权后向民主社会的过渡时期。有时父亲请学生来家里吃晚饭，我在饭桌上就会听到激烈的争论。我也明白建立一个国家是多么不容易，因为那些部族领袖的管辖范围虽然不大，但是很有权威，他们的现实利益将与更广义但却更抽象的国家概念发生冲突。多年以后，在惠普公司，我见到了同样的场景，又想起了“群雄逐鹿”这种各主管为了各自部门的公司预算明争暗斗的情形。

在北卡罗来纳州，我第一次明白了橄榄球对于高中生意味着什么，也体会到了父亲当年心头的压力。我给一些橄榄球队队员上阅读补习课，这些学生在球队里都是明星球员，却几乎目不识丁。他们因阅读遇到重重困难而灰心丧气时，真是令人感到既震惊又痛心，不过他们最终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还做过义工，帮助智障儿童识字。我还记得自己最喜欢的一个学生，他叫肯尼思。那时他5岁，我花了整整一个半月才教会他认读“眼睛”和“耳朵”这两个单词。当我们实现这一“跨越式飞跃”后，彼此都感到欢欣鼓舞。从此以后，每当他看见我的时候，都会在操场对面冲我大声喊：“眼睛！”几年以后，我回家顺路去看他，他还记得我。他始终没有学会说自己的名字，不过他仍会冲我大声地喊：“眼睛！耳朵！”那是我第一次因为帮助别人实现梦想而感到兴奋，不，应该说是极度兴奋才对。

多年以来，我学会了如何看待变化。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新鲜事物的兴奋互相掺杂时，往往让人有些紧张，而我已经学会了泰然处之。不论什么时候遇到陌生人，我心中的恐惧感都会一闪而过，然后进入一种兴奋状态。我发现，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文化之间都会存在巨大的分歧，但是我也知道，只要双方能够彼此尊重、换位思考，这种分歧是能够弥合的。

我曾在日记里留下一页又一页的心声，给一路走来的朋友写了一封又一封长信。时至今日，当我再次翻开日记簿时，里面记满了各种事件、观察结果和自己的感受。文字表达和口头表达如此不同，这让我自己都感到惊讶。大学期间，我经常给父母写长信，信纸上落满了我无法当面启齿的心情告白。

现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我可以说：我亲身感受到了高期望值的力量—压力越小，成就可能就越小。我看到了恐惧和不满足感在推动父母前进，他们的经历让我坚信一点，那就是不要让心中的恐惧和不确定感阻碍自己前进的步伐。我也知道，变化是艰难的，同时也是让人兴奋的，每一次离别和舍弃都会带来全新的体验。我发现了提问和聆听的功效，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是你某一方面的老师，他们也乐于和你分享。我意识到自己是多么幸运。

童年最美丽的记忆，就是母亲帮我洗头的场景。我的头发很长，她帮我洗头，然后在她的梳妆台前给我梳头、扎辫子。这些都是平凡的生活场景，但是我俩之间的谈话是那么亲密，有时话题很严肃，有时很搞笑。当头发最终打理完毕之后，她会把我送回卧室，扶我躺下，用手轻抚我的额头。有时候，她还会唱歌给我听。直到今天，我的耳边还回荡着她的歌声，我的额头还能感受到她双手的温度。

童年和父亲在一起最美丽的记忆是我们开车横跨整个美国的那几天。当时我们又搬家了，那一次车上只有我们两个人，还有家里的宠物狗和很多箱子。我们就像两个成年人一样交谈，而且心心相通。父亲让我也学着开车，每天晚上都带我去一家新餐厅。如今父亲对很多往事的记忆都模糊了，但是他依然记得那段旅程。

随着父母年事渐高，我发现他们身上拥有更多的闪光点。他们并非完人，但是他们是如此诚实、如此率真。更重要的是，他们坚信自己人格的独立。

小时候，我并不觉得上天赐予了我太多的天赋。现在我才明白，拥有这样的父母，乃是上天给予我的最大恩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