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味人生：杨宪益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五味人生：杨宪益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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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伶伶,王一心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2-01

书籍编号：30205451

ISBN：978753173355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90106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小引

民国时期从西方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在人们的印象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形象，他们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感与民族自尊心，虽然祖国处于贫弱混乱之中，他们仍然像对待母亲那样不嫌弃她，对她的今天不消极，对她的明天不丧失信心，不把自己的命运与她的命运分开考虑，不去考虑自己留在一个和平安宁文明现代的环境，享受适意高雅快乐的生活，而是怀着一颗“理所当然”的心归来，安心地生活在愚昧落后的社会环境中，遭遇挫折不快也不大会有出走之意。

他们思想解放，视野开阔，追求民主，精神自由独立。他们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他们有历史使命感，有天降任于己而应成就事业的意识；他们有信仰，有理想，追求光明与进步，较少把物质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们有是非界限，有嫉恶之心，有批判社会的意识，平日一团和气，一旦遇有大恶大非，敢怒敢言。

这一群人身上的这些优点，杨宪益差不多也都具备，甚至于有些优点更加突出。比如民国前期归来的知识分子，在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除了学而优则仕的不算，单是安身于大学教席的，也多有过物质生活优裕、社会地位甚高的黄金岁月，而杨宪益归来于抗战烽火正炽、民众流离转徙之时，他说：“我知道，回到中国，我不会有机会过平静的书斋生活。我是中国人，我知道自己必须回去为中国效力。如果我……留在国外，我将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羞耻。……即使在中日战争改变了一切以后，我的心也没变。”思想境界当然不一样。

虽然杨宪益回国以后仍可算是生活在象牙塔里，可是那塔早已非同以往，它千疮百孔，四面透风，甚或摇摇欲坠，可杨宪益这样一个少爷出身的人，一个享受过西方物质文明的人，身在其中，却能安之若素。他也时有埋怨，但从未真正埋怨过自然环境与生活待遇，他所不能忍受的，是缺少相知相得朋友的环境，是喜欢权术与阴谋的人。

1949年当国民党政府由大陆往台岛撤退的时候，对无数的人来说都面临着人生的选择：是跟着去还是留下来？杨宪益选择了后者，而且他至死也不后悔当时的决定。当时他对共产党新中国充满希望，甚至愿意冒着危险为它收集与传递情报，在它打下江山后，又积极为它工作连家也可以不顾。但当它一度出现了病症时，他却也不顾情面地加以斥责，加以嘲讽，在他的打油诗里、他的自传里，都时有表现。比如在自传里，写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社会怪状，就有：“那年头，就像现在一样，在中国一名卡车司机可能比一位大学教授更有钱。”还有：“今天的大学教授想下馆子吃饭就难了，尤其是那些有孩子要供养的教授，除非是吃请，或是在北京有官方关系。”尽管这些批评社会的言论有时像是一种牢骚。

杨宪益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和气佬，一个好好先生，一个没有脾气的蔼然长者，一个心如止水豁达一切的人。可是事实上并不尽然，甚至于在他逝世的前几年，至少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都还时常表现出会被视为情绪化的东西。

他写自传时，也已七十五岁，早该是心平如水、气和如风的年纪了，可他在自传里，臧否人物，往往直言得厉害。

可是杨宪益就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老了都还未将棱角磨圆的人，一个弃虚伪如敝屣喜欢讲真话的人。

白虎星下凡

杨宪益是天津一个特别富有的银行家的独子，生于虎年。母亲告诉他，在生他之前，她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入她的怀里。算命先生说，这孩子克父。真的在他五岁时，父亲就病死了。父亲是不是他克死的，成了他一辈子的纠结。上中学时，妈妈发现家庭女教师与儿子眉目间有异，等他一毕业，赶紧把他送到国外留学去了。

官商家族

杨宪益父亲叫杨毓璋，字霁川，出身于一个官宦世家。杨家的故事可以从杨毓璋的曾祖父杨殿邦讲起。虽然可以查到杨殿邦的曾祖父叫杨东明，祖父叫杨世锦，父亲叫杨果亭，但他们的事迹不详。

杨殿邦生于1773年，死于1859年，活了八十七岁，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的时代，这样的岁数可以说是非常长寿的了。在如此漫漫人生中，他所担任过的职衔有记载的就达三十七项之多，做官从嘉庆十年一直做到咸丰九年，连跨三朝，长达半个多世纪，先后任山西道监察御史、贵州按察使、贵州布政使、贵州巡抚、山西布政使、太仆寺少卿、顺天府府尹、礼部右侍郎、漕运总督等职。

在他的晚年，太平天国轰轰烈烈，他曾与太平军交过手，地点在扬州东北面邵伯镇一带。在中国历史上，官军往往不敌“匪军”。杨殿邦在与这帮农民军的较量中，并未显示出特别的军事才能，所以也耻辱地战败了。清廷降罪，将他革职，戴罪留军以观后效，后来就郁闷地死在军中了。

杨殿邦子嗣不旺，只生有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肢体一直有病，因此无法走上仕途。也仿佛是老天有意使他弥补父亲的遗憾，他竟接连生了八个儿子！做不了运动员，就做教练员。他悉心培养儿子们，终使杨家日后出现了“五子登科”的壮观景象。

长子杨士燮是光绪甲午进士，先后在淮安、杭州任知府，还任过浙江巡警道等职；老三杨士晟是光绪壬辰进士，历任无锡、崇明知县、芜湖米厘总办，民国时任芜湖关监督、苏州关监督兼交涉员。1920年春，上海太田商会职员角间孝二等几个日本人到苏州虎丘游玩，在冷香阁午餐，适遇我第五团三营九连士兵十余人也到此用餐，角间孝二看不顺眼，竟用猎枪射杀了新兵胡宗汉，引起社会愤怒，杨士晟曾为此代表江苏地方当局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针对日本驻苏州领事百般抵赖事实、把射杀说成误伤致死，杨士晟也复照予以驳斥。

这一年，杨宪益年方五岁，是个顽皮的孩子，也许他在顽皮中，会听到一点家里人谈三叔公与日本人交涉的事情吧。在他年幼的单纯意识里，可能会印刻下些微对日本人的最初印象吧。也就在这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老四杨士骧是光绪丙戌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庶吉士。历任直隶通永道道员、直隶按察使、江西布政使、直隶布政使，接替袁世凯任山东巡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等。杨士骧为人随和幽默，生活上不拘小节。有天他赴一个叫马龙标的回族人的宴请，席上都是鸡鸭做的菜肴。酒酣之际，杨士骧对马龙标说，今天这桌酒席可以用“鸡鸭杂”对你的名字。席上众人都大笑不止。

或许杨宪益小时候听说过这个故事，所以日后当他遇到一个在他看来名字有趣的老师的时候，立刻如法炮制。

老五杨士琦是光绪壬午举人，先受李鸿章器重，曾担任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中的联络员。李鸿章死后，又受袁世凯重用，任洋务总文案献，是袁世凯的智囊人物，为袁世凯效劳不遗余力，在袁世凯的许多重大政治活动中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甚至袁士凯复辟帝制，据说也是杨士琦的主意。光绪之死，一种说法是被袁世凯下毒，而那剧毒药水是杨士琦花重金从洋人手中购得。后来杨士琦也就是被自己的小妾小白菜用同样的药水毒死的。他历任农工商部右侍郎，邮传部大臣，钦差大臣，上海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总办，政事堂左丞，参政院参政等职。

老七杨士铨是光绪癸巳举人。老八杨士骢是候补四品京堂，广东补用道，京奉铁路总办，放山西巡盐道，在民国1913-1917年、1922-1924年，两次担任国会众议院议员，与袁世凯做了儿女亲家——袁世凯的第三个女儿袁叔祯是杨士骢的儿媳妇。

许是身体生来有亏，后天又操劳过度，杨鸿弼死得太早，不仅死在他父亲杨殿邦前面，也死在他的儿子们都有出息了之前。在杨殿邦身后，杨家开始衰落，身为长孙的杨士燮责无旁贷地负起了持家与照顾弟弟们的责任，一度颇为辛苦，后来当他娶了吴棠的女儿之后，生活才有了转机。

吴棠系晚清封疆大吏，先后任江宁布政使、漕运总督、江苏巡抚、闽浙总督、四川总督等。早年，杨殿邦对吴棠有知遇之恩。吴棠是安徽盱眙人(当时盱眙属于安徽，1955年划归江苏)，杨殿邦本是安徽泗州人，后迁居盱眙，又年长吴棠整整四十岁，所以把吴棠视为同乡晚辈，关爱有加。吴棠于道光十五年(1835)参加江南乡试中乙未恩科举人，之后五次赴京参加会试，有三次杨殿邦都叫他住在自己府邸内，照顾饮食起居，予以谆谆教导，帮他复习功课，关怀殷殷，犹如对待子侄。吴棠后来将次女吴述仙许配给杨殿邦的长孙，该有报答师恩的意思。

吴棠一生有两大传奇。一件事是道光年间他在清河县任县令时，湖南道员刘某去世，他的儿子扶棺回原籍，船经清河时，刘儿便派人向父亲故交吴棠报信，吴棠包了三百两银子，派人送去。

谁知此时河上还泊了一条丧船，是两个女儿送她们去世了的皖南道父亲的灵柩回乡。吴棠的仆人一见丧船就上去了，一问，不错，是位道员，就把钱递给了两位姑娘。

仆人回去复命，吴棠觉出事有蹊跷，再派人去打听，这才知道弄错了。于是再包了银子亲自前往刘船祭拜，而后又来到皖南道惠征船上致祭。

姐妹俩原也川资不够，正处困顿之中，收了钱正不知如何感谢，当下见了素昧平生的吴棠，自然感激涕零，表示日后若有机会，定当报答云云。

吴棠听了，也不为意。谁知世事难预料，那位姐姐，后来被选入宫，三弄两弄，竟成了掌握国家命运的“老佛爷”——慈禧太后！吴棠后来官运亨通，无怪人们心生联想。

另一件事发生在咸丰三年(1853)，吴棠回任清河知县不久，先后攻破金陵、镇江的太平军，在运河上排列战船，随时沿河北上。淮安府城乡人心惶惶，都在做逃避的打算。吴棠听说以后，率数百人赶到郡城淮安，对众人宣告，官兵大军马上就到了。同时四处张贴告示，要各方准备迎接。众人慌乱的情绪很快安定下来。吴棠随即又召集乡勇，倡办团练，几个月里便组织起数万人，彼此呼应，形成联防，声威四传。

太平军探得消息，不知虚实，在镇江、扬州一带徘徊多日，最终不敢冒险而放弃了原计划。吴棠施空城计退强敌，显示了过人的胆量与智慧。

算起来，吴棠该是杨宪益的曾外祖父，杨宪益身上流淌着吴棠八分之一的血液。

父强女不弱。吴述仙嫁给杨士燮后，成为丈夫的有力的贤内助。夫妻俩二心合一，促使弟弟们相继成才入仕。

不仅如此，他们还使杨家香火兴旺，竟也生了八个儿子！

杨鸿弼在九泉之下，应当非常欣慰了。

杨士燮思想颇为开明，他把八个儿子都送出国去“师夷长技”，分别在英、法、美、日等国留学。这几个儿子回国以后，与他们的叔叔们以及叔叔的儿子们一样，在社会上各显身手，演绎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杨家班”的无数传奇故事。

杨毓瓒(字瑟君)是杨士铨的儿子，能文能画，画的《村童戏蝶图》《湖山钓艇图》，都是画中精品。1927年7月起任国务院印铸局局长，次年6月去职。他的堂兄弟杨毓莹，字晴川，1913-1918担任北洋政府驻纽约总领事。另一位杨毓琤，北京陆军大学第五期毕业，任北京政府参谋部次长、陆军署次长、军政署署长等，1945年2月出任汪伪山东省省长等职，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判刑，1947年病死于狱中。

杨宪益的父亲杨毓璋是杨士燮的长子。杨毓璋曾留学日本，在早稻田大学学习实业、经济、应用科学等，归来先后担任东北电报局局长、奉天海运局局长，杨宪益出生时，他正在天津中国银行行长的任上。

杨毓璋事业顺利，唯独子嗣人丁不旺。父亲在淮安做官时，为他订下当地一个富家女儿，可是这位妻子命中无子，只留下两个女儿，杨霁川买了一个妾回来，天遂人愿，第一胎就生了个儿子。这位妾就是杨宪益的生母，她生杨宪益时才十八岁。

大概徐燕若是因为自己做的也不是人家的第一个妻子，而且生在一个男人可以妻妾并蓄的时代，她对丈夫在日本的风流韵事也就并不讳莫如深，甚至没有恼火妒忌，在他身后，她把他当年写给日本艺妓的旧体情诗保存了多年，甚至还曾拿出来给儿子看过。

童年丧父

一辈子纠结于杨宪益心中的，仿佛与迷信相关的，他人生的一个重大悬疑是：

究竟是不是他克死了父亲？

杨宪益的母亲徐燕若曾告诉他，说她在生他之前，做过一个奇特的梦，梦见一只白虎扑入她的怀里。醒来后梦中情景还很清晰，心怦怦跳。老虎入怀，本已令人惊骇，何况是少见的白虎！自古以来，对于白虎就有种种说法，虽然也有说是瑞兽的，但更多的则说是凶暴之兽，白虎星在民间也被视为灾星、杀星、凶星，遇之不吉。

徐燕若于是去见算命先生。算命先生的说法也多从凶说，说这个小孩长大后不会有哥哥弟弟，而且克父！不过算命先生也谨慎地给杨母留了一小条“光明的尾巴”，说这个小孩经过种种艰难险阻之后，会成就一番辉煌的事业。

徐燕若怀着一颗忐忑的心来，走的时候心更不安了。她这是头胎，倘若是个男孩，杨家便只有这一个独子；倘若是个女孩，杨家这一支香火岂不就断了？何况还有更要命的克父！至于那“彩虹”也不可期——谁知道他能不能过得了之前的风雨呢？

也许徐燕若并不是一个十分迷信的人，或许是那时她已近分娩，胎儿已经发育成熟，算命先生的话似乎并没有对她造成太大的刺激进而未对肚里的孩子带来明显的不良影响。

杨宪益生于1915年元月10日。这年的2月14日是春节，之前是农历甲寅虎年，之后才进入乙卯兔年，所以杨宪益属虎，他母亲梦见老虎，也应与她会想到生个儿子属虎有关。

也许是杨霁川求子心切，而徐燕若生了杨宪益之后便只生女儿了，于是他又找了一个妾回来，希望能像徐燕若那样给杨家添喜，可是希望落空了。

那年他得了伤寒，老话“一病不求二医”，他也不完全是病急乱投医，只是因为有钱、有地位、有势力，家里今天请来一个名医，明天又请来另一个名医；今天吃这人的药，明天打那人的针，东治西治，七治八治，病越来越重，竟至不治而逝！年方四十九岁。杨霁川并不是文弱书生，身体相当结实，又注意运动，不是短命之相，所以谁也没有料到竟会中年丧命。

五岁的杨宪益当然不会想到父亲的早逝与他有什么关联，他对父亲的印象不深，只留下一些模糊的生活片断。比如他记得父亲常常在家里的庭院里玩可以致人死伤的飞镖；喜欢在夏秋斗蟋蟀，但蟋蟀并不是他亲自动手四处捉的，而是购买。他每年都要买上几百只蟋蟀，养在精美的陶罐里，并加以训练、筛选，给出类拔萃的蟋蟀命名，有“金颚王子”“无敌霸王”等；他还嗜好唱京戏。

父亲的故事还有许多是母亲告诉他的，比如父亲在日本不好好读书，而喜欢与日本艺妓在一起消磨时光。当然，母亲也会讲到算命先生说的他们父子相克的预言。

杨宪益在他晚年写的自传中，虽未认定父亲是被自己克死的，但也承认算命先生的推算大致不差。

杨宪益对父亲的印象虽然模糊，并且似乎也不以他为骄傲，但基因的力量是强大的、无孔不入的，在成年后的杨宪益身上，可以找到一些他父亲的影子，比如读书并不是非常用功，带有一种王公贵族特有的闲散气质，对钱财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轻视。

杨霁川虽然过早去世，所幸去世之前已攒下丰厚家产，包括银行里的巨额存款、天津的几处地产等，足以使孤儿寡母仍然继续维持锦衣玉食的生活。父亲去世很久后，他的酒柜里还存有洋酒，童年的杨宪益有天拿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往花园里的一个金鱼缸里咕咚咚咚倒了许多。金鱼们全都醉死了，洋酒少了大半瓶，家里也无人过问。

杨宪益在回忆录里写到，父亲去世几年后，七八岁的杨宪益还以杨霁川的代表身份出席银行的董事会，“许多年长的董事都是我父亲的老友和同僚，他们直夸我聪明、举止得体。”——不知他参加的是不是大生商业银行的董事会议。

在杨霁川去世的前一年，北京政府财政部次长苏慕东联合金融界、商业界人士集资创办了大生商业银行，于1919年3月在天津正式开业，第一届董事会由九人组成，杨霁川是其中之一，其余几位是梁士诒、王郅隆，胡笔江，陶兰泉，苏慕东、潘耀庭等，都是当时社会的显赫人物，梁士诒(号燕荪)历任交通银行总理、财政部次长、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王郅隆(字祝三)是天津《大公报》创刊时的第一大股东，后任该报总董、金城银行总董、国务总理段祺瑞任董事的天津裕元纱厂的老板；胡笔江是交通银行北京分行经理；陶湘(字兰泉)曾任上海轮船招商局董事兼天津分局经理、天津中国银行经理；潘耀庭曾做过天津商会的会长。

就算杨霁川身后留下的是一座金山，也应付不了坐吃山空。管家的似乎对此没有足够的警觉，杨家依然按照杨霁川在世时的生活方式惯性地一如既往。家产于是就像是漂浮在海上的一座冰山，遭遇了暖流，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融化。

家里的人其实也并不都是只顾花销不事积攒，杨宪益的两个叔叔就想到去做贩卖私盐的生意，当然是寡嫂投资。可是运气不佳，盐船沉了，家财就像一只面包，又掰去了一大块。

日本占领北京和天津后，银行存款被迫兑换成伪币，而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币不予承认，结果那些钱就成了一堆废纸。加上战后国民政府经济崩溃，杨家银行里的钱已消耗尽了，地产也先后变卖得差不多了。

所幸家财散尽不是在一夜之间，而有一个时间过程。这个珍贵的过程，帮助杨宪益完成了留学学业，而且是舒服地完成的。在他可以自己挣钱之前，没有受金钱困扰，没有陷入经济窘迫，尽情地享受了金钱所带来的生活的快乐与便利，更使他可以一辈子站在比金钱高的位置，可以一辈子在金钱面前保持清高，免做金钱的卑微的奴仆。而这一切，来自于他的父亲，他父亲给他打下与留下的物质基础，他应该感谢父亲。

中学时代

杨宪益读的中学中文名叫新学书院，英文名直译叫天津英中学院，它是由英国伦敦基督教公理会的传教士创办的。虽然他的学习并不吃力，成绩也相当不错，可是家里许是望子成龙心切，仍然给他请了家教，希望他在学校的成绩能更好。

母亲请了一位三十出头的池太太来教杨宪益兄妹英文。池太太不姓池，池是夫姓，她自己姓徐，有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叫徐剑生。杨宪益的小妹杨静如见过池先生，印象中是一位很帅的“叔叔”。

池太太很喜欢杨宪益，也正因为此，杨宪益恃宠而胆大，敢跟老师随便开玩笑。他早在十年前，就曾跟家里请的一位叫魏汝舟的前清老秀才学习赋诗作对，进步神速，很得魏先生赞赏。有次他一时兴起，拿池太太的名字对对子，竟以“徐剑生”对出“快枪毙”！觉得很好玩，完全没有顾忌，颇有几分他四叔公的秉性。而池太太当然不生气。

杨静如人小鬼大，很快发现池太太对哥哥特别好，帮他查英文辞典、送他英文书等等，而对她们姐妹俩，可没有这么用心。她就向母亲告状，说池太太偏心，“讨厌！”徐燕若并不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对独子的一切尤其警觉，小女儿一句随意“争宠”的话就引起了她的注意。如今看来，这段感情其实只是池太太单方面的，杨宪益既未陷进“情网”，甚至于连情愫生否都是一个问题。八十年后，面对人们的反复追问，杨静如仔细回忆当时情景，这样答道：“我哥哥顶多顶多，有一点‘少年维特的烦恼’吧。”可是池太太既已有意，以杨宪益少年情怀，什么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所以过后杨静如的姐姐一直说她这是“立了一功”。

杨母徐燕若不敢掉以轻心，虽然她对儿子究竟有无起那样的念头不能肯定，但她无论如何不能让这样的感情滋长，没有最好，若有，她一定要把它扼杀在萌芽中。她想了两条对策，一是叫儿女们认池太太为干妈，二是预备杨宪益中学一毕业就赶紧送他出国留学去。

杨宪益在自传里写道，出国留学并不在他当时的个人计划里。的确如此，他的计划是升学，他属意的都是国内顶尖的大学，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燕大提前招生，而且是教会大学，与杨宪益的新学书院关系特殊，新学书院的优秀学生只需通过英语与数学两门课考试，加上智商测试，就可以入燕大。杨宪益已参加了考试与测试，数学稍为差一些，另两项成绩则非常出色。主考官甚至对他说可以直接从大学二年级读起。而他则还想着要参加清华和北大的考试。

这说明出国留学完全是母亲的意愿，十九岁的杨宪益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表现出那个年龄的青年通常会有的逆反心理，他完全顺从了母亲的意志。

那是1934年的夏秋，把杨宪益视为得意门生的书院物理教师朗曼，以及他在学校教英国文学的夫人正好要回国度假，当然很愿意带杨宪益同行，加上杨宪益班上有一位叫李亚福的同学也想与杨宪益一同去英国，这才使徐燕若放心下来。从小开始，直到十二岁，她都不许杨宪益出门上学，而请先生到家里来，就因为生怕家里这个唯一的儿子会被人绑架，或遇到其他意外。

留学，游学

杨宪益出国留学整整六年，六年的时光并非全部花在读书上。那时的中国留学生的留学生涯大多是出国即入校，入校只读书。而杨宪益不是这样的，他的思想很活跃，他的行动很自由——到处走，而他口袋里的钱支持这一切。与其说他是留学，不如说是游学，一游二学。

就在杨宪益优哉游哉的留学生涯中，他结识了一位美丽、聪明、单纯，并且与他同样爱玩的英国小姐，异族之恋继而顺理成章地生发了，开花了，将来还要结果。

做留学生的时候，他演讲、办报、组织社团，宣传抗日；毕业后，他谢绝留在国外的邀请，毫不犹豫地要回到抗战中的祖国去，他说，“我是中国人，如果不回去为中国效力，我会感到羞耻的。”

彩色的生活

看杨宪益在自传里列出的他留学期间曾到过的国家、地区或景点，就像是到了一位朋友家里，主人拿出一抽屉珍藏的宝贝，“哗啦”一下倒在床上，只见五颜六色，美不胜收，每一个小东西都有一段引人入胜的故事，令人无法不生出羡慕之心来。

1934年夏天，杨宪益办好护照，他的目的地是英国，可因同行的朗曼老师夫妇要先到美国去看一看，他自然也乐得赴美。他们买的是到加拿大温哥华的船票。船自上海起航。这是杨宪益第一次单独离开天津，而且是出那么远的门，母亲既不放心，也依依不舍，她要去上海送儿子上船。池太太提出她也要去送，徐燕若说：“好吧好吧。”结果她与池太太夫妇以及家里的一个老仆人把儿子由天津一路送到上海。

池太太后来是自杀死的。在杨宪益留学期间，她曾给他写了许多信，可他一封都没回；杨静如也记得池太太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中有“我现在世界上只剩你一个人了”云云，她也没有回信。

杨宪益乘坐的是加拿大女皇轮船公司的一艘船，第一站是日本神户，接着是横滨、东京，过了夏威夷后，便到了终点站温哥华。这一程，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船每泊一处，他们就登岸游览一番。

之后一行人直奔美国西雅图，在西雅图住了两天，四处观光，随后去了怀俄明州黄石国家公园、科罗拉多州落基山，又到了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在芝加哥参观了正在那里举行的世界博览会，还到露天剧场去听了一场交响音乐会。去看了纽约州的尼亚加拉大瀑布，而后抵达纽约市。在纽约待了十来天后，乘船越过大西洋来到英国英格兰南岸的城市与大海港南安普敦，而后抵达伦敦。在准备投考牛津大学的日子里，他还去过巴黎。

在等待入学的日子里，他又至少去了巴黎一次，并在那里小住半月；在瑞士的洛桑等地逗留过一个月。其间曾到一个瑞士人家里住过几星期；为了提高法语听力与阅读能力，还曾到洛桑大学去听了几场讲座；去瞻仰了拜伦的长诗《锡庸的囚徒》的诞生地——锡庸古堡；参观了阿尔卑斯山的几个滑雪场。

他还乘旅游班轮到地中海观光一个月，游览了欧洲伊比利亚半岛南端的港口城市直布罗陀、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欧洲大陆的最西端的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地中海最大和人口最稠密的岛屿意大利西西里岛、有“地中海心脏”之称的岛国马耳他、西方文明的发源地希腊、地中海东部的大海湾爱琴海、土耳其最大的港口城市伊斯坦布尔、人类文化的发源地之一的埃及。

他在阿尔及尔山上观猴，进里斯本的一家有名的赌场玩轮盘，在西西里一家咖啡馆外的树荫下与一位葡萄牙老商人饮酒闲聊，参观了希腊的神庙和港口、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与博物馆，夜游埃及的金字塔并观看了肚皮舞。

1936年夏，杨宪益还应一位瑞典青年律师朋友的邀请，到瑞典去待了一个月。在那里，他听歌剧，参观历史博物馆，与汉学家会面，品尝精美的瑞典饮食，还去了瑞典西南部海岸著名港口城市哥德堡，到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家游乐场闲逛。

就读牛津大学后，假期里，他也总是到同学的家里去小住，参观家庭作坊，或者长途徒步旅行。1937年夏，他独自一人到英国西南角康沃尔郡的一个古朴的小渔村，租住在一个家庭旅馆，远离熟人朋友，隐居了一个月。

之后他又与人做伴，去了比利时，游览了首都布鲁塞尔，还到一些著名的洞穴探幽；接着到了荷兰，参观了创建于相当于中国明朝年间的、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的莱顿大学，还观赏了各种式样的风车，并在古朴各异的乡村中穿越。

他们还从德国西部莱茵河畔名城科隆开始作长途徒步，到过海德堡，那里著名的中世纪城堡肯定会吸引他们。他们还参观了与城堡同样古老的、被视为欧洲科学文化中心的海德堡大学；他们到过曾经是古罗马城镇、公元六世纪为法兰克王室驻地的德国西部城市科布伦茨；到过德国首都柏林以及德国文化名城魏玛，那是歌德和席勒创作出许多不朽文学作品的地方。

那时纳粹德国的狰狞面目尚未完全暴露，这是杨宪益愿意去德国游览的原因。但是德国的土地上，已经到处弥漫着疯狂的景象，那景象使他非常反感。他还在一个露天剧场观剧时，近距离地看到了从入口处走来的希特勒，他没有像在场的许多人那样站起身来以示恭敬。

1940年初夏，空气中已经闻得到硝烟的味道，德国军队以闪电战打到巴黎，与法军联合作战的英国军队从法国靠近比利时边境的港口城市敦刻尔克大规模撤回，杨宪益在焦急中盼到了从巴黎度假回来的女友戴乃迭，两人随即又到剑桥附近一个美丽宁静的乡村待了两周，度过了他留学期间“最后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假期”。

杨宪益在留学期间的休闲与旅游，仿佛是在实践“走万里路”的中国古训。这种阅历对他了解异国社会，体会当地的风土人情，增长见识无疑大有益处，难怪他的同学们都觉得他知识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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