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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宪益著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2-01

书籍编号：30205456

ISBN：978753173354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4630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世事沧桑

“既然我对我所有的过去的所作所为并不感到羞愧，也毫无歉疚之心。那么，我若能重新过此生，我还会像我以前的所作所为那样去做。”

半瓶浊酒，四年星斗

问：你和戴乃迭“文革”中被捕是在哪一年？

杨：一九六八年“五一”前夕。那一年开春以后，江青提出来：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发现、现在知道了的人可能是潜伏的特务，这些人都是外国派来的特务，许多是解放前就到大陆来潜伏的。所以，不要看解放以前来的外国人都是好人，也真有好的，可是有很多是那时候帝国主义派来的特务。自从她说了这个话以后，就开始抓了一些早一点来中国的外国人。

问：你们那时候在北京住在外事局的大院里？

杨：住在百万庄的院子里。那天晚上，我们俩开了一瓶白酒正在喝闷酒，那瓶白酒喝了一小半，她困了就去睡觉了。十一点多了，我就一个人坐在那儿喝酒，突然，敲门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办事员就来了，办公厅的一个年轻人，他来了要我跟他一块出去。前几天他已经找过我好几次，就是要我揭发《中国文学》里的一个编辑，要我提供一些材料，他们想把那个人打成反革命。他要我跟他到办公室去，我想还是这样的事情吧。我穿了个大而无当的拖鞋，踢踢哒哒的，也没换皮鞋，我就和他一块出去了。他把我带到《中国文学》的办公室，一进去屋子，里面漆黑，只有一个台灯，电灯也没有开，一屋子人黑压压的，我也看不清都是谁。后来旁边出现了几个解放军，解放军就抓住我的手，怕我反抗，就问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杨宪益；你多大岁数，我回答多大岁数。

问：当时多大岁数？

杨：一九六八年我五十岁。问我哪里人，我说完以后，他们果然脸变了，把我手抓紧了。他们挺紧张地说，现在奉北京市军管会的命令，将你逮捕，然后就打了手铐。我后来才看清，屋子里面站了一大堆人，有的是我们《中国文学》里的一些年轻干部，有的是解放军。然后，给我一张纸让我签字：“我同意检查我的东西。”以此作为法律的依据吧，就可以到我家搜查我的东西。然后，他们彼此看了一下，看我也没有抵抗的意思，说还有什么事。我当时唯一的遗憾是酒，那天晚上还没有喝够，还剩了大半瓶白酒没喝完。还有穿那双拖鞋，我早知道要把我带走的话，我就穿上皮鞋了。结果我踢踢哒哒穿了一双很大的拖鞋，就把我弄上一辆吉普车，摁下脑袋说低头不许看。我从灯光方向看，是向西单方向走，宣武门还往南，那一带地方叫陶然亭。我从来没到陶然亭那边玩过，从方向看我知道向陶然亭那方面走，到了自新路白纸坊那儿，前面有个大铁门，铁门是电动的没有人，我们去了，大概通知了一下，门就开了，我们就进去了。

问：戴乃迭是在你同一天抓的，还是过后抓的？

杨：当天晚上，把我抓上车不到半小时，另外个车就把她带走了。

问：车上就你一个人吗？抓就抓你一个人吗？

杨：我一个人，还有两个兵。抓就抓我一个人。那个时候去了先到一个房间里，把身上可以自杀的、杀人的一些危险东西都要去掉，把皮带、鞋带拿掉，我鞋带没有，但裤带必须拿掉。我这个人的裤子是靠皮带的，没有皮带裤子总是用手扶着，不过，他们也不管那个，只是把皮带卸掉，东西都收了给我放在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让我到一个地方，他们把那个地方叫八角楼，是一个建筑，郁风写过一篇文章，也谈过这个八角楼。八角楼是监狱里面的一个主楼，它分成八个楼角，中间有一个瞭望台，大概有机关枪，表示要有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注意到，有三四层吧。带我上了楼，到了一个房间里。那是抓人抓得很凶的时候，所以，我们那个牢房里抓的人已经挤不下了，预备要把人弄走，但是那天晚上那些人还没有弄走，房间里相对的两个炕挤满了人，其实，炕上只能躺十几个人，那天晚上躺了二十六个人。一个靠一个，和沙丁鱼罐头一样很挤了，虽然那么挤，监管人员又让他们往里面挪了一点地方，我就在夹缝中间躺下。因为已经晚了，他们大概是晚上九点一定要关灯睡觉的。已经快十二点把我抓进去了，挤在那儿睡觉，大便小便有一个大铁桶子，我就躺下睡觉了，也没有被子，我穿着破棉袄，旁边的两个老头子看着我醉醺醺的样子，我一躺下就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旁边的人说，你晚上在街上闹事了，喝多了吧？我说，没有。那干什么把你抓起来？我说，我也闹不清。他以为我喝醉酒了在外面闹事。你喝的什么酒呀，那么香，真香。

问：他还问你喝的什么酒？

杨：你喝的什么酒？真香。我说大概是泸州大曲吧，他说好酒，多少钱一两？我说不是按两买的，买了一瓶。他说一瓶你都喝了？我说喝了半瓶。他说，那半瓶多可惜呀！我们三四年在这儿，都没有闻到这么好的酒味了。

问：怎么提审你？

杨：过了大概有三天吧，才第一次提审我。头一次提审还要做个下马威的样子，半夜提审我，下了八角楼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到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他们坐的地方高一点，看起来居高临下、很威风的样子。去的时候，有两个解放军都拿着刺刀押送，看起来就像是拖出去枪毙的样子，去了以后就说：杨宪益，你知道你的罪名吗？你的事已经是铁板钉钉，我们这儿你的材料一人多高了，你说你不知道什么事，你好好老实交待，你的事是瞒不过去的，一两天内就要公审了。然后就说坦白从宽那一套话，还跟我讲，前一段也有像你这样的特务，有一个死不改悔，本来是个小特务，没有什么要紧的事，结果他就是死不改悔，拿去公审，到酒仙桥那边枪毙了；还有一个大特务，但是他揭发了，他自己坦白，然后给他一个机会，就放了。给我讲了一堆大道理，还有恐吓，就你们屋里住的遇罗克，我们就把他毙了。

问：遇罗克也是你们那个屋里关过的？

杨：是。他说是说了点话，也没有别的事。他们还说，他就是死不改悔，我们就把他毙了，你好好想想吧！然后就问我，你到过扬州、苏州、宜兴没有？我说去过。他们又问，干什么去了？我跟朋友一块喝酒。什么样的朋友？我说一个英国朋友。他们问，那你们到那儿谈什么问题、讲什么事？你还不好好交待。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当成英国的特务了。后来他们让我回去，给纸和墨水，说好好写交待：限你三天，不老实交待的话，要把你拉去公审。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我就把过去怎么认识朋友，怎么样和朋友一块喝酒、玩儿写了几句。过了三天以后，他们来拿材料了，看了非常不满意，拍桌子，恐吓了一阵说，再考虑考虑，再给你一个星期。弄了那么两三回，看我说不出东西来，我说的就是些喝酒、玩儿的事，没有大事。后来他们就说，把你所有认识的人、你认为是有点问题的、中国人、外国人都给交待出来。给我一大叠子纸，我想就等于给大家写传记吧！中国人我写了一百五十人，包括亲戚、朋友。我把他们一个人写了一段。比如：我的妹夫罗沛霖，比我大一岁，上海交大毕业，学电机的，去过一趟延安。我都说的是好话。就一个人一个人那么说，一个人写了二百字左右。外国朋友我写了一百个人，也是写了厚厚一叠。他们看了以后也是很不满意，后来就把我搁着，也不审问了。过了差不多两年，林彪事件出来了，就宽松多了。林彪事件以前，我们的生活就是给一份《人民日报》，另外，毛主席有新的指示来了，大家学习一下，除此以外还有毛主席语录，要背“老三篇”。每天早晨起来有学习时间，给了早饭两个窝头吃了以后，就是学习，我是念过一点书的，要我当学习组长，管别的犯人，让他们背“老三篇”。那时候，我“老三篇”背得蛮熟的，就让我带着别人。滑稽事也不少，有一个老头，一背“老三篇”就紧张，越紧张越说错话，斗私批修他总弄错，该说资本主义的，他就说共产主义；该说共产主义的，他就说资本主义。说完后他就怕别人打他，牢人管牢人嘛，吓得哆嗦，越哆嗦越说错。

问：提审多吗？

杨：提审就是刚来时、林彪威风时多，头两年就是三四天或一个星期左右提审一次，就是骂一顿，给下马威。后来，一九七一年林彪事件出来后就没有了。还有，造反派在外面忙两派斗争，就轻松了，好像林彪死了以后就缓和了，后两年差不多没什么事，就是十天左右放一次风。放风是到另外一个广场，是一个四面有墙的、类似于天井的那样一个地方，因为我们坐得太久了，怕我们身体不行了，就让我们跑步，然后再把我们领回去。洗澡也差不多是一个星期一次，也有时候十天一次。那是一个普通的大浴池，大家一起跳进去，也有时间限制，每天大便也有固定时间。

问：大家对你怎么样？

杨：坐牢的时候，别人对我都还尊重，反正是不要乱说话，客客气气的，背书、背“老三篇”比其他犯人都背得熟，每天早上要读一篇报纸，我读得比他们顺口，也没有错误，他们对我都挺客气。当时，每个犯人都在做一些无聊的事，我们那时候不许有针线，针、尖刀这些铁器都不能带，有一个年轻犯人很能干，他把地板破损地方的木头撕下来，做了一个木头针，又在衣服上拉了一根线，做针线玩儿，他还在我的手绢上刺绣了一棵松树，还很像，可惜我后来拿回去，他们给扔掉了，要不做个纪念挺好的。

问：我听说过你在监狱里还有得意的事。

杨：得意的事，比如说，“文革”坐牢期间不给我们书看，就给我们一个小红本，还有《人民日报》。那个小红本前面是林彪的几句话，我就越看越讨厌。一九七一年秋天，看《人民日报》，觉得有点变化，先是陈伯达下台了，又是林彪的几个大将——黄永胜、吴法宪等一个一个名字不见了，大概黄永胜是最后一个。到了国庆节，根据前一年的情况，林彪出来用沙哑的嗓子喊一顿，这一年不但他没有出来，而且，外国来的贺电也没有林彪的名字。我就注意到，西哈努克是和中国比较熟的，他的贺电头一个名字写的是毛主席，第二名一般是林彪的，可是没有了。毛主席，下一个是周总理。根据前面陈伯达、吴法宪、黄永胜从报纸上一个一个不见了，我就觉得大概是林彪垮台了，我就把红宝书的前言给撕掉了。我们被关在里面，当然不知道林彪飞机出事摔死的事情，我们在里面只觉得外面很沉默。结果，没过三四天，忽然有一天，那个管监狱的同志进来了，收我们的红宝书，因为每个人都有一本，有的他都收起来了。他看我的一本上的前言给撕掉了，又翻两遍，觉得很奇怪，人家的都有前言，就我的没有，就扔给我了。坐牢的那些牢友们就奇怪了，说我们的红宝书没收了，你的一本就不没收。我没多说什么，笑笑：这里面当然有他的道理，你们过几天就会知道的。过了大概不到一个星期，就有新抓进来的年轻人吧，那个人还挺知道些消息，他告诉大家说林彪出事了，完了。结果大家就说你怎么知道的，我说，我猜的呗！

问：得意了。

杨：那件事做得非常得意。还有一个事，大家在一起说好吃的——冰糖肘子怎么好，越说越高兴，就拿着地下的木头渣当作笔，弄点黑的就写菜单，大家传着看，评论这个菜怎么好吃，过一阵子外面监视的解放军就过来搜我们的东西，那个菜单子写了几天就被抄走了。

问：你那时想吃点什么菜？

杨：我没有，一般都是些年轻犯人讲这个事。我那时候闲得没什么事，就是睡觉，我还自己背莎士比亚的那几句话，或者英国文学里的一些东西。

问：那时英文也不能自己念吧？

杨：自己在那儿想这些事儿。后来也有年轻的犯人想学点东西，让我教他唱英国歌，我就给他唱英国歌，他跟我学。

问：唱什么歌呢？

杨：一些唱酒的歌。还有的知道我古文知识渊博一些，也要我背点唐诗，我就给他背过白居易的《长恨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的，以前他们都没念过，“……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边想着一边背，他们也就背《长恨歌》。后来还有一个调皮犯人看我人缘好，大家玩得挺热闹，他揭发我说，杨宪益教大家念《长恨歌》，他恨什么，恨共产党。结果别的犯人都同情我，倒把他给闹了一顿，我一直人缘很好。平常我们也不劳动，有一次，监管问大家有什么要求，有人说闷得慌，给我们一点轻的劳动吧！他们答应到院子旁边的地方去捡煤渣，我们就去捡了。又让我们休整了一次，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捡点煤渣也算不上劳动，此外再也没有劳动，就一天两顿饭，早上一顿是十点钟，晚上是五点多钟。

问：早上吃什么？

杨：一顿两个窝头。我两个窝头都吃不下，吃一个半，剩下半个给年轻的小伙子，他们有的两个窝头还不够，另外，一碗菜汤，用的都是当时最便宜的萝卜、白菜，一般没有什么油，有时候给几滴油。后来，别人告诉我，这油都是痘猪的油，吃了以后有人还中毒了，身上长了一个疱一个疱的，我还告诉他们，一般的痘猪油在他们那儿还是保险的，都是经过卫生消毒的，除了这个以外，到过年过节给一两片肉，一年到头就是这样。夏天有一点西红柿，冬天一般就是大白菜、萝卜。

问：那时候你也不知道戴乃迭去哪儿了吧？

杨：过了些日子以后，他们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老婆不见了，不知道怎么样。这两年挨斗情绪不好，我怕她出什么事，会不会自杀，他们说没有，也关起来了。我说孩子们呢，他们说孩子们也没事，有人照顾。

问：你们关起来的时候三个孩子都在吧？

杨：三个孩子都在。

问：儿子是最小的？

杨：儿子是最大的。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在湖北黄冈分配到一个工厂。我们一坐牢，变成了反革命特务，他本来是极“左”分子，后来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就要斗，一斗他就想不通。

问：知道孩子的情况吗？允许孩子来探视吗？

杨：不允许。坐了四年牢，衣服当然是破破烂烂了，半年的时候，允许你写个条子，要几件换洗的衣服，通知家里送到监狱门口，也可以要求牙膏、牙刷，但牙膏、牙刷都需要检查，怕里面藏着东西。而且，也是有人常常藏东西在牙刷、肥皂里，放点辣酱、果子酱或者是黄油，每到半年他们都让你跟家里说。

问：那你在里面一直穿着那双拖鞋？后来也没要求送鞋来？

杨：一直是那双拖鞋，我也没让家里给我送鞋。后来要求送过一次棉制服，出来时也破破烂烂了。

问：你在监狱从没有见过戴乃迭吗？

杨：没有。年轻犯人都调皮，想办法从窗户的缝里往外看，说有外国女人从这儿过去，她们去洗澡。

问：你们在二楼还是三楼？

杨：二楼。

问：男监、女监是怎么分开的呢？是分楼层，还是里、外之分？

杨：女犯人在另外一栋楼。女犯人比男犯人情绪化，在那儿吵架、打架，哭哭啼啼。男犯人这种事比较少，男人找些无聊的事做，没有多少哭哭啼啼的事。

问：她进去是用英文审查，还是怎么审查？

杨：用中文。她们审查很客气。

问：也让她写交待吗？

杨：好像不写，好像也逼她认错，认罪的事比我少。我那时候有过七八次，她也就有一两次。吃饭也比我们好，有时候有饺子，有时有炸酱面。

问：戴乃迭在那里是几个人关在一起？

杨：她一直是单间。

问：单间其实最可怕，一个人很寂寞。

杨：单间闷得慌，她整天就是搞清洁、糊箱子，待遇比我们宽松得多，有外国杂志，还有一本《资本论》，她过去没有读过《资本论》，这样把《资本论》好好地通读了一遍。

问：最后放出来也没什么结论？那是怎么放的呢？

杨：一九七二年五月间放的，整整四年。出来之前，不到一个月的时候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有一天让我出去，带我到一个大厅里，在台子上坐下，给我挂了一块写着“杨宪益”几个大字的牌子，下面是照明灯，给我照一个大照片，照完后我就回牢房了。回去我就告诉大家，今天给我照了相，大家都说这事不妙，可能是快枪毙了，事前给你留个档案。后来我想，该死就死吧，好久也没有审问我了，结果不到一个月，放了。

问：你那档案都还给你了？还是扔了？

杨：我没要。他们说你要就都还给你，我没要，就烧毁了。我想，都是我在监狱里面写的交待材料，也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问：放你那天是怎么个情况？

杨：那天，是放人还是拖出去枪毙事前都不说，一开门就说，收拾行李。我也没有什么东西，就是两件破烂不堪的被子，卷了带走。他们把我带到一个房间里说：杨宪益，你的问题我们是跑了二十一个省，你的事情已经弄清楚了，你没问题了，可以回去工作了。你的过去我们也了解了，给党做过好事，可是也做过错事，一个人，本着一分为二的态度嘛，希望你以后多为人民做好事，不要做错事、坏事，好了，走吧！

问：要填什么表吗？

杨：只签个字。进来时候的东西还给你，最后又说，你们家搜查的东西我们就没收了。那个时候没收了两本书，一本是罗马诗人奥菲特的《爱经》，里面有点黄色的东西，他们觉得好玩儿，拿去了；还有点日记本，不是我的，是我儿子的，都用过的也没用了，就不要了。我说《爱经》这本书给我带回去好吗，还有一本是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四大名著他们全拿走了，我说那就算了。

问：《爱经》后来译成中文了吗？

杨：有过中文版，解放前就有翻译，解放后大概也有。

问：有人接你吗？

杨：后来我就到了门外，外文局来了个吉普车接我的，来了几个办公厅的人。我那时候算是一个钱也没有，他们临时给我几十块，还是一百块钱，说要我先拿去用。然后我到屋子里一看，我的房间一切还照常，就是灰土大得不得了。封了四年，结果耗子都做了窝了。我看见书柜里面一大堆耗子，见我来了都很不高兴，都跑了。我再看衣服，上面一个洞一个洞的，全都不能穿，都让耗子咬烂了。四年都做了耗子窝了！

问：你先回的家，戴乃迭过几天回去的，对吗？

杨：我回了家后，戴乃迭一个星期以后就回来了。我先把房间整理了一下，不然戴乃迭回来她会伤心的，家里弄成了这个样子。我用了三两天的时间把屋子擦干净弄好，把大部分破破烂烂的都扔掉，外文局的人告诉我，戴乃迭回来了，你得买点酒，买点巧克力、蛋糕招待她。

问：你那半瓶酒是不是还在呢？

杨：那半瓶酒还在，盖子没盖好，颜色变黄了不能喝了。

问：那半瓶酒是伤心酒，也不喝了。

杨：屋子里面本来有棵仙人掌，四年了，仙人掌长得很高。一直也没有人浇过水，我以为还活着，我一碰，哗一下全变成灰了，干透了。戴乃迭过了一星期回来，我把屋子都收拾干净了。

——整理者李辉附识

原载《收获》二○○五年第二期

此情可待成追忆——记戴乃迭生前二三事

乃迭与牛津中国学会

我初到英国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到了伦敦，我的中学英国老师朗曼就给我找了两位教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老师，给我补习希腊文和拉丁文。这是因为我要去牛津大学念希腊和罗马文学，而在当时去牛津读这种文学的学生都是在中学已经学过一点这两种文字，我在中学读书时却没有这种机会。我在伦敦补习了几个月，一九三五年初，去牛津参加入学考试，通过了。在墨顿学院面试时，校方问我学了多久这两种文字，我回答五个月，校方却认为学的时间太短，要我再补习一年，才能入学。另一理由就是当时牛津每个学院收取亚洲国家的外籍学生都有名额限制，墨顿学院当年已录取了一名从香港去的中国学生，所以我只能等下一年才能入学。

到了一九三六年，我应该在秋季开学时才去墨顿学院，但我决定春天就去牛津住几个月，熟悉当地环境。我到牛津后，认识了在当地居住和学习的中国学生，了解到这里的中国同学已经有一个“中国学会”。当时不同国籍的牛津外籍学生有些成立了同学会，如“日本学会”“中国学会”，也有些英国学生因不同政见或主义而成立了“保守党学会”“自由党学会”“共产党学会”“工党学会”等等。那时在牛津学习的中国学生人数并不多，大概只有不到二十人，但牛津的英国教员职工学生中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到过中国的却不少，大概总有百八十人，所以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中国学会”，每一两星期聚会一次，邀请一两个人来谈中国问题然后大家讨论。

我到牛津时，正值那时日本侵略中国，所以这方面讨论十分热烈。我去了不久，就担任“中国学会”的秘书，第二年又担任该会主席。乃迭是一九三七年秋季到牛津读书的。她到了牛津不久，就参加了牛津大学的“中国学会”，这是因为她父母都在中国工作，自己又生在北京，从小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我担任该会主席时，她自愿担任秘书。当然，那时牛津大学还是男女分校，她当时不是与我在同一学院，而是在另外一个女子学院读书。我读的是所谓荣誉学士学位，读期四年，包括一年多希腊和拉丁文；她读的是普通学位，只需要三年，所以她比我在牛津晚一年。她去牛津本来想读法文。我读完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后，又去读法国文学，所以我们做了半年同学。读了半年后，我们都感觉我们的法文基础不够，太吃力，所以我改读英国文学，她也改学中国文学，总之我们也可算做过不到半年同学。

我在牛津“中国学会”担任主席，她担任秘书，大概是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九年，以后快毕业了，国内的抗日战争也进入相持阶段，没有那么多的宣传工作要做，我们也就不太积极搞“中国学会”工作了。记得我初参加“中国学会”时，会员不过一二百人，后来因为我们积极鼓吹，会员升到两千人左右，这当然也是由于日本侵略我国初期，英国人民中很多人同情中国，后来第二次欧洲战争爆发，英国人民也就顾不得抗日宣传了。乃迭担任牛津中国学会秘书时，工作非常积极认真，我当时也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好秘书而自豪。

乃迭在中国

乃迭和我于一九四○年秋来中国。我们坐船先到香港，本想从香港经越南到内地，因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期间，天津北平都早已沦陷，我们不想去那里，决定去重庆，然后去昆明教书。结果到了重庆，我母亲不愿我们离开，只好去重庆附近的一个名叫柏溪的小镇，那里有中央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分校，在那里教英文。

我们同当地的同事和学生关系还好，但校方当局怀疑乃迭是共产党，所以只教了一年乃迭就没有被续聘，我们只好又转到贵阳新成立的贵阳师范学院做英语系教授。我们去贵阳前，因乃迭同我已经结婚，她本想申请中国国籍，同我一起做中国人，但重庆当局一再拖延批准，因为当时外国人申请中国国籍的还不多。我们后来觉得乃迭保留英国国籍也好，因为有英国护照，去外国也比较方便，因此我们就放弃了申请。那时英国方面又通知我们，要乃迭放弃英国护照，理由是战时英国女子同外国人结婚的，应该放弃英国国籍，由大使馆收回护照，除非对方是敌对国家，可以保留原有护照，这样乃迭就变成没有英国国籍的人。这种情况继续了好几年，直到日本鬼子投降，英国政府又改变了政策，由大使馆还给乃迭英国护照，重做英国公民。这一切我们都毫不在意，因为我们反正当时在中国内地，也没有出国的机会或要求。后来乃迭也没有再申请中国国籍。乃迭自己说，她认为中国是她的第二祖国。实际上，乃迭生前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虽然后来回过英国好几次，所以不管护照国籍如何，她总可以算是大半个中国人。

解放后，她在名义上是外籍专家，外文出版社拿她当作外国人看待。她自己也从不干预中国政治。历届运动都不要她参加，她也从不过问。我记得“文革”初期，江青发表了一段关于过去各国文化传统的议论，否定在马克思以前的文化名人，包括英国的莎士比亚等在内，当时有编辑建议乃迭翻译介绍这一篇文章，乃迭婉言拒绝了。还有当“四人帮”刚刚垮台时，有人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登了一篇短文，把诗人艾青的名字同姚文元等一伙放在一起，那时艾青刚从新疆回到北京，我们同他很要好，常常去看他。这篇骂艾青的短文用的是笔名，不是真名字。我看了这篇文章，提请乃迭注意，乃迭就自己写了一封信，寄去质问《人民日报》副刊。不久《人民日报》副刊回了一个电话道歉，说这篇文章是错误的，作者是一个年轻人，这个人我也认识。这两件事都可以说明乃迭虽然平常对当时中国的“左倾”幼稚病是不干预的，但遇到与她有关的人和事，还是立场非常坚定鲜明的。

在那时候，也有人怀疑乃迭给英国朋友写信时说过不适当的话，泄露过一些政治上的事情，实际上这种猜疑是无中生有，我知道乃迭给家里人或朋友写信，从不散布什么小道消息，只谈些家常琐事。她的言论一直是非常慎重的，在这一点上，她比我要好得多。

乃迭的翻译工作

我原来并不想做一个翻译匠，小时候读书时也没有想过将来从事什么职业，但在天津读中学时已经有时把个别英美诗歌试译成中文旧体诗，这只是为了好玩。在牛津读英国文学时，也曾把《离骚》译成十八世纪的英文诗，给我的英国导师看，这只是因为他本人是个诗人。那时我才认识乃迭。乃迭在牛津是第一个选修中文的学生，我当时为了帮助乃迭学中文，也有时同乃迭合译过一些中文古今文学作品，如唐代的传奇小说、鲁迅和周作人的散文、艾青和田间的新诗等。回国后也是这样，记得当时两人就合译过小说《儒林外史》《老残游记》，鲁迅的《朝花夕拾》《阿Q正传》等等。一九四三年两人到了国立编译馆，同译《资治通鉴》，这是两人合作以翻译为职业的正式开始。

解放后，编译馆被取消，我们又一同参加了新成立的外文出版社，此后几十年间我们合译过的中译英文名著不下百余种。记得最初出版的有原来旧译的《儒林外史》，同冯雪峰商讨决定的《鲁迅选集》四卷本，由黄永玉画插图的白族长诗《阿诗玛》，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白毛女》，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还有冯雪峰同志自撰的《雪峰寓言》。原来外文出版社社长刘尊棋同志与我一同计划出一套一百种古典文学名著和一百五十种当代文学作品，后来刘尊棋同志离开，这个大计划成为泡影。以后我们只好按照新来的领导旨意，有时为了配合京剧和地方戏出国，翻译一些戏剧剧本，如《白蛇传》《打渔杀家》《秦香莲》《拉郎配》等；有时为了宣传中国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与友谊，翻译法显的《佛国记》、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的《中印文化史话》等；有时为了宣传毛主席的“不怕鬼”思想，翻译一些《不怕鬼的故事》等。当时因为参加了《中国文学》期刊，所以在杂志上，每月都要介绍一些古今中外文学作品，同时也还为外文出版社出几本书，后来又为《中国文学》编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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