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舞者江青回忆录，半世纪受同名之累而啼笑皆非！谭盾、罗大佑、董桥、李欧梵、林怀民、贾作光荐读！

作者：江青著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04-01

书籍编号：30211442

ISBN：978754953572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4929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女性人物

（李小镜摄影）

1944年，江青父母（江再兴、巫惠淑）结婚照。

1949年父亲离开上海前的最后一张全家福照片。

1957年初冬，妈妈带着弟弟江秀（右一）、江山到北京看在北京舞蹈学校学习的江青。

1964年6月18日，江青（右起第三人）在台北阳明山参加蒋介石、宋美龄伉俪为招待第十一届亚洲影展人员所举办的茶会。（“中央社”提供）

“国联五凤”与“台湾省主席”黄杰。左起：李登惠、钮方雨、汪玲、黄杰、江青、甄珍。

1963年，江青主演的第一部影片《七仙女》剧照。

1964年，《状元及第》剧照，江青（左）与钮方雨。

1965年，江青领衔主演的电影《西施》剧照。左起：刘宁、江青、毛冰如和李登惠。（台湾电影资料馆提供）

1967年，江青以《几度夕阳红》一片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图为江青（饰李梦竹）与杨群（饰何慕天）在该片中扮演不同时期的两个镜头。

1979年，江青（坐地者）陪同访美舞蹈教育考察代表团在纽约Clark Center for Performing Arts观看舞蹈训练。后排左起：贾作光、陈锦清、孙学敬、孙正廷、黄伯虹。

1980年，江青、比雷尔和同班同学在北京天坛合影。

1974年，江青的第一支现代舞作品《阳关》。（柯锡杰摄影）

1975年，江青（左）在舞作《……之间》中。（柯锡杰摄影）

1977年，江青（白衣者）在舞作《深》中。（柯锡杰摄影）

1982年，舞作《……由始》（朱铭雕塑，柯锡杰摄影）

1986年，江青在舞作《变》中。（王方宇书法，艾未未制作，柯锡杰摄影）

1985年，舞作《历程》。（柯锡杰摄影）

序言1
我的朋友、老师和恩人

江青是我的朋友、老师和恩人。我想可以讲这个话的人可能很多，因为她有一颗豆腐心，也真的帮过不少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八十年代初，我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读书。那时，北京真的很好玩，没现在这么秃，也就是说还没拆得那么光吧，迷人的胡同里隐藏着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和北京舞蹈学院。这些院校的学生也常常串门子，因为总觉得别校的女生更美，男生更帅。所以周末我们学生之间找着不同的理由跨校搞沙龙、讲座、舞会，和“跨界”创作。我就因为这个，常常去北京舞蹈学院“玩”。

有一天舞蹈学院的老师说，他们学院来了一个美国专家，叫江青——“啊”，我差点没叫出来，“怎么跟那个江青一模一样！”哦——说是她想找一个作曲的，最好是没听过的那种作曲家，于是就想到了我这个怪人。我也怀着怪怪的心情和这个神秘的江青见面了。初次见面，就觉得她很“鲜”，和北京当时的艺术家比，有一点不一样，“洋洋”的，美丽，真实又豆腐——也就是说她美貌的背后隐藏着巨大的创作胆量，生活中又具有人情味，而且还长着一颗豆腐心，善良。我和她一见如故，很投缘，我是第一次接触华裔“现代派”，她也是第一次回国接触“文革”后的“新一代”。

我们那时的学生喜欢寻根，动不动就在想“黄河到底有多少道湾”。可自从见到江青以后，就从她那里开始听到“现代舞”、“新浪潮电影”、“波普艺术”、“前卫音乐”和迷人的纽约“上城下城”世界现代艺术的中心。她成了我当时的“现代艺术”启蒙老师，教了我很多，更点燃了我心中出国学习的“火焰苗”。后来，我为她的现代舞作了几回曲，合作很默契，结果也很感动。再后来我们就成了朋友，她每次回国都会来音乐学院的学生宿舍看我，也为我介绍了新的朋友和一批令人敬爱的华人艺术前辈，如周文中、蔡文颖、李翰祥、贝聿铭、李明觉、许以祺、韩湘宁等。最终在她和周文中教授的指引下，我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研究生，登上了去纽约的飞机。

时间过得真快，一闪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刚刚在上海一口气读完江青的书稿《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我真的很感动，觉得她像一个命运的巫师，把我们又重新定位在梦里了，在她的梦里，也在我们各自的梦里。人生如梦，谁没有往时、往事和往思呢？江青的书，就像邀我们一起品尝一杯温润的红酒，层层有韵，韵韵有惊；也像邀我们一起品尝一壶淡淡的绿茶，苦苦有甘，甘甘有醇。好书！

谭盾

2013年3月21日于巴黎

序言2
舞蹈艺术家江青

时光飞逝，我和江青女士熟识已有半个多世纪。她青年时代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接受过前苏联舞蹈专家古雪夫的指导。毕业后，于20世纪70年代初出国求学，继续从舞。她在多年孜孜不倦地学习中，获得了显著成绩，并积极传播中国文化，培养了大批中外学员。她不仅登台表演，而且编创舞蹈、舞剧、歌剧、话剧和出演电影。至今已排演了舞蹈《传统与变调》、《阳关》、《……之间》，舞剧《负·复·缚》、《成语舞集》、《冥城》，以及出演电影《七仙女》、《几度夕阳红》、《西施》等。

江青的艺术表现力很强，舞乐一体，很有肢体语言的即兴发挥能力，做到了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她是全能型艺术人才，敢想敢干、成果显著，是一位极富才华的舞蹈艺术家。在实践中，她把芭蕾舞和现代舞有机地加以融合，编创出具有时代精神的舞蹈作品。在教学中，她勤奋不懈、激情满怀、情舞交融且深入浅出，可谓硕果累累。

江青的性格直爽、热情，勤奋好学，钻研角色，并且对新鲜事物的领会力强，能汲取中外艺术精品的经验为我所用，在借鉴他人的成功经验上，并不搬套，而是消化、创造。在舞台上，她最擅长把握不同性格的人物，最终走出了一条自己独有的艺术风格之路。

粗略拜读了部分未出版的书稿，被她执著追求艺术的精神所打动，感受到一个舞蹈家的成功来自于勤奋好学、不惧艰苦、勇于创新及宽阔胸怀。该书内容丰富、真实感人、史料详尽，她把多年的艺术积累、传奇人生，著书立说。相信此书的出版定会是中国舞蹈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能给后人以学习、借鉴、启示，使读者深深领会到舞蹈艺术发展中的唯美内涵和一名舞蹈艺术家艰辛的成长历程。江青现已鹤发童颜，她把青春年华无私地奉献给了她所热爱的舞蹈事业，不愧是一位德才兼备的舞蹈艺术家，令人钦佩！

作为她的好友，我衷心地祝福她艺术青春永驻，祝贺本书隆重出版。特此题诗一首，表我祝福！——《赞舞蹈艺术家江青》：“江青酷爱舞，快乐舞幸福。留学去深造，情系祖国土。舞品梅竹兰，苦练不怕难。飞舞天涯路，编创舞绵延。”

2013年2月春节前夕，江青从美国归来，在北京短暂相会。她青春依旧，保养有方。她的创作成果让人敬佩。即此，热烈祝贺《江青的往事往时往思》一书正式出版！

2013年春节于香港

贾作光：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国际标准舞总会会长，中华艺文奖终身成就奖、中国舞蹈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

序幕

搞舞蹈的人“舞文”，还是习惯于用剧场的术语，正剧开始前称“序幕”。

两年前的夏末秋初，我想写点什么，大概搞抽象的舞蹈创作太久了，在平实地记下自己过去的实际经验的过程中，似乎听到了脚踏实地的声响。

脚步声使自己兴奋，就冲动地一路往下走了。

这些文字大部分在瑞典海边的木屋中写的，一边写一边越发感到人与大自然一样：自有内在的平衡。这里的夏季，白昼侵占了大部分的夜晚；而冬季来临时，白昼又毫无条件地将多半的自己让给了黑夜。正如我在“舞文”时竟自然感到：自己在长期舞蹈后，内心产生的一种对平衡的需求。

除了舞蹈创作笔记之外，我向无记日记和存留资料、相片的习惯。不料下笔时才发现：笔尖能记事的现象就像身体能记住舞蹈动作一样。自己曾熟习的舞蹈片段，多年之后光想不动时，以为一个动作也记不起了，不料随着音乐试着舞动时，大部分的段落居然能自然而然地重现，虽然零星失散的成分也存有，但大轮廓还是不失的。正如笔下也会忘记一些事，有些事也许本来就该忘记，但至少笔下仍会记起那些该记得的和值得记得的事。当然有些人和事我是记得的，也值得用笔记下，但太“近”了或者正在进行中，至少到目前为止无论在时间上或情感上都不包括在“往”字内。

写这些回忆性的文字，使我比较清楚地认识到自己成长的轨迹，不仅是在艺术创作上，尤其更重要的是在对人生的态度上。

尽管我知道有舞文的冲动并不代表有舞文的才能，我还是尝试着，原因是：在我决定着手写下去时，纯粹是抱着一种为己所需的心理和态度，至于最终是否成篇一直都是未知数。现在既然写出来了，我还是愿意将这两年来的琐记交付出版。

自己初次写这类文字，感到毫无把握，越看越觉得“拿不出手”。幸而友好高友工、董桥不嫌弃，在百忙之中看我的初稿。他们的反应和指点，使我这只抓住笔的手继续舞动了下去，这是我极为感念的。

最后，我至诚地对在我写作期间向我伸出温暖的大手、输送给我精力和信心的亲人及朋友们说：“谢谢！”

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五日 写于瑞典

名字

庄因题写

我的名字叫“江青”，原籍广东普宁，一九四六年出生时，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江独青”，我是腊月里在冰天雪地的北方——北平出世，是不是我的父母想在天寒地冻之中加一点春意，而用了青字？再加一点私心，而用了独字？从双名改成单名是有原因的。

五十年代初期，各项政治运动层出不穷。政治学习、检查思想，也是每天必行的事，惯了也就像一天三顿那样平常，社会上、学校里一直在宣传，世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人类革命的最终目标，要做共产主义社会的公民，每个人必须具备大公无私的革命情操。

班主任反复地在开思想检讨会时教导我们：要去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毒草，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必须随时随地锄，往深里挖、宽里掘，才能彻底将毒根斩断。并例举中国古代寓言“愚公移山”、“铁杵磨成绣花针”等等，来说明：只要有毅力和恒心，世界上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我的小学时代就是在那样的教育气氛下度过，虽然我对那些宣传和名词一知半解，但总是尽量“听话”。

记得那阶段宣传“好人好事”，我给自己规定了每天要做一件“好事”。在每天正常的日常生活中要做出一件“好事”来是颇绞脑汁的事。在我心目中，最钦佩的好人是不计较名利的无名英雄。于是我悄悄地帮助同学补功课；帮助年纪大的人提东西；在路上捡到东西，交给警察时不要他记下名字；或者学校里有活动，就主动地把机会让给别人；有时趁同学没到校之前，偷偷地将每个人的书桌整理干净……这些“好事”给了我很大的满足，做得多了，也觉得比同班同学高了一块。

可是我的名字又让我觉得比别人矮了一截。姓名正中间的那个“独”字：独吞、独享、独自、独霸、独断、独尊、独特、独裁，都是绝对的个人主义，没有大公无私的精神。刚八岁念小学四年级的我，并不知道改了名字就可以改头换面，但在小学当校长的母亲却一马当先，响应“自我改造”，主动提出将“独”字在我的姓名中间去掉。此后我的名字成了单名“青”，刚念小学的大弟弟也从“独秀”成了“秀”，下面两个弟弟从他们生下来，就不敢再让他们“独一无二”了。最终，我们姊弟四人的名字是以“青、秀、山、川”次序排列。

江独青三个月大留影

要改姓名，先得向本地区派出所提出申请，批准后修改户口簿。然后才正式向学校报告，把名字从注册本到点名簿上全改过来。还记得派出所专为此事派人来家了解改名的原委。母亲解释去“独”是想去掉自私自利。听后，他们表扬她：“思想改造”工作做得彻底。

让我的同学们一下子改口可不是一件易事，小学的同学大多数是幼稚园时的小朋友，我们那时还不到十岁，却有了五六年的交情。五六年的习惯，当时算来是“大半生”积累下的，哪能说改就改？于是大家干脆叫因我头发卷曲而起的绰号——“小卷毛”，一直到我小学快毕业，同班同学才习惯用我的新名字江青。

姓名中“锄”去一个“独”字，万万没有想到后来会受同名之累而惹是生非，并且受了那么些不白之冤，这些前尘往事，想来令我啼笑皆非。我名字的遭遇，就如同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政局变化莫测，个人无法摆脱，也没有能力去判断，未来面对的又将是什么形势？

1949年，江独青和弟弟江独秀在上海家中花园里排排坐。

1950年，妈妈和江独青、江独秀姐弟。

妈妈与已经改名的江青、江秀。

十七岁那年，我开始了电影生涯，因为“青”是单名，易记又易上口，所以没有取艺名。一九六三年，随“香港国联影业公司”赴台湾拍片，当时我持香港身份证，中文姓名江青，英文姓名香港是按照广东话的发音翻译，上写Ching Kiang。申请入台签证时就有疑问了，因为台湾是按照“国语”发音，应当译成Ching Chiang，方言之差姓有K和Ch之别，一经解释就明白了，但被问及：好选不选为什么偏偏要用江青做艺名？这时，我就不得不将来龙去脉解释清楚。直到那时，我才知道原来毛泽东夫人的名字也叫江青。（在北京做学生时只知道她本姓李，当年从影的艺名是“蓝苹”。）

我第一次任主角的影片《七仙女》，由李翰祥执导，一九六三年在台湾打破卖座纪录，我的名字也就开始在报章、杂志、影剧新闻版上热闹起来。但我听说在处理我的新闻时，用我的名字做标题，需要特别小心谨慎。尤其在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年间，大陆那个江青（或说毛夫人江青更妥切），来了个舞蹈动作“鹞子大翻身”，当了“四人帮”头头，兴风作浪，大搞“文化大革命”，把大陆搞得天翻地覆。那两年我正好也因为两件事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一九六六年，我在主演了国产片有史以来最大的制作《西施》后，在影剧事业巅峰状态下，与当时尚默默无闻的学生歌手刘家昌闪电式结婚的新闻；一九六七年，又因为我主演了由琼瑶畅销小说改编的影片《几度夕阳红》，荣获第五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在生活环境当年还闭塞的台湾，这些都是轰动无比的话题。当年台湾报禁还未开放，媒体最禁忌江青这两个字，但基于事实现状，只好将我的名字用特号字在影剧版刊出，还常常用这岸这个江青和对岸那个江青来区分。

所幸那年那个江青早已脱离影剧界，否则误会更会层出不穷。至今仍记得获悉得金马奖的经过就是如此。我被提名角逐是早就知道的，但没留意揭晓的日期。一天晚间到朋友家做客，就在按门铃同时，听到电视新闻节目中在报：“江青……”一听到自己的名字，自然会留神一下，但人在门外，门里又闹，所以下文也就听不清楚了。我心中纳闷：几个月前闪电结婚的消息，在晚间新闻中报告过，但最近自己没有“闯祸”，准是对岸的江青同志在“作怪”。结果大门一开，在一片恭贺声中，才知道得了奖。

江青舞蹈团（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是一九七三年在纽约市成立的。一九七八年第一次应邀到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艺术节”演出，这是舞团成立五年以来第一次需要印正式的中文节目单。不费太多的事，我很快就将中英文节目单一起寄去香港市政局主办单位。接回信，表示尊重我的决定，所提节目照单全收，但是舞蹈团的名称要我重新考虑，尤其是中文名称非改不可。那些年来我已经为“江青”受了多少不该受的气，一看到回信当然马上明白了，又是那档子“过敏症”在作祟，这次竟变本加厉地提出来要改我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舞蹈团的名称。回信时我大不以为然地指出：当局所提要求既幼稚又无理。虽经双方三番五次地通信协调，仍不得要领。结果，适逢父亲在香港紧急住院，我匆匆由纽约赶赴香港探望。在与负责艺术节的人面谈后，才了解到：香港的特殊政治及地理环境，使香港有特殊的嗅觉，嗅觉越灵敏，“过敏症”也越严重。尤其在这种具有国际性的艺术活动中，更要倍加谨慎。

1963年，进了电影界之后，仍以江青作艺名。在香港记者招待会后留影。

“江上数峰青”舞蹈团合影。前排左起：周龙章、Terry Richards、江青。

一切变则通，我也希望江青舞蹈团能有在香港演出的机会，于是在面谈时就想出了变通办法——取舞团介绍册上所印“江上数峰青”这句纯为设计而采用的诗句来作舞团中文名称。

演出场刊上中文：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纽约两字还加大号字排列；英文：Chiang Ching Dance Company of New York。多复杂啊！这就是与那个江青同名同姓惹出的麻烦。情有可原的是那些年正是她的新闻最热门的时候，先入秦城监狱，后来又突然地让她公开出庭受审，并判了死缓，当然我这个江青也只好尽量回避为妙。

在香港，究竟一般的观众对我的名字还是熟悉的。虽然我已阔别影坛多年，但旧日的影片有时仍会在午夜间的电视上重新播出。一九七八年在香港演出时，很自然地大家仍称“江青舞蹈团”。只是在海报和报纸上的正式广告中，才用又长又累赘的“江上数峰青舞蹈团”这个假名。后来舞团又在香港演出过几次，随着大陆“四人帮”的销声匿迹，名字的敏感症也随着减轻了。也不知哪年哪月，江青原英译Chiang Ching在大陆用拼音Jiang Qing为正式英译，顿时我被Jiang Qing解放。后来香港市政局竟主动地将舞蹈团名称还原，但在舞团全名之前，中、英文必冠以“纽约”两字，以免惑众。

其实“江上数峰青”倒是给我带来过一些温馨的回忆。我一直没有问过我父母，当时他们在给我起名字时，是否曾忆起过这首中唐八世纪诗人钱起《湘灵鼓瑟》的尾联：

曲终人不见，

江上数峰青。

我想大概有吧，否则怎么就这么巧呢？

六十年代，我在电影界时，收到过不少影迷的“情”书，其中引用过这一“尾联”对我赞扬、推崇的不为少数。大概引用诗句总让人感到“雅”而有情趣。那都是素不相识的银幕上的朋友，我自然不记得信的内容。但我往日旧友兴致所至，或触景生情时写的，我倒有这两首留下了：

第一首

年份：一九七八年

地点：香港铜锣湾避风塘艇上

作者：李翰祥

自在菩萨自在仙，

半似疯狂半似癫。

八大何需当头棒，

哭之笑之不语禅。

梁楷泼墨画神仙，

半个拾得半寒山。

江上数峰青和蓝，

曲终人隔万重山。

这是相隔八年之后，和作者在香港见面，一起会餐的都是影剧圈老朋友，由梁乐华（艺名岳华）执笔记录。

第二首

年份：一九八九年

地点：台北市李敖家中厨房餐桌上

作者：李敖

且作神仙舞，

愿为流俗轻。

曲终人不见，

江上一峰青。

和作者一起细算下有二十一年没见了，他送了我一本新近由文星出版的《李敖自传与回忆》，并在书上题此诗作纪念。

一九七六年那位江青随着毛泽东的去世也被打下了地狱——做了阶下囚，举国上下欣喜若狂，我也庆幸自己可以回家看看的日子终于盼到了。那时候家中三老——外公、外婆、姨婆（外婆的姐姐）都还健在。人往往就这样：在知道事情不可能发生时，就采取了一种放弃或不存在的态度；但一旦知道事情有可能发生时，一切的梦想、悬念、欲望就一股脑儿地像浪般扑来。我是那样渴望见我的亲人，想回母校看看，那毕竟是真正的家，生的、住的、长的……

一次又一次提出回中国探亲的申请，都如石沉大海，后来我找上了有关人员，私下探听一下究竟，才知道又是被“江青”加害。我感到束手无策，但是因为一切全是人为的“过敏症”在作怪，所以也无从对症下药。我偏偏不信邪，一次又一次地寻找可能的途径来得到回“家”的许可。不料“江青”就偏偏牢牢地顶住家门，十几个月下来，仍然不疲塌松懈，任我怎么顶也顶它不开。

1978年8月4日这一天我又多了一个姓：Blombäck。（柯锡杰摄影）

一九七八年初，中国科学院邀请比雷尔（Birger）访问讲学，那时我们已经相识了近三年，他也知道中国的清规戒律，不是合法夫妻不能作为家属与被邀请人同行。多煞风景的一件事，去中国而不和我结伴同行，少一个现成的翻译和好向导不说，重要的是：我是那么急切地盼望着回“家”。

我们俩都已不再年轻，结婚与否与彼此的关系毫不相关，也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当时我和他都没时间去张罗这件费时又费事的手续上的事，但此时基于现实所需，左思右量下来，决定尽快地把结婚手续办了。

谁也没对谁下跪，谁也没对谁求婚，谁也没对谁发誓，一切就这样顺理成章的，趁他夏天在巴黎开会、我在巴黎度假之便，两人飞到了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我们查询到依据瑞典法律，可接受结婚登记的最近地点），在瑞典驻葡萄牙的大使馆办了结婚登记。里斯本的海水和天空，竟是那样深沉的蓝绿蓝绿的，就和那天他的眼睛一样。从那天起，我多了一个姓，Blombäck，要我换掉本姓可不行，一名二姓就如狡兔三窟一样，可以灵活运用。

1978年，比雷尔、江青在上海生化研究所前留影。江青以“彭贝克夫人”的身份才得以第一次回到中国大陆。

这样我以随行家属身份，又填了一份申请去中国的签证表格，英文姓名填Mrs．Ching Blombäck，中文姓名一栏中我填上了青·彭贝克。虽属荒唐，可灵验得很，果然在我们的神算之中——我的旅行证件上第一次盖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出境签证的印戳。

结婚的那年秋天，我们一起去了中国，在上海见到了“文革”肆虐后幸存下来的所有亲友。

这段和我名字有关的小插曲，就是那次回上海，三姨亲口告诉我的：

“文革”一开始她就被揪斗，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列出一项新的罪名。罪名包罗万象，其中的一项就是替外甥女——江独青改名字，故意将独字去掉而变成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同志、爱人——江青同名，骂她：“胆大包天，没有自知之明，你外甥女是叛国投敌的国家叛徒，有哪一点配用江青这个名字？你居心何在？”毒打拷问之外，还荒谬地指出：你既然姓“巫”，自然地便会“诬蔑”、“诬陷”、“污害”共产党英明伟大的领袖，并且用十分阴险毒辣的手段，先从玷污毛主席的爱人江青同志着手。于是竭尽所能地“污”三姨一番，污垢的痰盂由头顶上倒扣下来，满脸满身的鼻涕、唾沫、浓痰，污秽的扫帚、畚箕在她头上敲打……真是竭尽污辱之能事。为了我那千不该万不该改的名字。三姨忍辱含垢地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写“坦白检查”，述明当年去“独”的原委，并强调去“独”是和我母亲当年决心自我改造从“灭私”开始。结果三姨被认定：不肯低头认罪，替反动家属涂脂抹粉。于是逃脱不了“乘飞机”的惩罚——人俯站着，双手反背作“机翼”，弯腰九十度当“机头”。

那次三姨所受到的肉体上的折磨以及人格上的污辱，都是为名字“江青”而受的，在听时作为江青的我难道能不感到歉疚吗？但这究竟又是谁造成的呢？

这次毕生难忘的旅行结束之后没有多久，我在纽约收到了中国寄来的舞蹈杂志，看到上面的舞讯栏上刊登着这样一则消息：“美籍华裔舞蹈家彭贝克夫人访华……”谁是彭贝克夫人？大概只有天知道和我知道了！

经我联络安排下，北京舞蹈学院陈锦清院长于一九七九年夏季，率领了第一个“中国舞蹈考察代表团”八人，到美国访问观摩。她告诉我：“为了你这个江青，那个江青给我吃了多少苦啊！”她本人在“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罪状之一是她在当北京舞校校长时，怎么居然会培养出这么一个叛国潜逃的江青来？也不知道是谁在六十年代中，把我满天飞的明星照片、月历牌、电影画报，在学校里张贴散布，把正统学院派的堂堂舞蹈学校，弄得乌烟瘴气，使学校中无人不晓我不但逃去了香港，还潜去了“反动大本营”——台湾。只要任何的运动来了，学校中无论大会批斗、小会检讨，我这个江青永远是首当其冲被点名的对象。所以虽然我人早就离校了，但仍然可谓阴魂不散，比我低上十几届的学生都知道我的臭名。我真庆幸那时我不在，否则，我的命早就被那个江青索去了，因为我不但不跳她一手抓的革命“样板”舞，还干起她的老本行——电影。

一九七九年下半年，中国舞蹈家协会和北京舞蹈学院邀请我在次年春季回国作巡回演出。

一要公开演出，名字就又成了件伤透脑筋的事。那几年，在中国及海外发生的一系列因同名而引起的误会，我所尝到的滋味、遭受的白眼，在身历其境中，使我清楚地了解到江青在中国令人深恶痛绝的程度，似乎到了将她千刀万剐还不能解恨的地步。“江青”不再是一个名字，而是一个代号，这两个字似乎就直接代表了暴戾、恐怖、霸道、卑鄙、丧尽天良……这些印象的总组合。所有的人都忌讳这两个字，就像忌讳瘟神一样。我回中国作示范演出，纯然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责任感所使，我究竟在北京舞蹈学校习舞六年，假如我能以对中国舞蹈背景的熟识，又能以中国舞蹈者所熟悉的术语和习惯来介绍西方的现代舞，探讨自身创作中国现代舞的经验，我感到应当是责无旁贷的。这种使命感使我也必须避讳，不要人们在看演出和学习交流的同时，勾起他们心窝深处一段段述说不尽的隐痛。

为了改名字的事势在必行，动身几个月之前，陈锦清院长在信中给了我许多选择，大多是同音或者近音的字，改名不改姓的可选“清”、“菁”、“晴”、“情”、“静”，改姓不改名的可选“蒋”、“姜”。姓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要改姓似有不孝之嫌，使不得。于是干脆请陈院长做主帮我改名，对我来说，反正是在假的中间选一个，用任何名都一样假，自己也就不必多此一举了。

等我到了北京，看到演出节目单，才知道陈院长送了顶草帽给我戴——“青”字上面加个草字头，成了戴草帽的“菁”。“菁”的念音是“精”，我笑说：“只要没有人骂我是狐狸精就可以了。”节目单中第一页第一行印着：纽约“江菁舞蹈团”团长江菁和……

1980年，与送我一顶“草帽”戴的陈锦清院长在长城。（陈伦摄影）

而一九八〇年五月份中国新闻的报道标题：“江菁和现代舞”中居然写：江菁原名江青，恰与“四人帮”江青一笔不差，故她毅然改名江菁。看后真是让我啼笑皆非！

华莹是我北京舞校同班同学，在《舞蹈》杂志编辑部摄影采访组工作。他特来约我拍舞蹈剧照，作下期《舞蹈》彩色封面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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