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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思源·北美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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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姜斯宪编

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9-01

书籍编号：30214878

ISBN：978731313755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0580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序

大学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更是一种精神的存在。

在世界范围内，大学作为独特的社会组织，在人类文明历史发展进程中保持了辉煌而持久的地位。大学不仅是知识的传承者和创造者，更是人类思想、精神和道德的制高点，是社会的良心、公平和正义的最后堡垒。大学的人文精神和学术追求，决定着国家和社会的未来。

交通大学，一所跨越3个世纪的百年名校，涌现出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蔡锷、邹韬奋、江泽民、陆定一、钱学森、吴文俊、张光斗、汪道涵、徐光宪、王振义、陈竺……一群叱咤风云的能人俊士。在我国近现代各个历史阶段，无论神州大地如何风云变幻，交通大学总是承担着救国、兴国、强国的历史使命与民族梦想。交通大学的学子们走出校园之后，总能在各自领域一展所长，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而踏实工作、默默奉献，做出不凡业绩。他们如满天星斗，布满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浩浩长空，谱写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史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百余年的积累，使交大形成了“起点高，基础厚，要求严，重实践”的教学传统，铸就了交大“求真务实，努力拼搏，敢为人先，与日俱进”的精神品格。一代又一代的交大人，为国家民族奋斗奉献的同时，也为学校留下了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校党史校史研究室历来重视对老校友的采访，2002年至今累计采访了300余位校友。在校友们的热心支持与配合下，采集到教材、讲义、笔记、文集、照片等许多与交大密切相关的实物资料，弥补了校史文献的不足，拓展了学校档案史料的来源，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对学校历史的认知。面对面的访谈活动，更让参与口述访谈的师生们从老校友身上直接感受到了老交大精神传统蓬勃的生命力。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作为“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的第三辑，是对远在大洋彼岸的美洲校友进行口述访谈的成果。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清末南洋公学派遣学生出洋留学开始，直到如今上海交通大学将国际化作为实现学校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交大已在政商文教等领域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声望斐然、贡献卓著的海外校友。其中，美洲的交大新老校友云集荟萃。他们在青春燃烧的岁月，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怀揣“实业救国”、“知识立国”之梦，漂洋过海，师别国之长技，以求中华之崛起。功成名就之后，他们又始终秉持“饮水思源”的校训精神，鼎力支持母校发展，始终热心校友工作。长期以来，通过捐赠办学设施、设立奖学金、提供学术资源、搭建交流平台、资助年轻校友等各种方式，热心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曾成功促成了1978年交大访问团出访美国，近年来又推动设立交大密西根学院，慷慨捐建了“文选”医学楼、“木兰”船建楼等设施。对美洲杰出校友进行口述访谈，不仅能丰富交大百年留美教育的档案文献与历史认知，而且能展现校友们的奋斗事迹、品格风范和母校情怀，是传承交大精神文化和激励青年学子的重要资源。

时至今日，仍然有许多交大人的事迹不为人知，还有许多记忆的宝库未及开启，我们希望把口述历史这一工作持续开展下去。以史为鉴，血脉传承。交大人求真务实，努力拼搏，敢为人先，与日俱进的精神品格，必将激励后来者为祖国的繁荣、民族的兴盛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维

2015年8月

自序

一百多年前，甲午战败，民族阽危，西学潮涌。因“兴学、储才、自强”之梦想，今日上海交通大学之前身南洋公学应运而生。创校伊始，便眼观西潮，审时度势，以瞄准世界之巅、国本之需的全球视野，奋起回应与追赶近代西方高等教育之新风时潮。1900年12月，南洋公学总理何嗣焜遵照盛宣怀的授意，选派师范生章宗元、中院生胡礽泰远赴美国留学，是为百年交大留美教育之滥觞。这是继1881年清政府首批官派留美幼童之后重新派遣的早期留美学生，也成为交大历史上两位最早出资选派赴美的校友。

民国肇兴，交通大学更以中西汇通的宏阔胸怀积极效仿欧美大学先进的办学理念与实践，办学成就之著，声誉之隆，颇可与北美名校颉颃争胜，被誉为“东方MIT”。自此，交大学子留学美洲的数量与日俱增，从清末民初不足百人发展到新中国成立前300余人。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岁月，风雨如晦，时局不靖，一大批怀揣“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梦想的交大人历经艰辛，漂洋过海，赴美留学，师别国之长技，以求强国御侮之道。虽然每个人的经历或有不同，但最终都声名显著，成就斐然。卓有建树者诸如王安、朱兰成、潘文渊、李天和、沈家桢、沈嘉英、吴德楞、赵锡成、郑国宾、葛守仁、吴耀祖、韦潜光……。新中国成立后，有些老校友虽因各种历史原因未能归国，但眷恋故土之情、感恩母校之心丝毫未减，他们纷纷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中美两国乃至世界的交通、工程、科技、教育等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岁月腾挪，世易时移。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交大重新走出国门，力拓国际化办学之路，一批又一批怀抱“知识立国”、“科教兴国”之梦的新交大人再次踏上美利坚的土地。一时间，交大留美人才异军突起，美洲日益成为交大海外校友最为集中之地。凡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康奈尔、普林斯顿、通用电气公司、贝尔实验室等北美一流名校与名企中，无不活跃着交大中青年校友的身影。不少校友早已在美国政商文教等领域功成名就，学问、财富、地位均睥睨北美，不仅为交大之荣光，亦为华人之骄傲。

无论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校友，还是出类拔萃的中青年校友，尽管他们的家庭背景、求学生涯、赴美经历、事业发展不尽相同，但却有一条共同的精神纽带使他们血脉相通。这就是“同为交大人，共饮思源水”的母校情缘。基于这份同出一脉的母校情缘，他们超越了年龄、地域、国界、意识形态的藩篱，早从1965年开始便在美洲的主要城市举行每隔5年一次的全美交大校友大团圆盛会。团圆会上，来自海峡两岸的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新竹交通大学五所交大的校友，无论男女老少，彼此认同，亲如一家。

基于这份神圣深厚的母校情缘，美洲校友们时时都以感恩为念，以校誉为责。1948届机械系校友、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应用数学系主任的朱家鲲学长回忆：“我们那时到美国非常不容易，找工作时相当困难。幸好交大的名声很好，我们只要说大学是在交大念的，总是可以攀上钱学森、朱兰成、王安，大家就知道交大是什么学校。而正因为要维系母校的名誉，我们必须与外国人一争高低。”1985届动力机械系校友、上海交大美洲基金会总裁何能，更是将母校比为根，将校友喻为叶，“无论叶飞多远，也割不断叶对根感恩的情意和责任。”

基于这份质朴赤忱的母校情缘，美洲校友们始终秉持“饮水思源”的校训精神，以实际行动鼎力回馈母校。长期以来，他们通过捐赠办学设施、设立奖学金、提供学术资源、搭建交流平台、资助年轻校友等种种方式，热心支持母校的建设和发展，曾成功促成了1978年交大访问团出访美国，推动设立交大密西根学院，慷慨捐建了“文选”医学大楼、“木兰”船建大楼等设施，为交大的国际化战略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平添了腾飞的双翼。

和风诵咏百年弦歌，岁月洗却历史铅华。美洲杰出校友们的奋斗事迹、品格风范和母校情怀，在经历岁月年轮的冲刷与荡涤后，已潜移默化地融聚成交大校园文化与传统的一部分，是传承交大精神文化和激励青年学子的重要资源。什么是大学的记忆，就是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故事串联起来的思想风采；什么是大学的传统，就是通过一代一代的莘莘学子奋发努力积攒起来的精神底蕴。

本书作为校史研究口述系列的第三辑，精心采撷了26位不同年代留学、工作于北美地区的知名校友的口述回忆。其中，既有德艺双馨的世界顶尖科学家，也有声誉卓著的跨国工商巨子；既有德高望重的老一辈工程专家，也有后来居上的新兴职业精英；既有成就斐然、传为佳话的夫妻校友，也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中英才。从他们每个人娓娓道来的口述中，我们不仅可以了解不同年代背井离乡的交大人在海外鲜为人知的求学经历与生活，而且能够深刻体认一代代交大学子在异域他国摸爬滚打的酸甜苦辣，亦可见其在异质文明洗礼中从未改变的家国情怀。

追忆海外杰出校友的求学足迹和社会贡献，弘扬他们的精神品德与人格魅力，既是历史上交大办学传统“中西汇通”的有力彰显，也是当今交大推进“国际化战略”的题中之义，更能为交大莘莘学子思远致远、砥砺前行集聚正能量。2015年，欣逢五年一度的海峡两岸五所交大在美洲举行大团圆盛会。我相信此书的出版，将以一种人文记忆的特别方式，进一步增强美洲老、中、青三代校友彼此间的凝聚力与认同感，让更多的海外校友了解交大与美洲的深厚历史渊源，也将推动交大与日俱隆的办学声誉在大洋彼岸的美洲大地展翅飞扬。

姜斯宪

2015年8月

沈嘉英　我很喜悦我是交大人

沈嘉英，1916年生，祖籍浙江绍兴，1937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电机工程学院。毕业后曾在京赣铁路局、长沙航空通讯训练班、中央无线电厂任职。1944年被资源委员会派驻华盛顿，后调赴加拿大办理采购事宜。1952年加入级友沈家桢的“纽约人人企业公司”，从事国际贸易。1956年定居加拿大，长期供职于安大略省政府公路运输部，主持创设电脑系统中心，率先将工程技术与车辆管理予以信息化。1981年退休后，热心交大加拿大校友会工作，长期担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是加拿大交大人最受尊崇的“沈伯伯”。2011年荣获上海交大“杰出校友思源贡献奖”。

采访中，沈嘉英回忆了入交大求学的缘起经过和留下深刻印象的同学、老师、社团生活等；详述了抗战时期服务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中年以后在加拿大自主立业的不平凡经历。

口述：沈嘉英

采访：盛懿、马开桂、欧七斤、朱恺

时间：2014年5月15日

地点：加拿大多伦多沈嘉英寓所

记录：朱恺

编者：欧七斤

上中的附读生

我于1916年8月8日生在上海，祖籍浙江绍兴。祖上在绍兴经营一家刻印书籍的味经堂。到了我父辈这一代，他们来到上海从事现代出版印刷业。大伯父沈知芳到上海后创办了顶有名的一家书局，叫“世界书局”，出版了很多教科书。对家族来说，他最大的功劳是把三个弟弟带到上海，帮他们立足，成就各自的事业。

我上到初中升高中的时候，正碰上日本发动侵略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上海很多学校都停办关门了，我只好去了一家夜校念书。这所夜校是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沈教务长开办的，他自己也在里面教书。我知道沈老师是上海中学的教务长，就和他说希望到上海中学去读书。上中的教学程度高，名气非常响，而且它是公立，学费又便宜，是学生最羡慕的中学，能考进去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就等于考大学里面的交大一样，录取率很低。对于我的要求，沈老师说他没这个权力，但以我的成绩和潜力，可以先作为附读生，和正式生一起上课。这样，我就以插班生进入上海中学，插入高中二年级。沈老师还叮嘱我说：“如果一学期下来，你的总成绩均分在70分以上，就可以转为正式学生。”我就牢牢记住这句话，勤奋用功，刻苦学习。

2003年6月18日，加拿大部分校友在沈嘉英学长后园聚会(居中者为沈嘉英)

上海中学分理科和文科。我想读理科很难，高中二年级已经读到“高级化学”，我连“初级化学”也没读过，完全脱节了。我想学文科好像要容易一点，就选读了文科。但进去后发现，文科也不是好学的，老师在课堂上当场出题，要求课后就交卷。结果，我交了一次白卷，感觉读文科比读理科还要难，读不下去了。我只能再去找教务长，要求从文科转到理科。那时我只有十几岁，不知道人家的困难，一直盯住他要求转科。记得他走在楼梯上，我还抓住他说我的事。不过，他很有同情心，想了想说：“校有校规，照道理是不可以的，我也没这个权，不过你不是正式学生，可以转过去试试。”我又进了理科班，至于跟不上的化学课，我就约了两个和我一样情形的同学，大家组织在一起，晚上请助教来帮忙。因为助教管着实验室，可以到里面去做实验，这样印象很深刻，学的很快，不久就跟上了课程进度。一学期后我就转成正式生。

在上海中学一年半的时间里，我发现那里备考交大的气氛相当浓。我和母校交大的缘分，开始于1933年交大举行37周年校庆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中学念三年级。校庆那天，我跟着同学们一起去徐家汇参观交大，见校园里有小火车的表演，环绕整个校园，行车管理像真的一样，非常欣赏，留下了好印象，于是自己立下了心愿，要考进交通大学念书。在参加入学考试的报名时，需要选定一个系科。探听下来，交大那时以电机工程最为著名，但也最难考入，考分必须很高，才有录取希望。我勇气十足，没有顾前思后，根本不去想万一考不取怎么办，就报了电机工程学院。结果有幸被录取，这让别人很吃惊，因为我是插班的。但我确实做到了，自己也蛮得意。无形之中，这又替我25年后在海外走的职业道路，先铺了底，说来也是件幸事。

美好而充实的交大四年

电机工程学院下面两个方向，电力和电信，都在工程馆，我是读电信的。电机学院的教授蛮好的，对我们要求很高，考试很严格。院长张廷金老师年纪比较大了。有个包可永老师，做过上海电话局的局长，他是兼课的，讲课非常清楚。后来1960、1970年代，我在美国纽约还碰到过他几次。马就云老师年轻有为，教得很清楚。裘维裕老师教物理，也是很好的。教化学的徐名材老师给我印象很深，他上课讲得不多，但手里不断写，板书写得满满的，让大家都记下来，这是他的风格。每个教授的个性、风格都是不同的。

交通大学乒乓球队留影[后排左起：沈嘉英、沈家桢、汪晓瀛、程民祥、刘家仁；前排左起：盛家俊(队长)、胡大仁、何毅生、孙俊人、邱立传]

我住在学校里，第一年是新中院，六人一间，是随机的，自己事先不知道室友是谁。第二年开始住执信西斋，有两人一间，也有三人一间，但要抽签来决定究竟两人还是三人一间。而且，还可以自由挑选室友。这也蛮复杂的，比如，你找好了两位室友，但万一抽到的不是三个人一间，也就麻烦了。我挑选了沈家桢做室友。我们两人都姓沈，名字里面都有一个“jia”音，只是字不同，又都是绍兴老乡，更主要的是我觉得他比我大三岁，人长得很清秀，落落大方不俗气，为人处世很成熟。不过，邀请他做室友的有五六人之多，我是五六分之一，所以机会不太大，只好听天由命了。结果抽签下来，果真把我们抽到一起，我们成了室友和好朋友，就像亲兄弟一样，一直保持了一生。

沈嘉英大学毕业照

大学生活非常美好，也很充实。大三时，我和沈家桢、徐明甫、魏重庆等同学合作写了本书。大四第二学期，我们结伴去毕业旅行，我、沈家桢、徐明甫、魏重庆等5个人，组成小团队，向铁道部申请了一个免费乘车的旅行计划。交大那时属于铁道部，很快批准了。我们沿途经过很多城市，一直北上到了天津、北京。沿途每个城市可以自由上下，不仅不收分文车票，而且处处受到优待。

毕业前夕，我们还成功组织了一个有影响的社团“一社”，这在《沈家桢传》里面讲得很清楚了。故事是这样开头的，同宿舍的沈家桢有感于中国很软弱，日本正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觉得中国没有工业，总是强大不起来。他要发起一个建设事业励进社，组织大家合力发展实业，齐心建设中国。我一听就说：“好极了。不过，这个名称太长了一些，不容易让人记住。我建议把正式名称定成‘建设事业励进社’，再给它起一个简单一点的名字。”沉思了一会儿，我说：“古人常说一心一德，孔夫子还有‘吾道一以贯之’的名言，我们成立这个组织，也是要一心一德做事，一以贯之坚持宗旨。再说，一字打头，登在电话本上的时候，别人第一眼看见的就是我们。我看就叫一社好了。”

沈家桢说我的主意很好，我们非常兴奋，就马上把同班同学魏重庆等人叫来商议。一听说要成立一社，大家没有一个不赞成的，很快“一社”便宣告成立了。消息传开，先是电机学院四年级学生纷纷加入，接着学院其他班级的学生也加入进来，又发展到其他学院的学生，一下子发展到几百人，成为交大当时很热门的学生社团。搞实业建设是要钱的，不能讲空话，但大家都没钱，所以想发挥所长，决定出一个《科学大众》，作为普及科技、推进实业建设的开始。我出面来经营，要组稿、要编辑、要发行，事情很多，忙得不得了，但我们做到了。我们大概出版了2期，很受社会欢迎。但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大家也毕业离校，这份期刊就终止了。不过隔了几年，“一社”社员王天一，是1939届交大毕业生，他对《科学大众》印象很深，又将这份杂志继续办了下去。后来还增加了《大众医学》、《大众科学》。

“一社”的领头人是沈家桢。他读大学时因为生病在家休养了两年，病好后返校插到我们班上，这样一来，他比我们要大3岁，各方面比较成熟一点，书读的也好，在班上很有威望，是领袖人物，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话。毕业之后，他在同学里面也属于很优秀的，发展实业的确很成功。他白手起家，办“人人公司”，在美国做内河航运生意，从没有钱变成很多钱，积累了大量财富，很伟大的，我蛮佩服他。晚年，他信奉佛教，献出许多钱财在纽约郊区建了一座庄严寺，他们夫妇就住在里面，一直到终老。庄严寺现在也是纽约的一个名胜了。

危难时期的校友情

1937年毕业那年，刚好碰上日本侵略中国，占据了上海。铁道部先是派我到京赣铁路工作，这是一条南京到江西南昌的铁路线。我拿了铁道部的派职令，去了京赣线安徽宣城局报到。工作不到一个月，宣城就沦陷了。我就过着流浪生活，每到一地，刚刚安顿好，日本人就占据了这个地方，只能又撤退。有几次，离开的时候距离日本军队来临的时间也就是一个晚上，真有一种逃亡的感觉。

1937年12月，沈嘉英函请交大电机工程学院院长张廷金开具毕业证明

在几年的流浪生活中，我接触了不少校友，得到他们许多无私的帮助，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他们是真心实意地帮忙，不是虚的，使刚刚出校的我感到无限温暖，从不感到寂寞孤独，更让我顺利度过了很多难关。我终身感激他们，这也是我一生热心校友活动的情感基础。

记得我撤到江西南昌时，拜访了一位在航空委员会当科长的校友，名叫孙洪钧，比我高好几级，是1929年交大电机工程学院毕业的学长，我们互不认识。我说：“毕业时派给我的铁路工作，因为日本侵占，铁路已经没了，还有机会找工作吗？”他恳切地说：“我自己的部门，就是航空委员会，上面有好几层长官，要介绍用人，时间会很长，而且一级级的上司都有可能反对。”所以，他就写了封介绍信，介绍我到他的同班同学叶允竞那边。叶学长正在长沙主持办一个航空通讯人员训练班，有直接用人的权力。我持信去了以后，叶允竞录用了我，让我当了名助教。他们根本不认识我，没什么关系，只是校友关系。他们对我很热情，诚恳地来帮助我，这是很了不起的。

接下来的几年，我和级友魏重庆往来很密切。有他的协助，我在1940年进入资源委员会的中央无线电厂，在重庆办事处担任业务工作。无线电厂的总经理周维榦，1921年毕业于交大。他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喜欢用交大的人，爱帮校友。他的同班同学中最能干的叫恽震，是中央电工器材厂的总经理，很看好我。我们两家厂办事处都在重庆，靠的很近。有一次，电工厂办事处主任要去受训半年，恽震就和周维榦商量，要我去兼任这个职务。我记得兼职期间做成了一件事，到兵工署签订了一份长期合同，要对方先付95%的预定金，就是货没交，先要拿一年的钱。这个要求不太合理，看起来是做不到的，但我做到了，这让恽震非常开心，更加欣赏我了。

1944年，我被选派去美国华盛顿催运国防急需物资。当时出国是很难的，需要通过层层审批，最后经蒋介石亲自批准后，才能拿到签证。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但各方面因素综合起来却得以实现了。说起来也是我的幸运，有个侍从室的顾问，愿意帮我拿到蒋介石亲批的签证。我就去告诉我的上司周维榦，周说你对无线电厂贡献很多，有这么个机会，我愿意帮你。他去找他的上司钱昌照，时任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说沈嘉英年纪轻轻，但没礼貌，开会的时候不听他讲话，就在那看杂志，不尊重他。这样一来，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希望。在周维幹、恽震的解释劝说下，钱昌照最终还是批准了。

那时美国和中国之间订有一个《租借法案》，就是中国政府需要的抗战物资，美国都无条件给你。但实际上不少物资不能如约到位，就是答应给的东西，没有给中国，等于是讲空话。如我们无线电厂因为没有真空管，很多订货交不出，配件也没有，就有这个必要派人去美国催货。我受资源委员会的委派，乘坐美国的军用飞机，先飞到印度中转，再飞往华盛顿去执行这个任务。

1945年抗战胜利后，美国停止执行《租借法案》，我的使命由此结束。第二年，政府又派我来加拿大渥太华。因为加拿大给了我国一笔6000万加币的贷款，中国政府用这笔款子购买物资，大部分用于资源委员会，一部分用于兵工署。负责加拿大贷款购料的有两人，一个是兵工署的江标，是主任；一个就是资源委员会的周维榦，是副主任，我是办事员。后来江标回国做了后勤部部长，并帮助我太太出国和我团聚。我代表资源委员会一直在加拿大待到1952年。这时国民党已到了台湾，加拿大这边的事没人管了，也管不到了，乱得不得了，我只能自谋职业。在美国，我发现宋子文有一个很大的组织，美国对华的事务都在宋子文手上，江标也是他的部下。

在加拿大立业

我的上级机关——资源委员会对我挺好，加拿大事务结束以后，他们给我提供了一份很好的工作机会，是台湾一家很大的炼糖厂。但我太太觉得加拿大环境好，希望留下来。我听了太太的话，留在加拿大，可是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这时，我求助在美国发展的沈家桢，那时他在纽约办了个小公司，从事国际贸易，他要我进了他的公司。事实上，没有我也没关系，但他为了帮我忙，愿意安插我。我在这个公司里做了4年，其中在日本待了18个月，其余时间都在纽约。不过，我不喜欢国际贸易。那时候沈家桢和其他几个交大校友，处境也不太好，事业刚刚起步，还没拿到美国移民的身份，前途难料，不过他们很振作，很自信，敢闯敢做，这种精神激励着我，给我带来了奋斗的信心。

访谈中的沈嘉英

1956年，我又回到了加拿大。一开始我想不出找什么工作好，后来觉得还是找新兴技术领域比较有希望。这时电脑刚刚问世，在一些部门应用后提高了工作效率。我就到这类部门去找机会，先是找到一家小股份公司，老板是计算机博士出身，年纪很轻，比我还小，我那时已经40岁了。他听了我的陈述，知道我虽然对电脑技术一窍不通，但很专注，也很愿意学。他考虑了很久，答应试用3个月，如果90天内做不出富有成效的工作，就要解雇我。他给了我机会，我很开心，非常珍惜，用心专研技术，卖力工作，结果试用期顺利过了，有了一份稳定工作。这一年我花1万7千加元买了栋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这家公司有公路部门的业务。有一天，公司举办一场家庭招待会，邀请一些客户来联谊一下，不少公路局里的高管也来了。招待会上，我负责联络安大略省公路局主管。交谈之后，他对我印象挺好，就要我进入他的部门。他那时自己有个电脑管理的规划设想，无论是造桥修路，还是交通运行的管理，都要电脑化。他看得很远，但没法用很高的薪水聘请专家来实施这件事。

他有用人的需求，而且是按公务员的规定和标准，但不能请专家，他觉得我可能适合，所以要我进了他的这个部门。于是，从1957年开始，我就进入了安大略省交通运输部，做运用电脑来解决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类工作。该部是建造和管理全省公路的机构，在政府里是一个负有实际建设工作责任的部门，规模非常宏大，职工万人以上。我负责该部的电脑系统处，专门和部内各部门专业工程师和管理人士配合，将他们的工作用电脑系统来分析和操作，并改进其工作效率，省钱省时。邀我的长官对我非常好，他总是源源不断地给予我支持，先是给我安排了顾问工作，后来又给了更大的职权，要用人、买机器，他总是支持的。我有困难，他也总是帮忙解决。我非常感谢他，因为加拿大有规定，只有在加拿大大学读书的学生才可以进入政府机关工作，我是交大毕业的，加拿大那个时候还不太了解交通大学。如果没有他招我进去，恐怕我根本没办法进政府机关的。我一直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23年，1981年，我退休的时候，他还来参加我的退休仪式。他称赞我实现了他的梦想，工作效率高，为国家省了很多钱。听到了他的赞许，我的确感到欣慰。就这样，我在加拿大，一个陌生的国家，立了业，并安居下来了！

2008年元旦，沈嘉英在多伦多的王子酒店(Prince Hotel)参加迎新活动

我实不敢说有何成就，不过1960—1980年那段时期，电脑运用刚刚开始，用来做工程技术和管理方面的工作更是先锋。工作上一直有挑战性，我和我负责的部门表现很好，一直为政府所珍视。因为工作业绩好，我的知名度蛮高的，名气东传西传，不仅我自己部门，其他机关也知道有个沈嘉英。我还有一个愉快回忆，我退休多年后，有一次应邀去参加一位工程师的退休宴会。那位工程师曾经调在我处工作过，但同桌的人，我不认识，介绍时，他们却说，他们认识我，并叫出了我的名字，说我是改变他们工作习惯的人，岂能忘记；事隔多年，而影响犹存。当时听了，我深感高兴。

永远都是交大人

退休之后，我有了时间，经常有机会和校友会接触，交大校友都爱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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