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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搏击暗夜：鲁迅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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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漱渝著
出版社：北京中作华文数字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时间：2016-01-01
书籍编号：30301677
ISBN：9787506386920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6938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搏击暗夜：鲁迅传
作者：陈漱渝
ISBN：9787506386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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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梦魂常向故乡驰
——鲁迅在绍兴（1881—1898）
“汝南周”的后人
稽山千岩竞秀，鉴湖明澈如镜。我们祖国的如画江山，我们民族的优秀传统，世世代代哺育了多少仁人志士！
但是，中华民族的近代是一个蒙尘的时代。一八四〇年，西方列强用炮舰敲开了古老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从此，我们这个西方冒险家眼中的“东方黄金世界”，便迅速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十一年后，由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激化，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终于爆发。束长发、裹头巾的起义军血洒郊原，艰苦鏖战，驰驱十七省。然而，由于中国社会新生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还在孕育之中，这场持续了十四年的农民起义终因缺乏正确领导而不可避免地陷于失败。
神州大地，风雨如磐；镜水稽山，黯然失色。就是在这样一个国运艰难、危机四伏的年代，鲁迅在被称为“报仇雪耻之国，历史文物之邦，名人荟萃之地，山清水秀之乡”的浙江绍兴呱呱坠地了。他诞生在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这时，上距鸦片战争爆发四十一年、太平天国失败十七年。鲁迅诞生之后，按照绍兴的习俗，家人依次给他品尝了五种东西：醋、盐、黄连、钩藤、糖，象征他在未来的生活道路上先要备尝酸辛，经历磨难，最后才能体味到人生的甘甜。事实也恰恰如此，这个被长辈爱称为“胡羊尾巴”的聪慧灵巧的孩子，自从来到人间，就跟我们的国家、民族一起，过早地承担着时代的忧患。
鲁迅本姓周，小名阿张，本名樟寿，初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改名树人。比较可靠的说法是，绍兴周氏房族的一世祖周逸斋自十六世纪明正德年间（1506—1521）迁居绍兴城内竹园桥。所谓“逸斋”，其实就是名字失传的意思。但自二世祖开始就有姓有名了。从四百年前直到鲁迅诞生，已经传到十四代。旧时代的望族都有尚古追远的倾向。周作人后来调侃说，绍兴周氏如果一定要把始祖往上推溯，似乎也可以硬说是周公之后，大家弄惯了也不以为笑
。而实际上，周本是个国名，在今陕西岐山县，皇室姓姬。
在绍兴周氏家族心目中，他们的“远祖”并不是周公，而是北宋时代的理学家周敦颐。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宋营道楼田堡（今湖南道县）人，因《爱莲说》而闻名于世。宋代曾被封为“汝南（在河南中部）伯”，故有“汝南周”之称。鲁迅祖父周介孚在清同治乙卯科《浙江乡试朱卷》亲笔填写的履历中说：“始祖元公，宋封汝南伯，元封道国公，学者称濂溪先生，从祀文庙。”
还有一个例证，就是鲁迅父亲中秀才之后，鲁迅的外祖父给他祖父周介孚写了一封贺信，其中有两句是：“雅居中翰之班，爱莲名噪；秀看后英之茁，采藻声传。”大意是：昔日介孚公中进士钦点翰林，连远祖周敦颐也因之沾光，名噪一时；今看周伯宜茁壮成材，中了秀才，文脉代代相传，令人欣喜。贺信当然说的是一些吉祥话，但也说明绍兴周家确以周敦颐之后为荣。
绍兴周氏以周敦颐为“远祖”另有一个旁证。周建人回忆，周家的夜航船上也高举着“汝南周”的灯笼。绍兴水乡，城门有旱门也有很多水门，如东郭门、昌安门、都泗门、值利门……鲁迅家人乘船夜归经过水门，为避免管城门的盘查，船老大就高举一个大灯笼，上书“汝南周”三个大字。管城门的见到这个灯笼便喊：“好，好！请开船吧！”当然，追宗认祖，更值得重视的是先人美德对后人的实际影响。
一九〇〇年秋天，鲁迅写了一首七律《莲蓬人》：“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鹭影不来秋瑟瑟，芦花伴宿露瀼瀼。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这首诗起联两句，用极其概括的笔触，直接点出了莲蓬的生活环境：莲蓬处在仙人的国度里，以菱叶为裳，以荇菜为带，风定之后，碧玉般的躯体散发出淡淡清香。这是何等高洁！颔联二句，以工整的对仗，情味至浓地渲染出秋天的氛围：在萧瑟的秋天，鹭鸶已经渺无踪迹，只有那白头芦花，还在浓霜的侵凌下与莲蓬结伴。颈联两句，描绘出莲蓬淡雅纯净的风姿，述其形，摄其神。末联由写景转入议论，希望莲蓬跟周敦颐《爱莲说》中的莲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亭亭净植，傲然不群，在污浊的尘世保持高尚的节操。可见，周敦颐的《爱莲说》，已经成为了跟鲁迅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
润物无声的越文化
鲁迅曾以“身为越人”而深感自豪。他的笔名中，就有“越丁”“越山”“越侨”“越客”等，在潜意识中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故土之情。
“越”是一个古老部族的名称，秦汉前分布在长江中下游以南，部落众多，史称“百越”。“越”同样是一个古国国名，从河姆渡文化算起，至少有七千年生息繁衍的历史。长期以来，史学界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距今三千六百多年，现在这个看法已被颠覆。二〇〇三年至二〇〇六年，浙江省文物界对位于平湖市林埭镇群丰村的古墓进行发掘，在越文化（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原始文字，将中国的文字史向前推了一千多年。由于越地滨江临海，生存环境险恶，因而使越人养成了一种强悍刚烈、抗争复仇的民风。这也就使得越文化在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谱系中具有了独特的风格。
越文化开拓期的始祖无疑是神话、传说中的大禹。在“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怀山襄陵”（《尚书·尧典》）的洪水为患的时代，舜帝任命大禹治水，功成，葬于会稽。因此，会稽（越）成为了大禹神话的中心点。神话中大禹“胼手胝足”，“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古越先民卓苦勤劳、人定胜天的顽强拼搏精神。大禹用疏导的方式取代堙堵的传统旧法，又体现了古越先民勤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遍布绍兴境内的禹山、禹井、禹穴、禹陵、禹祠、禹庙、禹碑，表达了绍兴人民对大禹的忆念。禹同时也是鲁迅心目中的英雄。一九一一年春，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的鲁迅带领全校学生祭扫禹陵，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绍兴府中学堂辛亥春季旅行於禹陵之纪念”。照片中的鲁迅穿着黑马褂、长袍，胸前佩戴着一朵醒目的白花，表现他是在十分庄重地凭吊一位民族英雄。逝世前一年，鲁迅又创作了《理水》，收入新编历史小说《故事新编》。作品中的禹因治水而得上了“鹤膝风”（结核性关节炎的一种），满脚底都是栗子一般的老茧，体现了作为中国脊梁的艰苦奋斗精神。
承续了大禹精神的首推勾践。相传勾践是禹的后代。《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明确记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勾践之所以名垂史册，主要是源于他灭吴兴国的故事：
勾践于公元前四九四年与吴王夫差战于夫椒（今浙江绍兴北），败后求和，入吴为人质三年，忍辱负重，韬光养晦，终于博得吴王的信任重返故国。他卧薪尝胆，与民共苦乐，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不仅营造了“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之仇”的社会氛围，而且积蓄了报仇复国的实力，终于在公元前四七三年灭吴。鲁迅崇仰勾践报仇雪耻的“坚确慷慨之志”。他在临终前不久写的《女吊》一文中，引用了明末王思任的名言：“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并接着写道：“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有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他笔下的“女吊（女性的吊死鬼）”，就是一种“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鲁迅进一步指出：“被压迫者即使没有报复的毒心，也决无被报复的恐惧，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凶手或其帮闲们，这才赠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旧恶的格言’。”
第一个鲜明体现了越文化精神的思想家是东汉的王充，他著有《论衡》一书，反对“天人感应”说和鬼神迷信。鲁迅继承了他那种“嫉虚妄”的现实批判精神和对真理孜孜以求的探索精神。友人许寿裳之子许世瑛开蒙，鲁迅给他开的书单中，《论衡》一书赫然在目。
跟王充比较起来，对鲁迅影响更大的是三国时代魏国的思想家、文学家嵇康。嵇康的籍贯是谯郡铚，在今安徽宿州西南。但鲁迅始终把他作为会稽先贤崇敬。据鲁迅早年校录的虞预《晋书》记载：“（嵇）康家本姓奚，会稽人。先自会稽迁于谯之铚县，改为嵇氏，取‘稽’字之上，山以为姓，盖以志其本也。”嵇康反抗礼教、愤世嫉俗的精神和清峻通脱、师心遣论的文风，对鲁迅的杂文创作产生了明显影响。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四年六月，鲁迅穷十年之力精心校勘了《嵇康集》，成为了鲁迅在辑校古籍领域的重大成果。
影响鲁迅的古越文人，还有晋代书法家王羲之。鲁迅多次观看王羲之书写的“鹅池”石碑，游览右军祠、墨池、御碑亭、流觞亭。鲁迅尤欣赏志高词壮的南宋爱国诗人陆游，认为他是国步艰难岁月中的“慷慨党”。此外，明代徐渭的水墨花卉，张岱的小品散文，陈洪绶的人物绣像，也都成为了浸润鲁迅的艺术滋养。
跟越文化中的精英文化相比，越文化中的民俗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也不能低估。鲁迅崇敬有造诣的文学家，也崇敬那些置身于社会底层的“不识字的作家”，认为他们虽然目不识丁，但创作的民谣、山歌、渔歌等等，刚健清新，往往为士大夫所不及。“社戏”就是对童年鲁迅影响颇深的一种越地民俗文化，一种农民和手工业工人的作品。
“社”是古代地区的一个小单位：或曰方六里为社，或曰二十五家为社。“社”中常有庙，祭祀社神，一般为土地神。但农村的社庙有多种用途，除祭神外，平时也寄存农家的水车及其他大型农具。每年夏秋还以此为舞台上演“年规戏”，以酬神祈福，也叫野台戏。每年扫墓完毕之后，鲁迅常随母亲到安桥头的外婆家住几天，那时他盼望的第一件事就是到五里地外的皇甫庄去看社戏。
其实，这里所说的社戏，是绍兴戏的一个总称，包括越剧、绍剧、新昌腔调、绍兴目连戏及诸暨西路乱弹等剧种。绍兴民间还有许多曲艺品种，鲁迅为母亲祝寿时就请艺人来家唱过绍兴平湖调。鲁迅儿时爱看的是绍兴戏中的目连戏和大戏（“大”俗音如“陀”，去声）。大戏白天演折子戏，从黄昏至次日黎明则演整本戏。大戏的精采部分是剧情中间出现的“跳吊”（“跳”俗音如“条”）和结尾出现的“勾魂使者”活无常与恶鬼。鲁迅在《朝花夕拾·无常》中描写“活无常”：“他不但活泼而诙谐，单是那浑身雪白这一点，在红红绿绿中就有‘鹤立鸡群’之概。只要望见一顶白纸的高帽子和他手里的破芭蕉扇的影子，大家就都有些紧张，而且高兴起来了。”又写道：“在许多人期待着恶人的没落的凝望中，他出来了，服饰比画上还简单，不拿铁索，也不带算盘，就是雪白的一条莽汉，粉面朱唇，眉黑如漆，蹙着，不知道是笑还是在哭……”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中，他又描写了绍兴戏中另一种具有特色的“鬼”——“女吊”：“她将披着的头发向后一抖，人这才看清了脸孔：石灰一样白的圆脸，漆黑的浓眉，乌黑的眼眶，猩红的嘴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这是一种因衔冤横死而复仇的鬼魂，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
在看大戏或目连戏的时候，十余岁的鲁迅还扮演过“义勇鬼”。他跟其他十余名孩子，都在脸上涂几笔油彩，手持一柄钢叉，一拥上马，跟在蓝面鳞纹的鬼王后面，疾驰到郊外的几处无名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地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算是完成了演出任务。
除了爱到皇甫庄看社戏，鲁迅还喜欢到距离城东约六十里的东关去看五猖会。这是他童年罕逢的一件盛事。五猖也就是五通神，神像是五个男人，后面列坐着五位夫人。虽是凶神，但面貌却并不显猖獗之状。南方农村有五通神出巡的习俗，每次出巡就有“跳五伤”的演出：跳小娘，跳小棺材，跳活无常，跳大头鬼，跳吊。观众最爱看的还是其中的跳活无常，只不过迎神时在广场演出。活无常只有动作，没有语言，配合着一定的锣鼓伴奏。除了在皇甫庄等郊外有野台戏，鲁迅儿时也在城里看过绍兴戏。周家老台门对面有一大片空地，是附近居民的娱乐场。每年约七月半，常由覆盆桥周家发起，请戏班子来演出：文戏叫高调班，武戏叫乱弹班。相传七月酆都城的鬼门关开启，故常演出目连戏，演给到阴间玩耍的鬼魂看。鬼的形状各异：套个假头套的是大头鬼，把衣领拉到头顶装上小头的叫小头鬼，那手不释卷但榜上无名因失落而上吊的叫科场鬼。
在中国的文化名城中，绍兴以“水乡泽国”著称。这里湖泊密布，拥有鉴湖、曹娥江、浦阳江三大水系。俗语说：“文化如水，润物无声。”绍兴纵横交织的文化系统，就像润物的甘霖，滋润着童年鲁迅的心田。
新台门的人物
九斤老太
鲁迅诞生时，家中辈分最高的是六十七岁的曾祖母戴氏（1814—1893）。因为鲁迅的曾祖父在本族同辈中排行第九，人称“九老太爷”，因而戴氏也就成了“九老太太”。戴氏出身于殷实的官宦之家，嫁到周家之后赶上了家道的败落。原因之一是丈夫虽中过秀才，捐过监生，但除了栽种兰花之外，别无长处和爱好；原因之二是太平军在绍兴一带跟清军激战，导致农田大片荒芜，周家的租粮几乎颗粒无收，在城内开设的商行、当铺也大多歇业。幸亏戴氏治家严正，好不容易保住了四五十亩水田，全家得以维持生计。一八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正值春节前夕，年近八十岁的她死于中风一类的突发病，当时鲁迅只有十二岁。正是在为曾祖母隆重操办丧事的过程中，鲁迅结识了短工章福庆的儿子运水——这位能在雪地捕鸟和在夏夜刺猹的英武矫健的少年，当时前来帮助周家看守办丧事的祭器。二十八年之后，少年运水成为了鲁迅短篇小说《故乡》中闰土的人物原型。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曾祖母去世那年秋后，新台门周家传来了衙役的呼叫声：“捉拿犯官周福清！捉拿犯官周福清！”
仕途坎坷的祖父
周福清（1838—1904）就是鲁迅的祖父，字震生，号介孚。他长着一张“同”字形的脸，算命的说是富贵相，果然在一八六七年中了举人，又在一八七一年中了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经过三年培训，外派到江西省金溪县当知县。如今在金溪县还留下了一块长一点二米，宽零点四米的石碑，记录了他在当地稳定社会秩序的政绩。当时金溪贫穷，富人少，乞丐多。每当有人办红白喜事，都有不少丐帮前来任意索讨，行同敲诈。为此，周福清跟各丐头谈判，规定了办红白喜事的人家接贫济困的钱数，上交专门设立的救济场所，合理分配给周边十三村的孤贫户，各丐帮不得无理坐索。这块石碑立于光绪二年（1876）五月，是周福清上任一年后办的一件实事。但是周福清性情耿介，恃才傲物，尤其敢于顶撞上司，因而好景不长，于一八七八年即被参劾。为了保住原来的品级，周福清只好花银子捐了两次官：一次是在陕甘局买了一个“同知”的官衔，当然不会真去走马上任；另一次是买了一个“内阁中书”的官衔，于一八七九年进京做了一个专事誊录、校对、协修的七品小京官。一八九三年他母亲去世，必须回绍兴丁忧三年，此时他五十七岁。不料刚办完丧事之后，他又摊上了另一桩大事——“科场行贿”。
平心而论，科场行贿在腐败透顶的清末官场司空见惯：花三四百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秀才，花一两千两银子即可雇“枪手”代考举人。拜帖中夹带银票行贿主考官的事情，当时也常有发生，见怪不怪。周福清行贿一事完全是受他姐夫章介千等人鼓动，以为当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跟周福清是同榜进士，请他关照周福清的亲友章、孙、陈、顾、马五姓子弟，以及周福清的儿子，原本是件易如反掌的事情。更何况送去的那张银票是空头支票，只有在事成之后才会兑现。但周福清却倒霉在以下三件事上：
一、替周福清办事的听差陶阿顺送拜帖和一万两银票时大声吆喝要回条，而不巧副主考郁昆恰恰在现场，逼得殷如璋只好当场拆信，装出公事公办的样子，将陶阿顺扣留，迅即递解苏州府；又把鲁迅的父亲暂时拘留，革除了秀才资格。
二、周福清跟绍兴知县俞凤冈、苏州知府王仁堪及其幕僚陈秋舫均有过节，所以事情败露之后，无人替周福清遮罩，让奏章顺顺当当递到了皇帝手上。
三、不知怎地，不能称之为政界铁腕人物的光绪皇帝偏偏重视周福清一案，接连下了好几道批谕：先令浙江巡抚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接律定拟具奏”；崧骏禀明案情之后，光绪又批谕：“案关科场舞弊，亟应彻底查究。相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这份批谕的交办部门就是刑部。刑部鉴于周福清行贿未遂，又主动投案，如立即问斩，似属过严，便建议在“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如果真流放三千里，那就该流到新疆去了。光绪在刑部的奏章上又作了批示：“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敬效尤。”“斩监候”，也就是死刑缓期执行。这样一来，周福清就成了名副其实的“钦犯”。
晚清政治腐败，官场的状况也就必然匪夷所思，周福清案即为一例。被判决“斩监候”的周福清被羁押在杭州监狱。因系“官犯”，便享有种种特权，不仅免加刑具，能住单间，有男女佣人；甚至还买了一个比他小三十二岁的潘姓女子为妾，能入狱服侍，狱卒并不干涉。除了没有自由之外，周福清在狱中可以读书、散步，跟狱卒和其他犯人聊天，还教小儿子周伯升和二孙子周作人读书。不过，每年临近秋季，监狱都会提醒周福清可能会被斩决，但使点银子也就会很快逢凶化吉。
时光荏苒，周福清不觉在狱中待了八个年头。一九〇一年，光绪皇帝早已被软禁，慈禧太后推行所谓新法令，赦免八国联军入京时监狱中的所有犯人。援引这条法令，周福清也得以假释，于这一年的四月九日（阴历二月二十一日）重返故里。三年后，周福清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当然，读者关心周福清坎坷的仕途，但更想了解他对鲁迅的具体影响。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周作人就对钱玄同说过：“祖父是一个翰林，滑稽似豫才。”除此之外，周福清对鲁迅的影响还有两方面：一、特立独行，不巴结上司，不攀附权贵。二、学习方法，如治学应以历史知识为基础，学诗应从明白易晓起步。特别是他对通俗小说的肯定，更培养了鲁迅最初的文学爱好。鲁迅曾对友人说，直到读了《西游记》，他才第一次对书籍发生兴趣；而促使他对《西游记》发生兴趣的，则是祖父曾给他讲孙悟空败逃，变身为破庙，尾巴无处安置，就化为旗杆竖立在庙后门的故事。
鲁迅在《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中写道：“我们从幼小以来，就受着对于意外的事情，变化非常的事情，绝不惊奇的教育。那教科书是《西游记》，全部充满着妖怪的变化。例如牛魔王呀，孙悟空呀……就是。据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总而言之，两面都是妖怪，所以在我们人类，大可以不必怎样关心。然而，假如这不是书本上的事，而自己也身历其境，这可颇有点为难了。以为是洗澡的美人罢，却是蜘蛛精；以为是寺庙的大门罢，却是猴子的嘴，这教人怎么过。早就受了《西游记》教育，吓得气绝是大约不致于的，但总之，无论对于什么，就都不免怀疑了。”
在《花边文学·化名新法》中也写道：“孙行者神通广大，不单会变鸟兽虫鱼，也会变庙宇，眼睛变窗口，嘴巴变庙门，只有尾巴没处安放，就变了一枝旗竿，竖在庙后面。但哪有只竖一枝旗竿的庙宇的呢？它被二郎神看出来的破绽就在此。”
在《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少女》中，鲁迅还从《西游记》里魔王吃童男和童女引发联想，揭露富户豪家以童女为侍奉，甚至作为纵欲采补的材料，为陷入险境的中国少女伸张正义。
周福清对晚辈的家训主要体现在他的一篇《恒训》中。这篇文章作于“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元月十八日”。折合成公历就是一八九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其时介孚公还被囚禁在杭州监狱。同年十月上旬，在南京陆师矿路学堂就读的鲁迅工工整整地抄录了一份《恒训》珍藏，可见他对祖父教诲的重视。鲁迅手迹的原件现珍藏于国家图书馆。
《恒训》内容十分广泛。先讲三条家诫：“力戒昏惰”，“力戒烟酒”，“力戒损友（即绝不结交坏朋友）”。后讲“养生法”，与之并列的是“病勿延西医”。最后谈“家鉴”。周介孚在这一部分回顾了绍兴周氏家族从兴旺到败落的过程。概括了三条“败家之鉴”，即“纵容孩子”“信妇言”“要好看”（按：即讲排场，好奢靡）；又提出了三条“成家之鉴”，即“有良心”“有恒心”“有积蓄”。
今天看来，《恒训》中的有些内容是错误的，如“病勿延西医”，但他的“养生法”中也有不少可取的保健知识，如“每日咽唾沫三十六次。临睡摩手心、足心。摩肚腹数遍。用两手自头至足，周身摩一次。晨用大指节擦两眼角数次。两手按耳，中指敲脑后十余次。左右顾，用手摸掌至肩，伸缩数次……”这种自我按摩法又是周介孚的祖父口授的，可谓“会稽周氏秘传”。此公八十三岁时，仍耳目聪明，手足便利，可见是行之有效的保健方法。
当然，周福清教给子孙的大多是修身齐家法，其中有的鲁迅遵循得很好，有的则不尽如祖父之意。做得好的有“事事认真”。《恒训》写道：“去昏之法，在事事认真。看书写字，用静细功夫。心不二用，神气自清。……所闻所见，关学问者，关家务者，一一记簿，时时细看，切勿怠惰。凡有作为之官宦，成家立业之士民，无不有日记帐簿。平生阅历，逐年事务，及一切用场，了如指掌。”鲁迅遵祖父家训，养成了记日记和记账的好习惯，这些日记和账簿如今成为了研究鲁迅及研究同一时期社会文化史和经济史的珍贵史料。鲁迅还告诫读者“要认真”：“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作戏似的。……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在日本军国主义对华进行侵略的危急时刻，鲁迅仍然认为日本民族性中的“认真”这一点是可以效法的。
鲁迅有悖《恒训》教导的是“力戒烟酒”。周介孚一生不猜拳赌酒，他写道：“如水旱烟，有损无益。至酒之为害，不殊鸦片，非特废时误事，且易伤生。试看盛酒锡壶，用久底烂，酿酒房屋，梁柱速朽，况血肉身躯乎？”鲁迅虽然不是高阳酒徒，但却嗜烟成癖，这对他身体的损害是众所周知的。
《恒训》中的关键字是“恒”。《恒训》开篇写道：“有恒心，有恒业，有恒产。有恒心得见有恒善，圣之基。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持恒能久视此训辞。”
“恒”，就是持久不断；具体到鲁迅身上，就形成了一种“韧”的战斗精神。鲁迅认为，就个人而言，没有“恒”就不能成就任何事业。他举例说，收集民间花纸（即年画），只要持久有恒，也能保存一大笔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般人都能做到的。就改革而言，因为“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所以更是一个持久而艰巨的历史使命，一代人不够，“就再一代，二代……这样的数目，从个体看来，仿佛是可怕的，但倘若这一点就怕，便无药可救。只好甘心灭亡。因为在民族的历史上，这不过是一个极短时期，此外实没有更快的捷径”。
周福清有一自撰挽联：“死若有知，地下相逢多骨肉。生原无补，世间何时立纲常。”“世间何时立纲常”当然有愤世嫉俗的意思，但他若在地下与鲁迅这位“骨肉”相逢，想必会引这位长孙为荣吧。
擅讲故事的继祖母
鲁迅在作品中曾多次提及他的祖母，但这位祖母并不是他的亲祖母，而是他的继祖母。
鲁迅祖父有一原配，姓孙（1838—1864？）一八五八年生一女，乳名德官，一八六一年生一子，名凤仪，字伯宜，是鲁迅的父亲。鲁迅诞生时，她已去世十七年，所以没有留下什么印象。
鲁迅作品中提及的祖母准确地说是他的继祖母，姓蒋（1842—1910），绍兴鉴湖边的鲁墟村人。她疼爱孙辈，常给他们讲述一些诙谐有趣而又寓含人生哲理的故事，培养了鲁迅儿时对文学的爱好。《朝花夕拾》所收录的《狗·猫·鼠》有一段温馨的回忆：“那是一个我的幼时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摇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给我猜谜，讲故事。”接着，祖母给他讲述了老虎拜猫为师的故事。老虎自以为本领都学到了，就想杀掉猫，没想到猫还没有教老虎上树的本领，所以侥幸逃生。鲁迅杂文集《坟》中还有一篇《论雷峰塔的倒掉》，又回忆了祖母跟他讲的“水漫金山”的故事，激起了他对白蛇娘娘的同情和对法海和尚的憎恶。一九一〇年五月十一日，继祖母病逝，终年六十九岁。当时鲁迅的祖父、父亲均已去世，小叔父在兵船服务，不知去向。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无法赶回。家里就电召在杭州教书的鲁迅速回，主持继祖母蒋氏的葬仪。这一人生经历，鲁迅写进了他的小说《孤独者》中。
然而，这位慈祥而又诙谐的继祖母却跟祖父感情不和，甚至常年受到祖父的怒骂。最根本的原因是太平军攻占绍兴期间，这位继祖母一度与家人失散。祖父怀疑她被太平军俘虏失贞，因误会而产生裂痕。另一个原因是祖父多次纳妾；先纳薛氏，后纳章氏，再纳潘氏。祖父亲近妾而疏离蒋氏，夫妻更加不和。
鲁迅和周作人的同情明显是在继祖母一边。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鲁迅为那些在战乱中失贞的女子辩护：“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周作人也写过一篇《抱犊谷通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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