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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龙墩上的悖论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王充闾著

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16-06-01

书籍编号:30302820

ISBN:978754703943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61337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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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皇帝命运的思考”讲座(沈阳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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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汉争锋地(河南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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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江苏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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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将高冢付苍茫(吉林集安高句丽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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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明清古战场遗迹(辽宁新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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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多的欲望,最后也都埋入一抔黄土。(陕西临潼秦始皇陵)

人文初祖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黄帝作为远古史上“英雄时代”深受群众爱戴,而且尚未脱离生产实际的英雄祖先,作为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后世子孙对其景仰、热爱之情自可想见。


上篇


幼读《诗经·甘棠》三章,深为人们怀念召伯的真情所感动。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方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情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道:“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居住)。”然而,如果以之比于陕西黄陵人民热爱“人文初祖”黄帝而及于黄帝陵的柏树,那还是“小巫见大巫”了。


出铜川市北行数百里,弥望尽是赤裸裸的荒山秃岭,唯独黄陵县的桥山长满了葱葱郁郁的翠柏,宛如黄褐色的地毯上镶嵌了一块绿宝石。名闻中外的黄帝陵就坐落在这里。1937年,谢觉哉代表边区人民政府谒陵时写了一首词,上阕是:“远望郁苍连,抱岭环川。成林古柏势参天。万里荒原青一点,愈见森然。”可说是确切的写照。


作为中华民族的始祖,轩辕黄帝数千年来一直受到人民的敬仰。人们在四平方公里的陵区栽植了近十万株翠柏。而且,世代相传,互相诫谕:不得砍伐黄陵林木,甚至连枝条也不能随意剪伐。这种情感的形成,是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根源的。


同葱葱郁郁、气壮河山、实实在在的黄陵古柏相对应,有关黄帝的历史却像天上过往的烟云那样,显得过于飘忽而玄渺,甚至只能到上古神话传说中去求证。


大约在距今五千年前,当中华民族还处在向蒙昧状态告别的时节,轩辕黄帝便率领他的部落在陕西北部高原一带开基创业。而后,又沿洛水南下,东渡黄河,定居于涿鹿之野。


古代传说中我国境内从西到东,自南而北,散居着许多不同的氏族与部落。他们各自平静地生活在所处的空间地域,互不干扰,也很少往来。后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各氏族、部落间在财产方面出现了差别,部族间的共同利益与矛盾冲突也逐渐形成。《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是以炎帝神农氏为首的。伴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时代,各部落之间相互侵陵攻伐,暴虐百姓,而炎帝对此无能为力。于是,“草昧英雄起”,黄帝教民习用干戈,以征伐那些肆行暴虐而残害百姓的人。这样,各个部落便转而前来朝拜并归服于黄帝。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在涿鹿之野,率领许多过去曾以熊、罴、狼、豹、豺、虎为图腾而现在仍以它们做名号的氏族部落,挥舞着用雕、鸢、鹰、鹖的羽毛制作的旗帜,历经几番苦战,打败了炎帝部落。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赢得对东夷、苗蛮的战争积蓄了实力。


《逸周书》、《太平御览》、《山海经》等中国古代典籍还记载了另外一种传说:先是炎帝部族同东夷蚩尤部族发生了激烈冲突,但战争失利,丢失了固有的疆土,便向黄帝部族求救。于是,炎、黄两部族联合起来同蚩尤作战。当双方鏖战方酣、胜负未分之际,具有神性的蚩尤,突然张开巨口,喷出滚滚烟雾,使黄帝部族的队伍迷失了方向。为此,黄帝制作了一台机械,车上有铁制仙人,伸臂指路,无论车子如何转动,它都指向南方,人们呼之为“指南车”。靠着它的帮助,黄帝军队冲出了重围。蚩尤又在风神雨伯的帮助下,瞬时刮起卷地狂风,暴雨从天而降,地面顿成泽国。黄帝也施展神威,唤来女神旱魃助阵。旱魃体内贮满超量的炎热,她一来到战场,风神雨伯连同狂风暴雨便消逝得杳无踪影。黄帝乘胜反攻,蚩尤战死,余部向南逃窜。通过这场激战,充分展示了黄帝部落所向无敌的实力,从而奠定了他在各个部族中的领袖地位。


古书中,黄帝也写作“皇帝”,其含义为“皇天上帝”。传说在神话王国中,其他诸神分管东西南北各方和春夏秋冬四季,而他则雄踞中央,成为地位最高的天帝。各部落间遇有争执事端,一律向他提出诉讼,由他以领袖身份裁断是非,协商解决。古籍记载,黄帝在位一百年,期间,群黎安居乐业,敦睦礼让,风调雨顺,岁时丰稔,开创了一个人世间的乐园。


战胜攻取之后,他与臣民一起,主要致力于创造各种凝结着聪明才智的大量物质和精神财富:首创井田制度,划分地块为“井”字,四围八家为私田,中间一块为公家财产;建立雏形的政治体制,划野分疆,析全国为九州;设官司职,提出以德治国、修德振兵、以德施天下的主张。从前部落间作战,只是投掷石块,通过发明弓箭,提高了战斗能力;并演习阵法,布成队列,指挥兵员有序进退。教人以泥土木石建造耐用的房屋,剥下兽皮,用以制作衣裳;制造舟车,将粗大的树木从中刳空,放入水中载渡过往行人;同时,把直木插进两个圆轮中间,使之运转并带动平板前行,逐渐发展成后来的车辆;烧制陶器,捕鱼狩猎,播种五谷,饲养六畜,创医学,造文字,制乐器,调音律,全面开创了中华文明。孙中山先生有诗赞曰:“中华开国五千年,神州轩辕自古传。创造指南车,平定蚩尤乱,世界文明,唯有我先。”


实际上,产生于文化史源头的神话所记录的历史,并非超人或英雄的个人行迹,而是诗化了的整个民族生活的折光映现。作为一个时代的文明交汇点,它总是把大范围的时空信息压缩到一个时段或一个人物身上。上述那些发明创造,无疑是历经很长时间并由多人共同完成的;但在没有“上帝观念”的族群,黄帝作为远古史上“英雄时代”深受群众爱戴,而且尚未脱离生产实际的英雄祖先,这些旷世殊勋便自然地统统归结到他这个综合体上。


下篇


中华民族素有尊宗法祖的传统。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说过:“商周都尊重祖先,当作神看待。儒家思想信仰及其指导下的社会体制中,祖先崇拜是核心。”对于首次统一中华民族、开创中华文明,功昭日月的“人文初祖”轩辕黄帝,后世子孙对其景仰、热爱之情自可想见。


有一个历史传说,颇具典型性—


黄帝到了118岁高龄,仍然乘车到各地巡视。这一年他来到了现今的河南省,提议采用附近的铜在山下铸一个高一丈三尺的巨鼎,其实,也就是一口硕大的铜锅。目的在于举办一次盛大的庆功宴会,来招待各个部落的酋长。就在巨鼎铸成之时,突然晴天一声霹雳,一条巨大的黄龙垂挂着长须,自天降下。原来是玉皇大帝垂念黄帝的丰功伟业,特意派出黄龙来接他返驾升天。黄帝深情留恋着他所开创的事业和长期同甘共苦的子民,但天命难违,只好唯唯从命,跨上龙背,冉冉归去。


当黄龙飞越陕西桥山时,黎民百姓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一个个频频挥手,痛哭流涕。黄帝深受感动,遂驾龙徐徐下降,殷情告别。人们哪里肯放他去升天,都执意挽留,牵衣顿足,围拢不放。巨龙见势不妙,乘人们低首垂泪之机,驮着黄帝腾空而起。民众赶忙拉拽,结果扯下了黄帝的一块衣襟、一只靴子和随身佩带的宝剑,而黄帝本人则跨龙飞走了。当地民众便把这些衣物封葬于桥山之巅,起冢为陵,封土植树,这就成了今天的黄帝衣冠冢;而其所在地也被命名为黄陵县。


《史记·封禅书》中也有类似记载。究竟是太史公采用了神话传说,还是民间传说演绎了《封禅书》中的记述呢?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黄帝陵就接受祭奠,这从孔子、孟子的谈话中,可以得到证实。秦汉以降,已经形成了制度。汉初于桥山西麓建起了轩辕庙。唐代宗大历五年,正式把这种活动列入国家祀典。北宋开宝二年,因沮河水泛滥侵蚀,桥山西麓发生崖塌土崩,威胁庙院安全,地方官员上奏朝廷,由太祖赵匡胤亲降御旨,将轩辕庙迁至东麓,就是现今的所在。据文献记载,历朝帝王亲自祭扫黄帝陵共达七十六次,其中明朝十次,清朝二十六次。


千秋万代,黄帝活在人们心中,已经形成凝聚中华民族的一种力量,一种象征。每个中国人都自认是黄帝的子孙,视黄帝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并以此自豪。与此相联系,甚至黄的颜色以及相关事物都跟着沾上了荣光。我们被称为典型的黄种人;我们的文化发源于地质史上的黄土期,我们的老祖宗生活繁衍于黄河沿岸、黄海之滨、黄土高原;地位最尊者黄袍加身,黄鹄比喻贤才高士,黄钟大吕用来形容庄严正大的音乐或者辞章;皇帝的公告叫黄榜,太守衙中正堂叫黄堂,好日子称为黄道吉日,死后的去处则称作黄泉;政治经济文化的繁荣时代叫黄金时代,美好完善的境域叫黄金世界,广播电视一天中收听、收视率最高的时间称为黄金时段。


这里有一个黄帝的神格与人格的定位问题。显然,黄帝不是西方的宙斯神那样由自然神发展来的、无任何历史依据的纯然神话人物。长期以来,他以一个实实在在的部落酋长,而且是华夏民族的先祖的身份,作为一位真实的历史人物而存在。无论他同蚩尤的战争还是与炎帝的战争,都是先民部落之间,或为争夺空间、或为争夺财物而进行的正常的生存手段。当然,他又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他已经成为一种综合体,一个文化符号,因此,在他身上也必然存在着基于祖先崇拜与民间信仰而高度神化的因素。


在我国,祖先崇拜与神祇信仰,也就是敬祖与祭神的传统,是并肩存在,相辅相成,却又迥然各异的。这两种崇拜形式源于不同文化系统的碰撞与融合。祖灵是父祖的远古延伸,尊宗法祖,更具有源远流长的中华一统的民族特色。一般地说,奉祀神灵,须借助于中间媒介;而生人与先祖之间,则可以自然亲合,无须仰仗其他媒介的参与。轩辕黄帝,尽管他在中华民族心目中至高无上,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头号人物,顶尖级的文化英雄,甚或具有古籍中记载的“黄帝四面”的神怪形象,但后世子孙却宁愿让他成为具有“亲缘”关系的可亲可敬的共同祖先,而不想把他推上巍峨高耸的神坛,送进玄之又玄的神仙王国中去,像密尔顿所咏叹的:“一个深不可测的海洋,无边无际,苍苍茫茫,在这里,长度、宽度、高度和时间、空间,都消逝不见。”


1935年,正当祸深寇急,国脉艰危,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绝续的严重时刻,全国各地各界爱国人士发起祭扫黄帝陵的活动,以号召民众,戮力同心,共赴国难,团结御侮,并规定每年清明节为中华民族扫墓节日。新中国成立后,对黄帝陵、庙整修一新,并把它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编为“古墓葬第一号”。


今天我们看到的黄帝陵,高三米六,周长四十八米,墓碑上刻有明嘉靖年间唐锜书写的“桥山龙驭”四个大字,祭亭中央碑上的“黄帝陵”三字为郭沫若手书。在古轩辕庙的“人文初祖”大殿,塑有威仪万方、器宇轩昂的黄帝像。院内,古柏参天,浓阴翳日,十五株树龄超过两千年的古柏分列两侧,像甲胄森严的卫士一样肃然挺立,迎候着前来瞻拜先祖的炎黄子孙和远涉重洋的国际友人。其中一株古柏已有五千年历史,传说是“黄帝手植柏”。树高二十米,树干周长达十一米,七人尚不能合抱,故有“七搂八拃半,疙里疙瘩还不算”之说,被国际林业专家誉为“世界柏树之父”。乾隆年间一位署名“长白世臣”的诗人赞美道:


古柏森森不记春,陵宫犹自享明禋。


轩辕制起功常在,永使余波惠子民。


数千年风刀霜剑,没有能摧折这些黄陵古柏,它们年复一年,长得益发苍劲挺拔,表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们象征着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勃勃生机,也显示出炎黄子孙超强的凝聚力、向心力。近代台湾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的诗,最能表达这种爱国怀乡、敬宗法祖的情怀:


天下万山祖,其名曰昆仑,昆仑有南支,万里趋越门。


人生亦有祖,谁非炎黄孙?归鸟思故林,落叶恋本根。


我在拜谒黄帝陵后,也曾即兴口占一绝:


尊宗法祖寄深情,不剪枝柯万柏青。


华夏重光千载业,开来继往拜黄陵。


(2009年)

皇帝乎?苦工乎?


大禹王以其卓绝的献身精神、人格魅力与事业修为,无疑算得上一位“风范大国民”,一位德配天地、功标青史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此一见的吃苦耐劳、身先士卒的名副其实的“苦工皇帝”。



四川省汶川大地震这场惊天浩劫所带来的深悲剧痛,令我几天时间里惶悚不安。从文友的一次谈话中,偶然听说大禹的故里在现今的四川省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是一处重要的文化遗迹。于是,在伤恸之余又增添了一层牵挂—北川属于灾区的重中之重,“禹王故里”肯定也深埋于废墟之下了。


大禹,在后世人民心目中,其崇高地位可以媲美于他的高祖父、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黄帝。南宋著名词人辛弃疾那首《生查子》词,道出了人们的共同心声: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鱼自入深渊,人自居平土。红日又西沉,白浪长东去。不是望金山,我自思量禹。


“我自思量禹”,旨哉斯言!我觉得,在这位民族英雄身上,足资后世缅怀、景仰的献身精神、人格魅力与事业修为,实难一一缕述;不无遗憾的是,作为历史话题,当代学人关于大禹的言说,较之古代却相对很少。也许是认为,茫茫禹迹在当时就已如轻烟淡霭,玄渺无凭;而随着世代睽隔,更是前尘淹忽,难寻鳞爪。可是,作为全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财富,其典范性和普世意义重在人文价值。即以禹王视解倒悬、抒民困为己任,身先士卒,栉风沐雨,十三年如一日,奔波于山川、田野之间,“三过家门而不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足资彪炳千秋,垂范万世,在当今尤其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


大禹的身世与功业,距今已四千余年,可谓悠哉藐矣。但他自始就不是以神话传说中的虚幻形象现身,更不像后来某些疑古学家所说的只是一条虫,而是作为一位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物,生活在现实之中。经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确定,禹在位十年,葬于会稽时,为公元前2062年。先秦文献中,最早记叙大禹行迹的是《尚书》;继而有《诗经》、《左传》、《国语》、《论语》、《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不仅述其言行,而且于其盖世勋劳尽皆交口称赞。许多文献中在“禹”字前冠以“大”字,译成现代文字,便是“伟大的禹”。


古代有“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之说。儒家向来以出言有据、执事严谨自持,孔夫子是“不语怪力乱神”的;可是,关于大禹的德业,却是反复多次地引述,并且予以高度赞扬:“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却长年累月地为百姓勤劳,一点也不为自己。这真是崇高得很啊!儒家另一位代表人物孟轲有言: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在《孟子》一书中,像这样谈论大禹,多达三十处。


《庄子·天下篇》引述墨子的话:从前,禹堵塞洪水、疏导江河而沟通四夷九州,大山三百,支流三千,小溪无数。禹亲自拿着盛土器和锄头,骤雨淋身,强风梳发。禹是大圣人,而为了天下,竟这般地劳苦。


“悠悠万世功,矻矻当年苦”。前一句歌颂大禹劈山浚河,治平水土,教民稼穑,划分九州,使百姓安居乐业的丰功伟绩;后一句状写他的奉献精神。二者合在一起,完整地概括了大禹一生的德业。



关于大洪水的传说,在古代神话系列中,带有极大的普遍性。除了非洲、北欧与东亚外,几乎遍布于整个世界。这当是由于洪水所带来的巨大灾难,留给世人历久不磨的伤痛记忆。这种记忆又是群体性的,经过一代代的流传、丰富、夸大、加工,遂逐渐积淀而进入群体创造的神话。在这里,宗教信仰起着积极促进的作用,以致把它归因于神对于人间充满罪恶十分不满,要用大洪水消灭掉他的全部创造物—而这些创造物,正是上帝用泥土造出的人类始祖亚当、夏娃,犯了原罪,被逐出伊甸园而一路发展来的。


但是,在中国,华夏民族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却没有洪水毁灭人类和惩罚原罪、人类再造的主题。大禹的后面没有宗教和神的存在。在对于洪水成因的阐释上,也与世界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从中国古文献记载看,主要是当时中原地区比现在要温和得多,加之,森林草原茂密,雨量充沛,导致雨季江河泛滥,洪水横流,成为威胁人民生命安全的一大祸患。因而,治水的大禹便更多地具有现实中英雄人物的形象,其艰苦奋斗精神也就更具现实意义与人文价值。这一类论断,已为近代气象学、地质学所证明:中国从五千年前的仰韶时代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时代,黄河流域的气候比现在温暖、潮湿得多,河水的径流量和洼地的蓄水面积剧烈增加。亚热带的雨水偏多,造成了这一地区洪涝灾害的频发,加之海侵的影响,便有了尧舜禹时期“汤汤洪水方割”、“浩浩滔天”的记载。


从中华体系的神话传说中可以看出,华夏民族的神化英雄,既不像古希腊超人赫拉克勒斯那样,从天神那里派生出来,最后又回归到天神那里去,也不像由上帝派遣,像耶稣那样,始终遵循和体现上帝的意志;而是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道德表率力量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以牺牲与奉献精神造福世人。他们主观能动地应合于“天命”,竭尽一己之力,而不做一切听命于天神的消极被动角色。大禹属于这一类英雄人物的典型。


古籍中记述的大禹,是一个智者的形象。他不仅身体力行,勤于劳作,而且充满了人生智慧。他并非光凭一腔热情,只知挽起裤腿带头苦干,而是首先通过调查研究,制订符合实际的治水方案。接受乃父鲧阻障洪水导致失败的教训,根据水流就下的特性,确定了“以疏为主、疏堵结合”的治水方略。《淮南子》说:“禹之决渎也,因以水为师。”以水为师,就是按照水流运动的客观规律,因势利导,疏河导川。他把很大精力用于实地查勘,为的是准确掌握河道流经地域的地形地貌情况。《禹贡》中记载,禹在查勘水情时,“左准绳,右规矩”,“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就是使用类似今天的垂线、角尺、圆规之类的测量工具,随地以堆石或刻记树木的方式作为测量的记号。看来,当时已经掌握了原始的数学与勘测知识。


说到大禹的智慧,古籍《战国策》中记载了这样一桩轶事:臣工仪狄酿造出了美酒,把它进献给夏禹。禹王饮后,认为十分甘甜,但从此就疏远了仪狄,也不再饮酒了。他说,我们应该记住,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嗜酒而遭致亡国的君主。讵料,此言竟然一语成谶。大禹去世后,由他的儿子启继位,晚年的夏启,“淫溢康乐”,饮酒无度,导致了国运衰颓;他的儿子太康尤其荒淫,饮酒、打猎,最后失位;待到末代皇帝夏桀,竟然构筑酒池、糟丘,宴饮时,最多达到三千人,像牛群饮水一样,在鼓声中一齐从岸上向酒池伸下脖子,狂吸痛饮。针对他的淫靡无度,民众们诅咒说,太阳啊,你快点亡吧!我们情愿跟你一起亡呀!夏代饮酒之风颇盛,这从二里头出土的陶器中各种酒器占有相当的比重,可以得到证实。


殷商得国之后,便流传下来一句铿锵作响的话:“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可是,酒色财气,这些关系到基本人性的东西,世上是谁都无法禁绝的。结果,说归说,落到实际上,嗜酒、群饮之风照样炽烈,到了最后,殷纣王把它推向极点,以致其庶兄微子悲叹:“沉酗于酒”,“殷其沦丧”!周初,接受夏、商纵酒败亡的严重教训,立国伊始,便发布《酒诰》,把戒酒同成败兴亡联系起来,下令严厉禁酒,彻底制止“群饮”、“崇饮”,违者处以死刑。


夏商周三代以及秦汉以降,历朝历代层出不穷的“以酒而亡其国”的惨痛教训,都共同验证了大禹的见微知著的惊人的洞察力与预见性。



如果说,关于大禹存在的真实性及其巍巍之德、赫赫之功,在历代典籍中迄无异议的话;那么,对于他是如何得天下的,亦即继位的途径与方式,则各异其辞。大别之,有三类:


禅让说。相信舜之于禹同尧之于舜一样,都是通过禅让,亦即由各部落首领推举并经过考核,认为可以胜任才正式就位的。


攘夺说。认为在实现所谓“禅让”之前,曾经历过剧烈的权力争斗。禹之所以能继承帝位,是“臣逼君”的结果。“禅”、“擅”同音,“让”、“攘”通借。“禅让”其名,而“擅攘”其实。


虚构说。认为史无其事,只是一种虚言、传说。全然否定禅让的存在。


细检古代文献,发现其中关于禅让的记载,从《尚书》到《史记》至少在十五种以上。而且,近年出土的文献《郭店楚墓竹简》也进一步予以证实。可见,禅让之事,为晚周人的共识。因此,虚构一说当可排除。问题在于,先秦诸子对于禅让一事何以如此大张旗鼓地宣扬?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设问与深思。


以公元前2062年大禹辞世,而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来计算,对于先秦诸子来说,舜禹禅让故事当是一千三百年以前的往事了。当历史成其为历史,它作为“曾在”,即意味着不复存在,包括特定的环境、当事人及历史情事在整体上已经永远消逝了。在这种情况下,“不在场”的后人在选择、整理史料亦即文本化过程中,必然存在着深度的主观性介入。我们发现,关于禅让一事的叙述,先秦诸子的主观性因素,同样十分明显,表现为自行取舍,各执一词。


其实,今天看来,当时禅让的“庐山真面”,不过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权力的交接而已。舜禹禅让,反映的原是部落联盟之民主选举制度。其中的“禅”字,最初也许是有关礼仪的术语,或者本指任期届满后的一种权力交接仪式。这种禅让,既不同于世袭制的“家天下”,也不同于“汤武革命”的“打天下”,是一种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权力和平过渡的理想化制度。然而,在儒、墨、道、法、杂家、纵横家那里,却弄得云笼雾罩,烟雨迷蒙,各自以其思想本体为依据去推演其内容。儒家主张仁政,所以,他们解读禅让的本质在于实施仁政,将尧舜禹禅让描述成儒家仁政的典范。墨家以尚贤为宗旨,主张贤人执政,不仅是三公,就是天子,也可选天下贤者而立之。墨子出身于下层社会,其思想集中体现平民的要求,奉行节俭,提倡生产,特别强调大禹的亲身参加水利、农事劳动、为天下先这些方面。概言之,孔孟侧重于尚德,墨子侧重于传贤。


而最有趣的是法家韩非的看法。他一面从崇尚暴力、着眼权谋出发,认为禅让实乃篡夺,是“逼上弑君”,为“反君臣之义”,指斥倡言禅让为“非愚即诬”的行为;一面却又说,当时皇帝这个宝座,除了受苦、挨累,找不到什么油水。


尧称王天下的时候,茅屋顶盖不加修剪,栎木屋椽不加砍斲;吃粗米饭食和野菜豆叶的菜羹;冬日穿兽皮,夏天着麻衣,即使是看门人的衣服和给养,也不会比这还差。禹称王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耒、臿等农具,做干活的带头人,以致大腿上没有完好的肌肤,小腿上磨光了汗毛,即使是奴隶的劳作,也不会比这更苦了。由此说来,古时辞让皇帝之位的人,他是抛弃了看门人的境遇而脱离了奴隶的劳苦了。现在的县令,一旦本人死了,子孙世代还能乘他的车子,因此被人们看重。人们之所以轻易地辞去古时的帝位,而贪恋现在的县令,道理在于实际利益厚薄不同也。


剖析得实在是透彻无比,只是,同他前面的“攘夺说”却大相径庭,互相矛盾—既然帝位无利可图,那还为什么要攘夺呢?


与此说相近,明代文学家陈眉公也曾发表一通高论。尧让天下于许由,许由不受,天下后世皆以为高,赞颂有加。陈眉公却说:“当尧之时,尽大地是洪水,尽大地是兽蹄鸟迹;禹荒度八年,水乘舟,陆乘车,泥乘,山乘樏,方得水土渐平,教民稼穑,此时百姓甚苦,换鲜食、艰食、粒食三番境界,略有生理。盖洪荒天地,只好尽力生出几个圣人,不及铺张装点,粗具得一片乾坤草稿而已。何曾有受用处!茅茨不剪,朴角不斫,素题不枅,大路不画,越席不缘,太羹不和。铏簋之食,聊以充饥;鹿裘之衣,聊以御寒。不惟无享天下之乐,而且有丛天下之忧。尧黧舜黑,固其宜耳。许由亦何所艳羡而受之哉!”不能“享天下之乐”,却丛集“天下之忧”,谁去干这般蠢事!话至此处,真是说到家了。


不管怎么说吧,大禹无疑算得上一位“风范大国民”,一位德配天地、功标青史的真命天子;当然,他也是中国历史上仅此一见的名副其实的苦工皇帝。就此,我忽然联想到那年在绍兴禹庙所看见的大禹塑像。像高六米,法相庄严,身着华衮、手捧玉圭,头戴冕旒,一副标准的龙凤之姿。尽管听说是根据著名学者章太炎的考证而设计的,我还是不免心生疑窦。想来,也许像孔老夫子在论述大禹时所说的,“恶衣服而致美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恤”,就是说,禹王平常劳动穿粗糙的衣服,上朝、祭祀则着华美的衣冠,因为他毕竟是君临天下的帝王。太炎先生设计的塑像,当是取其朝会时的装束。


但我觉得,雕塑人物的衣冠形貌,总应反映其本质特征。如果能以劳工者的形象示人,肯定会更加拉近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平添一种亲切感。而且,既然是“卑宫室”,大禹生前的住所就会像帝尧一样,“茅茨土阶”,绝不可能像后代的秦始皇那样,征集万千民伕为其兴修宫殿、营造陵寝。至于现在的禹庙、禹陵如此之巍峨、华赡,无非是后世人民用以寄托崇仰之情思而已。


(2009年)

人来燕赵易悲歌


“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邯郸道上,不时闪动着任侠豪勇、立功名世的历史人物的身影。而那位气雄万夫、勇于改革创新、无愧于英雄称号的赵武灵王,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但他由于在“交班”问题上没有处置好,棋错一着,最后却落得一个悲剧的下场。说来也是堪叹又堪怜的。



列车,联翩的铁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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