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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手风琴上的人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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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余继卿著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12-01

书籍编号：30303820

ISBN：978751660634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9846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艺术家

版权信息

书名：手风琴上的人生

作者：余继卿

ISBN：9787516606346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序

余继卿同志的个人传记《手风琴上的人生》一书正式出版。我们是和她在手风琴战线上一起走过了几十年的亲密战友，在这里衷心地祝贺她的著作问世。

《手风琴上的人生》一书中，用较大篇幅记录了各个时期我国手风琴的发展，是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这本书也让我们回忆起自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手风琴是怎样在艰难的条件下走过来的。大家是如何在无私奉献精神的支持鼓舞下努力奋斗，创造了丰硕的成就。同时也让今天的青年一代了解手风琴的过去，从中得到鼓舞与激励，这的确是很有意义的。

2013年6月于北京

第一章 童年纪事

一、美丽的小镇

我的家乡在四川省遂宁市的桂花镇（又名桂花园、桂花乡）。它依山傍水，背靠绿树成荫的老虎坡，面朝清澈透底的涪江。镇上的主要街道“正大街”就是通往成都、重庆等地必经的公路。以这条马路为界，房屋分为上下两排，上（北）排连接山脚，下（南）排紧临江边。这里的房子是用竹片编织，糊上泥巴，用木桩支撑做成墙壁，把一间间屋子连接成一条长长的笔直的街道。1937年4月的一天，我就出生在这下排的一间小屋里。

由于公路、水路畅通，这个镇子的经济文化并不闭塞。我家住的这条街是全镇最热闹繁华的地方，有各种商铺、饭馆、茶馆、旅店……还有闻名的冠生园糖果店。小时候，每当看到柜台里摆放的花花绿绿的糖块，心里就想，长大后一定要来买一大包，一次都吃光！街边还有个“锅盔”（注：四川一种特有的空心烧饼）摊，一个身材高大的年轻师傅，手拿擀面杖，敲出不同节奏的点子，嘴上不停地唱着、吆喝着，打烤出各式各样香喷喷的锅盔来，那生意真是好得很。车水马龙的大街上，每天都有大大小小的汽车经过，我看着看着，就想：长大以后一定要坐一次汽车，还一定要坐在车头前面的两个大灯泡上面，那该有多神气呀！

桂花镇处处都是竹林，还盛产橘子。一到橘子成熟的季节，漫山遍野都是红澄澄的，映衬着绿油油的树叶，特别好看。这时，我和小伙伴们会忍不住跑到山上去偷摘。橘子树不高，我也能爬上去，还没等摘下几个，下面放风的同学就开始叫：“有人来了，快跑！”我们赶忙跳下树，闻风而逃，衣兜里仅有的几个橘子也都掉落在了路上。我们想吃橘子还是有办法，等逢场赶集那天，河滩上的集市散了之后去捡剩落在地上的，尽管有的已经破了，我们吃得也很香甜。有时我们也结伴过河去农家爬桑树，采摘桑果，吃的一个个小嘴巴都变成了紫色，而采下的桑叶就给养蚕的人家送去。

我家斜对面有个“禹王宫”，里面是镇上唯一的“露天大剧场”，有高高的、带顶的吊脚舞台和两扇大门，观众席是平坝和阶梯似的石板。常年都有外来的戏班来这里演出，演得最多的是川剧，记得还有个从山东来的“麻子红”剧团，又演文明戏，又演杂技，很受欢迎，足足热闹了半个多月。我没钱买票又想看戏，就在晚场当大门口的灯光昏暗时，大人们肩扛长凳迈腿进门的一刹那，我低头缩身，从他们双臂下快速溜过门槛钻了进去。但更多时候还是等戏演到最后一幕，大门已经打开之后进去，爬到最高处看个“幕明”（即尾声）也很高兴。

在我就读的镇上唯一的小学里，操场中间台阶后面有个很大的天井，那里长了两棵十几人才能合抱过来的老桂花树。每年开花的季节，校园里飘散着桂花的清香，有时我还会捡些掉在地上的小朵桂花，拿回家给大人泡酒。桂花树下，淡淡的香气扑鼻而来……这也许就是“桂花乡”（香）地名的由来吧！

二、我的母亲

在家里我排行老大，小时候有一个大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奶奶还活着的时候，晚上特为孝敬她的一小碗面条，她总要最后在碗里留一口给我吃。从1938年起，侵华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6年10个月的疯狂的大轰炸，日本飞机经过遂宁时也扔下炸弹，防空警报声拉响，敌机在空中盘旋，人们惊慌地冲出门外。奶奶吃力地背着我往山洞里跑，那躲警报的情景至今也没有忘记。

不久，奶奶去世了。小名叫“托托”的小妹生了病，因为无钱医治，只能看着她躺在一个小竹篮里抽搐着慢慢死去……那可怜的模样让我哭得很伤心。长大些以后，我又有了一个叫“兔儿”的妹妹。

我的母亲叫龙德娴，生于1911年10月。母亲家庭出身很贫寒，两个舅舅很小就被生活所迫，外出打工求生，当过学徒，捡过垃圾，卖过大碗茶。母亲也被后妈虐待，从小吃了不少苦。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长得很漂亮，个子不高。母亲有小学毕业的文化水平。

我的母亲

母亲心灵手巧，针线活儿特别好。我的跳舞裙、背背裤，乃至全家人的衣服、鞋子都是她做的。就像她的名字一样，她特别贤惠能干。她与父亲是自由恋爱，感情很好。母亲性情温和，文静少言，我们从没见过她与父亲吵过架。

母亲最能吃苦，她看只靠父亲教书那点微薄的薪水难以维持全家生计，便做起了卖零酒的小本生意：摆上几张桌子，拌上点小菜，主要还是靠炒花生下酒。每逢“赶场”的日子，几张桌子都坐满了来喝点儿小酒的农民，很是热闹。那时不知为什么，我特别喜欢闻白酒的醇香，趁没人的时候时不时揭开酒坛的盖子闻一下。

母亲日夜操劳，从外面买进的生花生是她亲手一锅又一锅地炒熟。她总是站在一口大锅旁边，双手拿着一把很长的大铲子，腰上捆着大带子，三伏天也汗流浃背地不停翻炒着。每天早上她还得将门面的木板一块一块地卸下来摞在一起扛到屋里，晚上再一趟又一趟依次扛回上紧。她瘦小的个头吃力地扛着那又长又重、摞得高高的木板的身影，永远地定格在我幼小的心中。

是她用柔弱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的半边天，精心抚育这几个儿女。长年的过度操劳使他积劳成疾，年纪轻轻就患上了心脏病。

那个时候的我总是那么不懂事，不时从家里拿“东西”跑到树林里和同学办“家家酒”（学大人做饭），还偷妈妈维持生计用的花生分给同学吃。早上天刚蒙蒙亮，几个同学便在门外大声喊我去上早自习。我轻手轻脚摸到柜台底下，小心翼翼揭开装花生大缸的盖子，用手使劲儿往书包里抓。母亲听见后一声吆喝，我就蹲在地上暂停片刻，再抓两把。外面的同学们都“耐心”地等待着，终于，我打开大门飞奔而出，一路上与同学们边吃边跳地往学校跑去。事后，爸爸给我编成“偷花生的故事”，还讲给别人听，而母亲也是一笑了之，没有训斥，还慈爱地瞥我一眼。

三、我的父亲

父亲原名余昌炽，生于1913年8月2日，家境贫寒，读过私塾，还曾在一个书厢房读过书，中学没有毕业，为谋一个小职员的生计，去顶替一个同姓人的空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别人的名字：余泽浦，从此以后他就叫余泽浦了。

父亲常年身着一件长衫，个头稍高，长相清瘦，宽肩膀，大额头，高鼻梁，一双炯炯有神、略微往外鼓的大眼睛，生动而威严。后来有幸当上了小学教员，主要教授语文、历史和地理。他思想进步，同情共产党。

父亲很喜欢看书，聪明过人，有惊人的记忆力，讲课从来不用稿子，倒背如流，他把历史当成故事来讲，还常编成顺口溜，生动而幽默，很有艺术天分。

他在讲台上的兴奋和投入，感染着每一个听课的人。同学们都很喜欢听他的课，常有别班的同学也跑来听。他还积极去义务担任校外速成识字班的教学，很受群众和农民的欢迎。他为人仗义、直率，当地人都知道有这么个余老师，很是受人尊敬。

记得有一天刚下过雨，爸爸给我们班讲完语文课之后，把我留下来对我说：“现在雨已经停了，你看看外面是个什么样儿？”我望着窗外想了一会儿，说：“阴沉沉的天已经亮起来了，暖和的太阳照在地上……”他思考片刻接着念起来：“阴沉沉的天空慢慢地亮开了，暖和的太阳照着初晴的大地，万象更新……”后面的文字已经记不得了。

父亲对我和弟弟的学业要求十分严格，但对我只用尺子打过几下手掌、罚过一次站，在他不满意的时候会眼睛瞪得大大的看我一下，用这种方式批评我。而我很小就知道用功好强，从记事起每学期我都是班上第一名，功课门门优异，几乎没有同学能与我争第一。

我们家有个不成文的习惯，每周日和寒暑假的每天上午，我和弟弟、父亲三个人围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父亲坐在中间，复习巩固本学期已经学过的知识，并在父亲的指导下，有计划地预习下学期的功课。而常常是刚坐下不久，对面戏台川剧日场的开场锣鼓（父亲戏称为“兜狗锣”）就敲响了，我和弟弟就都会有点儿蠢蠢欲动。可又不敢起身，心里明白这个时间是不能去看戏的，就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念书。长此以往，我们便养成了在热闹纷繁的环境中依然能静下心来学习的习惯。当完成当天指标“解放”的一刹那，我俩像是放飞的鸽子一样飞奔向已经敞开大门的戏台边，即使只是看了个“尾巴”，心里也觉得很满足、很快活……我们也因此从小就知道每天第一重要的事情是读书，必须学习完之后才能出去耍，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我和弟弟每个新学期都学得很轻松，成绩也总是名列前茅。

青年时期的父亲

爸爸很喜欢给我讲故事讲笑话，有一次他编了一个叫“鸡哈豆腐”（哈，抓的意思）的菜名儿逗我玩。说这个菜是鸡用脚去踩豆腐，鸡爪子乱抓出来的。我半信半疑的眼神引得他哈哈大笑，我也跟着笑了半天。

有一个月亮圆圆的夜晚，我和爸爸坐在家门前的长凳上，听他讲“福尔摩斯侦探案”里的“斑蓝色的带”，在明亮洁白的月光下，更映照出故事中的神秘气氛，我一动不动地依偎在父亲身边，长时间停留在故事恐怖的情境之中……

中年时期的父亲

有段时间，父亲为我们姐弟向朋友借来一只小羊养着玩，还带我们去船山坡上放羊，我总是牵着小羊去找它爱吃的洋槐树叶。它吃饱后我就学羊叫，我学得非常像，我一叫，小羊就过来和我亲热一下。小羊最怕下雨，只要落一点点儿小雨星，它就拼命找个地方躲起来。

四、音乐启蒙

我与弟弟的爱好不一样，他酷爱画画，父母就由着他天天去画，家里墙上门上都贴满了他画的各式各样的图画。后来他考上了四川美术学院，成为一名颇有建树的教授，还出版了多部专著。而我却特别喜欢唱歌跳舞，我唱歌音准、好听，学校的音乐老师李国华，还有教语文、音乐课的刘健芬老师都特别喜欢我，我们特别要好。

我永远怀念的刘健芬老师（中）。图为她和她的家人。1954年6月。

刘老师很有学问，性格温柔，长得也非常漂亮。她常带我去她自己家玩，有时候还吃住在她家。去年有一天，我偶然翻到了她1954年寄给我的照片，背面写有“送给继卿——我最爱的朋友”的亲笔字。当时，我真想立即动身去寻找她，可后来得知她命运特别悲惨并且已经去世。我潸然泪下，只能把无尽的思念留在心里。

我们镇的后山有一所桂涪中学，后来听说那里有不少老师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校园里唱过许多进步歌曲，有些学生天天想着要去延安，公开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这本书我曾经在父亲床铺里边见过。抗战期间，从外省，如山东、陕西、上海等地来了不少文化人，当地人称他们为“下江人”，其中有不少就到中小学里教书。

有一位从遂宁县城聘请来的音乐教员是我父亲的好友，叫何文栋，他是我走上音乐之路的启蒙恩师。何老师性格温和，说话节奏较慢，像歌唱一样很有韵律，有一种特有的知识分子的气质。他是早期就加入民主同盟的盟员。父亲请他教我弹琴。学校只有风琴，每天放学后我就到山上的桂涪中学找何老师学琴。我够不着踏板，就站着只踩一只脚，或坐在矮凳上双手提上去弹，两种姿势交替着。没有乐谱，主要用口传，老师一边按固定调唱谱，一边弹给我听，手型、指法、左手和弦及节拍的变化，一句又一句耐心地教我，直到我能和老师弹得一样。

我敬爱的何文栋老师

我天天坚持去，学会好多好听又有趣的小曲，多少年以后才知道那就是学琴初级阶段的《拜厄钢琴基本教程》，那第88条附点练习曲几十年也没忘。后来自己又会即兴弹奏一些歌曲，还自弹自唱“母鸡下蛋啊，咯嗒咯嗒叫啊……”父亲见我很有音乐天分，曾对我说：“长大了一定要学件乐器，真正掌握一门技术。要靠本事吃饭。以后就是要饭也要送你去音乐学校。”

有一位外省来的老师还主动教我唱歌以及练声方法。记得那是大冬天，天刚蒙蒙亮我就起床，棉袄里夹一面镜子，为了观察练声时口腔里的小舌头是不是顶上去了。那时也不知道哪里来的那么大胆子，一个小女孩，黑咕隆咚的就敢一个人跑到江边去。涪江的河水见底地清亮，昼夜不知疲倦地流淌。我向江边走去，滔滔江水越来越响，急流拍打着江岸。我脚踩在水边的小石子上，练唱发出的声音被淹没在哗哗的声浪中，随河水向东漂去。渐渐地，一轮红日从远处的地平线上缓缓升起，映照着碧绿的江面金光闪闪，特别好看。

可每到这个时候，我就得赶去学校上早自习了，我恋恋不舍地慢慢往回走，水声在我的耳边渐渐消失……这美丽的画面永远地留在了我的脑海里，成为我这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父亲的性格很外向，很有表现欲望。有一回他带我去了一趟五十里外的县城，在电影院里看了一场美国电影《秀兰·邓波儿》。我特别喜欢秀兰·邓波儿活泼可爱的模样和自然俏皮的表演。

父亲特别喜欢带我到处表演。在学校里，经常让我给同学们弹琴，有时在茶馆里他也鼓励我唱歌给大家听。有一次，一位叔叔用一把锯琴拉起《渔光曲》，我本能地和着这凄美的琴声唱起“云儿飘在天空，鱼儿藏在水中。早晨太阳里晒渔网，迎面吹过来大海风……”

那时我经常穿着背背裤跟在爸爸身边，相熟的大人们围着我，欢迎我唱一个、跳一个，每回我都大方地在大街上就又唱又跳，掌声此起彼伏，真像是镇上的“小明星”。父亲笑得嘴都合不拢，他总是快乐地拉着我的手继续往前走……啊，我的童年多么快乐！

五、家乡解放

可在这快乐的背后，小小年纪的我也常看到底层人们的苦难和艰辛。在河边，经常有全身赤裸、下身捆着树叶的纤夫，身上套着粗绳吃力地拉着河里的大船逆水而行，双手在没有路的乱石和泥泞中艰难地爬行，呼应的川江号子声常在耳边回响……在每天上学必经之路的一处屋檐下，总有些衣不蔽体、无家可归的人躺在大木条上，全是斑斑点点的血迹，无人过问，无人收留，有的就这样慢慢地死去了……

从小，我基本上是吃红苕（红薯）稀饭长大的。那时，家乡没有北方那样的馒头，粥里的红苕就是干粮。稀饭里放的米很少，吃的时候妈妈把米多捞一些盛在爸爸碗里，他要讲课很费力气。隔很久一段时间可以吃一顿干饭，再加上几两肉，这叫“打牙祭”。记得煮饭的大锅台上方总是挂着两条长长的肥肉，被拉风箱烧柴火的烟雾熏得往下滴油。我知道那是过年时才能吃的腊肉，心里总是盼望着能早点过年。

那年月学校经常发不出工资，拖欠教师很久，加上物价飞涨、纸币贬值，母亲的小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她常常拖着瘦弱的身体去河对岸或山里乡下亲戚家借粮食，从十几里路之外吃力地背回一大筐红苕回来。我亲眼见到大人们的艰辛，也尝到过“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我主动帮大人干点儿家务。有一次扫地时，我饿得一屁股坐在地上不能动了，妈妈见状，立即找到一块红苕样的食物填到我的嘴里。

1949年11月，我的家乡解放前夕，全镇的人几乎行动统一地都撤离到乡下去投亲靠友，家家关门闭户，街上空无一人。即使这样，国民党败逃的军队也抢砸了不少商铺的财物。我们从门缝儿往外看，装着残兵败将的大卡车，两辆并排着从狭窄的大街上向遂宁城里的方向开去。车上的人挤得满满的，车子四周双手吊着的，跟在车后面跑着的，个个神色慌张狼狈，似洪水决口地溃逃。这条街原本就没有两辆卡车那么宽，为了急于逃命，把车轮子都压在各家的大门框上了。汽车喇叭声、嘈杂的叫喊声，车灯四射，一片恐慌，这样昼夜不停地不知持续了多少日子。

为躲避危险，大人还是让我用背篼把才一岁多的小妹（惠卿）背到乡下去投奔亲戚。我走了好一阵山路，觉得有些走不动了，就放下背篼，见她站在里面，滴溜溜的大眼睛到处望着。我便逗她说：“姐姐背不动了，就把你放在这里吧！”她以为我不要她了，“哇”的一声大哭起来，我又哄着她背起来翻过一个又一个沟沟坎坎……

学校通知我们马上就要解放了。1949年11月底，终于熬到解放军从重庆那边开过来了。解放军来了，全镇人有组织地倾巢出动，一时间纷纷涌上街头，敲锣打鼓放鞭炮。学校老师指挥我们，唱歌跳舞迎接解放。我换上花衣服，手拿红绸子和同学们扭起秧歌，不停地跳啊、扭啊，高兴极了，直到深夜。全镇热闹了很久很久……

次年春季，我进入遂宁县城第一中学就读。我写的第一篇作文题目就是《解放了，天亮了！》，文中写到中国必须要推翻三座大山、欢庆解放等内容，这引起了语文老师对我这个小女孩的注意。

第二章 走上独立

一、进城读书

新中国成立后，桂涪中学迁到遂宁县城，也就是1950年的春天，还没满13岁的我，背起大行李，沿着公路独自步行50里，到城里的“遂宁县第一中学”读书。

当时，住宿在学校，生活完全自理。衣服被子也全是自己洗，星期天背到河边，双脚站在齐膝深的水里，在一块大石板上，学着大人的样子，用棒槌使劲儿敲打。被子太大，翻动起来很吃力。虽然当时很辛苦，但也因此练就了独立生活的本领。

那时候年纪小，还是想法要玩，有时就跑到河边去找又高又斜的长条石板，当梭梭板往下滑着玩，冬天把棉裤的棉花都磨出来了，怕人看见都不敢回学校。但在学习上，我仍保持了良好的成绩，很快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记得在举手宣誓的时候我暗自想着：我要14岁加入青年团，18岁申请加入共产党！

我参加了学校的舞蹈队，还学会了打腰鼓，能打出各种花样和点子。有幸的是，何文栋老师也调到这所中学继续教音乐，对我仍然十分关心。

1951年刚读到初中二年级时，川北青年团工委要成立青年文工团，来学校选拔人才，何老师对我说：“你喜欢音乐，又很有天赋，学校要推荐你到青年文工团去从事革命文艺工作。不过，你的文化课学习成绩也很好，还是要你自己好好想想……”

二、参加革命

川北青年文工团的小团员。1951年，南充。

我去不去呢？我是少先队员，少先队是青年团领导的，青年团是共产党领导的——那青年团工委领导的这个青年文工团肯定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了。到共产党领导的文工团里去干革命，去唱歌跳舞，多好啊！

可我也很希望能继续读书。但一想到父母为了负担我的学费，生活会更加艰难。犹豫很久，我最后同意了学校的决定，立即去了县团工委报到。

当时，我校初中部就选中我一人，高中部两人，还有第二中学高中部两人（其中一位叫郭德全，小提琴拉得很好），由县青年团工委保送，将我们五人集中起来。我连家也没回一下，就直接从遂宁县城出发了。县里没有车送，我们五个学生就背起行李，步行向参加革命的路走去。

我戴着红领巾，白绸子衬衣上面别满了同学们送的各种纪念章。我是五个人里最小的，又是女孩子，他们有时要替我背背包，可我十分要强地自己坚持着，双脚打了大血泡，心里却想到，这是参加革命了，一路上还兴奋不已。我们3天走了220里路，6月1日中午终于到达当时川北行政区首府——南充市。

三、在川北文工团

1、第一次得到的糖果

这一天，正是1951年的“六一”儿童节。我们到了川北青年文工团，团里特意发给我一大包花花绿绿的漂亮糖果，我觉得比“冠生园”的糖还要好。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这么多的糖果，但我没有一下子都吃完，尽量慢慢吃。这也是我第一次过儿童节。

我给父母写信了，非常激动地告诉他们，我已经参加革命了，我已经到南充了……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母亲伤心地哭了好多天。

那时实行供给制。国家包吃包住还发两套干部服，每月领6元生活津贴。我第一次领津贴的这个月，正是母亲生小弟弟之后坐月子，我领钱后立即给家里寄回4元，让妈妈买鸡蛋吃。从此以后的很多年，我每个月都能给家里寄钱回去。

2、第一次走上大舞台

青年文工团的成员大多数是从川北各县挑选来的12-15岁的初中学生。川北文工团派了谷波同志当团长，直属川北青年团工委领导。

不久，全团很快投入了紧张的学习排练工作。中国青年文工团还派了三位指导老师，其中一位叫秦桐峰的老师教我们跳苏联舞蹈。那时全国都在开展“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活动，南充市满大街不分男女穿的全是苏联花布做的衬衣和裙子。

我表演的“青年联欢舞”。1951年，川北青年文工团。

我们排演的这台节目有合唱、独唱，中国舞蹈有《荷花舞》，但大部分都是苏联舞蹈，如“集体农庄舞”、“青年联欢舞”、“马车舞”等等，尤以“马车舞”最受欢迎，我扮演三个小女孩中间的那一个，两边是陈淑玲和何成秀，赶马车的男孩叫赵艺杰。我还练会了蹲在地上走“鸭子步”等技巧。这些日子除了苦练还是苦练，两条腿经常疼得上不了楼梯。每次都得用双手交替着将一条腿一步一步抬上去。

15岁的我在川北文工团。1952年，南充。

大家苦战了3个月后，这台晚会正式上演了。演出中，我还出演了一个独唱节目，跳完舞之后立即返回台上唱歌，观众等我喘了好一阵子气之后，我才唱出声来。

那时，南充人是第一次看到穿得这么漂亮新颖的舞服，这么欢快奔放的表演，和带有特技、富于俄罗斯风情的外国舞蹈，一时间全城轰动，一炮打响。不久后，大街上照相馆里挂满了我们的剧照，我们这些小演员也成了当地的明星。

那天首场演出结束，大家兴高采烈地回团后，谁都不睡觉了，打起鼓点继续跳舞，一直闹到天亮，这是我第一次正式上大舞台演出，那种特殊的高兴劲儿难以言表。

这些还是“孩子”的团员，每天很早要上早操、练唱、排练、演出，有时还要同普通干部一样去听首长的大报告。我们穿着列宁式灰色干部服，头戴蓝色干部帽，每人手里拿个小马扎，两人一排列队步行在大街上，路人时常驻足观看我们这队“小干部”的风采。

凭着高涨的革命热情，我们每天几乎都是在超负荷地做着大人的事。当时的领导也不懂得对还是儿童的小演员们进行科学的管理。尤其像我这种属于兴奋型的孩子，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天天都高兴，天天处于疲劳紧张、过度兴奋状态。已经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要练歌、学习……再加上我自小就体质虚弱，有经常腹泻的肠胃病，突然间出现了兴奋与抑制失调，夜里不能入睡的失眠症。没想到仅仅14岁的我，这么小就落下了个易失眠的病根。

工作上我十分努力，政治上也要求进步，短短四个月，刚刚14岁的我在十月就被批准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3、第一次坐汽车

青年文工团办了半年多就撤销了，绝大部分团员都被送回了原来的学校继续上学，年龄大的分配了工作或进入工农兵大学。而我等五名团员于1951年底被留下，调入川北文工团。该团是解放战争时期的18兵团文工团，留在了川北改编为地方的文艺团体。曾演出过歌剧《白毛女》和本团编创的《川北大歌舞》等，在当地很有影响。在团里，我是最小的，分在舞蹈组，仍然是一名歌舞演员。

这期间，记得川北行署有时举行内部的小型舞会，用吉普车来团里接人。我就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坐上了汽车。在车里高兴地不愿意下来，那是从未有过的奇妙感觉。可时间太短，一小会儿就到了，我就躲在后排的角落里不下车，来回好多趟不停地坐，到最后还觉得没有坐够。于是，同志们就围着我，一定要让我这个余“小鬼”讲讲坐汽车的感想。我就绘声绘色地描述汽车快时、慢时、过沟坎时好玩的不同感受。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段时间，我常有机会见到我永远崇敬的时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同志，还多次和他跳过舞。那时我就知道他是红军长征中跟在毛主席身边的有名的“红小鬼”。解放大西南时，他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该兵团文工团就是在他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后从成都去川北时，他就要了两个单位：报社和文工团，他坐着吉普车亲自带领文工团开赴南充。

我听说，1950年冬天，存放干部过冬棉衣的仓库被坏人烧了，到11月大家还穿着单衣。耀邦同志见大家挨冻，心急如焚，在大会上说：“一年后要是抓不到坏蛋我就不当共产党员！”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兑现了承诺，坏人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一次在欢迎志愿军的报告大会上，他讲到激动处，居然站到凳子上去了，绘声绘色、活力四射，就像一把火炬，感染得大家热血沸腾。

1952年，四川四个行政区（川北、川南、川东、川西）撤销，成立四川省。干部们有些依依不舍，不愿分开。耀邦同志在动员大会上讲：“行政区的撤销是好事、是大事、是革命形势发展了……党叫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到哪里就把哪里的工作做好。共产党员有一分热就要发一份光……”大家按照耀邦同志的指示，愉快地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这年7月，耀邦同志要离开川北去重庆西南局，他来文工团里看望大家。团里要为他开欢送会，搞创作的同志要为他写歌，他说：“不要谈我，不要写我；要谈川北，写川北，川北是个好地方。”以后，这首歌就叫《川北是个好地方》。

耀邦同志时时关心群众，没有官架子，他平易近人、热情坦荡的人格魅力，在我年轻时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已是老年的我都没能忘记他的音容笑貌。

胡耀邦同志曾经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我党杰出的领袖之一，也是个一辈子受人爱戴和尊敬的人。我永远怀念他。

四、小小演奏员

学琴结业留影。1952年底，重庆。

1952年，四川四个行署撤销，恢复四川省，成立西南局，设在重庆。

我们团整编后，我随团调到在重庆的“西南工会文工团”，后来改为“重庆市工人文工团”。

9月24日，天下着蒙蒙细雨，全团分别坐在几个有篷的卡车上，由南充向重庆方向驶去。在路过我的家乡遂宁时做了短暂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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