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桂生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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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刘桂生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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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编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8-01
书籍编号：30305626
ISBN：978730244771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3594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全书内容：
版权信息
书名：刘桂生教授八十华诞学术纪念集
作者：清华大学历史系
ISBN：9787302447719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陈寅恪先生及夫人与岭南大学政治历史学系毕业生合影（1950年）二排中立者为刘桂生先生
刘桂生先生及夫人
右一为刘桂生先生，右二为魏格林，左一为施奈德，左二为林如莲
祝寿晚宴合影
本书缘起
2009年8月，刘桂生先生八十华诞，部分曾经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直接受教于先生且时在北京的同学，假座北京大学勺园，向先生及师母敬表庆贺。除先生与师母外，到者计有：清华大学历史系蔡乐苏、董士伟、张勇、王宪明、舒文、欧阳军喜，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勇、牛大勇、岳升阳、欧阳哲生、尚小明、杨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李帆。席间，先生回忆起在清华园、燕园承传史学、求道育才的经历，阐发了对未来史学建设与发展的愿望，同学们则共忆亲受先生教诲、得入史门而各有进益的喜悦心情以及由此而对先生产生的由衷敬佩和感激之情。活动结束时，大家议定：每人提交一篇“作业”——论文，一方面恭祝先生健康长寿，另一方面则表达对先生的感谢，好让先生检查弟子们的学习成效。
这次祝寿活动后，收到国内外一些同学，包括未能参加此次活动的同学，陆续寄来的中英文论文19篇。这些论文研究的具体问题不一，时间段落大致涵盖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即清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内容则涉及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包括国际政治与外交）、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等不同领域，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试图体现从先生那里传承下来的史学研究的特点与学风。
先生1930年8月出生于云南昆明，1948年考入岭南大学，师从陈寅恪先生学习历史，后转入清华大学历史系，1952年毕业后留校，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从1995年开始，担任清华、北大历史系双聘教授、北大中国近代史博士点负责人，期间多次赴法、德等国著名大学开设讲座与课程，并受聘担任海德堡大学汉学系客籍教授。先生治学，强调生命与学问为一，强调世界眼光、民族情怀、国身通一，强调不忘本来、吸收外来、创造未来，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研究方法上主张多语言、多档案、跨学科、跨文化；在培养学生方面则要求继承传统、遵守规范、上学术前沿、当一线学人。
先生治学的这些特点和要求，看似平实、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却并非易事。各同学虽一直都在朝着先生要求的方向努力，但在多大程度上达到了要求，则还有待先生的审阅和读者的考查。
编 者
思 想 史
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经学思想的歧异
张 勇
关于戊戌时期章太炎与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多以“论学殊”、“革政同”来概括，并以为所谓“论学殊”之“殊”，主要在于章、康二人经学主张不同——康有为是经今文学的集大成者，而章太炎则持守经古文学的立场。
本文以为：1．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其经学主张也不像有些论者所说具有“明显的经古文学倾向”。以经今、古文的对立来概括戊戌时期章、康“论学”的歧异是不准确的；2．戊戌时期章太炎的确对康有为所宣扬的“经今文学”的某些观点持反对态度。但章氏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以经古文来反对经今文，而是出于对民族历史文化传统与社会变革的关系的深沉思考。因此，章、康“论学”之殊实质上体现了二人历史、文化观念的歧异。以下，将以对章太炎早年经学主张的判别及章氏早期思想特征的分析为主，具体说明本文的观点。
一、章太炎早年并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
用通行的区分经今、古文二派的“标准”同章太炎早年论著中所反映的经学思想加以对照，是判别章氏早年是不是一个经古文学者的最简单的办法。晚清以来，最早对经今、古文进行明确区分的是廖平。此后，周予同先生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20年代撰成《经今古文学》一书，对经今、古文的不同，作了更明细的划分。周予同先生的这一划分，实际上也就成为迄今学术界判别历史上经今、古文学（尤其是近代所谓今、古文之争）的基本依据和标准。
由表可见，6、8、9、10、12五项主要涉及今、古文经的传授、历史地位的变迁及现存著作等客观区分，并不构成今、古文在经学主张上的对立。而其余今、古文对立的8项区分，又可归并为这样几个问题：1．对孔子的基本评价；2．关于孔子是否“改制”的问题；3．孔子与六经的关系；4．古文经传是否刘歆伪造的问题；5．对纬书的态度等。以下将围绕这5个问题，具体分析章太炎早年论著所反映的经学主张，判定章氏早年的经学立场。
第一，章太炎早年是尊孔子为“素王”的。《春秋左传读》专门列有“立素王之法”条目，解说“素王”之意。《訄书·客帝》也说“素王不绝”、“有素王”。尊孔子为“素王”，屡见于章太炎早期论著。与此相较，章氏关于周公的论述却不多。且每当孔、周并提时，章氏的态度又明显地尊孔过于崇周。如：“上古多祥，而成以五行，公旦弗能革也。病其怪神，植幑志以绌之者，独有仲尼。自仲尼之后厉世摩钝，然后生民之智，始察于人伦，而不以史巫尸祝为大故，则公旦又逡遁乎后矣。”（《訄书·独圣》）
第二，章太炎早年是赞成孔子“改制”说的。认为《春秋》是孔子黜周王鲁、托古改制、为汉代或后王“立法”之作。在章太炎早期著作中，关于孔子改制的议论是很多的。《膏兰室札记·孝经本夏法说》明确谈到《孝经》《春秋》为孔子托古制法之作；《春秋左传读》中也多处谈到孔子改制。如“郑伯克段”条谈孔子作《春秋》为汉制法，为万王准则；“未王命故不书爵”条谈“托王”；“衰冕黻珽”条谈《春秋》改制；“烝”条谈《春秋》“新法”；“西狩获麟”条谈《春秋》改制等。章氏本人并不讳言在“黜周王鲁”、孔子改制等观点上与康有为的一致。1899年1月，他在《答康有为书》中就明确地说：“与工部论辩者，特《左氏》《公羊》门户师法之间耳。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则亦未尝少异也（余周秦西汉诸书，知《左氏》大义与此数语吻合）。”“孔子改制”是今文经说的重要观念，也是戊戌时康有为鼓吹今文经的核心所在。章太炎见同于康氏，是很可以说明其经学倾向的。
第三，对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即“六经皆为孔子所作”还是“六经皆为古代史料，孔子仅作删定”的问题，章太炎早年持“折中”的态度。一方面，他反对“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说法，在《今古文辨义》一文中，批驳廖平关于“六经皆孔子所撰”的观点；另一方面，章太炎又认为孔子并非“述而不作”，“六经皆系孔子笔削，不止删定而已”（《独圣》）。而在这“笔削”中，自有“微言大义”所在：
然即以群经制作言之，《春秋》自为孔子笔削所成，其旨与先圣不同。即《诗》《书》亦具录成康后事，其意亦不必同于尧、舜、周公矣。惟《易》与《礼》《乐》多出文周。然《易》在当时，为卜筮所用，《礼》《乐》亦为祝史瞽蒙之守，其辞与事，夫人而能言之行之也。仲尼赞《易》为十翼，则意有出于爻象之外者。今七十子传微言于后学，而为之作记，则意有出于《礼》《乐》本经之外者（注《礼运》《礼器》《仲尼燕居》《三朝记》等篇，非《士礼》《周礼》所能尽也，《乐》亦可知。至于记中制度有异二礼，则自为孔子制作，兼用夏殷，然不去二礼以存其异者，通三统也；夏殷之礼不存者，文献不足征也）。是故经皆孔子之经，而非尧、舜、周公所得据……六经自有高于前圣制作，而不得谓其中无前圣之成书，知此则诸疑冰释（《今古文辨义》）。
章太炎关于孔子与六经关系的界说，显然不同于古文学“六经为古代史料”的观点。章氏的“折中”，与其说是折中于今、古文，毋宁说是对今文说的有限修正，其倾向于今文是显而易见的。
第四，对今文学关于“古文经传是刘歆伪造”的说法，章太炎是极力反对的。他作《春秋左传读》的主要用意即在于驳斥刘逢禄关于“《左氏》传经为刘歆伪造”的观点。戊戌时期，章氏说经同康有为相悖的关节要点也就在于他反对康有为认古文经传为刘歆伪造及六经皆孔子自造的说法。有关这一问题，下文还将涉及，此不赘述。
第五，章太炎早年对于纬书的态度，是倾向于经今文学的。诂经精舍时期，章太炎对纬书多有涉猎。《膏兰室札记》中，就有对《易辨终备》《尚书中候》《礼斗威仪》等纬书的考释之作，并多处引纬书释词说义，认为“纬书尤存古义”（《札记·卷二·傍害》）。《春秋左传读》中对纬书的引用也随处可见。在戊戌时期章太炎所作诗文中，同样有不少援用纬书的痕迹。《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和《后圣》等文中所说“水精”，是《春秋纬》的说法。《杂感》（1989）一诗中“血书已群飞”句所用“血书”之典、“为君陈亥午”句所用“亥午”之典，分别出于《春秋纬演孔图》之“端门血书”和《诗纬汜历枢》之“午亥之际为革命”的说法。
章太炎对纬书有所斥责，约始在1899—1900年。如《訄书·独圣》篇就认为纬书“言仲尼为黑帝子”是“后儒之谀诬”。但此时章太炎对纬书的指斥还只限于对纬书部分说法的否定，而非全然排斥。如在《訄书》中有多处援用纬书：《尊荀》篇之“黑绿不足代苍黄”，出自《孝经纬援神契》；《订实知》篇所说“夫孔子吹律而知其姓”，出于《孝经纬钩命决》；《客帝》篇称“吾读《中候》”之《中候》，就是《尚书纬》，等等。章太炎对于纬书的态度有一前后变化的过程，但在早年却是以“相信”为主的。
归纳以上分析，可以对章太炎早年的经学主张作这样的概括：章氏早年崇奉孔子，认孔子为素王，赞成孔子改制说，因而实际上也就承认了孔子作为政治家、哲学家的地位；章氏并不以六经为古代史料，认为六经皆经由孔子“笔削”而成，其中“意旨”高于前圣，故六经“皆孔子之经”，是经典法制而非史事；章氏反对古文经传为刘歆伪造之说；章氏早年对纬书并不排斥，相信其中“存有古义”。将章氏的这些主张同前列的8项“标准”对照，其中同于或倾向于今文学的占了7项，而同于古文学的仅1项。由此可有这样的结论：认为章太炎早年是经古文学者或其经学主张具有“明显的古文学倾向”的看法，是不正确的。
二、章太炎早年经学思想倾向于今、古兼融和会通
章太炎早年的确说不上是一个经古文学者，但也并非就是一个经今文学家。在《春秋左传读》中，他驳斥了经今文家刘逢禄等指《左传》传经为刘歆伪造的说法，力为《左传》辩诬，这也许正是章太炎被视为经古文学者的最主要原因。因此，对《春秋左传读》作些分析，不仅可以进一步验证关于章太炎早年并非经古文学者的判断，而且有助于对章氏早年经学思想的基本倾向的把握和了解。
章太炎曾自言其《春秋左传读》是“微言，大义”之作。“微言”是对“古字古言”的考订释证；“大义”，是对蕴藏深意的索隐发明。治经讲求“微言大义”（即章氏所说“大义”）是晚清经今文学勃起的特色。章太炎治《左传》以“大义”为主旨，显然与时风熏染有关。那么章氏所得的《左氏》“大义”，究竟有哪些呢？细读《春秋左传读》，可以有以下发现：1．孔子作《春秋》乃是“立素王之法”，“《公羊》说亦同”（“立素王之法”条）；2．《公羊》家有《春秋》“五始说”，而《左氏》除“公即位”“不更为一始”外，其余“四始”皆与《公羊》同（“元年春王正月”条）；3．“据鲁，亲（即新）周，故殷，运之三代”，托王改制，“《左氏》家亦同《公羊》说也”（“公羊以隐公为受命王”条）；4．《左氏》家亦有灾异说。天降“大雨雹”，是因为“季氏专权”之故，“此则三传之师，有重规叠矩之合”（“大雨雹”条）。很显然，章太炎这里所说的《左氏》“大义”，也都是《公羊》大义。这固然可以解释为“《左氏》义同《公羊》”，但究其实不过是以《公羊》解说《左氏》。《春秋左传读》中谈到《公》、《左》相同或相通之处，除上面所引之外，还约有三十余条。因此，用《公羊》义法解说《左传》，是《春秋左传读》的一个特点。
《春秋左传读》力辩《左传》“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妄”。认为《左氏》的传授，自荀子而贾谊而刘氏父子（向、歆），本是一脉相承。而荀子同时又传《谷梁》，刘向则为《谷梁》名家。循此推衍，《左氏》《谷梁》就自然有了联结和会通。而《左氏》大义既然又多同于《公羊》，这样三传之间也就相互融通起来。《春秋左传读》中，多有《谷》《左》相通，三传相同的论证。《春秋左传读》成书后，章太炎在给谭献的信中也明确谈到了他对三传间关系的看法：
湛思《左氏》，为起废《谷梁》，辞旨雅懿，鲁学是同。大儒荀卿，照邻殆庶，并受二传，疆易无分。秉此说法，庶尟悒悔。……夫经义废兴，与时张弛，睹微知著，即用觇国。故黜周王鲁之谊申，则替君主民之论起。然《左氏》篇首以“摄”诂经，天下为宦，故具微旨。索大同于《礼运》，籀逊让于《书序》，齐、鲁二传，同入环内。苟畼斯解，则何、郑同室释甲势冰矣。
《谷》《左》相通，齐、鲁相同也就是今、古相通。由荀子传经的线索，章太炎又认为《毛诗》《鲁诗》也多有相通处（《毛》《鲁》皆经由荀子传授），在《春秋左传读》中，屡引今文“三家诗”为证。由通三传而兼及通古、今，可说是《春秋左传读》的又一特点。
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中，也曾谈及《公羊》《谷梁》之误，但为数不多，且限于“古字古言”，少关“大义”；间或也指出《公》《左》相异之处，但亦允许二说并存；虽然也说治《左传》者于《公羊》当“有取有舍”，但所“舍”者多为“微言”，所“取”者则在“大义”。《春秋左传读》所极力要证明的是《左传》的传经地位同于《公》《谷》，而证明的依据，则是《公》《左》同义，《谷》《左》相合，三传相通。因此，《春秋左传读》的主旨，与其说是以《左传》反对《公》《谷》，不如说是要使《左氏》取得并享有同《公》、《谷》相并立的地位；与其说是要以经古文来同经今文对抗，不如说是不赞成提倡经今文者用今文诋毁古文、否定古文的意见和作法。因为在章太炎看来，经古、今文都是先圣先贤的真传，有相通的大义，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两家的师法传承自当不妨有所分别，但各持己见、门户相争却是不应该的。《春秋左传读》看似在树立左氏门户，但其本意却在于要破除以《公羊》排斥《左氏》的门户之见，以求三传“大义”的会通。正因为如此，章太炎在《春秋左传读》中赞扬刘歆“治《左氏》而引用《谷梁》”“开通不守门户”的作法，斥责刘逢禄欲“三传必无一同而后可”为诬妄。
在《春秋左传读》中，章太炎表达了既分别今、古文，又反对将今、古文对立起来，强调今、古文学兼融会通的经学思想倾向。
三、章太炎早期思想中“守先”与“法后”的两种情结
章太炎的老师俞樾在《诂经精舍课艺八集·序》（1897年）中，曾有这样一段充满睿智和感慨的言论：
嗟乎！此三年中，时局一变，风会大开，人人争言西学矣。而余与精舍诸君子，犹硁硁焉抱遗经而究终始，此叔孙通所谓鄙儒不通时变者也。虽然，当今之世，虽孟子复生，无他说焉。为当世计，不过曰：盍亦反其本矣；为吾党计，不过曰：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战国时有孟子，又有荀子，孟子法先王，而荀子法后王。无荀子不能开三代以后之风气，无孟子而先王之道几乎息矣。今将为荀子之徒欤？西学具在，请就而学焉；将为孟子之徒欤？则此区区者，虽不足以言道，要自三代以上之礼乐文章，七十子后汉诸学者之绪言，而我朝二百四十年来诸老先生所孜孜焉讲求者也……风雨鸡鸣，愿与诸君子共勉也。
俞樾准确地洞中了当时士人学子们矛盾、彷徨的心态，指出了中西交通、社会变革时代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的两难选择：中（旧）学还是西（新）学？专心问学还是积极救世？固守传统还是投身变革？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纠缠在当时读书人意识深处的“守先王”与“法后王”的两种情结。俞樾虽不乏明智开通，但其选择显然倾向于前者：中学、书斋、先王之道；康长素虽也以先圣先贤相标榜，但其选择则主要在于后者：西学、经世、时王之法。那么，章太炎选择了什么？
其一，就“中学还是西学”而言，早年章太炎既有着扎实的旧学根底，又十分注意汲取西来的新知，在处理中西、新旧之学关系上有独到之处。精舍时期，章太炎在硁硁研经的同时，接触、涉猎了许多西学新知。在其作于1892—1893年的《膏兰室札记》中，曾征引《几何原本》《谈天》《天文揭要》《地学浅释》《格物探原》等西书，内容涉及地圆说、天体演进、生物衍化和物质结构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章太炎在戊戌期间刊发的《视天论》、《菌说》、《东方格致》等反映其早年哲学见解的文章，就是在《札记》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訄书》（初刻本）中，也吸取了《札记》许多有关西学知识的内容。然而，章太炎早年是在对中国古代典籍（如《淮南子》《管子》《庄子》《墨子》）进行考释的过程中汲取西学新知的。这是晚清知识界最初接受西学（尤其是自然科学知识）时常用的方式。与那种简单地以西学援附中学不同，章太炎早年在接触西学时就表现出一种用西学知识来观照、审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材料，并力图在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中容纳、消化西学新知的意向。章太炎在《致谭仲修先生书》（丙申七月十日）中，曾谈及他在这方面的尝试：“麟前论《管子》、《淮南》诸篇，近引西书，旁傅诸子，未审大楚人士以伧夫目之否？顷览严周《天下》篇，得惠施诸辩论，既题以历物之意。历实训算，傅以西学，正如闭门造车，不得合辙。分曹疏证，得十余条，较前说为简明确凿矣”。章太炎这里提到的十余条“疏证”，后经修改，以《东方格致》为题，发表于1899年《台湾日日新报》。在其开篇，章太炎就明确驳斥了所谓泰西格致出于东方的说法，认为格致之学在东、西方各有独立的发展过程，但在“理要”上又是相一致的。
章太炎“以旧融新”，将所接受的西学“理要”，用以观照和重新解说中学，这在《訄书》（初刻本）中有充分的体现。举凡书中对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条理、比较，对中国历史上种族源起、宗教流变、制度沿革、文字变迁的考察、批评以及对现实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主张和意见等，贯穿着进化论的思想，体现着进化、发展、因革的精神。然而，在《訄书》中这一起着贯通全书主旨作用的“精神”却是以尊荀的面目出现的（关于荀学在章氏早期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在下面还要具体谈到）。因此，《訄书》也就基本上代表了章太炎早年的“以旧融新”，即以西方学理为思维和逻辑框架，对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典章制度、风俗民习等进行考察批判和重新解释。这种基本路数所构建的思想体系，在形式上是旧的，在内容上是民族的，而在学理（“理要”）及视角方面则是新的。
其二，就“问学还是济世”而言，早年章太炎实际是偏向于前者的，但在其治学中又充满了极强烈、鲜明的“致用”精神。他治经，仍自文字训诂入手，同时又极注重对经传大义的讲求。在《膏兰室札记》中提出“字义”与“经义”并重；在《春秋左传读》中，进一步强调经义的重要：“董生云：‘辞不能及，皆在于指，见其指者，不任其辞。不任其辞，然后可以适道矣’。此治《公羊》《左氏》者，皆所当知也”。治经讲求大义，本就与“致用”相联系，正如章太炎所说：“夫经义废兴，与时张弛，睹微知著，即用觇国”。而章太炎早年在治经中所求得的大义，如“改制”，如“王鲁”，又何尝不是与其变法维新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呢！
章太炎早年治经中贯穿的“致用”精神，还表现在其治经重礼，认《春秋》为礼书。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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