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
书名: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曝光权力角逐的真相、破解苏联解体背后的谜团,收录致中国读者的信
作者:(俄罗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潘兴明译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01-01
书籍编号:30308880
ISBN:9787544751254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50182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
作者:(俄罗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
译者:潘兴明
ISBN:9787544751254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给中国读者的信
很高兴我的回忆录将在中国出版。自己的书无论在哪个国家和读者相见,对于作者来说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要说和中国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在当今世界占有特殊地位的伟大国家的读者相见,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件特别的大事。
读我回忆录的读者会发现,我在书中给予中国较多的关注。现在我重又回忆起在我领导苏联的那些岁月里,我们两个国家为关系完全正常化所走过的道路。这是一项巨大的、历史性的成就,这样的成果两国至今还在享用。当时我们不仅能够克服错误和走出历史造成的不正常状态,而且能够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有益于两国人民的稳固发展的轨道,我们今天仍为此感到自豪。
我之所以要重提此事,是因为在当今世界上,我们这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中国——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样的意义还将不断增长。21世纪世界政治的形成——是一道最为复杂的难题,要解开这道难题,只有通过各国的共同努力。遗憾的是,冷战结束之后出现的解开难题的可能性还远未得到充分利用。世界政治落后了,跟不上形势的急剧变化和飞速发展。这就是最近很多问题,包括安全问题,变得尖锐的原因所在。
我们两国能够在寻求摆脱目前困境的出路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让我高兴的是,两国在面临当今那些迫切的现实问题时,能够在所有方面都切实采取共同的或相近的立场,不仅在双边的基础上,也在联合国、金砖五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框架内,越来越积极地开展合作。
我们两国进行合作和对世界性事务发挥积极影响的潜力,取决于各自能否成功发展经济和解决好社会问题。我觉得,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我一向对之抱有很大好感的中国人民一定能顺利完成当今时代摆在他们国家面前的烦难任务。
希望中国读者会有兴趣了解我一生历程的各个阶段,了解我对于这样一个问题的思考:今天有什么让我激动的事情?
(冯一兵 译)
序言
引自2000年9月21日日记
失去赖莎的一年已经过去了。今天家人和朋友们一道为她的陵墓立碑。碑文的雕刻者是弗里德里希·索戈延。色彩斑驳的大理石板看上去就像鲜花朵朵的花圃。巨大的石碑上镌刻着碑文:“赖莎·马克西莫芙娜·戈尔巴乔娃,1932年1月5日——1999年9月20日”。一位样子很像赖莎的年轻女子弯腰将一束野花放到大理石的石板上。
一年过去了,这也许是我一生中最为艰难的一年,我生命的意义似乎已被剥夺殆尽。有好几个月,我都无法恢复过来。我的救赎来自我的女儿伊琳娜、外孙女克谢尼娅、阿纳斯塔茜娅和朋友们的陪伴。赖莎去世之后,我的演讲之旅停顿了好几个月,所有时间都在别墅度过。在此之前,我从未感受过如此强烈的孤独。
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里,赖莎和我一直在一起,不离不弃,从未感到厌倦,恰恰相反的是,我们十分快乐。我们都爱着对方,尽管我们很少用语言相互表达爱意,即使是在私下独处时也是如此。我们感到重要的是要加深相互之间从年轻时就产生的爱。我们两人心心相印,亲密无间。我对赖莎的去世具有负罪感。我尽力将这些情感注入我的回忆录:我为何不能挽救她的生命?我清楚地意识到事态十分严重,而赖莎在生命晚期所承受的负担如此沉重;为何那些毫无良知、不负责任之徒能够在国家占得上风?她时常会谈及此事,而当我回答不能再毫无休止地纠缠这个问题时,赖莎就会自我克制、沉默不语。我很对不起她,对她所受的痛苦折磨更是心如刀绞。
……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到与赖莎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9月19日至9月20日的那个夜晚。赖莎在1999年9月20日凌晨2时57分去世。由于她已陷入昏迷,因此她离世时并不痛苦。我们没有机会相互告别。赖莎离去了,两天之后她就能够从她的妹妹柳德米拉的骨髓里获取和移植干细胞了,在我们于莫斯科索科尔尼切斯基的婚姻登记处登记结婚46年纪念日的五天之前离去了。
直到最后一刻我仍然相信赖莎的生命能够挽回,对她的离去我无法接受。伊琳娜和我无助地站在那里,“扎哈尔卡不能走,你听到了吗?”我在她的床头握住她的手,希望她能对我的祈求有点反应,回捏一下我的手。但赖莎毫无动静,她就这么走了。
……赖莎生病之前时常与我谈论我们的未来。有一次,我曾听她说过:“我不想一个人留在世上,没了你我活不下去,你呢?你会再娶,继续过日子。”我听后大吃一惊:“你在说些什么?你为什么会这样想?谁愿意谈论死亡?你不老啊,照照镜子吧。听听吧,人们会这么说:你只不过是有点累而已。”
“我不想变成一个老太婆,”她总会这么说。当我们的孙辈出生时,问题就来了,他们应当怎么称呼我们?赖莎提议称她为“巴布莉娅”(字面意思是“小奶奶”)。她的解释是“巴布什卡”含有年老和衰老的意思,而巴布莉娅听上去更加充满朝气。心里就是这样想的啊……
赖莎欣赏关于女性年纪的传统说法:“小姑娘、姑娘、大姑娘、小媳妇、媳妇、大媳妇、老太婆,终老而去。”
在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里,她经常梦到我们会失去彼此。我越来越频繁地注意到她的焦虑。有时,赖莎会对我说:“把行程缩短吧。”她感到越来越难以陪我长途旅行,但她自己独处更为艰难,我能看到她眼里的忧伤。
……那个晚上伊琳娜和我站在她的床边,完全是一筹莫展。
引自2001年1月5日日记
今天是赖莎的生日,要是活着的话,她有69岁了。在我们有关未来的对话中她时常说道:“我想要的只是活到新世纪,活到新千年。”她在这个日子到来的三个月之前离去了。我们曾经打算要将2000年变为一个会使我们永生难忘的年头。伊琳娜和外孙女们都没有去过巴黎,我们的打算是在这座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的香榭丽舍大街上迎接2000年新年的到来。我们都在期待着这次出游,但接着就是噩耗的降临。不过,我和女儿以及外孙女还是去了巴黎,这是赖莎送给她们的礼物。
……今天我们来到新圣女公墓,带来了大量的鲜花。圣诞节就要来到了。前一天夜里下了雪,我带来了赖莎喜欢的红玫瑰。那个无法忘却的画面仍然历历在目:白色背景中的红玫瑰和覆盖在墓碑上的皑皑白雪。
我们返回用餐,墙上挂着赖莎的大幅肖像照片。屋里摆满了鲜花、点燃的蜡烛,还有一棵装饰得很美丽的圣诞树,空气中弥漫着松树的气味。餐桌上摆放着赖莎招待客人的美食。简言之,这是俄罗斯大餐加上一些西伯利亚的菜式——饺子。还有艾文嘉德馅饼。这些馅饼由克里姆林宫的烤坊烤制,而且连馅饼名称也是赖莎给起的。我们起立举杯,陷入沉思之中……
晚餐后,我来到书房,立在窗前,没有开灯。夜灯的光辉洒落在别墅的地面上,周围是茂密的俄罗斯森林,雪还在不紧不慢地下着,就如同莫斯科大剧院的《胡桃夹子》中的景色。按照惯例,我们全家会在每个新年前夜前往莫斯科大剧院观赏芭蕾舞剧《胡桃夹子》,然后回家。随后,我们会一起守夜,互赠弗罗斯特神父带来的礼物。尽管总统宅邸“戒备森严”,神父总能把礼物送进来。此时,耳际响起音乐和大家的祝福声……
2009年,与伊琳娜、阿纳斯塔茜娅和克谢尼娅在一起。
所有这一切都是过去的生活写照,这是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光。
赖莎酷爱俄罗斯的冬季,喜欢在大雪中散步。这是当我们住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时养成的习惯。有一次,我们差点在大雪中迷路。在莫斯科,她依然保持着这个习惯。赖莎出生在阿尔泰,成长于西伯利亚。她的家庭是铁路建设者,还在北乌拉尔的针叶林地区住过几年。
她时常回忆起三个孩子一道身穿羊皮外套,乘坐雪橇前往一个新的去处:她自己、热尼亚和柳德奇卡。在西伯利亚的漫长冬季,他们做饺子,放在袋中,置于室外冷冻起来。饺子是赖莎喜欢的食品。
我想到她最后的日子……她卓有勇气地为生存而搏斗,坚毅地承受各种医学治疗。我不忍目睹这一切。在最为困难和难以忍受的时候,赖莎会盯住我的眼睛和女儿的眼睛,试图从我们眼里找到她没有说出来的问题的答案:我出了什么事?
7月19日,医生做出了诊断,让赖莎住院。当我走进病房时,她看着我的眼睛问道:
“医生怎么说?”
我已经知道她的病情,说道:
“他们说是一种严重的血液病。”
“是不是治不好了?”
“不。我们决定明天乘飞机到德国去做更多的检验,以了解全部情况。然后,他们将决定治疗方案。”
……我们飞到明斯特,希望赖莎能够痊愈。9月21日,我们飞回俄罗斯,赖莎已经不在人世。赖莎就这样结束了她的生命之旅。
……我决定写一本关于我们人生的书。在此之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未能动笔。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赖莎准备为她自己的书所起的书名是《心痛何故》,“红色的笔迹”,这是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书名。
我不是已经将本书称为回忆与追思吗???我将这本书提供给读者,奉献给对赖莎的思念。
1986年,与赖莎在一起。
评论
我认为对于本书性质的某些解释是恰如其分的。本书与我以前的所有著作都不相同。这不是自传:我在多年以前就写了自传。当然,本书也含有自传的许多成分,但并不具有严格的架构。这不是小说,甚至也不是历史记述。这是本人记述的有关我们的故事。
那些由本人邀请阅读书稿和表述意见的人都说他们喜欢这本书。假如他们保持缄默,我也许会认为他们只是想要取悦我并表示支持。但除了对本书表示肯定之外,他们还提供了一些有用的想法。我接受了其中的适当想法,在最后的定稿中得到体现。我认为此时此刻我成功做到了完整地讲述我的人生故事。对我的政治生涯最终产生决定影响的环境是怎么形成的,本书给出了答案。
第一章
我的故乡
在我人生的80年中,有42年是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度过的,其余时间则住在莫斯科。长期以来,高加索以北地区一直是不同文明、文化和宗教的交汇之地。其多样性历史始终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当俄罗斯国家正在形成之中时,高加索各族人民在面对多个征服者时寻求前者的保护。1555年8月,由伊凡雷帝派往北高加索的安德烈·谢佩托夫与阿迪格人的使节一同返回莫斯科。沙皇宣布帕亚提戈斯克王国从此而且永远将置于俄罗斯统治之下。俄国开始在此构筑城堡防线。叶卡捷琳娜二世构筑七座城堡,形成亚速海——莫兹多克防线。其中之一就是斯塔夫罗波尔。最早在这里驻防的是来自沃洛涅什——古伯尼亚(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的一个省)的霍皮奥尔河哥萨克和弗拉基米尔团(弗拉基米尔省)的掷弹兵。
随着时光的流逝,哥萨克村庄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地冒出来。俄罗斯农奴逃往南方,追寻自由。后来,农奴被强行放逐到这里定居。斯塔夫罗波尔省的区域是我早年负责领导的地区,它在俄罗斯帝国是一个相对新的行政单位。迟至1748年,斯塔夫罗波尔才获得省的行政建制。其首府斯塔夫罗波尔坐落在一片平坦草原(约450公里长、200公里宽)中央的一块高地之上。斯塔夫罗波尔省与高加索之间隔着捷列克河流域居住的哥萨克人的区域,位于西南侧的是库班哥萨克人居住区,这部分尚武的哥萨克人是被叶卡捷琳娜二世击败之后从乌克兰强迁到北高加索的。西北侧居住着顿河哥萨克人,东北侧则是阿斯特拉罕省。
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是横跨欧亚大陆的一片相对闭塞的陆地。其东面与车臣接壤,14%的土地是沙质土壤,30%的土地是干燥的草原,其余土地是褐色和黑色的沃土。
冬季十分严酷,气温有时会下降到摄氏零下30度——零下20度。而最大的麻烦是干旱时节的干风和沙尘暴以及能冻死庄稼的霜冻。据资料记载,这些灾害在过去的数百年里十分常见。根据历史资料,1898年4月,一场暴风雪夺去了20万头牛的生命;1948年春的一场沙尘暴卷走了土地表层;1975年至1976年则发生了暴风雪和严重的旱灾(当时我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
在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人口为100万人。俄罗斯人占多数,乌克兰人占三分之一,接下来依次为诺盖人、土库曼人、卡尔梅克人、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希腊人、爱沙尼亚人、犹太人和波兰人。此外还有日耳曼人,他们住在草原地区富庶的大农场里,与外界不打交道。一些俄罗斯富人的庄园也分布在这里,当时在斯塔夫罗波尔十分出名的一座庄园的主人,恰巧与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同属一个家族。全省土地的40%由游牧人占用,其中主要是诺盖人、土库曼人和卡尔梅克人。事实上,北高加索的山地民族(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和阿巴扎人)居住区直到苏联时期才划入。
该省有2个城市(革命前夜,斯塔夫罗波尔人口为4万人)和133个村庄,其中10个是城市社区(每个社区人口不超过15000人)。该省还有8个定居点、177个私人庄园、11个火车站、9个邮电局和21个邮政支局。全省持有政府执照在城市行医的医生人数为22名,加上22名独立开业的全科医生和数名乡村医生、18名接生员。在仅有的几家医院里,每家医院的病床数仅为5张。中学的数目为5所,合班上课的学校有313所。斯塔夫罗波尔市内的书店仅有3家。
斯塔夫罗波尔的经济属农业类型,出产谷物和牛羊。农产品“出口”到彼得堡、莫斯科和巴黎。
当地工业包括4座磨坊、制蜡厂(以及蜡烛制造)、菜油生产厂、酿酒厂、制革厂和制砖厂。总之,斯塔夫罗波尔省的一切都表明这在当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和乡村省。
社会结构呈现出当时外省的典型特征:贵族的人数可观,包括大地主、职员、各种商人等;资产阶级则包括公务员、政府官员和地主;农民占人口的约90%(每个农民耕作的土地为2俄亩——5俄亩,每俄亩相当于1.1公顷)。另外还有劳工(包括不少农场工人)以及社会流民和无业者。
这就是斯塔夫罗波尔地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时的实际情况。
当地历史上发生过很多事件,一些事件仍然具有传奇色彩。经过了解,我得知参加1825年12月起义的25名军官曾被流放到这里。其中许多人在高加索战争期间与高地人的持续冲突中阵亡。在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中有诗人亚历山大·奥多耶夫斯基,他应和普希金关于十二月党人的文字时写下了这么一行诗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奥多耶夫斯基的日记存于皮亚季戈尔斯克的米哈伊尔·莱蒙托夫博物馆。那些褪了色的页面上满是我们在俄罗斯学校课本上得知的那些人名。奥多耶夫斯基在这里与莱蒙托夫的关系密切起来,也是在这里他遇见了赫尔岑的朋友——欧加列夫。当我在学校课本上读到“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的句子时,我将此视为与我熟知和热爱的人之间的生动纽带。这些人就曾生活在我所在的土地上。当参观这座博物馆时,我毫无例外地被欧加列夫的诗句所打动:
假如我还能再活很多年头
直到腰弯背驼两鬓染霜,
仍能回想起那年轻的兴奋
那些顿时眼前一亮的时光……
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层层山峦
展示着无比的雄伟和苍茫,
青春友谊的希望和梦想啊
构建成神圣理想的铁壁铜墙。
我尤其为切尔尼戈夫团和其他团普通士兵的命运所打动,他们卷入了1826年由联合斯拉夫协会策动的这场密谋行动。他们被位于斯塔夫罗波尔的白采尔科维军事法庭判决入狱监禁。切尔尼戈夫团六个连的士兵被迫在75天内步行超过1200俄里(约等于1200公里)。当他们在萨尔斯卡亚和斯塔夫罗波尔草原穿行时,经过了莱特斯尼考尔村。就在这个村庄的教堂里,我的祖父安德烈于1931年为我施行洗礼,将我出生时起的名字维克托改为米哈伊尔。切尔尼戈夫团士兵还走过麦德夫岑尔村。我出生的村庄——普利沃诺耶就坐落在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之间。
总之,我将切尔尼戈夫团士兵当作我的同乡。在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心地带,存有一座古堡的遗址。附近一座残破不堪的平房是守备营房,直到不久前还能看到。普希金和莱蒙托夫都曾造访过这里。不幸的是,当城市重新开发时,这座平房和市场都被拆掉了,为中心广场和一座综合大楼腾出地方。
就像一条刚刚发过洪水的河流会在河岸上留下或大或小的水塘(我们家乡将之称为莫卡基)一样,人们的迁徙和移动也在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草原和丘陵留下了许多痕迹。当你开车前行时,你会看到熟悉的俄罗斯地名——莫斯科夫斯考尔、科斯卡亚、沃隆索沃——阿莱克桑德罗夫斯卡亚,而且也会多次看到源自蒙古的地名——安图斯塔、扎尔加、塔克塔,或者是表明突厥来源的地名——阿奇库拉克或阿兹基尔。
世界上很少在一块如此小的地方能够看到如此丰富的民族混合现象,语言、文化和宗教在这里汇合在一起。在我生活的年代,斯塔夫罗波尔地区的人口中,除了占83%的俄罗斯人之外,还有卡拉柴人、切尔斯克人、阿巴扎人、诺盖人、奥赛特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土库曼人,这个民族名录还可以不断增加。每个民族不仅有自己的语言,还有自己的习俗、观念、服饰,甚至还包括特有的建筑风格和庄园结构特色。今天,社区的外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应当说更加千篇一律了。但是,迟至20世纪初,人们还可以看到不同风格的村庄毗邻而立,如高加索人村庄里的萨克利亚茅屋和石墙,哥萨克人和俄罗斯人村庄里用黏土、稻草和牛粪建成的茅屋,屋顶上是稻草或茅草,还有按规定设置的柳条篱笆。我曾是编制这种柳篱的高手。我还会做稻草屋顶,也知道防止小鸟钻入屋顶的方法。
当地居民擅长与其他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更倾向于做出妥协,因为北高加索地区各个民族之间的和谐关系是生存的最重要条件。多民族和多语言环境下的生活打造出宽容和相互之间的理解和尊重的态度。侮辱一个山区民族成员就意味着树立了一个死敌。而尊重他的尊严和习俗就等于交了一位挚友。我有许多这样的朋友,因为即使是在我还很小,还不精于遣词造句时,我已经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只有宽容与和谐才能在人们之间建立和平。
我在高加索听到过一个寓言,后来还将它说给山区来的朋友听。这个寓言称山区人离开客人就活不下去。招待客人对山区人来说就是呼吸空气。但是,如果客人停留的时间过长,山区人就会感到窒息。听到我说这个寓言的人都不相信,说“这不是真的”。
但我仍然认为这里面含有真实的成分,因为每一个人都要在每件事上有分寸感。
在我的家乡,我上了关于国际主义的第一课。这不是理论,而是来自北高加索生活经历的基本原则。不同民族的居民混居在一起,同一个村里有许多民族,他们相互帮助、串门,寻找共同语言,一起劳作。
当我成为苏联总统时,需要面对民族问题。我对此已不是一知半解,我会自然地按照北高加索精神文化在冲突中选择妥协。这并不是如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懦弱的表现。北高加索从来就不缺少反叛者。许多真正的民粹主义运动领导人——康德拉提·布拉温、伊格纳特·涅克拉索夫、斯捷潘·拉辛和叶梅连·普加乔夫到这里来招募兵员和发动远征并非偶然。据称西伯利亚的征服者叶尔马克也是来自这个地区。
古代连绵不断的入侵和最近持续多年的高加索战争都令众多人失去生命。上个世纪的俄国内战也令这个地区血流成河。
苏维埃政府从罗斯托克方向来到斯塔夫罗波尔。我们这里是前进路上的第一站,也是红军部队最先到达的地方。广为人知的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向梅德韦津斯基前线发了致敬信。
1918年1月1日,苏维埃政权在斯塔夫罗波尔宣布成立,随即组建了苏维埃共和国和人民委员会。新政府将土地分给50万农民。政府实施八小时工作制、工人管理企业的制度和免费教育制度。但早在3月,战斗就在梅德韦津斯基地区打响了,作战的敌方是科尔尼洛夫将军的部队;4月敌方则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志愿军。1918年7月,斯塔夫罗波尔共和国与库班——黑海及特斯卡亚共和国合在一起,组建为北高加索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存在到1919年1月,被邓尼金和舒库罗将军的白军攻占为止。
北高加索地区的战斗极为激烈。一些来自外地的哥萨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加入了红军。
1918年下半年,南部战线参加作战的有14个哥萨克团,后来这些团编成旅和骑兵部队。我们家乡的老人声称斯塔夫罗波尔人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指挥的声名远扬的第一骑兵军中占到40%。但也有相当多的人加入白军方面。当顿河地区发生哗变时,克拉斯诺夫在德国军队的帮助下,建立起军事独裁统治,大约45000名同情苏维埃的哥萨克人被枪决或绞死。但是,红军方面也以牙还牙。克尼加将军讲述的事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
1967年庆祝苏维埃政权成立五十周年时,许多参加内战的老兵讲述了那段时间的经历。他们前往城市与乡村,会见当地居民,特别是学生和年轻人。内战英雄瓦西里·克尼加将军受邀造访了他在该省北部的出生地,他曾在那里为苏维埃而战。将军没有表示反对,但出人意料的是他要求派卫兵陪同前往。他们问道:“你为什么需要卫兵,瓦西里?”
“我需要他们。内战期间我们将整个村子的人斩尽杀绝了。”
“你说什么?”
“是的,我们把他们都杀了。”
“一个不剩吗?”
“哦,也许不是吧。所以我担心的是,假如有人活下来了还记住这件事怎么办?”
到底有多少村庄像这样被屠村?双方相互残杀,杀他们自己人。克尼加将军是职业军人,他对死亡的见解与常人不同。但很显然当他来日无多的时候,他只要想起那些日子,内心就不会平静,他受到良心的折磨。
有一首名叫《上尉》的歌曲,描写内战时期的北高加索,歌中唱道:
你要去战斗
为了人民政权
对自己人不留情。
我很多次听到这样的话:走向新社会的行动不仅使暴力具有合法性,而且存在必要性。事实上,革命期间要避免流血通常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暴力视作解决问题的普遍手段和为了某些所谓“崇高的”目标而使用暴力,如将自己人“斩尽杀绝”则是毫无人性之举。
戈尔巴乔夫家族在19世纪后期农奴制废除之后迁移到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我的曾祖父莫伊塞·戈尔巴乔夫和他的三个儿子阿列克谢、格利高里和安德烈到普利沃诺耶村边上定居,这座村庄已经有年头了。普利沃诺耶村、莱特斯尼考尔村和麦德夫岑尔村都是根据1824年3月22日法令而从1825年起供农民定居。19世纪下半叶,奥廖尔、图拉、沃洛涅什、切尔尼希夫和其他省的被解放农奴来到这里定居。起初,戈尔巴乔夫家的所有人——共18人都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大家庭。隔壁人家也姓戈尔巴乔夫,是或远或近的本家亲戚。后来,建造了供儿子及家人居住的茅屋。那个时候我的祖父安德烈已经娶了我的祖母斯捷潘尼达,分家自己过。1909年他们的儿子(我的父亲)谢尔盖出生了。
与普利沃诺耶村的戈尔巴乔夫家族及其本家亲戚住在一起的还有潘捷列伊·叶菲莫维奇和瓦西里莎·卢基亚诺娃·戈普卡洛。前者来自切尔尼希夫地区,后者来自哈尔科夫地区。显然,他们与戈尔巴乔夫家族同时来到这里,在村边定居下来。他们有一个女儿(我未来的母亲)玛丽亚。
1929年我的父母结婚,当时父亲20岁,母亲18岁。根据家里的说法,母亲并不愿意嫁给父亲,但祖父和外祖父定了这门亲事。父亲十分喜欢母亲,一辈子爱她、呵护她。父亲禀性宽厚,他每次出去都会给母亲带回礼物。
“俄国人”这个词对我的祖先、我的祖父和外祖父来说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俄国人意味着归属于我们的国家、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至于是俄罗斯人还是乌克兰人,这并不重要。斯塔夫罗波尔或库班地区的人会唱乌克兰歌曲或俄罗斯歌曲,自幼就能够轻松地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这不是巧合。
成家之后,我母亲搬到街对面我祖父安德烈的家中,家里有五个孩子。1931年3月2日,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正如上文所言,我在莱特斯尼考尔村的教堂受洗。受洗之后,我被用山羊皮包起来,抱回普利沃诺耶村。后来才知道,这样做并不是要保暖,而是取一个好兆头,认为这样做我就能发财。
祖父安德烈家的屋子东西排列,长长的一排,分为三个部分。最东面的第一部分是“亮屋”,这是祖父母住的地方。屋子东面的角上是一面很大、很漂亮的圣障。泥土地面上覆盖着手织地毯。第二部分是家庭共用部分,有一座俄罗斯炉灶(砖砌暖炉),附带有一座“小炉子”。靠墙的窗前摆放着餐桌和长凳。面包在大炉子里烘烤,其余饭菜在小炉子上烹制。孩子们在炉顶上用砖头砌成的炕上睡觉。
我父母结婚后,这个部分的屋子隔出一块地方供他们居住。旁边的一间是泥屋(沾上泥土的衣服和鞋子就放在这间屋子里)。再过去就是屋子的第三部分——储藏室,存放着面粉、种子和饲料。一袋袋干面包悬挂在天花板上。很小的时候,我喜欢到这个屋子的阁楼上待着。在这里,我发现了一个很舒适的角落,在里面打盹。一次,我发现了两个装着彩色纸头的袋子。后来才知道袋里装的是“克伦券”(kerenki),即1917年由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发行的纸币。这些纸币放在那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显然祖父以为这些钱也许还能用。这就是农民的思维习惯。
屋子的第四部分是供饲养家畜所用。这里存有草料和燃料。这就是
....
本站仅展示书籍部分内容
如有任何咨询
请加微信10090337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