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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旷世凡夫：弘一大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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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柯文辉著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4-01
书籍编号：30313867
ISBN：9787301171042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321823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旷世凡夫：弘一大传
作者：柯文辉
ISBN：9787301171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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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一 又一文化代表人物
洪禹平
十几年前，我在桂林给漓江出版社看稿，与文辉兄对门而居，为其诗剧集《爱之弦》当责编。闲时常听他谈及清末民初以还影响较大的新旧文人、诗人、书画家、戏剧家掌故，他都如数家珍。那时他虽年仅五十，却有幸聆教于许多学术界的老前辈。这虽然与他多年来担任刘海粟先生的助手有关，但内因还在于他见多识广，古道热肠，助人为乐，不慕权势，安贫乐道，因而能广读天下之书，广交天下之士。尽管他自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便多灾多难，但仍然乐观进取；等儿女们长大后，他更是四海为家，吟啸山林，行歌闹市，真是“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学识、才华、交游、见闻与这样的人品、性格、遭遇相结合，使文辉真像个得道之人。其外表与内心也挺相称：五短身材、秃顶、圆脸、美髯垂胸、目光似电、神采奕奕，无怪冯其庸先生早就有诗赠之曰：“飘然来去一真仙，何处春江抱月眠？”诚非虚誉。
最近得读文辉所著《旷世凡夫——弘一大师传》，我才特地给他画出这幅肖像。在本世纪垂名青史的文化人中，李叔同——弘一大师无疑是最奇特的一位，因而要研究他、理解他、为他立传，也是最难的——恐怕只有文辉这样的人才能胜任！
首先是史料的收集、考订之难。李氏在生前死后名气虽然够大，但他在1918年三十八岁出家之前，主要是个在绘画、戏剧、音乐等方面融会中西开风气之先的人物，其活动地点是在日本及上海、杭州，知情者不多，报导、评论者尤少。出家后，他不愿谈及前尘，除了少数几位亲密的友生和佛教界人士有所了解或有所记叙外，一般人更无从得知。我昔日读过的几本有关弘一的传记作品，史料多欠翔实，有的甚至任意想象、虚构，还有大量对话、心理描写，迹近小说（实际上又不能与真正的小说相提并论）。而柯著从传主家世到每个生活时期的基本情况、关键环节都无大的缺失，碰上不同记载和说法，即加考辨或俱录存照，这是很严谨的史家笔法。书中对弘一驻锡过的几十处佛地，交往过的六十多位师友，都做了或详或略的叙述，写出他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所处的文化背景。其中很多材料是历时十八载，不远千里万里登门寻访而得的。弘一弟子蔡吉堂、张人希，厦门、青岛的僧人，弘一得意门生的子女，都给过他许多帮助。有了文辉这部作品，我们才能比较真切地看到李叔同——弘一大师从富家公子、才子、名票友到新式学生、艺术家、艺术教育家到皈依佛门而成为中兴律宗第十一代祖师的整个人生历程，从而也就为描述评说这位“旷世凡夫”——实质也是旷世奇人的心路历程奠定了基础。
但，还有个更大的难点：怎样理解李氏的出家？关键在于李氏传记作者必须在性灵上与李氏相通，而茫茫人海，万丈红尘，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太少，简直非文辉莫属！他在全书开宗明义的“引言”中就自觉地说：
20世纪已是尾声，我们冷峻地回顾历史，不难看出一公是百年间罕遇人物。夏丏尊先生以“认真”二字总结一公性格特征，不愧为知友名言。一公涉及文化、宗教、艺术，大才未尽，已足以不朽。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曰“旷世”。但他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谥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
在全书各章展开叙述各个时期的生活和活动时，作者都紧紧抓住李氏为人处世“认真”这一特点，大量事实发人深省。人们从中当可领悟到，李氏的“认真”，是对人生意义、生命意义的一种极为严肃的求索体悟的表征。这种“认真”，在出家过程中和出家后更发展到极致。关于李氏出家的动因、动机，自来众说纷纭，文辉引录了曹聚仁、丰子恺、了缘和尚的评述，在一定程度上都道出其真谛；而对容起凡、柳亚子的看法，文辉婉转地作了驳议。
文辉引用弘一在温州庆福寺对寂山和尚说的一番话：“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生死大事。”文辉加以解释说：
按佛教理论说超出轮回之苦，永生西方极乐世界，不生不灭，救渡苍生。为积极人生态度，去完成一个新的自我。
大师圆寂后，好友胡朴安有颂诗，可作脚注：
凡夫迷本来，生死一大事。知者顿然悟，去来原一致。自性本清净，是乃真佛子。我言弘一师，泯然契佛旨。往日本不生，今日亦未死。
出家，不能排除社会、历史因素，个人内因是首位。穿凿猜测，不如多多思考。
文辉这段文章，可谓悟道之言。他是真正懂得弘一大师对佛教的信仰是极为虔诚的，而且他信奉的还是宋代以后问津者极少的律宗。他自出家至圆寂二十余年，一直是个自律极严的苦行僧（按弘一的讲法，戒律是为了律己而非律人，否则就错了），也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达到极为完美的程度，真像他临终前所说的“华枝春满，天心月圆”。正因为对佛教信仰的极端虔诚，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对弘一也就决不是一句空话；文辉对此也深有所悟，故在传记的下半部用许多确凿的事实历述其苦行求法传法的过程，同时详尽地记述其利用书法艺术传教的苦心，写出这位高僧与大书法家的完美结合。文辉是“善鉴者不书”的典型书论家，他为弘一两本书法集作过长序，凭其洞察力作出了很精到的评述。
文辉这部力作还写出了李叔同的人格力量在当时和后世的深刻影响。在他的直接指导下或间接影响下，甚至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群落，著名者有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姜丹书、堵申甫，以及三四十年代时的叶圣陶、朱光潜等。其共性可以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都是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强调人格独立、境界高远。他们与弘一大师一样都是虔诚的爱国者、民族文化的传人和创造者。他们不一定是佛教徒，但大都钻研过佛学，对人世的苦难、对人性的善与恶，有着独到的感悟。正是就上述意义而言，我认为弘一大师实为本世纪可与蔡元培、鲁迅、胡适、陈独秀并列的又一文化代表人物。弘一的影响还要延续下去。经过百年风雨沧桑的体验，中华民族对传统的美德和文化，对人格的尊严、心灵的自由以及对慈悲博爱之道不是更渴求了吗？明乎此，也就明白此书的深层大义。
文辉告诉我，他的好友刘雪阳先生（质平先生公子）搜集到一百多幅有关弘一的图片；他还想继续开掘，广泛听取意见，他日将修订本与图片一起印行。我愿在此向海内外出版家呼吁：结此因缘，作者幸甚，读者幸甚，出版者亦幸甚！
1999年3月22日
于北京杨庄小区
序二 一部传奇历史
曹布拉
柯文辉先生的这部传记，在时间上稍晚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中国大陆出版单位密集地推出李叔同——弘一大师的传记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有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位历史人物发生兴趣：在作者与读者两方面都是如此。
柯文辉的这部传记与金梅的《悲欣交集——弘一法师传》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两著都具有历史的视域，都在“述”中夹“评”，易言之，即都不满足于对传主生平作详尽的叙述和再现，还要在这种叙述中表达出作者的见解和看法；其次，作者也以辩证的眼光透视传主，在充分肯定传主历史贡献的前提下，并不讳言他的历史局限与不足。
如果说金著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学者型”现实主义风格的话，那么，柯著则呈现出一种抒情的“诗人型”的浪漫主义风格。也就是说，在叙述传主的生平事迹时，金梅一般用冷静、客观的笔调作深入细致的描述，而柯文辉却抑制不住胸中涌动的诗情，这种诗情从他的笔端放射出来，构成了一种浓浓的诗的氛围。他的叙述语言和评论语言都是诗化的，浸透着、映射出作者的热情和审美感受。简言之，柯文辉在这部著作里营造一个艺术的、诗的氛围。也许他觉得在某种意义上，传主本人是一个诗人，故而须得用诗的语言来评述传主，才能使主客体两者融合无间，才能更贴切、更传神地表现出传主独特的精神风貌。
文学传记是真实的历史与表现历史的文学性的有机结合的一种体例，其首要标准是真实，不能违背历史的真实而由作者随心所欲地去编撰或改写历史，真实是传记的灵魂，是传记的质的规定性即本质属性，倘若偏离了这一点，从严格的意义上讲，就不能算作“传记”，即使在此前加上“文学”的前缀词；第二条标准是：文学传记要具有文学的品质，传记的“文学性”主要表现为生动、形象地刻画栩栩如生的人物，以文学的手段来营造或烘托氛围，以美的语言描绘传主的各种活动及传主所处的历史环境等等。
笔者以为，柯著较好地把握住文学传记的真实性与文学性的关系，将二者统一为浑然的整体。在这部文学传记中，凡涉及到传主的大小事件，传主的行为活动和思想活动等，作者都尽量做到言必有据，
没有凭空虚构或杜撰之嫌。同时，作者在为传主作传时，又明显地带着一种主观的色彩，即作者是力求以主观的“表现”而非客观“再现”的方法，来刻画传主的形象，描绘传主的神采，表达出作者对传主的种种活动而产生出的感兴、联想和理性思考。阅读这部传记，我们能处处感到作者的存在，处处感到作者喷发的灼热诗情，处处感到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处处感到作者鲜明的个人风格。
李叔同是全才型艺术家，他在艺术的多个门类中成绩斐然，但一般的传记作者不太有可能具备与传主相似的艺术造诣，因此，在评论传主的艺术成就时，如果面对某一陌生的或不甚擅长的艺术门类，或言不及义，或一笔带过，若勉强评论，往往会陷入隔靴搔痒或力不从心的窘境。从本书来看，柯文辉熟悉美术、书法理论，又跟众多美术家有交往，因此，他除了依靠自己深厚的艺术素养对李叔同的绘画进行举重若轻的精彩评析之外，还引入或“借用”了其他艺术家的审美经验来丰富对李叔同的艺术成就的认识。这使得他的这部传记对传主的艺术评论具有了一种“全面”和“内行”的性质——这也是柯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所谓“全面”，该著对李叔同——弘一大师的绘画、书法、诗词、戏剧、音乐等都作了全面的、深入肌理骨髓的评论；所谓“内行”，作者的这些评论，是一个艺术家的评论，是审美的批评。如他在评析李叔同的油画作品《裸女》时，先详细地描绘了画中人物的身体各部位的微妙姿态后，接下来是如吟如歌、笔墨酣畅的独白：“头、臂、腿、胸，各大局部都有冷暖色相调济，有的外伸，有的内敛，通过对比，互补，撞击，模糊里的清楚，明朗处的模糊，重量感，体积感，多样统一，调子雍和润畅，又时出涩笔，洒上许多低音，举重若轻，手师心，眼师物象，又能入能出，达到自由状态。肌肉背后，骨的坚实，柔韧，血的奔腾，都见活力。笔触有弹性，或砍或擦或写或涂，‘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在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一己的审美感受后，作者接着又写道：“美术理论家，水粉画家朱金楼兄在1980年告诉我：30年代前期，上海美专存有弘一大师大于真人的油画人体写生，对肌肉的表情开掘很深，没有下过功夫的人，绝对达不到那种神奇而又松秀的笔触。……”“1984年8月31日，我和刘海粟先生一道在青岛山海关路南侧海滨散步，他说：‘弘一法师是真正的大海！广阔深沉。……（某次）刘质平先生拿来三张油画，来给我欣赏，其中两张是西湖风光，用色艳而不俗，微妙的笔触表现出他对大自然的高度敏感。还有一张很大的人体，仅成上半身，大于真人，因为兴尽，没有继续完成。画法大体写实，又有画家的情绪渗透在线条中，有点像雷诺阿，却比雷诺阿用色上更重视团块的对比。我平生看油画，不轻易佩服什么人，但对弘一大师实在佩服，慢说在中国，大而言之在亚洲，包括培植过他的日本，也没有人超过他。……就以西湖来说，我画过很多张油画，写实的如《南高峰》，写意一些的如《回光》等等，都不满意，故而深知表现出秀雅高洁的东方情调之难，才知弘一大师的成就惊人……”这类文字在本书中比比皆是，如诗如画，既富音乐的韵律，又似歌剧的咏叹，十分贴切地传达出传主的风采神韵，让读者在一种浓浓诗情的熏染下，进入一位历史人物的传奇历史。柯文辉的这部传记还写出了“传主在当时和后世的深刻影响。在李叔同的直接指导下或间接影响下，甚至形成了一个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群落，著名者有夏丏尊、丰子恺、刘质平、李鸿梁、姜丹书、堵申甫，以及三四十年代的叶圣陶、朱光潜等。其共性可用朱光潜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他们都是追求博爱的人道主义者，都是德才兼备的教师、学者、作家、艺术家，强调人格独立，境界高远。他们和弘一大师一样，都是虔诚的爱国者，民族文化的传人和创造者”（见序一）。这一点，恐怕也正是作者对于传主的历史价值的一种深刻体认。
笔者注意到，本书对弘一在抗战时期的表现，征引了林长弘先生《记抗战中的弘一大师》一文，说弘一曾严词拒绝日本军司令发出的赴日邀请，又组建“晋江县佛教徒战时救护队”，救护伤员，掩埋死难者等。作者同时也说：“见日本军官及组织救护队事，未见其他史料，两事在不同时间地点，因对林文不忍割裂，并抄如上，愿长者更述其详。”以这样的留有余地的态度来对待尚无确实旁证的材料，显示出作者在张扬着充沛的诗性同时，仍固守着学者的理性态度。
柯文辉这部文学传记的成功，表明了历史人物传记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不同的风格。
综观近二十年来以李叔同——弘一大师为描写对象的长篇作品，我们可以明显看出这类著述在学术和艺术诸方面逐步前行的轨迹。
序三 充实与惆怅
郑园
一
弘一大师是近代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在艺术、文化、宗教等多方面都有自己特殊的贡献。影响所及，引起同时代和后来人长久地景慕。历来关于弘一大师的生平及造诣的著述颇丰，有关其人生历程的传记作品不下十余种，其他如书法集、散文集以及各种形式的选编本亦多不胜数。
尽管资料足够翔实，但为这样一位经历奇绝、心灵超凡的人物写传，如非有对人生的洞察力、对艺术的鉴赏力和对宗教的慧悟，则难能真正理解传主的思想境界和艺术造诣，或简单平面化地记其形迹而遗落其神，或虚构其事描摹其貌而终与传主心迹隔膜两乖。
柯文辉先生的这部论著，可谓知人论世，颇能为传主存真。该书按传主人生明显的两阶段——在俗和出家——分为“李叔同”和“弘一法师”上下两卷。不同于一般传记的详前略后的写法，两卷的份量相当，甚至弘一部分略多于叔同部分。从篇章看，下卷多用诗意的题目：如“云水”，“澄秋”，“霜花”，“晚香”等。起处为“旭曦”，结处为“夜钟”这当然不简单是为着文学方面的美感，而是因为：就弘一的一生而言，前段是以事功而显，事件、经历很明确，如离津、旅沪、留日、归国等，所以以行迹勾连即可，而后段是以入山而隐，苦行求法，弘教、明经之类的事，既无立杆见影之效，亦非一般大众所乐见乐闻，因而乃以心迹表出。可以说，作为李叔同的时期，他是为别人而活，这是因为他心中还有一个自己；作为弘一的时期他是自觉到为自己而活，从而达到无己的境界。因而，他的整段人生是从外向内的收敛，这不仅丝毫未减弱他人格的光华，反而使他更具有前所未有的气象。
一袭袈裟如戒刀，把一生切成两世。两者截然不同，又是个整体。
前段似奇而凡；后段似凡而奇。合成一个完整的人。
我们不必为后面的高峰去拔高前段，更不能用拔高了的前段来反衬被人神化的青灯黄卷生涯。因为真实最美。
如何为这样一位经历丰富内心奇崛的人立传？柯文辉先生引尤惜阴居士《弘一大师传略》：“世之传弘一大师者，不传其文，即传其艺。然以大师之大智慧，岂在多能鄙事？乃率以稗官之笔出之，甚非恭敬之道也。”书中称其立足点很高，实则这也正是柯氏作传的立足点。书名曰《旷世凡夫》，“凡夫”一词看似贬抑，实则为作者尊重弘一而取此名。“他处于继往开来，在转折点上的位置，故曰‘旷世’。但他又并非站在云头的神，而是双脚牢牢立于大地又极有人情味的人，与我们的呼吸和心搏都有相通的电波。他自号‘大心凡夫’，我们敬谥为‘凡夫’，正是尊重并表现他的本意。”（见引言）书末作者又重申了这个意思：“高人弘一有目共睹。而与利、名、位、学皆无缘的泛泛众人则更爱凡人弘一，似乎老人家就在我们很近的一座古庙里呼吸、修持、著述。”“还是那良师益友的慈蔼微笑，解开我们外在的、内在的、幼稚的疙瘩……我们景仰他，他却愿人人平视他，跟他无拘无束地对话，使他的精神成为我们磨砺人格、丰富生命的一面明镜！”柯著正是以这种态度——从时代、从具体经历阅历来理解传主，写出他可亲可近的、不能超凡的一面：如谈到叔同演戏，略述当时戏剧情况，“叔同到不了此种天地，也不该在他这种年龄苛求他！体现人生的价值，还在日后”这是从具体时代来理解。及至叔同早年与诗妓的交往，作者既未为贤者讳，也不故意作通达之说，只从传主具体遭际出发，给予同情的理解：“这类事发生于义和国与八国联军之后，和时局带来的苦闷、愤慨、对朝廷的逐渐绝望有些关系。他要排遣，要转移情绪，我们不必为贤者讳，不必讳言声色的作用。从出世角度而言，不入而出也出不彻底。他被时空塑成恩格斯所说的‘这一个’，减去这些刀痕斧迹反而虚伪。”这是从传主的具体人生阶段来理解。然而正是这凡人的底色，才使得弘一最终达到的高度更令人叹服，才使得其精神品格所达到的“旷世”性具有更真切更深远的意味。
二
这又是一部艺术性和真实性兼美的传记。传主的生活时代虽离作者的时代颇近（柯氏当时乃是幼年人），但高人心迹难摹，何况是出家作了和尚，连他的至亲好友，对有些事的看法说法也不一致。这就对传记作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既不能只求堆砌史料而不加以拣择，又不能断章取义简单武断地理解传主的行为思想，柯著恰当地担负起了这个重任，并在文学的艺术性和史料的真实性取得了兼美效果。大致而言，这部传记有如下几方面特点：
1.行文严谨克制，资料存疑处不随便臆断。此为严格的史家笔法，而非小说家虚构情节、虚设对话的表现方式。取材时，作者的基本态度是：“生命历程便是个人与周围关系的总和，孤立过其一世的人并不存在。我愿一切似与传主无大关联的表象，百年千载而后到了大手笔的跟前，说不定会有料想不到的用处。”但材料繁杂，不免虚实相掺，而无论巨细，作者都深入考察，细心辨析，不含一丝苟且。大到叔同是否同盟会成员：“在叔同生前及去世后，说他加入过同盟会的文章有十多篇，甚至说他见过孙中山，笔者孤陋寡闻，未见史料，不敢苟同。爱护一位历史人物的最好方式是存真。”小到一首七律诗的真伪：“诗真正的作者是康有为的弟子马君武”，对此作一番体察考证功夫，然后得出公允结论，“一首诗对一位诗人的文学地位没有影响。编叔同全集者则宜割爱”。诸如此种，作者都不妄断，不谵言。书中记载弘一过去的学生沈本千等几位同学到虎跑寺去看望弘一，沈后来著文追叙这段经过并追录弘一的画语。沈的追忆文章发表于1983年，柯氏忠实地抄录下来，以备读者了解，但对其转录弘一的话又细心地辨别：“所用多当代词语，与弘一学养不类，只供参考。”诸如此类的辨析考察，书中处处皆有，作者的苦心，只是在通过搜集这些历史留下杂糅的材料，俾此去取之间，更接近真实的传主。
2.对艺术本身和对人生的深刻理解，由此上升到对艺术背后那个人的深刻理解。作者曾多年担任刘海粟先生的助手，其对艺术鉴赏能力自是非凡，加之坎坷的遭际更使他对于人生有其独到之见，对他人的人生有其深广的同情，所以作者往往从艺术和人生两方面出发，从艺术去理解其人，又从人生去理解其艺术，相互补益，合而为一。在第十三章“夜钟”，写到弘一的绝笔“悲欣交集”，作者对这四个字首先从出处、从其所蕴涵的深刻意味予以深刻的诠释，继而又从书法角度对弘一晚年书法艺术有个评述，又对每个字的每一笔划做了细致描写，以俾览者更深透地理解弘一的书法与人格精神。综合作者之前对传主晚年的评述，“人的感情思想不可能单一化。他虽苦修，不意味前尘影事全泯灭。僧人凡人双重意识瞬息间交替交织浮现，亦很正常。宗教人，社会人，从前，现在，身后往生，诸多观念交响，而以佛法为主旋律，悲欣是不平静的大平静，大觉悟。真实状态无人可以阐释，读者调动灵台所有因素去解悟。万能答案不会有，见智见仁路更多”。以此种眼光论书法，方能够更好地把握绝笔四字传递出来的精神品格，此绝非后人故弄玄虚的妄辞。“惟杰出艺术品享受不自由中的大自在。深幸有一，不可能有二。四字起承转合，四个乐章，凤头、狮肩、熊腰、豹尾浑一，生活、情操、书卷味、呼吸，相映共生。如我试作拆析，势必出丑。您初读见点画章法，后来形均让气，纷纷退场，我们视无所见，听无所闻，揽之无物。不思之思，跟无技巧顶级技巧邂逅，没齿忘归。奇幻，又实在。”这是在说书法，又是在说人。书法家傅山有言：“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从评判角度看，字的好坏，与人的精神境界之高下息息相关，所以柯氏说：“只有这个人，才有这类字。”
3.以诗化的语言和对传主景慕的热情，合乎传主艺术化的人生而营造出特殊的美的氛围，处处见着诗意。如写叔同入山为僧时与挚友夏丏尊告别，“相知已久，反复叮咛，仍是几句老话，一片至诚。……丏尊踟蹰片刻，还是从命伫立，目送先生与闻玉渐小的身影没入树林深处”。写到叔同旅沪经历，柯氏体察到涌动在青年叔同内心的寂寞，因为发挥了一段含着人生亲证亲悟的体会：“寂寞是事业的胚胎，志士的职业，抗击颓丧意志的长城，延长有效生命的灵药。从被迫寂寞到和寂寞怒目而视，进而和平共处，再而心电交流，玩赏寂寞，乐于寂寞，最后以大寂寞降服小寂寞，英雄、高僧、有道者，多由智慧的寂寞所塑造。面壁即与寂寞对话。”
作者试图全方位地去理解弘一，对于弘一建立在真实基础上而又充满艺术化的人生，他热情地品评到：“叔同是人生大舞台上放光的大演员，贵公子哥儿、捧角儿的、金石家、大学生、诗人词客、书画家、音乐家、演员、记者、教师、短期的欣欣道人、和尚，无论行当间差异多大，出世入世，皆能胜任。世界艺术史宗教史上，演一两种角色比他成功的先例极多；演过这么多的几乎没有。从这个意义来说他是人中绝品，不可重复。他好比一条街，这条街很长，但不一定每座建筑物都耸入云霄。”传主的书法、绘画，他前半生浊世翩翩佳公子的风采，他后半生清标霜节的气度，无一不体现着美。正是从这样一个特殊的角度，作者与传主会心不远。在篇章安排，语言传述上，都体现出独特的美感。
在弘一的一生中，最关节之处就是：他为何出家？理解了这点才便于认识他此后的人生。他的出家表面看似很斩截：从虎跑断食后就开始一心向佛，安排出家后家人财务诸事，没多久便不事张扬地投入寺院了。一入寺院即易僧服，全以出家人要求自己。由于李叔同在文化界的影响，他的出家自然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种种的猜测和说法。但一般都以常情度之，不是深入理解弘一者，或其思想境界无法企及。柯氏说：“叔同从皈依到出家仅有半载，他的心路历程势必悠长而复杂，所思或比普通人十年还多。”“人生重大转折期间，偶然因素与必然因素时而交叉，互相推进，难以条分缕析，甚至身在境中的当事者也分不清哪些是主动，哪些是被动，何者为主，何者为次。”
一般认为断食是入山的前因，实则断食时叔同尚在信天理教，作者对这一点辨明得很清楚：“对照《断食日记》，足以说明断食活动与佛教无关，以及叔同是信过此教的，这样说并无贬意，但反衬出家的思想预备过程甚短。”
至于从李叔同到弘一两段人生转捩的根本原因，柯氏并没有故作高明地给出一个研究的答案，而是依凭传主和同时代人留下的记载，层层传述：“弘一出家在知识分子阶层中引起过巨大的震动，原因则人言人殊，莫衷一是，直到目前仍无有很强说服力的结论。笔者不敢妄议，先看他自己的现身说法。”之后全文抄录了弘一口述的《我在西湖出家之经过》，又辅以叔同弟子曹聚仁先生论乃师出家的短文、丰子恺著名的三层楼论断，以及当时其他著名人物的看法。总之，对于弘一的出家各说纷纭，作者对此保持了清醒的态度——“认识此事本难”，“单一现成答卷没有说服力”，“可靠的说法是大师对寂山和尚说过：‘弟子出家，非谋衣食，纯为了生死大事。’”
弘一自落发起，所行所为，对佛法是极为虔敬的，并且持律极严，后半生苦行求法，所到之处以其高洁的人格感染了无数僧众和在俗之人。对此，柯氏深有所悟。由此反观其出家之初的心境，便不能简单地得出一个是此非彼的答案。作者在罗列参考了时人的说法之后，写道：“出家不能排除社会、历史因素，个人内因是首位。穿凿猜测，不如多多思考。”
柯文辉先生在谈到他写作《弘一大传》的过程时，不胜感慨：“我的心时时被与弘一相关的感情充实着，而一旦落笔成文，又不免感到空虚惆怅……这两种情感交替出现，贯穿整个的写作过程。”是什么使作者“充实”和“惆怅”？这矛盾而复杂的心情从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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