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师风范：忆黄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名师风范：忆黄昆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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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辰嘉,虞丽生等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8-04-01

书籍编号：30314030

ISBN：9787301134399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2379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科学家

名师风范—忆黄昆

陈辰嘉，虞丽生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世纪70年代，黄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

20世纪40年代，黄昆在英国布列斯托大学做莫特教授的博士生

20世纪40年代，黄昆在英国布列斯托大学学习期间留影

20世纪40年代，黄昆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做博士后时与弗勒利希（H. Fröhlich）（中）和巴蒂亚（A. B. Bhatia）（右）的合影

20世纪40年代，黄昆（前排左二）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做博士后时与同事们合影（前排右一是后来成为他夫人的A. Rhys，即李爱扶）

1952年，黄昆教授与刚到中国的李爱扶合影（这也是他们的结婚照）

1955年，北京大学第一届半导体方向毕业生和黄昆（前排左二）合影

1956年，北京大学第二届半导体方向毕业生和黄昆（前排中）合影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1957年毕业生和黄昆（二排左八）合影

“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1958年毕业生和黄昆（前排右三）合影

20世纪60年代初，黄昆教授夫妇与次子（中）在香山合影

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半导体教研室教师和黄昆全家爬妙峰山留影（后排自左至右：韩汝琦，黄昆，李爱扶，谭长华，陈辰嘉，沙麟，李克诚，莫党，王德和，祝忠德；前排右二是任尚元）

20世纪60年代，北京大学半导体教研室教师和黄昆全家爬香山留影（后排自左至右：莫党，杨澄清，黄昆，张国炳，沙麟，王阳元，祝忠德，陈辰嘉、李爱扶，章蓓，薛士鎣；前排是黄昆的次子和长子）

20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接见杨振宁时的合影（后排左三为黄昆）

1971年，黄昆教授与杨振宁教授（右）在北京大学物理楼前合影留念

1976年，黄昆与北京大学的学生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黄昆接待来访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巴丁（J. Bardeen）教授

20世纪80年代，黄昆教授在美国芝加哥阿贡实验室前留影

1982年，黄昆教授率团到意大利国际理论物理中心访问期间在米兰教堂前留影

1983年，黄昆在新加坡出席第一届亚太地区物理会议

1984年，黄昆在美国旧金山出席国际半导体物理会议（自左至右：任尚元，虞丽生，黄昆，秦国刚，李爱扶）

1984年，黄昆教授在美国圣迭戈参加国际缺陷会议时与夫人李爱扶摄于沙滩

1984年，黄昆教授在美国圣迭戈参加国际缺陷会议时与夫人李爱扶合影

1986年，纪念我国半导体专业创办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全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合影

1986年，参加纪念我国半导体专业创办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的当年教师合影（前排自左至右：李克诚，黄永宝，黄昆，谢希德，虞丽生，莫党，郭长志；后排自左至右：林绪伦，郑广桓，钱尚武，钱佑华，阮刚，刘文明，张月清，容祖秀，李元园，邢妙香）

1986年，参加纪念我国半导体专业创办三十周年学术报告会的1958年毕业生与黄昆（前排左三）、谢希德（前排左四）合影

20世纪90年代初，黄昆教授与夫人李爱扶在家中

1989年，黄昆教授七十寿辰学术报告会全体代表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合影

1989年，参加黄昆教授七十寿辰学术报告会的原“五校”联合半导体教研室师生与黄昆（前排左四）合影

1989年，在北京大学勺园庆贺黄昆教授七十寿辰晚宴上

1989年，在北京大学勺园庆贺黄昆教授七十寿辰晚宴上黄昆与夫人李爱扶留影

1994年5月，北京大学半导体专业七零级毕业二十周年与黄昆（前排左七）等教师合影

黄昆在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给研究生讲课

1995年12月26日，黄昆教授为研究生做“做人之道与治学之道——黄昆教授与研究生谈成才”报告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物理系85周年系庆校友聚会（自左至右：黄昆，林克椿，赵凯华等）

中国半导体物理的两位先驱——黄昆和谢希德（右）

1999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和微电子学研究所的弟子送给黄昆老师八十寿诞的礼物——在硅片上用半导体光刻蒸镀工艺制作的两句祝词：“一流学者誉全球，一代宗师惠千秋”

2002年2月1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国家副主席胡锦涛与黄昆院士亲切握手，祝贺他荣获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02年6月，黄昆教授偕夫人李爱扶与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年轻教师相聚在北京宽沟（前排自左至右：王阳元，黄昆，李爱扶，韩汝琦；后排自左至右：张大成，王如，张兴，郝一龙，张天义，武国英）

2005年，北京大学为黄昆院士逝世设立的灵堂

2006年2月15日，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黄昆先生铜像落成仪式上（自左至右：黄昆长子黄志勤，夫人李爱扶，李志坚，闵维方）

2006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为黄昆夫人李爱扶先生庆祝八十寿辰（自左至右：甘学温，陈娓兮，虞丽生，容祖秀，李爱扶，刘庄武，章蓓，李映雪）

2007年1月，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职员工联欢会上与李爱扶合影（前排自左至右：虞丽生，李爱扶，金春荣；后排自左至右：陈辰嘉，孙騊亨，张毓英）

序　　言

爱因斯坦（A. Einstein）在悼念居里（M. Curie）夫人的文章中说^①：“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还要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在黄昆先生逝世两年以后，我们这些有幸跟随黄先生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更是深深地感觉到这段话对悼念黄先生也是非常确切的．

黄先生是一个随时随地都把自己当做是社会的公仆的人．他从英国回来的时候，正处在他自己的科研工作最活跃、最富于成果的时期，但是当他认识到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大转变的时期，新中国的建设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有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材，他就毅然全身心地投入基础课程的教学．后来他又根据国家的需要，全身心地投入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创办，培养出一大批我国物理学，特别是半导体物理学的人材．黄先生回国后头二十多年的主要工作是在教育战线上．黄先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师．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教师的地位是很崇高的．教师的任务是“传道，解惑”．这里说的“道”，首先指的是怎样做人，怎样做学问的道理；这里说的“惑”，首先指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各种各样使人离开“正道”的“诱惑”．然后才是专业的、技艺的传授和解答有关的疑问．正是因为认为教师在完成这样的任务，我们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是把教师放在最要崇敬的“天地君亲师”这五者中的．

黄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教师，不仅仅是因为他教学内容的严谨和透彻，表达物理本质的明晰和准确；我们这些有幸跟随黄先生学习和工作过的人深深地体会到，黄先生尽管很少和学生们讲为人处世的大道理，或者说很少做“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在他的教学活动中，在他的科学活动中，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却是在时时处处地教育我们怎样做人和怎样做学问．在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意义上，黄先生是一位真正杰出的教师，是真正有资格“为人师表”的．

黄先生是一位有卓越才能和有开拓性贡献的科学家．他是公认的晶格动力学理论的开拓者，也是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开拓者，他所提出的极化激元的概念和多声子复合的理论至今还是当代科学的前沿．但是他始终把自己看做是辛勤建设国家、造福人类的广大劳动人民中普通的一员，他最反对特殊化、摆架子，最讨厌那些不尊重人民群众、自我炫耀、自我吹嘘的所谓“学者”、“专家”．他有时在个人生活和集体劳动中，过分地严格要求自己，也是出于他的这个观念．面对着当今知识界部分人的种种歪风邪气，我们这些有幸跟随黄先生学习和工作过的人，都深深地感到像黄先生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学者！而且也深深地体会到黄先生的杰出成果是与他的崇高的思想境界有着紧密联系的，

正是出于对黄先生做人、做事和做学问的崇高品德的景仰，我们在黄先生逝世后的第二个冥辰，编辑了这本书．它寄托着我们这些有幸跟随黄先生学习和工作过的人对黄先生的思念，也表达了我们这些人终生向黄先生学习的决心．“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中国的知识界，特别是在一百多年来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而无怨无悔地奋斗终身的中国知识界，有一种光荣传统，有一股浩然正气，黄先生正是体现了这种传统，体现了这股正气，我们诚恳地希望读者朋友能和我们一起，景仰和学习之．

甘子钊

2008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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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译自爱因斯坦1935年11月23日在美国纽约市罗里奇博物馆举行的居里夫人悼念会上的演讲稿In Memoriam Marie Curie．

前　　言

黄昆院士以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而为世人所知，他对固体物理做出了开拓性的重大贡献，在学术上堪称一代宗师．殊不知，黄昆先生也是一位满怀热情、身体力行、卓有成效的优秀教育家．作为中国半导体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用他人生中最年富力强的26年（32～58岁）在高等教育战线上为中国培养了一代甚至几代半导体科学技术和研究方面的栋梁之材，使中国的半导体事业能从无到有，迅速发展壮大，跟上国际迅猛前进的步伐，站在世界的前列．1951年底，黄昆先生怀着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殷切心情，放弃了在个人科学生涯中获取重大成就的机遇和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满腔热诚地回到自己深爱的祖国，就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他认为：在中国培养一支科技队伍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个人在学术上的成就．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教学工作和行政领导工作中，对高等院校中普通物理、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的教学、科研做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1977年，黄昆先生调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所长．他为半导体所带来了重视基础理论的新风尚，培养和建立了理论与实验结合、学术气氛活跃的半导体物理研究群体．

为了弘扬和继承黄昆先生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创业伟绩，真实记录这一段新中国教育事业发展史上光辉的一页以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雨历程，激励中青年一代的教育工作者承前启后，发扬优良传统，推动新一代教育工作者为发展中国高等教育事业做出新的贡献，我们约请了四十多位黄昆先生的学生、同事和朋友写下了这些回忆的文字．作者们生动具体地记录下了黄昆先生对他们的教诲，以及他们亲身感受到的黄昆先生严谨的治学精神和高尚的品德，并且提供了大量珍贵的照片．娓娓道来，仿佛黄昆先生的音容笑貌又呈现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从而认识这一段历史，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黄昆先生发表了诸多内容深刻的普通物理方面的教学论文，而这些文章并未收录到以往出版的黄昆的各类文集中．这次一并收入本书附录中，以飨读者．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北京大学人工微结构和介观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微电子学研究院、微电子学系，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以及清华大学物理系等单位的资助，特此致谢．我们也十分感谢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夏建白院士在组稿方面给予我们的支持和帮助．

黄昆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两年半了，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名师已逝，风范长存！

陈辰嘉、虞丽生

2008年1月6日

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黄昆先生

沈克琦、虞丽生、陈辰嘉

1951年10月，黄昆先生怀着振兴中华、报效祖国的殷切心情，满腔热情地回到自己深爱的祖国，就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黄昆于1945年通过考试取得“中英庚款”的资助赴英留学，入布列斯托大学，师从固体物理学大师莫特（N. F. Mott）爵士（197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原定资助三年，他于1947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于是，他利用另一年时间（1947～1948年）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玻恩（M. Born）教授（195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研究组做短期访问研究．玻恩提出由黄昆执笔、合作编著《晶格动力学理论》（Dynamical theory of crystal lattices）^①的建议，但黄昆原已与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饶毓泰教授约定在三年留学期满后回国任教授一职．因编书一事难以如期践约，黄昆就将此事告知饶先生，征求他的意见．饶先生热情地支持黄昆写书，让当时在物理系任助教的沈克琦打电报给黄昆说：“Stay till book finished.”在1948年编印的《国立北京大学三十六年度教职员录》中，有黄昆任物理学系教授但尚未到校的记载．

1948～1951年黄先生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理论物理系任博士后研究员，边开展科学研究，边用另一半的时间完成写书任务．他于1951年10月带着尚未完稿的部分章节回国，边教课边写书，书稿完成后再寄回英国．因为当时中国和英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书稿寄回去的事还是经过北大党委特别批准的．1952年初，黄昆的未婚妻、英国人里斯（Avaril Rhys）独自一人漂洋过海，乘轮船从英国经香港再经塘沽，到北京来和他完婚，她来后起了个中文名字“李爱扶”．黄先生为了使她能尽快地融入中国社会，学会中文与中国人一样生活，在她的工作安排上，凡是利用其英语特长的工作，他都不赞成．李爱扶是布列斯托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还和黄先生一起在利物浦大学从事理论研究，共同发表过被称为“黄—里斯理论”的重要文章．可是到北大后，黄先生让她先学中文，然后让她做实验员，开始时不领工资．记得李爱扶刚来不久，住在城里老北大时，她曾穿着中国大褂独自一人上街买酱油，售货员听不清楚她要买的是“香油”还是“酱油”．经过她自己的刻苦学习，早就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了．2006年末，陈辰嘉遇黄昆的次子黄志谦（小名“小弟”）从英国回来探亲，他说：“最近我妈妈去英国探亲时，见我舅舅还跟他说中文呢．”

《国立北京大学三十六年度教职员录》（局部）

1952年“院系调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文理科和部分法科组成新的北京大学，校址也搬到西郊燕园．黄昆先生自1951年回国后，就全身心地投入教学第一线工作．他向往共产党、新社会，要求进步，工作积极，对党的号召热情响应．黄先生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毫不犹豫地回国，一方面是他信守对北大的承诺，另一方面也是对新社会、共产党的向往和信任．在西南联合大学的时候，沈克琦就知道黄昆，但是没有交往，因为黄昆1941年任西南联大物理系助教，1942～1944年在西南联大读研究生，而沈克琦1943年毕业后就离开了昆明．黄昆回国后，沈克琦曾和他聊天．记得1951年在北大红楼北面的民主广场散步时，黄昆对沈克琦说：“我相信在健全社会中，我会是一个健全的人．”这反映了黄先生向往新社会，信任共产党，对待一切工作都是高标准、严要求的一贯作风．1952年，沈克琦曾参加黄先生“普通物理”课程的口试和考试工作．当时在教学上学习苏联，教科书用的都是苏联的．“普通物理”课用的是福里斯（С. Э.Фриш）和季莫列娃（А. В. Тиморева）的教材《普通物理学》．黄先生不是照本宣科地讲，而是认真地将书的内容钻研深透，融会贯通，思路明晰，弄明白作者的意图，以及教材有什么特点，然后以自己的方式去教给学生．在钻研的过程中黄先生发现，普遍沿用的表面张力的理论解释是错误的．他用固体物理的方法进行理论分析，提出了正确的理论解释，并在《物理通报》上发表了《表面张力》一文^②．黄昆先生极重视物理概念．过去有人认为一些物理概念必须学过高等数学才能学懂，黄先生则认为只要抓住物理本质，在“普通物理”课中就能讲清楚这些基本概念．在那一段时间，因党组织要求沈克琦动员黄昆入党，并负责收集他对一些事件的反映，沈克琦经常到黄先生家聊天、长坐，浪费了黄昆许多时间．黄先生于1958年“双反”运动中给沈克琦贴了一张大字报：“效率为何低，要问沈克琦．”沈克琦回忆，看了黄先生的大字报后自己也感觉这种做法不妥，至今回忆此事仍深感愧疚．

黄昆先生为北大学生开的第二门课程是“固体物理”．当时国内外仅有固体物理的专著，而还没有现成的教科书可供借鉴．1953年他开始“固体物理”课程的讲授，完全是从无到有，通过多次为研究生、本科生和科学院研究人员讲课以及多年的反复实践，才逐渐形成一门系统的、物理系本科生必修的“固体物理”课程和一本相应的教材．1953年起，北大物理系建立了五个教研室，黄先生任固体物理教研室主任．那一年，他给当时的研究生曹昌祺、郭长志、陈志全等开了“固体理论”课．1954年，又给当时的四年级学生（1951年入学）开了大班“固体理论”（后改名“固体物理”）课．虞丽生作为该年级的学生听了这门课．记得当时物理系最大的阶梯教室，坐得满满当当，除了那个年级的几十个学生以外，还有很多本系、外系和外单位的人慕名而来．虞丽生对这门课印象深刻——这是她第一次听到一个新的学科被介绍得如此清晰、明白、系统，物理概念被描述得如此清楚，以至于学生都能很顺利地接受下来．当时上课时记下的两本笔记她一直保存至今．五十多年来，无论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还是后来把一百多公斤的书和学习材料卖废品的时候，都没有舍得扔掉，有时研究工作需要还要拿出来翻翻．黄昆的《固体物理学》第一版于1966年完成，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未能付梓，1979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一次印刷．黄昆原著、韩汝琦改编的《固体物理学》^③在1992年第二届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比中荣获国家级特等奖．

“半导体物理”是黄昆先生回国后主讲的第三门课程．特别应该指出，早期“半导体物理”课的建设完全是从无到有，半导体物理是半导体科学技术的学科基础，由于这是一门20世纪50年代初才有的新兴学科，当时国际上还没有专门的教科书．1955年黄先生为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专门化半导体方向的学生第一次开课时，特地邀请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的王守武、洪朝生、汤定元等科学家一起参与授课，各自依据自己熟悉的领域讲若干学时，把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信息和知识传授给学生．1955年秋，北大物理系固体物理教研室分为两个教研室，一个是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另一个是金属物理及磁学教研室．黄先生任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主任．在此基础上，“五校”（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④和厦门大学）联合创办半导体物理专门化期间，黄昆先生与谢希德先生合作主讲“半导体物理”课程，厦门大学物理系的陈辰嘉于1956年成为学生中的一员，1957年又转入北大五年制班学习．回忆当年，她说：“我们都很喜欢听黄昆先生的讲课，是他带领我们从此进入神奇的半导体世界．他总是深入浅出、生动活泼地抓住物理本质，将深奥、抽象的物理问题讲透彻．听他的讲课，真觉得是一种享受．一百多人的大教室，坐得满满当当的，每次都要早早去，以便占个好座位．”黄昆先生与谢希德先生在整理教材的基础上，于1958年合作撰写了一部专著《半导体物理学》^⑤，这是当时国际上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著作．书中大部分章节由黄昆先生亲自执笔撰写，最后全书由他统一修改并定稿．他借助自己在过去科学研究工作中的经验，将教材建设与科研成果看得同等重要，潜心研究，使其趋于完美．这本书系统地阐述了正在迅速发展的半导体物理学科的基本物理现象和理论，是我国半导体领域最早的一本专门性著作，把当时国际上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总结在内，并加以系统的阐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部著作成为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各个专业研究人员的基本参考书，也是培养半导体学科专门人才的广为使用的标准教材．

黄昆先生本人是搞固体理论的，但他也很重视实验工作．他认为，提高一个国家的科学水平，必须首先立足于实验研究．他说：“我国目前最需要的是开展实验工作；理论研究在需要时，随时都可以搞起来．”当时固体物理教研室和半导体物理教研室的两位苏联专家——1954～1956年的金属物理专家华西里也夫（Л. И. Василъев）和1956～1958年的半导体专家桑杜洛娃（А. В. Саидулова）都是实验方面的．尽管黄昆的学术水平比起他们要高得多，但仍对他们很尊重，在实验室的建设和实验条件的提供上都积极帮助，组织优秀的年轻教师和学生参加他们领导的研究小组．虞丽生是桑杜洛娃的翻译，对这点感觉最为真切．黄昆先生交代说：“桑杜洛娃做的是杂质扩散的研究工作，而杂质扩散是半导体器件工艺中很重要的过程，一定要好好学习，全力把扩散实验室建好．”后来扩展研究成了半导体教研室的重要科研方向．黄昆先生和华西里也夫的私人关系也非常好．他们年龄相仿，华西里也夫很佩服黄昆的业务水平和为人．改革开放后，黄昆已经调离北大了，华西里也夫来我国访问，还提出一定要去看望黄昆．黄昆在勺园请他吃饭，他们两人三十多年后再次紧紧握手，互诉衷肠，真挚的友谊让人感动．1956年，北大给几位有名的专家配备助手，以协助专家开展研究工作．当时金属物理方向毕业的莫党被派为黄昆的助手，但后来黄昆还是安排他去开展半导体材料实验研究工作．

1956年3月，我国集中了全国六百多位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其后，为了发展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化、半导体和计算技术等四个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具有关键作用的新学科领域，使其在短时期内改变现状，接近国际水平，科学规划委员会提出了《发展计算技术、半导体技术、无线电电子学、自动学和远距离操纵技术的紧急措施方案》．实施方案上报到国务院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审议，并立即批准．黄昆先生参与了这个“规划”的制定，并和其他专家一起建议，为了适应迅速发展的半导体科学技术事业的需要，要尽快培养半导体专门人才．不久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就决定在北大设立“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北大、复旦、南京大学、厦门大学、东北人大等“五校”物理系部分教师、四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还包括部分南开大学转入北大的本科生以及清华大学的进修生）从1956年暑假起集中到北大物理系进行教学和科研．黄昆先生是这一决定的主要建议人，也是落实决定的主要组织者．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全部精力组织和领导了这一计划的实施．他亲自担任半导体物理教研室主任，复旦大学谢希德任副主任．教研室的教师和实验技术人员有将近四十人，同时在校的学生有一百多人．如此庞大的教研室，事务之繁多可想而知．虽有东北人民大学的张月清做教研室秘书，协助他工作，但许多事还是要他亲自过问．黄先生不仅自己要开设“固体物理”课程，还要和谢希德先生共同开设“半导体物理”课程．除了对“专门化”的整体规划和具体领导外，还为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开设科学专题讨论，主持电子—晶格相互作用的研究工作，以及亲自指导学生的毕业论文．尤其是“半导体专门化实验”课程完全是从无到有，无处借鉴，他对该课程的内容安排都是亲自过问．他还组织教师分别在半导体物理、半导体理论、半导体器件物理和工艺等方面开展研究工作．他对各个科研小组的工作，特别是实验研究工作很关心．黄先生白天忙于教研室的事务，只有晚上才能备课．而他对备课的要求又十分严格，只有加班加点．过度的劳累使他一夜之间掉光了头发，对家人的关心就更不够了．在这期间，尽管黄昆先生几个月大的三子遭到了不幸，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工作的热情．

1958年8月，“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即将结束，恰逢“大跃进”运动轰轰烈烈兴起．北京大学出面向教育部打报告，希望这批学生延期两个月毕业，参加“科学大跃进”，得到批准．当时在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关切下，仿照军队的形式组织了“科学大跃进”的队伍，成立了战斗团，黄昆任团长，虞丽生任副团长，复旦大学阮刚任政委，下设连、排等，各自分担一项研究任务，共有高频大功率管、高频扩散管、光放大器、制冷器、热敏电阻等等，共26项，都是与国民经济有关的实用项目^⑥．

虽然受当时大形势的影响，战斗团的头脑有些发热，想法有些幼稚，两个月之内不可能都达到预期目标，但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科研的方向是紧密地和实际相结合，我们大家要为国家半导体事业的发展做出贡献；二是这批青年学生得到了实战的锻炼．1956～1958年“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比较系统地培养了我国第一批半导体专业的毕业生共240多名，他们成为我国新兴半导体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对我国从无到有地建立、发展、壮大半导体科学技术和工业体系，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刘士毅、黄永宝、吴伯僖等人编写的《半导体实验》和苏联专家桑杜洛娃撰写的《半导体工艺学》等著作，以及陈志全主讲的“晶体管原理”等课程，都为“五校”各自回去创办自己的半导体专门化奠定了基础．黄昆先生曾说，为国家培养一支半导体的科技队伍比他本人多写几篇文章重要得多．随后，许多高校利用这些经验，纷纷成立了半导体物理专门化，全国各地还建立了研究所和生产半导体材料、器件的车间．1960年，在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所半导体研究室基础上，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成立．从此，我国半导体学科和半导体技术快速而独立地发展起来．“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培养的这批人才成了我国半导体科学技术事业的骨干力量，对于推动我国半导体专业的教学、科研以及半导体产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1986年，在北京大学纪念“五校联合半导体专门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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