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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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等编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0-07-01

书籍编号：30314135

ISBN：978730117375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21200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永远的怀念：我们心中的季羡林先生

作者：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0-07-01

ISBN：9787301173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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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91岁的香港著名学者饶宗颐到医院看望季羡林先生。

1948年举办泰戈尔绘画展时留影。前排：北大校长胡适（前右6）、徐悲鸿（前右5）、朱光潜（前左3）、冯友兰（2排右3）、黎锦熙、季羡林（前左1）、叶浅予、邓广铭、周一良、王森、廖静文等。

1963年北京大学东语系党政领导班子合影。

经历十年动乱磨难，季羡林先生神采依然。

1980年，季羡林教授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的审稿会，在莫干山与朱光潜、冯至等合影。

1984年，季羡林先生指导东语系第一位博士生。

1985年7月，季羡林先生出席中国语言学会第三届年会，与王力、朱德熙、侯宝林等人合影。

1985年，季老在工作。

1986年，北京大学东语系庆暨庆祝季羡林先生执教40周年，季先生与部分教师和校友合影。

1988年，季羡林先生在书房。

1991年，80高龄的季羡林先生骑车到北大图书馆。

1991年，季羡林先生80华诞庆祝会。

1996年5月，举行北京大学东语系建系50周年暨季羡林先生执教50周年庆祝大会。

1996年9月，英籍著名作家韩素音（右二）赠送季羡林先生印度披肩。

1998年5月，北京大学百年校庆，老中青四代学人鸣钟致意。

季羡林教授和同学们在一起。

1999年，季羡林先生在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成立大会上发言。

1999年12月，季羡林先生访问台湾时与北大东方学系校友会台湾分会的校友合影。

1999年末，季羡林先生在台湾为胡适先生扫墓。

1999年印度国家文学院授予季羡林先生名誉院士。

2000年，德国驻华公使代表哥根廷大学授予季羡林先生金质奖章。

2001年季羡林教授90华诞，学生敬献花环。

2001年季羡林先生90华诞，与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韦钰及东语系历任党政负责人合影。

1954级朝语专业校友看望季老。

季羡林先生与梵巴语专业师生在一起。

2002年季羡林先生、饶宗颐先生与香港企业家林健忠先生合影。

副主编陈嘉厚教授向主编季羡林先生汇报新出版的《东方文化集成》丛书。

季羡林先生在学术会议上发言。

季羡林先生在家中。

季羡林先生在家中。

慈眉善目的季羡林先生：2007年在医院。

向季羡林先生学习是最好的缅怀（代序）

今年8月6日是季羡林先生98岁生日。7月11日，正当我们为庆祝先生华诞精心准备时，噩耗突然传来——先生已于当日上午9时在301医院病逝，永远离开了我们。

前贤既逝，德音永存。学习先生的高尚品德及严谨的治学精神，推动我国文化教育事业进一步发展，将是我们缅怀先生的最好方式。

高尚的人格魅力

一身洗得发白的卡其布中山装、圆口布鞋、老式的人造革书包是季羡林先生的一贯装束；他言语平常，总是和善地微笑着，像邻居家的普通老者。虽是知名学者，却从不摆什么架子，同他谈话，如沐春风，他的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从不会感到紧张和局促。但他却受到人们的普遍敬仰。

当年在北大校园，季先生会碰到这样的事情：一辆自行车忽然停在他面前，一个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从车上下来问道：“您是季羡林教授吗？”“是我。”“季先生，我没什么事，只想当面向您说一句：我很敬佩您。”说完，年轻人深鞠一躬，然后转身上车离去。有时也会有小轿车在季先生身边忽然停下，车里会出来个年轻人向季先生合十鞠躬，执弟子礼。每次参加系里的大小会议时，季先生一进门，大家就会不约而同地站起来向他表示敬意，人们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心情，其实正来自季先生的人格魅力。

季先生从未对自己作过评价，但是他曾说过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我喜欢的人约略是这样的：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佛山心影》）这其实正可看作是先生自况。

季先生对身边的人始终充满真诚的爱心，他爱母亲，爱儿女，爱老师，爱朋友。在他创作的150万字的散文里，他以满腔热情颂扬他们的高贵品质，抒发对他们的爱；读他的散文，常会被他的真挚所感动。但季先生却绝非不辨是非的好好先生，在“文革”中，他曾“自己跳出来”反对那个在北大一手遮天的“老佛爷”，甚至“差点丢了小命”。无力斗争的时候，他则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底线，绝不靠诬蔑构陷别人为自己求好；而对于那些曾迫害过他的人，他则选择了理解和原宥，为了不使这些人感到难堪或不便，他甚至推迟了自己相关作品的出版时间。这之间的理由则很平常，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自己被打得‘一佛升天，二佛出世’的时候，还虔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我焉能苛求于别人呢？”

作为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季先生也始终保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早在1986年，他就曾因《为胡适说几句话》一文震惊文坛。当时胡适仍是个“反面教员”，并没有人敢涉足胡适这个“禁区”。但季先生认为，由于胡适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胡适的评价问题就不仅仅是如何评价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许多重大学术问题的大事，自己必须站出来说话。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他不要这样做，因为风险太大，但季先生考虑再三，还是决定将该文发表。意外的是，文章发表后，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肯定和响应，并从此开启了重新评价百年学术史的先河。

一位哲人说过：“伟大出自平凡。”应该说这句话在季羡林先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平凡，并安于平凡。他也伟大，并因此不需要任何装饰。

拳拳的爱国之心

季羡林先生于1946年自德国留学归国从教。据一些老教师回忆，当年由于季先生在东方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才学，剑桥大学曾有意聘请他到校任教，但为先生婉拒。在先生看来，学成报国是一个极为浅显的道理，这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操守。

正因为这种朴素的观念，先生从未把爱国或报国作为自己的豪言壮语，而只是默默地身体力行。上世纪80年代初，新疆博物馆副馆长李遇春找到季先生，问先生能否将新疆发现的吐火罗语的文献翻译出来。先生说自己久已不习这门语言，已经忘记了，恐怕无能为力。这位馆长无奈地说，那只好找日本人去译了。季先生闻此立刻说，我们中国人的东西，为什么要找日本人？我来译。于是已过古稀之年的季先生花费了近二十年时间重习吐火罗语，将残卷一一考订翻译，出版了英文专著《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为中国学术界争得了荣誉。

正是出于这种拳拳爱国之心，先生把自己在国内开创的东方学研究与民族的发展和振兴联系在一起，勉励后辈学人积极努力，在国际学界确立“中国的东方学”的地位。在1996年东语系建系50周年的庆祝会上，季先生郑重提出，要将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建成世界的东方学研究基地。也是出于同样的爱国热忱与治学态度，季先生希望《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将来能够译成英文和对象国语言，从而在国际东方学界产生影响。先生深知东方学研究任重道远，因此经常鼓励大家“弘扬东方文化要持之以恒”。

当年季先生留学归国时，东方学在国内还鲜有人研究，更谈不到教学与科研的开展。先生回国后即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并受命创建东方语文学系。东语系创建时只有7位教师，十几位学生，条件极为艰苦。季先生当时虽已有教授之衔，但却一直亲临本科生教学第一线，即使从最基本的字母教学开始，先生也亲执教鞭，悉心教诲年轻学子。凭着这种诚意治学的精神，先生为我国的东方学学科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后继人才。

为了进一步促进东方学研究的发展并推广其研究成果，季先生于1996年倡导编撰《东方文化集成》丛书。该丛书目前已出版了130多部，而季先生希望这套丛书最终能达到500部。这不仅表达了他对后辈学人的期许，也体现了他对自己毕生耕耘的东方学学科的挚爱。

勤奋的治学之道

季先生从求学清华，到留德十年；从初归红楼，到传道燕园；从受难牛棚，到看守大门；不管是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还是到阳关大道、光风霁月之时，先生从来都没有放弃过自己的学术追求。在万马齐喑之时，先生一边看门房一边偷偷地翻译了卷帙浩繁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在八十多岁的高龄，先生依然整日泡在图书馆里，一目十行，在《四库全书》中搜寻“糖”和“石蜜”；北大很多人都知道，先生桌前的台灯成了朗润园的“启明星”；甚至在301医院的病床上，先生依然笔耕不辍，佳作迭出。

季羡林先生治学七八十年，正在陆续出版的《季羡林全集》共30卷，近1200万字，堪称著作等身。这些著作涉及的内容之广之深令人惊叹。季先生一生的学术研究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乃至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除研究论文外，他还翻译过大量国外文学作品，并写有大量回忆或自述性散文。季先生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自己涉足的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举世闻名的学者，这其中有什么成功的“窍门”吗？有人曾就此问过先生。先生回答道：“我记得，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讲了一个笑话：一个江湖郎中在集市上大声吆喝，叫卖治臭虫的妙方。有人出钱买了一个纸卷，层层用纸包裹住。打开一看，妙方只有两个字：‘勤捉’。你说他不对吗？不行，它是完全对的。但是说了等于没说。我的经验压缩成两个字，就是‘勤奋’。”季先生每天清晨四点钟准时起床，伏案读书写作，直至92岁因病入院。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便是先生所说的“勤奋”的注解。

正是靠着这种皓首穷经的奋斗精神，季先生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学术成就。

如今，季先生已离我们而去。然而先生可以远去，先生的高尚品德，视学术为生命的精神不能远去，尤其在当前充满喧嚣与躁动的学术界，我们更应该将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时刻牢记先生对我们的教诲，以更真诚、更扎实的态度，使先生开创的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2010年6月

挽季羡林先生

（用杜甫长沙送李十一（衔）韵）

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

遥睇燕云十六州，商量旧学几经秋。

榜加糖法成专史，弥勒奇书释佉楼。

史诗全译骇鲁迅，释老渊源正魏收。

南北齐名真忝窃，乍闻乘化重悲忧。

忆季羡林：学贯中西一寿翁

冯其庸（中国艺术研究院）

今天早上9时20分，我接到电话，说季羡林先生去世了。我当时直觉的反应是“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我要他们核实，但5分钟后又来电话说核实过了，确是季羡林先生。这一下我几乎懵了。

我已经记不清是哪一年与季老有交往的了，反正几十年了，在我的脑子里都是一连串的往事：有一年我带着雕塑家纪峰到未名湖畔季老家里，告诉他这是青年雕塑家纪峰，来给你做一个像。季老只是微微点头，仍旧与我说话。在旁边的李玉洁老师却心里犯嘀咕，这么年轻的人，能行吗？这是她的心里话，没有说出来。我与季老随便说着，大约有半小时过去了，却见到纪峰手里一个活生生的季老的头像，季老说还没有看到他塑呢，怎么就出来了，真像啊！这时李老师就说出了上面这段心里话。然后说想不到真能，像极了，比以前别人塑的都好。之后，季老一连要纪峰为他做了三个像，一个是与真人一样大的坐在门外未名湖边的像，一个是比真人还要大一点的站像，我为这个站像题了一首诗，刻在像后，诗云：

学贯东西一寿翁，文章道德警顽聋。

昆仑北海漫相拟，毕竟何如此真龙。

隔了好几年，季老要我将此诗写成小幅，装在镜框里，这就是直到现在还放在他病房里的那首诗。

2005年9月中，我到医院看季老，告诉他中国人民大学创建了“国学院”，要我回去任院长，我说我想在国学院里增设“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从事中国西部文化、历史、语言、民俗、艺术方面的研究，其中特别是西域中古时期的多种语言，急需培养人才继承下去，以应国家将来不时之需，因为西部是西方敌对势力觊觎的地方，不会永久安静的，我们得有所准备。为此我写了一封信给胡总书记和温总理，我说希望季老能支持这件事，我们一起签名。季老说，这是他多年的愿望，但一直没有能实现。这时，李玉洁老师就说，那你就签名罢，不是现在有机会实现了吗？于是李老师就把我打印好的信放在季老的面前，季老大体看了一遍，就在信上签了名。等到李老师拿给我看时，却发现季老把名字签在我的后边，明明在我的名字前面空了很多，是留给他签名的，他却偏签在我的后面。我对季老说，这样不好罢。季老说，你是国学院院长，你带头，我支持你。

这封信是9月20日左右送上去的，9月24日我就到了乌鲁木齐，26日我与中央台的同志一起从米兰进入罗布泊去楼兰，10月1日，我们到达罗布泊，我在营帐里利用卫星电话跟北京通话，家里告诉我，胡总书记和温总理已经批示了，并要求高教部和财政部大力支持，这样我们的“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党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就正式成立了。我在大沙漠里停留了17天，历经罗布泊、楼兰、龙城、白龙堆、三陇沙直到进玉门关到敦煌，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确证玄奘取经东归入长安前在西域的最后一段路程，是经罗布泊、楼兰然后入玉门关的。调查的结果是确证了这一点。回到北京后我急忙去看季老，把胡总书记、温总理的批示告诉了他，他也非常高兴。我还把我去罗布泊、楼兰调查玄奘的归路，证实与玄奘《大唐西域记》里所记一致，他尤为高兴，说到当年校注《大唐西域记》时，就是无法去西域实地调查，这次总算完了这个夙愿。

还有一次我去看季老时，是与纪峰、海英一起去的，我们还带了一个小型的摄像机，当季老见到我时，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在医院里是“假冒伪劣”，因为他没有病，却冒充病人，岂非假冒伪劣！他还说，他在医院里已完成了一部80万字的《糖史》，详细地记述了糖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他告诉我，他的书都已捐出去了，现在全凭记忆，他的脑子还好，还能做点事，否则在医院里就不好过了。

我问到他的身体时，他十分有信心地说，活过100岁再多一点，看来没有什么问题。他说他没有病，就是腿不能走路，其他都无问题。我看他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也觉得活过100岁是不成问题的。

我每次去医院时，谈话的时间总要超过规定的时间，这次超过得更多了，所以医院就来干预了，但季老却非常不高兴地说，他想多谈一些时间，希望他们不要管得太死。

所以在我的脑子里，认为季老总要活100多岁，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意外。哪知天总是不能遂人愿的，传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了。据说，他走得很平稳，就像睡着一样。

也许，季老真是睡着了，愿季老睡得安安稳稳，别再打扰他了。

（2009年7月11日夜11时于瓜饭楼）

探暗而见明、循理以求道

——悼念良师益友兼评季羡林先生的学术研究

谭　中（印度尼赫鲁大学）

桃李满天下的北大季羡林教授仙逝引起举国哀悼，最值得痛惜的是他不但带走了满脑子的学问与智慧，还带走了治学的典范，对中国学术界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我无缘当季老的弟子，但有机会钻研他的著述并且和他有十次以上的相识与相处机会，感慨自然很多。

中国领导把少数名人如钱学森、季羡林等当作“国宝”，安排在301医院的特别疗养所疗养，温家宝总理还去看望他们，报刊大肆宣扬，由于这一切，舆论的市侩习气把季老大捧特捧，引起了一些反弹，使季老卷入“国学大师”的争论中，这是非常不幸的。我认为季老是金不换的朴实学者，他从不把自己当作“大师”或“明星”。由于他衣着朴素，看起来也有点“土”，当这位北大副校长兼人大常委走在北大校园中时，经常被生人误认为“工友”，他却毫不在意。

几年前，我曾经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篇“翟墨”写的文章，说中国已是“大师泛滥成灾”。季老过世后，我又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看到国内作者重复这一论调，两篇文章都似乎觉得舆论把季老捧得太高。“翟墨”认为季老没有“震古烁今”的研究成果，不配“国学大师”的称号（他也认为认为鲁迅不配，因为太“业余”了）。有位复旦大学教授在《新京报》上发表文章，连讥带讽地评论说，如果像季羡林写点印度的东西就变成“国学大师”，岂不变成“现在印度归咱们中国了”。^〔1〕我觉得这些言论只能显示出言者的幼稚无知，丝毫不能损害季老的伟大形象。

《庄子·秋水》讨论人非鱼，安知鱼之乐的问题。那些贬抑季老学术成就的人主要因为他们不懂在中国开展印度研究是怎么一回事，是他们不研究印度，所以不知道印度学之难，是他们不懂得印度学之难，所以小看了季老的学术成就。我看不仅仅是那些“蚍蜉撼树谈何易”的肤浅之辈，就是那些口头或心中对季老满怀敬意的人，也都不一定说得出季老的学术成就而只是盲目“追星”。我认为要真正敬仰季老、悼念季老，就应该从三方面来看：（1）季老学术思想境界的高瞻远瞩，（2）季老的特殊研究方法，（3）季老给后人留下的学术任务。

先谈第一点，应该看到季老对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与一般人见识不同。他在1991年著的《中印文化交流史》中说：“从人类全部历史来看，人类总共创造出来四个大的文化体系，而中印各居其一，可以说是占人类文化宝库的一半……两个文化各自形成了自己的文化圈，对人类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两大文化圈之间又是互相影响，交光互影，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2〕这种认识是高瞻远瞩的，特别在当今西方文明对中国知识精英统治压迫之际，更是难能可贵。我们悼念季老、缅怀他的学术成就（或者批评他），首先就应该像他那样从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来看问题，不然的话就缺乏赞扬或批评季老的资格。

季老指出中印两大文明“交光互影”、相辅相成，更认为如果没有中印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发展“就可能不是今天这个样子”。^〔3〕季老毕生的研究在诠释这句话上下了很多功夫，他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远远超越了他的三位老师梁启超、胡适、陈寅恪，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梁、胡、陈都是“大师”级的学者，季老当然也是“大师”级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季老讨个什么公道。我相信历史对季老的学术成就会有公正的评价，不是什么幼稚无知之士能够阻挡得了的。“高山仰止”的季老也根本不需要我或者任何人来为他讨什么公道的。

再谈第二点，做学问本身就像在大海中游泳。季老的学术天地是中印文化交流，这不仅是像大海那样一望无垠的领域，而且是两千年来中印两国无数学术大师（像中国的玄奘、义净，印度的鸠摩罗什、菩提流志等）心血结晶的积累。玄奘大师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更在于他到印度学习梵文、钻研大乘佛教理论、参加印度社会的宗教思想大辩论，回国后集中精力翻译经典、从中摸索两大文化、文字之间的异同。鸠摩罗什的伟大有两个方面，一是他对印度文化的精通，可谓登峰造极，二是以他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国学者能够把中文精通到可以在中印佛学大师逐句讨论梵汉翻译时最后拍板。这也说明中印文化交流本身是比较文化、比较文学研究，需要精通双语及多语，是必须下苦功才能有所成就的。季老在语言上下过苦功，然后就能多语运用自如地探讨中印文化交流现象，这是非常值得后学与后辈效法的。

我最佩服的是季老做学问的态度。他把自己定位于“搞考证之学而注意文章”的人，和“专门搞文章之学”的人（文学家）不同之处是从事他“最喜欢的”考据工作。在进行这项工作中，他一贯遵循老师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教导，但又不像胡适等人（还有当今那些有了固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的学者）那样，确定了“假设”就不能修改，只是拼命勉强地胡乱找些“证据”来自圆其说。他从自己的研究经验中体会到：如果客观材料不能证实，“你就要在假设中加以修正。这样可能反复多次，十次，百次，几百次；假设也要修正十次，百次，几百次，最后把假设变成结论”。^〔4〕只有从事过这种学术工作的人才能体会到这样的研究方法的艰辛。

前面谈到玄奘和鸠摩罗什等大师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对中印两种或多种语文的精通，又通过他们的这种精通使得中印两大迥然不同的文化体系能够融化为一。季老是现代中国学者中精通多语、达到玄奘和鸠摩罗什那种造诣的极少天才。他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后人说：“你要利用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证明一件事情，你就要研究这一个字、几个字或一句话、几句话，研究它们原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又变成什么样子”，^〔5〕这样的研究本领就更高超，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到的。

季老是否取得“震古烁今”的研究成果呢？这问题是很难回答的。鸠摩罗什和玄奘在他们生活的年代也不见得就震撼了全国，但从历史发展来看，他们留在人世的足迹是很深的。季老也会是这样。人们只以为季老研究的是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关系不大，这是对季老学问的极大误解。季老特别感兴趣的是中国文化中的中印合璧（中印文化的交流融合）。比方说，他的《〈列子〉与佛典——对于〈列子〉成书时代和著者的一个推测》是对整理中国浩瀚文献宝库做出的极大贡献，同时也深层窥探了中国古人写作的一些倾向及弊病，纠正及增进了从柳宗元、朱熹、宋濂一直到今人梁启超、冯友兰等名家所涉足过的认识，这样的学术成就是了不起的。再有，写出这篇文章不但需要博古通今，把传统典籍翻遍，还需要懂得数种文字推敲字义、旁征博引，也只有季老那“大师”级的水平与技巧才能水到渠成。我希望“翟墨”（大概也是一位学者的笔名）好好学习一下季老的这篇以及其他著作，然后再对他的学术成就进行评价。

最后谈第三点。前面提到季老自己说的“把假设变成结论”的艰辛过程，季老又说：“我对于理论有点敬鬼神而远之。这类的文章，我写不出，别人写的我也不大敢看。”^〔6〕可是我们看季老有没有理论呢？不但有，而且不少。那就是说，他得出的理论都是经过反复考据、修正的研究成果，他绝不是像一根线吊着的纸鹞在空中飞翔的那种理论家。因此我们对季老的理论必须十分认真诠释、消化、发挥。季老晚年最突出的理论是借中国俗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形容西方文明对世界人类的统治即将告终，以中国、印度为主的东方文明将会在新的世纪中灿烂辉煌。这个理论在学术界是大有争议的，我觉得有必要认识他为什么敢于提倡这一理论。

有篇评论把季老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说成是弘扬“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地缘文化轮回的说法”，^〔7〕这真像寓言中的瞎子摸象而不得要领。季老虽然是印度学专家，但从来没有宣传过“轮回”转世的观念，也从来没有提倡过东方文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地骑到西方文化头上去。我们应该认识到：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理论是从他发挥中国“天人合一”和印度“Brahmatmaikyam”（梵我合一）文化共鸣时发展起来的。我更觉得，他是和印度大文豪泰戈尔在《文明的危机》（Crisis in Civilization）中所说的那番名言的共鸣。泰戈尔是这样说的：

我环顾四周看到的是一个骄傲的文明的正在倒塌的废墟徒劳无益堆积如山。然而我决不犯下对人类丧失信仰的罪过。我相信灾难过后大气会被奉献与牺牲的精神澄清，人类历史翻开新篇章。也许那一黎明会出现在这边地平线，出现在太阳升起的东方。^〔8〕

泰戈尔这样把西方文明形容为“正在倒塌的废墟”以及相信人类未来的黎明将从东方出现，正是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宏伟理想。

我所理解的季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的要旨并不是搞文化逞强或称霸，而是要在当今西方文明对人类知识精英的统治与压迫下站出来进行反抗。我们看西方学者写的诸如哲学史、宗教史、政治思想史、科学技术史等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几千年的伟大文明的智慧遗产根本就得不到承认（唯一得到承认的是《孙子兵法》在军事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因为美军在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中吃到了苦头）。我们再看中国当代的学术精英，他们绝大多数人一方面“崇洋媚外”，三句离不开攀引洋人的（包括马克思）格言，另一方面对于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智慧却不置一词，甚至怀有贬义。我们拿季老的著作来与这些人相比，那“河东”与“河西”的楚河汉界就一目了然了。我觉得许多不赞同季老说法的人如果能从这一角度来理解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理论，就一定会改变态度的。今天中国的学术界并不处于对祖先传统遗产“夜郎自大”的态度膨胀，而是没有从“五·四运动”提倡的民族虚无主义刺激毒素的影响下彻底恢复过来。“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是一句俗话，带有戏剧性成分。季老也只是以它来起点激励作用，劝人觉醒，绝没有提倡“大中华主义”或“大东方主义”的意图。

季老还有许多理论使得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中印研究的经典著作，我就不详细叙述了。我从自己的研究角度来看，前面已经提到的他认为如果没有两千多年中印文化交流，中国和印度都不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以及他把中印两国睦邻关系形容为“天造地设”，这两大理论不但精辟无比，同时也交给了中印研究后辈两大任务。今后我们从事中印研究就必须时刻牢记季老“中印两国同立于亚洲大陆，天造地设，成为邻国”^〔9〕这句名言，同时要有所发挥，用新的内容把它充实起来。

家父谭云山于三十年代在南京发起成立“中印学会”，季老说他也参加了的，他是当年“中印学会”在世的最后一位成员。顾名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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