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民国大师们分化与交锋时期的历史真相

作者：汪兆骞著

出版社：现代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5-01

书籍编号：30316828

ISBN：9787514343731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23510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历史名人

版权信息

书名：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

作者：汪兆骞

ISBN：9787514343731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蔡元培、胡适、鲁迅等先后来到被鲜血染红的上海

北伐大军，所向披靡，各地军阀，纷纷倾覆，这是百年中国的又一个转折点。

就在上海民众翘首等待的北伐军刚刚开进黄浦江畔之时，国民党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上海被浸在血泊之中，震惊了全国。

翌日，上海创办最早发行最多的《申报》，如实报道了这场屠杀。为历史留下了证词。下午，宝山路上再次重演“空前之屠杀惨案”，国民党军队悍然将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市民，“伤毙至百余人”。

4月14日，上海“万难苟安缄默”的知识分子郑振铎、冯次行、章锡琛、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联名写信给蔡元培、吴稚晖等国民党元老，表示愤怒的抗议，并在次日的《商报》上公开发表，信中说：

革命可以不讲，主义可以不问，若弃正义人道而不顾，如此次闸北之屠杀惨剧，则凡一切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甚或帝国主义之信徒，皆当为之痛心。

从当时几乎都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七位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周恩来与夏衍谈话）。

4月26日，在商务印书馆就职的高梦旦，从上海写信给胡适：

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

这年三月江南草长、五月榴花似火、十月秋叶乱飞的时节，蔡元培、胡适、鲁迅先后到达上海。曾共同拉开现代中国大幕的三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十年后再聚上海，已是沧海桑田，物是人非了。

蔡元培偶陷人生歧路

在充满肃杀之气的1927年1月5日，蔡元培与马叙伦乘船抵达宁波。

此行是因为国民政府任命他做浙江省政治分会代主席后，上海的国民党人想在宁波成立浙江省政府，让他到宁波考察。不料下船之后，宁波街头到处都是刚反正的周凤岐溃兵。为了安全，他们忙避至象山，然后渡海到福建，一直到阳春三月江南草长之时，才返回上海。

再到福州，何应钦率北伐军东路总指挥部刚攻克福州。何应钦得知“党国元老”蔡元培到福州，即设宴为他洗尘。然后声望极高的蔡元培分别被请到革命军和福建省国民党党部演讲。

正巧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顾颉刚，到福州购买书籍，从报上得知自己就读北京大学时的校长、恩师已到闽，便请校长到风光秀美的厦门小住几日。到了厦门，蔡元培见厦门大学正在闹学潮。校内的北大毕业生们纷纷看望老校长，交谈中，蔡元培已听出，此次学潮与鲁迅的支持有关。

尽管校长林文庆已到新加坡向创办厦大的林嘉庚告急，校方仍热情隆重地宴请了学界巨擘。宴席上，应邀的顾颉刚坐在蔡元培身旁。宴会间，学潮是免不掉的话题。

查是年1月2日鲁迅《致许广平》信，其中说，“我和厦大根本冲突，无可调和”。1月5日，鲁迅在《致许广平》信中，有这样很耐人寻味的话：“我好像也成了偶像了，记得先前有几个学生拿了《狂飙》来，力劝我回骂长虹，说道：你不是你自己的了，许多青年等着听你的话！我曾为之吃惊，心里想，我成了大家的公物，那是不得了的，我不愿意”，“现在看来，还得再硬做‘名人’若干时，这才能够罢手”。

1月8日鲁迅在《致韦素园》信中说：“总之这是一个不死不活的学校，大部分是许多坏人。”联系以前他在《致许广平》信中，说在厦大“国学院里的，朱山根（原信作顾颉刚）是胡适之信徒，另外两三个，好像也是朱推荐的，和他大同小异，而更浅薄”，“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什么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我现在惟一的方法是少说话”。

读鲁迅先生的这几封信，有助于了解鲁迅与厦大的学潮的关系。

就在结束厦大宴请之后，下午蔡元培应邀前去浙江同乡会演讲。在谈到浙江的革命事业落后，他竭尽全力，四处奔波、力排万难仍无起色时，已年至六十的老人，泪如雨下。

在场的浙江同乡姜绍谟，追随蔡先生多年，深有感触。他是1924年自北京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北京从事党务活动。他得知在杭州的好友马叙伦与夏超交情很深，便鼓励马叙伦顺利策反了夏超，但没等他赶到上海，夏超已殉职道中。姜绍谟随蔡元培一路逃难。

姜绍谟与蔡元培共事多年，深受蔡先生的人格精神感染。蔡先生为学界领袖，却极为俭朴平易。每次外出所带行李有二：铺盖袋、手提箱各一。箱内除换洗衣物，便是书籍文具。蔡元培左脚动过手术，行走不便，却从不让人帮扶。每次外出，姜绍谟都想为先生整理行囊，但当他走进先生屋里，总是见先生已整理好，微笑地等着他呢。姜绍谟记得，那次从象山搭乘小渔船去福州，风大浪高，小船在波峰浪谷间颠簸，时时都有翻船的危险。先生却极为镇定，风浪略小时，见姜绍谟晕船呕吐不止，蜷卧船角，便讲起“《苏报》案”屈死于狱中的邹容，讲起徐锡麟、秋瑾舍生取义，讲到动情处，仰天长啸，哭声直冲夜空……

姜绍谟见厦门浙江同乡会赴会者不少，听完天下无人不识的蔡先生演讲，都用浙江乡音，热烈地交谈。令姜绍谟困惑的是，与先生同籍，先生多次给予提携、帮助的鲁迅，为何躲着不见他人生中的贵人呢？

姜绍谟听厦大的朋友说，鲁迅一到厦大，就与谦和正直的顾颉刚等同事闹矛盾，冷言冷语相向，而顾颉刚却蒙在鼓里。有人说，鲁迅素与陈源（陈西滢）交恶，顾颉刚与陈教授交谊很深，故迁怒于顾颉刚。

读鲁迅1月7日的日记，上有收到上月“薪水泉四百……夜赴浙江同乡送别会”。8日日记“下午往鼓浪屿民钟报馆晤李硕果、陈昌标及其他社员三四人，少顷语堂、矛尘、顾颉刚、陈百万俱至，同至洞天夜饭”。9日“至鼓浪屿午餐”。10日“在别有天夜餐”。

蔡元培到访厦门期间，鲁迅并无要事缠身，而是天天会客、送别、宴饮，却有些悖于常理、不近人情地独不见给予自己重要帮助的同籍长辈，让人弄不明白。忠厚长者蔡元培至死也没有解开这个谜。

2月18日，国民革命军薛岳所部占领杭州。白崇禧所部也推进到离上海不远的嘉兴。

上海的共产党发动了旨在瓦解孙传芳后方以支持北伐，尽可能控制上海的持续五天的第二次工人武装起义。但上海租界里的列强、帮会黑势力与国民党右派，结成了反苏、反共、反对工农运动的联盟。

国民党的中常委主席张静江坐镇上海，发动了这场政变，而真正的后台老板是蒋介石。发动这场政变，毕竟是着险棋，险象环生，只要走错一步，则全盘皆输。此事已牵涉中外舆论。蒋介石为蒙骗舆论，决定要起草一份“清党”议案和“护党救国”的通电。在必要时提交国民党中央通过。张静江认为议案和通电，最好由在政界有很好口碑的“党国元老”出面。他最先想到的是蔡元培。他既是学界泰斗，且有道德文章。老谋深算的张静江，更知道蔡先生为人善良，易被人利用，他历来主张通过互助改良社会，天性反对暴力，他一生笃信教育可以救国而又苦于难以回到北京，大展宏图。以由他执掌全国教育和文化为诱饵，争取他出面参与“议案”和“通电”，可能性极大。

3月21日，由周恩来、赵世炎等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血战，终于掌控了这座大都会时，白崇禧的部队也逼近了上海郊野，两相对望，旌旗可见。

那天，从报纸得知周恩来领导的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的消息，蔡元培突然忆起1917年仲春，在天津南开中学见到的英气勃发的青年周恩来。那次，蔡元培应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之邀，到学校演讲。题目是令他名闻天下的《思想自由》。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讲话之后，一位面若朗月的英俊少年，拿着一沓速记讲稿，向他鞠躬后仪态大方地说：

“蔡先生，我很早以前就拜读您的大作，受益匪浅，今天一睹先生风采，聆听先生至理宏论，深受教育。我速记一份先生的讲稿，准备发在校刊上，现请先生审阅。”

那速记讲稿，字迹俊逸厚重，所记甚是准确。张伯苓介绍说，他叫周恩来，品学兼优，是校“敬业乐群会”的发起人，正是他们让我请你来演讲的呢。

自己记住了这位有着剑眉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有为青年。世事变化真快，这位文质彬彬的少年郎，如今却领导了上海轰轰烈烈的工人武装起义。他不知道是该为他高兴呢，还是惋惜，毕竟，那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人，假以时日，或许会成为学界巨人啊。

就在这天晚上，大上海沉浸在武装起义胜利的狂欢之中，成了不眠之夜时，杭州西湖正是月色朦胧，水波不兴，远山诡谲。在湖畔的新新旅馆前，有一辆美国汽车，停在一株老树下。张静江单独约见了蔡元培。

张静江先拿出一份所谓各地共产党暴乱的情况通报，然后说：“孑民兄，国共分离，已成定局，兄弟是来向你交底的。”

蔡元培一怔，忙说：

“人杰兄，联苏、联共、扶助农工，是先总理的遗训啊，北伐尚未成功，就同室相煎，这不正中敌人的下怀吗？”

张静江面带悲痛地说：

“是鲍罗廷和共产党先违背总理遗训，先向我们进攻，党国已到生死存亡之际。”接着他大讲了一通江西、两湖工农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

蔡元培早在从闽回浙的路上，已感到北伐军将领有严重的反共情绪，各种关于工农革命的流言，也在军队和民间流传。现在听着张静江的喋喋不休，变得迷惘起来。

张静江见攻心已收到效果，便又加了把柴，说：

“孑民兄，蒋先生希望你和我一起回到上海，他要当面请教你呢！”

24日，蔡元培在张静江的苦苦逼劝下，与他离开杭州去往上海。同车而行的，还有从已沦为奉系控制的北大逃亡出来的马叙伦和蒋梦麟。火车在沪杭铁路上走走停停。蔡元培等这些政学界的要人，只能乘一节破旧的封闭运货车厢，颠簸着赶路。

到了龙华，白崇禧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接见了他们一行，喜形于色地讲了一番部队进城、“清剿”北方军残部，下令停止罢工，收缴枪械武器，严禁袭击英、美、日领事馆等革命成果。后又大讲混进北伐军的共产党煽动排外恶性事件，致使外国军舰以撤侨民为名，猛轰南京城，死伤数千中国人惨案……

蔡元培听罢，仰天长啸：

“啊，我已闻到了同室操戈的血腥味了！”

27日，蒋介石在枫林桥总部行营，接见了蔡元培、马叙伦、蒋梦麟。作陪的是吴稚晖。蒋介石虽已踌躇满志，春风得意，但在元老面前非常谦和有礼。他以军人的威仪，腰板挺直地长谈了几个小时，无非是说“清党”实属迫不得已的无奈之举，苏俄的鲍罗廷正策划从军事上消灭我们云云。

蔡元培原本就不想搅进“清党”的深渊，他一再声明自己乃一介书生，不懂政治。他希望“清党”不是滥杀，即便某些人有罪，也应通过法律程序，不能为排斥异己草菅人命。

蒋介石听罢，满面笑容，说蔡先生不愧是知识泰斗，仁爱之心令人感动，以先生才学人望，我希望您主政全国教育呢。

之后蔡元培以“党国元老”的身份，参加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次会议，举手赞成吴稚晖出面提出的“清党”议案，与张静江、吴稚晖等反共先锋联名发出“护党救国”的通电，为屠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提供了道义的借口和合法的武器。

在国民党政府迁都南京的庆典上，蔡元培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向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胡汉民授印，并在阅兵典礼后，还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

“我们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完全为了救国，为了救党……”

蔡元培，在越来越浓的血腥气中，犹豫、徘徊甚至思想苦斗之后，走上了人生和历史的歧路。“寒冰火焰更番过，地狱原来在我身”，这是蔡先生的自我写照。

被误读的“鸳鸯蝴蝶派”包天笑、周瘦鹃

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说：“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

这里不讨论这篇重要文章到底是否出自重病的鲁迅之手，也不讨论该文的口气是否有宗派倾向，更不想说文中称“鸳鸯蝴蝶”的贬损轻蔑是否妥当，只是想让读者知道，所谓“鸳鸯蝴蝶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确实存在而且风光一时。

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关于文学继承和发展的历史。新文学革命中诞生的新文学，与内容、形式更多继承传统文学的旧派小说，在现代中国文坛是并存和相互滋养的。很多文学史家，将旧派小说称为通俗小说，我们也姑且不论对错。但通俗和高雅只是时间范畴，这是常识。正如毛泽东所说，只有文野之分，并无高下之论。明末清初诞生的《金瓶梅》《红楼梦》等经典小说，在当时也被视为通俗小说，这是事实。

被鲁迅或某些人称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是以上海为中心，成形于明末清初，火爆于“五四”之后，或用文言或用白话书写的小说。它们已超越了志怪、传奇、讲史、神魔、狎邪、侠义、公案小说的遗风流韵，在新思潮的影响下，更多关注社会、世道、婚恋和人生。以雅文学自居者，即以调侃、戏谑并带有贬义地将这类一开始多写才子佳人后来又着重表现婚姻、家庭及某些感喟人心多变、世道歧路的作品，统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品。这既失之公允又不准确，更显示这些论家和史家的审美能力的低俗。

叶圣陶的早期文言文小说如《穷愁》《贫女泪》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张恨水的《啼笑因缘》《金粉世家》，包天笑的《上海春秋》，周瘦鹃的《风雨中的国旗》，秦瘦鸥的《秋海棠》等，都是被冠以“鸳鸯蝴蝶派”创作的影响那代人的优秀作品。

包天笑在他主编的《小说画报》创刊号卷首语中说：

盖文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特起……即如小说一道，近世竞译欧文而恒出以词章之笔，务为高古以取悦于文人学子，鄙人即不免坐此病，惟去进化之旨远矣。

此论，比不上胡适、陈独秀所倡导的新文学革命的宏阔视野，但在继承文学传统、反对迷信舶来的东西方面，却有清醒的认识，其进步意义不可小觑。

所谓“鸳鸯蝴蝶派”，并不像语丝派、新月派及创造社那样有组织，有文学纲领，有社团出版社和社刊。即使有三五同好，组成小团体，出版刊物，也没有明确的组织纲领或者系统理论，甚至连名称都没有。这个小说流派是由无数创作个体构成的独特文学景观。鉴于他们对文学的独特贡献，理应在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之地，但至今，也没有得到客观的历史评价，甚至他们那被人冠上的“香艳”、充满鄙视的“鸳鸯蝴蝶”之名，都没有被摘掉，至今仍被沿用。1922年8月，赵眠云、范烟桥、顾明道、郑逸梅等苏州小说家组织了文学社团“星社”。同年9月，戴望舒在杭州也组织了青年文学社团“兰社”，是对“星社”的呼应，并形成掎角之势。其成员有施蛰存、戴望舒、张天翼、杜衡等。为了加强交往，“兰社”专程到苏州访“星社”，并在阁门酒家、吴苑茶室聚餐品茗，联欢交流了整整两日。施蛰存在《〈逸梅选集〉序》里记曰：“两个社团的社员，可以说都是‘鸳鸯蝴蝶派’的青年团员，桴鼓相应，互通声气。”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集《江干集》，特请“鸳鸯蝴蝶派”文人王西神、姚鹓雏等题诗。

施蛰存等经过“鸳鸯蝴蝶派”的影响、扶掖，成长起来，壮大了自己的声势，其作品既有“鸳鸯蝴蝶派”的痕迹，又有新文学的神韵。

对文学研究会和左翼作家联合批评“鸳鸯蝴蝶派”“恶趣味”时，无视“鸳鸯蝴蝶派”有不少作品批评社会不公、讽刺社会黑暗的现实主义内容及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手法，采取虚无主义、宗派主义全盘否定，一棍子打死的态度，施蛰存进行了反击。他在《“文”而不“学”》中指出，文学不是高深莫测的，而是可亲、可感的。他针对有些人贬低张恨水的作品不是文学的错误观点，说：“知道张恨水的作品是小说，而茅盾、鲁迅的作品是文学，他所需要的是小说而不是文学，于是新文学的读者群永远不会大过旧文学的读者群了。这固然一半也由于读者的趣味堕落得太低级，但一半也由于把文学的地位抬得太尊严，使一般人的欣赏能力不够仰攀。”施蛰存在这里肯定了张恨水的小说，因接地气而被广大读者欢迎，而对茅盾、鲁迅的作品门槛太高作了善意的批评。

施蛰存不同凡响地为“鸳鸯蝴蝶派”辩护，在当时“左倾”、宗派主义徘徊的文坛，不啻一种理性的合乎文学自身规律的声音。他说，“对当时的左翼理论家有些不同意见，但决不建立派系，决不和左联对立”。正如他在《现代》杂志《创刊宣言》上声明的：“本志并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

在施蛰存看来，文学艺术应该是没有门派偏见，对不同类型的文学思潮均应持欢迎态度。现在看来，施蛰存的文学观，是符合文学自身规律的。

民初以来，这个文学流派最有声望的代表人物，首推包天笑和周瘦鹃。

包天笑，1876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年轻时参加科考，得秀才功名。后受西方新学影响，热情支持辛亥革命，在苏州联合同道，组织励学会，开办东来书店出售新书新报刊，创办译载政治、法律及小说的月刊《励学译编》。又创办刊登国内外、本地新闻之旬刊《苏州白话报》。因当时苏州尚无铅字印刷术，只能木刻制版印刷，为我国近代报刊史上之奇葩。

包天笑，类似鲁迅、周作人，都是以翻译小说走上文学之路的。二十五岁时与杨紫合译《迦因小传》（即《迦茵小传》），发在《励学译编》上。后他又“翻译”莎士比亚、雨果、大仲马、契诃夫等四十余种作品。有的还被搬上银幕，引起轰动。包天笑略通日语，与早他几年因“译”《茶花女遗事》等一百七十一种西方小说而风行一时的林纾一样，都是靠友人口头译述或笔译后，再由他整理润色。因此，包天笑的“译”作，犯有与林纾一样的“都不甚信实”，“任意删节原文”的毛病。如包天笑翻“译”《迦茵小传》时，他有意删去了迦茵未婚先孕的事。包天笑自己说，乃出于“保守旧道德”。后来还酿成文坛一桩公案。阿英在《翻译史话》中写道：

那进步一些的，对于迦茵未嫁而孕的事，自然是予以原谅。那守旧的呢？起初读了蟠溪子（杨紫）、天笑生（包天笑）的翻译，是极口称赞，到这时却态度一变，不齿迦茵之为人，把她打下了九渊。这真可以说是哈葛德的不幸，也确实是迦茵小姐的无名的悲哀。

阿英这段文字语焉不详，并没交代清楚“酿成文坛一段公案”。鲁迅先生之《上海文艺之一瞥》，道明其究竟：

然而才子+佳人的书，却又出了一本当时震动一时的小说，那就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迦茵小传》（H.R.Haggard：Joan Haste）。但只有上半本，据译者说，原本从旧书摊上得来，非常之好，可惜觅不到下册，无可奈何了。果然，这很打动了才子佳人们的芳心，流行得很广很广。后来还至于打动了林琴南先生，将全部译出，仍旧名为《迦茵小传》。而同时受了先译者的大骂，说他不该全译，使迦茵的价值降低，给读者以不快的。于是才知道先前之所以只有半部，实非原本残缺，乃是因为记着迦茵生了一个私生子，译者故意不译的……很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对于婚姻的见解了。

但鲁迅不只是来讲这桩文坛公案的。他的笔锋一转：

这时新的才子+佳人小说便又流行起来，但佳人已是良家女子了，和才子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荫花下，像一对胡蝶，一双鸳鸯一样，但有时因为严亲，或者因为薄命也竟至于偶见悲剧结局，不再成神仙了，——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

鲁迅文中，是肯定包天笑小说的进步？不对呀，这是德国作家的作品，因此说“一个大进步”是张冠李戴了。鲁迅的文章，有时也不够严谨。但鄙视“胡蝶”“鸳鸯”派，也很清楚。

包天笑还关心少年儿童的伦理教育，他以“教育小说”闻名于时。1927年，范烟桥在《中国小说史》中说，包天笑“所为长篇小说，以教育小说为最，如《苦儿流浪记》《孤雏战遇记》《青灯回味录》……皆载教育杂志，得教育部褒奖”。

包天笑1906年移居上海。在沪期间，包天笑对促进小说繁荣和推动白话文学方面，特别使小说文本多样化方面，都是有不可代替的贡献的。

在上海，包天笑出版了《上海春秋》，小说展现了上海十里洋场的靡腐、醉生梦死的“社会情状”，小说人物活动的场所，皆是勾栏柳巷、青楼妓馆，人物也多心理阴暗。虽揭露了社会某些阴暗面，但多是表面罗列。包天笑自己说，盖此书之旨趣，不过是描写近十年来大都市上海社会之状况，别无重大意义。可见他是清醒的。他的另一长篇是《留芳记》，以梅兰芳贯穿全书，写民国革命的史实。因内容多艳事逸闻，历史生活只是浮光掠影，不是深刻地观照历史，其社会意义和美学价值不高。独在反映一些文化人的迷茫的精神面貌上，具有某些真实性，有一定认识价值。如果读1927年1月在上海的郁达夫的日记，你会看到即便是追求革命者之郁达夫，他的行为和精神状态与包天笑笔下的人物也颇为相似，如为了爱情的失魂落魄，“去大世界听妓女唱戏”，“喝醉了，就上马路上打野鸡（妓女）”，“去燕子窝吸鸦片”（1927年郁达夫《日记九种》）。

可见包天笑的作品多源于生活，并非为招徕读者而胡编乱造。他署名吴门包天笑生，于1925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长篇小说《留芳记》，就是以梅兰芳贯穿起清末民初那段历史的较为严肃的作品。

梅兰芳是民国时期梨园界最灿烂的明星，也是新闻人物，他曾受邀到美国、苏俄、日本去演出，曾轰动世界，成为卓别林级别的世界艺术大师。他与民国清流们也来往密切，是胡适等教授学者的友人，当然，也遭到鲁迅莫名的贬斥。所以，以梅兰芳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大行其道。

以小说为例，当时风行一时，就有穆儒丐的《梅兰芳》和包天笑的《留芳记》。《梅兰芳》以“犀利的影射性叙事，彰显了批判和警戒之意”，但其内容涉及梅兰芳早年的私寓经历。私寓又称相公，被男性玩弄或被贵妇包养。当时文人墨客亦多喜到名伶家赋诗宴游。私寓是当时梨园风俗。自民国始，尊重伶人人格，私寓亦被官方禁止。私寓虽是生活、生存所迫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是伶人最伤痛、最无尊严、最不愿人提及的经历。故受到广大梅迷们的声讨，酿成轩然大波。以致连载《梅兰芳》的京师《国华报》被勒令停刊。为此，穆儒丐便与梅迷们结下宿怨，从此写文著书，更肆无忌惮地攻击梅兰芳。其《选举伶王记》，变本加厉地揭梅老板的老底，还影射了力捧梅兰芳的齐如山。因梅迷势力较大，穆儒丐在北京受到排挤，报馆也不敢再聘用他，只能出关远走东北。他在完成了《梅兰芳》全书后，交给有日本背景的盛京时报出版社出版。梅迷闻之，即买断小说，然后销毁，故《梅兰芳》一书存世极少。《梅兰芳》小说生动地反映清末民初梨园的时代变迁，还原了历史现场，呈现了梨园的生态，很有史料价值。而作者穆儒丐，实为一任性、偏激的才子，逞一时意气，而浪费了人生。

包天笑与梅兰芳熟稔，他写的小说，被梅兰芳改编成《一缕麻》公演，即可证。他写梅兰芳，无意纠缠对梅兰芳的褒贬，旨在展示清末民初社会、政治、文化的变迁。

上海对梅兰芳的追捧，甚至胜过北京。闻知包天笑要写一部关于梅兰芳的小说，沪上著名捧梅者赵叔雍和文公达双双登门见包天笑。待听完包天笑说清小说旨趣，方满意作揖而去。鉴于捧梅者的压力和与梅兰芳的友谊所系，包氏的《留芳记》中，比起书中的隆裕太后、袁世凯、黎元洪、汪精卫诸人的鲜活，梅兰芳变得拘谨而无生气，干瘪而少血肉，是包天笑始料不及的。

《留芳记》出书后，包天笑即刻捧书到老朋友胡适寓所请教，胡适读后，当着包天笑的面很不客气地说：

“我知道你写这小说很费力，我敢批评你五个字，‘费力不讨好’。恕我真言。”

被胡适兜头泼了冷水，包天笑非常失望。有趣的是七十多年后，《苏州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有篇栾梅健的文章《不应遗忘的优秀长篇小说》，断言说，《留芳记》“这部花费了作者很多精力用心创作的长篇小说，仍然是包天笑创作中最成熟的部分，也是我国现代通俗文学中最为优秀的历史演义小说之一”。

“诗无达诂”，小说也然。平心而论，《留芳记》是很有价值的小说文本。也是洗清被人揶揄构陷为“鸳鸯蝴蝶派”不白之冤的有力证明。

无论是《梅兰芳》还是《留芳记》，都是以民国初年梅兰芳为题材的，彰显市民阶层审美趣味，体现“五四”前后新旧雅俗嬗变、融合的不俗的小说。

包天笑是个无党无派的旧式文人，撰文、交友、聚会、饮宴、吃茶、打牌、听戏是他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前面讲过，包天笑五十岁时，曾在上海组织一同庚会，名曰“丙子同庚会”，上海文坛的穆藕初、林康侯等皆是会员，加上光绪丙子年生人者计七十余位。其中二十余位意气相投者再开“千龄会”，无非找个由头，在一起聚一下，吃顿美味佳肴而已。包天笑的老朋友梅兰芳、吴湖帆等京剧名角，凡生于1894年者，即可入“甲午同庚会”。

此外，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夏丏尊等新派文人更是每周聚餐一次，将上海的有名的酒楼一一扫荡。茅盾身边文学青年很多，为了团结这些文学青年并交流文界信息，茅盾找冯雪峰商议后，也搞了个聚餐会，因每周一聚会，定名“月曜会”。考虑青年作家经济不宽裕，就用撇兰方法凑份子钱，根据会餐人数，画兰草一丛，根部遮住注明钱数，为四角、五角、六角。然后各选兰叶，即可知自己该交多少。最后钱交到东家茅盾处。钱有限，只能到中等饭庄就餐。饭菜标准不高。但大家依然高高兴兴，乐此不疲，每会餐必到。

鲁迅总是三两人下馆子，多是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请客或开明书店掌柜章锡琛设宴。有一次，章锡琛在上海共乐春饭店宴请鲁迅与许广平，作陪的有叶圣陶、胡愈之、赵景深等人。席间赵景深还自告奋勇，表演单口相声《一个忘了戏词的人》助兴。鲁迅不喜听京戏，多次嘲讽梅兰芳，却极爱看美国电影，对相声反响如何不得而知。

比较而言，包天笑、周瘦鹃不仅喜饮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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