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毕业的世纪学人蔡尚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书名：永不毕业的世纪学人蔡尚思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周桂发,施宣圆,傅德华等编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05-01

书籍编号：30319700

ISBN：9787309066166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05161

版次：1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文人学者

版权信息

书名：永不毕业的世纪学人蔡尚思

作者：周桂发　施宣圆　傅德华

ISBN：9787309066166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蔡尚思先生像

（1905—2008）

温家宝、李克强、王岐山、刘延东、俞正声、陈至立、周济、韩正、殷一璀等领导送的花圈

上海市委领导殷一璀、王仲伟以及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校长王生洪等出席告别仪式

复旦大学师生向蔡尚思先生遗体告别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校长王生洪向蔡尚思先生亲属表示慰问

蔡尚思先生挽联（朱维铮撰）

蔡尚思先生挽联（姜义华撰 魏达志书）

蔡尚思生平事迹图片展

校系两级领导及蔡先生亲属等在华东医院留影祝贺蔡尚思先生百岁华诞暨执教七十五周年

德化县副县长黄耀昆（左一）与施宣圆（中）等在蔡尚思先生赠书室留影

《蔡尚思全集》第1—8册书影

蔡尚思先生获奖证书

复旦大学副校长王小林在蔡尚思教授告别仪式上的致词

中国共产党员、著名历史学家、副局级离休干部、教授，原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二级教授、系主任、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全国宗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史学会副会长，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顾问，世界太极学会荣誉会长蔡尚思同志，因肾、心衰竭，于2008年5月20日2时40分在上海华东医院逝世，享年104岁。

蔡尚思同志1905年11月10日出生于福建德化一个塾师家庭。1920年前，在家乡半耕半读，曾入私塾及县立小学念书。1921—1924年入邻县永春福建省立第十二中学就读。1925年夏，冲破重重阻挠，以同等学力在北京自由听课，并进入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北京大学研究所，师从王国维先生。后又拜梁启超、蔡元培为师，开始专治思想史、学术史、文化史。后亦曾向太虚、蒋维乔问佛学，向章太炎问国学，向李石岑问哲学，向吕思勉问通史。1934—1935年，入住南京国学图书馆住读，日夜苦读十六个小时，系统地读完了该馆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达二百多万字。

自1929年始，蔡尚思同志在从事教育工作的同时，积极参加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文化斗争。1929—1934年，他先后在上海大夏大学、复旦大学和武昌华中大学担任讲师、教授，曾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35—1936年，任沪江大学文史特种教席。其间他为地下党保存和转递秘密文件，为地下党开展革命活动提供方便条件。1942—1945年，同时任沪江、复旦、东吴等大学及无锡国专教授，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并与郭沫若、茅盾、马叙伦、郑振铎等二十四人发起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1946年与张志让、沈体兰、周予同等四人发起成立上海大教联及文化研究所，任干事与常委。在任沪江大学教授期间，为反对蒋介石集权思想和集权统治，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在上海解放前的最黑暗时期，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女权·人权·民权》，在《大公报》上发表了《贵“顺潮流” 不贵“合国情”》，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清政府与国民党宪政之比较》，在《大公报》发表了《民主的种类与重新估价》。1931年发表《死圣人与活人民孰重？》，矛头直指戴季陶。在《时与文》上发表了《养民·教民·治民》等共100余篇檄文，矛头直指蒋家王朝的统治。为此，国民党当局教育部于1948年曾下一个命令给沪江大学：“该校中国通史教授蔡尚思，系奸×分子，持论狂妄，平日教学专事打击政府；而在沪版《大公报》暨其他杂志发表之言论，尤言伪而辩，悖逆反动等情，仰察切予以注意为妥。”他曾因此被列入黑名单。他为中国民主革命思想文化战线的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论战作品后结集而成正补二编《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该书出版时，受到当时进步学者范文澜、齐思和、黎澍、任继愈等人的高度评价。

从上海解放至1952年，蔡尚思同志在沪江大学任教授、代校长、副校长。全国院系调整后，他第三次回复旦大学，任历史系主任、教授，中共复旦大学委员会委员、校务委员会委员、研究生领导小组副组长等。“文革”中遭批斗。粉碎“四人帮”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校长顾问，文科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学位评定委员会副主席，研究生部副主任等职。

在担任繁重的校系行政工作的同时，蔡尚思同志始终坚持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生命，继解放前出版的由蔡元培、蒋维乔、柳诒徵、顾颉刚、陈中凡等名家作序推荐、多次再版、影响深远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之后，又相继出版了《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王船山思想体系》等多本学术著作。尤其可贵的是，蔡尚思同志于1986年退休后，仍笔耕不辍，在80岁至100岁之间，又陆续新撰《中国礼教思想史》、《周易思想要论》、《墨子思想要论》等一批新著。2005年9月，在蔡尚思同志百年华诞之际，其家乡福建泉州市政府和德化县政府全力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其生前出版和发表的全部学术专著及论文，计约四百万字，集辑成《蔡尚思全集》共八册。它是蔡尚思同志八十余年来研究中国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化史的一份忠实记录。《全集》资料闳富，无征不信，领域宽广，言人所未言，发人所未发，不迷信前人，不曲学阿世，独成一家，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学术研究中，他始终如一地坚持独立思考，勇于争鸣，绝不人云亦云，表现了可贵的学术勇气与学术精神。2006年，在上海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奖中，蔡尚思同志因其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的独特见解和丰富著述，获得“学术贡献奖”。

蔡尚思同志的一生，是现代中国爱国知识分子不断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是对国家和人民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离休干部，而且还是一位在思想文化史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他的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给我们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永不毕业，长葆青春”的治史、为人原则，以及执著追求真理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铭记在心。

（2008年5月20日）

最难忘勤奋与率真——蔡尚思先生

金冲及

我同先生接触中的感受，最难忘的是两点：一是勤奋，一是率真。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这两点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

蔡尚思教授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我在复旦读书时，先生正担任沪江大学教授，常能在报刊上读到他直言不讳的文章。1948年初，复旦史地系同学请先生作学术讲演，我作记录，整理后在学生刊物上刊出。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蔡先生。1952年院系调整，先生到复旦担任历史系主任，同他的接触便多起来。在我心目中，一直把自己看作先生的学生。

先生的道德文章和学术成就，学术界已有不少论述，这里不再赘言。其中给人很深印象的，是20年代中期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读书时，王国维曾称赞他的文章“具有思致笔力，亦能达其所欲言，甚为欢喜”；梁启超也曾写信给他说：“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这两件事，我过去都曾听先生讲过。曾经受过梁启超、王国维这两位大师直接教诲和赞誉的健在学者，先生可说是硕果仅存了。

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知识的渊博是众所周知的。它来自先生过人的勤奋。从青年时代到耄耋岁月，他身上总有着一股不断向前奋斗、仿佛使不完的劲。我听先生讲过，1934年后，他曾在素以藏书闳富著称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日夜苦读，下狠心按照该馆的《图书总目》，系统地读完它的“集部”中从汉代到民初除诗赋词曲以外的全部前人文集，摘出的资料就达二百多万字。这需要何等的毅力！难怪该馆馆长、著名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要说：能做到这一点的没有第二人，可以比作蜜蜂的采花成蜜。据担任过先生助手的李妙根说，1981年先生76岁时，因为下楼不慎摔伤膝盖髌骨，医生用钢丝固定，叮嘱必需静养。他却利用这段时间，通读近五百万字的《船山遗书》，摘出资料，以后写成《王船山思想体系》。这又表现出何等的毅力！他在自勉诗中，有“年龄有老学无老，健在不休死后休”之句。这种精神不能不令人感佩！

先生为人率真，也是众所周知的。每次去看他，他总要滔滔不绝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毫不矫饰地谈他的肺腑之言。治学时，他同样总是直陈己见，不迷信前人，不害怕孤立，不随风使舵，不曲学阿世，“治学意志坚，自甘做异端”。他出生在贫穷的山区。母亲教导他：“千言万语都没有‘为老百姓而读书’、‘为老百姓打抱不平而读书’这两句话的重要。”他最看不得那种不平之事，因此常说“我一生反封建”。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始终坚持对封建旧传统思想持批评态度。读先生的文章，从严肃的论述背后，很容易感受到一种真挚的激情。

同勤奋和率真相对立的，是浮躁和趋时。这两点正是时下学术界相当一部分人中的流行病。尽管它也许有这样那样的原因，终究已成为妨碍我们学术研究健康发展的顽症。对先生论著中有的具体论点，读者可以有不同看法，这正是先生历来提倡的争鸣精神。但先生治学的那种勤奋和率真，无疑是切中时弊的一剂良药，很值得人们学习。由于先生对中国历代思想文化的渊博知识，对问题锲而不舍的探索精神，读者更可以从他的论著中得到许多教益。

先生七十多年中的著述十分丰富。他二十五岁时就出版《中国学术大纲》、《孔子哲学之真面目》等六部著作，九十多岁高龄时又出版了《论语导读》、《墨子思想要论》，现在能找到的论著约四百多万字。今年是蔡尚思教授百岁华诞。先生家乡泉州市政府和德化县政府支持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全集，确实很有意义。

作为后学来为先生的全集写序，实在深深感到惶恐和不安。但全集编者一再盛情嘱咐，自己也有一些不能已于言的话愿意借此说说。写下这些，不过是自己的一点实际感受，用以求正于读者，并为先生祝寿。

（此文为《蔡尚思全集》序言，原载《文汇报》2005年9月12日）

怀念蔡尚思先生

胡绳武

蔡尚思先生原为沪江大学的教授。解放前，我在读书时就知道他是一位民主进步教授。这主要由于他所在的进步社会团体（上海市大学教授联合会）中的教授们，常能在报刊上发表宣言，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如1946年的“反美扶日”运动，反对美军强暴北大女学生的运动，1947年的“反内战、反饥饿”、“抢救教育危机”运动。这些文章的署名，蔡先生常名列其中。

由于蔡先生是民主进步教授，所以在解放后沪江大学成立校务委员会时，蔡先生被委任为主任（此事我记得不很准，也可能是副主任）。但解放后，形势发展很快，到了1952年秋天思想改造后，教育方面实行全国性的院系调整，华东地区10多所高等院校部分系科合并于复旦大学。当时沪江大学合并到复旦。随着沪江的被合并，蔡先生就被安排到复旦大学历史系任系主任，原系主任周予同先生升任为副教务长。

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组织上同意我离开学校政治教学委员会，回历史系任教学秘书的工作。经过院系调整后，复旦历史系教授人数大增。原史地系（院系调整后改称历史系）的教授除地理学的调入华东师大地理系不计外，史学方面的教授计有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谭其骧、胡厚宣、朱滶、耿淡如、潘硌基八位教授。从其他学校并入的有蔡尚思、王造时、毛起、陈仁炳、靳文翰、马长寿、田汝康、章巽八位教授。在众多的教授中，不少人对蔡先生的学术与为人并不了解，不免议论纷纷。而蔡先生的性格又不像周予同先生那样善于和同事交往，所以系内气氛并不十分活跃。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曾建议他作为系主任，由他出资，邀请大家会餐一次。蔡先生接受了我的建议，举行了一次聚餐会。会上他发言，希望大家对他的工作予以支持。此后，他虽然不能改变不善于和同事交往的性格，但由于他能以诚待人、严于律己，以后和大家相处倒也融洽。

蔡先生的学术专长是先秦诸子与近代思想文化研究。他早年的《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是他批判儒家思想的力作，可是，蔡先生来复旦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能开设中国古代或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的专门课程。这主要是由于1952年制订的历史系教学计划，专业基础课以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为主。当时中国古代史方面，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元明清四段，两年授完。当时先秦史由胡厚宣先生讲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两宋由谭其骧先生讲授，元明清由陈守实先生讲授，所以蔡先生没有机会为本系同学开设基础课，只能给外系开设中国通史课程。大约五六年以后，历史系为同学们开设专门化的课程，蔡先生才有机会为本系高年级同学讲授思想文化史。

蔡先生在中国古代和近现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专长得以发挥得更好，是在“文革”后史学界开始重视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历史系成立了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之后。而我已于1974年正式调离复旦，来北京工作，所以，蔡先生在这方面的贡献我就不具体讲了。

蔡先生一生学术著作众多，据统计，他从16岁发表作品，到97岁，80年来发表论文230余篇，撰写与编著作品40余种，直到2008年仙逝。蔡先生的著作我读过的不多，但我觉得，他解放后发表的论著，在学术思想文化界产生显著影响的不多。我觉得很可能与他写东西常为提纲式的，不善用当代文体，缺乏细致的分析论证有关，专著方面如《王船山的思想体系》、《中国文化史要论》，论文方面如《今后新文化应当“辩证发展”》都是这样。我想，如果蔡先生有个得力的助手，与他合作，他的学术贡献或许更大更好。

总之，蔡先生终生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从事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研究，90岁的高龄还乘公共汽车到图书馆收集资料，其精神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纪念。

（作者口述，复旦大学历史系2007届本科毕业生张妍整理）

可敬的蔡夫子

吴江

复旦大学名教授、老学者蔡尚思，我称之为“蔡夫子”，最合适不过。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传统文化饱学之士，这方面的知识，由于群星零落，今天恐无出其右者。我初见他时，他已是望九之年，如今已是百岁的世纪老人了。他无显赫学历，自学访师，曾师事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大奇、梅光羲等。但他认为，这些名师远不如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和南京国学图书馆等）对他有益。他称图书馆为“太上研究院”，如饥似渴遍读馆中藏书。据记述，单在南京国学图书馆，他平均每天用十七个小时遍读馆藏除诗赋词曲等以外的历史文集，总有数万卷。举一个具体例子：王船山这个大学者其遗书达五百万字之多，梁启超评王船山为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很有价值的伟大思想家，但他“自认未读王船山全部遗书”（其实三百年来无人能读完这些书）。但蔡尚思先后花了五十七年时间把这五百万字读完了，读完以后又写出了一篇仅有四千多字的《王船山思想体系提纲》，得出王船山哲学思想可取、政治思想多不可取的结论。读书之多超乎旁人，思想面之宽也超乎常人，然其作文则短小精悍，言简意赅，一针见血，这正是《史记》笔法，如今也极少见到了。

蔡夫子对中国历史悠久、门类广阔的传统文化，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可说无所不窥。只要读读《蔡尚思文集》一书（2001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就可见一斑了。蔡终生研究的重点在孔学。为此，“五四”时代他曾虔诚投考以陈焕章为校长的孔教大学的哲学博士。蔡说：“具有此几重资格与关系者，在中国没有第二人。”所以他被孔教大学录取后异常高兴。陈焕章教导他：希望他向尊孔派中的董仲舒学习，对孔子必须先信后学，并大骂北京大学蔡元培提倡的学风。但蔡尚思主张对孔子要“先学后信”。师生意见不合，陈焕章为此大发雷霆，蔡乃愤然离校，转入北京大学研究所的国学门哲学组当研究生。这就是蔡尚思发奋研究孔门儒学的开始。

蔡对于孔门儒学，不像有些不读几本书就大反“批判儒学”、大骂“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的人那样，他一开始就专心致志从两方面进行学习：“一方面研究尊孔派，从孟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阳明下至康有为、梁启超、梁漱溟等人；另一方面又要研究评孔派，从墨子、老子、庄子、法家、佛学下至李贽、袁枚、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等人，从当时到后代，包括旧传统与反旧传统两方面去看孔子这个思想家的真面目究竟是什么。”（《蔡尚思文集》，第183页）由此研究的结果，终于使他成为坚定的“评孔派”即批评儒学的一派。当然，这只是他为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

《蔡尚思文集》中有《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实践意义》一文。现在的人，对于提“打倒孔家店”口号是否合理，颇有争议。从《文集》的记述看，蔡尚思直到上世纪20年代中期进入孔教大学时甚至在发生“五四”运动后仍未认识到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业已兴起，那时或可认为他本人就是“孔家店”中人。他的觉醒是在进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并阅读大量书籍之后，特别在接触到“评孔派”的激烈反礼教以及袁世凯、张勋、康有为等企图借尊孔读经以复辟帝制之后，才逐渐认识到“‘打倒吃人的礼教’和‘打倒孔家店’是一回事，是反封建斗争的通用口号”。这是个大进步。我认为，今日大骂“五四”时期提出“打倒孔家店”者（按：首提此口号者为胡适），应当冷静地听听这位曾在孔教大学受业者的意见。《蔡尚思文集》中尚收有《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一书，读者若有兴趣不妨细读。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新版自序”中说：此文“是能代表我的学术思想著作之一”，“我当时对于孔学的总看法，是否定中有所肯定，既不是全盘肯定，又不是全盘否定，也不以主次不分和主次颠倒为然”。又说：“最后请读者平心静气地想想，孔学还会适用于今后的社会时代吗？还值得各界的人来大提倡崇拜吗？我并不怪孔学的不适合于新时代，而只怪新时代的人们的尊孔学；又不怪封建派的尊孔学，而只怪反封建派的尊孔学。”蔡尚思在文中不禁慨叹道：孔子为圣人，而且是时中之圣。时者，与时俱进也。这一观点倒和被称为新儒学奠基人的梁漱溟晚年的观点有些相近，梁漱溟曾在其晚年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

为学当不为尊者讳。如果要问我对蔡公的儒学研究有什么看法的话，我的看法是：蔡的研究偏重“微观”，如果从历史宏观角度看问题，则对儒学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例如在中国诸民族融合中的作用）似乎还可以再多说几句。

蔡公是中国著名思想史专家，其研究领域甚广，从孔夫子、诸子百家、董仲舒、朱熹、黄宗羲、王船山到孙中山，就是从古代到近现代。这里可以简略谈谈他对孙中山的看法，其中颇有发人所未发者。蔡认为，孙中山是中国共产党出世前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最先进的代表，西方近代政治社会制度是孙中山政治思想的主要渊源；但同时认为，在孙中山的思想体系中，也包含着不少中国固有的思想成分，如“王道说教”、“民贵君轻”、“天下为公”，连同以暴力反抗异族统治的传统思想，因此相当同情农民革命。他越到后来越看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所以提倡民族、民权、民生三者的完整的民主理论体系，此点异于章炳麟的“一民主义”和宋教仁等的“二民主义”。作者认为，在孙中山先生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中，瑕瑜互见。“民权主义是孙中山的中心思想”，这一点很值得重视。他说，孙中山“提倡用三民改造中国，主要就是要用民权主义来改造中国”，而“民权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主权在民’的共和国”。他指出：孙中山早年对资本主义制度就有些不满，现在更清楚地看到，“当时美国革命，本想要争到很充分的自由平等，但是争了八年，所得到的民权还是很少”（这几句话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5页）。孙中山极力赞扬“五四”运动并向国民党全党通告学习“五四”新思潮，其重点也在实现民主、民权。后来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孙中山从“以西方为师”转而“以俄为师”，这是被国民革命屡遭失败而且党内思想教训所触动的，认为俄国革命是真正的民权革命、平民革命。这是孙中山思想的一次跃进，此时三民主义也以新的面貌出现，所谓“旧三民主义进到了新三民主义”。

［补记］写完此文后，想起1994年蔡公曾有学术自传问世，当时读了，颇有感慨，因作打油诗一首，记蔡公的为人及其思想。此诗从未示人，今特附记于后：

蔡公留自传，读之撼人心。自幼承母教，独宗唯民论。

治学任劳苦，多读且争鸣。南北苦求索，拜师入众门。

遍读馆藏书，自来无与伦。“思想研究法”，一鸣即惊人。

立身重气节，风派最所轻。拒改《清史稿》，史书当存真。

不领逆伪情，甘作大难民。直笔论时事，“大公”有遗文。

自古儒与墨，朝野两统系。大圣敢非孔，大贤墨为师。

若论万世表，独拜马克思。进入新天地，唯民正合时。

惜乎风雷紧，文章难济世。文化大革命，儒法两相争。

历史成笑谈，且读大藏经。所幸体质固，不怕水奇寒。

当年上峨嵋，敢探黑龙潭。复有山水乐，登攀不畏难。

常思武陵源，梦系戴云山（蔡公故乡德化之山）。

中国多坎坷，儒学屡翻新。至今思“五四”，未作盖棺论。

复思古泉州，非孔多才俊。武夷虽立庙，独尊已成尘。

君不见，南天寿星蔡尚思，李贽之后第一人。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2004年12月24日）

巍巍师表 学界楷模——缅怀一代史学大家蔡尚思教授

余子道

一代史学大家蔡尚思教授走过了百余年极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与世长辞了。学界失一巨擘，士林同声哀悼。从呱呱落地降临这个世界，直到告别人世，百年行过，他的一生几乎与整个20世纪同行。风雷激荡的伟大时代，造就了这位杰出的学者、真诚的爱国者和共产党人。随着历史的巨大步伐执著奋进，他创造了无愧于这个时代的足以载入史册的光辉业绩。青年时期，作为一个贫寒学子的他，克难苦学，勇闯北京高等学府，成为国学的孜孜不倦的研究者。人到中年，立业于南北诸所高等院校，以惊人的毅力攀登史学殿堂，成果迭出，在学术界崭露头角，声名鹊起。继而以坚定的步伐进行抗日救亡和人民民主革命斗争，作为著名的民主教授，迎来了上海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作为一个党员专家，一个在社会上有着广泛影响和拥有显著声望的学者，在社会主义时期，他一身而数任，在政治、学术、教育、文化以及社会活动等各个领域，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而学术研究和学校教育方面的成就尤为卓著，成为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岁月。

在当代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他被公认为德高望重、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的史学家和教育家，这应是当之无愧的。他在学术研究和高等教育战线上奋斗了数十年，把一生的心血倾注于科学和教育事业，为发展学术文化、作育人才、振兴中华而不遗余力。尤其是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中，他追求卓越，用力最多，积数十年之功而立一家之言，在这一领域中独树一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

在我接触到的复旦园内许多老一辈学者当中，蔡尚思教授是一位最富赤子之心、最具学者风骨、最有平民本色、最率真正直，也可以说是最具独特个性的学者。从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进入复旦大学历史系以来，与蔡尚思教授相处相知将近半个世纪，前后约有二十多年时间，与他同在一个党支部，也同在一个教研组工作。我非出自历史系学生的行列，更非他的入门弟子，但却是三生有幸，有机缘于这么长的岁月里，时时亲聆他的教诲，感受他的人格力量和高尚品德，学习他的治学经验，得益良多。蔡尚思教授的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坚定正确的政治信念，崇实求真、服膺真理的治学精神，诲人不倦、提携后学的师道师德，克勤克俭、艰苦朴素的生活态度，无不给予我深刻的感染并产生深远的影响，使我终身难忘。

克难苦学 玉汝于成

作为一个史学大家，蔡尚思教授的创业之路历经艰难曲折，极为崎岖不平，其千辛万苦的境况，非常人所能想象。记得1964年到1965年间我与他在奉贤头桥公社参加“四清”运动，同住一户农家的斗室。他多次同我忆述早年往事，说他曾是“一个穷学生、一个穷教员”，在二三十年岁月中“苦读书、苦著书”，不少时日处在半饥半饱的生活之中，仍毫不懊悔地苦苦坚持钻研学问，其中甜酸苦辣真是一言难尽。他的克难苦学的动人事迹，闻之每每使我肃然起敬而引为学习的榜样。如果没有他这种坚忍不拔、不避艰辛、不图安逸、执著奋进地勇攀学术高峰的崇高精神，绝不可能铸造起尔后在学术上的一座座丰碑。他治学严谨，夙夜勤奋，学识渊博，厚积而薄发，敢言人之未言，敢纠人之谬误。这与后来他在中国思想史学术研究中的杰出建树，具有水到渠成、春华秋实的内在联系，而绝非偶然。

蔡尚思教授出身于贫寒之家，少年时一度因家贫辍学，难为其父母勉力支撑而幸免失学。慈母谆谆勉励，嘱他要立志为穷人读书做事，中学的师长又多方提携鼓励，发愤求学、成才立业的志向乃逐渐萌发。1925年，不满20岁的他，告别故乡负笈北上，赴京求学，以一个来自福建德化乡间的贫寒学生，大胆地冒昧参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教授王国维、梁启超，拜为导师。不久，考入北京孔教大学国学研究科。因对校长陈焕章一味崇孔而不满，便自行到北京几所著名高等学府当一个不需缴学费的旁听生。这时，老家破产，生活难以为继。他苦读勤学的意志并未因生计无着而动摇，每每靠着向同乡借来的几角钱，买点小米稀饭聊以充饥，再无办法，只得一天买一只小馒头充饥度日，却坚忍不拔、废寝忘食地钻研国学。

志向高雅的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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