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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邓中夏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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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功成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6-01

书籍编号：30331951

ISBN：9787214188595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131133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版权信息

书名：邓中夏传

作者：刘功成

ISBN：9787214188595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引子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邓中夏故居，坐落在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五岭乡邓家湾村。其主体建筑面积121平方米，是典型的湘南民间一进三间六室砖木结构民居制式，正面墙体为青砖勾缝，两侧及后墙体为白灰粉饰，屋面为小青瓦，尖山顶、前后出挑垂脊墙。青石条筑成的故居大门坎，左右由各有一方高约50厘米的石墩，置以厚重的双扇木门页。上方横置镂雕双龙戏珠、丹凤朝阳的鸿门梁，屋檐置鹤颈轩雨棚，约30平方米的明间楼面配有雕花天棚藻井。走进大门即是厅堂（全家老小共同活动的地方），前后厅以木板宝壁相隔。厅右厢房前屋为邓中夏父母卧室，后屋为邓中夏兄嫂卧室。厅左厢房前屋为邓中夏叔婶卧室；后屋为邓中夏卧室，只有十多平方米的房间里保留着他初婚时用过的湘南风格的镂空雕花大床、苎麻蚊帐、斗浆花被、书箱、柜笼、桌、凳等物品。

1983年，郴州地、县两级政府拨出专款对邓中夏故居进行修复，各间住房按原家庭成员居住位置陈列，完全保持原貌。1988年，在故居厅堂设“邓中夏生平事迹史料陈列室”，并正式对外开放。1993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亲笔题写“邓中夏故居”匾牌。邓中夏诞辰120周年和中国首个烈士纪念日前夕，宜章县对邓中夏故居进行修缮，按照修旧如旧的原则，维修加固了故居房屋基脚，复原了墙面和瓦面，挑高了厅屋。除对故居主体进行全面修复外，丰富了前厅的展览内容，增加了30多幅珍贵历史照片和一批征集来的实物，陈列面积由原来的10平方米扩大到30平方米。整个展板分为“少年不凡、志在千里”“五四先锋、热血救国”“传播真理、建党功臣”“工人领袖、指路明灯”“投身武装、驰骋湘鄂”“宁折不弯、献身真理”“青山不老、精神永驻”七个部分。观展后可以大致了解邓中夏的一生。随着邓中夏故居名声远扬，每年接待外地参观者由最初的3000多人次增加到近万人。正是：中夏故里邓家湾，宜章之光耀湘南。

1913年在郴郡六城联立中学读书时的邓中夏

在湖南省宜章县城东北，距离县城约15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叫作邓家湾的小村庄。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宜人。1894年10月5日，邓中夏出身于这里的一户书香之家，谱名邓隆渤，乳名隆顺，字仲澥。邓中夏的父亲邓典谟，曾考中举人，做过清政府湖南衡山县知事，担任过北洋政府铨叙局官员，后曾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三等秘书、湖南省参议会议员和湖南省政府顾问等职，母亲欧阳庚翠是个简朴善良的农村妇女。邓中夏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炮火连天的日子里，青少年时代便感受到亡国的威胁。他受到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特别是受到谭嗣同、黄兴、宋教仁等三湘革命家和杨昌济等湖南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教育家的影响，在与毛泽东、蔡和森等湖湘青年才俊的结识、交往中，萌生了激进民主主义思想，开始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

为求真理离家乡

受到家庭的熏陶，邓中夏从小酷爱读书。1901年，邓中夏进入邓家湾邓氏私塾“增经门学”学习。这一年，邓中夏的生母欧阳庚翠病逝，父亲续娶了廖彩德为妻。廖彩德对欧氏所生的子女另眼相待，让邓中夏与家里的长工邓玉思同睡一间屋。邓中夏与邓玉思吃住在一起，课余时间更是常缠着邓玉思给他讲故事，有时还帮邓玉思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通过与长工的共同生活，邓中夏初步了解了农民的疾苦。

1907年，邓中夏转学到了离家不远的樟桥小学。1909年，奉父母之命与杨氏成婚。这是一桩典型的封建包办婚姻。前一年，邓中夏的哥哥隆泮与杨氏完婚，婚后，父亲和继母听说杨氏与隆泮“属相不对”，便强制性地将杨氏易配中夏。杨氏比邓中夏大两岁，双方毫无感情，但父母之命不能违抗。这段婚姻给邓中夏带来了长期的烦恼，直到1921年夏，邓中夏回湖南时，给杨氏“带去了一部织袜机”，帮助她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之后，才与她解除了婚姻。

1911年2月，邓中夏考入宜章县立高等小学做插班生。在这里，邓中夏开始接触一些新书报。这一年秋天，革命风暴吹到宜昌，三湘革命党人推翻了清王朝在湖南的反动统治，并宣告全省独立。年轻的邓中夏极为兴奋，他开始关心国家大事，把课余时间用于广泛阅读各种新书和报刊，立志要为国家做一番事业。父亲邓典谟看到儿子思想激进，担心他会成为封建社会的叛逆，曾叹息道：隆渤（邓中夏）这孩子，将来恐怕不是我家的人了。

1912年冬，邓中夏以“最优等第一名”的成绩从宜章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并“奖给廪生”。1913年3月，邓中夏以优异成绩考入郴郡六城联立中学（1914年改为湖南省第七联合中学）。当时宜章县没有中学，邻近的郴县有一所教会学校和一所联合中学。宜章的许多同学报考教会学校，邓中夏说：“读教会学校，似乎很新鲜，但那种奴化教育，是为洋人服务的，有什么好？”他以这种深厚的爱国思想和不满现实的态度，树立起读书救国的抱负，因而他刻苦学习，成绩通常名列甲等前三名，得到免交学费的奖励。

从宜章到郴县，邓中夏的眼界大大开阔。他读了谭嗣同的《仁学》后，对谭嗣同为维新事业献身的精神极为敬佩，尤喜欢“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不时吟诵之。激进的民主党人奋斗的事迹促使他接触了更多的进步书籍，他开始推崇激进民主主义。课余，他经常和同学们谈论打倒帝制，准备为国家做大事。

湖南省第七联合中学校风陈腐，教员中封建思想浓厚的老学究居多数，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这使邓中夏越来越不满。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代表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的消息传出，国人愤慨，湖南省第七联合中学却没有反响。5月中旬，邓中夏与本校同学联络郴城其他学校学生，在城隍庙召开反日大会，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宣传抵制日货，以“五九”为国耻日。这是邓中夏第一次参加爱国反帝运动。

1915年春，邓中夏发起并组织宜章籍旅郴学生成立“宜章旅郴同学会”。他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被推举为同学会总干事。“宜章旅郴同学会”的宗旨是“联络感情，交换知识，为宜章兴利除弊，改造旧社会”。每个会员每年交纳会费两元，用作同学会活动经费。邓中夏决定用会费创办会刊，宣传同学会的主张，介绍新知识、新思想，启迪县人觉悟，一扫宜章腐败闭塞的风气，得到赞同。这个同学会后来为宜章社会进步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

1915年6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湖南高师”）开设文史专修科并在全省招生的消息传到郴县。邓中夏决心到省会长沙学习新知识。他中断了第七联合中学的学业，借了哥哥的中学毕业证书，以“邓康”之名，考取了湖南高师范文史专修科，被分在文科乙班。邓中夏进入长沙，结识了很多具有革命思想的新同学，包括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的蔡和森。

岳麓书院大门

湖南高师位于长沙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内，前临湘水，后倚岳麓，风景优美。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经宋、元、明、清各代，至1903年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后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历经千年，弦歌不绝，世称“千年学府”。这里又位于湖南省会所在地，学校图书馆里的书报杂志种类比第七联合中学丰富得多，国内外消息也比县城灵通得多，这使邓中夏增长了见识，扩大了眼界，从而更加关心国内外大事。1915年是袁世凯准备复辟帝制的一年，湖南高师校长吴嘉瑞、教务主任刘宗向，都是湖南有名的旧派人物，循清末两湖书院旧习，以教授六经为主，文史专修科主要课程采用古文教材，以文言文讲授。每月初一举行祭孔典礼。这种封建复古的氛围，使邓中夏感到窒息。他写了一篇讨袁檄文寄给报社，并且常邀约同学饮酒赋诗，探讨国内大事。

结缘毛泽东

1916年到1917年上半年，杨昌济来到湖南高师任教授，先后讲授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他对邓中夏的学业和救国抱负很是欣赏，以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向邓中夏等进步青年讲哲理，谈中国的前途，要求他们具有远大的抱负和实事求是、刻苦实践的精神，立志救国，改造社会。邓中夏对杨昌济先生的学识、理想十分崇敬。他经常在星期天到杨昌济家，听杨先生传授新知识，讲解新思想。

1915年邓中夏在湖南高师住处

当时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杨昌济在那里授课，毛泽东作文中体现出来的远大理想和抱负以及气魄过人的文笔，得到杨昌济先生的赏识，成为其得意门生，因而常在星期天去杨先生家里求教，便与邓中夏结识了。他们两人都性格豪爽，志存高远，对国家大事的见解往往一拍即合。他们多次在夕阳下步出岳麓书院后门，沿石阶上行200米，到岳麓山下的爱晚亭谈古论今，常常是“英雄所见略同”。

湖湘大地上的两个青年才俊——毛泽东与邓中夏在此结缘，“他们由相识到相知，在时间并不太长的交往中，具有许多惊人的一致，结下了并肩战斗的深情厚谊，堪称著名湘籍无产阶级革命家群的一段佳话，给后人留下了无尽的启迪。”此后两人一直保持密切的书信联系和交往。邓中夏在北京多次与毛泽东聚首，并一度在北大与毛泽东朝夕相处；毛泽东在长沙也多次与邓中夏接触，他们曾在橘子洲头“激扬文字”、“挥斥方遒”，在中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中两人多年并肩战斗，发挥出重要作用。

北大受教蔡元培

1917年暑假，新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为选拔全国品学兼优的学子，主持北大连续三次招生。考生没有名额限制，凡考试成绩及格者均录取。邓中夏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赶上北大暑期第二次招生。他立即报考，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中国文学系）。到北大后，邓中夏立即卷入新文化运动的大潮。他很快明白了“新时代的青年”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成了北大学生中的进步分子。

北京大学入学登记表上的邓中夏

北京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大学，创立于1898年。戊戌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京师大学堂虽被保存下来，但又秉承封建文化传统，入学者多为出身举人、进士的京官，这些人官僚习气很重，相沿形成风气。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马良、何橘时、胡仁源相继担任校长。学校虽有一些改革，但面貌变化不大。

北大校长蔡元培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是我国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教育家。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的第一次讲演中，号召学生不要追求升官发财，而要认真研究学问。他提倡学术研究自由，主张无论何种学派，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应听其自由发展，学生也可以参加研究工作。他还提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但年龄在20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亦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在他的倡导下，北大建立了各种学会和研究会，一些进步师生爱国救国的政治活动逐步展开，客观上为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北京大学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邓中夏对蔡元培的革新精神非常推崇，为自己能够受教于蔡先生而感到荣幸。1917年10月，他开始参加蔡元培成立的北京大学哲学研究会的活动，之后又报名加入蔡元培发起组织的北京大学进德会（为乙种会员）、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等社团。

但邓中夏很快认识到，中国劳动人民识字的很少，难以通过哲学唤醒青年工人和全国民众共同救国，广大劳动青年迫切要求学习，爱国学生应当向民众传播文化知识和爱国救国的道理。于是邓中夏与朱务善等几个湘籍同学积极协助蔡元培在北大办起“校役夜班”，利用课余时间兼任“校役夜班”国文教员，为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工人上文化课，同时向他们宣传国内外的时政大事。一些校外的青年工人也来听课。这是邓中夏学习毛泽东走与工人群众相结合道路的第一步。原来，邓中夏在湖南高师文史专修科毕业前夕的暑假中，曾与毛泽东多次探讨举办工人夜校的问题。当时毛泽东组织湖南第一师范学友会，动员校内的工友和长沙几个新式企业的工人办起工人夜校，参加学习的有120多人。通过开办工人夜校，毛泽东取得了联系工人的初步经验，在他的周围逐步聚集起一批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

邓中夏到北京大学后对毛泽东的这项创举一直很关心，并吸收毛泽东的办学经验，取得一些成果。与此同时，他与毛泽东保持信息交流，不时给毛泽东传去北京出版的新书报和北京新文化运动的动态。

1918年1月中旬，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离职，推荐李大钊出任图书馆主任，得到蔡元培的聘任。李大钊履职后大量增购中外新图书和宣传、介绍新思想新文化的报纸杂志，逐渐把北京大学图书馆建设成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阵地。邓中夏是图书馆的热心读者，他每天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古今中外的书籍，对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书刊更是爱不释手。

北京大学沙滩红楼

8月初，邓中夏与几个同学一道赴日本进行考察和游历。8月19日，毛泽东与罗学瓒、张昆弟、萧子升等为赴法勤工俭学事宜到北京。在这之前，蔡和森等人也到了北京。邓中夏归国后，立即去看望毛泽东、蔡和森，与他们来往密切，多次在一起聚会，商讨中国社会改造诸问题。每逢星期日或假日，邓中夏就和毛泽东等人到鼓楼后豆腐池胡同9号杨昌济家里，探讨新文化新思潮。杨昌济给他们介绍了英文杂志Outlook，邓中夏和毛泽东开始从书刊上接触布尔什维克和马克思学说，并对有关布尔什维克问题的文章产生浓厚兴趣。他们多方搜集俄国十月革命的资料，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在李大钊的帮助下，很快得出中国革命必须“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

1918年秋，蔡元培主持建筑的北京大学沙滩红楼落成。李大钊主持北大图书馆从马神庙校区搬入沙滩红楼。邓中夏、毛泽东几乎每天都到北大图书馆泡上几个小时。10月16日，毛泽东经杨昌济等人介绍，被李大钊聘为图书馆助理管理员。邓中夏常去他在图书馆一楼的办公室，与毛泽东几乎天天见面，一道投身于新文化运动的大潮。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阴谋把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1918年5月，日本政府勾结中国北洋政府秘密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以下简称“《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北洋政府派军队到俄国的外贝加尔，参加帝国主义国家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干涉；而日本军队则以“共同防敌”为借口，大举侵入我国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

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首先遭到中国留日学生的坚决反对。5月中旬，留日学生1400余人回到上海，在上海设立救亡团本部；并与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学生活动积极分子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的行动计划。5月20日晚，邓中夏、许德珩等北京各高等学校学生代表和留日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会议，一致决定第二天到总统府请愿。21日上午，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学生爱国反帝请愿斗争开始了。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校的学生2000多人群情激昂，来到新华门，要求面见北洋政府总统冯国璋。冯国璋被迫接见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敷衍学生提出的废除《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收回被日本霸占的山东半岛等要求。但实际上，北洋政府根本没有接受学生的要求，不但没有废除《协定》，而且不久又与日本签订了实施这个协定的《办法》。这次大学生爱国反帝请愿行动虽然失败了，但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在中国近代史上被称为“五四运动的先声”。

成立《国民》杂志社

大学生爱国反帝请愿行动的失败，使邓中夏认识到：要取得胜利，必须把爱国学生真正地组织起来。不久，在邓中夏等人的活动下，北京大学学生和北京一些高等学校的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7月间，他们联络上海、南京、济南等地学生，组织了近乎全国性的学生救国会，邓中夏、许德珩等被推举为负责人。

学生救国会的活动引起了北洋政府的注意，遭到警察当局的严密监视。在不能公开活动的情况下，邓中夏等学生救国会负责人决定创办一个杂志，向全国人民进行爱国反帝宣传，并将该杂志定名为《国民》。

1918年10月20日，国民杂志社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北大校长蔡元培和《京报》主编邵飘萍等应邀出席会议，李大钊被聘为杂志社顾问。

国民杂志社是五四运动前夕爱国反帝运动开始走向高涨的形势下产生的中国最早的学生社团之一，其中起骨干作用的是邓中夏等后来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

《国民》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封面（徐悲鸿设计、绘画）

1919年1月1日，《国民》杂志创刊。杂志封面上画着一个对未来饱含无限希望的青年凝神沉思、眺望前方，表现出五四运动前夜爱国青年的精神状态。这幅画的作者是青年画家徐悲鸿。

《国民》杂志主编是陈钟凡、黄建中，他俩是北京大学的高年级学生，忙于准备毕业考试，并不问事。因此邓中夏、许德珩成为其真正的主编。邓中夏作为杂志社的编辑干事，负责编辑《国民》的主打栏目“国内外大事”。他经常撰写文章，对国内外大事进行评述。仅在1919年2月到4月间出版的三期《国民》中，邓中夏就以“大壑”的笔名发表了八篇文章，以大量的事实、犀利的笔锋，向全国人民系统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收买北洋军阀，控制我国军事、财政大权，侵占我国领土，妄图吞并中国的阴谋与劣迹；同时揭露了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为扩张势力不惜出卖国家利益的罪行，强烈要求废除中日密约。

国民杂志社成立一周年，邓中夏与同仁合影纪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学生社团出版的刊物中，《国民》杂志是反帝政治色彩最浓的。它从三个方面促进了五四运动：一是提高了知识青年的爱国觉悟；二是使青年深感军阀政治的腐败；三是使青年初步察觉社会制度、组织之不良，即有初步的反帝反军阀与改造社会的觉醒。

参与发起五四运动

1919年1月18日，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27国代表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战胜国在“和平”幌子下的一次分赃会议。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协约国”一方，是“战胜国”之一，也派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邓中夏在《国民》杂志上，以时事述评的方式，及时地把帝国主义在巴黎和会上的勾当，以及中国代表在“和会”上的言行，报告给读者，引导广大民众密切注意巴黎和会动向和会上的斗争。

4月29日至30日，英美法三国通过的“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条款，竟规定“所有在青岛至济南铁路之德国权利”，包括“支路”、“矿产”等特权，“均为日本获得，并继续为其所有”。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列强不仅完全拒绝了中国关于归还山东主权等项合理要求，而且以牺牲中国利益来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贪欲，使日本在山东的强盗行径合法化。

5月2日，北京大学学生许德珩从蔡元培校长那里得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告诉了邓中夏。邓中夏义愤填膺，当天下午即与许德珩召集国民杂志社的各校代表在北京大学西斋饭厅开紧急会议，商讨对应办法。会议采纳邓中夏与许德珩的提议，决定以国民杂志社名义通告北京大学全体同学，于5月3日晚在法科礼堂举行全体学生大会，并邀请北京的大中专学校代表参加会议，共商斗争策略。

5月3日晚7时，邓中夏以国民杂志社、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负责人身份，与许德珩、廖书仓等同学在北京大学法科礼堂主持召开北大学生大会。北京高师、中国大学、朝阳法政专门学校、工专、农专、法专、医专、商专、汇文大学等13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参加大会。出席会议的北大校长蔡元培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深刻地指出：“巴黎和会的情势，对我国极为不利。列强对日本要在山东夺取我许多权益之无理要求，有认可之意，而我政府将被迫在和约上签字。倘不幸而如此，国家前途不堪设想。”邓中夏接着发言，他激愤地挥着手说：“我们要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政府拒绝在合约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我们要抗议，我们要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立即组织游行示威！”

同学们热烈响应：“对！我们要游行示威！”“拿实际行动反对帝国主义！”会议当即作出四条决定：“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不签字；三、通电各省市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五月四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之大示威”。

5月4日上午，邓中夏出席在法政专门学校召开的13所学校学生代表会议。会议议决五条：“（一）拍电国内外；（二）唤醒各地国人；（三）预备七日的国民大会：（四）组织北京学生对外的永久机关；（五）本日下午大家游行示威。路线由天安门经东交民巷美、英、法、意四国使馆，转入崇文门大街。”

五四运动天安门会场

当日下午13时，邓中夏率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向天安门广场进发，途中遇到北洋政府教育部某次长和军警的阻拦。邓中夏与五四运动学生游行队伍总指挥傅斯年和黄日葵等学生代表与教育部代表展开辩论，终于突破阻拦，到达天安门广场。13时半，北京1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人在此汇齐，举行“国民大会”，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演出了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贼章宗祥的壮烈一幕。随后，军警进行镇压，30多名学生被捕。当晚，北京大学学生再次召开大会，决定进一步组织起来，全体罢课，营救被捕同学，继续开展爱国反帝运动。会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学生会。

五四运动中的邓中夏

邓中夏负责干事会文书股工作。5月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总罢课。为更有组织地开展斗争、统一行动，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邓中夏担任联合会宣传股主任，参与领导北京和全国的学生爱国反帝运动。

5月下旬，北京学生联合会派出代表，联系各地学生，采取共同行动。邓中夏作为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到湖南找毛泽东，研究在湖南开展爱国反帝运动的问题。

当时，统治湖南的封建军阀张敬尧封锁新闻，不准湖南的报纸刊登五四运动的消息。因此，湖南学生对五四运动的发展情况了解甚少。邓中夏向毛泽东详细地介绍了五四运动的全面情况，提出在湖南开展爱国反帝斗争的问题。毛泽东非常赞成。他把邓中夏安置在楚怡小学休息后，连夜去找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新民学会会员蒋竹如、陈书农、张国基等人，在后山操坪开月光会，决定邀请各校学生代表于5月25日在楚怡小学集会。

25日，湖南大中专学生领袖20余人齐聚楚怡小学。邓中夏报告了北京学生五四游行示威的情况，以及北京大学学生干事会、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的经过。希望湖南学生组织起来，实行罢课，和北京学生采取共同行动，要求北洋政府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并惩办卖国贼。各校学生代表一致赞成。

27日，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并发表《罢课宣言》，率领全省学生罢课。湖南学生爱国反帝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邓中夏随即赶回北京。

6月1日，北洋政府以大总统徐世昌的名义发布两道命令：一道命令是为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卖国行径进行辩护，一道命令是要求学生立即复课。同时，反动军警在北京街头逮捕大批抵制日货的爱国学生。这更加激起广大学生的义愤，北京学生联合会决定从6月3日起大规模开展街头演讲活动。

6月3日，邓中夏率领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在前门箭楼下用桌子搭成临时讲台讲演，遭到反动军警的殴打而被捕。是日，全市2000多学生上街进行演讲宣传，先后有170多人遭到逮捕。但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没有吓倒爱国学生。当晚，北京中等以上学生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校继续派学生上街演讲，每校每批50人，如这五十人被军警捉去，再派五十人出去，如官厅拘留一人，就一起前去，听他发落。6月4日，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拘捕。到5日上午，被捉去的学生有1000多人。北京原有的监狱容纳不下。军警竟包围北河沿法科北大三院，作为临时监狱。邓中夏在狱中毫不畏惧，向看守的警察展开了强烈的宣传鼓动。

北京政府镇压爱国学生的残暴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为了抗议北京政府迫害学生，支援爱国学生的正义斗争，6月3日，上海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接着，沪上其他纱厂工人、印刷工人、码头工人、铁路工人、电车工人、机器工人、海员工人、电灯厂、电话局和自来水厂的工人乃至清洁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总人数达到6万多人。

在上海工人斗争的影响下，天津等城市的工人也准备举行大罢工。这样，以学生为先锋的爱国反帝斗争，发展成为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在全国人民的一致强烈反对下，北洋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释放全部被捕学生，同时免除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伟大胜利。

邓中夏获释后，立即被北京学联派到上海，发动上海的学生和工人罢课、罢工，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反帝运动。在邓中夏和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的推动下，各地学联相继成立。6月16日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全国学生斗争。当时的《北京大学日刊》经常记载邓中夏的名字与活动。邓中夏成为五四运动中很有威望的学生领袖之一。

1919年秋，李大钊邀请邓中夏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9年7月，是五四时期存在时间最长、规模最大、最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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