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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刘亚生传pdf/doc/txt格式电子书下载

推荐语:

作者:翟玉琢著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6-06-01

书籍编号:30331965

ISBN:9787214188663

正文语种:中文

字数:72758

版次:

所属分类:人物传记-军政领袖

全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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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1948年底,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百万雄师挥戈南下,直逼江南。而在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南京,黎明前的黑暗却更加阴森残酷,国民党反动派在雨花台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展开了疯狂的屠杀。


雨花台位于南京中华门外1公里处,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岗。从公元前1147年泰伯到这一带传礼授农算起,雨花台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相传南朝梁武帝时期,云光法师在这里设坛说法,说得生动绝妙,感动了佛祖,天上竟落花如雨。唐朝时根据这一传说将此地改名为雨花台。由于地势险要,雨花台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东晋豫章太守梅颐曾在此抵抗外族入侵,抗金名将岳飞在此痛击金兵,此后的太平天国天京保卫战、辛亥革命讨伐清兵、抗日战争“首都保卫战”等都曾在此掀起连天烽火,雨花台也因此逐渐荒芜,日见颓败萧条,沦为一片荒郊,成为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刑场。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在全国实施“清党”,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进行大屠杀,雨花台刑场则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最集中的殉难地。


1948年底的一天夜里,北风怒号,寒气逼人。几个狱卒把刘亚生押送到雨花台。刘亚生屹立着,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子弹从他的头顶飞过,敌人把他又押回监狱。


第二天拂晓前,敌人打开了刘亚生的牢门,给他戴上镣铐,押送到了南京东北栖霞山临江兀立的燕子矶。他被紧紧地捆绑起来,并系上一块大石头。敌人对刘亚生说:“到底有没有一线转变的可能?最后再给你一点考虑的时间。”


这时,南京的北方正传来解放军大炮的轰鸣声。刘亚生心情无比激动,他昂首挺立,面向北方斩钉截铁地答道:“听!这炮声就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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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河北省腹地的冀中平原上,有个河间市。河间历史悠久,始于东周,距今有2700年历史。历代在此设郡、立国、建州、置府,是京南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地,素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


在河间古城的西侧,有一条南北通衢的大道,在古代是朝廷专用的北京通往南京的“御道”,后为官民共用。新中国成立前后,曾称(北)平大(名)路、(北)京开(封)路,如今修建成为一六国道。由河间沿此路北行,有一个村庄,古代叫“尊福乡”,后来因距离河间城三十里,改称“三十里铺”。三十里铺西南,相距八里的地方,有一个二三百户人家的村庄,叫“民台头”。


说起这个村名,却是有一段来历。原来紧靠这村的南边,有一个很古老的佛教寺院,名叫“潮海寺”。潮海寺的后面有一座塔,历史悠久,远近闻名,建造得八面玲珑,十分漂亮,八个角上挂着铃铛,风一吹,发出清脆的响声,十分悦耳。塔底下埋葬着潮海寺的一位老和尚,所以这塔是座和尚坟。因为这塔就在“民台头”的村边上,所以这村原来叫“坟塔头”。又因这座塔建在高台上,“塔”与“台”又谐音,所以叫来叫去,就把这村叫成了“坟台头”了。


在坟台头的村西,一道之隔,有一村庄叫孙庄。这两个村虽然都不大,但在旧社会却都有些“坏嘎杂子”。他们无事生非,挑动两村百姓闹起矛盾,不断发生口角,甚至打架斗殴。


抗日战争开始不久,这一带来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创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县、区政府为了教育这两个村的民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团结抗日”,就把这两个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起了新村名,叫“团结村”。但是因为新名生疏,人们叫不习惯,而且团结虽好,但它的反义词却是分裂,人们一叫团结村,就容易想起过去两村的矛盾,进而引发旧恨。于是有人又改村名为“民台头”了。这个名字改得很好,“坟”和“民”韵母都是“恩”,“台”和“抬”又是同音,把“坟台头”改称“民台头”,人们叫起来很顺当,很自然;再者,这个新村名,有着更深、更好的含义,就是两村的人民百姓都抬起了头,都是昂首挺胸、一致抗日的人民了。由于这个村名一扫过去阴影,顺应时代、合乎民意,所以越叫越兴,一直叫到如今。


清宣统二年的农历十一月初六,即1910年12月7日,在民台头村的一户姓刘的农家,一个男婴出生了。按旧时干支纪年,这年岁次庚戌,孩子属狗,又是老大,父母便给他起了个乳名,叫大戌。这个孩子,便是刘亚生。


刘亚生本出身于一个殷实之家,祖父刘义泰是个富户,家有四十亩地,一头牲口,一处大四合院的房子,北屋三间,一明两暗。刘义泰生养了5个女儿,却始终膝下无子。到了五十来岁的时候,过继了叔伯弟弟家的刘洪钧为嗣子。


河间及邻县献县一带,自古以来文风很盛。在民台头村附近,有尊福乡、诗经村、君子馆等村。这些村名都与《诗经》的传承有关。《诗经》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孔子删定《诗经》后传给了子夏,子夏传给了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传给了毛亨。


公元前213年至前212年,秦始皇“焚书坑儒”。毛亨不知何时会大祸临头,携带家眷一路仓皇地从鲁地北上,一步步远离尘嚣,最后来到相对荒僻但水草丰美的武垣县(即现在的河间市),隐姓埋名地居住下来。直到汉惠帝撤销了“挟书律”,天下太平了,毛亨才敢光明正大地重新整理《诗经诂训传》。毛亨死后,他的弟子(一说为侄子)毛苌带着毛亨作的《毛诗诂训传》,在尊福乡一带住下,传授《诗经》。


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诗经》大部被焚毁。西汉时期能讲解、传授《诗经》的只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齐、鲁、韩三家,都是今文诗,而毛诗是古文诗,更为接近原本。历史上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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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公书院


这个尊福乡,就是后来民台头的邻村三十里铺。当年在尊福乡附近,有东西相邻的两个村庄邀请毛苌去讲授《诗经》,为此,这两个村就定名为东诗经村和西诗经村了。西汉时的河间王叫刘德,他是汉景帝的儿子。此人“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广求天下善书,招揽天下名士,收集、整理焚书坑儒后尚存的书籍。他听说毛苌藏有《毛诗诂训传》,就把他招请到河间国都乐城,尊封为博士,并在乐城南边一个地方,就是现在泊头市的严家铺村,建立了一个“日华宫”,请毛苌等人整理、讲授《诗经》等书,并把这些整理好的书籍,献于西汉朝廷。因此,刘德被汉武帝刘彻封为“献书王”,简称“献王”。这就是献县名称的来历。


后来,献王刘德为方便年老的毛苌讲学,就在尊福乡、诗经村的西边,设立“君子馆”,传授《毛诗诂训传》。到东汉时,有位著名的经学家郑玄,搜求各家学说,仔细考订异同,进行归纳和判断,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郑玄作了部《毛诗传笺》来解释《毛诗诂训传》,深受世人赏识。从此,齐、鲁、韩三家的《诗经》逐渐衰废失传,学毛诗的人却多了起来。到了元代,在毛苌生前传授《诗经》、死后葬身的三十里铺,建立了“毛公祠”,后来又建了个“毛公书院”,招收弟子讲学。从此,毛公诗风在这一带得到进一步传承发扬。这就是河间一带历来文风兴盛的渊源,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培养出不少名人。曾在中华民国代理大总统的冯国璋,是西诗经村人;附近郭家村的郭贵瑄,是民国时著名的“河间大才子”,曾任绥远省和察哈尔省教育厅厅长;郭家村还有位抗日爱国将领郭宗汾,曾担任傅作义的副手,对北京的和平解放起过重要作用;还有三十里铺的赵锡章,也是位爱国将领,抗战时期牺牲了。


刘义泰曾在毛公书院里念过书,也受到了毛诗文风的影响与熏陶,把“诗书继世长”的希望,寄托在嗣子刘洪钧身上。他和几个富户商议,合伙办了一个私塾,请了位秀才当老师,一户腾出三间房子作为老师的卧室和教室,其余几户分摊老师的束修钱,也就是工资。学生就是这几户的儿子或孙子,包括刘洪钧,一共五六个学生。他们每年冬春农闲时上学读书,夏秋大忙季节下学种地。就这样,刘洪钧读了四年私塾,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和《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些儒家经典。接着他进入三十里铺的毛公书院进修了几年,随后又跟着一位老中医学了医,并在20岁的时候,考中了廪生。


所谓“廪生”,又称“廪膳生”。在民国以前的清代,各县都有官办的学校,大体上相当于现在的县中学,但开始每年只招20名学生。考上的学生由官家供给伙食,如同现在的助学金,但不是给钱,而是供给米粮。那时官家盛米粮的仓库叫“廪”,或称“仓廪”;古时,饭食称“膳食”。所以享受这种资助的学生,就称“廪生”或“廪膳生”。后来,随着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进步,一个县只招收20名廪生显然太少,就增招20名,称“增广生”;还不能满足要求时,另附带多招20名,称“附学生”。但是,多招的这40名学生,官家不供给伙食,所以不能称“廪生”。县里官办的学校,那时称作“庠”。因此,廪生、增广生、附学生这三种学生,可以通称“庠生”,民间俗称秀才。过去尊奉孔子,县城里都建有文庙,因为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朝廷尊之为“至圣先师”,所以,文庙也称“孔庙”。县里的官学,一般设在文庙里。文庙大院里有供奉孔子的大殿,周围环绕曲水,称作“泮”。考中秀才,要登上泮水桥,到大殿里祭拜孔子。所以,考中秀才也称“入泮”。


刘洪钧考中了功名,也到了“男大当婚”的年龄,应该成家了。于是刘家就托了个媒人给他说了个媳妇,很快就过了门。刘义泰老夫妇两人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特别严重。他们虽然对嗣子刘洪钧不错,供他上学、学医,盼他传宗接代、诗书继世,可是对娶来的过继儿媳妇,就是另一番待遇了。他们叫儿媳妇单吃带糠皮的谷面饼子,家里、地里、场里的活儿,基本上都叫儿媳妇干。尽管儿媳妇任劳任怨,刘义泰老两口还是嫌这嫌那,经常打骂儿媳妇。儿媳妇天天忙于干重活,身体劳累虚弱,生下的孩子都先天不足,头一胎刚生下来就死了,第二胎也是生下几天就夭折了。后来这个儿媳妇竟被刘义泰一杖扎死了。


刘义泰原以为,凭着他殷实的家产,凭着嗣子刘洪钧的秀才功名,很快就能再娶个媳妇来。可他没有料到,有大闺女的人家,虽然都看到刘洪钧的条件好,但一打听,得知过继公婆特别厉害,就望而却步了。因此拖了三年多,刘洪钧将近30岁时,才续上弦。


新婚期间,刘洪钧就把他前妻如何受公婆的气,是如何被扎死的,一一告诉了新妻,叮嘱她一定处处小心留意,更承诺一定会疼爱她、保护她。这个新娶来的儿媳妇很懂礼貌,听说公婆厉害,便很注意孝敬公婆。可是新儿媳妇的这片孝心、善心,并没有换来公婆对她的爱心、良心。他们对新娶来的过继儿媳妇,依然坚持原来的逻辑:吃着我的饭,就得服我管,给我干,不能白接收我的家产。对如此好的儿媳妇,他们总是找茬挑刺儿,不是嫌饭做得不可口,就是嫌馒头蒸小啦,饺子包大啦,再不就是嫌地里的活儿干得不行,反正没个好,时不时还训斥打骂,使儿媳妇受尽了苦楚。


儿媳妇忍受不了公婆的虐待,三番两次想寻短见,吃过火柴,喝过煤油,但她命大,就是死不了。接着她又上吊,幸好被丈夫发现,救了下来。她发誓不给这个家留下后代,寒冬腊月喝凉水,故意使身子受凉,所以数年没有生育。刘洪钧很理解妻子的处境,他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过继父母怨在心里,可又不便发作。只好背地里安慰妻子、帮助妻子。时常背着爹娘,说是外出行医,却到地里帮妻子干活。每当爹娘向妻子发脾气、骂街的时候,他就过去观察动静,劝说爹娘,防护着不叫妻子挨打。这样过了十来年,妻子感受到丈夫对自己的同情与关爱,想到丈夫都快40岁了,再不给他生儿育女,实在对不起丈夫。这才叫丈夫给她开药吃,治疗寒症,第二年就生了个男孩儿,这就是刘亚生。再过四年,又生了第二个儿子,乳名小二,大名为刘捷生。


1918年,大戌已经8岁了,到了该上学读书的年纪。伏天一过,刘义泰按《刘氏家谱》辈行排名字,给大戌取名刘亚生,送入了私塾读书。


刘亚生从8岁上学,读了4年私塾。到12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因病过世。刘洪钧的突然死亡,使全家悲痛万分,也给他的妻子带来更大的困难。这时,过继公婆已经八十多岁了,体弱多病;两个儿子又小,上有老下有小,整个家庭重担,都压在她一人肩上。更使她难以忍受的是,年老的公婆老脾气依然没改,几乎天天耷拉着阴沉沉的脸,骂骂咧咧。特别是刘洪钧死后,他们大骂刘亚生的母亲是“扫帚星的命,克死了男人”,撵着儿媳妇改嫁。可是刘亚生的母亲,既不忍心扔下年幼的儿子,也不忍心丢下年老的公婆,只好忍气吞声,强打精神支撑着这个破碎的家。这位四十多岁的善良寡妇,一天到晚地里、家里忙活着,精神上、身体上备受艰辛。


年少的刘亚生看着母亲的困境,坚决不肯再去上学,要跟着母亲下地干活。可他干活时也总是想着学习,一心二用,不是镰刀割了手,就是锄头碰破脚。母亲看着刘亚生干活笨手笨脚,费很大的劲儿,却干不快也干不好,还不断伤着这,碰着那,就跟刘亚生商量还是让他回去上学。


刘亚生正在犹豫时,正巧大舅来了。那时,刘亚生的舅舅、姨妈们时常到他家来,三天两头来帮着干活,送送东西。刘亚生的大舅正好听到姐姐和外甥讨论上学的事,就建议说:“过些日子,到了秋天,附近石门桥高小招生,让亚生去报考吧,考不上就在家里学着种地;考上就去上高小,学费我来出。”


刘亚生的母亲想着弟弟日子过得不错,和自己又是一母同胞,用不着客气,就对刘亚生说:“干脆,从现在开始,你就别下地干活啦,在家好好复习功课,准备考学吧。”


刘亚生是看着母亲的眼泪长大的,十分同情苦难的母亲,理解母亲的辛酸。从他懂事的那天起,就立志好好读书,长大了养活母亲,让她离开这个狠心的公婆家。他这种想法成了一种思想动力,促使他自觉地勤苦学习。1925年,15岁的刘亚生以优异的学业成绩,考入了邻县任丘石门桥高小。


任丘石门桥高小,是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以后,实行教育改良,由政府建立的新式学校。当时小学分初等、高等两个阶段,一至四年级为初等小学,五至六年级为高等小学。刘亚生从私塾来到高小,开始感受到一些新的时代气息。学校不再像私塾那样,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理,而是读新编的共和国新课本。除了国语、算术以外,还要学一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使刘亚生感到很新鲜,兴趣大增,学习自然也更加勤苦。


“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正当刘亚生日夜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时,他的过继祖父母相继离开了人世。这虽然使他的母亲摆脱了公婆的虐待,却给他的家庭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在祖父母闹病期间,他的五个过继姑姑,轮番以伺候父母的名义回娘家,把家产都耗空了。老人死后,她们又要好装殓、好棺材、出大殡。就这样,连吃带拿、出殡下葬,家产就只剩下了那套空房子和土地。


葬埋了祖父母后,刘亚生又向母亲和舅父们提出要退学,回家帮母亲种地过日子。退学,绝非刘亚生的本意,因为此时正是他求学心盛的时刻,但是他看到破败的家境,想到母亲的艰辛,便不忍心再继续上学。


但是刘亚生的舅舅们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他们认为孩子正是好学上进的时候,怎么能半途而废呢?刘亚生的舅舅们提出,地里的活儿由他们来干,刘亚生的学费他们来出。一切都由他们管,不用姐姐担心,一定要刘亚生把学业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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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二师


刘亚生的大舅还跟姐姐分析道:“咱不能只看眼前,不想长远。亚生高小快毕业了,功课这么好,到年底去报考保定师范,准能考上。考上师范既省学费,毕业后又能当个教师,一辈子的饭碗就有了。眼下再难,也得让亚生上学考学。”


在舅父们的全力支持下,刘亚生读完了高小,于1927年的暑假期间,以高分考入保定二师。


保定二师由著名教育家严修于1904年创建,始称“保定初级师范学堂”。1909年改称“直隶第二初级师范学堂”。曾与湖南第一师范,以及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创办的晓庄师范,一并被誉为“中等师范的光荣代表”。1914年改名为“直隶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此后随着直隶省的取消,易名为“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但在民间一直保留着“红二师”和“保定二师”的称谓。


这时的刘亚生,学业好,品德好,中等偏高的个儿,宽宽的额头,高高的鼻梁,浓浓的眉毛,大大的眼睛,戴一副圆圆的眼镜,显得既精神又斯文,可谓风华正茂,睿智帅气。暑期过后,刘亚生便辞别母亲,背起行李和书籍,步行去了保定,到河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报到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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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亚生考入保定二师的这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并接着在南方各省进行“清党”,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归于失败,中国的政治风云变色。


而此时,我国北方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这里的反革命力量雄厚,又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各派军阀混战的战场,人民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严酷的社会现实,促使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迅速觉醒。1927年8月,中国共产党顺直省委(1928年改称“河北省委”)成立,担负起领导北方革命的任务。当时保定是党在北方领导的革命斗争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而保定二师则是保定市革命运动的核心。


保定二师的学生出身贫寒者居多,年龄相对大些,接受新思想较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学生曾多次掀起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早在1922年,二师校园内就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1923年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1925年建立了党支部。处在这一环境中的刘亚生,在党的影响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心胸豁然开朗。他由破碎的家庭,想到灾难深重的国家、社会;由受苦受气的母亲,想到处于灾难深重中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产生了强烈的追求光明、寻求出路的愿望。很快,他就成为入党积极分子,先后参加党领导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反帝大同盟、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一年后,即1928年暑假之前,刘亚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刘亚生加入共产党,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根本性的重大转折。在这之前,他勤苦好学的思想动力,是为了解救他的母亲,改变他的家庭;但在他接触党、参加党之后,他的思想有了一个新的飞跃,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他求学上进的思想动力,不再只是解救自己的母亲,改变自己的家庭,而是要跟着共产党,挽救中华民族,改变旧中国,解放全国人民,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个思想动力,比解救母亲、改变家庭更强大,也更伟大,成了他的远大理想,成了他一生言行的根本指导思想,指导着他投身革命,奋不顾身,英勇奋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军对我国东北大举进攻,中日民族矛盾尖锐化。在这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蒋介石却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围剿”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则采取不抵抗政策,命令几十万东北军一枪不发,退入关内。仅仅四个月,日本侵略军就侵占了东北三省全境。


东北沦陷后,河北省处于反抗日本侵略的前沿阵地,日军的铁蹄随时可以踏入河北境内。严重的民族危机更加唤醒了河北人民的觉醒,以青年学生为先锋,河北广大群众掀起了抗日爱国运动。在保定,河北大学、保定二师、育德中学等校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先后罢课游行,走上街头、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抵制日货,揭露蒋介石不准抗日、坚持“剿共”的反动政策。刘亚生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


刘亚生由于忙于这些活动和读书,一年多没有回家了,家乡里有的说他在保定参加了“红党”,脑袋上长着长长的红头发。也有的说他参加的是烧杀抢掠的“共匪”。他母亲听到这些传言,十分担心,就托亲友做媒,很快给刘亚生说了个媳妇,并叫他弟弟刘捷生到保定去找哥哥,谎称母亲病重,要他即刻回家。老人以为给儿子娶上个媳妇,就能恋着她不再出去闹腾了。从小就孝顺母亲的刘亚生,听说母亲病重,心急火燎地当天就赶回家来。可是他回到家来一看,母亲不但没闹病,反而很高兴。


“孩子,你可回来了,回来就好呀!”刘亚生的母亲紧紧地拉着他的手,絮絮叨叨地说,“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呀!”


“娘,您这不是挺好嘛!”刘亚生说,“怎么我弟弟说您老病重呢?”


母亲解释说:“娘听说你在保定参加了‘红党’,俺不放心呀,是真的吗?‘红党’是怎么回事呀?”


“哪有什么‘红党’呀!”刘亚生说,“我什么也没参加。”


“家乡人们说你参加了‘红党’,也有的说你参加的不是‘红党’,是什么‘共匪’,尽胡闹,可教娘惦心煞啦!”母亲含着眼泪,恳切地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呀?你就给娘说实话吧。”


“娘呀,请您放心吧!相信您的儿子绝对不会瞎胡来,干坏事,我什么也没参加。”刘亚生看着母亲疑惑的目光,接着说,“就是参加了什么组织团体,也是‘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您老就甭问啦,反正你儿子只能做好事,绝不做坏事,您就放心吧!”


“那就好,那就好!”母亲听儿子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也就不再追问了,而是转了个话茬儿说,“孩子,你都20岁啦,男大当婚嘛!我托人给你说了个媳妇,叫你回来就是给你成家,后天就是个好日子,已经和女方说定了,后天一早儿就送过来,给你们结婚。”


刘亚生连连摇着头说:“那可不行!我还上着学呢。”


“孩子呀!娘给你说实话吧,我已经年过半百啦,俺想把媳妇娶过来,你们就守着老娘过日子吧!”母亲接着说,“也省得俺常惦记着你。”


“娘呀,国家,国家,国和家是连在一起的。”刘亚生耐心地说,“眼下国家内忧外患,日本侵占了东三省,还要侵占华北,国家要是亡了,家也就没有了。您老想想,咱能过安稳日子吗?我还是先回去上学,过几年再结婚吧!”


“结婚也不耽误你上学。”母亲退了一步说,“媳妇娶过门来,你再去上学呀!这回就得听娘的,俺已经和女方说定了,不能再改啦。好儿子,顺者为孝呀!”


刘亚生想着母亲的良苦用心,看着母亲为难的表情,只好答应了,过了两天便和农家女子刘素明拜了天地。这场婚姻本不是刘亚生心甘情愿的,婚后三天,刘亚生不听母亲的劝阻,就回到了保定二师。


刘亚生回校后,又立即投身于党的活动中。1931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他带领几个同学,正在保定郊区的街道上散发抗日救国、抵制日货的传单,刷写爱国抗日大字标语。这时,突然闯来一伙国民党军警,不容分说就把刘亚生等抓住,戴上手铐,押进警车就走。刘亚生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质问军警:“你为什么随便抓人?宣传抗日救国有什么罪?犯什么法?”为首的军警说:“这你甭问,抓你们是上司的命令,我们是执行军令,例行公事的。”


在刘亚生的带领下,同学们个个举起戴铐的双手,高呼着“抗日无罪,爱国有理”“反对投降卖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被军警投入监狱。当晚国民党特务对刘亚生等进行了审讯,逼问“带头闹事”的刘亚生是不是共产党员。刘亚生等一口咬定:俺们只知道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还要侵占华北,俺们不愿当亡国奴,就自动起来宣传抗日,不知道什么共产党,和共产党根本没关系。这样,特务们也就没法定他们“政治犯”的罪名,但一时也不释放他们。


刘亚生被捕入狱的消息传到家乡,他母亲焦急万分,就找亲友们借债,变卖衣物,好不容易凑了十块大洋,让刘亚生的弟弟刘捷生带上,到保定去探监。


刘捷生到了保定,人地两生,从小又被过继祖父刘义泰打聋了耳朵,不便问路,就按母亲的嘱咐,到了一个亲戚家,由这位亲戚带领,到了监狱。当时,反动当局怀疑刘亚生他们当中有共产党员,看管得很严,经刘捷生和那位亲戚苦苦哀求,花钱打点,好不容易才见了哥哥一面。刘捷生一见哥哥就泣不成声了,而刘亚生却很沉静,他一再嘱咐弟弟,回家好好劝解母亲,转告她老人家,哥哥没做坏事,没犯什么罪,很快就会出狱,千万不用惦念。


刘亚生被捕入狱后,学校党组织通过关系积极营救。和刘亚生一起被捕的一位同学,有个亲戚在国民党里混事儿,同学的父母也找亲戚说情,要求放人。国民党特务尽管怀疑刘亚生等是共产党,但找不到任何证据,定不了“政治犯”的罪,长期羁押他们也会招来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押了半年多就把人释放了。刘亚生和同学们又回到学校,开始了新的斗争。


1931年,中共保属特委、保定市委就设在保定二师校内,领导保定市及周围各县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由此,保定二师被誉为“北方小苏区”。到1932年春,学校中的党、团员和反帝大同盟、左联等组织的成员已达二百多人,占学校学生总数的一半以上,被称为“红二师”。九一八事变后,由于二师的学生坚决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积极进行抗日宣传和抵制日货活动,因此,国民党保定反动当局把二师视为眼中钉,先是逮捕宣传抗日的学生,随后又命令潜伏在二师的国民党员和“国家主义派”分子,加紧监视进步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活动;并散布谣言,组织所谓“读书会”,到天津向河北省教育厅告密。河北省教育厅勾结保定市政府,开除了五十多名学生,勒令三十多名学生休学;并于1932年4月初提前放假,遣散学生,又于6月初查封学校,撤换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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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定二师的七六护校斗争烈士雕像


中共保属特委立即组织二师党、团员,团结进步同学,建立护校委员会,开展护校斗争。反动当局派来数百名军警将学校团团包围,使校内五十多名学生断了口粮。刘亚生按照党的指示,和其他几位同学负责学校内外联系,筹集粮食和食物,支持校内同学。护校斗争从1932年6月中旬开始,坚持到7月6日。反动政府恼羞成怒,于7月6日拂晓,以一千五百多人的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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